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我们回顾这个伟大事件的阴暗面，是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历史，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这一代亲身的经历，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危机什么是变革。可惜的是，那年我们太年轻，我们无法理解那个事件的历史意义。我们上大街欢呼，跟着常香玉傻乎乎的唱。三十年后回顾那场危机和今天的变革的前提，我只能引用李商隐的《锦瑟》里面讲到的“此情尚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来表达我的心情。三十年前，我们恍惚也罢，欢呼也罢，我们处在理性的惘然状态，我们没有由此想到更深刻的一面：中国获得了新生！但是，获得新生中国后面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历史的、古老的阴影。它决定了我们此后完全不同的三十年，这三十年肯定是崎岖不平和大起大落的三十年。三十年的很多悲喜剧的基因都浓缩在1976年10月的这个娘胎里！

    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掌声)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教务处处长)：谢谢朱学勤教授。下面请丛日云老师作点评。

    从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朱教授这些年精心研究文革。当年他作为一个学生的时候已经在思考文革和中国的命运了。朱教授今天的故事讲得很生动，里面的很多细节可能是同学们不知道的。文革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现在文革正面临着被集体遗忘的命运。
  
    当年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们在欢呼。但是，如果当年是“四人帮”把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抓起来了，我想我们也会在欢呼。当年打倒刘少奇，我们欢呼过；打倒邓小平，我们也欢呼过。在那个时代，绝多数人都是盲目和被动的。当年中共九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引以为荣的是，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极其出色，美国人怎么也得不到九大的消息。九大代表是临时被通知到北京的，他们在被秘密带到了北京之后才知道，他们是来开九大的。九大闭幕的时候，我们敲锣打鼓欢呼。但我们当不知道并九大到底干了什么，意味着什么。我们只知道九大胜利闭幕了，我们要欢呼。

    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毛泽东热？那是因为他们脑子里的毛泽东和我们脑子里的毛泽东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国际上有一个惯例，档案是二十年解密一次的。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更久远的档案都还没有公开。
  
    为了眼前少一点麻烦而曲解历史，从长远来看，危害是非常大的。为了掩盖一个谎言，就要制造更多的谎言。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说是林彪和“四人帮”集团搞的文化大革命。但是，文化大革命绝不是这么简单的。我觉得当年林彪保护了汪东兴，可能并不是林彪觉得汪东兴将来可能有用，而是林彪做人有一个底线。当年整彭德怀的时候，林彪就没有参加。刚才朱教授说到林彪没有写检讨的问题。以前，被整的人是一定要写检讨的。林彪的性格就是：我没错，我就是不检讨。林彪和张国焘一样，整到他头上他就跑，他就是不写检讨。
  
    刚刚朱教授给了我们很多很新的信息。他讲的故事很幽默，但幽默中含着苦涩。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残酷的政治斗争的轮回。他们很多时候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而没有一点基本的政治的教养。现代政治家的基本教养是，他要有韧性，有耐心，有妥协和克制。要尽可能地用克制的手段进行政治斗争，要用政治的手段来进行政治斗争。陈云那句“下不为例”体现了一个老政治家的素质。共产党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的克制，就是陈云那代政治家养成的。
  
    中国古代的宦官和古罗马的奴隶有时候也会被皇帝提拔上来掌权，他们这些人上台之后，会有最低廉的政治手段来从事政治活动。他们与皇帝的差距太大，只能成为皇帝的依附。但是贵族不同，他们只和皇帝差一个阶级。他们不会成为皇帝的附庸，他们会对皇帝的专制权力有所制约。

    文革之后的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我们没有对文革进行彻底的清算，没有把文革的史料全部公开，所以我们没有能够从文革中得到足够多的教训。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我们怎么思考文革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们中国人享受了政权基本和平交替的安宁。但是，我们在制度上还没有政权和平交替的保障。我们经历的这段时期可能会麻痹我们，可能使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事实上，这个问题依然存在。

    怎样使我们的政治真正摆脱传统的宫廷政变的轮回，使我们的政治真正成为性理的政理，公开的政治？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我们一定要超越汪东兴式的怎么“痛快”怎么来的方式。我们的政治家一定要有操守，要把军队、特务和一些血腥机构清除出去，让它们离政治越远越好。

杰亮

蔡定剑教授花了很多精力请了许多知名的学者来讲这个讲堂，就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这是用心良苦的。政治现代化是我们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有些官员认为搞宪政规定就是限制他们，对他们不利。其实，宪政是对他们有利的。宪政可以使他们摆脱传统残酷的宫廷政治的迫害。他们只要不犯法，他们就是安全的。只要宪政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不会消失。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出路是民主和法治。
     
    李树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教务处处长)： 我想请朱教授介绍一下自己的历史观。在英雄在左右历史呢？还是什么其他的动力在推动着历史？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首先说我不接受怎样的历史观。第一，我不认为历史是有规律的，不认为历史是有必然性的。我觉得历史是充满了偶然性的，至少是充满或然性的。第二，历史不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而是像一串葡萄，有向任何方向生长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我都赞成法治，赞成宪政，是因为我觉得只有把宪政、民主、法治建立起来，历史的参与者才可能是真正的大多数人。在专制的时代，我们常常能听到对被愚弄者的阿谀，说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阿谀本身就是为更大的愚弄做准备。敢于说人民目前还没有真正创造历史的人，才是真正尊重人民的人。关于人民创造历史，我是分阶段的。在民主法治没有建立起来的阶段，人民是不可能创造历史的。只有在民主宪政建立起来以后，人民才有可能创造历史。
  
