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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较量--中国崛起的选择

作者：黄树东

第一章 危局和反思

美国当前的这场危机是一场全局的体系性的和体制性危机。只有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才能理解这场危机的发生和美国政府的对应措施的历史含义。在人类进入70年代以后，由于多种原因，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实践在人类历史上逐步兴盛。在前苏联垮台以后，新自由主义作为与政府管制对立而存在的思路，几乎成了人类唯一有效的一种经济体制选择。许多国家先后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新自由主义的实验。美国则不仅积极实践新自由主义，而且充分利于其庞大的国力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支配力大力向其他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利用IMF和WTO干预其他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在上个世纪即将结束的几年里，美国更是把世界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化，当成美国在未来一个世纪里能够独霸世界的体制性基础。

一、新自由主义的实质：美国利益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各国具体的表象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命题。新自由主义的基本命题是：市场自由是好的，市场是万能的。在实践中追求所谓大市场，小政府。它认为只有市场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而市场之所以能有效的配置资源是因为产权明晰且有保障。所以，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目标对内毫无例外都是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管制；对外是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自由化。如果放在历史大背景中看，新自由主义是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后兴起的大规模政府干预和通过政府干预而达成某种社会公正的“革命”或反动。

美国是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推手。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从70年代以来的一项国策，和一项持续的外交政策。
  
新自由主义不是什么”普世价值“，对内是美国强化资本效率和资本不受限制的盈利冲动的途径，对外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国家利益，维护霸权的手段。
  
对内，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推行经济的自由化。1981年8月31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经济恢复税收法案“。这个条例大规模的削减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反应了里根的经济理念，决定了美国未来近30年的经济命运，是美国走向金融危机所迈出的第一步。史称该条例开创了美国经济的“新时期”。这一天被称为”里根革命“的开始。美国从此进入一个减少政府干预，减少社会福利，将公共职能私有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市场原则至上的时期。美国今天的危机的许多根源基本上都起源于上世纪那场“革命”。
  
对外，美国自70年代中期就大力输出新自由化经济模式。尤其在苏联垮台以后，美国更是力图以新自由主义来改造世界，改造现实的对手和潜在的对手。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体系的全球化是美国改造世界的两大手段和目的。新自由主义通过似乎严密的理论体系，向世人证明，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将使每个国家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使每个国家都能公正平等的走向繁荣。这个理论，在一段时间里让许多人沉迷，为美国按自己的方式打造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奠定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在新自由主义风靡的时期，美国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个金融贸易按美国愿望自由化的，开放的世界体系，美国的资本货物财富能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在那个世界体系里，民族国家对自己经济的保护，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经济中公共产业的成分都将被压缩到最低限度；美国在这个体系中将其主导作用，其金融体系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将在制造财富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而这个金融体系的中心就是美国。之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目前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是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自由化和发展相一致的。这个体系里的国际分工有一个巨大的特点，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向美国出口资源货物和服务，而美国则向世界各国出口美元和金融产品，和不影响美国安全和竞争力度技术。这是美国为长期霸权的存在，设计的经济基础。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8 08: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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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体系中，美国为中国设计了一个什么位置呢？美国政府和智囊的许多文件中明白无误的指出，要把中国纳入能保障美国利益的格局里。而要把中国纳入这个美国的这个世界经济框架中就必须：第一使中国经济依赖美国，至少是美国的市场；第二：就必须使中国经济在的低技术水平上扩张；第三，就必须在金融上控制中国。美国认识到，鉴于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市场容量，必须把中国融入这个经济体系。

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的，必需把中国纳入各种既存的国际经济机构中，如WTO。一方面，在WTO入会文件中，中国被迫承若开放银行，金融，和资本市场；一方面，美国通过开放自己的市场，通过市场力量将中国经济引导到低水平扩展的轨道上；另一方面通过中国承偌的产业开放打击乃至摧毁中国的自主技术；第四美国严格限制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只有观察一下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就会看出，美国对中国经济政策的重点从产品市场，到技术知识产权，到金融体系。金融体系的开放是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现阶段的重点。虽然，这一重点为美国当前的经济危机所打断，可以这样预测，它将是中美间经济纠纷的焦点。

出于危机中的美国在寻求出路时，必将导致中美国经济纠纷的加剧。而在这场未来的纠纷中，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和金融开放将成为美国重要的筹码。中国在WTO的承若将成为美国的有力武器。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另一个更具有战略意义的目的是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制的全面市场化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不是普市法则。甚至在美国也不是。把新自由主义，自由贸易当作普世法则的人大概不了解美国发展的历史。
  
美国立国以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奉行的贸易上的保守主义和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从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到“美国体制”，到林肯，到三十年代大危机这100多年里，保护主义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线。为了保护美国的民族工业，美国的关税在相当长的世界里高达44%！
  
“在自由贸易体系里，商人是主人而生产者是奴隶主。保护主义不是别的，是自然的法则，是自我保存的法则，是自我发展的法则，是人类得以保全最高和最好的前景的法则。。。。为什么？如果保护主义能有益和增进6300万人民的利益，这6300万人民的影响将会增进世界上其他人口的利益。我们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考虑整个人类的利益。是的，那些人士说“在你能买到最便宜的地方去买”。当然，这一原则(在那些人士看来)也适用于劳动力。让我给你一条比那些人士所说的的好一千倍的信条，那就是保护主义的信条：“在你能获得最高支付力的地方去买”。而且，那个地方就是劳动者的报酬最高的地方。(William McKinley speech, Oct. 4, 1892 in Boston, MA William McKinley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
  
