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ZWJ

蒋介石的第二期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比前面提到的袁世凯权威主义更有力的组织基础。这是因为，它和袁世凯的第一期军事强人权威主义相比，其主要区别在于，袁世凯的权威政治，具有浓厚的类宗法的私人效忠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恩主——被保护人”的私人庇护网的关系基础上的家长制权威结构。袁世凯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或主义，作为吸引社会人心的凝聚力基础，也没有真正意义的组织化的**，作为组织基础。袁世凯的权威政治的制度化程度很低，很难摆脱“人亡政息”、“树倒猢狲散”的政治命运。相反，蒋介石具有“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特征。这种政体通过其新型军事力量、“类列宁主义**”的组织体制、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强化了权威主义的政治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的第二期权威主义，是一种制度化程度更高、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整合力的、以准动员型**国民党作为组织基础的权威主义，与袁世凯的单纯以恩威并用的庇荫网为基础的权威主义相比，它具有更强的政治动员力与社会凝聚力。

　　有必要客观地评价蒋介石在1928年全国统一到1937年这被称之为“黄金十年”中的一些正面成绩。由于第二期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具有更为丰富的政治资源，具有民族主义价值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与袁世凯政权相比，它能比较有效地组织动员全国的社会力量、财力与经济资源，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整合。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在1928年完成全国统一以后，在现代化方面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国防方面，他引进了德国军事顾问来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他颁布陆军典范令与兵役法，使陆军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工厂，使最基本的弹药能自给自足，这一时期，中国空军飞机扩充至六百架，此外，国民党政府又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浙赣这两条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公路也在这一期间完成，1935年之后，中央政府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云贵川三省，使之成为日后的大后方。这些成绩使中国达到了进行抗日战争所必须的“最低度的标准”。此外，在经济方面，国民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实现了白银国有，这些金融举措均对以后八年抗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蒋介石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也有相当的可取之处，蒋介石经采取的唐尼教授（TAWNEY）的“先沿海，再内地，先工商，再农业”的渐进现代化经济发展方针。这十年的年经济增长率，据估计达到11%以上，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1936年两广军政要员称兵反蒋失败后，全国统一可以说基本上达到民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所有这些军事、工业与经济发展的成绩，对于后来的抗战能坚持下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⒄

　　到了1935年时，胡适已经认为，蒋介石已经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更没有人与他竞争领袖的地位。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假如当年孙中山没有进行国共合作，假如不是苏联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对国民党在军事现代化方面进行积极援助与支持，假如国民党没有在苏俄与中共的帮助下进行北伐，战胜北洋军阀，并在完成全国统一以后，进行了“黄金十年”的初步建设，为以后八年抗战打下了最低限度的经济基础，换言之，如果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孙中山仍然像在他在1923年时那样，只不过是一个在陈炯明逼迫之下在上海寓所里的革命空想家，日本侵略军面对的，仍然是北伐以前的那个南北对峙、四分五裂的中国，上海、华北、东北与华东的统治者，仍然是张宗昌、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彼此争斗的、战斗力不强、组织涣散的二流军阀。中国将会是什么一种局势？

NZWJ

然而，国民党的权威政治模式并没有实现中国现代化，到最后它还是失败了。其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始终没有有效地解决它内部派系主义、山头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从一开始，国民党运动从来不是团结的，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1894年建立的兴中会，就是一个包括具有不同动机的人庞杂团体。孙中山从来不拒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1924年改组以前，国民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化的**，而只不过是各种各样政客聚结起来的集团。而在国民党改组与北伐以后，蒋介石本人之所以能逐渐取得党内权力与全国统一，靠的也是用金钱收买与拉拢，他是通过与党内各派势力不断妥协，通过与地方军阀的利益交换，来达到使自己成为最高统帅的地位。这一历史特点就注定了他的权威主义组织内部，先天不足地存在着派系主义、山头主义，以及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庇护制结构。

