杰亮

中国的新左派

Li He 文 盎山 译

       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准备迎接改革开放30周年，而今，来自不同学派的各种思想对国家意识形态形成了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新左派”。新左派強调通过国家的权力量，来矫正由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引起的不公平以及其他负面影响。
                        
        新左派是一个松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通过在刊物和网络上发表文章，来不断地吸引公众注意，给政治讨论施加影响定调。不少新左派有留学西方的经历，其中一些仍在海外居住。他们不是持不同政见者，也没受到政治流放，他们呼吁在“体制内”进行改革。但他们并不是“领导的笔杆子”，后者大多是毛统治下的国家干部，今天的新左派学者是“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按照西方的说法，他们可以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问题上公开发表意见的知识分子。
                        
        新左派的观点对中国的年轻人很有影响。新左派反对盛行的、以市场效率和全球化为名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在这种斗争中，普通农民和下岗工人也成了他们天然的同盟。
                        
      新左派的观点在互联网上不断出现，受到不少追捧。一个主要的左翼网站——“乌有之乡”自从2003年建站后已经有4,700万的访问量。在百度上搜索“新左派”，能得到15万条查询结果。
                        
        胡温对“和谐社会”的强调，反响应了新左派对农民、社会公正和福利问题的关注。更有消息称，新左派受到了胡温的赞同和支持。
                        
        当今领导层的政策反映了新左派的影响。2005年底，胡锦涛和温家宝发布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和谐社会”的蓝本。自从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这是第一次没有把经济增长说成是压倒性的国家任务。相反，他们谈及引入福利国家的某些特色，承诺在养老金、失业补贴、医疗保险和产假等方面的投入将以每年20%的水平增长。对中国农村，他们保证会禁止随意收税、改善医疗和教育。他们还承诺会减少20%的能源消耗。
                        
        相比毛时代的单一意识形态，中国的知识分子在21世纪初已经开拓了一个公共空间，其中各种各样的理念从20世纪末就开始了激烈的角斗。这使共产党作为意识形态唯一来源的角色受到弱化。
                        
新左派的形成
        1989年6月前，中国知识分子为党内的改革派提供了主要的社会支持，而保守派主要集中在国家官僚体制内。在80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通常分为两个阵营：改革派和保守派。
         
左还是右？

类别                                 西方 中国（1978-1989） 中国（自从1990年）

左 自由派                         保守派（主要在国家官僚中）                                      新左派，代表底层
右 保守派                         改革派（受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支持）                         自由派（也叫“新右派”），代表中产阶级
                     
        在80年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持相同的观点——支持改革开放，认同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相信这些与五四运动精神一脉相承。在1979-1989的第一轮改革开放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支持改革。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2 08: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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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0年代，一系列事件导致知识阶层发生分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化的危险。突然间，资本主义变得并不能万无一失地确保繁荣富强。进而，在1999年，北约“误炸”了中国在贝尔格莱德的大使馆，在普通市民和游行的学生中激起了愤慨。中国的新左派采取了强硬的民族主义姿态，而自由派则为潮起的民族主义而忧心不已。
                        
中国新左派的主要代表

领军人物(教育·经历·海外·经历·职务·活动)

汪晖（1959-）
南京大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哈佛、UCLA、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Nordic亚洲研究中心、柏林高级研究所。 1996-2007年《读书》主编之一。

崔之元（1963-）
芝加哥大学硕士、博士。MIT、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哈佛、柏林高级研究所。清华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强调经济民主化。

甘阳（1952-）
北京大学硕士、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 香港大学研究员。主编了颇具影响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

王绍光（1954-)北京大学学士、康奈尔大学博士。耶鲁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强调需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平等不断加剧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贫富的两极化震动了新左派，他们决心维护贫困层的利益，要求改变改革的方向，主张采用强有力国家力量保护贫困层。
                        
         新左派”这一词被用来标明他们和老旧左派的不同，后者是顽固的毛分子。很多新左派学者拒绝被标记成“新左派”。他们更喜欢“自由主义左翼”这个名头，因为左派在中国臭名昭著，总让人联想起文革中的左派。
                        
       汪晖、崔之元、甘阳和王绍光是左派学者的领军人物。如上表所示，他们是中年知识分子，在西方受过教育或者生活过。难怪，他们会熟悉西方最新的、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评，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并利用这些来评价中国现代化中的问题。然而，新左派也各有不同，有的强调国家的角色和民族主义，有的重视社会公正，还有一些强调毛主义的实践。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论战

