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文明有选择吸纳、利用乃至发扬光大其他文明的成果为我所用,表面上看并非是一种“创新”,实际上却是一种内涵丰富、不无革新精神的文明史事件,一种最终会使文明的规模迅速扩大、文明的能力迅速提高的活动。这种看似被动的活动也许算不上“第一性创造”,往好里说是“继承和发展”,往差里说是纯粹模仿,但只要假以时日,完全可能迸发出巨大的创造能量。罗马人吸纳利用希腊文化时是这样,日本人吸纳利用日本文化时是这样,中国人吸纳利用西方文明时同样是这样。很清楚的是,当前中国文明对西方文化的大规模的模仿和学习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可见的将来也不会很快结束。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人该不该从非西方文明身上发现一些优点,加以学习和模仿?
从长程历史的角度看,这点就更清楚了。人类的文明史仅有大约六千年时间,而人类本身的历史依照不同的算法,少则三十万年,多则二百多万年。极富创造精神的轴心时代更只有六百年左右,即西元前8世纪左右至西元前2世纪前后。换句话说,严格意义上的创新所持续的时间只是文明史的十分之一,人类史前史的五百分之一,甚或三千三百分之一。人类在其史前史甚至大部分文明史上的表现是非常平庸的,或者说,是在严格意义上的创新付诸阙如的情况下度过的。仅就文明史而言,这六千年时间的大部分是在消化、吸收、扩大轴心时代的成果以形成越来越大的文明规模的过程中度过的。不言而喻,对于实现人类无限丰富的可能性来说,文明史上发生的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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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叙利亚社会”或“叙利亚文明”是阿诺德·汤因比首先使用的术语,即通常所谓“希伯来”或“犹太”文明。为什么是“叙利亚”,而不是“希伯来”或“犹太”?这是因为在“犹太”或者“希伯来”文明背后,是一个比单一的犹太或希伯来文明宏大得多、深厚得多的文明。这个文明有“叙利亚”、“黎凡特”、“闪米特”、“巴勒斯坦”、“迦南”、“近东”或“中东”等多个名称。这个文明并非单单是由希伯来民族或犹太民族创造的,而是在长期历史演进和社会进化中,在汲取此前整个西亚两千年文化成果之基础上,由多个民族(或多种“文化”)所共同造就的。这些民族中不仅有讲闪米特语的阿莫利特人、腓尼基人、亚述人、阿拉米人、希伯来人,也有在血缘和语言上与闪米特族和闪米特语毫无关系的非利士人和撒马利亚人。叙利亚文明的发祥地也并非局限于现叙利亚,而是历史上的“叙利亚”,或“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包括现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这还仅仅是“叙利亚”本土。叙利亚文明所覆盖的范围还应当包括埃及(尤其是尼罗河下游三角洲地带)、小亚细亚南部沿海地区、塞普路斯岛,西西里岛、甚至北非现突尼斯沿海地区等地。
[②] “高级宗教”一词取自阿诺德·汤因比。见《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张龙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也见《历史研究》(三卷本,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在《历史研究》下卷,汤因比所列举的“高级宗教”的例子不仅有世界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及其诸多变种或教派,也包括中国的道教、苏美尔的塔木斯崇拜、埃及的奥西里斯崇拜、古希腊的太阳神教、新柏拉图派等等(《历史研究》下卷,第325页)。
[③] 当然,拜占庭人像许多现代西方人一样,对希腊文化和希腊风尚的推崇远远超过了对罗马文化和罗马风尚的肯定。这么做时,他们很少想到自己从罗马人那里学到了多少东西。其实,他们的行政机构、军事组织和法律体制无一不是从罗马人那里全盘继承过来的。
[④] 虽然波斯帝国控制的土地和人口比希腊多得多,但不能说已有了真正的人口规模。毋宁说,这个帝国是一个由多个民族的异质人口组成的大拼盘,缺乏后来基督教和伊斯兰文明的文化统一性,或缺乏一种长久维系大型统一国家所必需的社会、文化凝聚力,尽管军事技术的相对落后也是其被亚历山大击溃的重要原因。在阿黑美尼德王朝前期,波斯人对被征服民族的宽宏大度史无前例,但在被希腊人击溃前夕,其内部民族矛盾已非常尖锐。希腊人所到之日,便是被统治民族解放之时。他们与希腊人的合作加速了波斯帝国的灭亡。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埃及人与希腊人的合作。埃及人之所以憎恨波斯人,主要是因为作为统治者的波斯人禁止他们崇拜自己的神。因此,波斯帝国虽人口众多,但不同民族的冲突无处不在,许多非波斯民族甚至有强烈的离心倾向(犹太人或是例外),这应该是波斯帝国相对短命的主要原因。
[⑤] 联系西方现代福利国家观念的盛行,维森继续批评希腊人说:“公民由全副身心的参与沦为唯利是图。在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城邦,粮食的免费发送是一种习惯性的要求和做法。” Wesson,The Imperial Order,p. 15。
[⑥] 马克斯.韦伯将希腊人的个人主义归因于可以单独行事的“骑士”,但他认为,“中国和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一样,骑士的战斗技术从未导致像荷马时代希腊或中世纪时代西方那样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状况。我们猜想,对治水的依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诸侯的官僚主义专制的依赖,在这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抗衡作用。”见《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页。