    今天我之所以讲三十多年前的故事，是想告诉各位，我们的起点有多么的低，低到骇人听闻的地步。我们这三十多年来有很多次走到半路又退回去的事情。对于悲观者，我想对他们说，相比三十年前的低度状态，我们现在已经很高了。这三十年中间有些倒退，没什么了不起的。但反过来，对于乐观派，我也想对他们说，我们是从一个古老的国度走来的。古老的国度的基因还在，它时不时要发作。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杂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太乐观。这就是我这三十年的历史观。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丛老师。毛泽东的优点和他人性中的光辉，比如他的体育精神和他的诗词，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

    从日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治学研究所所长)：隋炀帝的诗词做得也很不错，宋徽宗的画也是一流的。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魔鬼。你说的那些崇拜毛泽东的人，他们所知道的毛泽东和我们所了解的毛泽东不是同一个人。我们今天面临着我们今天特有苦难。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怀念和我们今天的苦难相对应的、过去的好的一面。今天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会怀念毛泽东时代，但他们绝不会真正想回到毛泽东时代。我是曾经十几年吃不饱饭的人，我当年干活是累得直吐血。我当年整日整夜地在冰水里干活，得了一身严重的风湿病，最痛苦的时候我想把我的手砍了。但是，我们当时并不没有参照系进行比较，我们并不觉得苦。今天，我们更多地去回忆当时的一点点小小的快乐。但是，我们严肃的历学家要还原的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告诉我们未来的方向。不能还原真实的历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提问：我们现在的大学生比80年代的大学生似乎更加保守。这是被一堂又一堂的正统的政治课和历史课灌输得太多还是我们太懂得算计利益得失了？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对于年轻人，有两种心态。一种是九斤老太的心态，认为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很讨厌的心态，我反对这种态度。还有一种对青年更不负责的态度是就是五四以来，《新青年》创办以来的对青年人无原则的阿谀奉承的态度。这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不负责的、激进的左翼青年。这一点是今天要反思的。其实代沟并不是固定的生理年龄划出来的界限，而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不同，他们对历史事件的历史记忆不一样。

    提问：红绿灯可以用来比喻我们社会的左右两种势力。红绿灯不断地轮换，左右两种势力不断地轮换，这是一种天然的民主。您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红绿灯吗？如果有，操纵红绿灯的又是什么力量呢？如果没有，那在中国当下的一个看似十分顺畅的十字路口，又是什么力量在维持秩序呢？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我年轻的时候做过左派，上了年纪以后，我是一个顽固的右派。凡是有人群的地方，总有左中右。民主宪政制度就是为这些想走不同方向的人在十字路口上建立一个红绿灯，以避免他们撞在一起。这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就是政党轮替。我从来不敢奢望右派一直掌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也很可怕，那会是一个反向的“1984”。
  
    现在中国从显性的规则来讲，还没有这样的红绿灯。但是，中国的左中右的不同的人会用各种方式在影响政策。这种政策转换就是一种模糊的红绿灯。

    提问：我们现时能否寄希望于党内上层的改革来提供一个民主的框架？宪政改革是否只有在危机中才能进行？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其实我不希望改革是被危机推着走的改革，那种改革是被动的，是很容易失控的，很容易出事的。我希望还没有危机的时候就主动地改革。这种的改革能把上层的改革愿望和自下而上的改革动力结合在一起。这样的改革才是良性的。但这仅仅是我的愿望，中国还没有出现过主动的改革。现时的改革开放就是实际上被逼出来的，是被文革的危机逼出来的。我们现时的问题是，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不想改革；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不敢改革。总的还是不想改革。这是很让我担心的。我们现在还看不到一个强烈的改革的决心，看不到一个明确的前途。

资料出处:「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2009年5月14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6 07:00 编辑 ]

杰亮

中国宪政的前途

张千帆

感谢李老师和刘老师(三味书屋的两位主人――编者注)给我这个机会，今天下午跟大家谈谈中国的宪政问题。一晃20年过去了，确实有弹指一挥间的感觉。20年来，中国的宪政一点没有进步。在20年前，我还很年轻，只有20多岁，在美国读书，我的一个学长对我说，六月份的事会让中国倒退至少20年，当时我听了感到很惊讶。时隔20多年，我终于相信了。早先，李老师送我一本书叫《燃烧的多瑙河》，反映的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我想，大家在读这本书后肯定会对自己国家发生的事情产生同感。最初，我对中国的宪政是持乐观态度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逾发感到悲观。在今天，大家都意识到宪政对中国的重要程度，但它在中国的前途究竟如何，值得我们一起探讨。

革命不等于宪政

■1911-1949：革命与宪政的势不两立。
■革命不等于宪政，也不可能实现宪政。
■国共两次革命不仅颠覆了古代政制、扫荡了传统文化，而且也永久搁置了中国宪政。
■需要第三次国共合作解开百年宪政死结？

就让我先从这个题目开始。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和1949年的第二次革命，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宪政，而且将中国拖得离宪政更远。革命与宪政，不仅不能划等号，而且要划不等号，两者是对立的关系。我无条件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革命，不反对思想革命，而反对暴力革命。孙中山当年发动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宪政的理想，但直到他去世也没有如愿。宪政是1987年在台湾民主转型后才开始的，恐怕不能被归结为1911年的革命成果。在1949年前，执政党也曾谈论宪政，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系统研究，至今也不知道它说的宪政是什么意义的宪政。此后，执政党在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删除了这个说法，其此后发动的一系列运动显然与宪政相悖。现在看来，国共两次革命颠覆了我们古代政体，扫荡了传统文化，而且几乎永久地搁置了宪政。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有句古话叫解铃还须系铃人，也许有朝一日，国共两党作为兄弟党、革命党能够精诚合作、携手和好，重建中国的宪政。当然，这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