        在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大体上分成了两个阵营——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90年代中期，两方爆发了一场论战，这是自49年以来以及经济改革之初在大陆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场面。他们针对经济改革的成果和方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
                        
        主要的辩题是国家的角色问题。自从92年小平南巡后，国家的角色被弱化了。自由主义者认为，为了促进不断增长的市场经济，国家必须放权，但新左派阵营中的王绍光和胡鞍钢不这么认为。1993年，他们两人发表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坚决主张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主导市场改革。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不认为中国政府真像王、胡说的那么软弱，还是坚持无论如何政府都该在经济中放手，以解放市场。但政府却不愿轻视王和胡的意见，他们的报告促发了94年1月的税务改革，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责任分开，这一措施的社会影响至今仍在不断延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2 08: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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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新左派学者并不希望取消市场、回退到前苏联经济模式。他们主要期望的是：一个国家管制的市场经济，伴有社会保障体系来减少不平等和保护环境。甘阳把新左派称为“新政自由主义”。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公有成分被私有化、并出现积极参与政治的新中产阶级后，自由才可能到来。
                        
        90年代以来，全球化成为中国学术圈中最重要的话题。相关的讨论吸引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两个阵营的学者，并促进了最高领导人对全球化的认识。自由主义阵营的学者认为，虽然全球化会带来的一些负面效应，但中国还是该拥抱加入全球化的进程。
                        

经济改革的辩论

要点                                 新左派                                                    自由主义者

国家的角色                         主导                                                最小化国家干预
市场的角色                         促进增长但产生贫富差距                 促进增长、效率，约束专断的国家权力
国家改革                            向监管转变                                      私有化
宏观经济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                                   新古典主义
全球化                               挑战                                                 有益
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市场化改革的负面结果                     腐败、权钱交易、专制

                        
        新左派则认为，中国卷入全球化已经导致了资本主义毫无制约地在中国蔓延。他们声称，中国的社会问题不是别的，就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过的西方传染病和市场传染病。自由主义者坚持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内部，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深化改革，特别是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同步进行。相反，新左派相信这些问题的根源主要在外部，其根源是全球化、国际资本和市场经济。在全球化问题上，一些新左派加入了民族主义大军。
                        
        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也是近年来的讨论热点。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市场并不是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是腐败、权钱交易的结果；收入不平等的真正原因是专制。新左派强调经济上的公平，而不是不计代价的经济增长。他们认为，彻底地背离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收入再分配理念是无情的、不道德的。
                        
        有关产权改革的争执也激发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辩论。私有化过程中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这已备受指责，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融教授郎咸平使用会计方法以及知名企业如海尔、TCL和科隆的数据，展示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一些新左派很快给领导层写信，呼吁调查郎咸平所指控的问题；最终中国证监会发现确有违规行为。

        自由主义经济家（也称主流经济学者）认为国有资产流失可能会导致社会不平等；但是，如果经济转型停滞下来，不平等和低效率都会出现，因而，诸如私有化之类的改革应该加快，而不是停滞。另外，自由主义经济家警告，对个人企业家侵吞国有资产的反对声越来越高，这可能会导致产权改革的减速，恶化投资环境。他们认为，企业家为中国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应该受到更多的尊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2 08:24 编辑 ]

杰亮

虽然自由主义经济家为管理层收购股权而辩护，但公众舆论强烈地倒向了郎咸平。讽刺的是，中国虽然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路和新自由主义者更近——后者主张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而不是倾向于批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新左派。
                        
        另外一个争议点是物权法。2004年，中国宪法做了修正，提出“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了使这个说法有实际的定义，需要一个完整的物权法。2005年，北大的法律教授、新左派学者巩献田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指责物权法违反宪法，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他声称，物权法草案规定国有、集体所有、私有三者是平等的，这是“违宪”的。巩献田认为，该草案会“进一步加速私有化进程，促使两极分化，造成贫富更大的悬殊和社会的严重分化和尖锐对立”。
                        
        巩献田的公开信在法律界引起了巨大争议，促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讨论。而立法的过程被延迟了。显然，呼吁“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和“和谐社会”的中国领导意识到了，巨大的贫富悬殊会导致社会和政治风险。他们必须考虑新左派的看法和建议。政府明确物权、卖掉低效率的国有企业，受到新左派的强烈批评。他们认为这些政策会使一小部分富人得益。
                        
