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这样悬殊的人力价格差距，中国经济学家一般是将其当作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的底层劳动这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百分之七十，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19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十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开始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到2005年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人民币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人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三十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所谓的中国世纪，就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

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为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中国经济学家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作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无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也无组织工会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的社会权利（各种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

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19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弹压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政治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经济学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政治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的上扬。在企业主和政府官员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真的博弈结果。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经济学家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当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作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中国经济学家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作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更是中国学术界在精神上彻底堕落的一个明确证据。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存底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所谓竞争力，而是惊奇于中国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对于中国不太自知但却越陷越深的竞次战略，中国的左翼学者左大培大声抨击到：“让人民更贫困，以便使出口品有更强的竞争力。这样的‘对外贸易竞争力’反映的实际上是人民的贫困化，但是它却成了许多人沾沾自喜的资本。”

这种所谓的“鲶鱼效应”可能正是中国廉价劳动力形成的秘密所在。中国并非有什么了不起的贸易武器，它只不过是别人更有能力将它的人民驱赶进一种野蛮的生活方式而已。对这个结论，只需要看一看中国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我们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中国才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们不寒而栗。然而，我们很快将会看到，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

应当承认，中国的政府官员及其帮闲经济学家们，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它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则是，我们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

在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中国的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经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十倍。与此同时，中国自20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4 09:01 编辑 ]

杰亮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几乎唯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最高决策者们的鼓励。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国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国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20万元/每亩，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15万元/每亩。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5万元左右的超低水准。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5—6万元。如此，就出现了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FDI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中国在FDI上的竞次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同样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1甚至1：2的比例)、‘5免10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了解了中国FDI这种放血式的真实内容，我们就不会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有中国学者曾经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他们认为，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3％，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政治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员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一位学者在研究了中国一些地方政府20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他幽默地评论到：地方政府全年的三个工作重点第一是引进外资，第二是引进外资，第三还是引进外资。在中国整个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所谓的项目和投资，一直是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套用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一句台词就是：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的体制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耻辱。正如一位评论家所精确评论到的那样：投机资本和金融资本流向“劳动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削的力度最高的地方。”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也十分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来满足中国炽烈的虚荣心。在这个星球上，他们可能只见过赖帐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襄助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某种核心体制的延续。

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性待遇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事实上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通过这一整套的竞次战略，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为中国赢得了指标和数据上的辉煌胜利，不过，它可能仅仅是指标和数据上的胜利。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4 09:06 编辑 ]

杰亮

二、巨人的泥足

中国在10余年中以竞次方式与全球经济的无缝隙融合，虽然换来了一系列的可以满足虚荣心的数据和指标，但没有为中国赢得什么竞争力。一个常识是，人力价格并不是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的因素是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中国的竞争力就显得相当脆弱了。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02贸易和发展报告》的测算，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就是说，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只要其他因素稍稍变动，这种低劳动力价格所带来的优势就可能丧失殆尽。这足以见得中国低人力价格所形成所谓竞争力是何等之粗放，何等的不堪依靠。当仅仅依靠压榨劳动者就可以获得剥削利润的时候，企业主总是很少有动力投资去改进生产率的其他因素的。他们既不需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也不需要花钱改进技术。这就使得中国形成了一个“低工资、低教育、低技术、低劳动生产率”构成的所谓“低技术陷阱”的恶性循环。

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对此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不屑地讽刺说，中国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这与其说是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倒不如说是中国凭借其竞次能力已经坐稳了全球经济食物链的最底端位置。有人形象地概括到：中国并不是什么世界工厂，而是世界民工。滑稽之处在于，中国似乎对这个“民工”位置相当的自豪。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与政府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种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的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2003年中国的出口额和出口额已经分别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20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19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增长的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

中国本土企业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竞争力不断下降的事实其实一点都不令人吃惊。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中国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唯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至。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壁垒的排斥之外，中国对外资给予的税收超国民待遇，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所谓全球化官僚，就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20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上市公司首发及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为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

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在大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所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种种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20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斯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1993年之后10年中，中国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一时期，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了92％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台湾、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4 09:32 编辑 ]

杰亮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20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斯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1993年之后10年中，中国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一时期，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了92％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台湾、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


不过，这远远不是中国政策失误的全部。为了官员政绩及短期GDP增长而疯狂引进外资也导致国内市场的丧失。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却给予本来就具有优势的外资以各种优惠待遇。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的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曾经在1980年代在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四家本土企业（被成为“四小名旦”）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

中国商务部20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政治体制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

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

在另一方面，中国本土的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的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的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

这样，中国的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国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中国的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于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中国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中国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

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增长之路。

总而言之，19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当头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结论说：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FDI、财政补贴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勿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勿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反动。或许，对于一个在道德上彻底退化了的国家官僚集团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他们所必须做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4 09:53 编辑 ]

杰亮

外交往往事内政的延续，但在中国，情况似乎却完全不是这样。在中国，内政往往作为代价耳背牺牲，用来换取国际社会的掌声。中国的政府体制具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嫁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们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然而，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武术之后，中国也开始渐渐露出了它最大的破绽，那就是：它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第十章：寂静的巨变

一、寂静的巨变

1989年6月3日的晚上，震耳欲聋的枪声在北京城响了整整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北京的天空如同失血一般，一片煞白。撕心裂肺的哭声之后，恐惧牢牢地植入了一个民族的灵魂。或许，杀人者并非有什么杀鸡儆猴的战略预谋，只是手忙脚乱、慌不择路时随手下出的一着昏招。但血流成河的恐怖结局，却意外地为一种新型政治奠定了长期的心理基础。在这个夜里，人民恐惧了，退却了，威权政府却趁着夜色呱呱坠地，野草般疯长。在1980年代颇为孤独的中国新权威主义者们恐怕没有想到，他们苦思冥想的威权政治竟然会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在一夜之间唾手而得。回头看来，在北京城头这一夜的枪声之后，威权政治其实变成了中国政治唯一的选择。由于这种政治转型几乎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以至于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察觉。

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有一种非常普遍而且牢固的印象：中国经济领域已经天翻地覆，但政治领域却纹丝不动，即所谓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改”。但很显然，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中国政治不仅一直在变，而且早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如果说“六四”之前，中国****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还将信将疑，因而还是一个半带**色彩的极权政府的话，那么在“六四”之后，中国****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则彻底灰心丧气，从此，中国****开始向一个马基亚维利式的世俗**急速转型。虽然1989年之前的改革已经为这种**转型作出了铺垫，但6月3号晚上让民众和政府都醍醐灌顶的枪声，对这种转型则起到了决定性的催化作用。

