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东北亚论坛》2008年1月第17卷第1期刊载了刁振东和张广学的标题为: “试论日本武士家训形成及其影响论文”。论文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与中国同样面对社会制度转型和重构社会关系以及经济关系等诸方面的问题,同样是东亚国家,中国走了一个多世纪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痛苦旅程,而日本在二战后短短的二十几年中一跃发展成为东亚强国,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轨迹的大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日本民族产生如此巨大的凝聚力和民族爆发力?为了揭开这个谜底,包括日本国内和世界各地众多历史学家纷纷致力于探究日本国的崛起原由。从新渡户稻造〔日〕所著的《武士道》,到鲁恩•本尼迪克特〔美〕的《菊与刀》,再到我国戴季陶所著的《日本论》等研究成果里都集中地反映出日本民族之所以成就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发展历程,无不与其民族性格息息相关。然而,在他们的研究中对于日本民族性格一脉稳固的形成动因之根源却涉猎甚微。[1]作者以贯穿武家社会发展历程的武士家训为切入点,探索在日本实现强国之梦想的过程中,家训这一与中国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对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和重构民族文化的作用,以期对中国的大国崛起起起到一管之见的作用。转贴如下:

        　　　　　　　一、日本独特的家族体系和制度

    日本武士家训的作用对象是家也就是家范围内的群体。家是家训的基础,是家训的物质载体,没有家的客观存在,家训就没有生存的土壤。武士家训之所以能够在武家社会长期存在并在其发展过程中起到巨大的历史作用,无不与日本社会中家的特殊形式和特殊家族制度密切相关。如果不深入研究日本社会的家族形态,就很难正确理解武士家训对日本武士和家族及对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影响。

1•日本家概念的产生和实质

    “家”是生命生产的场所。中日两国同是以家为社会组织基础的国家。“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家’的意义,既有伸缩性,又有确定性。所谓伸缩性,即‘家’至少有家庭、家族以及与家庭或家族毫不相干而又具有某种一致利益的社会群体等三层涵义。其确定性,即不管人们赋予‘家’以多少引申的涵义,而基于婚姻和血缘关系的集团这一点是最基本、最原始的。”[2](161)家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家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位,又称之为社会细胞。然而,虽然中日两国的人都有根深蒂固的家的观念,在家族生活方面的有些制度似乎也很相像,但经深入分析,就会感到两国的“家”有着明显的差异。
    从我国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中国的家是具有血缘关系的集合体,通过这种集合体而形成了宗族这种特殊的社会结构形式。人就是被宗族体制统一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而存在的。对于中国的家的结构的定义和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国别的学者、专家都有所论述。吕思勉(1884—1957)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家和宗族进行了研究。而社会学家孙本文(1891—1979)则从社会的角度对家和宗族进行分析和定义。国外的学者也对中国的家和宗族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比如日本学者滋贺秀三的《中国家族法的原理》、美国人古德所著的《家庭》等等。南开大学李卓女士在《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中,对我国的家和宗族的概念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概括。她指出:“宗族是指同姓、同祖的男系血缘团体。宗族由一个共同祖先繁衍出的众多小家庭组成。宗族的形成,一般都是循着这样的规律:一个父亲所代表的、由几个儿子(一般称为房)构成的家庭单位,经过一定年限便分别结婚、成家、生儿育女、最终各房分家独立。再过若干年以后,在房中又形成新的房。……可见,不论是同姓从宗和族属的宗族,还是作为宗族构成分子的小家庭,都是血缘的共同体,其立家立族的根本都是血的共同。”[2](163) 　  日本的“家是中世的武士在开发和经营自己领地过程中,以家产的连续性为目的而形成的组织。家的原理是此后社会各种组织形式的原型,对日本社会的近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形成都发挥了主导作用。”[2](173)基于这一事实,日本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家进行了定义和研究。
    概括起来讲,家作为一种制度形成以后,其涵义便发生了变化,并远离了作为居住的本意。有贺喜左卫门(1897—1979)指出,家是以夫妇为中心的生活机能单位。这种生活机能的内容包括信仰、经济、法律、道德、自治、艺术、娱乐等等。这种家“不管是否包括有血缘关系者它都成立,即使是包括非血缘关系者它也成立。为维系家生活,如果需要,亦可使外部人员成为其成员。”[2](170-171)这就是著名的“生活集团学”。有贺喜左卫门在他的学说里提出了日本家结构的重要因素即“非血缘关系”。
    家的“非血缘关系”要素导致中日两国对家的观念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日本人的家观念中的,家实际是超血缘存在的。由配偶关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群体仅仅是家的具体体现而已。在日本的“非血缘关系”中,非生物性父子关系同样具有“亲子”的法律效力。所谓“亲子”关系,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养子”,另一种是“婿养子”。在日本“亲子”关系并非局限于血缘的父子关系,做儿子的未必自然而然就有继承父祖家业的权力,而被认定为具有亲子身份的养子反而可以继承家长之地位。这是日本家族制度中的一个显著特征,称之为———模拟血缘关系,换言之,超血缘关系。在日本家族制度中,生物性的血缘关系并不是家的唯一纽带,人们可以根据家业经营的需要进行人为的调整。“据竹内利美根据《宽政重修家谱》对128家大名家族的3 023名男性成员的调查,江户时代前期,大名家的男子给人当养子的为8% ~9%。江户时代中期,养子的数量大大增加, 1741年(宽宝元年)至1794年(宽政六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31. 3%。”[3](37)超血缘关系的另一种“亲子”关系是“婿养子”。《明治民法》规定家族成员已达到成年即有收养养子的资格,但也规定如果有儿子便不得收养养子,但是以女婿为养子,即收养“婿养子”则不受限制。所以近代以来日本的养子之制仍然颇为盛行。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的许多名人都是养子出身的原因。