改革：凶多吉少

■在一个专制国家，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是专制的既得利益者，都从专制权力结构中分取自己的职权所决定的那一杯羹。他们掌握着主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因而只要他们在位，他们就是任何改革都绕不过的门槛。

●改革必须使他们获利，才有可能进行下去；一旦改革要改变这种利益格局或影响维持这种格局的权力结构，他们自然不会束手就擒。
●戊戌变法；《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满清贵族在官制改革过程中的倒行逆施。
●在维持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基础上，有限的改良是否获得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获得既得利益集团的合作。
●改革未必在所有情况下都是“与虎谋皮”……

对于革命为何不能导致宪政，我就不具体展开。改革是否能实现宪政目标呢？在一个需要改革的社会，正如20年前看到的那样，改革的命运凶多吉少，很难成功。原因在于，需要改革的社会一般是专制主义社会，而在一个专制国家，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都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掌握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改革就意味着要从既得利益或维护既得利益的专制权力结构之中分取一杯羹。只要他们在位，他们就不会轻易允许改革的发生。换句话说，他们就是改革迈不过的一道门槛。

要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改革就必须让既得利益者也同时获利。否则，一旦改变既得利益格局，或者撼动维护这个格局的权力结构，既得利益者肯定不会束手就擒，坐以待毙。光绪百日维新，一百天就有100个新政措施出台，那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年代，很可惜，这场改革最终失败。满清贵族的既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结果这个阶层的代表慈禧太后很快就把权力夺过来。此后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都体现了这个规律。因此，在维持现有权力分配格局的基础上，有限的改革和改良能否获得成功，最终取决于是否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同意和合作。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损害既得利益，改革就只有失败一途。但改革开放30年所创造的中国奇迹，又应该如何解释？它表明，在某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统治集团可能同样是改革的受益者，它非但不会阻碍改革，有时甚至会主动推进改革。比如，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推动的结果。我们年年炫耀GDP， GDP的增长远远高于美国。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对于城市化没有发挥积极作用。但中国政府却对城市化非常热心、乐此不疲。城市化就要征地，征地就意味着赚钱，钱绝大部分就会流到政府的腰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6 09:26 编辑 ]

杰亮

三十年“中国奇迹”如何可能？

■在某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统治集团可能也是改革的得益者，不会阻挠甚至可能主动推进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年，执政者放弃了手中掌握的某些权力，社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生机，人民的生活得到大幅度提高。
●同时，各级官员利用仍然相当庞大的剩余权力寻租，使自己成为经济改革最大的得益者之一。这是为什么经济改革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虽然几度遭遇极左思潮阻挠，但意识毕竟是短暂的，利益才是永恒的。
■经济改革：对几乎所有人都有利的Pareto最优。
●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多多少少以不同方式获利。
●既然“蛋糕”在不断做大，每人多少都能分得一块，当然大小不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改革开放30年，执政者放弃了手中的某些权力，从而允许社会获得一定的发展机会，通过执政者主动放权，人民的生活和人民的自由得到大幅度地提高。与此同时，它也利用掌握的剩余资源创造寻租机会，使自己成为经济改革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这是为什么30年经济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原因。

尽管改革也遭遇到几次左的思潮阻挠，但意识形态斗争毕竟短暂，永恒的是利益。经济改革使政府官员，同时也使老百姓从中受益，这样的改革注定会继续下去。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它是对几乎所有人都有利的Pareto最优。每个中国人多多少少以不同的方式从中获利，尽管获利的程度有所不同。中国的蛋糕在做大，每个人都能分得一块。即使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农民，他们分得的蛋糕尽管最小，但他们的蛋糕也比以前在增大，只不过速度比别人缓慢而已。


未来三十年——辉煌还是危机？
■政治改革的命运凶多吉少，触动既得利益集团。
●“渔”比“鱼”更重要，获得利益的权力比实际利益更重要。
●对于一个没有远见和自信的统治集团来说，政治改革等于革命，必然战战兢兢、止步不前。

■改革只能沿着阻力最小——不触动政治——的经济轴线走下去，而这条路能走多远是一个未知数。
●经济增长非但无法约束政治权力，而且通过给统治增添资源、政绩与合法性而进一步加剧权力膨胀，因而也无法保证改革一直是Pareto最优；
●大大小小的执政者通过权钱勾结和滥用权力，难免忘乎所以，不明智地过度侵犯平民百姓的基本利益，造成强征强拆、补偿不公、农民失地等大量现行体制内部无法控制和消化的社会问题。
●如果执政者执迷不悟，社会问题越积越多，总有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屡遭挫折的改革将流变为革命。

但在未来的30年，中国是否还能继续沿用这种发展模式，普遍认为不一定再会延续，有可能延续改革开放前的发展模式。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政治改革恐怕是一个必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启动，那么经济改革必然会遭遇障碍。政治改革的逻辑与经济改革完全不同。经济改革能够使所有人受益，但政治改革从总体上看，基本是一场零和博弈。台湾在1987年提出还政于民的政治改革口号，前不久，湖南省委书记曾提过叫还权于民，此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提过，因为宪法已经规定人民已经掌握了很大的权力，至于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就属于另外一回事。如果政府把它的权利还给人民，它手里还有什么？所以这是一场零和游戏，而这种零和游戏不是一个Pareto最优，有人受损，而受损的正是掌控着国家的权力，掌握着改革的命运的那些人。如果他们不情愿，改革就会无法进行下去。任何人都知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获得利益的权力总比某一个具体的实际利益更加重要，没有哪个傻瓜会主动地放弃手中的权力，尤其对一个没有远见、没有自信、没有点野心的统治集团而言，政治改革就相当于发生一场革命，革的是自己的命，它必然会畏首畏尾，止步不前。中国的领导集体已有几代，这一代的状态与毛泽东、邓小平甚至与胡耀邦、赵紫阳那一代非常不同。这就注定了政治改革的逻辑，或者总体上的改革逻辑是沿着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进行。阻力最小的路径就是各方都能够接受的路径，这也就意味着不能触动政治底线，只能沿着经济轴线走下去，但是这条路能走多远我们大家都没底。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6 09:30 编辑 ]

