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中国古代的经济资源，从来不具有为它的庞大帝国的统一秩序提供长期稳定与相互平衡的财政能力。因此，历朝历代几乎都产生过财政危机从而导致过重的帝国赋税；过重的赋税导致民变，使旁国统一秩序陷入分裂动乱。”[48]正是由于前现代条件下统一政权的财政资源的有限（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有限），历史上“中国统一国家一直把它的统一秩序建立在汉民族和儒家文化的文化观念上，对儒家世界以外的地区，特别是北部游牧民族地区保持着谨慎的态度，基本上历朝都没有把它们包括在统一国家的正式疆域以内，而使它们处于中国统一秩序的控制范围，保持臣属或附属的地位。这样，帝国不对这些地区承受经济与财政负担，当然也不希望从这些地区获得经济与财政利益。”[49]事实上，在现代交通－通讯手段出现以前，维持一个巨大国家的政治统一所需要的成本极高，而各个朝代中央政权所能掌握的经济和财政资源又相对有限，因而除了在享祚较长久的朝代如汉、唐、宋、元、明、清初期的几十年或至多一百多年时间，历史上的中国文明在大多数时候只能勉强应付或根本无法应付在庞大疆域上维持政治统一这一结构性的难题，或者说，在一个巨大区域内维持政治统一消耗了太多国力。 辽阔疆域不仅导致华夏世界在维持政治统一方面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且使它在其他方面或总的历史进程中，也比其他文明区域（如中西部欧洲、美洲）消耗了多得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这至少从一个重要的侧面解释了为什么近代以前，在世界性的“商业化过程”或前资本主义化的历史准备阶段，中华夏世界虽曾有过可观的资本原始积累，甚至曾出现过所谓“宋代资本主义萌芽”和“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资本原始积累终究未能像达到西欧那样率先开出现代资本主义的程度。这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近代以前，华夏世界的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虽曾一度领先世界，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为人类科技的发展乃至人类文明的整体演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终究未能达到像欧洲那样率先开出现代科技的程度。这也意味着，有利的地缘条件和极富挑战性的自然环境虽然造就了华夏世界中道和合、精进健动、不屈不挠的文明品格，使华夏世界在其长期的演进过程中曾有过极其卓越的表现，开出了巨大的文明规模，可是要在这一水平上更上一层楼，使文明的发展进入一种新形态，达到一个先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新层次，并在此新形态和新层次上开出一些全新的可能性，却异常困难。
然而，一旦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使天灾危害程度大大降低、危害范围大缩小，一旦整合周边民族的历史负担基本上消除，一旦在现代交通－通讯条件下维系一个大型政治经济共同体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国文明性格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便将能够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事实上，整个20世纪的中国一直在朝这个方向稳步前进。稍稍留意一下有关数据便知道，及至20世纪80年代，传统意义上的主要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所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已经有了至少两个数量级的下降，所能造成的财产损失幅度也得到了相应下降。其次，整合周边民族的历史任务其实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便已基本上完成了。[50]及至此时，两千年来一直侵扰农耕区的游牧民族在效能提高了的热兵器面前，丧失了先前骑马作战的优势。作为一种深刻影响文明进程的力量，他们自此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主宰北方大草原，不断南下侵挠农耕区的历史情景一去不复返了（长城自此只具有象征意义）。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长期对峙和冲突为二者“共生”的格局所取代，华夏世界的疆域或有效行政区域的分布范围也因之大大扩展，超过汉唐鼎盛时期。[51]目前，五十六个民族和睦共处在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大家庭里。
历史上的中国文明不得不为其“统一秩序”支付高昂的财政“成本”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而已得到了解决。在现代交通－通讯条件下，维系一个大型经济政治共同体的财政成本已急剧降低了。这带来了古代甚至清代后期都根本无法想象的全新的可能性。只需看看清代前期康熙皇帝为了收复仍然被郑氏家族割据的台湾，从紫禁城向驻扎在福建前线的清朝海军下达一个军令需要花多少天时间，需要维持多长的驿道，养多少匹驿马，为多少名驿站人员支付工资，运送所需兵员和作战物资又得花多少时间和人力物力，这一切的相对总“成本”是多少，而现在一封电报，或一个电话，或一个电子邮件在多么短的时间内便能取得同样的功效，也考虑到现在人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汽车、火车、轮船和飞机能以多么快的速度和多么大的规模运送兵员和作战物质，且相对于康熙时代，当前通讯－交通的“成本”已降到何等低廉的程度，便不难明白这些全新的可能性意味着什么。基于这种考量，若隐含在文明性格质中的巨大能量在可见的将来得到巨大的释放，应当是毫不奇怪的。
附注：
[1] Philip Bagby, Culture and History: Prolegomena to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izations, Westport，Connecticut (USA)，1976，p. 63。 [2] 关于“文明”一词的内涵，参见本书第二章“‘文明’的两个含义”；关于“文明”与“文化”内涵的重叠与差异，可参见阮炜，《文明的表现：对5000年人类文明的评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二章“文明与文化”。
[3] 见杰弗里·萨克斯著，《对新的经济发展社会学的几点看法》，见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4]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5]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第12页。
[6]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第27 – 28页。
[7] 杰弗里·萨克斯著，《对新的经济发展社会学的几点看法》，见上引亨廷顿与哈里森（编著），《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第65 – 66页。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非洲通史》，第一卷，转引自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第29页。