        物权法的支持者主要是中国重要部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家，他们说，肯定物权法（特别是私人所有权）保护了数百万的工薪阶层和私人企业家的物质利益。它会鼓励更多的人为自己、为国家创造财富。它还会帮助私有经济防止经济犯罪，如他们员工的侵吞。
                        
        该法案本来是计划在2005年通过的，但由于这些反对意见，上了立法日程却又被拿了下来。物权法的最终版本包含了针对这些反对意见而制定的补充条款。虽然在修正后得到通过，但这是中国立法史上的首次——一个法律建议案因汹涌的公共意见而延迟通过。
                        
        总的说来，在市场和国家、国际和本土、西方和东方这些二元对立中，自由主义者倾向于为前者辩护，而新左派倒向后者。自由主义者相信，从长远看自由市场会支持增长，支持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和争取政治权力，而激进的左派则毫不含糊地声称他们站在被剥夺者和受压迫的社会底层一边。虽然两方阵营的学者都占据了顶级研究结构的位置，但自由主义者有更大的影响力，他们的声音比新左派更受重视。
政党权力 (party-state)和新左派
        党的宣传机器既不和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新左派唱一个调，也不与主张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者合拍。政府曾支持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引人瞩目的批判。2007年7月，长期任职《读书》主编的汪晖和黄平被解职。此前，在其他的官方媒体上出现了对两人的一系列攻击。
                        
        虽然和执政党的关系并不稳定，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出版自己的期刊。《读书》、《天涯》、《二十一世纪》、《公共论丛》、《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是他们观点交锋的主要战场。学术性刊物的出现使学者们能彼此分享观点、辩论关键问题，并影响决策。

信息自由一直被视为中国自由化的关键，如今互联网传播的信息量是以往难以想象的。互联网被广泛使用，政府再难以垄断信息来源。此外，非官方刊物、研究团体以及私人智库组织的研讨会都有助于传播各自的信息。
                        
        北京当局已经很能容忍一些敏感问题的学术讨论，这种态度目前看来还会持续。这可以用几个因素来解释。首先，由于中国改革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中国正在经历着没有足够理论基础和指导的巨大变化。为了收集更多的思想和更多的政策选择来促进现代化的目标，共产党可能会持续支持对经济改革的公共讨论，前提是不危及他们在现有体制的统治地位。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2 08:32 编辑 ]

杰亮

其次，为了达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他们必须向西方学习，但又要防止西方思想在国内孵化异见。
                        
        第三，当权者内部的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互相制约，都想限制对方发展理论一致性框架以支持他们政治立场。Peter Moody说的对，中国的政治方向是由当权者角力决定的，思想是他们彼此竞争的工具。                 
辩论的影响
        过去十年里，思想界的讨论经历了巨大的转变。首先，在9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争论刚开始之际，这些讨论仅限于北京和上海的一些知识分子精英圈中，他们的文章被视为艰深、晦涩。现在，他们的争论不仅吸引了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员，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工薪人士和网民。
                        
        其次，辩论的中心已经从对理论的关注，转向和普通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例如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
                        
        第三，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关改革方向和策略的辩论已经变得激化。他们的争论不再仅是“茶杯里的风暴”。实际上，“争夺话语权”已经成了中国媒体的常用语。
                        
        并且，如今有各种各样的途经来传播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思想。辩论不仅出现在传统的平面媒体上，更重要的是在网络世界里。敏感的话题频频出现在互联网上，因为在网络上思想传播得更快、更方便。意识形态多样化的确会成为对共产党的挑战。然而，目前为止，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之间的思想讨论对改革产生的作用还是积极的。
                        
        第一，这些讨论使公众注意到了重要政策变化产生的后果。例如，中国左翼知识分子不断利用 “乌有之乡”网站这个平台，来质疑政府全民皆商的议程。他们着重指出了这种路线的负面社会影响，激起了一波又一波关于发展方向的讨论。在《读书》发表“三农问题”（农业、民、农村）的文章前，政府都不承认存在三农问题。但两年后，这个问题摆上了全国人大的日程。在过去几年，领导层强调了政策要从以增长为中心转变到更平衡的以发展为中心。
                        