[⑦] 即musical chairs,游戏者随乐声绕一圈椅子走动,乐声戛然停止时争抢座位,未抢到座位者即出局。游戏分为若干轮。每一轮结束时拿走一把椅子,这样在下一轮中,必有一人因抢不到座位而被淘汰。当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和一把椅子时,抢到最后一个座位者为最终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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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英文版初版于1996年),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75-101页。
[2] 一个现代文明通常包含多个“核心国家”,它应该对该文明中其他国家发挥重要的整合作用。“核心国家”概念取自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189-95页。
[3] 汤因比,《历史研究》(三卷本,曹未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中卷,第132-133页。
[4] “合理化论证”取自彼得·贝格尔的《神圣的帷幕》(高师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意指用种种思想、文化和宗教方法论证现有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贝格尔认为,历史上使用得最广泛的合理化论证是宗教。见《神圣的帷幕》第36-62页。
[5] 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第245-246页。
[6] 胡鞍钢主编,《中国走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页、第88页。
[7] 王渊明,“中西封建社会中的人口发展”,载马克尧(主编),《中西封建社会比较研究》,北京: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494页。
[8]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7页。
[9]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3-54页。
[10] T·伯罗,“早期雅利安人”,载A·L·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闵光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5页;也见A. L. Kroeber, Configurations of Culture Growth,Berkeley, 1944,p. 686。
[11] Arnold Toynbee, 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p. 143。
[12] 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张龙华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65页。
[13] 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66页。
[14] 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第66页。
[15] 克莱夫·贝尔,《文明》(张静清等译),北京,1990年,第28-29页;也见Robert G. Wesson, The Imperial Order,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p. 208-12。 [16] R. H. Barrow, T
he Romans,London, 1955, pp. 139-40。
[17]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2 volumes, abridged by D. C. Somervell),New York, 1946, Vol.1, Table V。
[18] Wesson, The Imperial Order,p. 5。
[19] 不用说,即便这种能力也有一个从谷底到峰顶再到谷底的过程。
[20] (古希腊)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据E·伊利夫·罗布逊英译本译为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28-131页。
[21] 比之在他之前的希腊军队,亚历山大使用了紧凑得多、因而强大得多的方阵。他也使用了轻步兵和弓箭手。见Wesson,The Imperial Order,p. 3;也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第245-246页。
[22] 见注2。
[23] 汤用彤,《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汤用彤集》(黄夏年编),北京:1995年,第140-150页。关于东汉时期中国人对佛教的误读,也见金克木,“信仰、崇拜、统一场”,《读书》,北京,1999年第6期,第70-71页。
[24]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开章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另见尹大贻,《基督教哲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38页。
[25] Christopher Dawson, Progress and Religion,Westport,Connecticut(US): Greenwood Press,1970, pp. 149 - 76;同作者,Religion and Culture,New York:Sheed & Ward,1948, p. 175;克里斯多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6-37页
资料来源:「天益网」(
http://www.tecn.cn)首发。 200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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