杰亮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只要经济改革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必然会导致政治改革的结果。这样的认识是停留在马克思经济决定论基础上的错误想法。经济的增长，不一定会约束政治权力，反而给政治权力增添统治资源、增添政绩、增添合法性，从而进一步加剧政治统治的权力膨胀。因此，经济改革未必能够自动引发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有可能演变成为抵制政治体制改革的资本。另一方面，权力的膨胀，又会使大大小小的各级执政者，难免忘乎所以，通过权钱勾结，滥用权力，自我蚕食其赖以生存的执政根基。就像邓玉娇案中的招商办主任一样，他的行为是那样地嚣张跋扈、无所顾忌，不明智、过分地侵犯平民百姓的基本利益，造成种种的社会不公。推而广之，征地没有补偿或房屋拆迁补偿不充分，导致发生大量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执政集团的执迷不悟，就会使社会问题越积攒越多，总会有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总有一天中国会重蹈100年前清朝的覆辙，由改革演变成为一场革命。

三十年法治成就与局限

■三十年法治运动的逻辑。
●经济改革需要。
●法治未必直接触犯既得利益。

■法律规定得很“漂亮”，但为什么落不到实处？
●整个统治集团的理性自私倾向：如果不能保证政府对人民负责，政府实际执行的规则首先对自己最有利。
●长远统治利益？任何统治者的长期理性都是有限的。
●即便个别好心的最高领导人有心改革，在这个如此庞大的集团面前也显得无能为力。除非有毛泽东当年的威望和能量，和体制相抗衡的领导人最终会发现自己是以卵击石。
●全体统治成员都处于一种身不由己的“囚犯困境”之中：一个官员的贪污不至于引发一场社会暴动，而个人的洁身自好也拯救不了一个腐败的整体，“不贪白不贪”。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局限性也十分明显。30年来，发展市场经济是最高层确定的不可动摇的目标，法制运动的基本逻辑就是辅助市场经济改革，充当市场经济改革的助手。推行法制改革未必立刻直接损害既得利益，这也是目前我们的政权能够一时容忍法制进步的原因。30年的立法成就，可以引用很多的数字进行说明，全国人大颁布法律若干，国务院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个个制定得很漂亮，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落实不了。吴思先生创造了潜规则一词，我觉得很贴切。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两套规则，一套是法律教科书印的规则，另一套则是现实运行的规则。这个潜规则历代皆有，几千年来皇帝说的是一套，到了县里、到了乡里，小吏们执行的完全又是另一套。人是理性趋利的动物，政府官员概莫能外。如果政府不能对人民负责，换句话说，政府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政府实际执行的规则必然对自己有利。所谓的利益有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之分。从长远利益看，执政者清醒地认识到依法办事当然有好处，这样可以延续它的统治。从孔孟开始，儒生们就用“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劝诫，说服最高统治者要关心百姓，防止将百姓逼上梁山。但就是这个长远利益，在徒具形式意义的民主共和体制却是个大问题。在古代君主看来，贵族世袭体制下的国家，是个人的财产，他们的执政权力不受任何的挑战，甚至他们的子子孙孙都享受着特权。而在民主共和体制之下，除北朝鲜那样的特例，官员的任期受到限制。如果一个人做了一辈子的领导，长期不卸任，如何体现民主。我国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实行领导任期两届制。问题就出在两届之后，领导者卸任之时，也就是59岁现象。原因在于执政者的理性有限，他必须在掌权期间实现利益最大化。最近，我看到报道，中国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几乎天天都有贪官被曝光。从年初开始的六个月，就有不下四名省部级高官先后落马。犯罪的原因也同样体现了这个现象。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6 09:34 编辑 ]

杰亮

无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地方统治者，他们的理性极其有限。把美好的东西拿出说服，很难奏效。即使是最高领导人锐意改革，想大展宏图，但切记在统治集团中他只是其中的一员，也难有一语定乾坤的力量。面对着庞大的利益集团，最高统治者也显得无能为力。除非具备毛泽东、邓小平当年的威望。在这样的情况下，全体统治成员都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囚犯困境之中，个人的力量有限，一个人洁身自好，并不能拯救整个利益集团的命运。其他人都在腐败，腐败集团的蚕食最终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如果整个利益集团保持清廉，仅一个人腐败，那么一个人的腐败并不能导致严重的后果。由此推论，无论个体还是集体怎么做，最后的结局就是每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会腐败。在我们看到一个官员的时候，第一印象就是他是一个贪官。尽管这种印象对每一名干部缺乏公正，但这是一个大差不离的预期。

司法改革的困境

■为什么司法先行？
●司法一般独立于国家权力结构之外，法治国家的司法应该超越政治，保持政治中立。
●司法改革一般不会触动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阻力也相应较小。

