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以中国目前在短、中期极其虚弱的偿债能力，显然是经不起金融坏帐的进一步打击的。而已经发生的金融坏帐实际上盗窃了中国人养老金、医疗保险，并在不知不觉中将他们的未来置于一种巨大的危险之中。与能够立即造成切肤之痛的通货膨胀相比，金融坏帐不痛不痒，却悄悄偷走了我们的未来，这可能才是金融坏帐的真正的凶险之处。坏帐并没有消失，只不过，行政当局利用国家信用工具将它藏在了未来的某一处，随时可能向我们发动致命的伏击。由少数特定利益集团滥用、挥霍、盗窃全民财富所造成的坏帐，却被行政当局慷慨地转化为全民负债，在这里，政府轻率地成为了这种野蛮剥夺的担保者。

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人民不知情，是因为人相信、信任政府，在人民出于无知、无奈或者发自内心的信任而给予政府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所谓集权国家的效率）的时候，政府尤其应该慎独、谨慎和负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已经无法撤销地抵押出了自己的信用。如果政府不能以现代社会最基本的文明标准兑现它的改革承诺——不管这种承诺是隐性的，还是显性的，严重的管制危机就将尾随而至。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债务关系不像普通的债务关系，有一定的特殊性。在这种关系中，政府既是契约的监督者也是契约的参与者，政府完全可以凭借其压倒性的地位赖掉这笔债务，或者干脆否认契约（或者隐性契约）的存在。

因为，没有其他更强大的力量足以强制政府履行契约。其前提是，政府能够经受住本身信用的耗损甚至瓦解，并在这个基础上维持基本的管制能力。当然，政府的信用越是减少，其管制的有效性就越是低下。这种难堪的情况，已经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演。在这个地方，政府的信用几乎下降到了冰点。以至于投资者对政府包括最高领导人的任何信心喊话或者政策诱饵都变得无动于衷。对此，我们在本章开头讲述的那个悲惨故事的主人翁——下岗工人张小林，有着最铭心刻骨的感受，他在遗书中写道：政府靠不住！这当然不止是信用的破产，而且是政府管制效率下降的一个明显征兆。除了利用未来的财政收入，也即政府的财政信用来隐藏坏帐之外，政府隐匿坏帐的另外一个手段就是利用它的货币信用。主权国家有自主发行货币的权力，这为政府的货币游戏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所以，在需要的时候，通过直接增发货币来隐匿、转移坏帐就成为行政当局一件非常顺手的办法。在中央银行完全缺乏独立性的中国，这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回顾一下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各种金融救助手段（注入央行向破产金融机构提供再贷款），其中相当部分都属于这种货币游戏。不过，央行虽然有凭空造钱的本领，但并不是没有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增加潜在或现实的通货膨胀压力，进而降低一国货币的信用。说到底，这是个有点蒙人，有点欺负老百姓智力的游戏。我们曾经多次引用的一个数据可以让我们大致窥测到中国货币体系中潜藏的通胀压力到底有多大。到2004年6月末，衡量金融风险的常用指标M2/GDP，在中国已经达到200％，这是中国创造的又一个反常的世界第一，接近美国同一指标的三倍。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仍然到处都充斥着“流动资金”短缺的喊声。可见，中国的货币增长速度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显著的下降。根据这种趋势，中国的央行官员戴根有曾经预测：如果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按每年15％的速度增长（这是1998年到2002年的平均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速度按8％增长，那么10年后，中国M2/GDP为400%。对此，戴先生以官方尺度所能允许的最严重语气警告：这个比例在世界金融历史上都是从未见到过的！

这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货币体系中存在着奔腾性的通胀动力。中国的货币信用已经遭到严重侵蚀，人民币可能面临剧烈的对内贬值压力。从传统上说，通货膨胀（通过侵蚀银行负债方，也就是存款人的利益）历来就是行政当局解决金融坏帐的最后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当然，它也是最残酷的办法。对于这种可能性，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早年（那时他还在担任中国建设银行的行长）曾经以忧郁的口吻谈到过。不过，他将这种办法列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做的”在“政治上十分危险”的办法。如果我们将这几年急速上涨的房地产价格计入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那么，人民币对内贬值的情况可能已经相当严重。这是不是意味着周小川所说的“万不得已”的办法已经在悄悄起步呢？我们不得而知。唯一可以明确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信用会进一步流失。

无论是财政信用也好，还是货币信用也罢，政府转移金融坏帐的办法都是透支本身的信用为代价的。在中国这样的非法治国家，政府的管制不是通过宪法契约及法律来实施的，而是通过它在国民中的信用来实施的，或者说，政府是通过允诺某种合意的未来而与国民达成的一种隐性契约来管制的。所以，当这个“未来”还没有被充分“呈现”出来，或者政府的信用还没有被透支完毕之前，政府依然能够实施有效的管制。政府可以通过“信用”工具左腾右挪，将风险转移到未来或转嫁、分散给国民。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金融现状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仍然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不过，一旦信用被透支完毕，或者“未来”低于人们可以忍受的最低限度，那么，被背叛的愤怒就会直接转化为政府的管制危机。在中国，金融危机、财政危机与政府管制危机之间，没有任何防火墙。相反，只要任何一处有裂口被打开，他们之间就可能相互激荡，形成骤然放大的正反馈效应，力量足以撕裂任何现存的秩序。这当然是金融危机，但也是一个刚性的全能体制被彻底耗尽之后的全面崩解。需要进一步指明的是，当中央政府垄断了全部信用资源，掌握了最终和最大的行政裁量权力，因而也就对政府与国民之间的契约担负最终的履约责任的时候，所有的风险都高度汇聚于中央政府，换言之，中央政府将是这种危机当中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也将是最脆弱的一环。从信用的角度看，全能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所有的债务及最终的担保责任都集于中央政府一身。