这不是什么左派人士对自由贸易的牢骚，是美国第25届总统麦肯力1892年在波斯顿的讲演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概括了美国共和党政府的贸易政策。共和党在内战到1912年的几十年里，赢得了几乎每届总统选举。

只是到了二战以后，美国为了打开海外市场，把自由贸易作为长期外交政策。这种变化反应了美国实力的变化，推动这种变化的还是美国利益。

二、自由贸易的不对称格局：开放和保护

美国追求世界范围内的自由贸易的目的不是出于对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的偏好，而是美国建立和维持经济强权的途径和手段。

依靠自由贸易为美国打开国际市场，是美国自二战以后的持续国策，是二战以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柱。二战以后，美国制成品展世界的2/3。当时的财政部长公开指出，美国以不到世界人口的))，而生产了2/3的制造品，美国必须打开海外市场。美国就是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让大英帝国无可奈何的为美国产品打开了广大的殖民的，托管地，和英联邦。到今天，这依然是美国推行自由贸易的根本目的。美国总统布什在2008年的国情咨文中指出“保持美国的竞争力要求我们为美国制造的所有(产品和服务)打开更多的市场。---我们想一切地方的人都购买美国产品。一旦市场开放和竞争公平，(世界上)无人能比美国生产得更多，更具有竞争力”。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8 08:4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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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之一是其他国家的市场开放，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开放。其中当然包括美国市场的开放。但是，这种开放必须符合并推动美国利益。
  
纵观“里根革命”以后的28年，美国对世界范围的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的谋篇布局无不反应了美国长远的战略意图。所以美国在推行自由贸易的同时，十分注意保护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因为这些核心竞争力是美国长期强盛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实行的是贸易上的现实主义。美国对外开放的是低端产业。而对高端产业则倍加保护。
  
美国近30年的世界贸易历史表面，美国力图通过让对手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方式，保确保美国在高科技和其他关键产业上的垄断地位。套用尼克松在别的场所讲的话：”美国必需是第一，美国必需不逊于任何人“。所以，在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里是不对称的自由贸易。这个体系必须确保美国在关键领域里面的主导地位。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全面实践始于里根。从里根以降，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都是这种贸易上的现实主义。一方面用自由贸易，国际条约，国际组织撬开其他国家的市场，打击潜在的产业和技术的竞争对手；一方面严格保护核心产业。
  
美国在这方面的成功例子比比皆是。美国同过压迫别人实施市场开放的手段，有效的摧毁了美国高科技的竞争对手；并成功的限制了核心技术向其他国家的转移，尤其是中国。
  
以2005年中国联想花了17.5亿美元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为例。美国有个”外国对美投资委员会“。这是一个高层次的委员会，由许多关键的联邦机构组成，包括国防部，财政部，商业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该委员会专门调查外国公司对美国公司的收购案，并授权提建议总统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阻止这类收购案。虽然，收购案最终获得政府批准。但是，联想没有获得任何核心技术。美国为了有效的防止高科技的外流，实施了铁腕一般的行政控制。其惯常手法就是将许多技术，产业，和企业列为国家安全的范围。

就核心技术而言，美国不仅不承认市场，而且不承认私有。技术所有者不能在市场范围内最大限度的用其谋利。为什么？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核心竞争力。在美国，企业，学校，政府都在从事科技研究。但是，一旦有了技术突破，政府就要介入。如果是设涉及国家安全的技术，将被列入保密技术。任何人包括发明者都不能随便转移。
  
反思中国，三十年来，中国不是开放少了，而是保护少了。没有在开放中保护自己。中国开放三十年，能开放的几乎都开放了和即将被开放。中国在出口导向的政策下，建立了2.9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国市场的开放为中国引入了核心技术了吗？中国能用巨额的外汇储备买到核心技术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果我们客观的分析一下，在所有开放的领域，中国曾经已经建立的自有技术几乎全面丧失。而且都是在“引进，合作”的口号下丧失的。而那些受到保护的领域，我们还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我们今天那些真正确定中国战略实力的技术和产业，那一样不是在当年“闭关自守”的情况下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并在三十年来的开放过程中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回顾历史，我们真要感谢，我们没有开放以航天核武为代表的核心工业。中国在建国初期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有了自己的气车，电子工业。今天，我们的国土成了世界汽车博览会。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9 07: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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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这种保护不只是政府的行为，也是企业的自觉行为。这三十年里，我们在开放市场的同时，把技术转让作为市场进入的一个条件。许多跨国公司在中国开了不少的研究中心。但是，为什么这些研究中心没有什么研究突破？为什么各公司的技术突破都不是在设立在中国的研究中心产生的？对此，我长期不解。但是，在一次某大公司顶级人物的谈话中我发现了答案。许多人都知道，美国企业把技术分几代：将淘汰的，成熟的，新兴的，和正在研制的。这些大公司在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的都是即将被淘汰的技术。这位明星人物很自信的说“(研究中心的)中国人研究的永远是我们要淘汰的技术。他们不可能形成独立的创新能力，不可能挑战我们”！

让别人研究即将淘汰的技术而获得市场进入，并不是什么精明的商业策略，确能轻易的撬开中国的市场。

与中国许多人希望通过开放提升技术相反，美国政府和企业似乎不把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开放上。美国政府从立国之初就把政府资助科技研究当作一项长期的国策。美国立国之初，科技远远落后于欧州。但是，美国从没有过通过开放获得技术的国策。如果你对美国企业建议，通过开放引进先进技术，对方要么认为你在怀疑他的创新能力，要么认为你缺乏商业常识。美国企业在国内外为了争夺某些技术的专利而不惜耗费巨资长期大官司。现在你要他寄望于开放而获得先进技术。在他的眼里，这不是天方夜谭就是商业无知。市场如同战场，有谁会武装竞争对手？
  
