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汉现

美国如何刺激知识生产

(转帖)

2008-10-10

美国是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因此，其科技管理方式自然值得关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葡萄牙创新研究专家Pedro Conceição等人的一篇论文中的主要观点，再加一点自己的理解和阐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科技政策主要在推动私营部门和个人从事技术创新方面下力气，值得一提的大动作有：

（1） 在联邦政府中设立专门处理专利争端的法庭。专利争端若处理得不好，企业或其他方面就没有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2） 通过了《拜杜法》，允许承担联邦政府支持的研发项目的人拥有研发项目所产生的专利的部分权益。而在过去，拿了国家的科研经费，产生的专利成果当然完全归国家。

（3） 拓宽了专利的覆盖范围。连新的商务方式都可以申请专利。

（4） 通过WTO的TRIPS协议，将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扩展到全球。所以，我国加入WTO后，面临国际社会要求我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

美国的以上做法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其对知识生产的一贯态度在新形势下的表现。

从历史上看，美国是怎么鼓励知识生产（这里，知识生产＝研发）的呢？主要靠两条：一个是知识产权制度，一个是对研发的政府支持。用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知识生产，是欧洲人的首创，1474年3月19日, 意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公共财政支持研发，是美国人的首创。以前，欧洲一些贵族热衷于资助科学家搞研究，贵族们追求的是“装饰性的效益”，比如，科学家研制出一种新型天文望远镜，献给资助其研究的恩主（Patron），恩主就可向自己的朋友炫耀一番。多年来，科学共同体有一条自我约束的规则：科研成果要公开，要披露出来。这一惯例其实源自恩主资助的传统。你研究出的东西得献出来啊，不能藏着掖着。公共财政支持研发，则要追求功利性的效益。

知识产权的激励方式先出现，但过分倚赖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两个严重的不良后果：人们重发明创新而轻传播扩散；人们对日益被分割的某一知识片段拥有了产权，使得知识整合与应用极其困难。

于是，还得有公共支持方式来刺激知识生产。公共支持分为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直接支持有三大类：项目拨款、采购合同、科技奖励。对于有社会需求但暂时看不见市场前景的知识或产品，用科技奖励方式来激励，效果要比知识产权方式更好。科技奖励属于“拉动型”激励：你产生成果后才给你钱。采购合同属于“推动型”激励：不管新产品、新设备最终能否成功研制出来，政府先给你钱。间接支持方式以研发投资税收优惠为主。税收优惠，意味着国库放弃了一部分税收收入，但并没有直接拿钱去支持谁，所以是间接支持。税收优惠也属于推动型，只要你在研发上花了一定数额的钱，我就给你税收抵免，不管你最终研发效果怎么样。

科技奖励、采购合同、税收优惠，都适用于新知识的具体需求已经明晰的场合。在知识怎么应用还不甚清楚的情况下，就采用科研项目拨款方式来支持。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就是干这个的。

最近20年来，美国研发支出结构中，私人研发支出的比例在增加。美国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有两个前提的：一是多年来，联邦政府对研发的累积支持总量已经很大；二是尽管政府的研发投入比例在下降，但是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总体上并未受到影响。

因此，我国在借鉴美国宏观科技管理时的做法是，关键不是模仿人家的政府研发投资与私人研发投资的比例，而是要借鉴其一贯思路：如何刺激知识生产？如何综合采用直接支持与间接支持手段？如何巧妙运用拉动型和推动型两种激励方式？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

顾汉现

值得借鉴的公共政策框架

(转帖)

2008-9-4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学院的Greg Hearn等学者在澳大利亚《普罗米修斯》杂志2003年第3期发表了题为《知识系统的现象学动荡和创新》的文章，其中一些观点值得关注。（下文中，括号中的话是本文作者的理解与说明）

他们认为，社会系统有3种演化类型：自参照系统、自组织系统和自转化系统。自参照系统倾向于复制自身，不大变化；自组织系统以适应环境为特征；自转化系统有较强的演化内驱力。与这几种社会系统类型相对应，促进知识系统发展的政策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视角。

一些政策应该具有自参照功能（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要促进稳定）。这类政策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降低社会受损失和伤害的风险；

（2）在向知识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要考虑社会各方面会受到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冲击；

（3）帮助地方因地制宜地型范自己的未来；

（4）强化社会凝聚力；

（5）保持制度和规制的内在一致性（即不要政出多门，相互矛盾）；

（6）为了公共利益，为了扩大社会资本存量，要有长远眼光；

（7）确立和保持社会的认同感、基本假定和价值观。

另一些政策应该是推动自转化的（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要推动改革）。这类政策必须注意的是：

（1）有意识地允许次优框架的存在，鼓励系统中出现不同观点，甚至出现表面看是不着边际的知识，以增强系统的长程生命力和创造力；

（2）创造和维护微观层次的社会、经济多样性；

（3）培育本地的小企业，促进现有的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新型联盟；

（4）鼓励广义的创新（即不仅是技术创新，还有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

（5）通过确立新的基本假定和价值观而改变人们的认同（即我们所说的“观念转变”）。

还有一些政策应该是促进知识系统的自组织的。这类政策应注意的是：

（1）进行制度改革，以降低交易成本；

（2）促进人们对技能和知识基础的利用，强化知识、技能的扩散与学习；

（3）思想库应为社区变迁提供愿景和操作程序；

（4）投资于人力资本，使人们精明强干地参与到知识经济中去；

（5）把握住系统的认同、基本假定与价值观的渐进进化之方向与程度。

他们认为，由于自参照是强调稳定的，倾向于不变化，因此与创新有内在的矛盾。于是，要靠自组织来居间“调停”。我觉得，如果说自参照偏向于保守（请注意：不能简单化地将“保守”作为贬义词），自转化偏向于较激进的变革，则自组织起着“允执厥中”的作用，试图恪守中道。

我们用上述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科技政策、教育政策与文化政策（它们与知识系统密切联系），不难发现不同政策可分别置于自参照、自组织或自转化的“篮子”中。但是，我们比较缺乏将“三自”统合起来的三位一体的设计与考量。尤其是，对照上面列举的政策框架，我们还有一些明显的缺项。例如，在自参照方面，“帮助地方因地制宜地型范未来”是我们做得很不够的，各地产业结构趋同、发展思路趋同、发掘利用本地优势不够等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在自转化方面，我们喊了多年的“抓大放小”的口号，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又简单化地淘汰了一大批小企业，但对小企业的扶持、指导是很弱的。可是，国际经验表明，小企业的创新也许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在自组织方面，我们在“把握住系统的认同、基本假定与价值观的渐进进化之方向与程度”上也是有所欠缺的。我们往往为了“转变观念”而矫枉过正，左右振荡。从在自由市场上卖几个鸡蛋就属于投机倒把行为，一下子跳到“万元户光荣”；从教育事业的发展几乎完全依赖国家，到匆匆提出“教育产业化”；从科研机构在固定拨款下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一下子跳到没有横向创收就无法生存的境地，最近几年国家加强了对科研机构的经费支持，却再次带来“吃大锅饭”的问题，而我们改革了多年才好不容易砸破了“铁饭碗”。

总之，基于自参照、自组织、自转化的政策框架是值得我们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参考借鉴的。

（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