有趣的是，在中国对内债务高悬，信用流失严重的时候，中国的对外信用却保持了相当良好的纪录。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国际在给予中国“正面”评级的时候，它的一位评级专家多少有些困讶异地表示：中国目前的主权信用评级对于一个人均产值仅为一千美元左右的国家而言是相当高的。他解释说，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外债水平不高。的确，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相比，中国2286多亿美元（2004年）的外债规模似乎不值得一提，长期的贸易顺差纪录看上去也很让人放心。但要看到的是，中国对外赢得高信用评级多少是以对内信用的下降为代价的。这里面存在某种不易察觉的替代关系。高额的外汇储备虽然赢取了强大的对外形象，但却大大增加了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发行（从外部输入通胀）；类似馈赠的外资优惠政策虽然赢得了节节增加的FDI（外国直接投资），但却廉价输出了土地、劳力、税收。

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从国际社会极力争取到的那种并不牢靠的恭维和主权信用，是以损害本国人民的福利为代价的。在今天的世界上，这种“攘内安外”的能力恐怕只有中国的政治体制才具备。当然，它符合中国在外部世界一贯推行的“形象战略”——维持并推销一个强大的外部形象，并同时借外国人之口将这种形象“出口转内销”以增加合法性资源。近些年来，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推波助澜之下，人民币升值的观点在中国获得了有力的传播和广泛的喝彩，这对亢奋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对内债台高筑、信用严重流失的现状，我们可能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从长期看，人民币有巨大的贬值空间，不管在短期内我们可以用优惠政策吸引多少投机资金的追捧。对内的信用不存，对外的信用是不可能保持长期坚挺的。对内信用是脆弱的，对外信用也注定是脆弱的，无论中国在“面子工程”上有多么悠久的传统，是多么优秀的行家里手，恐怕都无法改变这个基本的常识。在我们已经观察过到金融危机中，危机的原因从来就是来自内部，而不是相反。

金融信用，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存续和经济增长的必备的基础设施，在中国转轨时期，它是由政府垄断并由政府注入市场体系的，这既保证了政府主导型的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信用严重的透支和滥用。如果将金融信用看作一种公共产品的话，那么，我们显然已经在中国看到了一场典型的公共产品的灾难。在未来，这种灾难完全可能转换为政府治理的灾难，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最险恶的敌人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与大多数专家们一起保持同样的乐观。我们不知道中国的金融危机会在何时发生，我们甚至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场标准意义上的金融危机，我们可以确认的仅仅是：金融已经为一次“大爆炸”式的体制断裂准备了充足的弹药。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3 13:38 编辑 ]

杰亮

金融信用，作为一个经济体系存续和经济增长的必备的基础设施，在中国转轨时期，它是由政府垄断并由政府注入市场体系的，这既保证了政府主导型的快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造成了信用严重的透支和滥用。如果将金融信用看作一种公共产品的话，那么，我们显然已经在中国看到了一场典型的公共产品的灾难。在未来，这种灾难完全可能转换为政府治理的灾难，并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最险恶的敌人之一。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与大多数专家们一起保持同样的乐观。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金融危机会在何时发生，我们甚至不知道会

五、困局与赌注

在经过多年令人绝望的尝试之后，引进战略投资者并实现海外上市，似乎已经成为中国银行改革剩下的最后选择。于是，在2004年启动新一轮大规模注资之后，中国国有银行开始争先恐后（甚至是相互践踏式）地抢搭海外上市的班车。其趋之若骛的狂热劲头，让人似曾相识，仿佛在上演另外一场“改革大跃进”。除了多次挫败所积淀而成的改革恐惧之外，中国金融当局之所以将海外上市当作中国金融的最后救赎之道，理由无非如下几端。

一是所谓“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金融技术和产品。”这个理由其实相当苍白。一位在上海银行任职的业内人士就透露，在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的时候，曾经签订过一系列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最后，汇丰的所谓技术援助不过是银行业务的一些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而那些核心管理技术却从未“援助”过该行。这种结局其实完全可以预料。在中国最新一轮的开放历史中，引进先进管理与技术，一直就是中国开放政策最核心的理由之一。但在经过了将近30年的开放之后，中国企业除了被更加紧密地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之外，似乎并没有学到多少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即使学到了，这些管理和技术似乎也没有给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带来多少提升。

当然，老外不愿以“教”只是一个原因，更加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的体制不鼓励“学”，对此，一位在华投资的日本企业家以不屑的口吻说：中国人连偷技术的热情都没有。实际上，对中国金融业来说，先进的管理、技术和产品并非那么神秘，也远非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几个咨询公司三拳两腿就可以将建行和交行打扮成“时髦女郎”的事实说明，先进管理和技术离中国国有银行实际并不遥远，显然，中国国有银行的关键隐患并不在缺乏管理和技术，而是在别的地方。

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支持中国现行金融改革战略的另外一个重要理由。公司治理，是最近几年中国的热门词汇。颇有一点“一治理就灵”的意思。但诚如公司治理的国际先驱卡德伯里先生所言，公司治理之难并不在于建立那些诸如委员会之类的有形结构，而在于建构一种使这些有形结构得以真正有效的文化基础。换句话说，让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作为一种场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实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谓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投影和复制。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所谓治理结构，就是公司中的宪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想复制西方的公司治理，恐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而其着力的方向也不在公司内部，而在公司外部的广大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场域。引入几个外部投资者，便企图在中国金融企业中一举开创良性的公司治理，可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学术幻觉。

支持中国国有银行现行改革路径的第三条理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可以带来新的信用文化。中国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许小年就是这种理论的支持者。在最近对中国国有银行引进海外投资者作出评论时，许先生断言：“……只要外资进入，就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改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必然打破现有的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用文化。”事实上，究竟是外资银行的信用文化改变中国银行的行为，还是中国的商业环境同化外资银行的行为，还远远是一个不确定的结论。在这一点上，许小年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一种推理，不如说是一种期望。跨国公司在中国不断卷入商业贿赂的事实暗示，许小年的这种期望可能是何等的脆弱。