依靠开放提升技术是认知上的误区。必需独立自主。有人动辄于国际接轨，向美国学习。要知道美国在技术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一个政府企业资助的庞大研究体系，是一个在许多方面瞄准世界前沿并寻求突破的国家。政府和企业资助的许多研究并不直接源于商业动机和盈利动机。如果真要向美国学习，就必需重新高举“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旗帜。通过开放而提升技术，是想走捷径，怕吃苦。然而在国家竞争中无捷径可走。在这方面，我们必需要有毛泽东的勇气智慧和远见，要“自立更生”加自我保护。当然，只要条件允许，通过开放引进设备技术无疑是惠国利民的好事。问题是不能寄望于他人。

三、新自由主义的推动手段：渐变和危机

美国的经济霸权于历史上的其他一切霸权不一样，与其取而代之的大英帝国也不一样。他不是通过殖民的统治，而是通过国际条约，国际组织和机构为自己的霸权建立了一个坚实的法律和机构框架。
  
这个世界经济模型的机构体现就是WTO框架，IMF和世界银行，在加上华尔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充分利用其在现存国际体系中的规则制定者的地位和作用。前三大机构的原型是按凯恩斯主义设计战后国际经济机构。是布雷顿体系的支持机构。美国在这三大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尤其是IMF和世界银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WTO，IMF和世界银行逐渐演变为美国干预别国经济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工具。

在这个框架下，美国依靠渐变和危机两种方式推动新自由主义。

渐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WTO来实施的。美国对有些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国家，和可能成为潜在对手的经济体制，在进入WTO的过程中设立了很高的门槛。申请国不仅必须对自己的国家利益作出最大的让步，还必须对自己的经济体制作出最大的让步；不仅入会前必须进行大部分改造，还必须承偌入会后还会有根深刻更广泛的改造。入会的过程变成了一个被美国用来获取战略利益，重塑别国经济体制的过程，重塑别国决策者价值趋向的过程。美国常常有选择性的为某些人会申请国贴上非市场经济的标签。这是美国贯用的战术手段。被贴上标签的国家往往因此而自觉的站在被告席上，拼命的证明自己。这个证明的过程往往就成了一个自我放弃的过程。这些国家要想加入WTO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彻底的改造。美国为其成为市场经济设定的标准和衡量其改造是否合格的表准，不外乎是那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私有化，市场化，减少政府干预，开放民族市场，开放金融体系。于是标签国纷纷将这些药方作为改革的目标。能短期实现的被列为短期目标，不能在短期实行的被列为长期目标。这是一个通过WTO将新自由主义推行到世界各国的和平演进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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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WTO不仅取决于申请国是否达到WTO定义的“市场经济原则”，而且还取决于申请国是否给于其他会员国的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1986年中国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席位。到2000年正式加入WTO化了差不多14年时间。在这一过程的开始，中国被定义为非市场国家。实质上由美国主导的WTO中国入会“工作委员会”，和双边会谈中的对手为中国入会订立了很高的门槛，不仅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还要中国大规模的私有化，还要中国大幅度的减少政府干预。中国被要求订立改革的时间表。在每次“工作委员会”的年会上，中国像被告一样被严厉的检查和质询。

仅就市场开放而言，对方的价码越加越高。从最初的产品市场，到服务市场；从一般产业，到金融产业，到知识产权。市场开放的要求直指中国的核心产业，保扩中国的金融体系和技术进步。要价的领域从单纯的关税同盟，扩展到非关税手段法律甚至中国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力图通过市场开放达到控制中国关键产业和经济命脉的目的，达到把中国改造成市场经济的目的。这漫长的十四年是中国大批国有企业通过各种方式私营化的十四年，是政府干预大幅度削减的十四年，是社会福利开支相对降低的十四年，是传统社会服务功能被产业化市场化的十四年。在这十四年中大批国营企业职工被迫提前退休和下岗，大批的社会成会员失去医疗退休保险，大批的贫困家庭不堪教育的负重。几千万的失业下岗工人和巨大的社会代价是中国WTO的入场券。
  
后来在俄罗斯入会的过程中，对方打算复制俄版的中国过程，企图压迫俄国开放石油和金融等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允许外资进入。这新要求显然不符合普金的治国理念。于是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俄罗斯发现以对方开出的条件加入WTO不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决定将加入WTO从国家的政策优先选项上删掉。纵观俄罗斯的战略思路和历史教训，她的这种选择不是以退为进的战术手段，而是看穿对方底牌的战略调整。俄罗斯要改革世界经济秩序。
  
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令一手战略就是危机介入。在这方面IMF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新自由主义作为人类经济体制的一种实践，尽管曾创造个短暂的繁荣，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例子。那些不余遗力和被迫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其中影响深远的有拉丁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和长期的经济停滞。美国作为当代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推行者，将每一此危机当成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绝好机会。作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宣言的”华盛顿共识“就是针对拉丁危机而提出的。在过去三十几年里人类发生了许多金融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的发生根源各异，而美国和IMF为危机国开出的药方却千篇一律：进一步的市场化，进一步减少政府干预，彻底的私有化，大力削减降低公共支出，削减政府开支。这是一个通过让危机国进一步新自由主义化来处理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虽然这些药方方往往不是缓解而是加深了危机，甚至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替，危机国迫于经济的政治的压力而别无选择。对美国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动荡对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并不带来体系性威胁。经济的动荡为外力介入的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使新自由主义得以加速植入。

