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
　　吴忠民，出生于山东青岛。1982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5年同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留校任教。1988年聘为副教授，1992年为教授。2000年调至中共中央党校任教。现为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撰写有《历史原脉与现实走向――历史社会学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国社会发展论》（湖南出版社1995年）、《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东方出版社1999年）、《社会公正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等多部专著。发表论文100多篇。研究方向渉及社会公正研究、社会发展与现代化研究等学科。
　　作者在本文中指出: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时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大量的风险必然会集中出现,在某个时期甚至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的高风险必然会引发社会危机。社会风险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转变成社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各自的具体状况以及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具体状况。中国中期重要的社会危机变量归为两类:一类是诱因变量,包括经济波动、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以及生态环境破坏等5项;另一类是本因变量,包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滞后、三农问题、劳资纠纷和冲突、中等收入人群发展的相对缓慢、腐败问题以及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削弱问题等7项。根据社会危机两类变量的可能变化,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在中国中期亦即未来的20年当中,一般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可以说一般性的社会危机是未来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现象;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严重的、带有颠覆性的社会危机的发生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至于应对思路与对策,要特别注意三点,一是要建立起雄厚的战略资源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二是要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并且是制度化的利益协调机制,三是要形成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可能趋势分析 　

作者：吴忠民

一、中国社会的高风险

     
    1.现代社会必然伴随着社会风险
     
    "风险"这一概念早在17世纪就已经出现，它来自于西班牙的航海术语，意思是指遇上危机或触礁，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商贸航行活动中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风险"这一概念逐渐演化为"社会风险"概念，它的含义也相应地逐渐得以丰富。所谓社会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害、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而可能引发的社会失序或社会动荡。

    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能量的空前积累以及社会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和信息化过程的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不断扩散的不确定性。现代化的发展既给人类社会提供了无数的机会，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制造了无数的社会风险。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那样，"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再生产。""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风险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①「[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21页。」风险来自多个方面，如经济的畸形增长、技术的片面发展、社会结构的畸形化、贫富差距的过大、政治体制的不合理、环境生态的损害等等。
     
    2.中国急速的社会转型必然面临着高风险
     
    如果说世界各个国家都面临着社会风险的话，那么，中国就面临着更为广泛、复杂、严重和突出的社会风险。

    中国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无论是同先发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是同其它后发国家和地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都是很不相同的。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是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两个"而不是通常的"一个"转型过程。与先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要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由传统经济形态向现代经济形态、由传统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过渡等一系列重大任务。而这一过程在先发国家和地区那里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完成的。与其它大部分后发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还面临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独特的艰巨任务。艰难和复杂的社会转型，使中国社会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并造成了更为广泛、复杂和突出的种种社会风险①。「吴忠民：《渐进模式与有效发展——中国现代化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例如，在西方国家，财富分配的压力逐渐让位于风险分配的压力，是现代性经历的一种演变进程。但是，在我国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与后古典阶段的社会问题的复杂扭结与重叠，迫使我们目前不得不同时面对着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②。「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这种巨大成就不仅对于中国本身具有巨大的历史性意义，就是对于整个世界也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还应当看到的是，中国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关键的阶段，换句话说，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一个高风险的时期。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那样，"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③「胡锦涛：《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既有许多有利条件，也有不少不利因素，关键看我们工作做得怎么样。"④「新华社北京6月25日电：《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迅速推进，随着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和即将发生的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当中各种各样的、大量的风险必然会集中出现，在某个时期甚至会以一种比较激烈的、爆发性的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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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廷顿认为，"现代性产生稳定，而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从一定角度看，"经济增长不仅会用某一速度改善着人们的物质福利，同时还会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着人们的社会挫折感。"⑤「[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41、51页。」不可否认，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社会急剧转型时期，各种"快变量"和"慢变量"同时作用于中国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一切，使得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的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形象地说，就是经济发展这条腿长，社会发展这条腿短。

    不仅如此，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同样表现出发展十分不平衡的状况。这些，直接导致了大量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因素的出现。

    除此之外，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之所以会迅速增加，还有一些十分重要但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原因。

    第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和社会成员利益诉求意识的增强。在中国现阶段，社会利益结构在进行不可避免的大幅度调整。其一，现在的改革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增益型的改革转变为利益调整型的改革。中国改革的初期是增益型的改革。就一般情况来说，凡是卷入改革的人均为赢家，而且，卷入改革的人或群体在利益方面的增进并不意味着其他人或群体在利益方面同时要损失些什么。而当前中国的改革是利益调整型的改革，这就意味着社会整体利益结构会出现大面积调整的情形。在社会利益结构进行重大调整的改革过程中，此群体的利益增进，常常就意味着彼群体的利益损失，以往的那种卷入改革过程者皆为赢家的情形已经不复存在。比如，资方的利润高一些，就往往意味着工人的收入要低一些。其二，社会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意识在不断增强，而且其诉求渠道和方式也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状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的合理利益被确认，因而其平等和民主意识在迅速增强。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被列入《宪法》。这一做法符合现代化趋势，是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在利益诉求方面的要求从以往的隐形层面浮现到显形的层面上来；而且又由于其平等和民主意识的增强，因而社会成员越来越懂得选择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维权和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应当承认，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社会利益结构的大幅度调整客观上容易引发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改革的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与格局调整，必然会影响某些既得利益者。思想观念的交锋，不是人们随心所欲的争论，归根到底还是'利益占上风'.既得利益者的'被剥夺感'，与利益重新分配中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都有可能在某个时期内引起一定的不满情绪甚至反抗行动。"①「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东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1期。」

