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与海外华人作家的历史使命
作者:陈殿兴
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症结
我想从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谈起,因为他的批评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注意。有人反对,也有人赞成。
那么,我们怎么看待顾彬的批评呢?当代中国文学的成就究竟是大还是小呢?
评判标准:一要看对中国的影响。二要看对世界的影响。
现在科技进步为考察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极为简便而客观的方法:那就是上网,通过yahoo,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搜索一下,看看网上提到了谁,是从哪个角度提到的;当然也可以用老办法:翻翻辞书,看哪些辞书收了谁,收了什么作品:一般情况,越是初级的辞书(如小学生词典、儿童百科全书等)收的越有影响。通过外文网站和辞书可以看出该作家在国外的影响程度。稍作调查,就能得出答案。
我想,我们得出的答案大概是:我们的当代文学有成就(尽管有许多作品的确是垃圾),但成就不大,跟1949年以前比有相当差距。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曹禺、郭沫若、冰心等老一代作家的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还要延续下去。1949年以后出现的作家裡大概找不到一个超过他们或者像他们这样有影响的作家,连他们自己(如茅盾、巴金、曹禺、郭沫若等)也没能超过自己1949年以前的水平。跟世界上一些先进国家的文学比,差距就更大了。我认为,主要在两个方面有差距。那就是思想的深度和艺术手法的创新都还没有达到足以令世人叹服的程度。其实当代中国没有出现令世人瞩目的大作家是不奇怪的,因为成就一个伟大作家,除了作家本人的主观条件以外,还需要一些客观条件。
客观条件包括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两个方面。
政治环境是指最高当局的文艺政策和统治严密程度。1949年以前,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文艺政策虽然不利于文学发展,但它们的统治不够严密,作家有空子可钻,因此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写。这样就出现了一批大作家。1949年以后到文革结束,“无产阶级专政”无比严密,作家的一言一行都要受到监督,而且惩罚也无法无天,空前残酷,其残酷程度远远超出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时代,也远远超出了野蛮的沙皇时代和苏联时代。反胡风,反右,直到文革,运动不断,帽子满天飞,作家动辄获咎,往往被整得家破人亡,万劫不復。胡风因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文艺主张而坐牢几十年,张扬因《第二次握手》而被判死刑,即使像老舍那样歌颂新生活受到当局高度肯定的作家也难免被迫自杀。有些作家刚刚崭露头角就被打成异类,剥夺了写作的权利,不能再继续写下去。例子很多,不胜枚举。谨小慎微,战战兢兢,自然很难写出好作品来,即使按照最高当局的配方,写出一些在当时看来颇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也因经不起历史检验而被时间淘汰了。很多作品是配合各种政治运动写的,缺乏艺术魅力,时过境迁,难免被人忘记。另外,在教育上要求青年做螺丝钉,反对青年成名成家,则从根本上断绝了青年进取向上的道路。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宽松了,出现了一批好作家好作品,如刘心武,贾平凹,丛维熙,古华,柯云路,李国文,陆文夫,张贤亮,莫言,蒋子龙,冯驥才等等,等等。我们都曾经欣赏过,感动过。可是接着又出现了市场大潮。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真正认真搞文学的人已寥寥无几。不过这些年来也出现了许多颇有希望的青年作家,如王小波、铁凝、舒婷、王安忆等,他们的作品的确受到了许多国人的喜爱。但是还没有出现令世人瞩目的大作家。要出现这样的大作家,除了宽松的政治环境以外,还需要浓厚的文化氛围。
所谓文化氛围,指的是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包括:一、作家们的创作水平,一个作家的创作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必须借鉴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的创作经验。如果前辈作家和同辈作家水平不高,那他的水平也不会高到哪里去。这就像珠穆朗玛峰只能出现在喜马拉雅山脉上而喜马拉雅山脉又只能出现在西藏高原上一样。二、专家们对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翻译、研究和评论水平。这是向作家提供营养的基地,就像登山队的后勤保障一样。本国文学的研究也许尚能差强人意。但是外国文学的译本无论数量或质量跟先进国家相比差距都很大,就拿享誉世界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来说,一些中文译本简直令人不能卒读,研究根本谈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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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4 09: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