无论是引进管理（技术），还是优化公司治理，抑或是更加深层的改造信用文化，都是站在银行内部来看待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但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的研究显示：在中国国有银行所有的不良资产中，由于银行内部原因所造成的不良资产仅占20％，而由于外部原因所造成比例占到了80％。这项研究证实了我们多年以来的一个判断：中国国有银行坏帐如山的主要原因来自外部，来自于那个决定了中国国有银行行为的外部“改革场”。换言之，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不过是中国改革问题的一部分，是“改革坏帐”以数字形式在中国国有银行中的体现。从本质上讲，中国国有银行的问题，实际上是各种权贵利益集团借改革之机盗窃国家信用的结果。企图凭银行一己之力，来解决这种仍然在不断积累的“改革坏帐”，显然是抓错了药方。而这种错谬，也恰好彰显了中国金融改革的窘迫和症结。

仔细辨析中国最新一轮的“引资改革“，我们可以轻易发现这样一个隐含的前设，那就是：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还是文化资源）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这个不幸的“发现”虽然让人羞愧，但可能非常接近于真实情况。而这，正是中国金融以及中国全部改革的最大困局所在。然而，一个无法自救的民族在危难时刻是很难指望观音菩萨突然现身的。期望外资作为散才童子解中国金融于倒悬，恐怕只能是一种神话。从某种角度看，当下的金融改革多少有点像如今在中国已经名声扫地的国企改革，只不过，老板换成了老外。

“以开放促改革、促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家们的惯用权谋（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合法性迅速流失之后，中国改革几乎患上了“开放依赖症”），中国最新一次的金融改革也完全承继了这种品格。但必须看到的是，在中国，对内开放速度远远滞后于对外开放速度的严重后果，已经在广大范围内尖锐的地呈现出来。在“开放”本身的合法性在中国都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还企图乞灵于这块生锈的招牌，其效果非常值得怀疑。事实是，最新一轮的银行改革现在正在招致越来越猛烈的批判。而看上去，这种多少有些民族主义色彩的狙击可能还仅仅是开始。个中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在单向开放（对外开放而对内不开放）27年之后，民族主义正在中国博得越来越大的同情，也因此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动力。

撇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仅就目前的引资改革而言，这种单向开放的思路的确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无所不在的网路资源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品牌和高端业务的廉价销售渠道。这种情形，在中国的其他行业中已经广泛出现。在这个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价值链中，中国银行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点面包屑式的代工费。在中国分配格局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种后果将是中国很难承受的。

同样，另外一种后果也同样可能发生。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看上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那时可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以跨国巨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比现有的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国的本土金融服务业已经被彻底缴械并将在长时间内被边缘化。垄断，是任何资本都孜孜以求的，在这里，任何侥幸的假设都没有存身之地。

从一幅不甚清晰的全球治理图景中，我们获悉，倘若跨国巨头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也就特别丰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坏帐转移地）。这就好像中国城市对中国农村的抽取一样。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版图中的凋敝乡村或“内地”，成为全球资金投机性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的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的合谋。

我们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一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概率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一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融管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一来是因为他们与国际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2006年，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大限一过，武装到牙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开革”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局。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3 13:46 编辑 ]

杰亮

第七章 悬崖边的增长

“亲爱的严肃投资者，相比未来几个月在中国将发掘出来的金山银山，1990年代末美国股市所产生的财富将显得微乎其微……我将让您在未来两到三年中十分富有。”这是美国记者安德鲁•卡彭特给他的投资俱乐部成员的一封信。安德鲁•卡彭特从未到过中国，但却在2003年秋天成立了一个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投资俱乐部。为了显示俱乐部的鲜明特色，卡彭特干脆将他的俱乐部直接命名为“中国俱乐部”。然而，令卡彭特失望的是，随后两年来的中国证券市场差点没有让他的投资者遭遇灭顶之灾，更不要说他们期望中的金山、银山了。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热”一直在西方政界和经济界蔓延，卡彭特的例子则说明，到新世纪的初期，“中国热”已经开始深入西方的民间社会。中国，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奇迹、一个迷，而是一个自由资本主义的新典范，一个全球最热门的淘金之地。但正如卡彭特的经历所寓示的那样，中国——这个冷战之后当之无愧的经济增长模范生，可能还有另外一付不为人知的面孔。

一、高增长背后的政治理性

迄今为止，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传奇已经持续了26年之久，人们似乎早已经习惯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在许多人那里，中国经济甚至已经成为高增长的代名词。如果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还有人对这个奇迹抱有某种西方式的疑惑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中国经济一如既往的持续高增长表现则在经验的层面上彻底粉碎了这种疑问。于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神话作为一种流行的信念，终于被牢固地确立起来。

现在，人们已经不再怀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潜力，而是更多的在议论：中国无与伦比的竞争力是如何向世界输出了通缩，是如何对其他经济体构成了威胁。在这里，中国经济显然已经被看成了一架具有神秘力量的永动机，将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书写自己独一无二的增长奇迹。然而，除去这些肤浅信念的屏蔽，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更像是一连串巨大的悖论，神秘而又让人忐忑不安。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在一个法制如此不完善、投资效率如此低下、技术水平如此落后、现代金融系统如此匮乏、贪污腐败如此盛行的国家中，高速经济增长怎么会持续得如此之长？在政治体制几乎没有任何改革的情况下，一个典型的前计划经济国家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最具经济活力的国家？在数量上争论中国经济增长（在GDP意义上）的真实性并没有多少意义，对我们来说更加紧迫的是要搞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取得的、它是可以持续的吗，它对中国的未来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神话被含蓄地解释为中国走上一条非常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不同与也远远优越于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选择，包含了某种独特的智慧。真的是这样吗？26年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

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增长不是在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是在中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非均衡背景下发生的，这就是那些建基于稳定制度环境之中的“经济学”很难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我们不能将中国的经济增长简化为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更不能将其简化为一个所谓的经济学问题，而必须在我们的理解中纳入那些在中国转型背景中起关键作用的非经济变量。（或者说政治和社会变量）否则，我们就可能迷失于那些过滤了事实的概念以及建立在这些概念上的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经济数据之中，而无法逼近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真实。许多所谓中国经济的悖论即由此而来。在那些貌似理性和科学的概念丛林中，我们将越来越远离中国改革的经验事实，将越来越远离中国经济的真问题。