    第二，社会往往缺乏正常的秩序和健全的规则体系。目前，中国社会正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原来的许多规则失效了，而能够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规则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建立起来。中国目前正处在规则的重建时期；或者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目前处在规则的真空时期。中国社会目前的信用体系之所以比较薄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这样，对于一些社会成员来说，往往是无章可循，因而容易产生形形色色的违规行为。"各个部分之间的猜忌与隔阂，极大地妨碍着社会信任的确立，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很明显，这种情形是非常不利于防范社会风险或控制风险危害的。"②「郑杭生、洪大用：《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第三，社会焦虑。如果只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前后的情况很不一样。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社会的控制是十分有效的，规则虽然简单但是十分明确，再加上当时民众在信仰上是高度一致的，人们的心理相对来说比较踏实。这种相对比较踏实的心态用当时的流行语言描述就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样，尽管这种情形不可能持续很长的时间，但就总体而言，当时整个社会的秩序十分稳固。现在的情况则很不相同。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比较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于一个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许多社会成员经济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此起彼伏、沉浮不定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于是，大量社会成员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而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③。「吴忠民：《社会的急剧转型与社会焦虑》，《科学中国人》2002年第4期。」"譬如，公共突发事件造成的恐慌，公共物品（如教育、通讯、交通、医疗等）的涨价，个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性事件（如失业、意外伤害、疾病等），以及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等，这些潜在威胁都有可能降低安全指数，导致社会成员的'预期性焦虑'心态。"④「郑杭生、杨敏：《个人安全的预期与焦虑》，《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6年8月14日。」在社会焦虑的背景之下，一方面，在社会经济领域往往会进一步引致社会成员大量的越轨行为，形成大量的无序现象；另一方面，在社会心理的层面上，社会焦虑往往会放大人们对某种社会问题的感受，加剧对某类问题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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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利益结构的变化和利益诉求的普遍化、多样化、复杂化，使得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各种能量比较充分地释放了出来；而不健全的社会规则体系难以有效地整合来自各种渠道的、性质不尽相同的能量，于是，社会能量的释放有时容易演化成多种负面的力量；同时，社会焦虑现象的存在又使得各种负面的力量呈现某种放大、膨胀的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风险因素无疑会迅速积累和扩张。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过去我们讲发展。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⑤「冷溶等主编：《邓小平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页。」

    总之，在中国的社会急速转型时期，存在着各种类型的社会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也就是由社会结构层面上的问题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这一类的社会风险属于基础性的、深层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更是构成了重要的威胁。这里所说的"基础性的"、"深层的"、"结构性的"社会风险的意思是：其一，这些社会风险本身就是有重要影响的事情。其二，中国现阶段社会问题的连带性很强、波及面十分广泛。这些社会问题之间往往是相互影响，相互加重，从而使得社会问题从总体上看更加复杂化；而且，在某个特定的条件下，某个原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问题有时会演变为整体化的社会风险。比如，重庆市万州区一名临时工冒充公务员，殴打搬运工，本来是一个问题不大的治安事件，却引起了一场规模不小的群体性事件①「范伟国：《重庆万州临时工冒充人民公务员打人引发群体事件》，《北京青年报》2004年10月20日。」。其三，特别集中在与基本民生密切相关的部位。虽说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种类全、数量大，但这些社会风险对于社会整体的影响度及影响面是不一样的。大量社会调查几乎都一致地显示出这样一种情况，即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社会风险多集中在同民众日常生活有直接关系的部位。比如，就业难问题、收入差距过大问题、社会保障滞后问题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而被人们比喻成"新的三座大山"亦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问题，更是对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前景产生了十分广泛的不利影响。

    社会风险是社会危机的必要前提。社会危机来自社会风险。尽管并不是所有的社会风险都会引发社会危机，但是，社会的高风险必然会引发社会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的高风险，意味着社会危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当中的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
     
  

  二、危机和社会危机的界定

     
    1.何谓危机和社会危机
     
    随着一些公共危机事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相继出现并造成始料不及的严重负面效应，人们开始对公共危机、危机管理一类的事情表现出极大的关注。

    从不同的角度着眼，人们对于危机这一概念进行了有所差别的界定。比较典型的界定有这样几种：罗森塔尔（Rosenthal ）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②「RosenthalUriel，CharlesMichaelT.，ed.Cop ingW ith Crises：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Riots andTerrorism.Sp ringfield ：Charles C.Thomas ，1989.」薛澜等人认为，"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危机是一种决策情势，在此情境中，作为决策者的组织（核心单元为政府）所认定的社会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面临严重威胁，突发紧急事件以及不确定前景造成了高度的紧张和压力，为使组织在危机中得以生存，并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决策者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做出关键性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③「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吴江认为，"所谓危机事件，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根本利益和行为准则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极大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重大社会事件。"④「吴江主编：《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许文惠等人认为，危机是指"有明显抵触的社会力量之间冲突而导致的紧张状态。"⑤「许文惠等主编：《危机状态下的政府管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马建珍认为，危机是指社会遭遇严重天灾、疫情，或出现大规模混乱、暴动、武装冲突、战争等，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遭受直接威胁的非正常状态⑥。「马建珍：《浅析政府的危机管理》，《长江论坛》2003年第5期」蔡志强认为，"所谓社会危机，乃是指社会处于失序或者失衡状态，社会治理难以有效维持。"⑦「蔡志强：《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变迁与治理成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张维平认为，"所谓'危机'，是指人类个体或群体无法利用现有资源和惯常应对机制加以处理的事件和遭遇；是突如其来的，具有不确定性和严重后果的，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关键决策来减少个人和组织损失的事件。简言之，危机就是导致社会偏离正常轨道的危急的非均衡状态。"⑧「张维平：《危机与我国社会危机的特点及分析》，《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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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的关系来看，呈现出一种相互影响的状况。而且，在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中，社会危机本因变量的分量相对来说要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当社会危机本因变量明显变坏时，社会危机诱因变量的变坏，会进一步加重社会危机本因变量的变坏程度，将大量的社会问题由隐形变为显形的状态。同时，变坏了的社会危机本因变量反过来又会加重诱因变量的严重性，并放大人们对诱因变量的恐惧感受。这样，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共同造成社会危机。但是，如果社会危机本因变量呈现正常良好的状态，则能够有效地抵御变坏甚至是恶化了的社会危机诱因变量的不利影响，或者可以将其负面效应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
     
