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汪晖,1959年出生于江苏扬州。1981年扬州师院中文系本科毕业。1985年南京大学硕士。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与友人共同创办《学人》丛刊，1996年至2007年担任《读书》杂志主编。2002年受聘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先后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代表著有：《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死火重温》、《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著作）等。编有《文化与公共性》、《发展的幻象》等多种著作。不少论文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法文等。汪晖被认为是“新左派”的核心人物，他自己起名为是“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为未来而辩论」一文的作者认为:19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发生了一场关于中国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激烈辩论。讨论的激烈程度表明，我们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是如何不确定。过去内在于当下，对于过去和当下的理解的不确定导致了未来的不确定。关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分化、环境危机以及制度创新等问题的讨论，包含着对于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的深刻思考。

目录
(1)为未来而辩论(第1－第4楼)
(2)中国的新左派－汪晖认为自由市场不等于民主(第5－第10楼)
(3)中国的新左派(第11－第15楼)
(4)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第16－第25楼)
(5)200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化之争(第26－第32楼)
(6)“新左派”学者崔之元解读制度创新与经济民主(第33－第40楼)
(7)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第41－第43楼)

为未来而辩论

作者:汪晖

三十年改革的复杂性

     
    自从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但它同时带来了社会的再次分化。这些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辩论如何解释这些相互矛盾的现象。1970年代中期之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中心的发展主义话语在许多国家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这种话语以私有产权、自由市场以及形式民主的理念来批评国家干预以及福利国家传统，反对大众民主以及任何社会主义遗产。在1980年代后期，这一思潮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强烈反响。在冷战结束以及社会主义体制解体的历史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成为解释改革进程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这种主流话语建立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干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私有产权与国家所有权的两极对立上，用这一二元对立的框架来解释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然而这一主流话语，并不能充分解释中国和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阶级、阶层以及地区分化。它也并没有给出替代以市场扩张为主要形式的发展模式的方案，而这一发展模式已经导致环境危机以及社会解体。   

     首先，中国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包含了两个基本的方向：在国内，是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培育企业的决策能力，改革金融体系，推动私有化进程，国家使得市场机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国际上，通过外贸以及金融体系的改革，逐渐将中国带入WTO所主导的全球市场。


    这一进程伴随着社会结构上的重大转型，激发了程度不同的社会矛盾。这一时期发生的变化展现了市场扩张和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离开国家的政策调整、法律制度以及政治支持，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几乎不可想象。另一方面，市场对于国家的依赖，是权力和市场之间交易的前提。从这个角度，我们发现1980年代和此后改革时期的内在历史关系，并看到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和市场创造之间的具体互动——市场的扩张依赖于一种"反市场"的力量，即国家干预，而国家正是通过市场扩张来克服合法性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市场/国家的二元对立并不能解释中国的市场扩张进程。"国家退出"理论并不能解释自改革开始以来因价格和工业等方面的有效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它也不能解释在国有资产的大规模产权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权力和资本之间的交易，以及严重的社会分化。

    第二，自从1980年代结束以来，国家体制所运作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至于国家体制本身以及它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关系已经被完全改变了。在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急剧拉大。这一历史转变使得以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价值追求与国家的实践之间出现了矛盾。在这一情境中，出现了新的主导意识形态。因而，传统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二元对立不能被用来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框架。


    第三，1980年代曾有以大众参与来实现社会与国家之间有机互动的努力。在1990年代以后，市场和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取代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社会的概念逐渐被市场的概念所取代，而推动国家体制改革和法律制度转变的动力不再是"社会"或者"人民"，而是国内和国际市场。因而，"政治"的含义自身也就经历了一个重大转变：国家成为主要的执行者，维持市场体系，并根据WTO规定来重构法律制度。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21 08:44 编辑 ]

杰亮

值得注意的是，将三十年的中国改革全然说成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将是危险的。中国改革的许多成就，比如说，开放政策从197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于是，有必要对改革的历史作一个详细考察，以澄清到底是哪些原因导致伟大成就，以及那些原因导致中国改革中的社会分化。否则我们可能会犯将孩子和脏水一块泼掉的错误。中国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但也并不是其反例。

