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作者简介】胡伟：1964年生于河南省。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政治学会、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政治学会、领导科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人大常委会决策咨询专家、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国家行政学院兼职教授，国家留学基金评审专家、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编委等。曾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访问或任教。出版著作多部，发表论文上百篇。本文是复旦校友胡伟教授2008年12月13日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

现代化的道路与模式：中国因素

  

作者:胡伟

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百年来魂萦梦牵的渴望。鸦片战争后，面对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中国古老的大门被打开，无奈地选择了现代化道路。从此，实现现代化，再造中华辉煌，成为多少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不懈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走过了一个半世纪，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取得了过去一个多世纪都远未取得的成就，谱写了中国现代化最伟大的篇章。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论在世界还是在中国，都有广泛共识。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这样一个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文明古国为什么能够迅速成为世界现代化的弄潮儿？是什么动力和因素促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如此成功？人类的现代化道路中是否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道路和模式？
   

一、呼唤现代化的中国发展道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新自由主义在世界上独步一时，成为左右世界各国发展的主导模式。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许多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转而以美国和西方为范本构建自己的经济制度和发展战略，以为只有“守夜人”政府下的自由市场才是富民强国的救世良方。而就在这种顶礼膜拜的氛围之下，中国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转型相对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但是没有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拒绝了“休克疗法”，而是进行渐进主义改革，坚持经济发展优先策略与政治稳定优先策略的有机结合，形成政治上的分权化改革与经济上的市场化改革的良性循环。所有这些选择，不但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且保证了市场转轨的平稳、快速。
   
    对一种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最好评价，不是学理的论证，而是发展的事实。以GDP总量为例，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按照当时汇率计算为1350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34110亿美元，增长了25.26倍。与“金砖四国”相比，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3546亿美元，是俄罗斯经济总量的61.23%，巴西的76.12%，仅仅比印度多377亿美元。2006年中国的GDP为26847亿美元，分别是俄罗斯、巴西、印度的3.66倍、4.32倍和3.35倍。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评价，就是“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经历过这么快的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的巨大成功，也使“中国模式”呼之欲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形成的“中国模式”，堪称很好的经济学教材。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2007年1月对媒体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在俄罗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模式。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瓦德说：“虽然西方国家抱怨中国，却无法掩盖中国人比批评者更具竞争力、更有效率、更能适应非洲商业环境的事实……不仅是非洲需要向中国学习，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地方。”可以预见，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模式会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很大的影响。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8-12-18 13: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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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发展模式上的选择？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具有世界级难度的课题。
   
    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在2004年发表了乔舒亚·雷默的《北京共识》一文，文章提出：“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国家独立。”这一概念被称为“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雷默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他进一步指出：“北京共识”是更适合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逐步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
   
    尽管世界上不少学者对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其中一些也涉及到非经济学层面的因素，如渐进主义改革、政治价值观和外交策略等，但总的来看，他们都没有充分从政治领导的层面考虑问题，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政治因素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

二、现代化的动力与模式：理论假说

   
    对于一种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探讨，首先要找出其基本发展动力的特殊性因素。对于改革开放30年中国的“经济奇迹”是怎么发生的这一问题，国内外不少人都在探究其中的奥秘，但答案却众说纷纭。
   
    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是，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是决定性因素，这种选择改变了中国的经济体制，也改变了中国的发展轨迹。问题是，选择市场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并不少见，为什么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及经济发展能在短短30年里取得与众不同的成就呢？这是“市场经济决定论”所无法解释的。更有甚者，诸如哈佛大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等国际上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奇迹的发生，从原因上看并非奇迹，因为中国所做的都是经济学“标准教科书”所说的内容。问题是，既然“标准教科书”早已揭示出了成功的“秘诀”，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依然未能获得发展的成功，而中国做到了？这是“标准教科书”所无法回答的。

另外比较容易想到的一个答案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其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成功经验就在于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这的确是一个因素，但后发优势并非中国所特有，更非中国改革开放后所特有。所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理论上说都具有这种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当时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利用“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但除了东亚“四小龙”等取得一定成就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都步履蹒跚，甚至陷入困境。据联合国统计，1971年世界上有25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国家，2002年已增到49个；196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为31:1，而1997年则扩大至74:1，南北差距还在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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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腾飞在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反而是一个特殊现象。无论从“市场经济”还是从“后发优势”去解释，都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中国现代化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就，必然有更深刻的动因。
   