    ２.社会危机的可能趋势
     
    从发生学的角度着眼，基于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两者的关系规律，社会危机的发生存在着程度上有所差别的三种可能趋势：

    第一种可能的趋势是，形成一般性的社会危机。当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明显变坏，但其本因变量尚处在良好的状态，这时，往往只会出现一般的社会危机。一般性的社会危机具体表现为，经济发展进程当中会出现某些异常的情形，公众生活水准在某个阶段有所下降，个别地区有可能出现零星骚乱等现象，等等。就一般情形来看，一般性的社会危机对社会尽管形成了一些冲击，但不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危害，社会和经济能够保持常态的局面。需要指出的是，一般性的社会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正是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甚至可以将一般性的社会危机当成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来看待。

    第二种可能的趋势是，形成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多个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同时出现较为明显变坏的情形，这时就有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会在一定范围内甚至是不小的范围内造成社会与经济领域的混乱，比如，经济发展在某个阶段会出现滑坡、在某个特定时段甚至还会出现中断的极端现象，政府的公信力明显下降，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准明显下降，公众的心理处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紧张不安的状态当中，一些地区可能会出现成规模的社会骚乱现象，等等。这些，对于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必然造成比较严重的不利影响，甚至会延缓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不过，尽管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会使一个国家为之付出较为沉重的代价，但还不至于造成全面的社会动荡局面，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还不至于在总体上陷入中断的境况，而且，经过人们的努力，总体上的社会经济正常秩序能够得到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还能够继续下去。

    第三种可能的趋势是，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当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同时出现全面严重恶化的情形，那么，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就难以避免。严重的社会危机一旦形成，那么一个国家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很难得到总体上的恢复。这时，原有的经济体系可能会走样变形，极端者甚至会出现崩溃的情形，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会出现严重的问题，国家会出现严重的动荡局面，社会经济发展将遭遇极为严重的挫折，以往大量的发展成果甚至会毁于一旦。如一些拉美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就曾频繁发生类似典型的社会危机。波及整个地区的危机前后经历了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政治危机；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也称"结构性发展危机"；第三次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发生的金融危机①。「苏振兴：《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危机频发并非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6月9日。」这一时期，从拉美国家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来看，经济波动严重，物价飞涨，金融危机频生，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等；从其本因变量来看，同样表现出一系列恶化的情形，特别是贫富差距过大现象十分严重。根据拉美10个主要国家的统计，20%最低收入者所占国民收入份额最高的为4.4%，最低的仅为1.5%；而20%最高收入者所占国民收入份额最高的达到73.1%，最低的也达50.3%.这10国的基尼系数分别在0.44-0.66之间②。「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42-643页。」这一切，造成拉美一些国家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各种形式的社会骚乱频繁发生，社会成员的财富明显缩水，以往的发展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这是严重社会危机的一般表现。而最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则意味着一个国家会出现社会解体、经济崩盘的现象，一切要推倒重来，民众将陷入苦难的生活状态之中。前苏联的解体现象，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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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主要变量

     
   1."中期"范围的划定
     
    对于中国社会危机的分析来说，其中期的演化趋势极为重要。对于社会危机的分析，如果时间距离太近则过于具体，容易流于枝节蔓叶的事情，反而无助于对社会危机演化大势的分析；如果时间过于久远，则容易使一些预测性的分析变成一种猜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研究的意义。而对于中国社会风险中期趋势的分析，一来可以使人们对于近期社会危机的治理有着一个比较明确、可行的目标体系，二来可以据此制定一个从长计议的中期社会危机的治理目标体系，三来也能够使人们对于远期社会危机治理的任务有一个基本的参照依据。

    这里所说的"中期"，其期限是指未来大约20年的时间，即从现在到2030年前后的这样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首先，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阶段看，这一时期，小康社会目标于2020年将全面实现，在此基础之上，再用10年的时间接近实现邓小平所设想的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在这一时期，按照每年7%的增长速度，以2007年底中国人均GDP2200美元以及2007年底美元与人民币的比值为基点来估算，中国到2020年人均GDP 可达到4500美元左右，2030年达到9000美元左右。与之相适应，中国的现代型产业结构基本形成，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形成，现代社会阶层结构基本定型，渐进型民主化进程得到长足推进，现代制度建设基本完成，中级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致完成，城市化进程也基本完成。其次，从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所面临的问题看，中国的种种社会风险将会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出现。在这一时期，社会成员所具有的、与规范的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平等和自主独立的意识会成为一种常态现象，维权、利益诉求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方式会以一种习以为常的形式比较充分地表现出来；尤其是，伴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必然推进，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将呈现出一种常态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社会能量甚至会以远超出经济能量的幅度大量释放出来。于是，社会管理或社会控制当中的哪个环节稍有问题或疏漏，都会引发程度不同的社会危机，严重者甚至会形成面积大、程度高的社会危机。再次，从代际的角度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真正开始得以启动的时期）出生的一代人的年龄到了30-40岁，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重要力量，在社会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需要看到的是，这一代人的成长过程和社会化过程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就总体而言，同以往不同年代的人相比，这一代人的基本理念和行为方式最能同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于是，这就会在客观上造成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这一代人对于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巩固将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这一代人同以往年龄段的人在行为取向以及对现实社会的理解上会出现明显的差异，会在许多问题的判断以及社会态度方面出现一些明显的抵触。重要的是，随着这一代人能力的增强以及在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日益增大，这种差异和抵触客观上有可能会演变成为某种社会危机。
     
    2.中国中期重要的社会危机变量      

    社会危机来自社会风险。所以，把握社会危机的重要前提是要把握社会风险的具体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风险因素对于社会危机来说就是变量因素。

    大量的社会危机变量因素都是带有综合性的倾向。但是，为了有效地分析这些变量，有必要将重要的单项社会危机变量分别筛选抽取出来。至于这些重要的社会危机变量的筛选抽取标准，无非有这样三个：一是持续存在，即：在未来20年的时间当中，这项变量肯定是持续存在的；二是重要的变量，即：这项变量并非可有可无的变量，而是某个重要领域当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三是影响比较广泛的因素，即：这项变量或许是来自某个单方面的领域，但是其影响却波及多个领域。

