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有敏锐的论者提示我们注意当今中国的“重新民国化”，也有论者以更加晚近的事实警告说：中国正在拉美化。但无论是民国化，还是拉美化，他们想指出的大致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城市精英集团（他们即便在城市中也只占人口的极小部分）完全垄断了从政治权力、到经济权力、到文化权力的社会总体性资源，社会的绝大部分资源都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私相授受。而与此同时，大部分人口却被排拒在这个圈子之外，只能完全被动的承受这个圈子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输出结果。这种畸形格局由于有越来越现代化因而也越来越具有效力的军事权力和警察权力而得以维持。但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却是，一个制度上的“流动性陷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个制度将完全失去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革的动机和能力，而在一个坏的“制度陷阱”中不能自拔。那么这种前景离当今中国究竟有多远呢？拆除那些遮蔽我们目光的时代景观，将互联网、私人汽车、豪华别墅等等时代标志从我们的眼前挪开，一个旧式的官僚王朝就会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一个被现代技术武装起来的官僚体制，附着在这个官僚体制之上并与它紧密结合为一体的，是各种经济，文化的分利集团。这个庞大的上层结构除了维持统治之外，剩下的冲动就是无孔不入的参与各种经济活动，与民争利，而对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鲜有兴趣。中国目前的官僚体系在产权保障、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服务方面动机低落主要就是这个原因，即便他们勉强提供这些服务，也多半是出于某种牟利冲动。

在这个庞大的架构之下，是以十亿计的毫无组织的原子化个体，他们被强大的力量控制在食物链的最下端，极少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如果时世平顺、经济繁荣，这些数量庞大被拥塞在社会底层的原子化个人可能还会表现出一如既往的驯顺，温和，上层官僚体系也多半会显示其亲民，爱民的民本风范。但倘若遇到急景灾年或者剥夺太甚，无力维持最低限度的温饱，平时沉默、温顺的底层民众就可能呈现暴民化趋势，而底层的这种骚动，也将把上层结构推向冷酷的极化形态。这种极化形态的晚近版本就是极右的专制政权。从这个抽象的事实中，我们实际上已经看到了一个旧式官僚国家的现代影子。所以，对当今中国更加准确的描述可能是，“重新中国化”。控制着社会总体性资本的官僚国家，有超强的调动资源的能力（就像它调动资源维持高速增长的GDP一样），因而也就具有超强的自我维持能力，这种自我肯定和自我维持能力经常被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迷惑不解的称之为“超稳定社会”。这个术语预示：中国社会经过了25年之后，可能又一次被锁定在一条惯性强大的历史轨道之中。所谓锁定，指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境遇：没有外部强力，路径将很难被轻易改变。

实际上，深入中国社会内部，我们就能够发现，今天中国已经在诸多面向上有被锁死的迹象。这首先表现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分配模式上。

2003年8月22日中午11点，南京居民翁彪由于拆迁问题引/火/自/焚。这起惨剧被称为“8·22”事件。不过，发生在南京的“8·22”惨剧仅仅是一个全国性自/杀/抗/议运动的开头。不到一个月之后的9月15日，安徽人朱/正/亮将这一把火烧到了北京。同样是拆迁问题，但朱/正/亮的自/焚显然比翁彪具有更加强烈的抗议色彩。他不仅选择了北京，而且选择了最具宣示意义的天安门金水桥。在接下来的整个十月，几乎天天有人将天安门作为他们表达绝望的场所，他们或自/焚，或跳水。天安门变成了中国自杀抗议的圣地。以至于北京警方不得不以严厉口吻警告，不得将“天安门作为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发泄私愤之地”。

100多年来，天安门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表达他们社会理想的传统场所，100多年之后，知识分子不见了，尾随而至的是中国的底层民众。不过，中国底层阶级来这里可不是为了表达什么理想和信念，他们要表达的，是对这个社会的绝弃，其中暴力与血腥气氛隐约可闻。虽然这一次他们的暴力是指向自己的，但谁也不知道他们下一次会指向谁。在2003年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表明，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通道已经完全被阻塞，于是人们只好诉诸于这种极端方式。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这些人还有其他的表达方式，他们怎么会选择以生命为赌注。这一次抗议的主角虽然普遍是中国的下层民众，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其他阶层就有更畅通、更有效的表达方式。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其他阶层境况稍好，有更多的本钱恪守中国人的隐忍“美德”。这是中国传统和现行体制的“阴险”之处。

中国政治体系中向来就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机制，而在1989年之后，各阶层利益表达的空间更被压缩到了极限。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零散的个人抗议如此，有组织的抗议形式则更是变成了“洪水猛兽”。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在城市主要表现为“单位”，在农村则表现为村社，这种共同体对个人的保护作用虽然有限，但仍然不失为一种有组织的压力集团），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人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想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相反，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的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如此循环，直到压制成本变为政府一个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或者不满情绪不能被进一步压制，真正汇成领导人头脑中那种骇人的洪流。这颇有一点“自我证实的预言”意味。近几年来，在中国社会浮现出的越来越广泛的抗议活动，虽然是零散的，无组织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永远不可能汇集，而这种零散的、无组织的特点，正是这类抗议活动最值的担心的地方，因为这种仅仅由极端不满情绪构成的抗议洪流一旦形成，就很可能失去最初的有限目标，所指之处，任何建设性都可能顷刻化为齑粉。2003年自/焚浪潮之中所隐含的“玉石俱焚”的破坏性有力的揭示了这一点。而这种前景越是逼近，当局对利益表达的容忍度就可能越低，北京公安当局对天安们系列自杀事件的严厉态度证实了这个判断。起码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解开这个死结的任何希望。

杰亮

一位学者在回顾中国25年的改革时，满足的总结到，“‘八九’之后，共产党不但没有垮台，8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在90年代反倒消失了……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但是，通过建立精英联盟，共产党与新精英达成默契。如今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不再是工农大众，反而是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为了顺利论证其“中国特殊论”的主题，这位学者使用了许多操之过急的结论，但必须承认，他对中国社会新的结盟趋势的描述大致是中肯的。不过，这位学者可能没有意识到，80年代的学生运动在当时实质上起到了一个平衡利益表达的作用，起到了某种类似于民主国家在野党的舆论组织功能。