        第二，这些讨论给决策者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增大了政策选择的范围。他们的一些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成了官方的政策。从70年代末期开始，决策过程比以往公开，开始受到来自政府机构之外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有关政策有效性的公开辩论影响了公众意见，在某些情况下还带来了政策的变化。王绍光和胡鞍钢在93年有关国家能力的报告，被视为对经济改革的重要贡献，对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证明是有帮助的。
                        
        崔之元对“股份合作制”的观点也产生了政治影响。1994年，崔之元写了篇文章，主张继续保持“股份合作制”——一种劳资合作关系。一位高层领导人读了这篇文章后，决定允许“股份合作制”在农村继续存在。共产党的集权化决策方式有很多缺点，但也有优点——它使得激进（但言之有理）的理念较为容易落实，只要能说服最高领导层。
                        
        第三、虽然北京既不支持新左派，也不支持自由主义，但他们的辩论还是促成了很多新思想、见解和路线，可供决策层择优录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种新模式的一个样板。从自由主义者那里，中国领导人继续了“不断试验”的思想——一种渐进改革而不是休克疗法，还接受了市场会驱动经济增长的意见。而新左派则让领导层注意到了不平等的问题和环境问题，促使他们去寻求能把合作和竞争结合在一起的新体制。用汪晖的话说：“在过去，政策是由政府内部制定，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政策创新）是由社会而来。”
                        
        最后，思想讨论也拓宽了决策者的视野。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的讨论已经渗透到官方话语。例如，“社会公正”这一词，在90年代被广泛讨论，现在成了官牍中的常用词汇。中国人喜欢争辩：到底是知识分子影响了决策者，还是决策者利用知识分子作为传声筒，来推进他们自己的观点。不管答案如何，这些思想讨论都成为了政治过程的一部分，为当局扩大了政策的选择范围。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访问学者。
资料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2008年10月21)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2 08:37 编辑 ]

杰亮

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

作者:王绍光

在1990年代短暂地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在社会市场里，市场仍然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机制，但政府通过再分配的方式，尽力对与人类生存权相关的领域进行“去商品化”，让全体人民分享市场运作的成果，让社会各阶层分担市场运作的成本，从而把市场重新“嵌入”社会伦理关系之中。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显示，中国政府既有政治意愿也有财政能力来充当社会市场的助产士，虽然无论在意愿还是能力上，两者都有待加强。今天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严重的问题，但社会政策的最终出现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

　　

一

　　这篇文章标题中的"大转型"（great t ransformation ）和"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 ）都是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那儿借来的。1944年，波兰尼出版了他的巨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尽管距这本书初版，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但正如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 h E.Stiglitz）在该书的新版前言中所说，"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常让人们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时决策者不再着力于基本保障和平等，而是大讲"发展是硬道理"，致力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为了追求效率或整体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化，其他一切都要让步，包括公平、就业、职工权益、公共卫生、医疗保障、生态环境、国防建设等。当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一个"下溢假设"（trickling down effect ）相当盛行：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他一切问题都迟早会迎刃而解。

　　在这种意识形态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分三个阶段经历了从伦理经济演化到市场社会的转变。第一阶段是市场的出现（1979-1984年），其间零星的商品交易市场开始出现，但它们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仍十分有限，行政权力对经济行为的干预依然很强，非市场体制与关系仍然占据上风。第二阶段是市场制度的出现（1985-1992年），其间一套相互关联的市场制度开始出现，如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土地市场等。到这个阶段，等价交换、供求关系、竞争等市场原则开始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但它们还没有大规模侵入非经济领域。第三阶段是市场社会的出现（1993-1999年），其间市场原则开始席卷非经济领域，大有成为整合社会生活机制的势头。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转变，伦理经济的格局逐步瓦解。各级财政之间的关系从"大锅饭"变为"分灶吃饭"；政府财政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从"软预算约束"变为"硬预算约束"；在给农民生产自由的同时，农村实行的大包干解除了集体对个体的责任；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打破了城镇职工的"铁饭碗".随着农村里的村庄和城镇里的单位逐渐剥离社会职能，演变为纯粹的经济机构，村民和职工的生老病死、福利待遇便失去了保障，必须靠个人花钱购买。