    根据上述三项筛选抽取标准，我们大致可以将中国中期重要的社会危机变量归为两类（战争方面的变量因素除外）：一类是诱因变量，包括经济波动、物价上涨、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以及生态环境破坏五项；另一类是本因变量，包括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保障滞后、三农问题、劳资纠纷和冲突、中等收入人群发展的相对缓慢、腐败问题以及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削弱问题七项。

    中国中期的社会危机诱因变量主要包括以下5项：

    第一，经济波动。中国经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当中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就容易使不少人沉醉在财富迅速积累的盛宴当中。但是，必须清醒看到，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有一定周期性的，没有只是高速增长而没有增速减缓甚至是某个阶段陷入停滞的经济，中国也不例外。受国际市场、国内市场、外贸、内需拉动等各种各样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中国中期的经济发展有可能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波动的情形。而这种经济波动，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社会的各个群体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比如，有学者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中有一个奇怪的逻辑：经济有一个较为快速的增长，但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如大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不能从中受益；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快速的经济增长，社会中的大部分人却会从经济停滞中受害。这样的一种逻辑深深地困扰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作为一种逻辑支配着中国的经济政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①。「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6页。」

    第二，物价上涨。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简称CP I）的高低对于民众生活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CP I 稳定、就业充分及GDP 增长常常成为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社会经济目标。CP I的大幅上涨，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一个中低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有较大比例的社会当中，CP I的大幅上涨特别是涉及民众基本生活的商品，如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意味着大比例社会成员的实际购买力会严重下降，基本生活状态受到严重威胁。CPI 的大幅上涨，往往会造成人心惶惶、焦虑不安的情势，相应地，公众的不满情绪会迅速而且是大面积的积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物价的上涨几乎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问题在于，必须将之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防止其"大幅度"的上涨。

    第三，失业率居高不下。一个公认的常识是，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业是人们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环境所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就业是缓解贫富差距、大面积地消除贫困现象的有效途径；就业有助于社会成员自身的发展；就业是保证社会成员后代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充分的就业意味着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充分就业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整合程度；充分就业有助于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普遍提升②。「吴忠民：《社会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99页。」一个社会，如果存在着过多的失业人员，那么对于社会是十分不利的。"失业造成了忧虑和不安定，由于失业而中断了工作以后，随着也就停止了参加社会生活。他们也没有勇气或者意愿去重新建立新的社会联系。的确，他们被社会抛弃了。"③「[美]弗。斯卡皮蒂：《美国社会问题》，刘泰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7页。」"一个失业者在就业的人员当中失去了自尊和影响，面临着被同事拒绝的可能，并且可能要经受着自尊和自信的损伤。最终，失业者在情感上受到严重打击。"④「[美]夏普等：《社会问题经济学》，郭庆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而且，严重的失业问题会直接影响到社会治安问题。比如，"长期失业的年轻人尤其易于变得与社会格格不入，并转向采取反社会的活动，诸如犯罪和吸毒。"⑤「[美]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下册，高鸿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14 08: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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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金融危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很多企业和居民的财富在迅速积累，这就必然会造成流动性严重过剩的现象。再加上国际金融市场因素的影响，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我国目前存在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短期内无法根本逆转，这是由国际收支大的趋势造成的，如美国次贷危机将导致更多资金流入新兴市场、人民币相对升值趋势吸引热钱流入国内、外贸顺差处于相对较高水平等。"②「贾壮：《流动性过剩短期内无法根本逆转》，《证券时报》2008年1月14日。」而且，"政府主导的中国制度变迁之内生逻辑和轨迹，自然导致我国金融体系内部积累了大量的体制（制度）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经济运行轨道的转换及改革本身的目标和政策又使得这些风险因素对金融系统的威胁日益显形化和现实化；而金融自由化的大背景也加速并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的累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无疑使得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损失发生的概率以及可能造成的实际损失大大增加，金融体系的整体运转情况及趋势不容乐观。"③。「马凯主编：《"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第241、205页。」在前述背景下，稍有不慎，中国发生某种程度的金融危机的现象几乎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第五，生态环境破坏。由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是在不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条件下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的，因此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2003年，我国已经有11个省市的103个县级以上的城市供水短缺。2003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面积的27%，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18.6%.1997-2003年，全国耕地面积从19.51亿亩下降至18.51亿亩④。「马凯主编：《"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第241、205页。」另外，大气污染、水污染现象严重，生物物种数量迅速减少。2003年，中国由于环境损失占国民收入（GN I）的比例高达3.12%，远远高于世界0.81%的平均水平⑤。「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生态现代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页。」应当承认，近年来，中国开始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一系列强度很大的生态环境政策陆续出台。但是，由于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历史欠账过大，由于经济发展仍是国家最为重要的战略目标，再加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使得不少地方仍然不顾生态环境问题而大量上马许多污染程度较高的企业，所以，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压力将是长期存在的。在中国现阶段，环境生态方面的问题已经给不少地方居民的基本生活条件造成了损害。比如，近年来太湖周边、滇池周边、淮河沿岸的居民出现了正常饮用水短缺的情形。由于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直接影响到民众的基本生存状态，民众对生态环境的问题越来越看重，所以，生态环境问题有时会成为引发民众不满情绪的导火索。现在已经出现有的地方准备上马可能会破坏生态环境的建设项目，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现象。比如，现在中国东部一些城市围绕着核电站的修建问题、磁浮铁路的修建问题以及大型化工企业的修建问题，引发了当地居民上书甚至是群体性事件的现象。类似的事情，已是屡见不鲜。

    由上可见，就总体而言，中国的社会危机诱因变量在未来20年当中出现明显变坏的情形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至少在某个时段内是这样的。这样，即便是在社会危机本因变量现有状况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但由于社会危机诱因变量必然会出现明显恶化的情形，因而在中国的中期阶段即未来20年当中出现一般性的社会危机是一件难以避免的事情。需要说明的是，一般性社会危机这样一种现象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中几乎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件比较正常的事情，其危害是相对有限的，是可控的，是能够矫正的。
     