    通观国际学术界有关现代化动力的理论和模式，主要有四种假说：一是“经济发展决定论”，认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最根本动力，决定着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方向，而与工业化密切相关的科技和资本，则是现代化的第一推动力。二是“文化发展决定论”，相信人的精神、观念、思想和文化对变革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前提，现代的自由、民主、科学、创新等理念及其制度安排是现代化的关键推动力。三是“政治领导决定论”。认为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是实现政治领导从墨守陈规的传统型向勇于变革的现代型的代际更迭。政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领导能力、创新意识和战略管理对于现代化的进程具有主导作用。四是“综合因素决定论”，认为现代化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上述每一种假说对于解释中国的成功都具有相当的适用性。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切都为30年来中国的现代化注入了强大动力。同样，改革开放就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通过不断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从以往的教条主义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同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勇气和胆略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超凡的领导能力和世界眼光指引着中国现代化的航船，勇往直前。同样，中国共产党人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中国的现代化正按照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稳步推进。
   
    上述有关现代化动力诸因素的每一方面，在中国都能找到恰如其分的答案。那么，究竟是哪一种力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表面上看，好像的确不知道是哪种力量起了关键性作用，而这实际上恰恰真正揭示了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原因，因为导致现代化发展的每一种动力在中国都可以找到，这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所在。但是，如果要找出第一推动力的话，首先应该归功于政治领导的作用。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以及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复出，改革开放就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是目前这样一种模式。正如著名比较现代化理论家布莱克在其名著《现代化的动力》一书中所指出的：“一切进行变革的社会，都在某种程度上经历着政治权力从旧人之手向新人之手的转移。新的政治领导的起源和本质已经成为变革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而现代化的核心问题，则是一个社会将固守于传统系统的政治领导转变为热心于彻底现代化的政治领导的过程。尽管布莱克对政治领导主要从个人的角度加以分析并对其决定性作用可能有所夸大，但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而言，政治领导——这里不仅指领袖个人，而且包括共产党组织——的确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正像乔舒亚·雷默在《北京共识》中所说：“中国共产党是20年来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变革的始作俑者。”

   中国现代化的动因只能从影响中国发展的各种变量的特殊性中去寻找，特别是从中国政治领导的特殊性中去寻找。中国与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相比，其成功的经验正在于政治领导的优势。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而不是放弃这些优势。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18 06: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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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因素：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

   
    因此，尽管促使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因很多，但概括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应当属于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性因素是政治领导的决定性作用，并由于这一因素，带动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领域相应的改革和变迁，最后各种因素形成合力，共同塑造出当前中国现代化波澜壮阔的画卷。
   
    在这种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中，作为关键性因素的政治领导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执政能力以及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权威体系，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也是改革开放前新中国所留下的一笔重要制度遗产。发展政治学的有关研究表明，一个强大的政党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国正具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拥有社会基础牢固、规模庞大却精英化程度很高、组织纪律严整并思想政治统一、政治整合和社会动员能力超强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其他许多社会所不具备的，一些发展状况较好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如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没有如此强大的政党，即使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在其鼎盛时也不具备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治优势，况且那些政党早就失去了执政地位。
   
    这样一个强大的政党组织伴随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权威体系，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社会的大国治理来说，意义比一般的国家来得更为重要。正像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梅斯纳所分析的：“中国人民在现代的大部分时期和大部分地区受掠夺成性的军阀军队、外国侵略者和占领者以及腐败无能的国民党官僚和军阀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种可行的全国性政治秩序和一个有效的政府机构，显然是最紧迫的首要任务。第一次在一个新世纪中提供政治秩序、安全和诚实政府，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成就，同时也是一个相当独特的成就。”
   
