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的六次政治选择(31)
开明专制化是中国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相当于俄国彼得大帝与日本明治维新的国防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阶段。然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并不可能在无限长的时间内自然演进到开明专制。清王朝的洋务运动的命运,并不决定于中国人自己,而实际上不得不取定于日本是否比中国更快地、更有效地实现现代化起飞,正如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日本人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明治维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并发起了对中国的挑战。对于中国来说,十分不幸的是,中国不得不过早地与日本人在甲午战争中摊牌。中国在这场决定性的战争中的惨败,不仅是现代化能力低于日本所致,也是现代性的制度生长能力不足所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举打败了中国,标志着洋务运动这一防务现代化渐进模式的失败。中国官僚士绅政治精英陷入了深重的焦虑和危机感中。一种不同于洋务运动的新的激进模式取而代之。这就是戊戌变法阶段的来临。
戊戌变法 康有为梁启超这样一批体制之外的边缘知识分子,由于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迅速地成为激进的变法派,并在同样承受着焦虑压力的青年皇帝的青睐下,迅速地进入了帝国的政治中心,成为清帝国变革的主导者与策划者。他们和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新的精英势力。这些少壮派变法人士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改革热忱,具有比洋务派精英更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世界眼光。
戊戌变法的失败有两个根本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心态上的危机感和他们强烈的焦虑感妨碍了他们做出理性的政治决策,正是在这些激进变法派的鼓动下,光绪皇帝在短短100天的时间里,发布了近300道并非深思熟虑的改革上谕,这些上谕彼此之间几乎都不配套。变法派以一种迅速的、彻底的、急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来推动中国的变革。这样,他们势必会过多地触犯到广大的官员的实现利益。实际上,一场官僚体制下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在于改革派能否获得广大处于中间状态的温和派的支持,以及能否让既得利益者保持有限支持或中立,只有这样才能使反对变革的保守派在官僚中被孤立起来。然而戊戌变法的实际情况却是,极端反对变革的顽固守旧派(例如徐桐、倭仁等人)、曾经一度有限地支持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慈禧与荣禄)、温和的改革派(张之洞、孙家鼐等人)这三种政治势力,却在反对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派的过程中,形成了“神圣同盟”。实际上,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在变法失败以前,在给自己友人的一封信中就有了不祥的预感,他在信中批评康有为的激进做法是“规模太广,包揽太多,举行太大,同志太孤,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②这段话最清楚不过地透露出激进变法战略是变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
他们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没有在官僚体制内从事变法的经验,在从政以前,他们远离政治中心,大部分时间在在深山里读书讲学,实际上始终处于政治上的边缘状态。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做过一天官。相对于其他官僚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他们的热忱、血性、高调与张扬的行事风格,使他们在庸常的官僚群体中鹤立鸡群,并冲破层层官僚体制的阻力而引起皇帝的注意。这种惊世骇俗的行事风格,在甲午战败,危机来临,而又朝中无人的特殊情况下,恰恰又引起同样充满焦虑感的青年皇帝的注意,他们从皇帝那里获得了政治上极其罕见的支持与信任。然而,当这些书生政治家在皇帝支持下进行变法时,他们自身缺乏在体制内实行改革的经验这一严重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他们的大言高论与咄咄逼人的行事风格,与人们对传统官僚的角色期待大相径庭,这就使他们在群臣中十分孤立,备受讥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官僚体制内从事政治活动的水平之低,远远超过后人的想象。只须举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地纸上谈兵,书生误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