就像一个人在经历人生巨变之后突然变得玩世不恭一样，“六四”之变，也让中国**如梦初醒。这种大彻大悟导致中国**在两个方面脱胎换骨。一是**性质发生了改变。“六四”之后，中国**从整体上开始演变成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官僚集团。在“六四”之前，无论是左翼的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者，还是右翼的党内自由民主派，都对**的施政设置了某种道德约束和理想主义目标，不管这种目标的具体内容如何，这种影响都是非常强有力的。但在“六四”之后，**彻底摆脱了来自左、右翼的意识形态和道德纠缠，成为一个实用主义的官僚集团。“六四”之后，前中共政治局委员邓力群所代表的传统左翼以及胡耀邦、赵紫阳所代表的民主右翼迅速而且彻底的失势，非常能够说明中共去意识形态化的趋势。红旗落地，道德凋零之后，世俗利益的自我实现就成为这个官僚集团唯一的冲动。这就是说，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完全丧失了表达、整合社会各阶层意见及利益的政党功能，变成了一个仅仅表达官僚利益的利益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基层组织相当活跃、派别斗争非常频繁，这固然极端无序和混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表达基层、平衡利益的整合功能。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前邓小平时代，**主要分布在文化、教育、宣传、军队等部门的意识形态力量通过毛泽东的巨大影响力，对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行政官僚部门起到了强有力的牵制和钳制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权力斗争主要就是表现在毛泽东所代表的力量（有时候表现为党的力量。当党也官僚化的时候，就表现为毛个人的力量）与刘、邓所代表的官僚力量的拉锯式平衡。这虽然经常被解读为派系斗争，但从功能上看却起到了某种整合利益的作用。

毛泽东对行政官僚系统一直有深刻的怀疑，他经常会借助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或者直接诉诸于底层民众运动来钳制甚至残酷整肃官僚系统，向官僚系统输入压力。但邓小平却恰恰相反，他似乎更喜欢官僚系统的理性化所带来的秩序感。所以在邓小平终于成为仲裁者的时候，在几经摇摆之后，他决定将左右两级的意识形态和激进力量彻底边缘化，而将行政官僚体系变成他的改革和发展惟一可以托付的力量。从邓的经验和禀赋出发，在中国，惟有讲究程序文化的行政官僚系统才是稳健和务实的，因此也惟有官僚系统才有能力在保持安定、秩序的条件下推进经济发展。在毛时代，代表激进和浪漫主义力量的毛取得全胜，而在邓时代尤其是邓小平铁心依靠行政官僚体系的后邓时代，官僚系统则取得压倒性优势。邓凭借其一手缔造的经济神话的威力将所有方向上的激进分子（按照邓的标准）彻底扫地出门。如果说，毛时代**是以党代政的话，那么在邓小平时代则完全颠倒为“以政代党”。人们可以发现，在后邓以及**时代，中国党内的意识形态部门表现的得相当顺从和务实，而人们一直借以预测中国**走势的意识形态争论和派系斗争奇迹般的销声匿迹了。这种反常的发展，实际上标志着中国****实现了一次静悄悄的剧烈转型：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左翼极权一跃而转变为右翼专制。而这个新**的基础就是越来越专业、务实但同时也越来越利欲熏心的行政官僚体系。在这里，“党”（以及党的意志）彻底消失了，它被“政”彻底吸纳，彻底融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拥有巨大权力的官僚**。也由此，中国**实际上变成了官党一体化的“官党”。这就是是为什么在邓小平之后的时代，以前经常困扰中共并引起争吵的老大难的“党政关系”问题神秘失踪的原因所在。

与以前充满意识形态狂热的“党**”相比，邓小平时代的的官僚**虽然具有越来越专业化、理性化的色彩，但其不受监督、不受制约的特征与毛泽东时代的党**毫无二致。毛泽东的“党天下”变成了邓小平的“官天下”，一个极端狂热因而也极端残忍的**变成了一个极端理性，因而也极端自私的**。这实际上是邓小平为自己的改革留下的一个灾难性的后门。对于一个丧失了信仰同时也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官僚**，这种理性化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其不受监督的绝对权力则为这种极端自私的最大化提供了绝佳的制度条件。今天中国贫富极度悬殊的现实以一种绝对冷酷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用他一贯的冷嘲热讽说过：资产阶级就在党内。毛的这个梦魇在1990年代的中国迅速变成了事实。只不过，这个所谓“资产阶级”与现代资产阶级并无太多相似之处，它更像是那个古老的“官僚资产阶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之后的中国**更像是蒋介石先生逃往台湾之前的国民党**。1990年代之后，在老一代的中国**人中流行过一句感慨“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表达到就是对这种历史重来的无奈。
1990年代，我们一直有一种天真的判断认为，邓后时代中国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将为中国**内的原教旨主义分子提供新的活动舞台。但这种情况根本就没有发生。

中国的社会问题的确恶化了，但**的原教旨主义分子却比以前更加边缘，甚至成为与右翼民主力量一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的网站被封、集会遭禁止，景况与右翼丝毫没有区别。这种发展说明，**赖以起家的传统社会基础即那些传统产业工人、农民的命运，已经在今日**的视野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今天，作为一个执政官僚集团的**的利益边界十分清晰，那就是维护本集团及其精英联盟的利益。对此，中国**人几乎从来就秘而不宣，但**总书记**先生在公开场合的一句戏言，却不经意的暴露了这个秘密。在一个公开场合，江以一种得意甚至亢奋的神态告诫大家要“闷声发大财”。这句半真半假的戏言，似乎是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但在了解中国政治演变的知情者看来，这怎么都像是说给**人自己听的。

从一群满怀乌托邦激情的狂热信徒跌落到一个看破红尘、自私冷酷的官僚利益集团，中国**人的内在心灵秩序无疑经历了一次彻头彻尾的崩解。在任何时候，对一个权力趋于极致的执政集团来说，这种心灵秩序的崩解都可能导致社会的全面失控。然而，1989年之后的中国似乎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其秘密在于：中国****利用现代知识和技术逐渐构建了一套成熟的现代经济的控制系统。作为内在失序的一种外在补救，现代化的宏观（尤其是宏观经济）控制系统的逐步完善不仅是中国**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面向，也是整个1990年代中国社会保持基本平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一批具有现代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功不可没。