    一方面拥有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党的执政精英又具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品格，这两方面加在一起，就造就了今天中国现代化的成果。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巨大的勇气直面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品格，中国共产党才能强大无比，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来说，这一点弥足珍贵。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发展的过程，不仅表现为经济现代化，而且也离不开政治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它是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世俗化、专业化、制度化、民主化、福利化、科层化和结构分化等一系列变化的综合结果，这些因素和过程是互为条件、彼此影响、缺一不可的。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现代化的这些不同层面发生的时序不同，因果关系也不同。中国取得现代化成就最主要的原因和经验就在于，党的执政精英在敏锐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准确判定中国自身国际定位的前提下，采取了渐进主义改革策略和经济发展优先的改革策略，通过这两种改革策略，使政治上的分权化与经济上的市场化形成良性循环。而且，党的执政精英把经济发展优先策略与政治稳定优先策略有机结合，在改革中善于把握“平衡”艺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分权与集权、自由与秩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避免造成上述任何两者之间畸轻畸重的局面。所有这一切，共同形成了中国后发现代化的独特道路。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2-18 06: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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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中国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逻辑是：政治领导启动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思想解放运动助推了改革；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推进市场化取向的改革，释放了市场的力量；经济转轨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力量又拉动了政治的制度化、文化的世俗化和社会的多元化，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社会变迁与转型又反过来影响着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走向，引出了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新命题。最初，是政府有意识让市场发挥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一旦有了生存的空间，就会自我扩长，形成相对独立于政治力量的市场力量。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变迁就是在国家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双重压力下展开的。因此，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化的基本进程，就是经济市场化、政治制度化、文化世俗化、社会多元化以及对外国际化，并形成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发展主题。
   
    虽然对中国道路和模式的问题需要进行长期、深入的探讨，目前尚不能简单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这样一种还在探讨和形成之中的“中国因素”，依然可以给人们带来诸多经验、启示和希望。正如邓小平在1985年就满怀信心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实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说，至少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应对全球化挑战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同时对于西方早发现代化模式以及主流经济学是一种必要的理论补充。
   
    当然，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因素，还面临着许多需要攻克的难题，还需要跨越民主政治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可持续发展、社会精神价值再造等一道道沟坎，但是，只要中国继续在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的道路上走下去，进一步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作用，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我们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奉献给世界一个现代化新模式的华彩篇章。
   
点评
   

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

   史天健（美国杜克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政治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改革的成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那就是中国何以在短时间内既在经济上快速发展，又同时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和进步。胡伟教授对于中国因素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政治驱动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的概括，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
   
    胡伟教授对于目前流行的几种解释提出自己的批评，进而具体探讨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因果关系。他对自变量和因变量及其关系作了透彻分析。例如，他不满足于西方学术界有相当影响的文化决定论。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文化没有促进经济发展，而改革开放后同样的文化却造就了经济奇迹。因此，胡伟教授指出了政治领导的作用，强调中国的改革能够成功，起主导作用的是既强大又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
   
    胡伟教授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重要视角和规范性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其观点对于我们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作出了值得关注的理论贡献。

資料来源:「文汇报网」(2008年12月13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8-12-18 13: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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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与民主：制度设计的工程学

作者:胡伟 张向奥

本文旨在对国际上选举制度设计的宪政工程学进行考察和总结，并以此为基点探讨选举和民主的因果关系。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工程在于选举，不同的选举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对于民主制度及政党制度具有关键性影响，对选举过程的战略管理也是达成有序民主的重要变量。国际上的大量研究已经揭示出了其中的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如“迪韦尔热定律”及其后续研究、分裂社会的选举制度设计研究、民主化过程中的选举管理研究等，本文对此分别进行论证和分析，从而揭示选举制度与选举管理对于民主转型和巩固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选举　民主　制度设计　宪政工程学　迪韦尔热定律　选举管理

　　民主化已经构成了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然而，潮起潮落的原因却极其复杂。从国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来看，民主政治究竟是特定社会结构(如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产物，还是人的自由行动(如制度设计与宪政工程)的结果，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在方法论上，这就是现代社会科学的“行动—结构难题”(Agent-structure problem)所要厘清的内容。从后发现代化国家民主化的普遍经验来看，政治精英的民主意识、民主知识、民主化愿景、民主化战略不仅是民主发生的原因，而且是民主化成功的重要前提。任何民主的实现都不可能单靠社会条件的发育——虽然一定的社会条件的确是需要的，正如“李普塞假说”所揭示的那样——而且也要依靠相应的制度体系的构建，因此民主化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与宪政工程就显得至关重要。在民主政治的诸多制度中，选举制度的设计与安排显得尤为重要，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选举制度是一把要打开许多扇门的钥匙，当这些门打开后，就会进入一个累积变化的过程。”而要掌握选举制度这把钥匙，首先要弄清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选择什么具体的选举方式及其对民主制度会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对选举过程如何进行战略管理以期实现民主进程的有序化。本文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旨在揭示选举与民主的内在逻辑，并考察有关制度设计的宪政工程学的若干内容。