2•模拟血缘关系对家族的影响

     中日两国在选拔人才和官吏的方式上是有显著差别的。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瓦解了奴隶社会的九品中正制并在武则天统治时代确立了文、武两科的科举体制。“科举制度始于隋,完备于唐、宋,终于清,在中国前后存在了1 300多年,它的存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科举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平等竞争性,有益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有益于文化的统制和普及,更因为其有利于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4](96)但由于文、武两科的分制和考场内的舞弊行为以及科举制对社会思想文化进步发展的滞碍,也表明科举制有其弊端。日本是没有科举制的,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是通过建立在模拟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养子”与“婿养子”制来实现的。“养子”与“婿养子”制由于得到法律意义上的承认,使得日本家族的规模和成员的质量得到了扩大和提升。他们通过把行为表现出具有一定培养价值,可以加以塑造的人,经过一定时间的考察、了解,而直接纳入自己的家族体系,使之成为自己家族的一员。更为有意义的是日本的“养子”与“婿养子”制为具有高尚行为和道德品格的市民提供了入仕之途,他们的一些品格和行为也为其他市民树立了榜样。日本的“养子”与“婿养子”制的建立弥补了在生产力水平还不发达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选拔人才和官吏的途径和方式。“养子”与“婿养子”制虽然没有科举制那么完备,但其解决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员流动和为市民提供了入仕之途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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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日本武士家训的创造与重构

  　随着日本“家”观念的形成和确立,家族的规模趋于扩大。为维系家族、家业的稳定和发展,原有的神道文化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求,必须有另一种文化来支撑家族的存在。于是家训应运而生了。而家训又是首先在具有统治地位的武士家族中出现的,并成为维护和巩固武家676年统治地位的工具及其他社会阶层所效仿的文化理论和样板。所以说它的产生对武家社会历史和近、现代的发展以及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构都有深刻的影响。武士家训已经成为大和民族的道德基础;价值取向的标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纲领;激发智能的动力,武士家训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灵魂。武士家训铸就了大和民族坚忍不拔、刻苦奋进、勤俭节约、埋头敬业的优良传统和性格。但由于武士家训的“以武为本”、“重名轻死”、“献身之道”、“战争之道”等尚武训诫,也给这个民族带来好斗、恃强凌弱、侵略扩张等负面劣根。