在我看来，在中国长达26年的经济增长之中，有两个因素最为活跃，第一是官僚集团的集体行动，另外一个则是市场活动的不断扩展。这是驱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的两个轮子。是故，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可以被概括成“官僚＋市场”的简单模型。其基本解释是，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实质上包括两个基本内容：其一是政治官僚按照传统方式单独组织经济增长的过程；其二则是政治官僚默许、督导、参与、推动市场扩展的过程。虽然在26年改革的不同时期，政治官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但这并不会影响这种基本图式的有效性。我们先来看中国的官僚集团。

一俟官僚系统成为国家治理机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领袖和民众之外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考诸中外，这一点几成铁律，无需多言。由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将官僚集团看成一个在给定条件下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中国，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机制，官僚集团几乎成为国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对社会的影响至深至远。这一传统，并没有因为最近26年漫长的改革而稍有改变。这样，垄断了全部治理资源的中国官僚集团不仅作为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初始条件，也作为中国改革中最为能动的因素，自始至终对中国的改革路径及经济增长方式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

除了1989年的短暂时期之外，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系统一直就是整个改革过程中唯一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强势集团，其态度和行动一直在暗中规制着中国的改革进程。（事实上，这本身也是邓小平刻意选择的改革路径。在邓那里，中国官僚系统是在保持秩序的前提下，唯一能够依靠的改革工具。虽然邓也意识到这个工具不仅可能带来腐败，而且可能抵制他的改革<1989年到1992年年初这一时期中国官僚系统对邓改革的顽强抵制表明了这一点>，但与甩开官僚系统可能带来的失序相比，邓似乎宁愿选择前者。文化革命以及89年给他带来的心理恐惧和创伤强化了他的这种判断。显然，对邓来说，依靠官僚系统推进他的改革只是一种局部寻优，其中无奈只有他自己可以体会）所以，研究中国官僚集团（我们所说的官僚利益集团主要指由各级、各部门核心官僚以及国企官员构成的集团）的态度和行为，就成为我们研究中国改革进而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

杰亮

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的经济人理性中隐藏着三种主要的利害计算，或者说三种主要的行为动力。它们分别是：官僚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级的政治要求（经常体现为对GDP的要求）或者说政治利益的极大化；以及最大化扩张地方或部门的财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升官、发财、扩充地盘。由于受到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约束，这三种计算在改革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重要性排序，因而也显示了不同的动机水平。但有趣的是，它们却同时指向并驱动了同一种行为，那就是最大限度的追求经济总量的膨胀。

在我们的视野中，邓小平无疑是现代中国政治领袖中最激进的增长论者。这在他“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论述中表现得格外醒目。（很清楚，邓的所谓“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在邓的心目中，除了经济增长这个唯一的建构性价值之外，其他诸如政治改革、社会稳定之类的价值都只具有从属的工具性价值。事实上，邓在80年代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的时候，都是将其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手段来看待的。同样的道理，一旦发现政治改革可能损害经济增长，邓就果断抛弃了政治改革。这就是为什么在“6•4事件”后，邓绝口不提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原因。邓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激进态度为他的继承者提供了主要的精神遗产，也为这个目标最后走向极端埋下了伏笔。正如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那样，邓的继承者不仅全盘接受邓小平的“发展第一”的思路，而且还将邓的激进增长论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不惜代价和不择手段的“唯经济增长论”；发展的内涵也由邓时代的“发展＝经济增长”变成了更加简单的“经济增长＝GDP增长”。导致这种极端发展的主要历史原因，是“六四”之后**合法性的需要。“六四”事件中对**合法性造成的巨大伤害，让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只能将**合法性完全寄希望于即期的经济增长。其中潜在的逻辑联系是：经济增长维持一天，**的合法性就存在一天，经济增长越强劲，**合法性也就越充分。将**合法性与变幻无常的即期经济表现相互捆绑，而不是努力重建政体本身的合法性，当然是一项非常冒失的政治战略。

但在这种匪夷所思的冒失中，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路径依赖的困境。因为事实是，除此之外，当时的中国政治领袖集团已经别无选择。如果对于邓小平来说，经济增长还是最后一代共产主义领袖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对邓更加弱势的继承者来说，经济增长则完全变成了**延续的条件。不仅经济增长的内在意义已经与80年代大相径庭，其中隐含的强制性要求也彰显无遗。于是，在1992年之后，经济增长作为中国政治领袖对民众的一种政治承诺，在获得了至高无上的优先性同时，也转化为对官僚集团一种事实上的考核和录用标准。这就等于明白告诉中国官僚集团：要想升官，拿GDP的增长数据来！这就是从90年代初期直到今天，中国各级地方官员不遗余力直至疯狂做假地比拼GDP增长数据的一个重要原因。（十多年之后，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终于在“发展”前面加上了一个“科学”的定语。所谓“科学的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的新一代的政治领袖已经意识到了“唯GDP论”不断扩散的代价。他们准备在“发展”中注入自己的新解释。不过，在长达十余年的运行中，这种增长路线已经赋予自己以巨大的惯性。这不惟是因为政治领袖无法从正统性上切断历史【这从“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新式语录中可以看出】，更是因为这种增长路线已经在经济结构上、增长动力上锁定了中国经济。明确否定官员升迁的经济增长标准，实际上就掐灭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引擎。

其结果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的失速，而其带来的失业及其他问题将不啻于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一个重大的政治打击。由于无法在短期内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承受力将比他们的前辈更加脆弱。所以在未来可预见的时期内，GDP指标将仍然是考核中国官僚系统一个暗含的重要标准，虽然它可能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这也暗示，中国的官僚系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会具有强烈“官僚强制性”色彩。既然经济增长指标成为考核中国官僚的重要标准，官僚集团竭力追求经济增长以博取升迁机会就是一桩标准的政治利益极大化事件。换言之，是一桩划算的买卖。然而，让人多少有惊奇的是，对于中国的官僚系统来说，追求GDP最大化增长竟然是一件最不难的事情。