　　从组织结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内部结构，同样渗透了大量庇护网（Patronage）关系，即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上下级之间还是很强烈的类宗法结构。蒋介石本人习惯于通过称兄道弟的私人关系来建构起自己的关系网络。而在北伐开始以后，国民党北伐军力量是通过大量收编投诚的军阀军队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来实现统一的。北伐初期国民党军队是10万人，八个军，为了统一全国，国民党方面在力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在北伐过程中通过私下与军阀妥协，国民党政府承认军阀势力在当地的既得利益，作为交换条件，军阀势力向政府表示效忠。这一政权是与军阀妥协的产物，扩展到一九二八年7月全国统一时，已经增加到了84个军，300个师，人数达到220万人。⒅ 两年多的时间内，军队人数居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而膨胀到了原来的22倍。虽然蒋介石为实现这种“速成的”统一而支付的军事与政治成本相对甚低，表面上代价甚小，但换来的结果是，国民党内部派系山头林立，派系繁多，派系内部又以庇护网为聚结力，各山头之间又矛盾重重。这是一种内部存在着离心化潜势力的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中国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军阀文化的最坏的那些方面，也渗透到了国民党权威体制内部。

　　实际上，北伐统一全国以后，不久又爆发中原大战，虽然蒋介石获得胜利，但是，蒋达到的目标只不过是确保自己对江浙地区的控制不受威胁，利用江浙地区的财源维持约三十个师的嫡系部队，然后用津贴的方式控制非嫡系的外围部队，对更外围的那些归顺旧军阀部队，只要求名义上对中央的归顺而己。由此可见，1928年全国的统一只是一种极为脆弱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的平衡而己。

　　除了派系与山头林立，腐败也是难以克服的顽症。根据美国学者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提供的资料，国民党北伐迅速扩大革命区域之后的三年内，该党党员数字从15万人升到63万人。旧军官与旧官僚大批进入国民党当官，以至有人说“军事北伐，官僚南伐。” 而国民党又缺乏有效的解决党内腐败的制度与办法。国民党在统一以后实际上就走向腐败。易劳逸书中还提供了一个数字，据统计，在1931年到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中涉及近七万人，只有268人被定罪，只有13人被罢官，41人受很轻的处罚。⒆ 实际上蒋介石本人在三十年代前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整合社会的能力缺乏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上，我们可以理解以蓝衣社为代表的青年军官的右翼国家主义思潮何以崛起。蓝衣社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的青年军官团体，蓝衣社少壮派军官认为，国民党已经“远离群众，被群众所痛恨，已经不再是革命组织，原因是受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侵蚀己失去了活力，国民党内职务得到提升的人，不是看他是不是忠诚于党，而是有没有投机本领，高级职位往往被投机政客占据。党成了政客的竞技场。”他们认为，要克服国民党的混乱、软弱无能与颓唐，办法就是清洗内部，由党的组织中真正革命者形成一个新的组织，这类人应该斯巴达式的勇武牺牲精神，应该像清教徒那样，物质享受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同志关系高于家庭。严格限制个人财产，超过部分交给团体。他们主张进一步强化领袖的个人权威来引导革命运动。他们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唯一领袖，必须绝对服从他的意志。他们坚信，“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当民众只有一个思想时，他们的行动就象一个人。”在他们看来，领袖偶象起到加强社会组织凝聚力的作用， “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需要中国的希特勒。需要中国的斯大林。”⒇

NZWJ

蓝衣社的国家主义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威主义思潮在危机前夕的自我强化一次努力。蓝衣社的目标是使国民党恢复生机，使国民党权威体制更有效率化。核心价值是国家至上，精英政治，领袖至上。在蓝衣社的意识形态中，复兴国家的目标高于其他一切价值。个人应该放弃自由甚至生命，民众唯一的职责就是保证国家利益。蒋介石本人努力提倡这种国家主义，并以此作为克服他的政权弊端的基本思路。从此他走上了更加集权的右翼化的国家主义的道路。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蓝衣社思潮陷入的两难矛盾，来考察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败根本原因，这种右翼国家主义是以压抑社会动员，用长期阻止群众争取自己的命运为条件改善，来强化国家对于社会的绝对优势地位，通过靠少数精英分子“优秀禀赋”，与墨子式“天志”“苦行”式的自觉牺牲与来支持领袖的个人权威。然而，问题在于，蒋介石在人格与政治行为方面，是否真有资格享有这样的权威，本身就是疑问，其次，在国家主义的理论中，群众只不过是成为被动的机器零部件，国家主义缺乏用老百姓关注的切身利益来动员民众。这就注定了蓝衣社的国家主义教条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利益机制，因而曲高和寡。此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危机前夕，一个对民众缺乏吸引力与魅力的意识形态，注定不能实现克服危机所需要的社会动员能力。在这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政治对手的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的利益机制方面，在平民主义的政治参与动员方面，远比蓝衣社式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更具优势与竞争力，这也注定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难以与毛泽东的井冈山模式与延安模式抗衡。

