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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在中国的中期亦即未来的20年当中，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以及和谐社会建设进程的推进，中国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将大为改观。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如果不发生十分意外情况的话，中国经济在未来将会保持一个较好的发展势头。比如，有专家作出预测，从2005年至2020年，保守地估计，中国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8.5%左右。根据市场汇率法计算，20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为10.2%；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这一比重为15.8%，中国的GDP 总量将排在世界第二位。根据购买力平价法计算，这一比重将高于1/4，中国的GDP 总量将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②。「胡鞍钢：《中国经济实力的定量评估与前瞻（1980-2020）》，《文史哲》2008年第1期。」这就为大幅度改善民众的基本生存状况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同时，近年来深得民心的"亲民"政策的推进势头已成定局，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不会突然中断。随着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在这一段时间内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民众的基本生存底线相应地也会得到大幅度提升。在这样的条件下，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发生的概率几乎等于零。

第二，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历程说明，对经济转型而言，最为危险的事情有两种：第一种情形是出现经济秩序的空当或"真空"时期。像前苏联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就曾出现过经济秩序的"断层"即空当的时期，这就造成这些国家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丧失经济秩序并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情形。对于这种倾向，有一项调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由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在2005年1-2月进行的调查显示，被视为改革中一组消极因素前8位的排序分别是（数字总和超过100%，因为最多可选择5个答案）：稳定丧失（57%的人选择），道德沦丧（56%），受保护感和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消失（50%），国内秩序混乱（44%），民族冲突加剧（33%），国家防御能力减弱（29%），国家的可控性减弱（28%），经济增长速度放缓（27%）。"十分明显，被俄罗斯人视为改革的主要损失的社会保护和对未来生活信心的丧失，在今天仍令俄罗斯人感到不安。"③「米哈伊拉尔。戈尔什科夫等：《俄罗斯人20年后看改革》，载俄罗斯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编：《奔向自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二十年后的评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形是发生在民族文化总体素质较高的俄罗斯，假如是发生在中国，其可能的负面效应恐怕会更加严重。第二种情形是出现依附性的经济结构。像拉美一些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缺乏自主意识，过分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因而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结构的对外依附性，使得本国的经济结构在不小的程度上呈现出一种畸形化的状态，并进而引发众多严重的社会危机。"有的阿根廷学者这样讲到自己的体会：'在我的印象里，一生的时时刻刻都生活在危机之中。'新自由主义政策'把我们拖进了没有希望的境地。'"①「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7》，第9页。」  

    与上述两种情形很不相同的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是通过渐进式的路径进行的，初步地顺利完成了由原来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并没有出现空当时期。而且，中国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很强，有着一个较为独立、完整的民族产业体系，没有形成对外国经济体系的畸形依赖。因此，中国不可能丧失起码的经济秩序。况且，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很强，同时，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抵御来自国内外的经济风险。既然经济秩序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那么，中国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也就会降至最低限度。
     
    第三，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不可能完全丧失
   
    在那些发生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的国家中，政府当时基本上或是严重丧失了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致使各种类型社会群体之间的恶性争斗持续出现，并直接引发或加剧社会的动荡。与之相比，中国政府则很不相同。