■司法改革的成就
●在实践过程中，司法至少在形式上向职业化方向发展，法官脱掉大盖帽、穿上了法袍，法院的政治化色彩被淡化。虽然复转军人仍然进法院，但是法官队伍的职业素质因为司法考试变得更为整齐。
●司法职业化改革的启动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法学界投入较多精力探讨和比较法治国家的司法制度，对司法改革的模式形成了基本共识。

●司法进步主要局限于形式，实质进展较少，法院行政化和官僚化现象仍然很严重，甚至因为司法改革而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司法判决依然八股成风，离法治国家的水平还很遥远。

■司法改革重在观念革命
●司法改革近十年所面临的困境：以前的执政模式仍然停留于革命战争年代，主张领导一切、高度集权，司法被完全政治化和权力化，成为执政党的“刀把子”。
●传统执政模式不适合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和现代社会的需要。
●虽然司法改革在实践中并不直接触动政治体制，但是对人们在思维观念上的冲击非常大。传统思维对应着传统权力格局，而在这种权力格局下，进行实质性的司法改革举步维艰。
●司法和政治改革是一个蛋和鸡的问题：司法改革会改变执政思维，最后为政治改革铺路；但是在现有格局下，权力格局一点不松动，司法改革必然难以进行。

■建立司法特区？不妨就某些政治脱敏而社会关注的领域进行试验。

司法是一个社会的希望，如果一个社会，司法都垮掉，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面临极度的危险。中国的司法体制改革从1999年开始，至今已鼓吹十余年。我在1999年回国的时候，看到了第一个司法体制改革纲要。司法改革的目的是将中国的法官变成真正的法官，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在国外呆过很久，真正知道法官应是什么样。这个目标如果能够实现，中国的司法大有希望。很可惜，十多年过去，我们再一次体验到失败，而且失败得摸不着头脑。十年前，尽管我们的了解可能肤浅，但司法职业化的改革方向很明确，而时至今日，职业化非但没有给我们带来好处，反而使司法领域的腐败更趋严重，我们的司法体制改革几乎迷失了方向。一些人似乎把司法腐败归咎于职业化改革。其实我国的司法职业化改革还远未开始，改的只是一些皮毛，就是把法官的大盖帽给摘了，把肩章给下了，把军装换成法袍，手里拿起了法槌。如果说有了一点进步，就是从事司法职业必须通过司法考试。贺卫方老师在十年前指出的，复转军人进法院现象，依然如故，没有一点改观。为什么在中国司法改革可以先行？原因在，一个没有法治的市场经济是很难想象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市场经济，而没有法治。我举不出一个特例，如果有的话，那就是我们自己。司法在一般情况下，是独立于国家权力结构之外的一个机构。在法治国家，司法应该超越政治，保持政治中立和政治超然。司法体制改革一般不会触动国家的政治利益，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另一个方面，就是法治改革不是直接地影响和触动既得利益，执政者对体制改革还有容忍度。

司法改革取得的成就较少，但主要的成就集中在认识方面。职业化改革启动了学界和社会的关注，法学界确实投入了较多的精力，探讨和比较法治国家的司法制度，对司法改革的基本模式形成了共识。但到今天，这种共识又受到挑战，不少学者提出了司法民主化和大众化的改革方向，而且这些建议似乎已被最高法院所采纳，或者他们是对最高法院司法改革新方向的一种呼应。

司法改革在这十年所面临的困境，来源于革命时代的执政模式，这种执政模式主张由一个执政党领导一切，把司法机关视为执政党的“刀把子”，呈现出司法政治化和权力化的倾向。这种传统的执政模式显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和构建法治国家的需要。司法改革并不直接触动政治体制，但对我们的思想观念有着极大的冲击。原因在于，这种思想观念对应着全能的传统执政模式，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这种模式的存在。事实上，司法改革也可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绑在一起的，两者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执政党不会像管理其他机构那样，对司法机关进行旧式管理。司法系统最终实现独立，保持非政治化色彩。政治化的司法是对司法的讽刺，两者是矛盾和对立的。如果继续延用以往的政治模式，就意味着司法改革无法进行下去。这也恰恰是为什么司法改革没有持续多久就遭遇瓶颈的原因。换句话说，司法改革如果进行，它有助于改变我们的执政思维和对执政党作用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的改变将有利于政治改革的推动，在这种政治思维模式不变的时候，司法改革本身很难推动。我曾经提出，司法改革在今天的这个层次恐怕难以推进，原因是对传统执政模式的冲击。如果司法改革不能取得任何进展，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更加没有希望。

在全国进行全盘的司法改革，可能性不大。我曾提出，不妨由某些地区先行一步，在政治脱敏而社会关注的领域进行试验。但不知道这种想法在今年之后能否可行。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6 09:43 编辑 ]

杰亮

出路何在？

■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框架下，掌握重权的执政者必然集中了不成比例的社会资源，进而形成一个自我保护、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体制下的权力和利益分配结构自始至终排斥宪政改革。革命推翻了一个旧政权，但是并不能打破旧体制，更不能造就和维持一个新制度。

■唯一可能的出路：迂回改革，而在专制权力结构中如何开展改革，取决于特定执政者的眼光和魄力、平民百姓的智慧、统治结构的利益分化格局、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和国际政治压力大小等一系列不可控制甚至不可预测的因素。