个中奥妙在于：中国官僚系统仍然是一个具有强烈全能色彩的政治工具。所谓“全能”，就是对官僚权力管辖范围内各种资源具有强有力的整合和控制力量，可以用行政的强制力量以最快捷的方式任意配置资源。这种配置方式显然只服从于官僚系统的政治理性，而不是经济效率的最大化原则。而在“增长第一”的政治压力下，它服从的就只能是短期经济指标的增长要求。据称，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之后，中国已经是一个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为此，中国在2004年还与欧盟及美国争论得面红耳赤。不过，“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这个结论只有一半是真的，另外一半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

的确，在26年的转型中，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相当迅猛，许多领域的市场竞争程度近乎惨烈，更远远超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经验。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更接近真相的事实则是，这种惨烈的竞争仅仅被局限于大多数次要领域和庞大的中下层阶级之中（这一点我们还要在后面具体论述，在此不详）。一个明确的证据是，在经济活动中占有绝对重要地位的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以及电信、能源、媒体、基础设施等具有全局控制力的关键领域仍然牢牢控制在官僚系统手中。鉴于金融、土地等要素市场以及上述关键行业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命脉功能，我们完全可以判明：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官僚系统的全能能力虽然在范围上缩小了，但在层次上却提高了，其隐藏在幕后的控制力不是减弱了，而是相对增强了。这就为各级官僚系统在管辖范围内最大限度的动员经济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保障，足以让他们在短期内制造任何让上级满意的GDP纪录。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4 10:58 编辑 ]

杰亮

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投资一直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而中国官僚系统最擅长的就是“投资”。纵观中国26年经济增长的全过程，中国官僚系统始终都是经济活动中最狂热的和最重要的投资者（直接和间接），虽然他们同时也是最不关心回报的投资者。其中道理一目了然：因为在所有这些投资中，中国官僚集团的个人成本趋向于零，而其收益则可能相当大。所以无论如何，中国官僚集团的在这种投资行为中获得都将是净收益。那么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究竟有多大呢？2001年的统计是国有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是47.3％，接近一半（这是对国有投资比重一种最低的算法）；而集体和个人投资（民间投资）占有的份额是44.6％。这被许多人认为是国有投资地位逐步下降的明证。

不过要是严格算起来，中国的绝大部分投资恐怕都只能算成国有投资，也就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其中原因非常简单：因为绝大部分投资事实上都是通过国家承担最终担保责任的国有银行来完成的。轰动一时的“江苏铁本案”就是这方面的显例。在这个案例中，一个资本仅仅3亿元的私营企业，在一年时间竟然在政府的帮助下从国有银行中贷款30多亿，准备投资一个106亿的超级项目。谁能告诉我们，这究竟是民间投资还是政府投资？“铁本”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政府实际上承担了最后的担保责任。问题是，“铁本”之类的所谓“民间投资”绝非个案，而是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普遍性。可惜，我们的统计当局还没有敏锐到要发明出这样一套甄别技术。普遍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民间投资能力还远远没有壮大到像那些幼稚评论所想象的那样，这里真正的主人仍然是中国的官僚系统。（事实上，在大多数领域都严重投资过剩、资本回报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民间投资（如果它真是民间投资的话）还蜂拥而至的话，那才真正的匪夷所思）。

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向来就是腐败丑闻最多，效率最低下的投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也不需要什么论证。但国家审计署2002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一些数据还是让我们暗暗吃惊。这份审计数据显示：全国9个省的37个国债环保项目中，只有9个按计划完工并且达到了要求，仅占全部项目数量的24%；而国家发改委重大项目稽查办公室调查四川1998年动用首批国债资金建立起来的11家垃圾处理厂后，结果发现竟然有8家无法正常运行。（与此同时，全国最近几年兴建的38个支线机场中，37个发生亏损，累计亏损达15.7亿元。）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启动之初，就有人鉴于以往政府投资的惨痛教训而大声疾呼，要求严密监控这些投资。然而，就是在这种舆论环境下，还出现了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胡子工程，就不能不让人有些意外了。这也正是那些早有思想准备的观察家们暗暗吃惊的原因。

中国各级官僚系统的“盲目”投资（其实一点也不盲目）是一个喊了将近20年的老问题，但问题就是眼睁睁的变得越来越严重。有鉴于此，中国政府终于以洗心革面的姿态在2004年七月出台了一个以取消审批制为主要精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这被许多政策解读专家毫不犹豫的吹捧为“中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新起点”。不过在我们看来，中国政府这个痛下决心之举，解决的却是一个假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中国的官僚系统没有控制那么多资源，他们还能拿什么去投资？所以应该解决的真问题是：剥夺官僚系统对资源的绝对控制。很不幸，我们暂时看不到这种前景，

早在1996年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中国的经济周期中的某种政治性特征。具体的含义是，中国的投资高峰往往与各级官僚系统换届、新官上任在时间上相当吻合，经常的情况是政治年也就是经济年。这一点我们在中国改革的历史上已经反复见证。1987年中共十三大之后，紧接着就在1988年出现第一个通货膨胀高峰。五年之后，1992年十四大召开，经济呈现全面过热，导致了朱鎔基那一次“恶狠狠”的宏观调控。又五年，1997年十五大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抑制，经济虽然没有出现整体过热，但同样在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下，出现政府投资的大规模膨胀。如果按照这个规律，你预测2002年中共十六大之后会出现某种经济过热的话，那么你将比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更加正确。因为事实的确如此。但你可能还是难以预料到，中国2003年前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率会猛然提高到43.42％，一举超过中国现代史上最为疯狂的大跃进时期。 面对危局，雄心勃勃的中国新一代政治领袖又只好停下脚步，解决这个新出现的老问题。看来，中国的经济周期的确受到了中国官僚系统政绩冲动的强烈影响。在看似盲目的经济过热背后，是冷静得出奇的政治理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经济过热，因为它完全是一种政治规划的结果。毫无疑问，中国官僚系统的这种政治理性不死，中国所谓的“经济过热”就将反复出现。