　　国家主义式的权威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选择，但在蒋介石那里并没有转化为强大的现代化的工具。可以说，蒋介石也是生不逢时，他不得不先后与英国殖民主义、共产党、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与各省军阀势力进行斗争。在疲于奔命的斗争中，体制内固有的弊端始终没有精力去应对与解决，终至于积重难返。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此后的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中央退居大后方一隅，难以对军队及各地官僚进行有效控制与整肃，抗日战争后出现的地域分裂状态，反而象温床一样，使这种腐败力量得以广泛滋生。以至到抗战胜利后，突然的胜利使长期困顿中的官僚“接收大员”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制度监督的情况下，陷入“爆炸性的腐败”的失控状态，这种腐败现象。终于使国民党政权大失社会人心而被历史抛弃。

　　我们不能假设，如果中日战争不发生，国民党自身有没有力量，通过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与少壮派国家主义的理想主义，通过内部的清理运动来克服自己结构性的弊病，但历史现实则是，国民党权威政治的上述先天不足，尤其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中央权威往往鞭长莫及，难以应付军阀文化对体制的渗透而导致的内部涣散与弥烂。蒋介石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并没有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而是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遭到失败。

　　在民族陷入严重的全面的生存危机的条件下，国民党体制缺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能力，而组织化的程度却相当较低，权威危机发生的概率相当高。很难在重大挑战面前形成对中国这样巨大社会的动员能力。

NZWJ

第五种选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1924年国共合作到1927 年“四一二”事变以前，中国就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政治选择，一种是前文考察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威权政治模式，另一种则是是共产革命的现代化模式，这一共产革命模式以1927年8月南昌起义作为新的起点，通过农村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夺取政权的漫长道路。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个代表完全不同道路选择的政治力量之间，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就开始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死决战，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在建国以后建构起一个由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新的体制，以此来推进革命现代化的目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革命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第五种政治选择。

　　第五次现代化选择，就是指通过国家通过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与动员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非市场竞争化的发展战略。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所谓的全能主义，就是由一个高度组织化程度的**国家，以全能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的全部细胞、全部组织、全部单位，并有效地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最广泛、最深入的社会政治动员，以此来实现**所确定的社会发展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全国的统一．靠着正是这种以强有力的革命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组织力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三者所形成的革命全能主义。这种革命全能主义，的确能够有效地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所具有的极为丰厚的政治资源，包括意识形态宣传、学校教化、军事与国家安全系统，群众运动，与全社会普遍的思想教育运动，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动员。对于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来说，这种革命动员体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政治体制。它能够克服袁世凯权威主义与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那种内部结构的脆弱性。可以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资源，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一国家体制对社会的整合、组织、动员与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政治体制。

　　为什么要形成这种革命全能主义模式？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已故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邹谠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演时就提出的一个观点，邹谠教授认为，“这种全能主义渊源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面临的全面危机，当时国家在军阀混战中解体，社会各领域中传统制度在崩溃，日常生活中不少问题不能用传统思想与常规方法来解决，有些仁人志士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危机，他们认为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深入和控制每一阶层或每一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组织制度，并以此克服全面危机。因此，通过全能主义的全民动员的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基本路径。”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孙中山在被陈炯明赶出广州，处于穷途末路的时候，苏俄十月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会对他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实际上孙中山正在借助于他从苏俄学到的严密的全能主义组织技艺与方式，以此来改造涣散无力的国民党，并以改造后的国民党来承担全面危机中的中国。