　　一、民主、选举与制度设计

　　在政治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民主究竟意味着某种大众化的权力(如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的统治、自治等) ，还是为达成政治决定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如通过选举竞争领导权) ，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冲突。前者代表了古典民主理论的传统，也称作共和主义民主；后者则体现为现代的代议民主制，也称为自由主义民主。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由共和主义转为自由主义，由直接民主制转变为代议民主制，构成了“现代性的伟大发现”。

　　代议制作为当代民主的主流形态，其基本问题是怎么产生代表，这成为攸关民主质量的核心环节。从近代以来世界政治文明建设的经验来看，代表产生的基本途径是选举。如果把民主视为一项工程的话，选举就成了此项工程建设的前提和构架。对此，熊彼特(J. Schumpeter)首先作出了独到的分析。他认为，在民主的古典理论中，假设人民对每一个问题都持有明确而合理的主张，那时的所谓民主政体是指人民以挑选能保证他们的意见得以贯彻的“代表”来实现他们的主张，“这样，选举代表对民主制度的最初目标而言是第二位的，最初目标是把决定政治问题的权力授予全体选民。假如我们把这两个要素的作用颠倒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做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目标。换言之，我们现在采取这样的观点，即人民的任务是产生政府，或产生用以建立全国执行委员会或政府的一种中介体。只要存在着选举产生政治领导人的程序，只要每隔一段时期公民可以选择或罢免统治者，民主就是充分的和完善的。”他给民主下了个颇具影响的定义：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了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做出决定的权力。此后，亨廷顿、达尔、林兹、李普塞等人都以此作为民主研究的基础。按照拉里·戴尔蒙德的观点，选举是“民主的底线”。 而罗伯特·帕斯特则分析了民主化过程中选举管理的好坏对民主化成功与否的关键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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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选举是民主工程绕不开的结构性基础，“不能避开选举来谈民主”已成国际社会的共识。

　　此外，选举也是可以对民主理论进行丰富而严格论证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宏观理论和微观证据之间距离最小。国外对选举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早在1949年牛津大学的弗兰克·哈迪就率先创造了“选举学”(p sephology) ，如今，选举学涵盖了法律结构、选举制度、个人行为、候选人选择、政党与舆论媒介的竞选活动、民意测验、选举结果的统计分析以及选举地理学等重要命题，已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的一门显学。相形之下，国内对选举的研究比较少，特别是在选举的制度设计与管理对于民主制度不同形式的影响及其因果关系方面缺乏应有的分析。

　　选举制度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通过选举的制度设计来达成特定的民主体制和形式，是政治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定的民主制度既是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的结果，同时也可以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来进行人为塑造。美国的宪政民主正是在那些建国之父们的精心构思和设计下创造出来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就是通过把原来的议会制改为半总统制，才克服了第四共和国议会民主的不稳定性；德国正是吸取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训，改变了选举制度并设立了“5%条款”，才在战后形成了有序的议会民主制。国际著名的民主理论家萨托利曾呼吁政治学家们应该以“宪政工程学”(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或“政治工程学”( Political Engineering)为途径积极参与政治制度的建设，通过对政治制度进行设计，使预想的特定的政治结果得以产生。他还认为，选举是政治制度设计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操作性工具，可以将之作为操控政治结果的一个重要变量。这一观点现今已被学界广泛接受。李帕特曾指出，“选举制度已经被认为是影响政治系统特性的最为强大的工具”，“如果想改变某种类型民主的性质，选举制度可能是最恰当和有效的工具”； 昔斯科也认为，选举制度在对民主投票结果的影响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通过融合其他制度，还可以对政党性质以及民主的总体特性发挥较为深刻的影响。诺里斯在其新近出版的著作中则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选举工程学”( Electoral Engineering)的概念并作了系统的研究，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无论是宪政工程学、选举工程学还是政治工程学，基本内涵都是一样的，即如何通过选举制度设计的工程来塑造和巩固民主。对于民主政治发展而言，人们并不是被动的和无能为力的，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特别是选举制度的设计来促成某种特定民主形式的生成。就此而言，国际上的大量研究已经揭示出了其中一些内在逻辑和规律。本文选取这些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加以分析，即“迪韦尔热定律”及其修正、分裂社会民主化过程中的选举制度设计问题和民主化过程中的选举管理，并从中揭示出选举制度与选举管理对于民主形式和民主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迪韦尔热定律及其探讨