  

  五、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第二种可能趋势

     
    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第二种可能趋势是，在社会危机诱因变量明显或严重变坏的同时，社会危机本因变量也出现变坏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很有可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应当看到的是，中国中期亦即未来20年当中出现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从社会结构层面上看，由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中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存在着明显不公正和不合理之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来看，是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一般都存在着弱势群体，其成员一般多为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能力者。中国社会弱势群体问题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不仅仅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数量十分巨大的弱势群体成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社会的一些主要群体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中的许多成员也呈现出一种弱势化的趋向。这一现象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工人和农民生活处境非常困难；许多工人和农民的基本权益难以得到切实有效的维护；许多基层机构的财政能力几乎枯竭；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劳动技能的总体水准在下降；工人和农民的相对地位明显下降，对社会的影响力明显减小，已经逐渐丧失了社会话语权①。「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而且，对于基础阶层社会成员来说，一部分社会成员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对于下岗失业群体来说，回到社会的主导产业中去，没有可能；回到原来那种稳定的就业体制中去，没有可能②。「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其二，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来看，是精英群体之间出现了一种利益结盟的苗头。尽管是苗头，但扩张的速度很快。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精英群体之间的利益结盟现象所产生的危害广泛而深远。其三，从国家和政府层面上来看，是公共意识的缺位以及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颠倒。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社会，政府的定位应当是公共服务型的政府。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在试图扮演一个"经济型政府"的角色，而取代了企业家群体以及相关职业群体的位置。既然是"经济型政府"，就不可能将公共投入的重心放在基本民生改善方面。政府公共服务意识的缺位，必然会使得中国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明显颠倒的状况：一方面，国家在基本民生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小得可怜，是世界上最低的国家之一；另一方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不合理的公共投入比重过大，高居世界第一③。「吴忠民：《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不宜颠倒》，《重庆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于是，这就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的畸形化现象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14 08: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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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长远的角度看，随着以人为本基本理念的确立以及相应的社会政策实施力度的加大，中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层面上的这些严重问题是能够解决至少是能够缓解的。但是，同时还应看到的是，社会结构层面上的不公正不合理的根本改观，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做到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尽管中国中期社会危机本因变量当中的一些指标能够得以改善和缓解，但是就总体而言，多数社会危机的本因变量却难以出现根本性好转的情形。所以，这就增大了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第一，贫富差距过大这一变量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变坏。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随着国家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的出台和具体落实，随着各种税收政策的健全和实施，随着社会成员劳动收入权益保护政策的兑现，中国民众的基本生存底线会逐渐地得到保障，贫富差距的扩大速度会趋缓。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至少由于这样几个因素的存在，贫富差距过大这一变量难以出现根本性好转的局面，甚至仍会进一步变坏：第一个因素是，富裕群体财富积累的惯性效应。中国率先富裕起来的社会群体由于已经拥有了雄厚的资本、丰富的市场经济经验以及良好的人脉网络，因而仍然能够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当中分享到更多份额的蛋糕。而且，许多相对落后的地区为了尽快实现本地经济的起飞，仍然会对当地的企业家采取种种优惠的政策，从而使这些地区的社会群体各自所占有的财富在发展始初阶段就开始出现一种迅速拉大的情状。第二个因素是，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的理财意识将会普遍增强，理财方式也将趋于多样化和常态化，再加上居民现在用于理财的资金数量以及不动产规模已经有着较大的差别，所以，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性发展，居民在股票、基金、房屋租赁等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差别将会以较快的速度增大。第三个因素是，许多城市居民的房产财富会出现一种明显增值的现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段时间，许多城市居民尤其是许多政府及事业部门的职工以及一些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的职工通过房改，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一些单位的职工甚至有了两套住房。在整个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这些住房的增值幅度极大，而在未来还会获得更大幅度的增值。于是，这些为数不少的城市居民同其他群体成员在家庭财富尤其是其中的不动产方面拉大并将继续拉大差距。由于房产等不动产财富在一个家庭总财富当中所占的比重很大，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城市居民之间在家庭财产方面的巨大差距不但难以缩小，而且还将加重整个社会在财产方面的基尼系数状况。第四个因素是，城市中来自农村的新移民会出现较高比例的低收入者。由于城市低收入人口标准比农村的低收入人口标准要高出不少，再加上同已在城市当中居住多年的城市居民相比，来自农村的新移民在适应城市新生活时一开始需要投入较大的成本，而他们的家庭积蓄和财产基础却相对较为薄弱，再者，他们在就业方面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不少原本在农村当中不算低收入的居民，到城市当中便有可能成为低收入人口①。「」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城乡户籍制度的逐渐消失，在中国未来的20年当中这一部分吴忠民：《社会公正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84页。社会成员的人数必定是呈扩大趋势的。

    第二，社会保障滞后这一变量能够以较快的速度趋于好转。近年来，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开始在全社会范围内得以确立，和谐社会理论开始形成，促进社会和谐被列为发展的重大目标；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的财政实力迅速增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速度推动社会保障事业的建设。国家财政支出用于社会保障的比例，已经从1998年的5.52%提高到2006年的11.05%.全国财政社会保障总支出（不含卫生经费中的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城乡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支出），从1998年的596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4362亿元，年均增长28.3%，增幅明显高于同期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速度。最近几年也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最快、财政支持力度最大的几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出从2003年的4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14亿元。农村医疗救助支出从2003年的3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3.2亿元。2007年，中央财政还安排专项资金30亿元，支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②。「新华网北京10月5日电（记者刘铮）：《我国财政支出11%用于社会保障》，2007年10月5日新华网。」只要这种势头再持续10年的时间，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将实现突破性的发展，从而初步建成初级的社会保障体系。于是，中国的社会成员将拥有能够确保基本生存底线的社会安全网。这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无疑会起到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第三，三农问题这一变量会出现明显好转的趋向。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在未来20年当中，中国三农问题趋向好转是没有问题的。但好转的幅度能有多大，是否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应当说难度很大，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从社会安全的角度看，有两个源自三农问题的变数需要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第一个变数是，能否确保农民的土地权益不受到侵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农村土地制度是作为社会上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生存的最后保障。农村现行土地制度增产增收的功能虽然在减弱，但是却越来越具有了生存保障的功能。究其原因，可以发现，这种土地制度"主要在于社区集体在拥有所有权的收益的同时，必须向社区成员提供生老病死的基本生存保障和教育治安等基本公共品。"③「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农民在享受不到社会保障的情形之下，在遭到城市社区种种的排斥和歧视的情形之下，为了寻求抵抗可能的市场、社会、人生诸方面的风险因素，土地便成了最为踏实、最为可靠也是最后的生存保障，成为其基本生存底线的保证。可见，土地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农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位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的中国农民依然保留了同以往相似的特性，奉行"安全第一"的原则。这道底线一旦被损害，那么，农民将成为社会风险最大的制造者。