所以在90年代之后，中国学生运动的沉寂可能并不是什么良性的发展。学生运动的消失恰恰使中国社会失去了最后一个公共政策的辩论平台，中国社会各阶层在改革中表达自己利益的最后一个机会被剥夺了。正如这位学者所看到的那样，一个以传统政治精英，新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构成的新的联盟出现了。这个联盟能不能成为未来中国执政者的社会基础我们不敢轻易判断，但这个联盟垄断了中国改革中的利益表达则是一个越来越彰显的事实。一个涉及亿万人利益的改革却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合法利益表达之外，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一种进步，对比中国80年代，中国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不是放宽了，而是显著地收窄了。中国的改革决策变成了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被私人化了。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90年代中期之后，困扰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所谓的内需不足。这尤其体现在消费需求的不足上。这个严重困扰延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以至于“提振内需”变成了各级政府官员常年挂在嘴边的一个政治口号。那么，在国民财富增长“一支独秀”的同时，中国内部的消费意愿以及消费能力为什么反而会变得如此低下呢？对这个问题，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但“有消费能力的缺乏消费意愿，有消费意愿的却缺乏消费能力”恐怕是对这个悖论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显然，这个事实所透露出的信息已经远远不像“内需不足”这个术语那么中性了。这实际上在暗示，中国社会经过25年的改革，已经出现严重的分配失衡。而这种失衡的持续之长及扩展之快都显示，中国的分配模式已经在相当高的可能性被锁定，一个久别了的词汇——马太效应，正在回到中国人的生活当中。当然，在中国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马太效应”被注入了典型中国式的内涵：被权力为分配轴心的模式不是将少数人，而是将大多数人趋入贫困的深渊。数据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收入差距在1984年由改革前的2.5倍显著缩小到1.8倍之后，开始不断扩大，到新世纪开始的时候，这个数字达到了3倍。而最极端的估计则是6倍，而就我们个人的生活经验而言，这个“极端的估计”可能一点都不极端。考虑到中国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我们很容易想见中国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国城市人口本身也同时发生着越来越剧烈的收入分化问题。

在中国城市中，我们经常可以发现，两个普通人之间的差距经常可以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之多，以任何标准衡量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社会中的正常现象。不过，这个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这些表面上的收入差距并不是什么偶然的个人因素所导致的，而是隐藏在其背后日趋固化的分配模式所引发的。排除那些由于外部资本的进入所引起内部收入分化的表象，这个核心的分配模式实际上呈现着其鲜明的权力性格，离权力核心越近，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分额就越大。其外部化的形式则是，首都远远优于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远远优于中小城市；城市远远优于农村；官员远远优于群众。这等于是在说，政治权力中心就是资源中心，就是分配中心。在我们自豪地宣称我们已经基本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的时候，我们的分配模式却仍然是带有强烈等级色彩的封建模式。这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嘲讽，而是一种强有力的象征。它告诉我们，中国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一个经济体系的健康与否从来就不是只看它的GDP总量，而是必然的包括它的分配；合理的分配也从来不像某些故弄玄虚的理论所说的那样，会影响经济体系的效率。

相反，常识告诉我们，合理的分配只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系的效率。那些对中国GDP成就津津乐道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似乎“忘记”了这个简单的常识。对于现行分配模式所引起的愤怒情绪，一位在中国改革之初有着鲜明改革形象的著名经济学家不屑一顾的说：“结果平等是不合理的，机会均等是不可能的”。这句回答在傲慢之外显示了中国精英意识中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完全歪曲现代市场经济基本精神的倾向如果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那么它将不是推动而是毁灭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市场经济。具有警醒意义的是，这位经济学家是中国最高民意机构中的民意代表。中国当今最引人入胜的思想家秦晖先生曾经雄辩的论述过，中国改革最初在农村的成功，最重要的精髓就是起点平等。这一点，似乎特别容易被人们忘记。这种“健忘症”不仅遮蔽了我们的常识，更遮蔽了中国社会已经趋于极端的分配现实。

中国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治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25年改革中，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除了少量国外资本所创设的风险投资公司之外，中国风险投资公司几乎是清一色的国字号。某沿海省份的一家官办风险投资公司中，完全是官员身份的公司高管们竟然以私人名义占有所投项目的股份。

有趣的是，这些官员似乎丝毫也不觉的这种“改革”有什么不妥之处。这个现象实际上揭示了，权力一面退出经济领域，又一面源源不断的进入经济领域的一个真实目的：进入就是为了退出，退出就是为私人牟利。秘密何在，洗钱是也。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现象并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普遍。90年代中期之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权性质模糊的企业（他们经常被人误解为民营企业）。这些“官办私有”企业会不会像改革早期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各级官员进行“原始积累”的财务工具呢？在2003年席卷全国各地的MBO（管理层收购）浪潮中，这个答案已彰彰明甚。如果听说南京一家纯粹的国有土地公司竟然也要急急忙忙的MBO，人们对此一定会心领神会。

90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官僚企业（他们不仅包括传统的国有企业，而且包括诸多以政治权力为背景的伪民营企业）进入金融领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发展。它表明，中国洗钱和寻租进程已经开始逾越微观领域，而走向更加宏观的工具。由于银行、股市、国债、保险、基金等等金融工具是以国民财富为管理对象的，而且在表面上具有非常中性的色彩，所以，以这些工具进行“化公为私”的操作将更为方便、更为隐蔽、而且规模也更大。90年代末期中国股市中的牛市行情，实际上就具有明显的洗钱嫌疑。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2 07:59 编辑 ]

杰亮

虽然在形式上会有所不同，但中国改革中的经济体系却一直在重复着一个非常隐秘的循环：一方面广大国民不断通过汗水在积累财富，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体系又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财政、金融工具抽取这些资源，以供各种靠近政治权力体系的内部人兴办各类五花八门的官办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化私为公）。接着，这些企业就会以各式各样的借口被掏空（化公为私）。当然，最新也是最时髦的办法就是MBO。为什么中国的各级官员以及官办企业的董事长们对其他金融知识一知半解的同时，却对MBO这个在技术上相当复杂的金融工具领悟得如此迅速呢？原因不言自明。中国改革25以来，中国政治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

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而今天的中国已经有强烈的迹象表明：我们正在走入这种循环。新世纪开始后的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正在紧密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权力阶级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有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的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这些依靠抢劫起家的权贵们就会突然转变为正经的生意人。中国25年的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而90年代中期当中国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反而是在不断加速的。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抢劫成性的官僚痞子们甚至根本就不屑于做生意，他们完全可以将掠夺作为他们的终身职业。这些抢劫来的财富也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会重新进入已经十分拥挤的生产领域，这些财富的可能去处是，用于挥霍、炫耀以及进一步抢劫的资本。这种积累与其叫做“原始积累”，不如更确切的称之为“不断积累”，因为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个积累就不会停止。换句话说，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同时满足，这种“积累”就将是无止境的，不会因为某种偶然的“良心发现”而戏剧性的停止。而这两个条件恰恰是中国改革模式中所暗含着的，不可触动的前置条件（它甚至不允许被讨论）。其实，只要这两个条件被固定化，中国的分配模式就意味着将长期处于锁定状态。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大量不法资本所存在着的“清算恐惧”，将使得这两个条件进一步被强化。这种分配锁定所产生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其首要恶果就是，它使中国真正的民间资本始终被固定在低水平状态，很难产生市场竞争力。改革开放25年之后，中国民间资本几乎还没有产生一家真正有综合竞争力的国际级企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那些为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而陶醉的人们可能忘记了，中国今天的情形与2000年来贯穿中国历史始终的情形仍然非常相似。一个可以随意抽取社会资源的上层官僚机的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规模私营经济。这些产权保护屏障脆弱的私营经济，不仅很难形成现代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且一旦遇到经济萧条或者上层财政危机，他们就会成为官僚体系剥夺的首选对象。这就是说，他们离破产或者贫困仅仅只有一步之遥。