杰亮

在1993年6月采取霹雳手段惊险渡过了一次极其危险的金融混乱之后，中国总理朱鎔基曾经在颇有成就感地说过，如果不是他，**在年底就会**。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情况，朱鎔基的这个说法并不夸张。这个例子，突出表现了新一代技术官僚1989年之后在**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事实上，1989年之后，中国经济遇到的险情并非1993年一次。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并在1989年之后长期保持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与中国新一代精通专业的技术官僚的崛起密不可分。虽然这一批技术官僚在1989年之后采取的各种短期措施的长期影响，还需要更长时间来检验，但无庸置疑的是，它起码在短期内起到维持经济稳定的作用。也就是在维持经济增长并不断做大馅饼的意义上，以朱鎔基为代表的中国技术官僚群体抢救了这个**的合法性。如果不是他们，以**在“六四”之后的道德脆弱性，****肯定是难以安然渡过1989年之后的各种经济危机的。换言之，它随时可能因为意外的经济挫折而分崩离析。

自朱鎔基以下，包括现在仍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温家宝、周小川等人，是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的代表性人物。这批人虽然缺乏上一代政治领袖如毛泽东、邓小平们那种改天换地的本事，但却多了一份专业知识和国际眼光。与魅力型政治领袖善于打破现有的约束条件，推动系统变化的特长相比，技术官僚似乎更长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找最优的问题解决方案。正是因为这种技术官僚成分被注入**之内，中国在1990年代的执政，在增加了一份理性的同时，也增加了一份拘谨；在多了一份短期权衡的同时，也少了一份长期战略考量。

由于中国新一代技术官僚大多分布在中央政府内，他们几乎清一色的是中央集权的拥护者。所以在整个1990年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政治发展趋势，一方面是中国宏观管理制度的不断理性化、国际化过程，比如税制、金融等方面，另一方面是中央集权程度不断膨胀的过程。中国宏观管理制度（几乎完全局限于经济领域）的建构，虽然大部分是因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被动调整的，但长期不断调整的结果，不仅显著增强了**的控制能力，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这个**的面目。我们可以看到，在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中国已经在中央政府层面建立了一套现代化的宏观管理框架。不管未来的中国政治如何演变，这一套框架将是可资继承的。正是凭借这一套演进出来的宏观管理框架，中国**才在1989年之后直至今天长达十余年转型中有惊无险，免于失控。从更长的历史接续的角度看，中国1990年代技术官僚做了1949年之前蒋介石想做但还未来得及做好的事情。可以观察到的是，中国政治技术官僚化的趋势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也同样体现立法、军队等多个领域，只不过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其突出罢了。1990年代中国****向技术官僚的转型，弥补了这个**在道德自宫之后不断流失的政治合法性，也大大延长了所谓邓小平神话。（不然的话，邓小平神话在1992年到1993年之间就可能寿终正寝。）然而，政治决不仅仅意味着管理，更不仅仅意味着宏观经济管理。统治者单方面不断完善的统治和管理技巧与人民的自动遵从更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没有一个同样具有现代性的下层结构加以配合，呼应，那么一个哪怕再精巧、再现代的宏观的控制和管理框架的效能都可能大打折扣，甚或为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稳定的人民，那么这套宏观管理架构随时都可能遭遇意想不到的攻击。正是在这层意义上，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的稳定除了技术官僚的精心维护之外，也与好运气有莫大的关系。

总起来看，在1989年之后，中国的政治既有不断进化的一面，也有急速退化的一面。如此，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中，中国重新建立了一个在道德上极端自私但在统治技巧、管理技术方面都非常现代化的中央集权政府。这个**吸纳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专业和行政知识的技术官僚（非常像，装备了先进的当代信息技术和威慑力量，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个官党**的政治合法性与道义力量则相当脆弱。显然，这是一个极其古典和极其现代的一个复杂的**组合。将一个极其落伍的政治精神内核与一个极其发达的外在统治技术巧妙组合在一起，并对一个巨型国家实施有效的治理，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官僚政治的生存、接续能力。1989年之后在中国诞生的这个“新”**面目模糊、难以辨识。对此，大多数人用西方概念将其归类为共产主义的后极权**，或者右翼专制**，但更为贴切描述可能是：这是一个继承了中国官僚政治精髓，但糅合了西方统治、管理技术的现代官僚**。显然，这是一个中式而非西式的**，至多，它是一个中体西用的**。其内里，与一个天子加士大夫的王朝**更为相似。这就是摸石头高手邓小平模来摸去最后摸出的政治体制。这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也难怪人们会对它感到难以捉摸，迷惑不解了。

1989年之后，太多的人对中国政治发展做出了各种不祥的预言，然而，中国这一独特的政治体制凭借其神奇的适应能力，将这些预言一一击得粉碎。而中国1989年之后持续至今的经济增长神话更是对那些西式的民主理想构成残酷的嘲弄。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的政治领袖和各级官僚都从1989年之后的政治实践中吸取了越来越强的政治自信。在表面上，中国的政治领袖仍然战战兢兢，但在私下里，他们则相当傲慢（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拒绝任何政治改革的态度中看到），在他们那里，中国**在1990年代的政治发明，不仅在未来可以应付自如，甚至还可以长命百岁。未来要做的，充其量也就是使这部机器更加灵巧，更加精致。不过世事难料，过去的成功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包袱，如果中国政治领袖真的以为能够以不变应万变，那么，中国这架看上去运转良好的政治机器，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出其不意的抛锚。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抛锚的迹象。因为，1989年之后由执政者刻意设计出的博弈可能正在曲终人散，中国的政治逻辑也正在发生历史性的转换，所以，专门为这场博弈而设计出来的政治机器肯定也会不断遇到麻烦。