1•武士家训的缘由

    平安时代庄园制的产生,造就了最终成为统治阶级的新的社会阶层———武士阶层。武士最初不过是庄园主用于自我保护的奴仆,“宝龟中议汰冗兵,百姓堪弓马者,专习武艺以应征调。至贞观、延喜之后,百度驰废,上下隔绝,奥羽、关东之豪民,辄坐制乡曲,藏甲蓄马,自称武士。而自藤原氏执政,官多世职,将帅之任,每委之源、平二家,于是所在武士分属源、平,源、平用之,若其臣隶。”[5](88)“从平安时代中期起,以‘公地公民制’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趋于瓦解。伴随私有庄园的涌现,为了保护庄园利益,解决各种纠纷的私人武装———武士,开始出现并形成跨地区、跨庄园的武士团。”[3](86)在武士团的武力斗争中,以征夷大将军源赖朝为核心的武士集团在1192年创立了镰仓幕府,开创了日本最初的武家政权。为了维护和巩固镰仓幕府政权的统治地位,幕府重臣北条重时(1198—1261)创作并制订了日本历史上第一部武家家训即《六波罗殿御家训》和《极乐寺殿御消息》。北条重时虽然是在源赖朝死后,才实际掌握镰仓幕府的权力。但北条十分重视并意识到要想使自己的家族权力得以延续就必须总结自身的发展历程和在官场的亲身经历,给后代留下可以借鉴和继承的文字训条。因此,北条重时专门为其长子北条长时和家人写下了训诫———《六波罗殿御家训》和《极乐寺殿御消息》。该家训首先提出做人的原则和对神佛的信奉要求。他指出:“应畏惧神佛、主君、尊长,知因果道理,为后人计,尽要宽柔待人,对无能之人亦莫粗暴对待,要心胸宽大,以博人赞誉。”[3](402)其次,作为武士出身的他告戒后人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应通过勤学苦练,不懈武艺而磨练意志并提出文武兼修的观点。他说:“意志要坚,莫露丝毫却色,莫怠弓箭之习。”[3](402)又说:“佩带长刀,不可生锈。主君尊长有命时,若拔锈刀出鞘,必遭轻视。执弓箭者,刀不可沾水气。平日即要用心。”[3](404)“执弓矢之身,须常记义理。武士之心,武技义理便如车之两轮。知义理,舍身舍家不舍正义,遇强不屈。熟谙义理,可执弓矢,不谙此理,难以拒敌。两轮之修,不可偏废。”[3](411)第三,在选用人才,委以重任上,要任人唯贤,不能任人唯亲。他指出:“所用之人,即便自父祖代代侍奉,最是忠诚可信,若其无足用之器量才能,亦莫与之商量大事。若有大事,须于器量才能者中,择知事明理、众望所归之老成持重者相商。”[3](402)第四,对于武士在交往中的赴宴和衣着装束等生活细节也列与家训之中。“多人依位次而坐,莫就过高之位。然过下亦不美,应依身份坐于相应之处。若坐于低微者之下,他必要起身改坐,致骚乱喧哗,反而不美”。“切不可与尊长同坐,应就其下别座。若系无上下贵贱之别、不拘礼节之宴,尊长就下座时,当为尊长有意屈就下座,可隔过尊长侧畔一席就座。”“衣服应着常人之服。穿用特异之物,招人眼目,惹人思想为何作如此打扮,不宜。纵然适合自己癖好,亦不可穿用惹人之服。年轻穿着过素,不美。年长穿着太过年轻,光鲜惹眼,亦是不美。不可穿寺中稚儿、中童子、杂役所好之特异鲜丽之装,普通为宜。年长者所用之目结、各种卷染等,不甚惹眼,可穿用。另,虽说不可惹眼,年轻人亦不可偏好过于素净之直垂、浅黄或白色直垂,或深蓝、柿色等老人服饰。”[3](405)从北条重时的家训可以看出,其人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将其贯穿于个人生活的全过程。大到治国安邦,小到衣着打扮等生活细节。武士家训的出现,长期作为社会伦理的支柱,已内化在日本人的国民意识之中。
    北条重时首创武家家训史,他不仅对其子和家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训条,而且对武士的个性培养以及日后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都起到深远的影响。他的作用归纳起来有三方面,一是:对于武士家族的训条首次由说教转到文字;二是:对于现身官场的长子北条长时,北条重时时刻不忘自己的武士身份,提出谨言慎行的处事哲学,并从管理者的角度告诫后人对待下属要用心待人,绝不能有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武断意识;三是:武士家训从个体的训诫拓展到家族的训条。反映出当时的日本家族意识渐已形成,并在北条晚年时已经考虑到家族的荣辱问题。得利于北条重时的训诫,北条氏家族在长达100多年的镰仓幕府统治集团中,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并成为那一时期的名门望族。