    更重要的事实是，在知识界展开公共辩论之后，政府逐渐调整了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导向。政策层面的变化至少有如下方面：第一，在1999年开始的关于三农问题的辩论过程中，政府认识到了其早先的农业政策的问题，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包括免除农业税，大量投入农村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基础设施等等，以缩小城乡差别，尽管其最后效果还有待观察。第二，2003年的非典事件激发了关于医疗卫生体系的公共讨论，政府公开承认医疗卫生制度改革的失败，决定推出新的政策。同样的转折也发生在教育改革、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以及其他领域之中。虽然现在作最后判断仍然太早，我们能够说的是，中国已经重新调整了其改革的政策方向。
    　　
   

思想辩论的主要分歧

     
    在上面的讨论之后，我现在转向知识界辩论本身，概括一下知识界辩论的主要分歧。有三点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就国家和市场的关系而言，批判知识分子将更多注意力放在观察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上，而不是简单化地从二中择一，站在国家一边或站在市场一边。国家内在于市场，市场的运动与国家相联系；国家退出本身是政治性的。至少有必要从政治分析的角度来对"国家"进行分析。将国家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并不能说明国家如何运作，也不能界定其他社会力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市场化是在一个放权的过程中实施的。不同级别政府、不同政治机制和市场及不同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极其错综复杂，这在公共决策过程中表现为多种诉求。因而，我们能够在"国家活动"中发现大量相互矛盾的导向，在不同层级和不同机构的决策中发现一致性和冲突同时并存。在这个意义上，将"国家"作为一个同质的分析单位，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建构。

    另一个方面则是"去政治化"的过程。这些方面粗略地勾勒出了当代语境中国家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至少表明一个同质性的国家概念并不能建构分析性的范畴。关于国家的多种解释至少表明，像"国家退出"这样的解释是含混不清的说法。同时，重现复杂性的解释提供了政治分析的空间，使得我们有可能既不完全肯定也不彻底否定国家，而是分析包括在"国家"范畴中的不同政治权力。在这个语境中，关键不是在市场或者国家干预之间作选择，而是通过考察国家功能在市场环境中的变化来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并思考两者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

    因而，当一些人开始以市场的名义攻击国家，他们忘记了国家所发生的变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退出理论的同时，积极主张国家的功能从发展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服务的国家，强调国家政策应当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将以效率为中心的市场活动限制在某些具体领域之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2 07: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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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就财产权利的转移和私有化而言，批判知识分子反对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的二元对立。他们主张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财产权利，将之看作一束权利。正在进行的关于私有化的辩论，或对财产权利进行的澄清，涉及到国有资产的再分配以及这一过程的公平性。这场辩论并不能被简化为私有产权和国有产权孰优孰劣的问题。它也不能被简化为市场规则和国家干预何者更为理性的问题。

关键的一点是在改革过程中国家财产如何成为社会化的财产权利，比如说劳动财产权。一些经济学家支持无限制的私有化和市场化，将之作为中国获得产权清晰的市场的唯一途径。另外一些自由主义者发现中国的市场化并不能产生出自生自发的经济秩序，因为市场并不自由，而是被决定的，其中政治权力的寻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这些自由主义者强烈批评现实，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呼唤社会正义。然而，他们同样将问题简化为起点平等或者机会平等的问题，拒绝对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进行严肃的历史分析。这种简化的结果是，私有化被设定为不可质疑的目标。而将私有化设定为唯一可行的形式，压制了其他社会可能性。

    分歧的最后一个方面是知识分子们对于这些问题的态度：新的财产权体系是否促进大众民主、公民权利和有效抑制"政治市侩主义"，是否能在讨论财产权的同时扩展工人权利？

    这是当下知识界辩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理解民主，是否某种参与式民主是必要的，如何处理形式民主？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形式上建立了民主，但是我们经常发现，这样的形式民主恰恰是精英联盟的产物和结果，它缺少一种真正的社会参与机制。因而，与那些将民主教条化的人形成对照的是，有些大失所望的人干脆放弃了民主的理想。然而在当代世界的普遍的民主制——尤其是代议民主制——危机之中，我主张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民主的重要性扩展到具体的社会情境，而不是将民主看作一种已制作好的和可复制的格式。

实际上，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的对照是一个在中国革命中经常提出但没有解决的问题。新自由主义的权利概念是在个人和集体或国家的对立之中发展出来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概念与市场自由、私有产权的理念相匹配。在现实中，市场自由和私有产权的概念，经常与特殊利益集团反对劳工阶层和其他社会阶层限制市场无限扩展的努力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概念不仅很少提到劳工权利，而且试图取消它，因为劳工权利所涉及的社会分配原则以及对于市场扩张的限制，阻止了个人主义权利体系的扩张。