中国在改革中所形成的“积累循环”所导致的另外一个经济后果是，它将会不断更多的人们驱入贫困的深渊。这个后果在国民财富增长显著的时候，可能不会表现的那么明显，但一旦经济增长放缓，其效果就会非常清楚。实际上，90年代后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绝对贫困现象却有增无减。这说明，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已经存在着日益加深的零博弈趋势。温州市一个小小的副市长杨秀珠一个人的“原始积累”就可以达到3～5亿人民币之巨，我们可以想见中国官僚体系巨大的“原始积累”已经在多么严重的程度上制造了贫困和剥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假设，经济增长是一架永动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官僚体系的原始积累，都意味着底层阶级的绝对损失。如果中国权力体系的原始积累不受到断然的约束，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中国城市中所出现的贫困化趋势将仅仅是一个开头。与这种“原始积累”趋势相一致，中国的阶层结构也将重新回到1949年之前，那就是重新创造一个人数不足全国人口5％～10％，“但却几乎垄断全国文化阶层、官僚政权和巨大财富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成分之庞杂和从大众中选拔贤才、维持自身地位及传统的能力。在世界社会史中首屈一指”（费正清语）。在这个上层社会的下面，是一个人口庞大但始终缺乏保障的下层。那些自称在上海、北京等等大城市惊喜的发现了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人们大概忘记这样一段历史，在半个世纪之前，这些城市的时髦场所（如同今天的星巴克、新天地）同样也活跃着热衷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小资们。半个世纪之后，他们真的就突然变成了稳定中国社会的主流阶级了吗？尽管有各种媚俗的炒作，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中产阶级肯定还是一种与中国现实无关的想象，是我们对中国现代化实际进程的一种错觉，一种梦呓。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逐渐两极化的阶层结构。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像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25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

但在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在据称已经成功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投资率不降反升，2002年达到40％，而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年的全年投资率将可能达到45％。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51％。而在新世纪开始之后，中国的投资率正在迅速接近这一危险水平。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秘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本书的其他章节加以讨论。

在这里，我们只想指出，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已经有日益锁定的趋势。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底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所以，在这个恶性循环还没有达到顶点的时候，我们将会继续看到中国低效率投资的进一步高涨。不过，已经有人警告，我们可能正在逼近这个循环的逆转临界点。

杰亮

如上所述，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527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90年代中期之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45％左右（是美国、日本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GDP的将近一半要靠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于不坠，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GDP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惜血本吸引外资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增加内部需求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合理”选择。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滑稽的是，这种长期来看延缓经济增长的办法正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名义出笼的。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巨大悖论由此可见一斑。在增长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绩考量的角度看，极力营造出口和外资繁荣以掩盖内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由于中国目前官员的落伍的选拔标准以及政府对资源强大控制力量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中国经济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这一增长模式。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一年多来人民币在汇率上尴尬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

人民币由于外汇储备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有多么强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多么优越，而是透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烦。透过人民币的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

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靠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国、欧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升级的“汇率操纵”指控表明，中国通过强政府推动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继续延续这一模式，我们恐怕只能将大量的剩余产能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倾销。不过，连中国自己广大的低收入人口都无法消费的产能，贫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我们甚至很难看到改变这种模式的意愿。所以，我们可能只能眼睁睁的等待这种模式一直运行到衰竭并最终以灾难性的形式收场。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以官僚阶级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改革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治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治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25年改革未曾稍变。换句话说，在对中国官僚体系——这个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具有“无与伦比生命力”的政治体系，的监督和约束方面，我们还停留在25年之前，甚至更为遥远的过去。25年来，这个古老的政治体系因缘际会，创造了让几代中国人都非常陌生的社会、经济景观。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我们很难判断，我们今天对中国物质生活变化的感受，与洋务运动、一战以及其他类似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是否一致。

然而，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揭示而且在后面章节中要更加详尽揭示的那样，一直蛰伏在中国改革中的政治幽灵，完全有可能反过来吞噬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将我们再次抛入历史黑暗的轮回之中。无论这个轮回被赋予多么炫目的现代色彩，但在精神上它仍然是历史的一次简单而粗痞的重复。这种危险，由于中国文化转型在90年代之后又一次悲剧性中断而变得愈加可能。从任何角度讲，文化转型都是引导、维持、最后巩固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架构。恰恰在这一点上，我们在25年的改革中失去了最多的时间。与那些在短期内能够发生深刻变化的经济体系、社会时尚相比，中国社会在后改革时期所出现的某种日趋固定化的精神指向，已经成为中国未来最致命的隐患。如果文化被锁定在一条歧路上，那么，中国人回头重来的时间就可能极其漫长。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2 08:57 编辑 ]

杰亮

在某种意义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后，中国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堕入了某种“初人”状态。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任何规则、制度、伦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对实力或者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他们以最市侩的机会主义对待一切事务，一旦得逞，便飞快的贴现。他们不相信明天，蔑视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准则，以为那不过是他人获取利益而伪装出来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们就立即可以变为某种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服从暴力的权威，在暴力圈定的边界之外，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从，文化的指引、伦理的约束。

简言之，他们是一群狡猾但完全丧失了自组织能力的原子化个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选择是无奈的，因为仅在咫尺的，就是中国官僚体系在改革中不断“成功”的示范。在完全失去了对中国官僚体系的约束能力之后，中国人只能争先恐后的加入这种“市侩”比赛，以免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被淘汰出局。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近十年的改革实践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实。中国商界很知名的地产大腕王石先生，在2003年9月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曾经放言说，自己从来没有行过贿，但在场的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这个论坛规格较高，回报王石的可能就不是质疑，而是一阵狡猾的讥笑了。对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叹说，“这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过，司空见惯的行贿或者诚信危机显然已经不是中国文化毁灭最极端的例证了。毫无疑问，建立在这个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及其“市场经济”成果，不仅是畸形的，“坏”的，而且随时有塌陷的危险

在对待文化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将毛/泽/东与邓/小/平做一个比较将是非常有趣的。同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者，毛/泽/东显然要比邓/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他总是试图用唤醒人们精神力量的方式来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毛看来，任何社会转型都意味着精神与道德的转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对这种精神转型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不能够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将它命名为“文/化/革/命”。对毛/泽/东的激进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则干脆将它解释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的附和虽然有奉承的意味，但的确是非常精到的。毛的“文/化/革/命”无论在方向上还是方式上，我们都不能同意，但毛对社会转型文化本质的洞察显然具有入木三分的深刻之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就显得比毛要粗心得多。邓似乎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系列可见的制度、规范，更是隐藏在其下的对这些制度起着支持作用的文化和精神。如果不将市场经济置于坚实的民主和自由的文化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不仅可能是短命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所谓“坏”的资本主义在现代化的历史上比比皆是）。邓的这种粗心和实用主义态度被中国的官僚体系利用了。他们以“改革”的名义将改革的精神不由分说的变成了私下里的“官僚内部人的利益最大化”，并冷酷地将这种不择手段的疯狂攫取贴上“必然代价”的标签。如此，改革就被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彻底置于了文化的流沙之上。改革变成了打引号的“改革”。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著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他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