　　民主制度与政党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通常，在议会制国家，极端多元主义的多党制会导致内阁的频繁更迭从而影响政治的稳定性，德国的魏玛共和国、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二战后的意大利等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那么，特定的政党制度是否就是天然形成的呢？ 能否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对政党制度加以塑造和限定呢？ 选举制度的具体安排对于政党制度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呢？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法国著名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就对选举制度和政党数量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1954年出版的名著《政党：现代国家中的组织与行为》一书中，用古典制度主义的方法对两者的关系做了系统的阐释，并明确地提出了著名的“迪韦尔热定律”，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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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单轮多数投票制通常容易产生两党制的政党制度。迪韦尔热认为，在单名制选区中，如果当选与否是根据相对多数规则裁定，那么在这个选区政党的数量结构一定是二元的，其原因可以从这一选举制度设计对政党和选民所形成的激励效应来考察：由于这一选举制度的逻辑是“赢者通吃”，政党欲获得选举胜利就要进行某种意义上的长期联合；政治人物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必然选择规模大的、更具实力的政党；选民也不会把选票浪费在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政党上，相反，在意识形态比较相近的情况下，选民更愿意选择最具实力获胜的政党。这三方面的原因使政党层面进行分化组合，最终会形成代表两种截然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并且在拥有自己固定选民阵营的基础上，竭力拉拢中间选民。

　　第二，比例代表制倾向于多元的、严密的、独立的政党体系。迪韦尔热认为，由于比例代表制的逻辑是“利益均沾”，这一选举制度会促使众多党派的产生和竞争；同时，即使为了获得稳定和政策控制而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联合，这种联合也是暂时的，因为彼此都有独自获得席位的可能；选民也不用顾忌小党当选的可能性，他们可以自由地对自己最中意的候选人进行投票。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促成比例代表制下组建政党的积极性，并竭力打造各自独立、严密的体系。

　　第三，两轮投票制倾向于多元的、灵活的、非独立的政党体系。在诸如法国等国家所采用的投票制度中，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或者政党在某轮投票中获得规定的多数(一般是绝对多数) ，那么就会把选举推进到第二轮、第三轮，甚至第四轮。就两轮多数投票制而言，一般有一个获得选票的“门槛”基准，只有达到门槛基准的候选人或政党才有机会进入下一轮的选举，故在此选举制度下，政党数量要少于比例代表制下的数量，在结构上属有限多元。同时，为了达到选票的门槛基准，小党之间会在第一轮选举时进行联合，然而进入第二轮时，由于小党可依托大党来谋取自己的利益，很可能会从以前的联盟中撤出。上述迪韦尔热定律奠定了有关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关系的理论基础，也激发了学术界对这一定律的热烈讨论与深化研究。

　　与迪韦尔热的视角不同，李普塞和罗坎更加关注的是影响选举制度选择的社会因素，他们以欧洲政治现代化的经验为论据，指出迪韦尔热颠倒了选举制度和政党之间的关系。在欧洲历史上，随着工人阶级的逐渐壮大，普选成为大势所趋，同时社会多样性又非常明显，出现众多独立的利益团体和性质各异的社会分裂，要调和这些不同的利益和矛盾，在选举制度上就需要有一个较低的选票“门槛”以使不同的利益集团被代表。 因此，国家建制时的社会分层状况要比选举制度更实质性地决定着政党的数量，并且政党要先于选举制度存在，选举制度只是政党关系结构的一种外化。