    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农民既可以成为维护现状的堡垒，也可以成为革命的突击队。农民扮演何种角色，取决于现行体系满足其直接经济和物质需要的程度如何。这些需要一般集中在土地占有以及租赁、租税和价格。在土地占有状况基本平等、农民生活尚能过得去的地方，革命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拥有土地的农民更保守，也没有一个社会集团比几乎无地可耕或须缴高昂地租的农民更革命。在某种程度上讲，现代化中国家政府的稳定取决于它进行农村改革的能力。"④[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365页。「」第二个变数是，城市能否有效地容纳从城市化进程中游离出来的农民——城市新移民。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三农问题能否得到真正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数高达几亿之巨的、来自农村的城市新移民能否有效地融入城市生活当中。数量巨大的城市新移民，在城市这一陌生的世界当中，必然会面临着有没有充分的就业机会，能否受到平等对待，能否适应城市的生活，能否解决住房问题，能否享有与城市原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政策，能否避免成为城市中新的贫困群体成员，等等这样一系列人生难题。要想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由之所产生的相关纠纷和冲突肯定会大幅度增加，并会对社会产生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旦处理有误，便必然会对社会的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14 08:2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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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劳资纠纷和冲突这一变量很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复杂并且是日趋变坏的情状。随着工人维权意识的增强、视野的开阔以及活动范围的拓展，工人对于自身劳动权益的维护将会越来越看重；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以及一系列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的陆续出台，工人的维权活动将会越来越有章可循，目标也会越来越明确。在现代社会，工人阶层是一个组织性很强、联动色彩十分突出的群体。这个群体一旦将维权作为自身明确的重要目标，那么，其能量和影响是巨大的。同时，政府对于维护工人的合法权利也会起到日益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需要引起特别的注意，这就是来自国际上通行的劳工标准的压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外资企业越来越多，出口产品也越来越多，所以国际通行的劳工标准对于中国工人的维权活动和目标指向会产生日益广泛的影响。而国际劳工标准又是一个成熟的完整体系，包括两类内容：一是核心劳工标准，具体包括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废除一切形式的强迫和强制劳动、有效地废除童工劳动、同工同酬和废除职业歧视；二是技术性标准，包括促进就业、社会政策、劳动行政、产业关系、工作条件、职业安全卫生、社会保障，以及针对特定人群如妇女、老年工人、海员、残疾人等方面的规定①。「余云霞：《国际劳工标准：演变与争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5-69页。」与前述种种工人维权要求和目标取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目前工人权益保护方面的水准十分低下，需要努力的空间巨大。从资方的角度看，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在客观上就意味着，必须改变自己多年来在市场经济初期条件下已经形成的、如今已经习以为常的获取利润甚至是获取暴利的行为方式，降低利润率。所以，不能指望资方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显然，和谐的劳资关系建设不可能一步到位。相反，劳资关系却会不可避免地长期处在一种紧张对峙的状态当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历程都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看，在未来的20年当中，中国的劳资纠纷和冲突有可能会加剧，并引发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的群体性事件。在中国未来的群体性事件当中，由劳动纠纷和冲突所引致者所占的比例很有可能是越来越高。

    第五，中等收入人群发展相对缓慢情形有望得到改变。近年来，国家开始意识到中等收入人群的重要意义，并对之表现出以前不曾有过的高度重视。温家宝指出，"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②「温家宝：《关于制定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建议的说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至于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成为中等收入者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通过改善民生政策的实施，通过对中低收入者减免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使很多原本是中低收入人群中的成员成为中等收入者。另外，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作法也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的有效途径。通过前述种种政策的实施，在未来的20年当中，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规模会有一个明显的扩张。对此，有人作出了乐观的判断，"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快速提高，按国家统计局对目前我国中等收入人口的定义，为家庭年收入6万元到20万元之间，这部分人口在全部人口中的比重以每年增加3%-4%的速度上升，到2020年预计可达50%以上。"③「《十七大报告解读：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人民日报》2007年11月24日。」无独有偶，麦肯锡专家也作出同样比较乐观的预测，"到2025年，该阶层的人数将高达5.2亿，涵盖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总的可支配收入将达到13.3万亿元。"④「安德鲁。格兰特、黛安娜。法雷尔：《一个巨大市场的诞生》，《中国经营报》2006年7月9日。」但是，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受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比如，受可能的物价迅速上涨尤其是大宗消费生活必需品（如住房）价格的迅速上涨以及可能的经济滑坡所带来的失业率问题加重等因素的影响，中国中等收入人群的发展存在着较大的变数。再比如，由于中等收入者参与社会事务的意愿相对来说比较强烈，维权意识也十分强烈，因此，一旦参与社会事务以及利益诉求渠道出现受阻的情形，那么这些人就很有可能对社会产生一种不认同的社会态度取向。总之，这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会影响到中等收入人群规模的发展，影响到中等收入人群的社会态度，进而限制中等收入人群对于社会的积极作用，甚至会使之形成某种抵触社会的态度，引发一些可能的社会风险。