　　市场原则干预的范围可以用商品化的程度来衡量。卫生领域就是一个例子。改革开放以前，在卫生总费用中，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公费医疗加劳动保险）占80%以上，患者自付部分低于20%.因此，那时虽然有"看病难"的问题，却没有"看病贵"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支出部分开始缓缓下滑，但政府预算支出部分的比重仍在上升，一度升至接近40%.1980年代中期是个明显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双双急剧下跌，到新世纪的头几年跌到谷底。2002年，前者所占比重降至15.21%，后者的比重降至26.45%，两者加总不过41.66%.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支出萎缩的后果是居民个人卫生支出的比重节节攀升。1980年，居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过23%；2000-2002年间，这个比重已高达60%.换句话说，中国的卫生体系已经变成了一个主要由私人筹资的体系，公共支出只是填补空缺。这个转变从根本上将治疗疾病的责任由从前的政府或社会保险承担转向病人自己承担。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卫生总费用中居民个人支出部分在发达国家平均是27%，在转型国家是30%，在最不发达国家是40.7%，在其余发展中国家是42.8%；中国的医疗卫生领域此时恐怕已变成世界上最市场化的领域之一。市场只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服务，无怪乎现在相当多的中国城乡居民抱怨"看病贵"。

杰亮

　医疗卫生只是受市场原则侵蚀的非经济领域之一；在此期间，教育等其他非经济领域也或多或少受到市场力量的冲击。用波兰尼的话来说，在中国转向市场社会时，经济试图"脱嵌"于社会，并进而支配社会。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伦理经济向市场社会演化对中国而言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转型。

　　

二、保护性反向运动的兴起

　　波兰尼指出，一个"脱嵌"的、完全自我调节的市场力量是十分野蛮的力量，因为当它试图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为纯粹的商品时，它必然导致社会与自然环境的毁灭。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高速增长，但一味追求GDP 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改革初期并不凸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触目惊心，包括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和贫富悬殊。人们开始体会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

　　更重要的是，在市场社会里，人们的生计完全依靠市场。由于市场只为有支付能力的人服务，人们的福祉取决于其支付能力。因此，普通工农大众享有的保障和救助越来越少。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让千千万万的人痛感经济与社会安全的缺乏。在他们看来，市场社会强加给自己的负担过于沉重，难以忍受。在这个背景下，市场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有关市场改革的共识破裂了。

　　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市场导向改革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市场"、"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改弦更张、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启动了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

　　这时政策制定者也开始认真对待邓小平发出的警告："如果搞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为了缓解社会矛盾，中国政府开始花更大的气力来"兼顾"公平。比起以前，现在的"兼顾"终于有了实质内容。"兼顾"的具体做法是用"去商品化"的方式将经济关系重新"嵌入"社会关系。这里"去商品化"是指把一些与人类生存相关的服务（如医疗、教育、养老等）看作基本人权而不是市场交易的标的物，其目的是让人们可以不完全依赖市场而生存。

　　在计划经济、单位体制已经解体的局面下，要达到去商品化的目的，必须建立一个再分配机制：一方面，人们依其收入水平向国家缴税；另一方面，人们依其需要从国家的再分配（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公共服务）中受益；而缴税水平与受益水平没有必然关系。再分配用国家的强制力打断了市场的链条，把全体人民重新链接起来，这就是中国最近几年正在发生的变化。

　　如果说从1978年开始到1990年代中期中国只有经济政策、没有社会政策的话，我们看到社会政策正在中国大地上出现。19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在减贫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过，减贫恐怕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而不是社会政策的成就。这从一个简单的观察中就可以看出：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扶贫力度加大的同时，减贫的速度却放慢了。另外，正如本文后面提到的，早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地方便开始试行带有社会政策色彩的措施，如1986年开始试行的农村低保，1993年上海开始建立的城市低保制度。但当时这类措施要么局限在小范围内，要么只有政策宣示，缺乏贯彻力度。以下数据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社会政策是最近几年的事。

　　表1列举了最近几年出台的一系列社会政策。可以看出，新世纪到来以前，可以算得上社会政策的只有1999年出台的"西部大开发".绝大多数社会政策也就是最近五六年推出的。以下两节我们将展现一批图表，意在证明这些社会政策不仅仅是文件上的东西，而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分析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些社会政策归为两大类：一类的目标是缩小不平等，另一类的目标是降低不安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4 08:2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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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缩小不平等

　　从收入差距的构成上看，中国的收入差距可以分解为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以及地区之间收入差距。研究表明，中国整体收入差距的很大一部分源自于地区之间的差距和城乡之间的差距。因此，为了缩小整体收入差距，必须首先尽量缩小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