中国社会文化对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所有的阶层都已经被动“适应”了官僚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力量真正拥护改革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他们垄断了改革，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心领神会。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的地位越是不受挑战，他们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的激励就会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会成为“干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积极推动者的原因。而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跃程度，也反过来证明了，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言论钳制已经达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从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体系除外）”，中国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第三章 新阶级，旧景观

傅祥，是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位下岗工人。20多年前，他与许多知识青年一起，从江苏北部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回到了这座城市。然后，他进入一家皮鞋厂做了一名工人。从农民变成工人，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一次阶层转换。按照中国社会学家的划分方法，傅祥实际上已经跻身于了那个时代的城市“中产阶级”行列。的确，在这座历史上以繁华和富庶著名的中国城市中，傅祥的日子虽然远远算不上“中产”，但与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两样。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的身份已经赋予了他某种职业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义所寄托的那样，稳定而安详。在整个80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静的。进入90年代之后，皮鞋厂的困境日甚一日，用卖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终于，傅祥下岗了。现在，傅祥住在他那间父亲留下来的已经残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领取190元的下岗“工资”。傅祥的这间住所阴冷而潮湿，为了节省开支，傅祥在晚上已经很少使用电灯了。傅祥已经结过两次婚，白天，他经常将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个年纪很小的儿子独自锁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无论是在他自己还是在别人的眼光中，经过20多年的变化，傅祥已经彻底的沉入了中国社会的底层。在接近60岁的时候，他的未来似乎变得一片黯淡。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2 20:55 编辑 ]

杰亮

傅祥的住所位于这座城市一个十分古老的街区。据说，这个街区是几百年前清兵火烧扬州时仅存的十八户人家，故名“十八家”。这个非常有历史的街区，这一次又通过傅祥的经历，演绎着中国最新近的一段历史。见证过中国改革开放25年历史的人都知道，傅祥的经历只是中国最新一轮剧烈阶层分化的一个缩影。这种悲喜剧，正在中国广袤的地域上如火如荼的上演着。

八年多前的1995年，在写同一本书的同一章节的时候，我是这样写的：

“中国社会正在从一个同质社会迅速的走向一个层次分明的社会；从一个差别很小的社会演变成一个差别急剧放大的社会。差别的形成过程正是一个社会内部能量聚集的过程。可以想象，在一个有着12亿人口的巨大社会中重新分层并制造令人目眩的财富差别，风险将是巨大的。那么这种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掠夺色彩的重新分配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是中国社会从此走向良性循环的契机，还是重新蹈入历史灾难的又一个拐点？这是一个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快就会面对，中国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刺眼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给我们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强烈震撼。我们将看到肮脏混乱的贫民窟和富豪盈门的高级俱乐部所构成的鲜明对比。”

八年之后，傅祥的生活变化证实了这个预言。只不过，傅祥以及其他个案所显示出的绝对贫困程度，似乎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初的估计。

1992年年末到1993年6月，四川仁寿县的农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税“暴动”。这次暴动，无论是规模之盛，还是时间之长，都是中共建政之后的最高记录。现在已经广泛披露的资料证实，在这次抗议的最高峰时期，包围仁寿县政府的农民有上万之众。对于一直就以“农民问题专家”自命的中共来说，仁寿农民暴动可能只是一个丢人的“洋相”而已，但对于阔别农民运动已经半个世纪的中国来说，这可能就意味着某种不祥的历史接续。在中国将近1个半世纪的现代化历史中，农民问题一直就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面相。也正是凭借对这个中国式问题的清醒洞察，中国共产党才从一个小小的革命集团而最后成为一个强大的执政者的。

仁寿县，位于中国内陆省份四川，离省会成都不远。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四川、湖南、江西等内陆省份一直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发祥之地。在平静了40多年之后，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又一次爆发在中国偏远的内陆省份，这很难说是偶然的。不过，仁寿农/民/运/动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方面，是它爆发的时间。仁寿农/民/暴/动，发生在1992年年末，离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仅仅一年时间。1992年，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戾点，是以城市为主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一个大规模的重新启动时期。此时，几乎所有的中国城市中都弥漫着一种“新纪元”的躁动，开发区遍地拔起，一夜暴富的财富神话四处流传，所有的城市人都被一种兴奋和焦虑紧攥着。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使资源在短时间内向城市迅速集中。而在这背后，并作为中国城市迅速抽取农村金融和财政资源的一个直接后果，农民迅速地暴动了！

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中，资源在城市的聚集与农民的生存困境，一直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性质而言，仁寿农/民/暴/动与半个世纪之前的农/民/运/动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绵延于中国近代史中的众多农/民/运/动中的最新一次。其重要性仅仅在于，它重新开启了长期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农民问题的大幕。果然，在1992年之后，中国农村类似仁寿事件的农/民/暴/动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这个意义上，仁寿农/民/暴/动实际上是将一个古老的中国问题以一种现代的形式又一次提到了我们的面前。从1979年邓/小/平开始他传奇的农/村/改/革，到1992年中国城市开始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农村度过了十多年的平静时光，于是，农/民/问/题退出了中国人的视野。时隔十多年之后，仁寿农民以“起义”的方式告诉我们：那只是一个假相。中国农民短暂幸福时光的结束，实际上也同时意味着，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后一丝余荫消失了。这个发端于1979年的农村改革，曾经创造了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温饱传奇，其成果庇护中国改革将近20年之久。

然而，当中国城市大规模的重启市场化的进程之后，中国农村在资源竞争中的天然劣势就立即暴露在了人们面前。与此同时，邓/小/平农村改革奇迹的过渡性和局限性也被暴露出来。如果说1979年之前，中国农民受到的是政/治/剥/夺，那么1992年之后，在中国普遍的“伪市场化”的竞争环境中，农民受到的实际上是政治和“伪市场”的双重剥夺。自1992年以降，中国农村的衰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在那次仁寿暴动中涌现出来的农民领袖张德安在的此后十年中持续活跃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有外国农业专家估计，到2002年的时候，中国城乡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1949年之前的国民党时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显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为1比1.5，超过2的国家极其罕见。而现在所有统计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估计都超过了3。如果加上城市收入中的各种隐性福利，这个数据甚至达到4～8倍。结合许多学者对中国内陆农村悲惨现状的切身描述，人们可以提出的唯一问题应该是：中国农村的“暴动”为什么会这么少？对此，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精辟地评论到：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由于对1949年之前的农/民/问/题没有亲身的体验，我们很难判断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是否已经超过1949年之前，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又遇到了一个老问题。