NZWJ

如果说孙中山只是从革命全能主义政治中学到了一些动员与组织政治力量的办法与手段，那么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苏俄方式来进行中国革命的。中共以一个相当精致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来为全能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阶级斗争观念中引出群众观念，以及土地革命的观念，并对底层利益做出郑重的政治承诺，在一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全能危机的情况下，底层利益相对于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而言，其生存条件的恶化，可以说最为严重，革命者对底层利益的这种承诺，就对广大下层民众、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处于农村最底层的贫雇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群众方式，在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政治方面，在调动大众投身革命，并被整合到于高度组织化与严密纪律的战斗队里去，具有如此强大的效果。我们前面谈到了国民党的蓝衣社的国家主义，即使按其理论言说而言，这种单纯靠信仰国家主义的少数精英的“斯巴达精神”，通过对个别领袖的崇拜，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可以说远不如共产党革命家抓住问题的根本。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底层利益的承诺，点活了底层大众为自身利益而参加革命的激情。当中国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员能力的体制来克服陷入的全面危机时，中国共产革命对底层革命的动员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的加入，这是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无法企及的。更不用说粗放的、缺乏社会理想精神支持的袁世凯权威体制了。从长远历史来看，中国的共产革命正是靠着这种组织力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力求使这个民族摆脱了20世纪全面危机的，并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在建国以后，中国终于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历史机缘。

　　毛泽东模式尽管对中国摆脱自北洋军政时期以来的无序状态，对于国家的统一有重要的贡献，但是正如邹谠所指出的是，建国以后．长期困扰中国的全面危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与时俱进地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也就是说，在强大国家的支持与引领下，发展市场经济、鼓励法制规则下的自由经济竞争，为激活社会个体的微观的活力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那么可以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模式，将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容纳市场机制的、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开放性的政治模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后来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大体上可以代表这样一种可能的选择路径。然而，毛泽东本人，他把商品市场经济以及个人竞争的经济制度看做是人类苦难的一种根源，并相信可以脱离人类的集体经验，根据人类的道德理想，重新设计出一种排除了市场竞争的新制度，来取代现实生活中充满市场苦难的新秩序。实际上．毛泽东推行的是一种反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的体制缺陷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大锅饭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使社会成员缺乏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的停滞。其次，在指今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与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受到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然局限，根本无法应付一个庞大社会如此复杂、丰富与多样的广泛并不断变动的各种社会需求，这就注定了难以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第三，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不可避免。由于计划经济所承担的社会调节的功能，是由计划经济下的官僚来承担．所以官僚的数量就非常大，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又被毛泽东认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影响所造成的。

NZWJ

只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才能根本解决社会成员的微观活力，克服指令体制的官僚病，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所有这些体制本身造成的问题，并不是计划经济与“一大二公”的体制所造成的，在他的观念中，排除市场经济的单纯公有制是最理想的制度，在他看来，官僚主义、公务员自私自利行为，生产低效率、群众缺乏积极性等问题，都与计划经济公有制无关。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所有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既然如此，以上这些官僚主义等问题，就不是所有制或纯公有制本身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来源何在？毛泽东本人就只能把它们解释为“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腐蚀与破坏”。于是，计划体制所有的结构性弊端，都被错误地解释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解释为“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上层建筑，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与侵蚀，以此来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根据这一理论解释，那么结论只有一条，那就只有进行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即文化领域的革命，通过“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革命”，使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得以升华，才能保护计划经济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再受到“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侵蚀破坏。

　　实际上，明明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官僚病，例如“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大人物压迫小人物”、不关心人民疾苦、个别干部欺压百姓，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等，文革的激进主义却把所有这些消极现象错误地理解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的因素造成的。甚至明明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积极性而采取的三自一包，责任田，物质奖励，也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上层建筑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那么，运用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资源与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就十分必要了。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理论原因就在于此。