    参与式民主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中的社会运动相关联。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将这些运动看作在市场扩展的环境中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比如说，工人争取工作安全和劳工权利的运动，移民争取社会保障和平等权利的运动，某些组织保护环境的运动，等等。这些运动经常发生，但是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将他们的注意力放在市场和国家上。缺乏对于社会运动的真正研究和关切，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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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保护运动都会自动地导向上述权利体系扩展的结果。过快的市场扩张导致原来的社会网络和关系的解体；结果不仅仅是个别群体权利的丧失，而且可能是社会本身的解体。当社会解体和社会运动的征兆同时出现的时候，人们克服幻灭感或形成社会认同是困难的；他们对于精英所提供的认同方案并没有信心。在这个背景下，社会运动经常借助于强国家或者领袖来维持基本的社会权利。新自由主义指责左派对于"平民主义"或者"大民主"的支持和同情，认为后者将导致社会独裁。然而，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他们忘记了或者故意忽视了新自由主义市场扩张如何招致威权主义（小布什的美国是一个例子）的逻辑。在这种意义上，在过去若干年内在中国发生的从经济政策（以GDP增长为中心）到社会政策（涉及社会正义、社会福利体系和绿色GDP等等）的转变是积极的行动。

思考未来的前瞻

     
    根据上面的讨论，我们必须做出三个基本的区分：
    首先，必须区分自由竞争、自我调节的市场理念和现代市场经济生成并起作用的历史进程。根据这个区分，市场社会及其规则，是在国家干预、制度创新、垄断、社会习俗和历史事件的相互关联中形成并起作用的。自由竞争仅仅构成它的部分条件。因而对于市场社会及其现实困境的批判并不等于对市场体系的否定。

    第二，必须区分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其常见特征是要求完全的国家退出）和新自由主义市场秩序及经济政策（其常见特征是依赖于国家政策与实施）。根据这个区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要求国家采取一种非干预的政策，也就是说，让国家放弃它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义务，放弃它的调节市场活动的经济手段，以及更进一步，切断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但是对义务的放弃本身是秩序和政策安排的结果，反国家干预的口号恰恰成为了政策的前提，其实质是另一种形式的积极"干预"。

    第三，必须区分市场的范畴和社会的范畴。根据这个区分，市场的规则和管理机制并不等同于社会的规则和管理机制，而社会民主体系并不等于市场操作体系。国家的民主走向并不等于将国家转化为一个建立市场体系的政治组织。

    我再次列出若干前瞻性结论：首先，市场扩张所导致的经济不平等总是和包括诸如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在内的其他领域的不平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争取自由的努力（包括劳动合同自由，交易自由，政治自由等等）必须同时是争取社会平等的努力。完全将对平等的诉求和对自由的诉求对立起来的话语必须被抛弃。

    第二，对于垄断化和压倒性的市场专制的反抗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反"市场的斗争，因为这样的社会反抗自身包括了争取市场公平竞争以及经济民主的努力。

    第三，对经济霸权和国际霸权的反抗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一定程度上的贸易保护并不等于"反市场"。与WTO有关的社会运动以及在WTO协商中穷国和富国的斗争展现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那就是，并非从总体上反对国家组织和国家调整，而是以参与性的社会运动来促进包括WTO和其他国际管理机制在内的国际制度的民主化，并进一步在国内经济正义与国际经济正义之间建立关联。

    第四，经济运动总是镶嵌在政治、文化和其他社会条件之中的，争取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并不等于是剔除国家政治体制、社会习俗和其他管理机制。相反，对市场条件的保护致力于改革、限制和扩展这些制度，以创造公平互动的社会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争取社会正义和公平市场竞争的斗争并不能被等同于反对国家干预。需要通过社会民主，通过社会对于国家的民主控制，来防止国家成为国内垄断和国际垄断的保护者。在这里，参与式的和大众的民主仍然是现代民主的真正动力。将多种民主与形式民主对立起来的方法必须被抛弃。不管一个民族国家多大或者世界市场多大，争取自由的努力必然将自身展现为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努力。

资料来源:「21世纪」(2008年12月20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1 11:3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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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左派－－汪晖认为自由市场不等于民主