在中国发生的所谓邓/小/平奇迹，准确的说是一次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奇迹。而邓/小/平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办法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改革。对于这个改革，中共一位老资格的农业问题专家曾经感慨的说，“在我过去四十年的农村工作中，前后两次真正看到党的政策发动了农民。一次是1942年在太行区黎城县的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他当时担任该县县委书记）……第二次，就是这次建立家庭联产承包制”。然而，与邓/小/平所有的思想一样，邓/小/平关于农/村/改/革的思想也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

这个由邓/小/平的两位得力助手在四川和安徽率先试验继而在中国大陆广泛推广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神奇的释放了中国农民的创造潜能（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简单”的发明无论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使中国农业跃上了1984年的顶峰，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环境已经大变，联产承包——这种曾经极大的促进了中国农业发展的过渡性土地制度的潜能已接近油尽灯灭之时。确切的说，这个主要以增加粮食产量而不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主要目的地土地制度的潜能早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释放到了极至。只不过，这一点远不如今日这般显眼而已。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2 19:45 编辑 ]

杰亮

1984年之后，中国农业（当时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上）逐渐趋于停滞状态，粮食价格的波动也趋于频繁。每一次波动之后，增加农业投入的呼声便会随之高涨。1993年之后这种呼声更是声声不绝。但事实证明，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虽然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农业尤其是粮食对于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战略重要性，一再强调所谓“无农不稳”的古老训诫，但农业投入在全社会总投入中的比例还是不可遏制的下降了。中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农业投入占国家总投资规模的比例在1978年达到10.3％的纪录之后，就开始逐年下滑，到1994年的时候，农业仅占2％，在扣除通货膨胀后，1994年的农业投入实际上是－7％。不过，政府对农业投入的不足，并不是中国农业问题的要害，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作为一个有巨量农业人口的国家，中国政府不可能也没有能力补贴8亿农民。

这样，对农业的投入就只能落在农民自己身上。但恰恰在这一点上，联产承包制构成了致命的障碍。在这种制度下，农民获得仅仅是期限相当不确定的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农民对土地收益预期的不稳定性可想而知。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人们经常可以听到对中国农民“短视和愚昧”的嘲笑，所谓“宁愿花巨资盖房，也不愿意花钱投入农业”。不过这种嘲笑除了证明嘲笑者自己的无知之外，更精确的刻画了中国现行土地制度的无能。事实上，在中国国有企业广泛试验过的“承包制”，也遇到了类似的产权困境。只不过，这种产权制度在激发企业承包者的短期行为方面，比在中国农民那里表现得更加露骨。最起码，中国农民还有一份对土地的传统感情依赖。在这样一种土地产权的安排下，农民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所需之外，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减少对土地的投入。

基层官僚体系从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对农村地权的随意调整，也加剧了这一趋势。山西一位村支部书记甫一上任就立即废止了原来的承包合同。这位蛮横的基层干部对这种毁约行为毫不在乎，他说，“中央要求承包地30年不动摇，我不管他那一套，我想怎么调就怎么调。”而这位山西村支部书记的一位河北同行甚至威胁农民：“谁敢往上反映就整死谁”。要紧的是，这种借助政治权力损害农民土地经营权的情况并不是个别的。这其实说明，虽然具有法律性质的“联产承包制责任制”在表面上规定了农民的“经营权”，但通过各级官僚体系的侵蚀，真正到农民手上的，实际上连“经营权”都不是。在这样一种事实契约中，如果中国农民还拼命在土地上投入，那就只能证明他们的脑子真的坏了。

事实说明，中国农民的脑子没有坏，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以减少对土地的投入来规避损失。这种规避在80年代末期表现为减少投入（官方资料显示，农民对农业的投入1989年比上年减少２２.２％，1990年减少 ３５.４％，1991年更锐减３８.２ ％。），到90年代中后期则演化为大量撂荒，青壮劳力悉数出走。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的荒凉村庄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景象。中国农村的衰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不管土地承包制度曾经创造过什么的人间奇迹，也不管那些想否定它的人怀有什么样令人生疑的政治动机，中国90年代直到今天的农村现实告诉我们，这个在曾经7～80年代十分灵验的土地制度，已经遇到了严重的麻烦。这个麻烦不仅来源于我们上面已经论述过的产权问题，也同样来源于这个制度中必然具有的小规模经营问题。土地碎化，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本来就是中国特殊的资源禀赋所赋予中国农业的一个突出特色。在城乡分割，农民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这个特色导致了中国农业的“内卷化”困境。

所谓“内卷化”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情形：即在人多地少的特殊资源约束之下，中国农民在有限的土地上不断追加人力及其他投入，引发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趋势。如此，农民的耕种主要变成了糊口和生存，而不是指向利润。在中国的一些主要省份，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76亩，低于世界0.8亩世界土地警戒线标准。也就是说，在这些省份，人多地少的矛盾已经越过土地供养人口的极限水平（而提高农业单产水平总是有极限的）。显然，这个趋势构成了对现代化农业的一种反动。“内卷”就其英文本意的指向而言，指的是一种“退化”和“不发展”状况，与具有浓厚“进化”意味的“现代化”含义恰成两极。不幸的是，土地承包制度在部分解决了激励难题的同时，却继承了这个特色。在与其他先对代产业的竞争中，农业本身就具有无法克服的比较劣势，中国以户为单位的土地承包制度必然具有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加剧了这种劣势。

无论是依经济之规律，还是征诸其他现代化国家农业发展之历史，规模经营都是中国农业难以逾越的一个的必经过程。然而，在中国谈规模经营，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令人不寒而栗的人民公社时代。人民公社制度虽然有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的优势，但其衰败的内部激励机制却早已声名狼藉。1979年后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现行的承包制度即便带有小规模经营的特点，其绩效也要比大规模的人民公社优越得多。如此，设计出一套既保留承包制得激励优势，有能发展大规模经营的土地制度，就找到了中国农业走出困境的钥匙。在我们的想象中，能够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唯一一套制度，就是土地大规模的私有化。

只有这样，土地才能够迅速集中在少数有经营水平的农民手中，并使中国农业在规模经营的推动下走出困境。不过，这种办法很难为现有的中国领导人所接受，且不论其意识形态上的背叛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土地平均分配，是中共流血革命的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份遗产，任何中共领导人跨出这一步都必须承受致命的政治风险），单就其操作过程中所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痛苦，就足以使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望而却步。素以铁碗著称中国前任总理朱鎔基先生在90年代中期谈到农村股份制的时候，曾经隐晦的谈到了对土地私有化的担心。我们很容易猜想，他的眼前浮现出了这样一幅图景：大量失地农民在中国城市和乡村四处流窜，寻找着生存机会。胆小的卖儿卖女，胆大的则偷窃、抢劫、杀人越货。他或许在担心，中国会不会再来一次打土豪、分田地？对于有过1949年之前中国生活经历的人，眼前浮现出这样一幅骇人的图景或许算不上夸张。理解了这一层，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领导人对土地私有化的疑虑并不完全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是有着深刻的个人经历的因由。