二、财政的极大化

政治领袖们向中国官僚系统输入的政治压力，只是中国官僚集团努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他们的另外一个理性计算是：地方或者部门财政能力的极大化扩张。这个贯穿于改革全过程的利害计算，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又一个强大引擎。

除了早期的农村改革之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可以被理解为分权改革。其基本含义是，将以前计划经济（秦晖先生更加精确的将其称之为“命令经济”）时代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管理和组织经济活动的权力逐级下放、分散给各级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必须记住的是，这种分权改革就其本质仍然是中国官僚体系内部的一次权力再分配过程。权力的来源、行使方式已经对经济资源的全能整合能力都没有改变。只是将以前的完全集中在中央政府的集权切割成省集权、市集权、县、乡集权，如此而已。这就为各级地方政府像计划经济时代在管辖区域内以行政方式推动经济增长埋下了隐患。

分权改革在经济上带来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个是分散决策，即将计划经济时代中央的集中决策变成了各级政府的自行分散决策；另外一个则是多元利益主体的形成，也就是各地方开始拥有独立的自我利益。单中心变成了多中心。事实上，中国乡镇企业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源自中国基层政府自我利益的强大激励。在中国的决策者那里，分权改革或许只是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一种试验性安排，但它却无意之中造成了“多元利益主体＋分散决策”的一个全新格局，而正是这种格局启动了中国改革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进程：市场化。市场的形成和市场规模的扩展后来成为传统官僚系统之外又一个独立的增长推动力量，并造就了中国经济与毛泽东时代全然不同的新面貌。这是后话。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4 06:29 编辑 ]

杰亮

在毛泽东时代，地方利益是一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具有邪恶意味的词语，并不具备合法性。但分权改革之后，地方作为一个独立的财政利益主体，积极性空前高涨。沿海省份由于市场扩展和分权改革所共同诱致的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迅猛发展，不仅带动了经济增长，也创造空前的消费繁荣。这种看得见福利改进，与邓小平一贯的实用主义判断标准相吻合。于是，地方利益在中国的意识形态中逐渐拥有了正式的位置。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地方利益以中央政府措手不及的方式迅疾扩张，这不仅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极大忧虑，也几乎使中央政府在金融和财政上陷入绝境。据信在1993年宏观调控前，中央金融能力几近枯竭。而与此同时，以践踏中央金融信用和财政利益为代价的地方建设却凯旋猛进。这最终导致了1993年6月份那一次猛烈的宏观调控，并引发中央与地方几乎公开的利益博弈。这一次激烈的博弈以朱鎔基的分税制改革作结。分税制终结了主导性的分权改革模式，但也将地方独立的财政利益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分税制改革主要着眼于中央政府自己的财政利益，而并非是抑制地方的盲目投资扩张。当中央用分税制在地方财政中拿走一块之后，地方要想维持原有的财政收益，就必须扩充税基，而扩充税基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兴办企业、增加投资。所以分税制改革实际上很可能刺激了地方的投资冲动。

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一系列政治上的安排（比如省级官员的轮换），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归于寂静。地方财政利益虽然不再以赤裸裸的地方主义形式表现出来，但它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仍然是刺激地方政府投资扩张的一个巨大的潜在推动力。这个动机与各级官员普遍的政绩竞争合二为一，让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热情被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如果说在前计划经济时期，仅仅中央政府在关注投资的话，那么在改革之后，“地不分南北，官不分东西”，所有大大小小的政府都成了积极的投资主体。如此这般，增长速度岂有不一飞冲天之理？毫无疑问，这肯定显著提升了中国总体上的投资率。

实际上，中国1980年代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也是政府财政极大化的产物。只不过在这里，地方政府变成了基层政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谓的乡镇企业现象就是，中国沿海基层政府在财政压力下，倾全乡（全村）之力向外部寻求财政来源的产物。由于乡村政府所控制的资源极少，这种财政极大化冲动更多地只能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这也就是为什么乡镇企业看上去更加具有市场导向特征的原因。显然，乡镇企业并不仅仅是个人的创造，而更多是基层政府的创造。乡镇企业作为另外一种小型官办企业，是中国地方财政官僚化扩张的早期表现。这种举全乡（村）之力办企业增加财政收入的模式在中国改革时期被反复复制。

如前所述，地方政府作为官僚机构在分权改革中并没有被剥夺其全能性质，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机会在更为广大的范围中复制命令经济，依靠行政方式整合资源，争取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扩充当地财政实力。于是，甲省上汽车项目，乙省也上汽车项目；甲省搞大型化工，乙省也争取化工企业；甲省宣称以高新产业为支柱，乙省也轰轰烈烈的高新产业起来，你争我赶，不遑多让。中国各地产业高度同构，产能严重过剩的现状端赖于此。及至2000年之后中国进入所谓城市化阶段，中国各地连城市面目也开始变得千人一面。到处都是钢筋水泥，高楼大厦，活脱脱一个个工业怪兽。隐藏在经济结构同构，城市面目同质之后的，其实就是全能政府之“同”。20多年以前，一位海外中国问题学者曾经用“蜂窝状结构”来描述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各地方经济结构的趋同倾向。在经过了26年的改革之后，问题似乎仍然没有丝毫解决的迹象。难怪许多外部观察家在今天的中国经济中总是不断能窥见毛泽东时代的影子。很多年以来，“调整产业结构”（经常还会加上‘大力’的修饰前缀）一直是中国官方文件中的关键词之一，但结局却总是令他们相当难堪。原因其实相当简单：各级地方政府有动力也有能力去推动这些可以带来短期增长的重复建设。（如果取消政府的投资功能基投资能力，让市场发挥裁判作用，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就会自动出现。）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全能只是就其控制范围内小一些，但其性质仍然是标准的全能政府，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地方政府在整个改革时期的投资方式看的非常清楚。在1980年代，地方政府的投资主要依赖中央财政的拨款，争取中央项目就成为主要手段，在拨改贷之后，地方政府投资手段主要靠命令当地国有银行贷款来取得，而在90年代中期国有银行贷款权逐渐被上收之后，地方政府的投资手段被迫多样化，在继续争取国有银行融资以及中央财政的大项目之外，还开始利用股市、地方金融机构（比如地方商业银行）、外资等等。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官僚系统可能是在全世界出访最频繁、队伍最庞大的招商引资队伍（许多地方干脆设立了常设官僚机构：招商局），而他们许诺的税收优惠，土地优惠也是全世界最慷慨的。