四、新自由主义下的国际分工
  
和平渐进战略和危机介入战略使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张，成为一种世界性浪潮。美国在这一浪潮中的战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挟新自由主义的浪潮在两霸对抗种不战而胜，在与许多潜在对手的交往中巧妙的将对手纳入自己的战略体系并让其为自己的战略买单。

在新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美国最具竞争力的是美国的金融产品和高科技。一方面，美国将美元和美国制造的金融产品输往世界各国；另一方面实施选择性的市场开放，大量输入世界的廉价产品。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就是追逐利润和回报。美国以其独步世界的金融体系和创新能力不断向世界推出层出不穷的新产品以满足世界各地的这种逐利的冲动。作为这些产品的制造中心美国和华尔街得以吸引大量的世界资本。这些金融产品作为优质产品进入了世界各国的金融血液里。这些产品带有极大的瘾性作用。在进口了这些金融产品后，世界各地对这些产品产生了更多的需求。世界的资本就这样源源不断的流进美国。美国的金融制造业就这样为世界编造了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网络。世界各国的货物通过这个网络源源不断的输往美国而获得美元，而这些美元和其他资本又通过这个网络源源不断的流回了美国。美国当初为了进口而支付的美元在世界周游了一圈后又回到了美国。美国的金融体系像变戏法一样使美国免费获得了世界的货物。在这段时期美国通过这种体系吸引了世界外贸盈余国70%的储蓄！通过出口金融产品而获得这些国家70%的储蓄！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国家之一。这就是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为美国带来的竞争力。如果你不了解这种竞争力的威力，你就应当看看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得到外资的。有些国家为了吸引外资不得不作出许多让步，出让许多经济利益，甚至不惜损害民族产业以换取外资。往往是引进一笔外资，倒了一批民族工业。外资进入，民资退却。我们中国以个种方式在近30年里引进了几千亿美元的外资，而我们却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为美国提供了19000亿美元的储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8 09: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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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1世纪，美国的这种金融出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债务证券化为例，美国依靠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出了大量的金融创新产品。它通过将消费者债务和房屋贷款捆绑在一起实行证券化。这种证券化产业成了21世纪美国最大的出口产业。根据美国“证券产业金融市场协会(Securities Industry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公布的材料，从2001年以来大约27万亿美元的这内债券被出口到世界各地。美国去年GDP约13.7万亿美元。这项输送相当于美国去年GDP的2倍。相当于中国GDP的三倍多。那是多少个玩具，多少件成衣，多少双鞋？

这是新自由主义为美国带来的体制新好处。

五、新自由主义世界体系下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信用霸权

自由贸易的扩张带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经济的货币化或信用化。以中国而言，市场经济推动的结果就是许多以前不通过市场交换的物品和服务现在都要推到市场上流通。而流动的媒介和手段是货币。这个货币可以是广义的货币。市场经济发展的越深刻广泛这种货币化的过程越广泛。中国是这样，自由贸易扩张迅速的世界经济也是这样。经济货币化导致了经济的信用化或债务化。到了最后，经济的增长必须依靠货币和信用来推动。就世界而言，有人估计，GDP每增长1美元，信用必须增长4-5美元。以中国为例，在1978年以前，政府对货币发行，信贷增长有严格控制，而且经济的主体不是市场。在那样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货币和信用增长，但是远远没有达到今天的程度。2007年为例，中国经济增长11.3%，而M2的增长得达16.7%。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每增长1%，M2要增长1.48%。M2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48%。M3的数量则远远大于这个数目。可见货币信用对GDP的重要性达到什么程度。

在这种情况下，信用萎缩导致经济萎缩。充足的信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这样一个货币化信用化的经济体系里，劳动和自有资本本身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那些能够筹措资金，运作资本，运作信贷的个人，企业和国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重越来越高，更重要的那些能够制造信用的人团体和国家则出于财富金字塔的顶端。创造信用，拥有创造信用的权力是支配社会和世界财富分配的最佳手段。如果一个人，一个阶层，一个国家占有了创造信用的垄断地位则该个人，该阶层，该国家将会在财富分配中基于主导地位。有鉴与此，世界经济的竞争最激烈的部分就是信用垄断和信用霸权的争夺。
  
例如在美国一个劳动者可以依靠劳动赚取40000美国元，而有1000000资本的人，认购年息1000000I年息5%的债券可以拿到50000的利息；而一个用有1000000的人，能以较低的信用成本通过杠杆运作买到10000000的同类债券，则可赚到远远高于80000美元的回报。这个能创造信用的人，能创造巨大信用的人，在社会财富的分配制造信用的人中则出于最优越的地位。
  
就美国国内而言，为了成为信用创造者通过提供信用而在社会财富分配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美国的金融体现走上了极度信用扩张，极度杠杆运作的道路。而自80年代以来的银行改革，金融自由化，华尔街的自由化为这种信用扩张提供了体制性条件。

就世界范围而言，并不是任何国家都可以获得信用霸权成为信用帝国的。只有有自己货币成为世界货币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信用帝国。关键是世界货币。不管你有多先进的技术，多先进的管理，多周到的服务，只要你的货币不是世界货币，你不可能成为信用帝国。美国是信用帝国，应为美元是世界货币；而中国只要人们币不是世界货币，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信用强权。信用一方面是资产，一方面是债务。对世界货币国如美国而言他的制造的信用是美元是美元贷款，美元资产，其回报也是美元。而美元是世界上当“硬通货”。其实美元本身就是一种债务或者一种信用。