事实上，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正确顺序应该是，先进城，后私有。但在当代中国城市已经进入排出劳动力阶段的时候，我们怀疑农村土地私有化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的确，在城市不能为中国农民创造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土地的急骤集中所可能带来的社会苦难是非常现实的。更为棘手的是，我们甚至无法判断，今天中国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能力是不是比民国时期更好。中国城市失业率在90年代后期急剧升高的事实，增加了我们这种怀疑。农村问题在当代中国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在于：它几乎与中国城市的失业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放任农民工进城，那么他们就可能与城市失业工人形成生存竞争，如果以提高粮食价格地办法将农民继续留在土地上，则可能对已然非常困苦的城市失业工人构成致命打击。

正是在这种左右支绌的情况下，为了稳定粮食价格和农民收入，朱鎔基先生在90年代中后期重新恢复了国家对粮食的收购政策。这一行政措施不但没有挽救中国农业的颓势（事实上，中国粮食产量自1999年之后连续四年下降），而且造成中国国有粮食系统3000亿的亏损。这是朱鎔基先生的行政天才几次重要的失败之一。很清楚，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中的小规模经营困境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暴露得十分彻底，但直到今天，我们似乎都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有迹象显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2003年年末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文件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这样表达了他们的突围欲望：“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适度”一词昭显了中国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如履薄冰的心态。

这种心态，与其说反映了中国新领导者的稳健风格，倒不如说反映了中国农业进退维谷的痛苦处境。然而，与这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悠然从容”相比，中国的农民却在飞快的滑向深渊。按照中国一位著名乡官李昌平先生的说法就是：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先生为他这句警世之言提出的最令人触目的证据是，在他曾经管制的乡村中，经常有老人抓住他的手，告诉他，他们希望早点了结自己的生命。这可不是农民说着玩玩的，就在这位良心未泯的乡党委书记辞官后不长的一段时间中，他所在的湖北监利县就有四位农民自杀。

杰亮

中国农村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又一次深渊之旅，由于另外一个因素而变得更加难以预测。这个因素就是WTO。虽然有“聪明”的经济学家举出这样和那样的证据告诉我们，中国农民完全没有理由害怕WTO。但事实却是，在加入WTO的当年，中国最具农业竞争力的几个省份就立即发生了“新东北现象”。在陡然面对国际竞争之后，中国东北地区部分农产品开始严重积压，其低下的竞争力被国际市场衬托得一览无余。2004年中国在停止多年之后重新从世界市场上进口粮食，引起世界粮食价格波动。这个有力的迹象表明，中国农民的命运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市场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早在1995年，中国的大宗农产品如粮食、棉花、羊毛、油料等产品的价格就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只不过，由于当时封闭的市场环境，没有人过多的注意其中所包含的危险信息。当时的一则报道曾经透露，中国大量进口粮食的消息使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农产品价格大幅上涨。90年代中国农业所显露出来的危险迹象被一位美国专家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位名叫布朗的美国学者将他的思考概括为一个耸人听闻的书名：《谁来养活中国》。这本书在当时曾经激起了巨大的争论，也强烈的刺激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但回想起来，这应该是有关中国农业问题振聋发聩的第一声。事实上，无论是从科技支撑、产权制度还是产业化程度，靠天吃饭的中国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农业都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个明显的不利因素，迟早都会发生作用。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它会以什么样方式展开以及这场竞争的残酷程度。

日本、南韩以及其他国家农民屡见不鲜的农民抗议画面，为中国农民可能的生存境况提供了可以参照的蓝本。其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中国的农业人口有接近八亿之巨。或许，中国（当然也包括中国农民）最终融入国际经济体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我们必须提醒的是，这个过程可能相当冷酷。当然就目前中国农民已经在生存线上挣扎的现状看，中国农民的确没有理由惧怕国际竞争，因为他们的处境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经济学家对入世之后中国农民生存状况的乐观预测才是正确的。很显然，这种乐观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残酷的假设之上的：中国农民对恶劣的生存水平有着超强的承受能力。

除了中国特殊的农业资源禀赋和落后的土地制度之外，中国农民的悲惨状况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来源，这就是笼罩在中国农民头上的庞大的官僚体系。有统计表明，仅乡镇一级，为了维持官僚体系的生存，每年就要从中国农民身上“创收”1840亿元。

中国的学者喜欢将中国农民问题归结为所谓“三农问题（农民、农村、农业）”，但这个形象的概括却具有明显的误导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发生在农村的问题，其根源却在遥远的城市，在盘踞于遥远城市之中的官僚体系。现在已经很出名的农村企业家孙大午用朴实的语言概括了这种状况，他说，“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没有理解错的话，他所说的上面就是指的行政官僚体系。

在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媒体中，农村基层官员已经变成了中国干部队伍中最负面的典型。这造成了一种广泛的错觉，以为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有罪恶行为都是由这一群目无纲纪的基层干部独立制造的。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确实有许多骇人听闻的纪录，但准确的说，他们经常只是这些悲剧的实施者，而不是导演者，真正的导演者是具有强大剥夺性的中国官僚体系，然而，他们却在农民看不见的地方。农村基层官员不过是这个层次复杂的官僚体系中的最低一层，是官僚体系这部噬血机器插入中国底层社会的一个个针头。这个位置注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官员将在官僚机器与底层民众的冲突中扮演打手的角色，而在资源极其稀薄的中国农村，与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民争夺生存资源，这个角色就必然会带有某种血腥的气味。中国媒体最近几年披露的事实说明，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暴力行为已有愈演愈烈之势。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之后，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其残忍和血型程度令人发指。

通常说来，即使有暴力的合法使用权，暴力手段都是一种成本高昂的选择。因为这不仅可能带来暴力的抵制，而且一旦事情闹大了，发展成为某种群体性事件，基层干部还可能受到上级的惩戒。李昌平就曾经成为过这种上级追究的替罪羊，原因是一位村民的自杀事件引起了高层震怒。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外界看来成本收益如此不合算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呢？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农村的生存资源已经稀缺到了值得以暴力相博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暴力行为发生的频度，实际上就是衡量中国农村生存资源稀缺程度的一个灵敏指标。

虽然在少数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农村，基层干部手中的权力比较值钱，因而聚敛了可观的财富，但就大多数农村而言，普通基层干部（不包括那些我有实权的基层领导）的生存状态与他们的农民邻居相去不远。据我们所知，就是在江苏这样经济发达的省份，基层乡镇干部被拖欠工资的情形也经常发生，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工资水平本来就非常微薄。所以，在中国农村越来越频密的暴力背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底层官僚的人性扭曲，而更多的则是“国家”的疯狂。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最低层级，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工资等基本生存资源以及更高级的诸如提拔之类的个人发展，完全掌握在他们的上级手中。而这些基本和高级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则取决于他们满足上级的程度。这就决定了，中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服务对象不是农民，而是他们的上级。农民只是他们满足上级需要的工具。当基层官僚无法从他们的上级那里获得完成任务以及扩张自我利益的必要资源的时候，压榨农民就成为基层官僚的唯一选择。