到了新世纪的城市化阶段，地方政府终于找到另外两件法宝又一次撬开了国有银行的大门。一是土地，二是城市基础设施的特许经营权。土地可以抵押，特许经营权所带来的稳定现金流也同样可以用来抵押。而这是中国低能的国有银行最容易避免麻烦的贷款方式。世界银行的统计显示，自１９９８年以来，银行对政府的贷款（包括持有政府发行的债券）每年猛升６１．６％，而每年对于企业的贷款仅上升１０．４％。这些贷款大量进入地方政府推动的机场、铁路、公路、电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显然，在如何套取银行贷款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表现得相当出色。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能力反映在宏观数据上就是，在2003年的一季度地方项目的投资增速达到65％，相形之下，中央项目12％的投资增速就显得克制得多。地方政府投资爆增的态势立即激怒了中央政府，严厉的行政措施随即而来。在2004年4月底，甚至破天荒地出现了命令股份制商业银行停止所有贷款业务的纪录。这种强硬的举动让人想起了11年前的那一次宏观调控，同样的投资过热，同样的“严刑峻法”，真是“过七八年又来一次”。（如果11年前，因为中国仍然存在普遍的短缺，过度投资还有某种理由的话，那么在普遍过剩的今天，过度投资又所为何来？这不由得让人怀疑，号称取得了巨大成就的中国改革，究竟是让中国的官僚机构进步了还是退化了？）中央政府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是明智的，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地方政府的巨大投资最终都将通过国有银行的坏帐、国家财政的赤字（显性和隐性赤字）、国家土地资源总量骤减的方式对国家主权信用造成重创。换言之，地方政府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纷纷在趁“热”打劫，窃取国家信用以自肥。而中央政府正是这种国家信用的唯一承担者。

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极大化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冲动，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今天的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极大化，都是以国民未来的预期收益减少作为代价的，它的成本是由子孙后代的未来福利来支付的，而它的收益则却在今天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兑现。这大概就是聪明的温家宝在2004年宏观调控中要“坚持把紧土地、信贷两个闸门”的原因。显然，作为一名在专业上非常用功的政治家，温家宝已经清楚的洞悉了调控的技术要领。但问题是，中国官僚系统的投资冲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者经济问题。“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看得住一时（就像朱鎔基那样），但看不住一世。一遇机会，就会死灰复燃。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4 06:37 编辑 ]

杰亮

中国2003年重新开始且至今没有结束迹象的投资过热就是一个明证。在这个与1992年几乎一模一样的投资过热背后，浮现出的是同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拥有太多资源且完全不受约束的官僚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在中国存在了数千年。要想根治这个问题，技术和经济手段恐怕无济于事。更为吊诡的是，经济高速增长本身正是中央对各级地方官僚提出的政治要求，这就是说，中央政府自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所以在遏制地方府过度投资方面，中央政府不可能走得太远，它只能在足以保持社会稳定的增长速度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走钢丝。这是一个维持了20年的脆弱平衡。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脆弱的平衡游戏正在趋近终点。我们的判断是：地方政府开始大规模的利用土地投机（一个完全不可再生的资源）来强行推进经济增长的事实已经说明，政府手上可资利用的要素资源已经趋于枯竭。因为在我们看来，土地，是各级官僚系统以全能方式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后可以任意使用的要素资源，一旦这个资源被掐死或者消耗干净，官僚强制型的经济增长就将无法维系。这暗示，已经维持了20多年的以政府投资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正接近油尽灯灭之时。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能用什么东西来取代经济增长的这个官僚引擎？如果经济失速真的发生，放在中央政府面前的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强行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路径，这意味着放任各级官僚系统的不智投资，要么以巨大的政治意志忍受经济突然失速所带来的社会痛苦，并开始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但其中任何一条都可能引发难以预测的风险。前途的确非常凶险。

三、隐蔽的计算

在激发中国畸高的投资率的所有原因中，官僚系统面临的政治压力和财政压力只是两个容易分辨的原因。另外一个更为隐蔽也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中国官僚们越来膨胀的对个人财富极大化的追寻。这个原因对中国投资率的贡献虽然无法定量的测量，但却是一个普遍的经验事实。

个人财富最大化，是改革时期潜伏于中国官僚集团意识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理性计算。在整个改革中，中国官僚集团一直以这个标准衡量、解释直至扭曲和控制改革。1992年之前，中国官僚集团的这个理性计算已经开始苏醒，但由于中国的整体走向仍然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所以这种计算主要表现在那些底层官僚之中。这些官员在传统官僚体系中的上升机会有限、政治利益较少，因而也最早表现出了这种倾向。他们利用分权改革中合约不完备的特点，以承包、兴办乡镇企业、三产企业等方式来实现个人财富极大化。1992年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趋势已经不可扭转，财富冲动作为中国官僚集团的一种整体意识得以最终明确化。于是，寻租成为中国官僚体系牟取个人财富的一种普遍形式。有趣的是，苏联和东欧在此前的巨变为这个时期的中国官僚们树立了一个标准的未来图景。他们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的民主化将不可避免。这使中国官僚的寻租带有一种普遍的焦灼感，并显得尤其迫切。事实上，1992年中国创纪录的经济过热，与中国官僚们这种突然爆发的末世心态有着密切的关系。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发展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当然也出乎中国官僚体系的预料。在经过短暂的混乱之后，中国官僚系统重新夺回而且牢牢控制住了中国的改革权。持续的经济增长、国际社会由旁观到接受再到惊叹的态度转变，使中国官僚体系的整体意识由焦灼到自信，最后变成一种权力的自负和骄狂（这当然是一种不详的信号）。很清楚，中国社会在90年代的这种发展，一点也没有冷却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欲望，反而使他们有机会利用改革的控制权将这种极大化计算体制化。事实证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不仅能够容忍市场，而且还有能力控制市场。在他们那里，市场不再是一种可怕的异己力量，是一个不知道怎么就会催生出某种怪物的潘多拉之盒，而是他们手上一件可以任意摆布的道具，是一个可以完全服从并服务于官僚集团利益的“制度创新”。