2•武士家训的发展

    下面,我们给室町幕府时期的武士家训做个CT,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武士家训的作用界面、空间和层次是非常之深邃的,可以说在大和民族的血液中涌动流淌着武士家训。
    进入战争动乱的室町时代后,武士家族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迫切需要加强对武士家族集团内部秩序的管理、提高武士的自身修养。各武士集团的首领在总结前人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同时,针对当时社会现实和武士家族的自身状况,有针对性地制订了本家族的训诫。具有代表性的有《竹马训》、《今川了俊制词》、《伊势贞亲教训》等。《今川了俊制词》的作者原名是今川贞世(1325—1420),出家后号为了俊。其家训共有23条。对于他的家训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值得研究。其一,家训的第一条:“不知文道,武道终不能得胜。”这里的文是指人的文化和知识结构;武是指武士的武艺和集团的军事力量;胜是指治国安邦。通过武道即军事力量打下的江山如果没有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大政方针,国家政权是不可能长久巩固的。所以今川在其家训的第一条中就告诫家人在不忘武士修身立命的武艺之时,更要时刻不忘提高武士自身的文化修养和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其二,今川在其家训的23条中用了佛教中的18个“戒”字。从日本家训史的形成初期来看,多数有重要影响人物所著家训均是在他们退出政治舞台皈依佛门之后。由于中日两国的地缘关系和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影响,两国之间的往来是十分密切的。随着留学僧和留学生的回归,将盛行于隋唐的佛教传于日本并与日本的神道结合在一起。佛教中一些原本是为佛教徒制定的清规戒律启发了他们的思想,他们将有易于培养道德行为的内容以家训的形式教导他们的家人。这种方式与中国有不同的作用,中国佛家的清规戒律适用对象仅限于僧侣,而日本则关乎除僧侣之外的家人和族人。可谓一人得道,多人受益。这种将个人的阅历与神道及佛教的有机结合可以透视出日本民族的聪明和高度的责任感,诠释了“活到老,学到老,有易于社会到老”的民族性格和人生哲学。今川了俊在家训中倡导的文武两道学说,对德川时代的“尚武崇文”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德川幕府建立不久的615年,便颁布了《武家诸法度》,使“尚武宠文”的思想在德川时代以法度的形式得以巩固和制度化。进入江户时代后,今川了俊的家训被庶民阶层广泛流传,并成为他们的教科书,来告诫后人继承。

3•武士家训成为重构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标志

    经过镰仓和室町两个战争频繁的幕府时代后,丰臣秀吉在16世纪末,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基本上统一了日本境内的各藩部落。随其病逝,德川家康(1542—1616)乘丰臣秀吉临终托孤之机,夺取丰臣家族的政权权力,在关原之战中取得胜利, 16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开创了江户时代。
     由于中日两国的地缘和长期的堪合贸易关系,除了两国在经济上的广泛接触外,在文化上中国对日本的影响是巨大的。中国的朱子学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影响波及到日本,使日本的文化学和伦理学找到了理论基础。他们将忠、信、孝、悌、仁政、五常、五伦等内容,广泛地引入武士家训之中,并使武士家族的家训逐渐趋同。家训之间也多有模仿借鉴。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家训有德川家康的《东照宫御遗训》,室鸠巢作的《明君家训》,还有《细川宣纪家训》、《酒井忠进家训》、《松平定信家训》等等。
    德川家康制订的家训是缘于武家社会秩序在数百年间的混乱状况以及主从关系松懈问题。他总结和借鉴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江户时代建立了严格的幕藩体制。在确立幕藩体制之后德川家康又建立了一系列更加严格的身份制度和家制度。幕藩体制的确立和各种制度的建立为巩固德川系的统治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江户时代由于各家家训对社会的影响渐于趋同,形成了具有统治和奴役日本民族精神的“武士道”。武士道所具有的军国主义内容是反动的,但其能将整个民族统一到同一个轨道上,其作用陈景彦先生论述的精辟之至:“……正是在江户时代日本形成了武士道,应该说这是日本自古以来最成功地对统治阶级的伦理及特质所作的充分说明。武士道不仅体现了对武士伦理的说明,而且还对其尚武精神进行褒扬。进一步说,近世武士道所代表的文化创造,已远远超过了中世的水平,这时的武士道能直接地从文化上影响着日本文化的方向,某种程度上,就像中国儒者所提倡的儒家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一样。由此看出,日本知识分子尚武的根源在于,日本武士阶级在明治维新以前始终是现实权利的拥有者,甚至是作为文化的创造者,在日本社会中起作用。”[6](187)
    虽然德川家康的历史功绩是重要的,但由于他建立了一系列更加严格的身份制度和家制度导致这一时期的家训蒙上了浓郁的封建色彩。“家族成员以家长意志为意志,以家长的是非为是非,不能有独立的思想、爱好与情感。纵然父亲如何无理,作为子女不能对父亲表示不满和反对,此乃天下之大法也。”(《伊势贞丈家训》)[3](43)正因为家长在家中拥有极大权威,所以家庭成员对家长极为敬畏,达到令人恐怖的地步。就象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说:“日本的家长更近似于是一位物质与精神产业的受托管理人,这些财产对全体成员来说都是重要的。要求他们把个人的意志从属于它的要求。”[7](40)
    在严格的近似于恐怖的身份制度和家制度下制订的武士家训训条的约束下,日本武士家族的所有成员必须表现出对其主和上级的忠与信;对长者的孝与悌以及君臣之间,男女之间的五常、五伦。在这种封建禁锢主义思想作用下,日本民族性格在外在表象上所反映出来的是一种绝对的服从和敬业以及鲜明的礼与尊的行为,并使这种行为表象延续至今。