    其一，中国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十分强大。虽然中国政府行为当中存在着不少有碍于现代化进程的问题，甚至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难题，但是，同时应当看到，政府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有着十分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政府现在仍然拥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所谓社会动员，主要是指有目的地引导社会成员积极参与重大社会活动的过程。这种社会动员能力在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些重要困难的时候，能够发挥出极大的作用：通过社会动员，可以使社会成员在某个重要的问题上取得共识，减少相互间的离心因素，消除社会机体某种碎片化的可能性，增进社会的凝聚力，实现有效的社会合作，使整个社会的潜能得到充分的释放，从而形成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通过社会动员，可以对许多棘手的社会问题造成某种有益的社会压力并增大社会予以解决的力度。从中国2003年对"非典"事件、2008年初对南方地区大面积特大冰雪灾害事件的应对当中，都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同别的国家相比，我国在社会动员方面实际上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从民族独立以来就有此传统，更因为我国是一个比较重视群体的国家，所以社会动员的潜力比较大②。「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186页。」只要启动得当、使用得当，社会动员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许多国家都不能相比的。除了社会动员这种能力之外，还需要看到，中国政府现代意义上的理念和能力，目前正处在一个较好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政府也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和职业化。特别是近年来，以人为本理念、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政府对于现代化趋势和中国国情的理解更加贴切，标志着政府本身的发展有了明确目标取向，同时也标志着政府对于社会的驾驭能力有明显提升。在未来很长的一个时期当中，还看不出会出现一个具有取代现有执政党和政府并能够有效控制社会能力的群体的迹象，也看不出现有的执政党和政府会出现严重分裂并丧失社会控制能力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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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中国民众目前对于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有着较高的信任度。有调查显示，2006年，以4个等级计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最高，平均数为3.56，接近很信任；对法官和警察、地方政府、信访机构的信任程度平均数在2.79-2.93，接近比较信任③。「汝信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65-66页。」另有调查说明，即便是在上访的社会成员心态当中，中央政府仍有较高的信任度。比如，就是在进京上访的农民心目中，党中央国务院还有较高的地位，有49.5%的人认为党中央国务院还有很高或较高的威信。而中央以下的各级政府的威信已明显下降，其中，认为省级、市级、县级、乡级党政威信很高和较高的分别为24.6%、4.5%、1.7%和0.7%④。「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社会学视野网2007-07-12.」民众对中央政府的这种信任，在未来的20年当中很难出现急转直下的根本性变化。不能低估这种信任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民众信任的存在，意味着民众希望的存在；而民众希望的存在，又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社会安全的存在。这同前苏联解体之前的情形十分不同。在前苏联解体之前，前苏联社会科学院的问卷调查显示，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①。「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九江：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由此，我们不难找到前苏联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分析，在未来的20年当中，既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能力不可能丧失，既然民众对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有着较高的信任度，那么，中国社会也就不可能出现严重的、具有颠覆性的社会危机。

七、应对思路和对策

     
    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是基本判断：在中国中期亦即未来的20年当中，一般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一般性的社会危机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现象；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严重的、带有颠覆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应当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应对方面。而且，对于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有效应对，对于有效处理一般性社会危机、对于有效防范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发生，均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 http://www.tecn.cn )
    如何才能有效地降低中国中期即未来20年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如何才能将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所产生的负面作用降至最低限度？这一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可以这样说，应对社会危机最为有效的方式，就在于应当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深深植根于整个社会，将社会公正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将社会和谐作为基本目标取向，以此为基石，制定并实施系统的社会政策，建立起以社会保障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安全网，建立起畅通公平的社会流动渠道，建立起科学有效的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等等。关于这样一些问题，已有很多学者写了大量论著进行了探讨，这里不拟一一重复。

    就中国中期亦即未来20年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的应对思路和对策而言，我们只强调三点：
     