二、狡猾的博弈

“闷声发大财”不仅仅是中国**人在1989年之后的主流意识，也同样是这一时期中国民间的主流意识。而后者，正是执政者通过枪杆子的威慑和财富的利诱刻意诱导出来的。1989年之后，意识形态和道德的教化力量双双失效，在这个时候，强大的威慑和世俗的利益便成为这个**实施统治最可行也是最后的两种手段。威慑的目的在于告诉人民不可以做什么（比如“六四”上街之类威胁政府统治的举动），利益则可以诱导人民努力去争取些什么，一堵一疏，亦威亦惠。统治者既然以一种马基亚维利的方式统治，那么人民也就迅速学会了一种马基亚维利式的生存。经“六四”一役，“不合作”，成为部分人反抗**的最高手段，而更多的人则一种表面驯服姿态与**开始一种新的博弈，以一种补偿的心理玩命地追求财富。人们知道，只要不冲撞政治高压线，任何追求财富的方式（哪怕再不道德的方式）都是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的；在另一边，统治者也非常清楚，只要能够给予利益，人们就不会（起码暂时不会）挑战官僚**的垄断统治。显然，这是1989年之后人民与**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或者说隐性契约。正是这种隐性契约，维系了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平衡。在这种默契中，既没有任何正式的游戏规则，也没有任何道德原则，只有相机行事的机会主义灵感。机会主义虽然意味着个体理性程度的增加，但在没有任何准则和道德基础的情况下，这种理性不如说是一种奸猾。**如此，人民亦然。如果说机会主义策略对个体来说可能意味着理性的话，那么将这种机会主义叠加、放大到一种民族的战略，陶养成一种民族文化，则可能在长期中构成整体的不理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囚徒困境。有政治评论家曾经恭维邓小平，说他“抓住了高速变动中的社会最急需、也最短缺的政治商品：秩序。”但这显然只说对了一半，事情的更全面的真相是：邓小平依靠了枪杆子带来肉体的秩序，但却没有带来甚至瓦解了人们心灵的秩序。从长期来看，后一种秩序更加昂贵，也更难获得。肉体的秩序可以短时间迅速重建，而心灵的秩序一旦破坏，则很难复原。“六四”之后，一切文化的约束，一切内心的敬畏都从中国人的心灵中被驱逐出境，他们不再服从鬼神，不再服从信条，不再服从人类最基本的同情，一句话，不再服从任何东西。在一个崩溃的心灵秩序面前，任何看上去强大无比的制度都将被狡猾的人性所击败。中国改革中诸多制度失效，大抵都是因为这个原因。

杰亮

事实上，人民与**之间这种狡猾的博弈，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的核心内容。看上去，这个统治游戏似乎天衣无缝，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实践更从经验上对此加以证明。但稍做推理，人们就容易察觉这个游戏赖以维持的一些一些基本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它必须不断地提供财富增量以满足人民的财富欲望，用一句更加通常的话来说就是它必须有能力不断“将馅饼做大”——这可以说是1989年之后，中国官民之间，各阶层之间达成的惟一共识。不仅官僚阶层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进一步发展（注意，不是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这也经常是中国官僚阶层为什么经常赞成改革甚至主动推动改革的谜底），而且民众也要通过“把蛋糕做大”来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统治者诱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难以为继。

幸运的是，中国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当出色。这个关键条件的满足，实际上就是1989年之后，中国政治相安无事，波澜不惊的原因所在。对于这一点，中国的执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于这种清醒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与此同义的诸如“发展是硬道理”之类的口号，在1989年之后不仅被奉为执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政治领袖们极其顽强的强调。如果说1989年之前，“发展”还是中国**人的一种执政理想或者一种追求的话，那么在1989年之后，“发展”则成为权力得以生存、游戏得以维持的一种生死攸关的先决条件。对此，以直率著称的中国前总理朱鎔基曾经做过非常形象的诠释。一则未经证实的故事说，在1993年中国宏观调控开始之后不久，朱鎔基在视察处于困境的东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时候，听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声，性格倔强的朱撂下一句狠话：经济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经济没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假未经考证，但它的确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发展”的极端重视。

以这个角度观察，1990年代后期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趋于衰竭之后，中国执政者不惜代价、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长的狂热，就是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现象了。因为游戏的主导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在中国执政者那里，发展，不再是一种出自人民的普遍价值，而是维系**生存的一种手段。这实际上也注定了“发展”这一概念在1990年代后期的异化悲剧。一点都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个执政思维在今天的**时代，得到了几乎原封不动的继承。所谓“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不过是用**的嘴再讲了一次邓小平的话，可见其深入骨髓的程度。虽然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GDP的高速增长仍然没有停滞的迹象，但常识和经验都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终究会有停滞的一天。在这个时候，对于一个以利诱为条件甚至是唯一条件的治理游戏来说，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不过，对于1989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游戏而言，另外一个隐藏更深的条件可能更值得观察。这个条件就是在认可官僚集团在财富上的优先分配权的同时，必须让人民也分得一杯羹，哪怕这杯羹只是巨大财富增长中的一点面包屑。换句话说，人民从财富绝对增长中所获得的满足必须能够抵消官僚优先分配所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至少，这种相对剥夺不能超过人们容忍的极限。显然，这是比“把馅饼做大”更加苛刻的一个条件。而对于操纵游戏的中国执政者而言，更是类似走钢丝的高难度技巧。这个隐藏至深的隐性契约虽然难以启齿，但无论是领袖集团还是平头百姓都心照不宣地予以了默认。其证据就是，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最高领导层那里都得到了超乎寻常的、长时间的容忍。事实上早在1990年代早期，这种腐败所导致的财富分配问题就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1994年的一份非正式统计表明，在北京一家银行中，上亿存款的大户共有17人，其中15人是太子党。

1990年代至今，中国社会和中国高层对官僚集团极其精英联盟腐败让人诧异的宽容，十足的凸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时期盛行的机会主义政治文化。有趣的是，这种以社会公正作为抵押的危险政治平衡，竟然也奇迹般的实现了。这当然不是因为剥夺者在剥夺时真的有所克制，而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在物质财富上从无到有时的那种巨大边际满足。然而，所有的人都知道，财富绝对增加所带来的满足效应都有边际递减的时候，更何况还有剥夺的真相逐渐败露所带来的抵消效应呢？如果睁大眼睛，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相当一部分人实际上在这个轰轰烈烈的改革游戏中，受到了绝对剥夺。与改革之前相比，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在医疗、教育等方面所遭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他们货币财富的增加。

现在看起来，1989年六月四号晚上的枪声就宛如一声发号令，在中国催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机会主义竞赛。这是一场由最高领导人发动，官僚集团主导并亲自参与，广大人民被迫加入的机会主义比赛。在这场比赛中，什么社会公正、什么道德原则，统统都成了百无一用的书生之见。但俗话说得好，“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老猎手”，人民再狡猾，也狡猾不过手握权力，率先偷跑的官僚集团，也狡猾不过反应机敏、道德衰败的精英分子。在当代中国，除了毛泽东之外，惟一能够用个人权威约束官僚阶层的领导人恐怕就剩下邓小平了。然而，邓小平既然要依靠官僚系统来推动改革，那么他对官僚阶层的惩戒就只能点到为止。所以我们看到，在邓小平之后，中国政治领袖对官僚集团的“抢蛋糕”行为几乎完全无计可施。而官僚精英联盟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更使这种“抢蛋糕”行为变得相当专业和隐蔽。这种的职业化行为表现的相当无奈。以此观察，这场比赛的结果在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只不过，被动卷入的大众并不知道这个长期契约的后果竟然是如此惨烈，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中的很多人竟然会输得一丝不挂。人民是无辜的，因为无论在权利还是在信息方面，他们都与官僚集团、精英集团存在着天壤之别的不对称。