    第六，腐败问题的治理难以出现根本性的转折。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社会各个群体强烈的利益冲动，由于规则体系的缺位和基本制度的不健全，因此腐败现象呈现出一种高发的态势，并表现在多个方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指出，要"严厉查办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严肃查办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矿产资源开发、国有企业、金融、组织人事、司法等领域的案件。加大治理商业贿赂工作力度。"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08年1月17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段话实际上点明了中国社会当中腐败现象的一些重要表现。腐败问题的根本解决，最终有赖于现代基本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幅度推进，有赖于现代政治文明的形成。应当承认，在这方面，中国还有不短的距离，在一段时间当中难以出现根本性好转的局面。公共利益是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它所面对的是人数比例最大的广大公众，涉及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并影响公众对于未来发展的希望。所以，作为对公共利益造成直接损害的腐败现象，容易使公众形成较为广泛的被剥夺感，引发广大公众的不满，严重者会导致社会危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2003年在全国城市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样本为5894份），社会上当官的与老百姓是第一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高达44.1%；社会上穷人与富人（包括有财产的人与无财产的人）是第二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为20.2%；社会上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是第三对最容易发生冲突的群体，比例为17.3%②。「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这个调查说明，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某种紧张的状况。在发展中国家当中，由腐败现象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这是一件必须引起人们高度警惕的事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14 08:2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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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遭削弱这一变量的改善面临着比较大的难题。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的效率和权威曾经遇到过一些不利的问题。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当时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过小，1993年只占22%.随着分税制的实施，这一状况得到彻底改观。1994年这一比例迅速上升到55.7%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近年来，中央政府的效率和权威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比如，"块块结盟"与"条条分割"这样两种现象的存在，对于中央政府的效率和权威构成了某种威胁。其一，"块块结盟".从横向链条看，在一些地方，由于地方"一把手"权力过大，比如掌控着重要的用人权力和预算外财政收入的支配权力，而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再加上为了维护和扩张本地区共同利益的目标取向，致使某些地方出现了某种政府公司化的情形。于是，这就很容易同当地的经济精英群体达成共识，形成程度不同的利益结盟现象，从而造成某种"块块结盟"的现象。比如，区域性的市场壁垒问题，对于当地一些不法经营者进行保护的问题，等等。其二，"条条分割".从纵向链条看，在存在着上下级关系特别是政府的上下级关系方面，下级层面的精英群体成员为了保护本地区本单位的利益，有时程度不同地抵触上级部门的政策和指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中国制度包括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割。后者在其权限内拥有经济事务的首要决定权。关键在于，此制度包含了重要的政治持久性。"④「世界银行：《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块块结盟"与"条条分割"这两种现象，必然会造成地方政府程度不同的离心倾向，使得中央政府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下出现政令不畅的现象。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问题在于，由于要考虑到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各个地区发展水准的不平衡状况，由于中央政府本身也存在着一个改革的问题，因此，对于"块块结盟"与"条条分割"这样两种有害的现象在短时间之内难以彻底解决。这就在客观上意味着"块块结盟"与"条条分割"这两种有害的现象，在一个时期当中势必会对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可以这样说，任何削弱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的做法，都会削弱中央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其结果是无助于大量社会风险的有效应对，有碍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由上可见，就总体而言，中国中期当中社会危机的本因变量虽然不至于出现全面严重恶化的状态，但同样也很难出现根本性好转的局面。

    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即在社会危机的7项本因变量当中，有3项变量表现出向好的趋势，即：社会保障滞后本因变量能够以较快的速度趋于好转；三农问题本因变量总体能够初步向好，但问题不少；中等收入人群发展相对缓慢情形有望得到初步改变，但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前两项变量的向好，有助于保证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后一项变量的向好有利于现代公正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

    社会危机另外的4项变量则处在向坏或者是难以出现明显好转的状态。这4项变量，再加上前3项变量当中解决不好的因素，很有可能会从许多重要方面对于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形成十分不利的影响。这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社会的整合、团结程度的角度看，贫富差距仍会趋于严重的现象、劳资纠纷和冲突即将出现大面积扩张化的现象，再加上如果农村土地问题和流入城市当中的新移民问题解决不好这样一些变数，必定会使整个社会出现大面积的离心倾向，甚至会使许多社会成员对社会形成一种不满和抵触的心理状况。特别是带有一定综合性的贫富差距日趋严重这一社会危机变量，对于社会的影响极大。在目前的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现象已经比较严重，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到世界上比较严重的不平等发展国家的行列了。由于统计口径的不一致，人们对于中国现阶段基尼系数的判断有些差别，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基尼系数在0.458以上。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①。「李实等：《中国居民财产分布不均等及原因的经验分析》，《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又如，按照许多学者的测算，中国现在实际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96甚至超过了0.5②。「汝信等主编：《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李实等：《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新估计》，《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如果听任社会不公现象不断加剧的话，那么，必定会严重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极端的财富不平等，……由于减少了大多数人的大量幸福，将减少人类享受的总和。"③「[英]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8页。」"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成为对发展的限制与障碍的复合体。"④「[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顾朝阳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缺乏互惠和公平交换的指南"，大量的社会紧张的状态就会存在⑤。「[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吴曲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4页。」而在一定时间之内难以纳入规范轨道的、逐渐大面积化的劳资纠纷和冲突，更是给社会安全带来巨大的隐患，有可能会直接促成社会危机的发生。同时，如果中等收入人群没有按照较为理想的状态出现应有的发展局面，相反却被诸多因素限制而出现一种发展空间受阻情形的话，那么，这一本应在社会当中起着重要稳定作用的群体倒有可能出现对社会某种不满的态度，产生相反的社会行为，从而降低社会的整合和团结的程度。其二，从社会控制力的角度看，腐败现象难以遏止以及中央政府效率和权威所面临的难题，会明显降低社会对于社会危机的解决和抵御的实际能力。一个高效、权威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地应对严重的社会问题，防范和解决社会危机。迄今为止，现代化已经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的发展历程皆印证了这一道理。显然，如果中国的腐败问题不从根本上予以解决，那就必然会削弱中央政府的公信力，削弱中央政府公共财政对于社会转移支付的力度，并给社会成员抵触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口实和理由；而诸如目前中央政府所面临的难题如"块块结盟，条条分割"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的话，那么，中央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直接控制能力必然会被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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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现阶段，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至少已经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迹象。一个迹象是，社会基础阶层成员较大规模的卷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的调查显示，在10000多份问卷当中，在划定的十个群体类别中，只有两个群体被半数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一是党政干部，二是私营企业主，选择百分比分别为59.2%和55.4%；而作为人数最多的农民和工人的选择百分比则处于倒数第三位和倒数第二位，分别为3.4%和1.5%⑥。「汝信等主编：《200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