    1.建立起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最快、人口最多的大国来说，要想保持安全、持续、健康的发展局面，拥有一个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极为重要，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不确定性因素，并引发社会危机各种变量的恶化，严重者，甚至会引发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从而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凭借着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可以有效地应对诸如经济波动、物价上涨、金融危机、贫富差距、社会保障、三农问题等社会危机变量恶化的情形，将之消弭在萌芽或初始阶段，而不至于酿成大的危害以及形成广泛的连锁反应，同时，也有助于解决至少是缓解已经形成了的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战略资源状况很不乐观，难以支撑未来20年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给存在着极大的压力。中国人均占有的原煤储量、水资源储量、石油储量和天然气储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5%、91%、10%和4%.如果未来能源消费年平均增长率按5%推算，则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将较之2002年翻一倍以上，至少达到30亿吨标准煤，能源供应的压力极为巨大。中国石油净进口率将由2002年的34.6%提高到2030年的83.5%，届时中国每天进口的石油，相当于目前美国每天的进口水平。国际能源机构预测，2002-2030年，全球新增能源需求的21%来自中国。另外，主要矿产品也存在着巨大的压力。中国矿产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几种重要大宗矿产如富铁矿、铜矿、锌矿、钾矿、锰矿将长期短缺，到2010年，45种主要矿产中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②。「马凯主编：《"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06-207.」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果缺少一个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那么，中国社会经济的安全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容易受制于国外各种经济势力、政治势力以及经济波动的影响，将无法有效应对来自国内外各种经济风险如石油等能源价格上涨的冲击，无法有效应对国内各种社会风险如经济波动、物价上涨、金融危机的打击，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将大幅度上升，由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幅度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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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必须从长远考虑，建立起雄厚的包括石油、重要矿产种类等重要能源在内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重要的是，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具备了这种能力。至于储备的方式，从有效性以及成本节约的角度看，可以多种多样。比如，有必要学会并注重充分利用国际资源，有针对性地鼓励、引导国内企业到海外建立能源基地。此外，还有两点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一是，应当高度重视粮食的战略储备。粮食是一个民族最为基础性的生命线。平时这一问题很有可能被人们忽视，但一旦到了关键的时候，粮食的重要性就往往会迅速凸显出来。至于粮食的战略储备，特别要注重解决好粮食实物的战略储备和粮食耕地面积的保护这样两个问题。二是，应当高度重视黄金的战略储备问题。可以说，国家拥有雄厚的黄金储备，是有效应对国内外金融危机、国内物价上涨等社会危机的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况且，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大量购进黄金的经济实力，比如，中国现在的外汇储备远远高居世界第一。有学者指出，要想将中国已经创造出的巨大财富实现购买力保值，唯有变外汇储备为黄金白银储备。藏金于民可以从根本上保护人民的财富安全，这是所有致力于和谐与平等社会构建所不可缺少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全世界6000年来全部开采的黄金总量只有14万吨，全部欧美中央银行的账面黄金储备只有2.1万吨，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欧洲中央银行疯狂出售黄金的行为，其全部家底可能远低于2万吨。以现在的金价（650美元1盎司）折算，这不过是个4000亿美元的小盘子①。「宋鸿兵：《货币战争》，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277、268页。」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大有作为。

    2.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并且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机制
     
    就有效应对常态性社会危机、缓解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以及防范严重的社会危机而言，公正、合理、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制度安排。这种利益协调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以此确保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是畅通、广泛和充分的，同时能够主动为社会成员及时提供必要的信息；利益协商机制，以此保证在处理利益关系问题时，让相关各方再加上相对中立者共同参与协商；利益保障机制，以此确保社会成员基本权利长时效的保障；利益调节机制，以此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减小低收入者的比例，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调节高收入者的收入。有了这种机制，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效解决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纠纷和冲突，减小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3.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有着一个怎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对于有效地防范和应对社会危机来说至关重要。
    中国现在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很不正常。当前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80%多，中等收入者只占全部居民的10%-15%.这样的社会阶层结构，不是一个健康的结构，不可能造成一种和谐安全的社会局面。要想构建一个和谐安全的社会，就必须培育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人群，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这种社会阶层结构既是公正的，也是和谐安全的。

    这一点，已经越来越得到各个层面上的社会成员的广泛共识。

    "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指，在全体社会成员当中，收入较高和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的比重都比较小，而居于两者之间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的规模最大，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是中等收入者。

    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公正性：它反映出一个社会的普遍受益、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具体状况；反映出以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为基点（数学上的大数原则）的制度设计的公正性和社会政策实施的力度；也反映出社会成员的实际能力与收入状况之间的合理对应，因为在一个社会中能力强者和能力低者均占少数，而能力居中者占多数。