（一）缩小地区差距

　　缩小地区差距的主要措施是加大中央政府对各省尤其是中西部经济相对落后省份的财政转移支付。1993年以前，中国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的包干制，这种体制对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十分有利，因为它们的财政资源相对比较充裕，且不必与别省分享来自本地的税收。但对财政资源贫乏的中西部省份来说，没有外来的财政转移支付，它们便难以为本地居民提供像沿海省份那样的公共服务，更没有能力像沿海省份那样拓建基础设施、投资产业项目。1980年代中期以后，地区差距不断扩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财政包干制。

1994年，中国政府对财政体制作出重大调整，将包干制改为分税制。这次改革从根本上扭转了"两个比重"连续15年的下滑趋势，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为它加大对各省的财政转移支付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图1可以看得很清楚，自1994年以来，中央对各省财政转移支付的总量一直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尤其是1999年以后，几乎是一年上一个大台阶；到2007年已达到16000亿元的水平，是1994年转移支付总量的近8倍。1999年之所以成为转折点，显然是与当年中央政府正式宣布进行"西部大开发"相关联的。

　　哪些地区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受益者呢？据财政部统计，1994年至2005年期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总额中，东、中、西部分别占10%、44%、46%.大规模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有助于缓解各地区间财政收支的不平衡，也有助于促进全国各地区协调发展。图2似乎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到，就GDP 增长速度而言，在实行分税制以前，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经济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自1994年以后，各板块的增速开始逐渐趋同。2005年，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的增速分别为13.13%、12.54%、12.81%和12.01%，差别已经不是那么明显。

　　各区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同有利于遏制地区差距恶化的势头，并可能导致地区差距的缩小。图3展现了按照不变价计算的1978年到2005年省际人均GDP 基尼系数的变化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1983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地区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代是地区差距持续快速扩大的时期。转折点是1999年。中央政府宣布"西部大开发"以后，虽然地区差距仍在继续扩大，但速度明显放缓。

　　更为可喜的是，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在2004年出现了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逆转；2005年，地区差距进一步缩小。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便带来了如此显著的变化，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

　　（二）缩小城乡差距

　　众所周知，中国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比较大。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如按总体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全国的收入差距并不是最高的，低于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然而，中国城乡差距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构成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特点。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4 08: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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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农村居民采取了"少取"和"多予"两套策略。"少取"最明显表现在取消农业税上。农业税是最古老的税种之一，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改革开放以后，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9年的31%下滑到2005年的12.6%.但在1986-1996年间，各种农业税收（包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却不降反升，从2.1%攀升到5.3%.1996年以后，农业各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开始回落，可是直到2005年，仍高于1985年的水平。这一年，农业各税加在一起总额达936.4亿元。换句话说，即使不算苛捐杂税，农民的正税负担在很长时期里也相当沉重。

　　在2004年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宣布"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当年，8个省全部免征农业税，12个省农业税税率降低3%征收，11个省农业税税率降低1%征收。2005年，多数省份自主决定免征农业税，进一步加大了减免的力度。最后，原计划到2008年的全面取消农业税提前到2006年完成，这意味着9亿农民不必支付当年本该缴纳的千亿元左右农业税，人均受益100多元。

　　早在1980年代中期，农村的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苗头已经出现，这实际上是在农业税以外加在农村居民身上的额外税负。尽管从1990年代初起，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把农民负担严格控制在农民人均纯收入5%的范围内，但在相当多的地方（尤其是中部农村），农民负担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愈演愈烈。

　　究其原因，中央"请客"（出台诸如九年义务教育等政策）、基层"付账"（要求乡镇财政负担执行这些政策的成本）的做法难辞其咎。2000年，安徽省开始试点"费改税".试点之初，并没有强调要对试点省进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希望地方能够自我消化收支缺口。但各地的改革试点工作很快暴露出地方财政存在的巨大缺口，严重影响着农村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和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这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2002年，国务院新增16个省份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作为扩大试点的配套措施，财政部出台了《农村税费改革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办法》，当年安排的转移支付总额增加至245亿元。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全面铺开。