作者:潘卡奇·米西拉　　翻译：略特

　　今年早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附近的醒客咖啡和汪晖见面，他在清华教书。他是个不高、结实的男子，头发有了几缕灰色，神情愉悦，看起来总是很愿意微笑，他来的时候骑着辆老式的自行车，这以后我们见面他也都是这么来的。他穿着深色的灯芯绒裤子，磨沙的外套，黑色的套头衫，在美国的校园里这么穿也不会错。
　　
　　作为中国的重要知识分子刊物《读书》的主编之一，四卷本中国思想研究的作者，汪晖才四十多岁，他被认为是“新左派”（一群作家和学者的集合）的一个中心人物。新左派知识分子提倡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外的“中国它选”（Chinese alternative），以求能够保证被最近的改革抛在后面的中国8亿农民的福利。他和中国大部分执不同政见者不同，这部分人从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中产生，大多是人权和主张民主的活动者，汪晖和新左派认为***的领导是一个可能变化的力量。最近的事件－－上个月末通过反腐败处理党内的领导以及一贯的限制市场过度的发展－－显示，这种观点并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矛盾的。虽然新左派从来没有直接指导过政府政策，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在过去几年中，汪晖有说服力地、而且经常地分析一个外人认为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矛盾：一个独裁的国家培养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又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见面的第一个下午，汪晖基本没有闲聊，就开始分析这个国家的问题。他描述了***已经向富有的商人开放入党渠道，虽然官方还是致力于平等主义。他说，很多党的地方官员，利用他们专断的权力牺牲了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农村人口而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和房地产投机商合伙从农民那里夺取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中国官员们所说，60%的土地获得是非法的。）其结果就是政治精英和商业利益的联合，汪晖说，这让人想起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中相似的联合。
　　
　　当他谈到市场改革是如何扩大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时候，穿着漂亮的学生在浏览一些深奥的书籍（里欧．斯特劳斯、哈贝马斯），查阅电子邮件，抿着摩咖。在私有的醒客咖啡馆和连着的万圣书园，汪晖看来很有名。学生们很尊敬地问候他，服务生非常地周到。然而汪晖还是属于一个少数群体。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度的毛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失败敬而远之，即使是那些跟国家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复兴是不可缺的。朱学勤，上海大学的一个历史教授，中国最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告诉我他想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市场改革。对他来说，中国现在的不稳定不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而是由政治压制的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阻碍了间接民主和宪政政府的出现。
　　
　　汪晖很愿意承认中国的经济改革努力并不是没有带来巨大的好处。他赞扬了改革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978到1985年，这个阶段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村生存条件。他说，是中央政府最近在城市创造财富的执着－－以及它把政治权力交给地方上的党老板（这些人经常公开忽视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的决定－－导致了中国的高度不平等。不仅在中国也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接受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福利系统的分崩离析，贫富差距的加大，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汪晖来说，提醒国家它以前对工人和农民作出的、没有实现的承诺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虽然他援引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汪晖很快告诉我他不喜欢新左派这个标签，虽然他自己也用过这个词。汪晖说，“８０年代中，知识分子反感‘左’的思想，认为它引起了中国所有的问题，右翼的激进分子用‘新左派’这个词来打击我们，想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毛时代的残余。”汪晖也不愿意被等同于６０年代欧美的激进知识分子，新左派其实最早是用来描述这群人的。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过激情和口号，倒是却只有很少政治实践，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后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支持像伊拉克民主那样的“幻想项目”，这没什么可吃惊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1 11:13 编辑 ]