　　毛泽东要用更激进的办法，来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造，把一切不合革命精神的东西，一律视为威胁“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视为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传统，视为封建、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邪恶来予以批判、打倒与否定。通过斗私批修与思想大扫荡来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人。这种文革乌托邦主义认为，一旦这场上层建筑革命取得成功，灵魂已经净化的“社会主义的新人”就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就形成完美的契合，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就能取得根本的胜利。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与这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想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建立计划经济，到六十年代进行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毛泽东的激进的政治选择。众所周知，这种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乌托邦思想的基础上的，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这种现代化的选择遭到了失败。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的世俗理性，或健全的日常理性精神的觉醒，中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第六次选择，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政模式。

　　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开放，如何形成一种新的体制与政治结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将在另文中对这一历史过程展开更详细的考察。在本文里，只能简单作一点概括。

　　邓小平模式，是对文化革命的极左主义的反向运动，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所体现的改革思想可以由以下这四句话来概括表述：首先，社会主义不是贫困，社会主义就是要上人民过上好日子。其次，要让人民过好日子，就要发展生产力。第三句话，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对发展生产力有用的东西。第四句话，要改革开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因此，就必须坚持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顶基本原则。邓小平本人把他的上述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在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的政治基础上，推进被极左思潮所否定的市场经济，以此来发展生产力。

NZWJ

从政治学角度来进一步思考邓小平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它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计划经济所压抑的社会活力，从而使原有的板块状的体制，出现了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而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又进一步在与经济领域相适应的社会领域与文化领域相应地出现了有限程度的多元化，由于意识形态不再承诺去追求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而主要承担维护***权威的政治功能，因此，政治控制的范围，已经从意识形态信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收缩到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社会自由空间进一步扩展。这种有限多元化的结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二元化，表明这一体制已经接近于第三世界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并在结构上已经摆脱了全能主义体制全面控制社会的基本特点。

　　邓小平模式是如何从历史上演变过来的？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路径障碍，试错反弹”。更具体地说，极左思潮体现的路径，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到了绝境，形成“路径障碍”，而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并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预先根据某一种现成的施工蓝图，而是在实践与试错中，不断针对面临的具体矛盾、困难与问题进行政策调整，执政精英总是针对具体矛盾与困境，运用政治精英们所能调动的政治与社会资源，提出当时可以想到的某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受制于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在这一对应举措产生某种实际结果后，执政精英又根据这一选择的效果，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可以把这种不断在尝试中向前发展的历史选择，称之为试错性的历史变迁。

　　这样，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就逐渐演变为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出现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体制。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强大的***资源和国家的行政力量资源，把这些继承下来的资源用来巩固稳定市场经济秩序，而不是用来追求一个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后全能主义型的社会主义新政模式。

　　概括地说，邓小平模式，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第六次政治选择，是毛泽东模式的改良型，一方面，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导向性，这是邓小平模式与毛泽东模式最大的区别，另一方面，它继承了毛泽东模式原有的强大政治资源，通过一个强大的有社会广泛基础的***，以实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保持着强大的政治整合力。因此它在政治类型学上可以归结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与所有新权威主义一样，它的优势是运用国家力量来推进市场经济多元化，从而激活了微观个体与企业的竞争力，而它的弱势则在于，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它缺乏足够的权力制衡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内部的腐败化，权力个人化，地方苏丹化，集团分利化，仍然对体制的键康生存与现代化发展构成威胁与挑战。因此，能否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向民主政治有序演进，是新时期的历史重任。

NZWJ

从六种政治选择的比较来看邓小平模式

　　我们对一百多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六种政治载体作了简略的考察，这一段历史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

　　从历史事实来进行归纳，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国家，一个有效推进现代化的政治载体，一般必须要满足以下三方面条件，首先，在推进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必须具有强有力的整合能力与动员资源的能力，命令贯彻能力，对发展的可控制性，这就需要有丰富的组织资源来达到上述功能。其次，这种政治载体需要有市场经济现代化导向性，以及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而不是相反，只有个人微观活力得到充分调动与发挥，使整体社会具有宏观竞争力。正因为如此，开明**的政府主导型、新型的权威政治，作为后发展国家推进现代化的整合杠杆的“看得见的手”，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这个体制必须有适应环境变化与发展的不断自我改革能力，不断根据环境变化而自我调节，能及时进行制度更新与制度跟进。这是因为，一种对于自上而下动员有效的权威体制，往往由于以的新型政治，作为推进现代化的政治基础。这是由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逻辑本身所要求的。