若干年之前，一位已经做了大学教授的同学，在饭桌上愤愤然捋起袖子，做出一副大梦初醒的样子说：既然大家都在抢，自己也无法改变“抢”的规则，我们也埋头抢吧。我的回答是：“你抢得过人家吗？”。回想起来，这真是一语成谶。精英分子尚且如此迟钝，又何况对改革懵懂无知的平头百姓？虽然到目前为止，这场起于1989年枪声中的漫长赛事仍未完全终局，但结果似乎已众所周知。于是，清算比赛，推倒重来的呼声渐次响起。如果说在这场比赛的开始，中国十数年来不断涌现的致富奇迹对人民仍然示范着某种“你也能够”的榜样，因而起着某种正向的激励作用的话，那么在比赛接近终点，结果即将揭晓的时候，这些财富神话所示范着的更多则是如何盗窃，如何抢夺的另外一种真相。让出局者看到这种真相是相当残酷的，但你显然很难阻止他们追问：我们究竟是怎么输掉这场比赛的？如果说，前面27年中国的政治体制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推动经济增长（做大蛋糕）的话，那么从此之后，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受到的压力主要是如何更加公平的分配蛋糕，甚至是拿回被偷走的蛋糕。而后者显然要比前者困难得多。支配中国统治机器运转的政治逻辑正是在这里悄悄发生了变化。这意味着，熟练运用了多年的统治秘笈将遇到新问题。旧游戏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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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亮

三、“核心”可以走多远？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总结“六四”事件的经验时说：“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邓小平这段话固然有自我安慰之嫌，但基本上道出了实情。“六四”之前，作为中国主体阶层的工人、农民在改革中基本上没有受损，并没有成为“六四”运动的主力，至多，他们只是以道义声援的方式加入了这次运动。因而，“六四”运动虽然血流遍地，异常惨烈，仍然只是一场在中国精英分子之间展开的搏杀。这种搏杀，同样以剧烈的方式反映在中国**的最高领导层。赵紫阳以及胡耀邦的残部与党内老官僚之间的这场恶斗，险些弄翻了**这艘大船。这让素来以开“钢铁公司”（毛泽东形容邓意志刚强的评语）著称、见过无数大阵仗的邓小平也难免心惊肉跳。惊魂未定之际，说出一句“如果中央自己出了问题，那就难说了”，其中半是侥幸，半是恐惧。

出于这种高层分裂的担忧，邓小平彻底抛弃了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改革幻想，开始重新强化**的传统决策模式。这个政治决策模式就是邓从毛泽东手上继承下来，并最终为邓小平所正名的所谓“核心模式”。邓小平时这样论述“核心”的：“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师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作为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时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的三代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同意的**同志”这段话其实就是“江（泽民）核心”的由来。

所谓核心其实就是最终决策者。在中共最高的决策过程中，核心起着弥合分歧、平衡利益，最后仲裁的作用。按照**的正式说法，核心就是有“最后决定之权”的人。在邓小平那里，核心的巨大作用尤其体现在危机来临之际，没有核心，中共就可能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出现两种声音甚至多种声音。这样一个核心与其说是在一个最高层新政策、新理论的发动者，到不说是一个随时可以超越集体决策的最高集权者、独裁者更为合适。这是中国**决策不至于瘫痪的最后保险。在邓小平的想象中，如果没有他自己这个核心，**在“六四”期间就可能遭遇灭顶之灾。最深的创痛往往容易铸成最牢固的个人经验，完全可以推论，邓小平对“核心模式”的信赖，主要是植根于“六四”这个创深痛剧的个人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邓曾经在最高层尝试过某种分权制衡的制度，在胡耀邦、赵紫阳时期，军委主席与党的总书记长期分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但“六四”的经历使邓小平彻底回心转意。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邓才在离开政坛之前，极力扶持了一个江核心，即便是在1989年到1992年**明显背离他的改革开放方向的时候，邓也没有换掉这个核心。相反，一旦江开始回归到他的既定路线，邓就全力维护和巩固这个核心。他甚至不惜让一贯拥护自己的“杨家将”下场休息，以免继续威胁江核心。不仅如此，有广泛的传说称，邓小平甚至隔代指定江之后的核心，**。作为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者，邓对核心模式的坚持和期许，应该是出自他对中国形势的具体判断。邓或许相信，这个明显具有独裁色彩的政治决策模式，起码还可以在中国适用两代人。然而，“核心模式”得以顺利运转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能够胜任“核心”的潜在领袖人物存在，否则，“核心模式”就可能卡壳。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无疑是具有这一资格的。毛将一个被人追赶四处流窜的反叛集团变成一个牢固控制中国社会的执政党，不仅是**的救星，也具有民族英雄的光环。毛不仅是**的核心，也是全民的核心。所以，在毛泽东时代，我们经常听到的不是毛核心，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一个“首”字直白的显示了毛超然于他人，甚至超然于**的克理斯玛地位。在毛时代，重大决策往往是毛的书房里而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将毛比附为“核心”多少有些误读历史的味道。事实上，更加符合邓小平核心模式定义的人物是邓自己。邓在中共党内的深厚资历及其改革开放所赢得空前成功，都为邓担当和巩固他的核心地位奠定了雄厚的权威基础。不过，与毛核心相比，邓核心显然已经具有了更多的协调和协商的色彩。起码，邓小平的最高仲裁的核心地位是通过政治局的正式决议被赋予的（赵紫阳在“六四”期间披露了这个秘密）。这其中，已经多少体现了政治局的某种集体意志。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决策模式，邓小平时代的核心模式仍然一种依赖于邓的个人威望、德行和能力。换句话说，没有邓小平这样的人物，核心模式就随时可能停摆。

