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贴者按】俞可平,1959年出生于浙江诸暨。1981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绍兴分校(现为绍兴文理学院),1984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1985年获中山大学哲学硕士。1988年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博士。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哲学系、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并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研究”课题首席专家、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课题总负责人,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教授,曾任联合国政府创新咨询专家、美国杜克大学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等校访问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中国政治、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全球化、治理与善冶、公民社会、政府创新等。近著有《公益政治和权利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治理与善治》(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6月)等,发表有大量论文。作者在本文中首先从主体、方式、对象和取向等角度,考察30年来中国治理变迁的主要路线和中国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然后简要分析中国治理变迁的现实基础,并力图对30年中国治理改革的重大成就、存在问题和中国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做了一初步概括。本文在编贴时作了一定的技术处理。
俞可平:中国治理变迁30年(1978-2008)
作者:俞可平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决定性地影响中国治理状况的主要变量,是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发展的逻辑、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冲击。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探索,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标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责任、透明、廉洁、高效、和谐。
一、引论:改革开放与治理变迁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治理(governance )一词便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流行术语,21世纪后它也成为中国学术界的重要话语。在中国,治理一词首先被经济学家引入,“公司治理”(corporation governance )或“公司治理结构”(corpor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这类术语在讨论公司转型和企业改制中被广泛使用。尓后,相继被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采用,分别指政府治理或公共治理。从政治学意义上说,治理指的是公共权威为实现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治理与统治(government )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实质性的区别。两者的实质性区别之一在于,统治的主体只能是政府权力机关,而治理的主体可以是政府组织,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组织,或政府与民间的联合组织。统治的着眼点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着眼点则是整个社会。正像政府的统治有“善政”(good government)与“恶政”(bad government )之分一样,治理亦有“善治”(good governance)与“恶治”(bad governance )之分。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1
追求善治是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政府治理和公共治理属于政治管理的范畴,治理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它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因而,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治理体制也是政治体制的重要内容。但与统治行为相比,治理行为的技术性因素要重于其价值性因素。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种偏重于技术性的政治行为。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换言之,各国政府都希望有更好的治理。政府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善治,因而,各国政府近年纷纷重视公共部门的创新,政府改革或政府创新便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例如,美国国务院专门成立了“行政创新中心”2.又如,为了推动世界各国政府的改革创新,改善各国的公共治理,联合国还与其成员国共同发起了“全球政府创新论坛”(Global Forum on Reinventing Government),至今已经举办了7届。3
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源自30年前的一场政治改革。被当作改革开放标志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就是中共发动的一场政治改革。三中全会调整了中共的权力结构,重新确立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重心。没有这一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随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一些西方学者按照多党制、全民普选和三权分立的标准,来衡量改革时期中国的政治发展,认为中国的改革主要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变化。这是一种偏见和误解。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在进行着深刻的改革。政治体制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中国要比在西方国家大得多。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可能有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领导中国改革的邓小平非常清楚这一点,他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1]176.“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64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一个包括社会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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