从国家那里所借取的暴力“合法性”，以及农民低下的抗拒能力，使这种明显具有暴力性质的压榨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据李昌平统计，仅监利一县，被非法关押过的农民就数以万计。只有当这种压榨不堪忍受，足以激发民变的时候，农民才会以“稳定隐患”的形式进入城市官僚体系的视野。而在平时，农民既不是他们负责和服务的对象，也不会对他们个人前程构成任何损害。正如农民看不见城市官僚一样，城市官僚也看不见这个数量惊人的底层阶级。在那些离农民更加遥远的城市官僚看来，农民不过是他们越来越疯狂的“政绩”攀比的一个工具，是他们维持日益浮滥的官僚系统运转的一个抽象的“税基”。显然，灾难发生在底层，但压力却来自官僚体系的上层。

杰亮

汉学家杜赞奇先生曾经用“国家经纪”这个独特概念来描述中国官僚体系在基层与农民的互动。但与杜赞奇先生描述的那个时代相比，中国的今天的基层官僚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农民保护者的功能，走到这个谱系的另外一端，彻底蜕变成了“掠夺性经纪”。这种蜕变与中国官僚体系在1949年之后对基层更加成功的控制是一致的。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因为基层官僚更多的已经不是出自民间的乡绅，而是国家的正式官员，他们所承受的来自官僚体系的压力远比来自农民的大。一位河南的镇党委书记对此深有感触，他说，“如果处理不好对‘上’的关系，更是不行，因为‘乌纱帽’在提在他们手上，随时可将你撤职，结束你的政治前途”。正是这位镇党委书记的前任，甫一上任，便大搞政绩工程，又是向银行贷款、又是向农民摊派（其摊派之多，相当于当地农民全年收入的一半），以至于最终激起民愤，导致数千农民围攻镇政府。

在他的政绩工程还没有来得及兑现为进身之阶的时候，这位雄心勃勃的党委书记自己却被村民殴打入院。从这个倒霉的镇委书记的经历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中国农村基层官僚的一种激励来源。中国官场中的升迁虽然标准十分模糊，但经济增长（实现这种增长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修造那些看得见的形象工程）则是他们向上流动一个必不可少的硬指标。对于转型期的整个中国官僚体系，这个指标关乎政权的合法性，对于各级官僚，这个指标则关乎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在短期内制造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对资源的集中和密集使用，于是大肆借贷、摊派、竭泽而渔就成为中国官场中一种十分流行的取悦上级的手法。很显然，中国基层官僚许多荒谬的举止都来源于中国官僚体系给予他们的不当激励。而这种目标恰恰是中国官僚体系最高层以“国家建设”的名义逐级分解、传递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基层干部许多看似乖张的行为实在不是他们个人的率性之为。不然，我们就难以解释这种行为为什么会蔓延得如此广泛。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改革的一个隐含逻辑是官僚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中国官僚的行为激励中就不仅包括了政绩的极大化，而且也同时包括了个人财富的极大化。财富最大化所引发的自我激励虽然没有政绩激励那么具有合法性，但其激励强度并不亚于政绩激励。经过改革20多年的摸索，中国官僚甚至能够将这两种看似冲突的激励非常巧妙的融合起来，（例如，他们利用公共建设将个人财富和政绩最大化的结合在一起）中国官僚体系对时代精神的“适应”能力实在让人惊叹。不过，在这种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背后，则是官僚体系对民间财富的极大化抽取。只有这种力度的抽取，才能够满足新时期中国官僚体系在政绩和个人财富两方面同时膨胀起来的欲望。

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中国官僚体系显然更多了一种抽取民间财富的激励。作为中国的政治边缘和社会底层，中国农民是离官僚体系决策过程距离最为遥远的一个集团。不幸的是，他们还是谈判能力以及信息反馈能力最低的一群。这种地位决定了，农民将是官僚体系利益恶性最大化的首选牺牲对象。当经济增长停滞，财政拮据的时候，这种“抽取”就可能将农民直接驱赶到生存底线之下，制造出庞大的“博命集团”（这是吴思先生一个精彩的发明），此类博命集团在中国2000年的王朝循环中扮演了十分显眼的角色。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从1998年开始中国农民收入进入了一个新的下降周期，农民纯收入增速急剧放缓，大幅落后于GDP增速，其中 1997年为增速8.5%,1998年3.4%,1999年2.2%,2000年进一步降到了2.1%。这远远落后GDP的增长速度。

不过，几乎很少有人追问为什么是1998年？其实原因非常简单，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开始在国内发作，官僚体系维持经济增长的压力骤然增加，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这种压力的一个后果。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压力通过官僚体系逐级转嫁，最终落在了最弱势的农民头上。所以，农民收入“选择”在1998年开始下降，并不是偶然的，它是某种财政和经济危机的结果。由此观之，农民收入实在是中国经济和财政状况的一个晴雨表。

在中国改革之前，官僚体系对中国农民的抽取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实施的。有人曾经计算过，1952年到1986年，中国官僚体系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名义从农村抽取了约7000亿元，这笔在当时十分巨大的财富通过官僚体系直接流入了城市。国家工业化，是当时中国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源泉，因而成为各级官僚默会的政绩依据。改革之后，这种抽取并没有停止，只是口号变成了“经济增长”和“改革”，而其手段也由单纯的行政抽取变成了行政和市场的双重抽取。据中国一位社会学家的估算，改革之后，仅仅通过无偿义务工，国家每年就从农民那里拿走1000～2000亿元。同样是这位社会学家的估算，1985年之后，由于国家取消了对农村教育的拨款（中学生每年每人31.5元，小学生每年每人22.5元），改由农民自筹经费，这一项“改革”，国家又从农民手中每年隐性“改”走了300～500亿元。

难怪有人将中国农村税收政策讥讽为“负累进”制度。如果加上诸如金融等更加隐蔽的市场化手段，国家以“改革”和“经济增长”名义从农村抽取的则可能是一个惊人之数。体现在统计所谓比例上则是：农村为国家贡献的税收占国家税收的26％，而得到的财政拨款仅占9％；与此同时，农村为国家银行系统提供了1/3的存款，却只得到了1/10的贷款。这等于是在说，改革前后，中国官僚体系对农村的抽取并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只不过名义变了，手段变了。这一点，并不能因为农民绝对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被掩盖。改革之后尤其是80年代中期之后的农民状况更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农民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却遭到了更凶狠的掠夺。

这个结论可以从80年代中期之后，农民与其他阶层越拉越大的收入差距中直接观察到。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先生由于集资而遭到了拘捕，表面上是因为他违反了某种不合时宜的金融法规，而实质上则是他妨害了某种“国家能力”，因为金融这种配置资源的市场手段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官僚体系从农村抽取资源的一种行政渠道。理解了这种因果关系，我们才能完整的理解孙大午的遭遇。也只有将农村统摄于改革时期整个官僚体系的框架中，而不仅仅是把农民局限在与基层干部博弈的框架中，我们才能完整的理解今日中国农民的困境。农村问题，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本质上都是一个城市问题。这种本质，在中国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最为迅猛的时期，表现得极其尖锐。城市化，究其本意就是将农民城市化，而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则是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根本。然而，恰恰是这种资本，却遭到了无情剥夺。粗略的统计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政府通过征地（实际上是一种强买）剥夺了农民至少5万亿之多。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2 20:41 编辑 ]