杰亮

　　汪晖更倾向用“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来描绘他自己和执类似想法的同事，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是新生的中国乡村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减轻农村贫穷和环境破坏。虽然宽泛地说是左翼的，《读书》发表的文章来自意识形态的整个领域。汪晖本人的写作也广泛地利用西方思想者的作品，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戴尔到全球化的理论家华勒斯坦。汪晖说，“我觉得知识质量（intellectual quality）是重要的，我不希望只要是左翼的就拿来用。”汪晖说，《读书》曾经进行过抽象的关于后殖民理论的讨论，也有在中国关于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是怎样破坏了农村社会的最有意思的分析。当然《读书》能够发表的文章也是有所限制的，汪晖对这一点很坦白。跟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刊物的编辑一样，《读书》的作者和编辑必须行使某种程度的“自我审查”。文章中不能直接批评领导班子，也不能在政府最为敏感的话题上跟官方论调偏离的太过分－－比如说台湾或者新疆西藏的难以控制的穆斯林和佛教少数民族问题。
　　
　　汪晖说，“在西方人们问我，‘你怎么定义你的位置？’‘你是不是个执不同政见者？’我说：‘不是。’什么是执不同政见者？这是个冷战时期的范畴。现在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很多在美国的中国执不同政见者可以回到中国。但是他们不愿意回来。他们在美国过得不错。对那些问我是不是执不同政见者的人，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批评的知识分子。我们支持某些政府政策，某些我们反对。这都要根据政策的内容来决定。”
　　
　　汪晖出生在东南部的江苏省扬州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汪晖才７岁，刚进小学。十年动乱给老一代带来了创伤，但是对汪晖来说留下的是温和的记忆。他回忆起每年学农，被学校带到乡村去干一两个礼拜活。“我们这一代城市的知识分子，”他说，“是最后一代还有乡村生活的第一手经验的。”
　　
　　他把他中学毕业以后在扬州的工厂工作的20个月作为一份可贵的经验。1977年他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文革期间很多大学要么关门了要么只招收工农兵学员。“数千名学生竞争着一个入学名额，”他回忆到。
　　
　　当他在1980年代中期从扬州搬到北京开始博士学习的时候，汪晖发现他了一个更加拥有特权的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说，“在毛时代成为攻击对象；现在，在毛以后的时代，他们又成了精英。”汪晖说，到那时，知识分子都同意应该做什么：中国必须抛弃它的“封建”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追上资本主义的西方。文化大革命的伤痕使得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失败。汪晖认为，结果他们没有进行任何真正关于西方模式的消费社会可能在中国被重新建构，或者这种消费社会在中国对环境来说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被理想化了。
　　
　　汪晖最初开始发展他自己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想法是在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论文题目是中国最受尊敬的现代作家之一，鲁迅（1881-1936）。汪晖解释说，鲁迅是一个左翼作家，但是他对左翼作家们和活动家们非常地批评。他批判中国的传统，但也是个优秀的古典学者。他欢迎西方关于进步的概念，但是也对它很怀疑。鲁迅内在的矛盾帮助汪晖看到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弃旧扬新的问题－－毛主义者和自由市场资本家们却都是执这种观点的。
　　
　　对汪晖来说，跟中国的不平衡发展联系在一起的问题首先是由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提出的。汪晖本人是1989年6月4日早晨最后离开广场的一批抗议者之一，那时候解放军的坦克已经压近了。通常他都比较敏锐、平白，当他用流利的英文（偶然会有些个人特点）描述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是怎样从市场改革的休克疗法产生的问题中发展出来的时候，他说得很生动。要求言论和集会自由的学生当然是最惹人注意的。但是那时也有更多城市中的中国人－－工人、政府官员、小规模经营的商人－－要求政府控制腐败和通货膨胀，在那时，当基本商品的物价控制取消以后，通货膨胀已经高到30%。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1 11:14 编辑 ]