    为什么说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层结构最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安全？起码有这样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有恒产者方有恒心。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人们一无所有的时候，就很难对社会有一个积极认同的态度，就很希望瓦解现有的社会秩序，希望重新产生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社会分配结构；但是，当人们普遍拥有了一份来之不易的、像样的家庭财产，有了一份稳定的职业，过上了比较"体面"的生活时，就会希望社会保持一种稳定的局面。

    第二个理由是，中等收入者相对来说更容易遵守法律法规。就一般情况来说，中等收入者的文化水准高一些，理性化的成分多一些，心态也比较稳定。这样，中等收入者就更倾向于通过法律法规来协调相互之间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三个理由，中等收入者是富人和贫困人口之间的有效缓冲带。在一个社会当中，富人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相对来说最容易产生隔阂和冲突。而中等收入者群体同这两个群体相对来说容易相安无事。这样，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如果很大，那么，就可以比较有效地缓冲富人群体和贫困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

    第四个理由，大比例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成员能够有效地援助弱势群体，使其处境得到大幅度的改善。弱势群体只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摆脱其弱势境地的。这就需要社会的援助。就总体而言，社会援助的力度取决于公共投入的力度。而公共投入的多少取决于税收的状况。税收的多少则取决于经济状况较好的社会主要群体比重的大小。在一个社会当中，富人群体成员的比例不可能太高，因而也就不可能成为社会主要群体。这样看来，只有中等收入人群才能成为经济状况较好的主要群体。中等收入者群体的比例如果能够占据主要位置，比如说达到80%的比例，那么，这个社会不但能够具备大幅度改善弱势群体处境的能力，而且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个社会能够减小弱势群体成员的比例，减小援助弱势群体成员的压力。以中国为例，假设在十三亿人口当中，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达到了80%，那么，以十亿中等收入者的力量就能够有效地援助三亿弱势群体成员；但是，如果倒过来，假设中国只有三亿中等收入者，那么，依靠三亿中等收入者的力量来援助十亿弱势群体成员，试图使其处境发生大幅度的改善，则是不可能之事。

    第五个理由，中等收入者对于经济滑坡和经济危机的承受力较强。对于贫困者来说，经不起经济萧条的打击。"高通货膨胀和宏观经济危机对缺少抵抗负面冲击能力的穷人的利益尤为有害。"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准本来就只是刚好解决温饱。在这样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一旦恶化，就意味着贫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9页±д呖赡芰卤サ娜兆佣家苡跋臁６杂谥械仁杖胝呃此担揖米纯龅亩窕淙换岫陨钏疾恍〉挠跋欤共恢劣诘接跋旎旧频牡夭健Ｈ毡旧缁岬钠陡徊罹嗪苄。毡臼鞘澜缟匣嵯凳钚〉墓抑唬械仁杖胝咴谄渖缁岬敝姓季葑叛沟褂攀啤Ｈ毡居幸桓隽餍兴捣ǎ凶?一亿皆中流".意思是大多数的日本国民都是中等收入者，所以对于困难的抵抗力很强。相比之下，美国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虽然也很高，但不如日本的比例高，贫困者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贫富差距也比日本大得多。所以，当美国和日本遇到同样的经济危机时，美国的商场往往会呈现出一种明显萧条的局面，而日本商场的萧条程度相对来说就不会那么明显；美国的民怨往往会比较大一些，而日本的民怨相对来说就比较小。

    第六个理由是安全系数的简单计算。贫困群体当中对于社会不满的人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高，假设每十个贫困者里面就会出一个对社会不满的人；我们再假设，一个社会当中只有十万个中等收入者，一百万个贫困者，而一百万个贫困者当中就会出现十万个对社会不满的人，这样，平均每一个中等收入者就会面对一个对社会不满者。所以，这种状况下的社会安全系数是最低的，社会是最不稳定的。如果情况倒过来，假设一个社会当中有一百万个中等收入者，只有十万个贫困者，而十万个贫困者当中会出现一万个对社会不满的人，这样，平均每一百个中等收入者才会面对一个对社会不满者。这时社会的安全系数毫无疑问是很高的，社会是非常稳定的。
     
资料来源：《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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