　　如果用以上三个标准来看中国百年现代化中出现的六次政治选择，我们就可以大体对百年中的六次现代化政治选择作出以下评价：

　　清末开明**化模式 清晚期**政治之所以没有完成向开明**的转变，不能象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实现早期现代化的目标，并最终导致清王朝的崩溃，是因为这一传统体制不但缺乏明确的现代化导向性，而且也缺乏制度弹性与体制自我更新的适应能力。而民族危机中的连续不断的失败与挫折，使它陷入了深重的权威危机，从而失去了改革的机会。

　　早期议会民主制模式 这一体制已经有了明确的现代化导向，但西式的多元民主体制下的多党竞争缺乏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支持条件，难以实现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整合能力，陷入严重的政治脱序与党争危机。

　　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权威主义模式 这一体制具有市场现代化的导向性，此外，它较之多元民主体制具有更强的组织整合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但这种权威主义内部的组织结构具有浓厚的庇护制、家长制、寡头制与朋党私人纽带关系，缺乏意识形态、**组织作为权威动员的政治基础。具有依赖于军事强人的高度脆弱性。很迅速地退化为苏丹化政权。

　　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模式，相对于袁世凯模式而言，已经具有了更强的组织资源，但它同样具有袁世凯模式的弊病，庇护网关系难以克服及腐败倾向，尤其在抗日战争这种民族的全面危机条件下，不能有效地解决腐败与政治失控问题而失败。

　　毛泽东体制 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历史贡献，这一体制具有强势的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能力，革命化的**的严密组织能力，形成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来克服深重的全面的民族危机，并成功地统一了中国，为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模式具有百年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组织资源，但这种政治动员能力用来推进计划经济，使市场经济这一现代化的经济火车头，无法发挥作用。从而不能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

　　邓小平新政模式 从现代化历史的角度来看，邓小平新政模式如何定位？邓小平模式是从毛泽东模式演变过来的，它并继承了毛泽东模式的强大的组织资源与政治资源，并运用这一政治资源的遗产，来维持实现市场经济的改革的政治稳定。这样，它与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的权威主义、强人政治相比，与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出现的权威政治相比，它实现这一目标时的资源是充沛的。正是依靠这种政治权威资源，从而实现了过渡时代的政治稳定。而正是这种政治稳定下的经济市场化与经济发展，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实现了过去五种政治载体所没有实现的现代化目标。

　　一方面它具有宏观调控的政治优势，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市场经济来激活社会个人的竞争能力，由无数微观个体构成的宏观整体，就具有强大的活力。

　　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国家，中国需要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首先，是对社会能有效调控的组织资源与权威资源，其次，是通过市场经济对社会微观个体，包括个人、企业、团体基层的活力的调动，邓小平模式成功的关键就在于把后发展国家现代化所需要的这两种因素，有机的结合起来了，由于后发展国家现代化逻辑本身所要求的。而这两种因素的有机结合，在以前五种模式中都没有实现，是邓小平模式成功的关键，现代化过程所必须的这两种因素，得以结合在一起。

　　当然，一个适应现代化的政治载体，还必须不断地适应环境变化而进行自我更新，进行制度创新与制度跟进，防止出现权力个人化或“苏丹化”的腐败陷阱，形成推进民主的社会机制。我们完全有理由期望，在百年现代化的挫折与经验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能从现代化历史中汲取智慧与启迪，在前人铺设的道路上走得更成熟，更稳健，并为实现百年数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尽我们的一份努力。

出处:《领导者》(2007年第16期)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7-22 09:19 编辑 ]