　　然而，赖克尔对迪韦尔热定律持肯定态度，认为该定律提供了一个理性选择分析框架，对选举制度的运作效果做了深入的分析，解释了单轮多数投票制导致二元政党体系产生的原因等。他进一步把迪韦尔热定律的适用性运用到了印度。大部分民主国家都为迪韦尔热定律的正确性给出了鲜活的印证，但也有一些例外，印度就是传统意义上公认的不适用迪韦尔热定律的民主国家：虽然运用了单名制选区制度，却政党林立。赖克尔对这一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印度林立的政党体系不是对迪韦尔热定律的反证，而恰好是其间接的证明：在国大党始终处于孔多塞胜者(Condor2cetWinner)的地位时，其他林立的小党没有动力和能力结成与之分庭抗礼的另一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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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伊也对迪韦尔热定律进行了较为重要的佐证，并致力于提炼选举制度影响政党间竞争能力的微观规律，认为在种类繁杂的选举制度中，变化之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选举公式、选区划分及规模和选票结构，由此来划分选举制度，并经验性地证明选区规模要比选举公式对于代表均衡性有着更为显著的影响。进一步对选区规模与政党数量和行为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表明，选区规模在决定体制内有能力进行竞争的政党数量方面发挥着最为关键的作用。

　　李帕特从选举公式、选区规模、附加席次条款、选举门槛、选票结构等五个方面来考察选举制度，致力于从选举制度的操作层面以及所引发的政治效果层面，特别是在选票向席位转换时对代表比例均衡性影响的层面进行研究。他关注了1945—1990年间27个民主国家的70多种选举制度运作中的政治效果，选区规模和选举门槛的结合最具有解释力。他还研究了代表权的不公平分配现象，认为在实行单名制选举的区域，代表权的不公平分配主要是由于这些区域存在的人口差距固定、偏好又不同的选民，这样就使处于人口劣势的选民始终得不到代表；在实行复名制的行政区，不公平的代表主要表现为对乡村人口或者是某一个区域人口的过度代表。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尽管一定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生成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因素，但制度设计本身也具有相当的能动性和决定性。就此而言，“迪韦尔热定律”还是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并证明了选举制度对于政党制度某种程度的决定性作用。这一结论，目前已经被大多数政治学家所认同，同时产生了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一些国家的民主实践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三、分裂社会中民主选举的宪政工程学

　　分裂社会中民主是否以及如何存在，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争论的一个焦点。一些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都曾断言，稳定的民主只可能存在于相对均质的社会。在20世纪的民主化过程中，族群主义和宗教分裂曾经引发亚非许多国家民主化的失败，而近年来由于缺乏民族、宗教认同所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第三波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据统计，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110次主要的武装冲突中，只有7次是国家间的，其余103次都是由国家内部异质性问题引起的。

　　在分裂社会中民主是否可以稳定存在？ 对此，当代的一些研究结论是，借助政治制度的设计可以使政治生态做出因应性改变。总的看来，以往的研究，展示了选举公式、选票结构和选区规模对政党及其行为的影响，这为分裂社会族群间怎么走向融合提供了制度启示；而新近的研究，则是以合作、包容的理念来考虑选举的制度设计，这为分裂社会的族群融合提供了更为宽广的思路。一些学者将新老研究进行融合，试图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为分裂社会的民主化问题提供应对方案。概括地说，相关的思路可分为两种：“向心主义”( centripetalism)和“联盟主义”( consociationalism) 。“联盟主义”是传统意义上的应对思路，代表了分裂社会构建民主政府的主要原则。“联盟主义”强调在分裂社会里要想使民主扎根，建立政治精英间权力分享机制尤为需要，它具有四个主要特征： (1)建立所有重要集团都被代表的联合政府； ( 2)在立法机关席位的分配上充分考虑不同集团的代表比例； (3)用诸如联邦制或其他类似的制度设计进行区域间的分割自治； ( 4)在关键的公共事务上居于少数地位的群体也具有实质性的否决权。具体到选举制度的选择上，“联盟主义”严格拒绝任何形式的多数主义选举，坚持认为在分裂社会里只有施行某种形式的比例代表制才可以确保民主成长。采取比例代表制，成为分裂社会民主化过程最为基本的选择，这是基于比例代表制可以产生议会的多党格局，最终使得族群间的冲突具有互相协商的体制内平台。刘易斯通过对后殖民地国家(如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国)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民主化失败的经验的总结，认为分裂社会需要比例代表制给居于少数地位的族群充分的代表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狭隘的宗教分裂主义甚嚣尘上，使各种宗族性质的政党走向合作。在具体的选择上，最近的学者多倾向于“政党名单式比例代表制”( Party2list PR) ，这使小党被代表的概率相对比较大。