杰亮

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虽然规模巨大，却具有天然的分散性，其动员和组织成本极其高昂。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很难成为一个有效的压力集团。他们受剥夺的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官僚集团的良心和自我约束。但中国2000年的历史以及我们对中国近20多年改革时代的体察都告诉人们，这是非常靠不住的（这其实是一个常识）。否则，对官员有着最为完备的道德训诫体系（里面充斥着亲民、爱民以及自我约束的劝谕）的中国就不会发生那么多破坏性的王朝更替了。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中国的官员感慨说，我们农民多么好呀。他们是在赞美中国农民的超级忍耐力。他们也经常将社会稳定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农民的这种驯顺性格上。

的确，只要剥夺没有超过生存底线，中国农民就是人们眼中的顺民、良民、贱民，但如果超越这一底线，中国农民就会立即显示出他们的另外一种历史面目：暴民。贱民和暴民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之间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或者根本就是一体两面，角色的转换瞬间就可以完成。承平时期压榨贱民，危机之时防范暴民，中国官僚体系2000年以来的基本职能总是在两极之间来回摇摆。走出这个怪圈的唯一出路，就是将农民变成拥有平等法律权利的现代公民。但可悲得很，在号称进行了20多年现代改革的中国，无论是在统治者那里还是在被统治者那里，我们都还没有看到这种意识的萌芽。一位社会学家在与中国河南省的某个地方当局探讨艾滋病人（这个地方地农民由于卖血而造成艾滋病大规模感染）的救助时，从地方官员那里得到的答复相当令人震惊：“你们为什么这么关心他们？这些人，让他们自生自灭吧。”地方官员对农民的这种态度实际上是一种不不祥的征兆，它意味着，一旦危机席卷，农民仍然会扮演他们反复扮演过的传统角色。暴民是临时聚集在一起的破坏集团，没有长期的组织目标，不善于谈判，也不屑于谈判。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破坏和颠覆。

1993年的时候，中国出现过一本争议极大的著作《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在书中，作者将中国的八亿农民比喻成“活火山”。火山平时看上去与其他的山头没有什么两样，恰如今日沉默、厚道的农民，但一旦开始喷发，就会在短期内发泄出巨大的能量。就其短暂、猛烈、无明确先兆的特性而言，将中国农民比喻成“活火山”无疑是神来之笔。有人将阻止火山爆发的希望寄托在压制农民的结社权利上，寄托在精英分子与农民集团的疏离上，以为如此一来，农民就只有在分散状态下逆来顺受的份，但这恰恰是危险所在。因为暴民集团从来就不需要什么严密的组织，也不需要什么长期目标，他们甚至也不需要所谓精英人物。把他们聚集起来仅仅是一种共同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可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信号，一个莫须有的谣言，一个敢于登高一呼的山大王，就能够在刹那间掀起风暴。事实上，从中国过去十多年中连绵不断的小规模的暴动中，我们已经看到这座活火山又一次周期性活动的迹象。毕竟，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久了。他们发动了这一次的改革，却在半途中又一次被改革抛弃了。

一位研究人员在将南非的各种数据与中国比较之后惊讶的发现，中国农民受到的虐待远甚于种族隔离之下的南非黑人。她得出结论说，农民是中国一个被隔离的“种族”。巴尔的摩日报记者Frank Langfitt为这个结论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根据。他说，在他访问过的一个湖北农村中，有38户家庭由于无力缴纳税收，被当局拆除了房屋。最后，这些农民不得不跟他们的家畜生活在一起。虽然我们相信，这些农民的悲惨生活只是一些极端案例，但这种事情发生改革25年之后的中国，无疑对中国农民的整体现状具有极强的指标性意义。这种文明社会很难容忍的现象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中国农民的现状离我们在理论上推导出的那种“贱民”究竟还有多远？这个“卑贱的种族”是不是已然走在了他们熟悉的“揭竿而起”的造反之路上？发达的现代通讯技术，暴力技术以及迅速的赈济能力，或许可以遏制造反行动的大规模蔓延，但以类似种族隔离的手段长期将农民阻止在财富和权利之外，则无论如何是不人道的。

而这种对农民的排斥最后所导致的对现代化的阻断作用，已经被中国近代历史多次见证过。到目前为止，就我们阅读和亲历所及，中国农民还仅仅将他们的愤怒集中在他们看得见的基层官僚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对整个官僚体系的合法性提出挑战。2001年最后一天，江西万载县发生伤亡惨重的鞭炮爆炸。当有记者问道“为什么要从事如此危险的职业”时候，村民们的回答令人震惊而又悲凉：与其饿死，不如炸死！这个极端的案例说明，中国部分农民的选择实际上只是在不同的“死法”之间而已。对生存境况这种清醒而又绝望的自我意识，实际上证明，中国农民已经对整个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发出了愤怒的质疑。再往前走一步，就可能是“与其炸死，不如战死”。对当局者来说，这已是一个再清晰不过的信号。它强烈暗示，在经过25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又一次被驱赶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他们会在我们这个让人眩晕的中产阶级时代幕后发动一场突然袭击吗？

1932年，一位美国青年怀着由来已久的好奇来到了神话中的中国。然后，他在北京租下一座豪华的宅院，开始了他为期四年的中国之旅。他就是后来成为美国汉学巨擘的费正清先生。多年之后，费正清先生是这样为同样好奇的美国人解读中国神话的，他说，他看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乡村中国，另一个是都市中国。这两个中国有着巨大的反差，他甚至评论说，如果日本人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的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了”。费正清先生“两个中国”的发现是如此的锐利，以至于成为研究中国问题风靡一时的重要范式。令人悲哀的是，70年过去了，这个范式仍然具有十足的解释力，吸引着我们这些后辈晚生的注意。难道我们真的还停留在费正清见证过的那个时代吗？抑或，它们仅仅是相似而已。

经“8/9/天/安/门”一役，邓/小/平虽然还是那个邓/小/平，但邓的改革已经悄然发生了质变。如果说在1978年发起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还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安排过具体的时间表的话，那么8/9年之后，政/治/改/革已经彻底从邓的改革视野中消失，它变得遥遥无期了。这种变化既出于邓小平个人性格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更出于党内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邓，已不再具有那种克里斯马的领袖魅力。如此，中国改革就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险径上突围。这条险径必须满足的一个严格约束是：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如此狭隘意义上改革路径，纵然具备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但却根本背离了中国改革起初具有也应改具有的道德意义，其未来之险峻、坎坷可以想见。就这样，“89天安门”悲剧决定性地剥夺了中国改革的最后一丝理想主义色彩，这场源自1978年末期的伟大革命将彻底失去它的政治改革想象，变成了一种纯粹但充满野蛮、原始色彩的经济冲动。毫无疑问，这强化了本来就深深嵌入中国改革之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3 17:1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