[9] 参见杨中新，《西方人口思想史》，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页；也见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12 volum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 1935 - 1961， Vol. V, pp. 69 - 70、Vol. VI, p. 504 - 508。
[10] 此处讨论可以参见朱宁著，《下个世纪谁最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 – 221页。
[11] 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12] 关于“叙利亚文明”、“叙利亚社会”，可参见汤因比著，《人类与大地母亲》(徐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 – 157页。关于“叙利亚文明”的进一步讨论，可以参见阮炜，《文明的表现》，第五章“超级文明‘叙利亚’”。
[13]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Vol. VIII, p. 274；Vol. II, pp. 385 – 394）；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2 volumes, abridged by D. C. Somervell）, New York (USA), 1946, Vol. I, pp. 19 - 20； p. 145；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156 – 157页。
[14] 埃班，《犹太史》，转引自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41页。
[15] 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42页。
[16] 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42 – 43页。
[17]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纳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转引自顾晓鸣，第46页。
[18]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参见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46页。
[19] 贝特考克，《文化的精神分析》，转引自顾晓鸣，《犹太----充满“悖论”的文化》，第48 – 49页。
[20] 见《圣经·尼希米记》9：7、8；实际上，从历史而非宗教故事的角度看，以色列人之定居迦南，是一个漫长的武装殖民过程。
[21] 《圣经·雅各书》2：5，《圣经·哥林多前书》1：17、27。
[22] 《圣经·彼得前书》2：9、10。
[23] 见《罗素文集》(王正平等译)，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版，第223页。
[24] 《罗素文集》，第223-224页。
[25] 见《罗素文集》，第224页。
[26] 《罗素文集》，第224页。
[27] 在英美历史上，早期新英格兰以不宽容、褊狭、迫害宗教异端或持不同意见者著称。
[28] 《罗素文集》，第224－225页。
[29] 见《罗素文集》，第224页。
[30] 《易·乾象》
[31] 《旬子·天论》
[32] 《马王堆帛书易传·要》，转引自陈来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1页。
[33] 《罗素文集》，第29 – 52页。
[34] 见《罗素文集》，第48页。
[35] 罗素对中国人优点的描述较为分散。本文此处的引文，为中国学者冯崇义对罗素的描述所作的归纳。参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西方思想在中国的一次经历》，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57页。
[36] 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155页。
[37] 罗素并没有集中论述西方文明的品质，而是在不同场合提到或讨论了西方人的心理特征。本文此处的引文为冯崇义对罗素论述所作的归纳。见冯崇义，《罗素与中国》，第157页。 [38] 见《罗素文集》，第52页。
[39] 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240 – 241页。
[40] 见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页240 – 241页；宋慧娟著，《古代雅典民主政治》，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 - 143页、156；也见周一良、吴于廑（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10 - 211页。
[41] 关于郑和舰队的巨大规模，可参见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 – 273页；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蒋葆英等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7页；也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1页、第438 – 439页；以及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USA), 1994，p. 93；pp. 137 – 138。
[42]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第8页。
[43] 邱国珍著，《三千年天灾》，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44] 参见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页。本段引文所用粗体字为原文所有。
[45] 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第258页。
[46] 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第202页。
[47] 见童中心，《失衡的帝国：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历史问题》，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页。
[48] 童中心，《失衡的帝国》，第277页。
[49] 童中心，《失衡的帝国》，第286页。该书作者举例说“长期以来，大约到清朝以前，北部游牧民族地区基本上都未正式列入帝国的财政税收征收对象；对于其他落后地区，例如西南山区，一直不实际征税，让这些地区完全处于经济与财政自立的地位。由此减少了帝国对统一秩序的经济与财政负担，从而保持了较高的国土经济与财政效应”。同上书，第286页。
[50] 当然，清代中期乾隆皇帝曾经多次对周边民族用兵，此即所谓“十全武功”。按照我国某些历史学者的看法，这种用兵没有什么必要，更多只具有“扬威边疆”的性质。见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51] 参见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1、108页。
转贴自「天益网」2008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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