        　　　　　　　　三、武士家训的影响

    武士家训对武士及家族的影响上面已有论述,不再赘言。武士家训在其他社会阶层的广泛延伸,是武士家训作用及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标志。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武士家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在某个领域,某个阶层首先形成具有可以延续的、可以学习和借鉴的相对比较完善的方式和方法,然后形成整体影响和共鸣。武士家族家训的发展由原始的封闭状态逐渐向开放状态转化。突出的特征就是武士家族家训向其他阶层的延伸和扩展,并在其他阶层中能够针对自己领域的实际状况制定了相应的有利于本行业逐步稳固发展和继承的家训。这种家训的广泛扩展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对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创造和重构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家训在中日两国命运不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日两国走上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本来是封建时代产物的家训亦随着两国的社会结构与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展现不同的发展趋势。在中国虽然有人把《曾文正公家训》视为“传统家范终结的标志”[8](254),但由于中国当时所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人们的思想意识、文化主体仍然是以儒学文化为主轴,因此家训这种深入到家庭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仍然不能超越社会意识形态的主题———用传统的礼法制度、伦理道德规范、行为准则指导人们处理家庭关系,教育子女成长。从中国家训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并未能逾越传统家训的规范,而且因循旧套,少有新意。家训内容,依然是对传统的勉学修身、孝亲教子、为官从政、治家理财、交友处世原则的重复强调。进入近代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涨,封建传统受到批判,家族规模变小,家训的生命力和适用范围都在逐步萎缩。与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近代以后日本的家训进入大发展时期。武家家训随着武士阶级的消亡退出历史舞台,但它的影响却在社会阶层的家训中得以延续、扩展和应用,特别是在商家阶层中影响最大。这使得日本的家训体系逐步趋于完整并成体系。
     家训成为商家经营理念基石。进入江户时代,日本国内的战争逐渐平息,武士杀伐斗狠逐步消亡,失去了市场,取而代之的是转向经济发展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把家训中内容欠完备、缺乏可操作性以及治家和管家等方面加以修改或制定新的家训,在注入近代思想内容的基础上,使家训更加具体化、系统化。从形式上看,近代以后的家训多以“家宪”相称,以突出家训作为家之法律的效力,使家训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
     明治维新以后,商家家训进入扩展时期,如《三井家家宪》、《住友家家宪》、《鸿池家家宪》等,除保留诸如维护家业、善待雇员、勤俭自持等思想意识外,各企业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纷纷将家训注入新的思想内容,如提倡创新、合理用人、增强国家观念,从而使家宪在家族企业的管理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武家社会的信誉,只体现于个人之间的相互信赖,而商家的信誉则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性特点。两者之间看似不同行业的信誉,但实质都是对人的约束。这种约束被广泛的应用,渗透到人的骨髓,使其成为日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日本武士的家训、训诫和家宪由家长通过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亲身经历和经验总结制定的,给人以通俗易懂、简洁直观、真实具体的视觉感受。家人与族人对家训的接受方式是以张贴悬挂或装订成册让家人朗诵和背诵、领诵和齐诵的形式天天重复进行的。家训的影响正如北原种忠所说:“家宪的存在直接关系到一家的盛衰。”[9](206)
    由于武士家训的产生,又经过不断完善、修正和丰富,使之成为日本武士赖以生存的文化现象。随着江户时代时局的稳定,日本由战乱转向发展国内的经济生产。日本社会的其他阶层将武士家族的家训形式广泛地引入自己的领域,使之成为家族不可或缺的治家基础。随着武士家训对意识形态的逐步渗透,由极端的自尊排外和特别崇拜强者的岛屿性格转变为具有强烈家国意识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的重构在世界各民族中是独一无二的,影响其重构作用的源泉之一就是日本武士的家训。
    总而言之,武士家训是日本民族性格形成的催生素,武士家训是整合大和民族性格的化合剂,武士家训是大和民族精神的支撑体系,武士家训是儒、佛、神道的综合体,武士家训在日本民族的血液中流淌,武士家训的影响在当今日本社会中无所不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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