    正如有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中国的改革总体上属于'渐进式'改革，改革的收益通常是立竿见影的，但改革的成本却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就造成了改革成本的延期支付现象。掌握优势资源的受益群体更容易利用这一特点把本应自己承担的成本转嫁到弱势群体身上。这种不公平的成本分担形式导致改革的利益受损群体产生了较强的被剥夺感，在缺乏合理的、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的情况下，这种情绪很容易积聚下来，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威胁。"①「胡鞍钢、王磊：《社会转型风险的衡量方法与经验研究（1993～2004年）》，《管理世界》2006年第6期。」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以中国特有的"上访"现象为例，2004年之前，信访总量连续12年大幅攀升，在2005年这一势头虽然得以遏制，但据国家信访局负责人介绍，2005年全国县级以上党政信访部门受理的信访总量仍然达到1265.6万件，而且国家信访局受理的信访量没有下降②。「郑杭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报告200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基础阶层成员较大规模的卷入这一现象，预示着未来20年中国社会危机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较为强大的社会能量。另一个迹象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开始显露。在中国现阶段，由于城乡居民土地被强行征用、房屋被强行拆迁而得不到合理补偿所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这是一种"直接利益冲突"的现象。此外，还有一类现象值得注意。有人发现，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种过去未曾有过的现象，这就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即：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的不满情绪借机宣泄。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发的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河南等地都曾发生的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的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③。「钟玉明、郭奔胜：《社会矛盾新警号》，《瞭望》2006年第42期。」这一类现象的危害以及处理难度都比较大。比如，法国前些时间发生的"巴黎移民骚乱"，就是典型的"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骚乱主体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利益要求，而骚乱暴力倾向强，延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处理难度大④。「益雄：《无直接利益冲突》，《百姓》2006年第12期。」从社会矛盾的角度看，中国目前"无直接利益冲突"这一现象说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民众与公共权力机关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良性互动⑤；「高新民：《怎样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北京日报》2007年8月13日。」说明在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的积怨已经积累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同时却缺少畅通、规范、应有的诉求渠道。从社会危机的角度看，这一现象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说明中国的社会纠纷和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在迅速加大，社会危机可能发生的部位已经开始"由点到面"，社会危机可能发生的范围迅速扩大，诱发社会危机的爆发点开始增多，而且，社会危机的突发性也开始增强。

    显然，在社会整合和团结程度明显降低、社会控制力明显削弱、社会基础阶层成员较大规模的卷入以及社会纠纷和冲突的爆发点日益增多等种种不利的条件下，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已经很大。同时还应看到，在中国中期这一时期，正如前面所谈及的那样，社会危机的多数诱因变量如经济波动、物价上涨、金融危机以及失业率上升等等从总体上出现变坏的情形几乎不可避免，这就对社会危机本因变量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势必会产生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一切，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前景：在中国的中期阶段也就是未来的20年当中，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极大。

    中国中期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轨迹是：当多个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明显变坏到一定地步，这时一旦出现某个变量特别是同民生问题直接相关的变量，如经济波动、物价迅速上涨现象或失业率居高不下现象并出现进一步变坏的情形，以此为爆发点，就很有可能引发较大范围内的社会危机。中国中期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可能形式是，以和平请愿的群体性事件方式为主，但也不排除在局部地区、甚至不小的区域范围内出现公众情绪失控而引致的暴力活动。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虽然会在某个时段对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对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造成较大的、多方面的损害，甚至使经济在某个时段出现严重滑坡的现象，使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失序的现象，但就总体而言，仍然属于可控范围内的事情，还不至于形成严重的、具有颠覆性的社会动荡局面。
     

   六、中国中期社会危机的第三种可能趋势

     
    第三种可能的趋势是，在未来的20年中，在社会危机诱因变量全面严重恶化的同时，社会风险本因变量也出现全面严重恶化的情形，于是，中国有可能会出现最为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

    假设社会危机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出现全面恶化的情形，那么，就会引发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
    或者，假设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经发生，却对之束手无策，而任由其自然发展的话，那么，就会使社会危机的诱因变量和本因变量全面恶化，从而也会造成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在严重的社会危机背景之下，就会出现社会动荡，社会经济体系瓦解，民众陷入苦难生活当中，社会经济正常的秩序难以恢复的局面。

    但同时应当看到的是，在中国的中期阶段即未来的20年当中，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几率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阶段的中国不存在发生严重社会危机的基本条件。
     
    第一，中国民众目前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相应地，民众也不会产生绝望的心理状态
     
    从中国历史上看，形成严重的、颠覆性社会危机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基本食品的极度匮乏，民众的基本生存难以为继，因而出现了绝望的心理。既然无法活下去，既然绝望了，那就势必要造反，颠覆这个社会，而重新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社会。而这种条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基本食品已经完全不是一个问题了。2006年，中国人均粮食、油料、猪牛羊肉、水产品、牛奶占有量已经分别达到379公斤、23.3公斤、48.9公斤、40.4公斤、24.4公斤；分别是1980年的1.2倍、3.0倍、1.4倍（与1997年比）、8.8倍和20.3倍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版，第489页。」在未来的20年，即便遇到突然性的自然灾害，中国也完全可以通过粮食战略储备或从国外紧急进口食品的常规方式来消解问题。既然民众的基本生存条件不会丧失，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中国也就很难出现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危机。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14 08:3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