　　然而，联盟主义的解决思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不同族群间由于存在诸如宗教信仰等价值层面的差异，往往不可避免地造成族际间持久牢固的敌对；其次，政治领袖为了在政治竞争中取胜往往将族群间的问题政治化，大打“民族牌”，使政治议题的竞争转向种族身份的竞争； 最后，中间多数的选民是不会出现的，按照安东尼·唐斯1957年的理性分析模型，一个社会要想使民主稳定地存在，必须使选举的竞争最终成为对多数中间选民的竞争。然而，当政治家借助族群来形成自己稳定的选民阵营时，政党、选民也都是族群性的，不管对方阵营提出的政治方案多么合理，它都不会被另一方阵营中的选民所接受，由此形成萨托利所说的“极端多元主义”，选举的逻辑从对政策的关注转向了对分歧的利用，政治变成了一种“离心主义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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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向心主义”强烈反对“联盟主义”把族群间的冲突结构通过比例代表制复制到立法机关里边，而是鼓励族群间宽容氛围的形成，力促在分裂社会形成所谓的“中间地带”，以此达到互相协调的目的。

　　“向心主义”原则上要在选举过程中引入相应的激励机制来促使族群间的对立被打破，和“联盟主义”不同，凡是主动去合作的政治行为者，在选举过程中都会受到相应的奖励。本着这一原则，在选举制度的设计上所采纳的是“偏好式投票”。偏好式投票主要有三种方式：替选投票法(Alternative Vote) 、递补投票法( Supp lementary Vote) 和单记可让渡投票法( Single TransferableVote) 。替选投票法和递补投票法是多数制的变种，候选人要想成功地当选，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单计可让渡投票法则是比例代表制的变种，依赖于选区的规模，给予居于少数的群体被代表的机会。这三种选举制度的共同特性在于提供了确保选民完整表达其候选人偏好排序的机制，当选民最中意的候选人落选后，选民次级偏好的候选人也会被统计。这就使选民在投票时可以做到情感和理性的平衡，一方面可以凭情感将与自己情感联系比较紧密的候选人放在第一偏好，另一方面也可以凭着对公共生活的理性认识将政策主张优秀的候选人放在次偏好位置。偏好式投票也为政党及其领导人提供了另外一种行为激励——要想获得竞选胜利就不能只注重阵营内选民，也必须注重阵营外选民，因此，那些主动去争取阵营外选民次级偏好的政党要比只囿于获得自己阵营选民一级偏好投票的政党更容易在竞选中获得胜利。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后果：大的党派或者集团要想赢得选举的胜利，也必须考虑在关键领域承诺一些有利于居于少数地位选民的政策，以此来吸引他们的次级偏好投票，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相互敌对族群间的包容、和睦成为可能。

　　就经验效果来看，偏好式选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北爱尔兰、南非等宗族分裂较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本杰明·瑞利的《分裂社会的民主》一书对此做了实证分析。但也并非不存在质疑，昔斯科、李帕特等人均不看好偏好式选举，认为对于地理人口分布相差过于悬殊的区域，以寡头族群为根基的政治家并不会在意次级偏好投票，这就使偏好式投票促进族群间互相包容、融合的作用甚微，甚至还不如采用比例代表制。就此而言，向心主义也不是完美的，其功效的发挥受制于区域人口数量与规模、社会结构、族群间人口的地理分布。

　　尽管现有的研究存在分歧，但无论怎样，选举制度的设计与宪政工程学对于分裂社会的民主有序化具有一定的建设性，这一点是不少学者的共识，分歧只在于如何进行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毋庸置疑，合理的制度安排和宪政工程是社会和谐的政治基础，“联盟主义”和“向心主义”两种方法和研究虽然不能给我们提供完美的答案，但却可以给予很好的启迪，促使政治学界在制度设计的工程学方面进行更为深入、有效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