　　从图4可以看出，这以后中央财政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年年大幅攀升。

　　"多予"方面的政策力度更大。1997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资金不过区区700余亿元。这类资金在2001年上了一个大台阶，达1900亿元；但其后两年变化不大。2004年是个转折点，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比上年净增700余亿元，达2626亿元；其后，每年的增幅都在500亿元上下。2007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达3917亿元，相当于1997年的5倍多。

　　"少取"和"多予"双管齐下似乎已经初见成效。如图6所示，在经历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急剧恶化后，从2003年起，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已稳定在一个很窄的区间；而城乡居民人均医疗支出和文教娱乐支出（其中教育支出是大头）的差距已开始呈现下滑的趋势。随着公共财政担负起全民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的责任，我们可以期待，城乡差距扩大的势头将会在不久的未来受到遏制，甚至出现逆转。

　　

四、降低不安全

　　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风险；任何人都可能陷入无助的地步，而责任不完全在他们自己。虽然家庭和民间组织可以缓解这些风险对某些个人的危害，但它们并没有能力帮助所有人抵御这些风险。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农村的社队和城镇的单位是抵御这些风险的庇护所。随着社队和单位的瓦解，这些风险必须由政府强制全社会来承担，为所有人提供最起码的经济安全。

　　但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政府并没有足够重视自己在这方面的责任。这种状况在过去几年开始得到扭转。下面的几个图表展示了在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的新进展。

　　（一）最低生活保障

　　中国政府对经济安全重视程度的迅速提高，可以从其对最低生活保障的态度上看得很清楚。

　　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是最近的事。此前，大多数中国人一直以为，贫困只是一种农村现象。但随着下岗失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日趋严重，城市贫困逐渐凸显。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4 08: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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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在1993年率先建立了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制度。1997年，在大规模"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启动之时，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城市低保制度。但当时的紧迫感并不太强烈，在此后的三年多里，全国低保覆盖面扩大缓慢。2001年下半年，转折点出现了，中央要求扩大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困职工低保的覆盖面。

到当年年底，低保人数在六个月里翻了一番，增加到1170万人。次年，中央政府对全国民政系统进行了总体动员，发动上百万人参加对全国所有低保对象的集中排查，力争对各地城市贫困人口做到"应保尽保".各地政府不敢怠慢，结果低保覆盖人数逐月攀升，到2002年底，总数已达2054万人。其后几年，低保人数在2200万上下浮动，基本上将全国城镇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都纳入了保障范围（见图7）。

　　在城市低保覆盖面扩大的头几年，覆盖面扩大的速度远远快于低保资金投入的速度。结果，在覆盖面扩大的同时，人均低保补助水平却下降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各级政府都加大了对低保的财政支持力度。自2001年起，人均低保补助水平逐年增加，2006年达千元左右，比2001年的水平翻了不止一番。

　　城市贫困问题固然麻烦，但更严重的贫困问题存在于农村。到2005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年收入低于683元）还有2365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年收入低于944元）还有4067万人，两者相加总计6432万人。如果换用联合国的标准（一天一美元），生活在贫困水平以下的农民则有一亿人以上。

　　从1997年开始，我国部分有条件的省市开始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省市相继出台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以法律形式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范围。但税费改革以前，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对农村特困户的救济金大部分来源于"村提留和乡统筹".因此，那时不可能建立规范的农村低保制度。只有在农村税费改革取得一定进展后，建立农村低保才有了财政上的保障。正是在这个背景下，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5年底，全国共有14个省全面建立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6年底，出台了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策文件的省份增加到22个，全国共有约1500万农村特困群众被纳入了农村低保的保障范围。除此之外，还有1200多万人属于"农村定期救济"对象。两者加在一起，人数为2723万（图8），略高于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但还未能涵盖低收入贫困人口。

　　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发〔2007〕1号）明确提出：要于年内在全国范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件的农村贫困人口纳入保障范围，重点保障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并确保在年内将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到户。这样，农村最困难的群众第一次被纳入了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实现了从农民集体内部的互助共济体制过渡到国家财政供养的历史性转变。尽管目前农村低保的补差水平还很低，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国家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农村低保水平一定会逐步提高。

（二）医疗保障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强调平等原则的社会。那时，在城市有为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和事业单位雇员建立的公费医疗制度，以及为国有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职工建立的劳动保险制度。农村则普遍实行以社队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制度。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当时的医疗服务质量不高，但是，这套医疗卫生系统为绝大多数城镇和农村居民提供了廉价、平等的基本医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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