比如中国拥有几乎两万亿的美元储备，实质上是美国欠了中国2万亿美元的债务。美国在布雷顿体制下也是世界信用帝国。但是，由于金本位和固定汇率，那种信用帝国必须以黄金来支撑。到了56-65年美元面临极度的危机。最后，美国废弃了黄金本位，为美国无限制的制造信用创造了条件。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9 07: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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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体制是重生产轻金融的体系。它的特点是固定汇率，美元中心，政府间对外汇，国际资本流动实施严格的管理。但是到了70年代美国不再是生产上居于垄断地位。日本，西德，其他欧洲国际通过重建逐渐成为美国制造业的对手。这时候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开始转向世界金融，认为通过金融垄断，通过开放世界金融体系，是在新条件下延续美国霸权的重要条件。在二战结束后，美国生产了2/3的世界制造品，而通过布雷顿条约打开欧洲和日本的物品市场。现在美国通过美元与黄金脱钩，而自由化国际贸易，为美国当信用产品打开世界市场。而与黄金脱钩了的美元使美国得以无限制的创造信用。

石油美元。美国虽然与黄金脱钩但是却获得了石油的支撑。这种以他人的石油来支撑美元对美国而言是免费的。从某种意义上石油的支撑不黄金更具有战略意义。

市场化，信用化的结果使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全球性世界金融体系居于这个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使控制世界金融的一方和取追大的利益。

显而易见正如经济货币化的结果在一个国家内是财富的分配导向于善于运作信用运作资产的人一样，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现使财富的分配倾向于在资本信用等方面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同样在资本信用等方面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将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操作财富的分配。

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美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竭力推动自由贸易，令一方面美国在推动自由贸易的同时竭力通过世界金融体系的自由化维护自己的金融中心地位。

美国改造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第一步就是对世界金融体系的改造。1971年的“尼克松震荡”开启了国际金融自由化过程。而”里根“则开启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以因应并进一步推动国际金融的自由化。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逐步放开了既有的银行金融体系，而且还以放任自流和积极鼓励的方式发展起了一个“影子银行体系”。

美国作为世界金融输出中心涌现了大量的廉价资本。廉价资本加上金融体系的自由化，极大的加剧了美国消费者和金融企业的金融杠杆运作，急剧的推动了资产规模，吹大了美国的资产泡沫。为了在世界财富的分配中占据更大的份额，美国金融资本加剧了杠杆运作和信用扩张。以化尔街为例，在鼎盛时期，化尔街五大银行运作的总资产高达3万亿，几乎是自有资本的30-40倍。这些泡沫化的资产被出口到世界各地，为美国吸引了更大规模的资本，成为美国进一步加工新产品的廉价的原材料。这样循环往回，美国出现了信用扩张，资产泡沫，经济虚拟化。作为这场信用扩张的市场基础是不受政府管制政府十分放任的影子银行体系。这个影子银行为美国的证券化产业提供了资金渠道，为美国金融机构，消费者个人的杠杆运提供了融资渠道。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廉价资产，没有政府干预的融资市场--影子银行，导致投资者过度乐观，低估风险。在一段时间内，美国金融体系的这种高度杠杆运作导致了巨大的超额利润。巨大的超额利润对世界各地的资本起到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世界各国金融街纷纷效仿或试图效仿美国的金融体系。纷纷自由化自己的金融体系，放松政府管制，纷纷走上了过度扩张的模式。

世界各国纷纷效仿美国的债务文化。中国也不例外。反应在体制上就是迷信美国的金融体系，试图模仿美国的金融体系；反应在金融运作上就是扩张信贷，尤其是消费者信贷。有人，甚至认为扩张消费者信贷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种过度的信用扩张最后导致了了危机。这场危机起源于美国。导致这场危机加深的原因之一，表面上看，是美国当初出口的那些优质金融产品露出了原型：原来都是假冒伪劣产品。由于这种假产品已经流入了世界金融体系的血液里，并通过自由的世界金融体系而循环到全世界。在这种危机面前，投资者不知道谁被传染了谁没传染，干脆罢市并冻结所有的信用。这就导致了流通性萎缩，信用萎缩和信用冻结。就如你面前有十个人，你被告知其中有一个染上了艾滋病，但是不知道是谁。你一定会回避所有十人，对十个人都不相信。在金融市场里，这种回避行为的结果就是信用危机，就是信任危机，就是诚信危机。所有金融体系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一旦这种信任丧失，金融体系的基础就受到了威胁。信用是经济润滑剂。特别是在信用发达的经济体系里面，经济几乎就建立在信用上。信用的崩溃往往会导致经济的崩溃。这就是这场危机的严重性。
  
不良资产还损害了世界金融体系的偿付能力。金融机构的性质是杠杆运作。不良资产导致资产减损。资产的减损导致自有资本的减少。
  
导致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体系和金融自由化，是资本在自由放任的情况下，过份逐利的结果，是资本于劳动间分配不公平的结果。

第六节、新自由主义衰退

新自由主义的内外经济体系，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终于导致了这场危机。这场危机本身揭示了由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的深层次矛盾。而美国政府当反危机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的做法。

美国政府虽然开始时对这场危机估计不足反应有些缓慢。但是随着危机的发展，美国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