■改革不是一门可以预言的科学，而至多只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艺术。

中国的改革出路何方？在一个高度集权的框架下掌握权力的执政者必然集中着不成比例的社会资源。所以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也必然会形成一个自我保护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个集团自始至终地排斥改革。革命不是出路，革命打破了一个旧体制，建立起一个新体制，而新体制会造就新的既得利益者。尽管改革过程很艰难，但改革仍是唯一的出路，一次失败，两次失败，最终还需要通过改革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一条直线走不通，只有通过所谓的曲线救国，退一步进两步，迂回改革。改革要求在现有的权力框架之下进行，这就是我们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基本悖论。如何在这种权力结构下展开改革，取决于执政者的眼光、勇气、自信、魄力以及老百姓的智慧等很多不确定因素。还包括统治结构的利益分化，原因在于，统治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它们之间的利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可以利用执政集团内部利益的分化推动改革。此外，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国际政治压力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着改革的实施。这些因素都具有不可控制、不可预测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艺术。它注定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事情。岸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都知道，但石头到底在哪里，需要我们共同探索。

回头是岸？

■虽然不知道“石头”在哪里，但是对岸在何方还是清楚的。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还不清楚路往哪里走，传统意识形态仍然占据着大多数人的思想，左右阵营还在姓“社”姓“资”的论争上纠缠不清，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感到迷茫、困顿、焦虑，今天大凡有思想的人都会认同人权、法治、民主、宪政这些世界普适价值。
●偶尔遭遇左的回潮乃至泛滥，只是大势已去的回光返照。即便左派的前途也在于宪政，那些对“伟大领袖”情有独钟的乌托邦只是一种出于无知的异想天开；或许不会消失，但是不可能主导大局，因为空想和革命都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简单维持现状也没有出路，因为事实证明现体制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迟早会分崩离析。

■除了少数短视的既得利益者之外，不同的人群，不论立场、利益、身份、阶层是什么，都没有理由反对宪政改革，需要通过一场新共和运动走向宪政

我这个PPT是在去年做的，去年情况也许比今年乐观一些。我始终告诉我的学生，历史不一定总是在进步，或许你们正在经历着倒退。马克思的世界观预言世界会越变越好，它描述了一个乐观直线进步的场景。不一定，不论是中国百年历程还是过去的三十年，都不一定。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可能对路在何方都不清楚，传统意识形态还占据着很多人的思想。我们经常为一些在今天看来，中国到底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而争论而担忧。今天，已经没人关注这类问题了。当然，不能说一点没有，比如乌有之乡上的人会关注这类问题。我现在遇到的一些朋友，他也会向我说他很迷茫，但他的这个迷茫与以前大不相同。过去是不知道往哪走，今天是不知道怎么走。这已不是一个价值立场的取舍，而是路径选择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偶尔存在左的思想回潮，那也只是一种回光返照。我个人并不绝对排斥左派，左派比较同情社会下层，尽管它的有些主张，比如回到毛时代，完全出于一种愚昧和无知的空想，但它的立场未必不可取。我认为，左派的前途也在于宪政改革。他们不会消失，但永远不可能主导大局。简单地维持现状绝没有出路，事实一再证明现行体制无法解决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迟早会行将瓦解。

从长远看，宪政改革对所有人都是一件好事。除了少数短视的既得利益者之外，不同的人群，不论立场、身份都没有理由反对宪政改革，包括像深圳市长许宗衡那样的贪官污吏。我觉得宪政改革能帮助堵塞制度上的漏洞，防止我们的干部不那么容易变成贪官。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7-16 09:50 编辑 ]

NZWJ

【世纪大讲堂 第169期】 百年中国"六次政治选择"
      
   王鲁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从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封建帝制的满清王朝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再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只不过是对这一百多年历史的最最简单的勾勒。其中的风云壮阔的这种历史细节，已经淹没在我们这种勾勒之中，那么每一次这种历史的变化，其实都和每一次的政治选择息息相关。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萧功秦教授，他今天给我们演讲的主题就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间的六次政治选择”。
     
    萧功秦简历
    萧功秦，生于1946年，湖南衡阳人。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研究生。
    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博导。
    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化史，转型期中国政治，中国思想文化史。
    主要著作有《儒家文化的困境》、《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等。  

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

从清末新政到当代改革开放

作者：萧功秦

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
——严复：《宪法大义》
　　
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百年现代化，经历了清末开明专制化运动、早期议会民主、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权威政治、全能主义计划体制与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这六次政治选择。由这些不同政治模式前后相继构成的现代化运动，是一个在不同国际国内环境条件下持续进行的、凝聚中国人集体经验的历史试错过程，本文通过这一历史考察揭示，适应于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传统国家的现代化起步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一种具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权威主导并能有效进行制度创新的政治体制。
　　
　　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重新来解读以往的历史，因为各个时代的矛盾、困境、问题不同，人们总是从自己面对的困境和矛盾的角度，力求从历史中获得新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是“万古常新”的学问。中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现代化时期，人们就会向历史提出这样的问题，100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历程，对当代中国人提供了哪些经验教训？我们的前人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从历史当中获得启示？
　　
考察百年史的新范式
　　
　　在考察中国百年的现代化运动时，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近代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觉的有意识的历史过程。百年以前的中国人并没有现代化这一概念，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中国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而努力时，现代化运动客观上就开始了。因为，中国人要实现富强的目标，只能通过学习比中国更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方式才有可能。洋务运动就是这样起步的。第二点是，中国问题与矛盾实在太复杂了，如何在中国推进现代化或实现富强的目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通过何种战略，运用何种政治资源才能有效地实现人们所期盼的国家富强理想？这决非特定时期人们的有限的知识与理性所能解决的。从百年现代化历史来看，实际历史上呈现出的，是不同时代的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根据当时人们主观上的理解，运用自己可以拥有的政治资源与经济条件，通过自觉或不自觉的试错的方式，来试图接近这一历史性目标。因此，不断在应对矛盾与困境中试错，而不是根据先验的理性的蓝图设计，构成了支配人们做出现代化选择的基础。

