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1978年11月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于书”作了很多考证,其中有些内容值得研究。所谓经政治局开会报常委之说是子虚乌有的,有的文献单位的注解太不负责任了。
1978年11月15日,《北京日报》登载了北京市委扩大会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当天中午,我向叶说,《北京日报》登载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报道。他笑着跟我说:我向华提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从速表态,以免被动。后来得知,这是华直接向林乎加(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同志布置进行的。
“批邓”与“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提出要继续“批邓”,国务院大会上有人甚至宣称要比“四人帮”批得更好,这激起了几乎所有老同志的强烈不满,遭到了广泛的抵制和反对。停止“批邓”已是强大的政治呼声,“批邓”实际上是停止了。
对于“批邓”,毛主席在世时,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老同志均被迫要人人表态,违心“拥护”。个别的老同志本可表面应付了之,但批起来却调门不低(在老同志座谈会上),有的甚至上书毛主席揭发邓,外交部那位领导表现就更恶劣了,没经住考验。
胡耀邦同志的压力很大,吕正操担心他顶不住,专门派女儿去传话,支持他坚决不做检查。胡(即胡耀邦同志,下同)最终顶到底。
王震同志坚决抵制“批邓”。他在国务院政工组“批邓”简报上写上“毛主席说邓小平人才难得……”等一段评价邓小平的话,要求上报中央。吴庆彤主任只好表示该简报不收回了,以保护王震同志。
遗憾的是,王震同志的向秘书出于好心把该内容擦掉了。如能留下来,那该有多好啊!
从“十一大”到“三中”全会,党内围绕着冲破“两个凡是”,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其中又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两个凡是”社论出台后,王震和姚依林就找耿飚予以谴责,耿飚表示,他也不同意“两个凡是”的观点。
“两个凡是”最直接打击的是“文革”中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迫害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因此,一出台就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抵制,从一开始就站不住脚,没有市场。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
这里要提一下叶在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干部方面做的工作。
人民日报社搞了个内参叫《情况汇编》,1977年11月底,《情况汇编》把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写的大字报汇集起来,编成名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材料,以人民日报社党委的名义,报送叶剑英和耿飚。
之后,叶在1977年12月初的一次常委会上,提到中组部老干部对部长郭玉峰的强烈批评意见,并说:“现在冤假错案申诉太多了,要找个包公来判案。”
这就是在常委会上,叶、邓共同提出由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由来。
胡大刀阔斧拨乱反正、解放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功不可没!
“于书”指出,当时虽然解放了大批干部,但“两个凡是”令许多重大案件得不到解决。我认为此言并不完全合乎当时的情况。
大批干部得以解放,重上领导岗位,特别是又改组了中组部领导班子,本身就给“于书”所指出的“反对‘两个凡是’主要针对的是平反‘天安门事件’和历史冤案两大问题”的解决打下了政治和组织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胡耀邦就部署中组部对“六十一人叛徒案”、彭德怀案、陶铸案等重大案件,着手复查审理。
对刘少奇同志冤案的平反复查工作,中组部在1978年11月份也着手准备进行。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组部开始处理历史上“反右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这是牵涉到人民大众,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
历史上那个“反右”也是一场大劫难,绝不仅是扩大化而已。平反右派功德无量,人民不会忘记。
至于平反历史冤案和解放干部的问题,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后,第二天胡耀邦就以中央组织部长的身份,全面介绍了这方面的工作情况,甚至明确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表。组织部长的发言应具有相当的分量和影响,党史文献和党史研究部门似有意忽略了。
其实,包括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提出的那几个冤假错案,胡都已做了相应的平反准备工作,在陈云同志提出来不久就宣布平反了。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
关于“真理标准”一文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那就离不开胡耀邦的作用和贡献了。
叶是一直反对“两个凡是”的,也是中央常委中率先表态支持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于书”中也多次提到了。
那时,胡耀邦是通过冯文彬同志直接与叶联系的。冯文彬早年在中央苏区时,与叶帅就熟悉,此时他与胡耀邦在一起工作。
冯文彬同志经常来叶驻地向叶汇报,叶对胡耀邦的工作均予以有力的支持。对“真理标准”文章,叶是最早看到并明确予以支持的,他还让我们注意各方面的反应。吴冷西对“真理标准”一文的指责以及汪东兴所持的立场,我们都及时向叶汇报了。
关于《红旗》杂志组织写的《重温〈实践论〉》(编者注: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一篇文章)一文,“于书”提到,是叶特地在常委会上提出来并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公开摆出来谈谈。
在这里补正一点,关于《红旗》的文章,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提出了六条不同意见,认为这是维护“两个凡是”观点和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
胡乔木秘书朱佳木同志把哲学所的意见交给我,让我转“叶、邓”审阅。我即送邓办王瑞林秘书,留交王秘书处理。
随后,我又将之送交叶办王文理秘书,王秘书说,太好了,正好首长交待我们对《重温〈实践论〉》都要看一看,提出看法和意见。
我请王文理将该文立即送叶审阅。
这就是叶就《重温〈实践论〉》在常委会提出开理论务虚会的由来。
《重温〈实践论〉》最后未能发表,也是因叶提出不同意见,汪表态不予发表了之。这应是叶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力证明。
反对“凡是”及组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除了胡耀邦等外,应着重提及的还有耿飚同志和王震同志。
作为宣传口负责人的耿飚同志,在《人民日报》要发表“两个凡是”社论时就明确表达了不同的意见。他立场鲜明,态度明确。这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单位成为反对“两个凡是”、展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坚强阵地的原因之一。
王震同志几乎是走街串巷地找老同志交换意见,他多次找叶表达了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其激动的神情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像个“角斗士”。
因此说,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讨论,是党的领导集体以及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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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11-2 06:4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