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在解决危机时完全有别于它曾经为面临危机发展中国家所开出的药方，也完全有别于新自由主义。美国政府的拯救措施就有鲜明的政府强势干预的特点：部分国有化，加强政府直接干预，增加政府开支，抑制市场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源于信守新自由主义的布什政府。新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是美国当前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美国的决策者知道，继续新自由主义的政府不干涉政策，美国将滑如类似与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深渊。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8 09: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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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美国政府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开始就确定要放弃新自由主义的教条。美国最初是力图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内来解决危机。危机爆发时，决策者不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体制性危机，认为这不过是一般经济周期中的衰退，从而选择了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反危机政策。退税，降息，增加货币供应量等。和任何正统的新自由主义剧本一样，其中以货币政策为主。。布什政府一开始就让货币当局在反危机中扮演主角。随着危机的深化并开始，信用萎缩进一步恶化，短期资本市场进一步冻结，出现体制性危机的征兆。这时，政府，尤其是货币当局，加深了干预的程度，开始启用一些非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期望解决信用萎缩的问题。这个时期，政府对危机的判断既然停留在传统的流通性危机上。出发点是如何帮助企业和世界金融体系度过流通性危机。从这个角度出发，联储会创新了一些非传统的政策手段，极度增加了美元的供应量，目的是解决金融体系内的流通性困难。这个时期虽然有行政当局的微观干预，和部分金融企业的国有化，但是政策的主要目的还是如何增加流通性，政策的主要框架还是新自由主义，依然停留在货币主义范围内。在这一时期，政府还依然幻想市场机制的自愈能力，还力图在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下解决为机。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决定让里曼兄弟破产的原因。里曼兄弟破产是市场法则的选择。曼兄弟破产是一个标志性事件。这种放任的市场行为急剧恶化了危机。里曼兄弟不仅为美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也给其余世界带来近3000亿美元的损失。更重要的是，里曼兄弟摧毁了当代市场原则的基本信条--互信。在经济危机和任何社会危机中一样，当市场自身无法解决自己的问题时，人们把政府当成最终的依赖。随着里曼兄弟的倒塌，投资者的种信心被彻底摧毁了。投资者发现，没有任何力量会保障其投资的安全，市场不会，政府也不会。于是，信用进一步收缩，银行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增加，资本市场几乎全面冻结。联邦数以万亿计的增发货币进入不了真实经济里。为了对付急剧恶化的危机。货币当局加大了流通性注入，行政当局也开始进一步走到了前台，宣布了拯救计划，决定政府出资购买金融企业的不良资产。但是，这项购买不良资产为主的拯救计划虽然开始突破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其本质依然是一个解决流通性危机的计划。目的是解决流通性问题。然而这次危机的根源是金融体系的支付能力的问题，是市场体系本身脱节的问题。当这个计划最终在国会通过后，人们已经看到了这项计划背后的错误判断。人们开始恐慌，危机进一步深化，信用进一步萎缩，银行间的信用也进步冻结，美国股市连续8天下跌。在这个时候，决策者才发现，必须跳出新自由主义的框架。这个时候，G7和G20开会，寻求国际间的合作。在这个时候，英国率先宣布将部分实施银行的国有化。英国首相宣称“在不确定和不稳定时期，我们必须是人民可以依赖的坚定磐石”。到此，美国决策者终于认识到，国有化，哪怕是暂时的国有化才是出路。美国宣布将部分银行部分国有化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开始在美国退却。美国新自由主义始于里根，所以美国有人称这是里根主义的“死亡”，亦即新自由主义的死亡。

在这次反危机过程中，美国体现了有限私有权而不是私有权神圣不可侵犯。在救市的过程中，政府考虑的是体制性风险，而不是部分股东的利益。例如美国财政部为了防止房贷市场的崩溃，决定为每个家EGS注入1000以资本，而占有公司79.9%的股份。两家股票应声而跌了90%。这一决定不是股东的决定，也没有通过股东大会。是政府强制性的赎买。为例防止AIG危机的扩散，财政部决定强制性的为AIG提供850亿美元贷款而占有AIG79。9%股票。AIG股票一天跌落79。9%。AIG的大股东们刚开始时反对政府的这种强制性贷款，决定联合起了，自行筹资以取代政府贷款。鉴于AIG的体制性风险，政府坚持要发放贷款。华盛顿互助银行当零售银行部分被FDIC以1。5美元的价格卖掉，而且卖掉的收入进入FDIC。财政部的7000亿拯救基金中有2500亿被用于为银行注资。其思路已经明显。就是通过对问题较少的银行注资，注资银行再在政府的帮助下以低于市价的价格收购不良银行。
  
为了寻求危机的出路，美国选择了新的总统。这一选择开启了美国的一个新的时代。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使美国和西方放弃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传而实施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这次经济危机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变化呢？
  
第六节、中国的机会和挑战

新自由主义在70年代于美国复兴，在短短的几十年后的今天在美国结束。美国向世界各国竭力推销的经济体制，在美国遇到了危机。美国欲借以在这个世纪内独步世界的战略和体制遇到了挫折。国际金融的自由化道路已经中断，可以预见，国际金融体系将有更多的规范更多的管制。国际金融体系的这些变革，必然会导致国际贸易的变革。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可能也不能再由新自由主义任意挥洒。人类历史的浪潮在这里改变了方向。自苏联失败以来，人类第一次有了可以重新选择国际经济体系的机会，许多变革中的国家也第一此有了可以理性反思改革方向的机会，第一次有了重新思考自己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的机会。我们虽然不知到未来国际经济秩序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了它会不是什么样之，应当不是什么样子，我们看到了参与构架未来新秩序的机会。