　　近代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人真正从天下中心的梦境中醒过来，是从洋务运动中一些少数的洋务派政治精英开始的。从洋务运动到当今的140多年，实际上是中国人通过追求富强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从政治学角度而言，当一个社会开始意识到要推进自己的现代化时，就需要某种能承担现代化使命的政治载体，更具体地说，需要形成一种能有效地引导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政治组织体制。不同时代的人们在追求现代化目标时，正是经由他们所处的政治载体或政治体制，来适应现代化的挑战的。

　　所谓的政治载体，就是不同时代的人们，运用来推进现代化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手段。大体上，政治载体是由以下三方面因素相结合而构成的。首先，是当时的人们可能借助的用以支撑他们的现代化战略的政治资源，（如推进现代化的君主的权威，官僚组织，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的动员力量，军事强人对军队组织的控制，等等）。其次，是执政精英的政治理念、信仰与价值观念，包括人们对富强目标或现代化目标与手段的理解，特定时期的人们的这些价值观念，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或支配了他们做出不同的政治选择。第三，是各种内外环境的压力因素，包括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的制约条件；正是这些主观意识因素、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以及外部环境压力因素，这三方面因素相结合，就会形成具有特定政治选择的政治载体。例如，在近代以来的世界史上出现的开明专制，就可以理解为一种具有三大要素的现代化政治载体。首先，支配统治者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只有通过传统政体推行向西方的军事现代化的仿效政策，才能消弥或解决民族生存危机，其次，开明专制所利用的政治资源是本国传统的专制官僚体制，等等。第三，它的外部环境因素是，传统专制政体面临的西方列强的外部压力与挑战。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22 08: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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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涉及另一个概念，即现代化的政治选择，它指的是一个特定政治体制所采取的具体现代化战略路径选择。这种现代化战略选择，是在政治主体的主观意识形态与它所凭依的各种资源相结合的条件下才得以形成，因此，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一个民族的历史上，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外部压力、由于政治精英有着各不相同的主观价值观以及各自所凭依的政治手段与政治资源，因此，可能会在各个时期出现不同的政治选择，这些政治选择此起交替，前后相继，当某一种政治选择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而被淘汰之后，新一代的政治精英崛起，他们在新的价值观念与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运用他们所能获得的新的政治资源，来继续推进现代化，这样，一个民族的近现代历史，就会形成以不同的政治选择为标志的此起彼伏的现代化的历史。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政治选择为基础来透视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研究历史的路径，我们可以以此来作为解释近现代历史的框架与参照系，“政治选择”路径可以使我们从一种全新的角度，运用新的解释框架，来重新认识中国百年以来的历史演变。此外，我们还可以由此而进一步考察。各种内外因素结合而形成的现代化政治选择，在现实中的正面与负面效果，这些政治选择解决了什么问题，又面临了什么新的矛盾或困境，为什么前一种政治选择会被后一种政治选择取而代之，等等。如果我们从这一视角来观察百年史，中国从140年前的洋务运动到当今，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六次政治选择。  

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开始于洋务运动，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1905年以后又走向筹备立宪，辛亥革命爆发标志着这一开明专制化运动的失败。这整个过程是一个不自觉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虽然它最终的结果是失败的。第二次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 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期的新权威主义。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所谓的全能主义政治，指的是运用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渗透于社会的基层细胞，通过执政党运用革命意识形态对全社会进行政治动员，来实现某种既定的理想政治目标。第六次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模式。在政治学上进行分类，我把它概括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  

这六次政治选择实际上可以以六个人的名字为代表。他们是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而这六个人恰恰是中国这140年来对中国人的命运有最重要影响的六个人，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选择，给中国人的命运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下面笔者就对这六次选择逐一进行分析。笔者试图通过对这六次政治选择的简略考察的基础上，对我们当前的政治发展模式做一个历史的定位。



第一次政治选择 晚清的开明专制化及其失败



清末的开明专制化过程，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它们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自变法以后，晚清政权实际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从传统专制向开明专制政体转变的历史努力，由于晚清新政的失败与清王朝的崩溃，中国清朝统治者最终并没有完成向开明专制政体的成功转变。  

为什么一个旧王朝在承受西方列强的挑战之后，最早的现代化选择，是一种开明专制化运动呢？这是因为，人们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运用当时的政治组织来尝试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一个旧王朝的政治精英，在面对民族危机这种巨大的压力时，他们想到的首先是通过传统王朝体制来抵制西方列强的侵凌，维护王朝自身的利益，他们不可能超越这一时代限定条件。然而，当他们认识到，只有仿效西洋先进的技艺，才能增加自己的抵抗西方侵略的能力时，他们就在客观上，不可避免地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并由此而一步一步地走上新的历史道路。在这一仿效过程中，他们迟早就会意识到，只有进行更为开明的政策创新和体制创新，才能使官僚体制能有效地吸纳社会上的现代化精英，才能够更有效地动员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非如此不能最终实现他们的既定目标。这一行为逻辑决定了，只要专制体制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创新过程一旦开始，那就在客观上不可避免的进入了从传统专制向开明专制化转变的过程。所谓的开明专制化，就是专制政体的“旧瓶装新酒”，利用皇帝的权威和既定的官僚体制，作为政治杠杆来推行现代化的转型。从世界历史上看，德国的威廉二世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可以说是通过开明专制化获得现代化初步成功的实例。而晚清的开明专制化运动，可以划分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三个阶段。以下对这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考察。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由沿海沿江的地方大员开始启动的。西方挑战引起的危机感，可以以当年湘军领袖胡林翼进攻安庆时反应作为例子，胡林翼在安庆城外的山头看到长江上像野马般狂驶的洋舰，他从马上惊跌下来，不久后呕血而死。他真切敏感地意识到这种挑战的严重性。这很能说明西方挑战在中国士绅官僚中引发的深度危机感，以及由此给予中国士大夫官僚知识分子的强烈冲击力。这种深度危机感引发的避害反应，体现于李鸿章的一句名言里，李鸿章把西方挑战看作是中国“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数千年未有的之强敌”，这一著名的概括标志着一种新的态度在清后期政治精英中的出现。这种由危机意识引发的警惧感，民族求生意志，以及通过仿效洋人来增强自己的自卫能力的世俗理性态度，就构成了洋务派的基本政治选择。  