实际上，在**时代，核心模式就运转得非常吃力。从1989年**担任**总书记开始，一直到1994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为止，邓小平对江核心进行了长达5年的扶持。如果不是这种扶持，**个人哪怕再努力、再勤奋、再广结善缘，恐怕都无济于事。**从一个普遍不被人看好的“弱核心”最终脱颖而出，让所有人都跌破眼镜，除了邓的鼎力扶持之外，元老们的自然凋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经过**多年的深耕，**的同代竞争对手之间再也没有人拥有与江一搏的权力基础。这是江能够保持核心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江核心已经不是邓核心，更不是毛核心，这个核心是一个经不起折腾的核心，更不要说出现类似“文革“和”六四“这样的折腾。幸好，借助邓小平市场化惯性的荫庇，江时代的经济发展相当平稳。经济增长之强弥补了江核心之弱。经济增长所提供的合法性屏障，是“核心模式”在江时代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显然不能说明核心模式是一个多么有效的治理模式，而不过是一种阴差阳错的历史巧合。事实上，承平时代的时势是很难创造出英雄式的魅力型领袖的，世俗化了的中国也再不会有个人崇拜的位置。“核心模式”所要求的超凡权威已经失去了基础的文化土壤。在晚期，**也试图确立某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但很明显，他遇到了强大的抵制，以不到80岁的年纪退出政坛——这个年纪大大低于他的前任邓小平。不管**退出政坛有多少自愿的成分，但时代变迁，形格势禁肯定是最重要的原因。换言之，**时代的中国形势已经不再允许出现超越规则，君临一切的领袖了。江只能按照某种新形成的某种“法理”（呈文或者不成文的）来统治，他可以在“法理”的空白之处寻找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但是决不可能明显的践踏、逾越这种法理。

在1990年代中期，海外中国问题研究者中“后邓时代”以及“邓后时代”的说法颇为热闹，但到了**即将退休的时候，人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所谓“后江时代”这种提法，这种差异中所隐含的假设是：没有人认为**在退休之后还会对他的继任者发生重要的影响。人们的这种直觉并没有错，**从最后一个位置退下之后，便迅速地从中国的公共舆论中消失。其影响力消退得甚至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得多。基本上可以判断，**在2003年正式退休，实际上是按照某种没有公开披露的内部惯例进行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核心实际上是受到某种内部法理约束的法理型领袖。正是依靠这种法理，中共在**之后推出了一个更弱的“核心”，**。虽然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被储为核心，但在他作为“王储”的大部分时间中，**似乎并没有机会大力培植其权力基础。一个明显的迹象是，在**在正式成为核心之后才开始大力提拔团派干部。资料显示，**在在成为总书记并接任军委主席之后，提拔了大批共青团干部，以充实其权力基础。外界将其简称为团派。帮派，即围绕某个山头形成的非正式利益共同体，它以对帮派尤其是帮主的个人忠诚、人身依附为前提，换取派系和帮主的保护，共享派系利益。帮派虽然一直在**内普遍存在，但由于其凌驾于公共利益之上，并将公共利益私相授受的特征，在正式文化中仍然是相当犯禁忌的。邓小平在1989年向**交班的时候就特意叮嘱，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他总结说，“我不是完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的确，毛泽东可以不搞小圈子，邓小平也可以不搞小圈子，那是因为他们有超越所有派系之上发挥影响的威望和能力，但**如果不搞小圈子，不使用自己人，恐怕就很难贯彻其政治意志。所以，不仅**要搞小圈子，**也必然要搞小圈子，不如此，他们就很难形成主流政策的人事基础。有趣的是，**大批提拔共青团干部的举动似乎并没有引出多少物议。这与**大举提拔“上海帮“时所导致的普遍非议形成了鲜明对比。看来，经过**时代，中国**人已经非正式的授予了党内“核心”提拔自己人的某种特权。由于中共核心几乎形成了某种默认的任期制度，这种特权就非常接近西方民选总统或总理上任之后的组阁权。区别仅仅在于，组阁的人不是民选的，而是按照某种大家共同默认的惯例形成的。这种利用组阁权力所形成的人事班底显然与毛泽东、邓小平时代因为向最高决策者邀宠而相互缠斗的利益集团有很大区别。有人解释说，**擢拔团系之所以没有受到非议，主要是因为团系人马比较清廉，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如果说团派现在仍然没有传出更多的腐败丑闻，那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机会，一直没有可供他们腐败的位置。所以，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已经默认了核心模式，也同时默认了核心的“类组阁权”。“五湖四海”（即提拔人要不分派系）的正统文化已经被**击溃。

杰亮

容易猜想，**对核心组阁权的默认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时代政治成功的某种鼓舞。在1989年之后已经成为唯经济论信徒的**人看来，经济发展的成功就是政治成功的标准。这种简单的直觉式推论虽然颟顸，但却给**的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不再需要磁场般的个人魅力，仅仅依靠中共赋予核心组阁权的惯例（党内的政治文化）就可以继续维持核心模式的运转。**必须用几乎兵变的方式打掉杨家将、扳倒陈希同，方能够真正坐稳核心位置，但**仅仅是借SARS之机象征性地免掉张文康、孟学农就顺势继承大位。其权力继承过程，不仅比当初**要顺利得多，也比人们猜测的要顺利得多。而谜底，就是政治惯例赋予**的力量。邓小平是将“核心”禅让给了**，但**将“核心”传给**则更多是出于惯例的压力。越来越弱的核心，越来越强大的政治文化惯性，这就是今天中国最高层的政治时势。