杰亮

改革的危局—与清末新政比较

张鸣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我感觉有点慌。这个题目不是一个准备得特别好的题目。以前我一般是不谈改革的，这个问题谈的太多了，也不太好谈，我也不是很擅长，当然现在这个问题也不太好回避，到今年三十多年了。今年年初我尝试从历史的角度谈了一下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谈改革时有一种担忧：改革会不会被革命所扑倒？会不会改着改着就改不下去了，革命就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实际上有过这么一次，改革被革命所扑倒的历史。既然是有过这么一次的，而且我又是做历史的，我就想把这个联系一下，也就是我们回顾一下当年那次改革被革命所扑倒的历史，看看今天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借鉴的。

　　所谓被革命所扑倒的改革就是所谓“清末新政”。关于清末新政，历史界的说法很多。它为什么失败？为什么新政紧接着革命，王朝就覆灭了？这个说法很多，比如有的说这是假改革，假改革真聚敛；还有的说当时条件已不具备了，到这个时候改革已经晚了。其实我以前这么认为，戊戌维新那时可以，1898年可以，但戊戌维新失败了，清政府反动，不改，经过义和团运动，清政府的空间比较小了，就不行了。还有一种说法是改革比较匆促，成本比较高。成本高的改革容易反弹。总而言之，大家基本上都认为，清末新政没有改好，引起了所有王朝覆灭前的种种毛病，什么吏职腐败啦，什么横征暴敛啦，什么人民民变蜂起了。过去还有人专门研究辛亥前一年的民变的。我们今天讲就是群体性事件。

　　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史料比较多了，大家研究比较公允了，态度也比较放平了，就发现实际上清末新政，包括辛亥前，那个时候的中国，并不是一团糟，没有很强的末世景象，不是说我们这个王朝已经完了。

　　李宗仁先生当时是广西陆军小学的一个学生，他后来说，他说我觉得清末新政时一天比一天好，蒸蒸日上，一进入民国就完了，一片黑暗，军阀割据，互相打仗，老百姓今天被这伙兵抢一下，明天被那伙兵再抢一下，日子没法过。而且他还是个得益者，他是军人嘛，他就是在军阀中打出来的，最后我们知道，他后来是大军阀了，是桂系的大军阀，而且当了民国最后一任总统，他实际是得益于军阀混战的，他不应该说军阀不好的，对吧？他这么说应该是有道理的。而且后来我看了一些，他们提到新政的时候，都没有微词，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时候一片黑暗。

　　研究过辛亥前就是1910年的民变——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群体性事件——研究证实过，那个时候的民变，都是小规模的，全国一万起。那时中国人口是四亿五千万。我们去年的，他们告诉我是八万五千起，今年肯定比去年还要多。怎么比较呢？这么大一个国家，那时的面积比现在还大呢，那么多人，才一万起，就是太平盛世了，没什么事儿，别看一万起挺多的，那胡椒面撒在那么大国家、分散在一年里，没多少，不像一个受不了的事。

　　还有，当时的国家改革，各项改革，国家能力是在提高。改革前的时候，刚刚受过八国联军的入侵，整个国家，北方残破，辛丑条约签订了以后，庚子赔款，实际上拿走了中国的主要收入，就是关税和盐税，庚子赔款四亿两白银是用关税和盐税做抵押支付的，也就是说从那以后中国就拿不到自己的关税和盐税了，而这是两项主要收入。但我们知道，清朝在平常的时候，每年的收入也就是七、八千万两白银。到了清末新政开始时，比这还要低，因为我们知道主要收入都赔款了，再加上各省还有小额赔款，那个数目很大。即使是这样，在这样一个非常恶劣的条件下，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前，一年的财政收入是两亿四千万两白银，这个数字今天看来不算什么，但这在当时是很大的量，这个国家在关税和盐税都没有的情况下，还能有这么多的收入，说明国家的能力是在提高的，而且各项改革都在很有序地进行。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12 11:57 编辑 ]

杰亮

　但问题是，搞得不错，为什么它就完了呢？而且完得那么快，稀里哗啦就完了。这是有它的道理。1911年王朝的当家人犯了两个大错。但这两个大错也有道理。

　　1908年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这是一个转折点。当家人中间比较有经验的、老成的，都死了。光绪的死，我们觉得已经查明——从他的头发中验出有很多砒霜的成份，是被毒死的，以前也一直这么说，但没有证据。这次看来肯定是了。因为谁受益就是谁干的，估计十有八九是西太后干的,这个是很顺理成章的，从历史上的推演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西太后把光绪搞掉呢？而且光绪头一天死的，她第二天就死了，从医案上看，此前她就拉了两个月的稀了，硬挺着不死，你别说，这老太婆也够有毅力的了。