杰亮

　　　1989 年的春天，汪晖是享有盛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员。他告诉我，他在抗议中看到了“民主可能性”并且感到不能不参加，即使他对学生们的“缺乏理论或者方法论的一致性”也有保留看法。汪晖认为，学生领袖们有点让人想起20世纪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们，没有比他们激进地抛弃过去的一切时更加团结的时候了。然而，当政府试图停止混乱(crush dissent)而在5月20号宣布了军事管制以后，汪晖在运动中卷得更深了。在6月3日的夜晚，军队进入北京城的时候，汪晖是那些在天安门广场中心集会的人之一。他可以听见枪响，但是学生中更激进的人还是拒绝离开。
　　
　　汪晖决定留下并且试图劝说这些学生不要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我知道，如果结果是暴力，对整个国家来说都是个灾难。”他说他的担心后来证实是正确的：暴力使得政治讨论的空间变小了，中国政府利用这个知识分子沉默的机会把福利国家的更多方面拆毁了，比如长期以来给工人提供从摇篮到墓地的福利的国有企业。
　　
　　最终那些提议和平离开的学生占了上风，并且说服了解放军在广场东南角让他们安全离开。破晓之前，几百个学生从一条狭窄的通道离开了广场，一路被士兵们推撞和嘲笑。几分钟之内，学生们散开了。有些人后来被逮捕并且判处长期监禁；有些逃到了香港，最后去了西方；更多人，像汪晖一样，藏起来了几个礼拜。
　　
　　1989年下半年，汪晖回到北京的时候，当局正等着他。“那是对我来说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他说。他被不断地讯问：“你是什么组织的？你跟谁联系？”很多个月的讯问之后，他被送到西北的陕西省，那里已经有十几个来自北京的年轻学者在接受到农村去的“再教育”了。
　　
　　用教育来惩罚看来要比当局能想到的更加成功。汪晖把他的“真正的教育”看成是从陕西（中国最穷的一个地区）开始的。他看到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沿海城市与内陆省份的明显差距，非常震惊。他也对自己和自己运动中的同事的无知感到震惊。“我们根本不知道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旧秩序都深陷危机。”
　　
　　邓小平改革的一部分使得陕西的公社制度瓦解了，土地被重新分配了。但是这个地区并不出产任何有价值的农产品，甚至都不能生产足够的口粮。由于贫穷的加深，犯罪和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有争夺土地的暴力殴斗,男人们赌博，打老婆和女儿，甚至卖掉她们。汪晖住在一个低地的村庄，晚上睡着宿舍就有洪水淹进来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宣传手册，警告农民们不要赌博不要犯罪。他也帮助重建一所洪水破坏的小学。“就在那一年，”汪晖说，“我意识到福利系统和合作网络对中国的很多人来说还是多么重要。”这不是个社会主义的概念。即使是过去统治中国的皇朝也通过赋税和救济来平衡中国富裕和穷困的地区。
　　
　　“人们把中国的经验局限为共产主义独裁和计划经济的失败，认为市场会做一切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在过去很多事情是怎样成功运作的，普通人又是多么欢迎这些方式，比如说农村医疗保险的合作制，农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那在今天也许是有用的经验，既然国家不再对农村医疗进行投资了。”
　　
　　汪晖在陕西遇到的很多穷人把他看成是来自北京的受过教育的人，回去会让中央政府的干部们给他们送来些帮助。汪晖说，“这个角色很沉重，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我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汪晖告诉我，他十个月以后回北京的时候，怀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世界差距之大的深刻感觉。
　　
　　他在陕西的时候，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杂志发表文章说他的鲁迅研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例子。然而汪晖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就回到了学术生活。
　　
　　汪晖不太喜欢谈1989。他抱怨了西方媒体中提到天安门就想到的关于中国的“过分公式化的形象”。然而，我们关于天安门的谈话是不同寻常的。我在中国城市旅行的时候，我发现很难让人们谈论这个话题。邓小平在1992年试图通过号召快速的市场改革来埋葬天安门的幽灵，他也许当时就考虑到了个人财富以及能够买到西方的名牌商品对许多最新变得富有的人们来说足以弥补政治民主的缺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看起来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以后最大的公众骚乱发生在 1992年8月，那时几万中国人想在刚刚开张的深圳股票交易所购买股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1 11:15 编辑 ]

杰亮

　　通过出口为主的工业来在城市中创造财富的努力－－这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一部分，他的后任也都肯定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经济以10% 的平均速度增长，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了世界第四大。然而中国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一亿五千万人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大概二亿农村人口拥进了城镇寻找低收入的工作。四百多万人参加了2005年记录的87000次抗议，这个数字并不一定完全反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收入差距最悬殊国家之一，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都在衰退，地方党干部强加的费用和税收的环境中的人们真实的愤怒和不满。汪晖说，这一切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罪于“激进的右翼分子”，或者说那些引用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海耶克（他们鼓吹不加控制的市场，在80年代对里根和撒切尔政府都有很大影响）、要求中国融合进全球经济却不考虑大规模私有化的社会代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汪晖又提到，正是他们一直得到统治精英的青睐而且支配着国家管理的媒体。