与**时代相比，**时代的所谓政治时势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派系斗争的削弱。大多数中国政治观察家出于一种方法上的惯性，总是紧盯中共派系斗争，以观察中国的政治动向。但这个方法在**时代就已经不太管用，在**时代就更加不管用了。“六四”之后，**高层的危机感相当强烈，生怕那一天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丢了**，被一锅端去。意识到了这一点，**内部的派系纷争变得相当克制，不至于像以前一样搞得你死我活。因为派系斗争一旦用力过猛，把大船整个弄个底朝天，那就对谁都没有好处。“六四”之后的**人精明而市侩，对这种大局当然心知肚明。所以派系斗争都是点到为止，不至于演变成同归于尽的全面决斗。像**撂倒陈希同那样的残酷斗争，不仅屈指可数，实在也是**于公于私都不得不为之举。所谓“危机可以导致内部凝聚”的社会学原理，“六四”之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相当典型的实证。“六四”之后，外部观察家越是盯着中共的派系斗争动向，中共内部的派系斗争似乎就越是沉得住气，以至于今天几乎踪迹杳然，其原因正在于此。另外，正如我们上面多所强调的那样，“六四之后”**已经不是一个革命党，而是一个世俗化的利益集团，所以“派系斗争”尽管总是余音绕梁，阴魂不散，但既然已不是冰火不容的观念、意气之争，而是现实的利益博弈，其所谓派系斗争也就变成了“你多得一点我少得一点或者你少得一点我多得一点”的理性游戏，而不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残酷斗争。中共这种世俗化大大降低了以往派系斗争的那种烈度。中共于血雨腥风之中成立以来，于今已有将近90年历史，其中60年为和平时代，那种在战争岁月之中所形成的袍泽之情，生死之交，大多也由于漫长的和平时代而日渐消磨，而像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老山头，旧朋党，也终不敌日月流逝而逐渐枯萎凋零。掌门人既然不在，派系内部的团结自然要大打折扣，派系的界限当然也就不再泾渭分明。事实上，在**时代，这个特点即已凸现。最为重要的是，从**时代开始，中共党内对任期制度已经有某种预期，你**再有能耐也不过是两任十年，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跟得太紧，那一天换了“核心”，可能就要吃不了兜着走。换成更加学术一点的说法就是，由于中共内部制度化程度的提高，帮主以及帮派能够给予派系成员职位、保护以交换他们忠诚的能力在逐渐减弱，派系形成的激励也就大大减弱了。于是乎，还是别跟得太紧为妙。形势比人强，这种形势自然大大削弱了派系的凝聚力，模糊了派系的边界线。**被自己搞出来的内部惯例逼退之后（“常委七十岁不得连任，必须退休”的这种规则本来是用来逼退了乔石、李瑞环等竞争对手的），中共内部对高层任期制度的预期更加明显。短短十年，要想升官发财，还是紧跟“胡核心”这个主流的好。胡甫一上台，被外界指为“上海帮”的江核心人马纷纷带枪投靠，个中秘密也正在于此。毛、邓之后，中共再无那种可以“不行就上山打游击（毛泽东语）”，“没位子可以抢位子甚至制造位子”的枭雄和狠角，剩下的大多是那种靠位子吃饭的“识时务者”。这些人一旦失去了位子，影响力就丧失殆尽，就像鱼儿离开了水一样。在一个意识形态遁隐的时代，位子是第一要紧之事，于是随风使舵，保住位子（对于他们来说，位子可以换来财富，财富比位子靠得住，美元比人民币靠得住）就是政治的潮流所向，大势所趋。那里还有什么死心塌地，坚贞不二的心腹、死党。这样的逐利之徒所构成的派系当然是乌合之众，稍有变局，自然就风流云散，消融于无形。派系的松散与流动，不特党政如此，中国军队也如此。

1990年代之后，中国军队的职业化、官僚化、技术化趋势日趋明显（这乃是时代之大趋势所迫），军事首领们的调动频繁（所谓“将不专兵”），同乡旧谊所形成的小团体固然不绝于缕，但坐镇一方号令三军的军阀势力就完全失去了历史土壤。**下车伊始，就挥刀裁掉20万军队，在外界看来，这种大胆之举，有自找麻烦的嫌疑，但中国军队中却几乎不见任何反弹和骚动。这并非证明**很强大，而只能证明中国军队内部已很少有战斗力坚强的派系堡垒。在1949年之后的中共历史上，枪杆子和党的分离，只是在邓小平最后一次复出之后短暂出现过，邓小平曾经将党权先后给予过胡耀邦和赵紫阳（当初也的确有分权制衡的考虑在内），自己紧握枪杆子，但是“六四”之后，邓小平立即察觉了其中的凶险，于是在**时代有重新恢复了国家主席、**总书记、军委主席三职合一的现象。邓小平时代的“枪监督党”又重新回到了“党、枪合一”并集中于核心一人手中的局面。大致可以预测，在**时代，中共传统上的派系将更加萎靡，派系的内部团结和凝聚程度将更为松散，派系斗争的烈度也会大大降低。这就是说，基本上很难再有其他内部派系能够挑战和威胁**的权力。当然，如果**在任上遇到重大的政治和经济挫折，那就要另当别论了。新的派系往往是被危机形势催化而成的。

1990年代之后，一个老式的政治话题不断被人提起，那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之所以在毛泽东建立了最强大的中央集权之后又重新出现，主要是因为1980年代之后的放权改革模式所致。这个分权模式所引发的中央与地方在财政上的紧张关系，在1992年到1994年之间达到最高潮。当时这种在新时期出现的旧事务，让很多政治观察家印象深刻，因此也被他们作为一种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新视域而沿用至今。1990年代初期的中央与地方矛盾的确相当紧张，经济势力迅速膨胀的沿海省份如广东、山东者拥“财”自重的地方诸侯，也的确有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形迹，但这种紧张关系很快就被心急如焚但却眼明手快的**、朱鎔基所化解。朱鎔基用几近一对一的谈判方式搞掂的分税制，虽然阻力甚大，但却总算暂时平衡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分税制不仅粗糙，而且有诸多负面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制度。除此之外，将强势地方的领导人以一种不成文的党内惯例纳入政治局的决策过程，也大大减少了地方领导人与中央的冲突。让姜春云、谢非等领导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官升一级，虽然有调虎离山的权谋考虑，但也的确在实质上增加了地方利益的表达渠道。也因此，将强势省份领导人纳入政治局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惯例沿用至今，且有人员不断扩大的趋势。这个过程大大增加地方与中央关系的和谐程度。其实，即便没有上述措施，地方政府的所谓独立也只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联想，在军队完全受中央节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拥兵一方，挑战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中央政府无饷可发，军队的整体性被瓦解。而考诸**时代，除了上述几点之外，省委书记一级的封将大吏几乎完全为外省人担任，像1990年代谢非、姜春运那种土生土长的，长期坐镇原籍的地方诸侯在中国已经绝迹，加之换岗频仍，就更加除去了地方实力逐渐座大的可能。这种换岗显然是承继了中国古代的“回避”制度（汉制中既有本君人不得为君守的规定）的精髓。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地方利益（它经常与地方保护主义联系在一起）在道德上天生就是弱势的一方，甚至是邪恶的代名词。不管这种文化是好是坏，但时势如此，由不得你地方派系揭竿而起，对抗中央。以上诸种制度、文化上的因素，几乎决定了，**的“核心”权力很难遭到所谓地方实力派的挑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通过军队、警察、财政、任免等手段就可以搞定一切。2004年，胡温在中国大搞宏观调控，其力度、手段与朱（鎔基）老板1993年的宏观调控并无二致。但在地方上所激起的反对声浪却比上一次小得多，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势力和抗拒中央政府的决心已经大不如前。形势如此，地方领导就只有唯唯诺诺的份了，再也容不得他们冒充诸侯，打肿脸充胖子了。如果读者更加仔细一点就应该发现，以前在中国不时响起的“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决支持中央权威”这一类宣示，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已经消失多年了。这实际上是在暗示，地方作为一种挑战中央的实力派系，可能已经暂时退出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