这是一个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所未见的大变革时代，是一个给中国带来了60年来未有之机会的年代，给中国带来三十年来未有之挑战的年代。这个年代给中国提供了倔起的历史性机会，也给中国带来历史性挑战。新自由主义在它的故乡破产后的今天，那些将市场，私有制，自由贸易，金融开放绝对化的理论和方向理所当然的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自今以后，中国应当全方位的反思自己的经济改革；全方位的反思自己在国际经济种地地位；积极介入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建立。中国的选择应当为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的福祉；中国的选择应当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结果；中国的选择应当成为中国倔起道路。在新自由主义破产的今天，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会报别人体制之残，守别人体制之缺的。

中国对内应当认真反思私有制，市场，政府干预，金融体制改革；对外应当认真反思国际经济金融秩序。

然而中国面临的挑战是严重的。

危机终究会过去，机会和挑战也会稍纵即逝。中国的现状如何？战略选择在那里？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9 07:54 编辑 ]

杰亮

第二章 金融危机的根源：贫困的衰退和资本的繁荣

美国这场经济危机，源于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的一些列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所导致的二元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是：贫富悬殊急剧扩大，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经济的一个巨大特点就是金字塔顶尖的过度“繁荣”，和广大的中下阶层的的持续衰退。美国当选总统的经济顾问把它称为“宁静的衰退”。这种以收入不公为核心的二元结构是这次危机的真正黑手。

第一节 “宁静的衰退”

1、“里根革命”--政府和市场

历史是今天最好的注释。为了了解这场“宁静的衰退”，让我们把镜头从当前的金融风暴拉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1981年8月31日，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经济恢复税收法案“。这个条例的特点是大规模的削减个人和公司所得税。它体现了里根的经济理念，决定了美国未来近30年的经济命运。这一天，”里根革命“正式开始。美国从此进入一个政府干预减少，市场原则之上的漫长过程。

史称这一天开创了美国经济的“新时期”。但是，这一天也是美国迈向向金融危机的第一步。

而要要理解”里根革命“就必须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危机。那场危机改变了资本主义内部对市场的看法。正如凯恩斯说的，市场在短期内是无法实现均衡的，虽然它在长期中能实现均衡，然而在长期中“我们都死了”。这种论断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否定了市场经济可以自动均衡的信条，开启了西方包括美国在内政府干预经济的新体制。美国经济自罗斯富”新政“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引入了大量的政府干预和政府管制。“新政”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用更为强大的政府力量限制资本过度的盈利冲动，纠正市场短期的不均衡，调整资本和劳动力的关系，通过政府的干涉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和社会的公正。“新政”的内容包罗万象，但是核心是政府干预，而干预的核心是财政手段：包括税收和福利。大萧条后美国长期实施高税率政策以支付巨大的社会福利开支。联邦所得税最高税率不断上升。在二战其间曾高达90%。在上世纪70年代依然为70%。这一系列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US Census Bureau)公布和估计的数字，美国大萧条的1929年，基尼系数是45.0。”新政“以后逐年下降，47年为37.6，以后徘徊在37-39之间。

对中下层的公正，在有些人看来就是对富有阶层的不公公正。基尼系数下降和稳定的代价是高税收。

这就是”里根革命“的切入点。和其他新自由主义推行者一样，里根反对把财政手段当成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因为，任何财政干预都直接间接的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里根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是问题本身”。他要小政府。而小政府的一个核心，就是减少政府的税收，减少政府的财政干预。

财政干预的核心是分配政策。而其分配政策的核心是“两减”减少税率，削减社会福利。在里根时代，美国最高个人所得税率从70%降低到28%。与此同时，里根大幅度的削减社会福利，大幅度削减联邦的教育，医疗，食品救济等社会支出。在他的任期内，他砍掉了约1000个由联邦资助的福利项目，他的政府还将成千上万的残疾人从社会福利的残障项目中清洗出去。他拒绝提高最低公资。在扣除物价因素后，真实工资在里根年代降低了27%。他对工会持强硬态度，在一次政府雇员的罢工中，将罢工参与者全部开出。

从里根到现在的28年里，虽然其间有克林顿的8年，但是克林顿的政府是走“中间路线”政府，在相当多的程度上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克林顿曾经宣称”大政府的时代过去了“。所谓大政府，小政府是针对政府干预而言的。小政府在美国只不过减少政府干预的代名词。克林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新自由主义的做法，但没有解决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进入21世纪，美国经历了新一轮大规模的减税，导致美国的财富不公在21世纪急剧增加。

2、急剧扩大的剪刀差

片面强调效益，强调市场，降低政府财政手段对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这者，必然使社会财富分配的重心向资本偏移，必然以牺牲劳动者利益为特点。

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表面上解放了市场刺激了投资，实际上减税是对富人而言，削减社会福利是针对穷人。这是一种不对称的政策手段。在这28年中，市场在收入和财富分配和再分配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市场场选择在富余级层和中下阶层间制造了巨大的机会差距。结果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急剧扩大。到了1984美国成了西方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目前美国的基尼系数高达0。47。

从80年代以来，资本和劳动回报率的剪刀差在美国越来越大。最需要工资增长的那部分人的工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下降。美国“经济技术(Economic Technologies)”2007年2月的一项报告显示，近几年，资本回报率逐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劳动力甚至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的报酬则出于历史最低水平。在这28年中，实际最低工资(扣除通货膨胀以后)在这30年里几乎下降了50%。据财经时报报导，美国1987-1989，美国最富的5%的家庭的收入是最穷的5%的家庭的9倍，到了2004-2006年达到12倍！在这28年中，中产阶级的工资增长远远低于劳动生产利率的增长，正如欧巴马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Jared Bernstein)所指出的“劳动者不再能得到他们在工作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好处“。