　　汪晖说，只是在最近十年，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挑战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民主和繁荣的观念。回到北京以后，汪晖于1991年合作建立了《学人》杂志，他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这些知识分子的角度。当他们与西方学术界和学者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对欧美国家的问题更加敏感，也对后社会主义的国家试图把它们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新自由主义靠近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加敏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试图（2001年中国已经加入WTO）在学者中引起了意料之外的激烈争论。就像汪晖描述的那样，争论的方向已经变化了：“很多人那时已经知道全球化不是个用来描述一个中性过程的中性词汇。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成长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说新左派拥护一种随便的反全球化姿态；新左派对最近城市中产阶级中爆发的反日和反美潮是执批评态度的－－汪晖把这种爆发归为 “消费民族主义”。汪晖说，这种消费民族主义其实正与美国推行的全球化是同一种全球化：“这其实是一种伪民族主义，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对中国增加税收和罚款。”
　　
　　汪晖停顿了一下，又加了几句：“很多人都认识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经济没有像其他亚洲经济那样崩溃，是因为民族国家有能力保护中国经济。现在，中国的出口垄断的经济当然要比印度更加倚赖西方世界的秩序，尤其是美国经济。”
　　
　　今年一月，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揭露他的家乡扬州的一个工厂的工人的困境，扬州是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据汪晖说，2004年当地政府把这家赢利的国有工厂卖给深圳的一家房地产发展商。工人股份以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出卖，工厂管理不良导致亏损以后一千多工人下岗。2004年7月，工人罢工。汪晖称这是扬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激荡，工人们堵住了一条主要高速公路，拦住公共交通，冲击了市府办公楼。

　汪晖告诉我，他正在帮助工人们起诉当地政府。他上大学以前曾经在附近的工厂工作过，这使他感到和这些工人们有一种特殊的联系。他记得他的工资非常低，大概不到2美元一个月（这是按照现在的牌价折算的），但关键问题是，他认识的工人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安全。“有些人宣称市场会自动迫使国家变得更加民主，” 他说，“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只要想想在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精英联盟。国家只有在受到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比如说工人和农民－－的压力时才会改变。”
　　
　　汪晖关于扬州的故事并不独特。有很多叙述提到控制公共财产的地方政府官员通过私有化国有财产聚集了大量财富。根据刘小波最近的报告，中国最富有的2万人中，90%都跟高级政府或者党的官员有联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1 11:15 编辑 ]

杰亮

　　对汪晖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扩大中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或者为一小拨已经在市场改革中获得力量的人创造法律和宪法权利。他说，民主在中国必须是基于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意，也动员大多数人，必须能够保证大多数人得到社会和经济公正。
　 　
　　然而对某些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来说，比如说崔之元，汪晖的一个亲密朋友和合作者，他在清华大学教政治学，他就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碰撞中存在着一些机会。“中国有更多的空间发展新想法，”他描述他为什么在美国呆了很多年以后回到中国时对我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系统已经固定了，但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地方，很多东西还在变化中。我们有一个历史的机遇来建构一个比西方更加公正的社会。”对崔之元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澄清概念。他说，”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对立的和分裂的并没有什么帮助。两者在20世纪中共同行进。不仅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这是与工会联盟达成谅解以后形成的。”
　　
　　最近几年，崔之元在一个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相关的问题上找到了愿意聆听而且掌握权力的听众，这个问题就是集体所有的财产。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称在市场经济中，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这个观念在中国是个激进的观点。崔之元在一篇2004年发表于《读书》的文章中挑战了这个观点，他强调了财产所有权本质上的社群性。他引用了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把约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财产”权改成了“生命、自由、和快乐”这个例子。
　　
　　“杰弗逊认识到，”他说，“财产权是从社会而不是从自然生发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没有关于财产权的具体条款，这个问题是后来在第五条修正案才提出来的。”崔之元继续说，差不多带着点欢欣，2004年他的文章在很多人大的立法委员中广泛传阅。他说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辩论，导致人大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宪法修正案，在措辞上有点像美国的第五条宪法修正案，只是简单地陈述没有人可以“不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就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
　　
　　这个春天有一点变得明显了：新左派对福利国家的宣扬在党的领导层内部也有共鸣，领导层很担心社会不稳定，也急切地希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合法性。今年三月，我和汪晖见面的前几周，人大在北京开会，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许多年来第一个党内的公开意识形态争论的论坛。立法者们批评政府官员在向市场力量出卖国家利益。反对市场的情绪如此之浓，以至于一项保护私有财产和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议案（这两条一直被外国投资者和中国的商人所游说）根本就没被讨论。温家宝总理在描述农村重大新投资项目的时候，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当前的“重要历史任务”。他也勾画了平衡经济成长和环境保护的步骤。
　　
　　一个德国记者告诉我这是他在北京的八年中从一个高级领导人口中听到的最左翼的演说：“即使是美国和欧洲政客也不会去谈建设绿色GDP。”汪晖也同意这个说法。他说他看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关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也很高兴。“我们在***的时代太执着于美国了，”他说，“我们非常需要改善我们和日本、印度的关系。我们都属于这么古老和辉煌的文明，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跟随、模仿美国。”