杰亮

孟子说，有智不如趁势。就高层政治态势而言，第四代核心**可谓趁势之便，有时之助。要雨得雨，要风得风。**不是克理斯玛，但却是一位运势极佳的福将。不过，以未来的眼光观察，**在任期内也将面临一些非常棘手的任务。其中最有可能造成高层政治震撼的，就是权力继承问题。
**虽然有组阁权，但却没有继任者也就是下一届核心的指定权。**是邓小平指定的，**也是邓小平指定的。但江与胡的区别在于，后者必须在自己的任期内，对下一届中共领导人的产生负责。这个从1911年帝制废除之后在中国一直悬而未决的政治难题，将历史性的落在**的身上。如无意外，**的任期将在2012年结束，在这之前，也就是最迟2011年，**必须为自己找到继承人，有点巧合的是，这个年份正好是辛亥革命100年。这不仅是对**的大考，也是对中国百年发展的大考。

前面说过，**在1992年刚刚50岁的时候就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但纵观十六大之后的中国政治局常委中，却找不到一位50岁的“年轻人”，这意味着，起码到现在，还没有一位被政治局集体认可的王储（下一届核心）出现。这个关键的空缺说明，**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如此，**就更不用说了，**好歹是个核心，而**却仅仅是个总书记。这从中共正式的说法中可以找到依据。在**时代，中共的正式说法是，“以**为核心的党中央”，而到了**时代正式说法却变成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一词之差，决非偶然。这意味着，**这个核心，比**这个核心无论在法定权力还是权威能力方面都要稍逊一筹。邓小平可以一口气指定两个核心，**和**纵然有心，也无力就做到这点了。威权加速递减，乃是现代社会不移之趋势，又岂是个人之力所能逆转？在这个意义上，核心模式是为邓小平所量身定作的。同一个核心模式，邓可以玩得游刃有余，**就只能勉强维持，而到了**，恐怕就要改改规矩，换换口味了。对于弱主而言，最好的办法还是寻求制度的保护。中共十七大届满之时，按照年龄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全部都将与**一起退休。既然**没有被赋予指定下一届核心的权力，那么**的继承者就必然按照新的规则产生。依目前中共党内强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弱的趋势，这个新的规则一定是带有某种民主性质的选举或者协商方式。说穿了，所谓民主一定是在势均力敌的竞争中产生的。党内民主一开，社会上的民主就有可能风起云涌了。如何在党内民主开始的时候，保持秩序将是**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所谓弱主，就是打破惯例、创设新制的能力较弱，但诡谲的是，**这个弱主必须在其任期之内完成这个新制度的创设。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对此做好了准备。虽然有不少人观察到，**上台之初，也大谈了几天宪法、党内民主（比如政治局向中共中央委员会述职之类）。但诚如我们所私下推测的那样，**的这个民主试验很快就偃旗息鼓、没有下文了。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上台之初也大谈过一阵“民主集中制”的同样情形。不管**是真心推动党内民主，还是为了在党内党外赢得民意而做秀，党内民主都将是一条陷阱密布的道路。

2006年2月，一向以敢言著称的中国“冰点”周刊被停刊之后，主编李大同循党内民主程序正式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申诉，控告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相关负责人，并指控他们违反宪法及党章。这个“反常甚至是荒唐”的举动（之所以称其为反常，乃是人们从来就没有将党内民主程序当真过，所以很少有人像李大同那样真的提出申诉）对**贯彻党内民主的真诚程度构成了考验。站在**的角度，如果真的批准李大同按照党内民主程序走，那么先例一开，党内的申诉可能就会像雪片一样飞来，并进而裂解**的团结；如果不批准就会立即暴露出**党内民主的虚伪性，结果不出所料，**采取了让《冰点》复刊但主编撤职的折中办法，以个人批示的方式，迅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免引出更大的连锁反应。**的这种暧昧态度，其实反应了他在党内民主上的巨大两难。党内民主好说不好做，一不留神，就会成为**一笔重要的负资产。从现在的迹象看，**已经视此为畏途。

然而，中国自接受民主理念以来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民主不仅成为精英分子的文化潜意识，也成为大众的一种文化潜意识，这把瘾是一定要过的。当普罗大众都觉得民主是一种价值、一种善的时候（**虽然不敢搞民主，但却从来没有否定过民主价值）民主就变成了所谓历史潮流，历史的大趋势。如果你不让人们过这一把民主的瘾，那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了。经济发展可以延缓民主化，但决不可能替代民主化，因为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玩过股票的人都知道，逆势操作有多么费劲。不管这个“势”是不是理性，也不管操作者有多么杰出，逆势操作都会头破血流。民主之“势”，在中国一蓄百年，其发必猛。所以，不管民主有多么大的风险，**都应该顺势而为，并将这个“势”引导到可以控制的范围内。而不是贻误时机，让其他潜在的权力竞争者借势。与顺势而为的风险相比，逆市操作的风险可能要大得多。就此而论，**时代可能正是中国最高权力接近某种带有民主特征的规则性更替的关键过渡阶段。如果不出现出人意表的外力（比如经济崩溃、民族战争、金融危机等等）打击，**的核心权力将很难受到有效挑战，作为中国政治最高枢纽的中共政治局也将在“保证不翻船”的底线上保持团结。邓小平如果能够有幸活到今天，他就暂时不必为“中央自己出问题”而担忧了。因为，**的挑战已经不是来自政治局，而是来自于中南海之外。

四、软抵抗：官僚的狂欢

对于当代中国的政治，我们可以将其抽象为三种力量的博弈。即领袖层、官僚集团以及民众之间的博弈。我们所说的领袖层，就是集中了中国最高权力的中共政治局和那些位置已经接近政治局的具有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的政治官员。以这种标准计，中国领袖层人数充其量不超过百十人。所谓官僚集团指的是那些通过合法权力执行领袖层决策的党、政、军、企中握有实际权力的官员所构成的集团。这是一批世俗欲望（尤其是财富欲望）远远大于政治理想的俗人。更加宽泛一点定义，我们可以将那些1990年代之后逐渐被赎买的知识及企业精英所构成的准官僚阶层纳入其中——这些人和官僚精英一起奠定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精英政治的社会基础。我们所说的民众，则是指被权力支配的那一部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