从80年代以来，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据财富杂志公布，在1981美国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富翁约有13名，88年达到68名，截至2007年3月美国有400多名！在1981年，宝塔尖的1%拥有拥有20%的社会财富，到了2007高达40%以上；最富的5%的人口占有超过50%的社会财富，-占人口40%的下层人口只拥有1%的社会财富。

美国加州贝克来大学的(Emmanuel Saez)把美国目前的这种财富差异与30年代大危机前夕作了比较，认为,目前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几乎与大萧条前夕一致甚至还超过。在过去几年，美国的平均储蓄率几乎为零。富有阶层的财富不断扩张，意为着中下阶层的财富成负增长。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9 07:32 编辑 ]

杰亮

3,社会福利的市场化私有化

从80年代以来，美国对社会福利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构，通过市场化和私有化将大量的社会福利支出(如医疗/教育/退休)转移给中下层。

美国自80年代以来对医疗卫生体系进行了大规模的非管制化(Deregulation)。美国”卫生和社会政策杂志(Th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Policy)“在2006年21期发表的一篇文章(N)指出”与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主导的经济和政治重建相一致，美国医疗卫生体系自80年代开始了重建“。这一重建的核心是引入市场竞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迅速速放弃了医疗卫生是公共服务的性质，而将其转变为商品‘。而“撤散社会福利体系的重点是通过将传统的公共服务私有化和减少政府干预，把从前非盈利机构的医院，卫生保险公司改变为由利润推动的机构“。在这28年里，医疗和卫生保险被大规模市场化产业化。医疗和保险业的主要动机不是社会的健康水平，而是获得最大的利润。这个体系有一种逆向选择，将大量急需医疗的人拒于门外。例如这个系统把人口分为不同的风险组，对高风险组收取高额保费，并将某些高风险的人群拒之门外。这些所谓的高风险人群有某种病史的病人。也就是说，人们可能仅仅因为染上了某种病，医疗成本比较高而被拒保。美国有大约60%的人同过雇主购买医疗保险，大约24%的人为政府计划覆盖(主要是65岁以上的老人)，剩下16%(4千万)没有医疗保险。这16%的人，要么是无力购买保险，要么是被保险公司拒之门外，几乎都是低收入家庭。今天美国的总医疗支出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美国人的健康状况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有人做过统计，由于缺医少药，非裔美国人的期望寿命相当与落后的的发展中国家的期望寿命。美国医疗体系重组的另一个结果是个人开支比重极大。在发达国家中，政府支出占医疗总支出的75%，美国只有45%。而且美国人均私人负担的医疗费用是发达国家平均的五倍。总之，80年代以来的医疗卫生体系的重建，导致了卫生资源分配差距加大。

教育是导致收入不公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为了引入竞争，美国自80年代对教育同样实施了大规模的非管制化和私有化。联邦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对下降。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支出从1980年占总支出的5，6%下降到2006年的4。8%；联邦政府的教育支出从1980年占政府总的教育支出的20%，下降到2006年的14%。大量度公共资源被转移到私立学校，大量的教育支出被转嫁到地方政府身上。结果导致教育的两极分化。在美国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享受免费教育。由於小学中学教育在美国都是地方管理，由地方税收支撑。学区的贫穷和富余，决定了地方税收的多少；地方税收的多少，决定了学校财政的好坏，从而决定了学校的质量的好坏。许多贫穷社区，资金缺乏，校舍破败，设备落后，质量低下，导致了贫穷的恶性循环。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的降低，美国大学教育费用不断飞速上涨。美国教育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U.S. Dept. of Education)2004年公布的美国平均学杂费(Average institutional charges for tuition and required fees)报告中指出，从1993到2004年间，美国公立大学的学杂费高于物价的4%，私立大学3。5%。近几年高校学费更是急剧攀升，许多中下层学生不得不靠举债求学。

自30年代大危机以后，美国企业开始为雇员提供有担保性质的退休计划。雇员在退休以后，可以按工龄和工资水平拿到较为丰厚的退休金，不受资本市场的影响。支付方式既可以一次性，也可以按月支付。这种退休计划在企业的平衡表上是一种债务。自80年代以后，在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下，这种退休计划也被市场化。企业出于资本盈利的动机，开始规避这种债务。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企业已经取消了这种传统的退休金，而代之以雇主和员工共同出资的共同帐户。员工为投资的风险负责，投资回报由市场决定。

4,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

自“里根革命”以来，劳动者面临着社会福利减少和真实工资下降的双重困境。社会福利实际上是政府通过强制性干预通过对资本征税和政府支出的方式将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社会化。由政府公权力来承担一部分许多劳动者无法承担的再生产成本。政府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福利其的目的是减少劳动者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社会福利降低，传统的由社会福利支付的那一部分开支被转移给了劳动者。由家庭负担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的则上升。在这种情况下真实工资应当相应上升以填补由于社会福利降低而转移给劳动者的那一部分额外的再生产成本。但是，劳动者面临的现实是，在社会福利降低的同时，工资也持续降低。这种双重降低导致劳动力的价格长期低于价值或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大约43%的美国人每年的支出高于其收入。

中下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在GDP大幅度上升的时期处于长期的衰退。这就是“宁静的衰退”的实质。克林顿后期期的财长，哈佛大学经济学家(Lawrence Summers)最近指出，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的危机是美国最严重的长期的结构性危机”。欧巴马的竞选中的经济顾问，(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经济学家(Jared Bernstein)指出：“你不得不质疑当大多数人的收入在这么多年来处于停滞或下降的时候，关于经济增长的传统计量方式有什么意义。”

人们开始质疑经济的这种增长模式。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9 07:3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