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首先在于两点，第一点，它标志着朴素的世俗理性的觉醒过程，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摆脱了教条和信仰主义的支配，用追求实效，作为行为选择的标准。务实地根据所收集的信息作出行动选择，以求达到实际功效的最大化。这种思维原则，有时也可以称之为工具理性，或日常生活的健康理性，即日常生活中，在不受信仰原则影响的情况下采取的理性态度。现代化首先要打破信仰和教条。这种克服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与教条思维的过程，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用儒家意识形态教义来进行统治的国家，中国人中的世俗理性的最初觉醒，并不是人权与自由的启蒙意识，而是这种为民族生存而激发的以务实地摆脱危机为目标的避害趋利意识。虽然李鸿章、张之洞这些洋务派精英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意识，然而，只要他们意识到只有仿效西方，才能抵御西方，他们实际上就在世俗理性的引导下，不自觉地进入摆脱中古式的教义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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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洋务运动的现代化意义的第二点，我们可以称之为“防卫现代化的弥散效应”，那就是，只要洋务派在军事自强运动的现代化的方向上走出第一步，他们就不得不走出第二步，他们为了保住第二步不至于前功尽弃，就不由自主地要走出第三步、第四步。这是前世纪三十年代的历史学家蒋廷黼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提出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观点。更具体地说，洋务派一开始确实只想仿效西方先进的军事器械与技艺，他们并没有更为远大的现代化目标与理想，然而，当他们这样做时，客观上却由此引发了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历史潮流：洋务派要发展军事工业，就不得不发展重工业、交通运输业、采矿业，而要发展这些工业门类，则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小农经济社会很难积累如此庞大的资金，为了积累重工业的资金，他们又不得不进一步去发展能在较短周期内提供流通资金的轻工业，如纺织、日用品加工等等。为了实现以上这些目标，洋务自强运动又需要培养大量懂得现代工业技术的专门人才，于是不得不引进新式教育，建立同文馆，译书局。现代化就是这样一个从一个点向一个面的不断弥散过程。这种弥散效应之所以不可避免地发生，乃是因为西方文明本身是一个有机整体。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引进这种工业文明中的某一因子时，就不得不引入其他因子来与前一因子相配合。这就是严复在所说的“一行变甲，便思变乙，及思变乙，又宜变丙，由是以往，胶葛纷纶”①。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国人就一步一步地，甚至可以说“身不由己”地走向现代化过程了。  

当然，洋务运动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但是平心而论，几乎所有的后发展的现代化国家，它的发展初期都是一个腐败的高发期。从新制度主义的角度来说，制度就是人类行为的游戏规则，人类只有在发现社会交往行为中的冲突与矛盾问题以后，才有可能在长期试错过程中，为解决矛盾而形成约束性的游戏规则的，制度是作为解决矛盾的办法而产生，并在尝试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逐步跟进的。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在持续试错中逐渐的针对性的跟进过程。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社会在进入现代化初期阶段，为什么会出现大量的腐败现象：当一个社会从非市场经济开始引入市场经济时，由于传统体制中并没有预先准备好处理市场经济中的诸多问题的约束性制度，这种有效制度的空白，就会使掌握权力与机会的人们获取不当得利时，风险成本极低，而收益甚大。这样，各种腐败现象就会大量应运而生。在发生腐败问题，针对性的防腐败制度没有跟进以前，也即制度尚没有形成对腐败的有效控制之前，就一定会有一个腐败的高发期。  

长期以来，人们对洋务运动总体上的评价是不高的，然而，从现代化的历史来看，洋务运动的低效率，也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加以合理的解释：一个传统国家的统治精英在对对西方列强的军事威胁作出回应时，他们不得不集中国内相当有限的经济与财赋资源，来致力于达到某一个特定的目标，保证某些与国防有关的特殊部类的工业，如军事工业的迅速增长。当他们这样做时，从经济学角度而言，就不得不牺牲资源的有效配置与效率。换言之，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与效率，是在几百年时间里，在无数微观个体的反复博奕与充分竞争过程中，逐渐地磨厉出来的。西方工业社会只有经历了相当漫长的竞争，才得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的。然而，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追求的是迅速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实现防务现代化的单纯目标，为此而集中全国财力，这种引进式的工业发展模式根本没有西方社会那种微观的长期磨合过程。而且，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也不可能为迅速的军事工业引进式的发展，提供合适的专业人才，这也使军事工业的低效率性，成为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从理论上讲，如果给洋务运动一个更长的时间，例如50年，这种种发展中的问题，还是有可能通过渐进演化方式，通过试错过程中的制度建设，来予以逐渐解决，并经由这一路径，中国可以缓慢地走向开明专制型的现代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