　　其实从历史上看，西太后这个人不是顽固派，当年戊戌变法为什么她反对，为什么她搞政变，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政治结构决定的。就是说你这变法搞成功后，我也就得退休了。因为她是实际上的皇帝，名义上的皇帝是光绪。名义上的皇帝可以明正言顺地搞，搞成功了，这个老太婆就得退休了。为什么呢？她甲午战争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就是你老太太的问题，就是你老太太没搞好，中国失败了，后来她不得不让光绪来主持变法，自己退居颐和园，歇着了。但是光绪呢还要向她请示，但光绪一旦把这个变法搞成功了，她就只好退休了。我们知道让这个政治强人退休都是个很难的事，谁都不愿意退休。权力是强人的春药，这没了春药活着没意思，就没有精神头。这个结构本身导致的。

　　加上当时戊戌变法当时很多满人权贵，不想大局，他就想保自己的权位、势力，不想变法。一旦老太婆退居二线了，他们就是天天去游说老太婆。最后，当然呢，变法过程中，两个人又有点磨擦，前方后方的，二人结构都是这样的，中国也如此，总是要磨擦，越磨擦越大。开始两个人都挺好，到最后就败了。中国的事老是重复进行，没什么新鲜的，当年也就这样。最后老太婆出来，想把光绪废了，光绪挂起来闲置了，你就得把新法废了，变法不能搞了，就往后退，退到义和团了。你想，为什么要变法，变法就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国际形势、国际压力。那时的压力和今天不一样，真是能把你这个国家灭了，那时讲究这个，弱肉强食嘛，丛林时代。怎么应付呢？就变法。现在不让变了，压力还在，我就告诉你，义和团那边有刀枪不入的神术，真有神术不就可以了吗？加上周边人的配合，最后老太婆就信了，真有神术，那就了不得了，就开战呗。中国在1914年之前唯一的一次宣战，就是那个时候。当时光绪就急了：我们一国都打不过，十一个国家，我怎么打？哭了，在堂上。宣战之后一败涂地，发现他没有神术，谁也没有神术，都是吹的。完后老太婆就下定决心变革。新政很大程度上，真正的领导人是她。就像我们1992年之后邓小平一样，咬紧牙关，就一定要变了，力度很大，进步也很快，连预备立宪都答应了。

　　但是老太婆又有隐忧：她当时七十多岁，光绪才三十多岁，年富力强，按自然规律，他要死在后面。她犯了个大错误，她把变法给废了，杀了六君子，这是个大错误啊。一旦她死了，她就担心舆论清算。历史记载，都是后面人写的。光绪当家了，就翻案了。这是她的一块心病，无论如何得把光绪搞掉。所以在接班人的问题上她就没有什么心思去管了，就是一定要把光绪搞掉，还不能搞得特别露骨，还非常麻烦。为光绪治病的问题，两个人互相折腾：只要太医开了药，光绪认为这个药开得不错，老太婆认为这个药肯定不对；只要老太婆认为开得对的，光绪肯定不吃。两边就这样，可以看出双方之间的心结非常地厉害，疙瘩没解开。最后老太婆临死之前把光绪搞死了，她只有一点时间了嘛，于是匆匆忙忙地把一个三岁的溥仪当皇帝，当家谁当呢？溥仪他爸爸——摄政王载沣，载沣当时有多大？才二十五岁，像我们今天八〇后的一个孩子。这么一个孩子突然之间当家了，他什么阅历都没有，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这样的人，一个少年权贵，而且他当家之后，几乎满人的少年权贵全都出来了，溥伟、载涛(溥伟，恭亲王奕訢嫡孙；载涛，醇亲王奕譞第七子－编者注)，一大帮，少年贵公子，当年就是骑马遛鸟的这帮人全出来当家了。完了就开始有两个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