　　他又带着微笑加了一句，“总理公开承认医疗和教育都是失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以前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汪晖说他认为政府对于消除农村贫穷是真诚的。但他也还是谨慎的，他说，“中国的去中心化已经严重到把中央政府的政策转化为行动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上个月，发生了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对高级党内干部的清理，中央领导以贪污罪撤除了上海党委领导的职务，这使得人们猜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领导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重新整合，也许还会在政策上转向保护社会福利系统和停止污染。汪晖还是有点怀疑，“上海的事件至少是激励人心的，”他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想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政治结果，但是这些是结果而不是理由。”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21 11:15 编辑 ]

杰亮

　　
　　对汪晖来说，不去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的危险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不改善情况，那就会有更多的独裁。我们已经在俄国看到人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像普金那样的，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贪污、政治混乱、和经济停滞。激进的市场化使得人们失去安全感，对秩序和自上而下的干涉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
　　
　　在抨击腐败的地方政府时，新左派往往看起来像是在想建立独裁政客喜欢的老大哥式的政府。中央政府的社会主义修辞和新左派的观点的越来越多的相似性当然会让很多人不安。龙应台，一个知名台湾作家和民主的提倡者，早前曾经告诉我，她对那些看起来在意识形态上跟***体制很近的新左派很小心。刘军宁把这个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是一个流行的自由政治理论者，1999年被政府列入黑名单后离开中国，但是后来又回国了，他宣称新左派就是被对西方的仇恨激励着，是 ***的民主主义旧卫士的一个新名称。
　　
　　虽然这个听起来也许有点像是在夸张：温铁军，原来是个政府官员，现在主持重建农村的项目，也被看成新左派，他和温家宝、胡锦涛一起参加了他称为“脑力激荡” （brainstorming sessions）的会议。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比如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 或者亚当·米什尼克 (Adam Michnik)，典型地通过批判拥有一切权力的国家来获得道德领袖的地位。新左派是怎么调整他们和国家的关系呢？
　　
　　当我向崔之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时间失去了精神饱满的态度。“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怎样在道德上还有知识上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崔之元并不把***政权看成一个“整体”。他说，在地方和中央的层面上，***政权都有很多方面。“几乎每天，”崔之元说，“《纽约时报》都报道农民抗议政府的骚乱，但是如果你听听农民在说什么，他们在告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所以即使是农民都能看到国家的不同方面，谁支持他们，谁不支持他们。”
　　
　　王晓明，上海大学的文化研究教授，把他自己的位置定位为在汪晖的右侧，但是他说他同情新左派对待***政权的实际的态度。“公民社会在中国是非常软弱的，”他说，“既然政府是改变的最积极的代理人，除了推动政府放弃它的一些权力，也不得不推动政府来做它应该做的。”
　　
　　我和汪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否定了所有关于新左派对政权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说法。“我们试图去做的是创造一个知识环境，在这里探讨新政策，”他说，“我知道很多领导人都读温铁军的文章，他们也读崔之元关于财产权的文章。《读书》发表的其他文章也同样地很有影响，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们跟政权没有其他的联系。”
　　
　　汪晖看来一点都不焦虑与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会不会把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变成支持政府政策的书呆子和雇佣文人，这种现象是给政府提供建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古老传统。“我们当然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汪晖说，“西方人问，中国怎么能在独裁国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忽略了现代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是并没有多少民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帮助下发展的。你必须问问西方的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是否可以不经过浩大的战争和环境破坏而实现。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中国已经停止砍伐自己的森林，中国森林的大部分已经消失了，而其他国家还是必须为中国的消费提供木材。”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汪晖也谈到了崔之元先前向我提起的一个题目：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怎样对整个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影响。 “西方社会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并且通过他们的决定改变了世界，”他说，“中国和印度在新的世纪也会扮演同样关键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只模仿西方。他们必须探索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它选(alternatives)。否则，那些‘消费民族主义者’已经在说了，‘美国曾经最大，现在我们最大。’”
　　
　　汪晖大笑，然后加了句：“这是很没劲的。”
　
资料来源:「西祠胡同 http://www.xici.net/b187234/d69785935.htm」(2008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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