准确的说，中国在90年代中后期的演变，本质上就是中国逐渐向一种稳定的阶级寻租体制的演变。寻租，作为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已经不再需要担心同僚告发，因而也无需合谋（这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去签订一份“一、三、五你贪污，二、四、六我贪污”的明确合约的地步，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他们的同事也在干着同样的勾当。现在，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任何时候利用任何机会进行尽可能多的寻租。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已经不再需要利用体制内的权力到体制外去寻租了，他们已经成功的建立并巩固了这样一种体制：权力即金钱、“位置”即金钱，财富已经成为权力等价物并允许自由流通。他们可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可以同时政治和经济上实现利益最大化。一句话，他们是这个体制任何经济增长理所当然的剩余索取者。这一点，在新世纪的开端被公开化和合法化了。

在这个时候，大多数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不再有什么体制内和体制外，一切都在权力的控制之下，并成为这个体制的奴仆。这种结局可能要让那些在92年一时冲动毅然决然下海的官员们后悔了。下海，可能让他们一次性的得到了财富，但却让他们永远地失去了“位置”，而“位置”给予他们的将是永久性的剩余索取权。难怪许多精明的民营企业家在今天也纷纷要开始寻求“位置”。
我们一直强调，中国官僚利益集团是中国改革中具有操纵力量的行动集团。当经济利益极大化冲动变成这个集团的整体意志的时候，他们就很容易将这种意志转化成一种体制或者制度的理性，并成为中国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变量。中国不可理喻的投资过热，实际上就是这种制度理性使然。对于中国的官僚体系来说，投资活动，（尤其是那些利用公共资金来进行的投资活动）是他们实现这种理性的最佳手段。正如一位深知中国投资戏法的人士所讽刺的那样，“没有项目怎么寻租呀？”所以，争取“项目”，尤其是那些利用诸如银行贷款之类公共资金所进行的“项目”，就成为各级官僚（包括各类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最倾心的公务活动之一。中国东部某城市在争取扩建2台30万千瓦机组的“项目”，光在首都地区的“公关费用”就达到500万。不难想象，这个项目总投资在20亿以上的所谓项目中，将有多少变成各级官僚的个人财富。这些投资项目真正能够带来多少回报、或者真正增加多少公共福利并不是各级官僚们的主要考量，他们的主要考量（甚至是唯一的考量）是，这些项目能够给利益集团带来多少寻租机会、能够最大限度的带来多少寻租额。那些写在正式“可行性报告”上的诱人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合法遮掩。

由于个人成本为零，所以项目越大，个人和集团的寻租的机会越多，寻租的总额也就越大。这就是近年来中国大型项目、城市公共设施、大型基础设施越来越多的诱因之一。当然，这也与中国官僚体系的财富胃口越来越大有关。在中国最贫穷的西部省份贵州，交通厅厅长卢万里在短短几年之中，就利用高速公路项目为自己一举积累了高达6000万人民币的个人财富，可见大型项目投资对中国官僚体系的诱惑之大。丝毫不用怀疑，中国高热的投资受到了中国官僚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强烈激励。民营企业的合法化以及对国民经济活动的越来越的广泛参与，为这种利益提供了合法的平台和便捷的通道。在大量国有投资的背后，是公共财富向私有财富的转移，这是中国投资的一个最大特点。对于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官僚阶层来说，如果没有利益在其中，你即便强迫他们追求GDP，他们也未必会这么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存在中国官员的所谓“GDP崇拜”，他们真正崇拜的是藏在GDP背后的个人利益。

勿庸置疑，在今日中国，国有投资已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投资，它已经完全被异化为我们这个财富再分配时代迅速转移财富的一种工具。对于中国官僚利益集团而言，投资本身已经成为目的，因为它不再需要投资回报就能够直接产生收益，就像银行贷款可以被用来直接制造富翁一样。如此投资，投资焉有不热之理？投资效率焉有不低之理？从1992年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极大化表现得越来越膨胀、越来越公开的时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这也是这个集团受到监督与制约越来越少的时代。中国官僚体系，已然是一个被滥用的工具，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对此已经完全无能为力。（分权改革已经不再是中央对地方、对企业的分权，而已经变成了对核心官僚个人的分权。在长达一个时代的跨度中，与中国声势宏大的市场改革同时上演的是另外一场无声的戏剧：权力的私有化。）中国官僚集团的极大化追寻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程度之深，影响范围之广，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这一点，我们以后还将反复看到。现在，先让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过度投资现象作一个简单的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一方面让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的投资依赖症，另一方面也让人们疑问重重，忐忑不安。2003年，这个奇怪的比率达到了创纪录的45％ ，这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有余，也远远超出其他跟中国发展阶段类似的经济体。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2年投资率的世界平均水平为19.9%，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9.0％，中等收入国家为22.9%,低收入国家为19.7%。 对这个奇高的投资率，有人用中国正处于特殊的重工业化和城市阶段加以解释，但数据否证了这一点 。况且，中国的投资率已经不是一年两年处于极高水平，而是长时期处于极高水平。一般而言，高投资率意味着良好的投资机会或者有重大的技术改进机会，但数据显示，中国的投资效率（无论是宏观投资效率还是微观投资效率）却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列，与基本面情况相仿的印度比较，中国每百元投资所产生的GDP产值为17元，而印度则是26元。而在微观投资效率方面，中国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近年来则一直徘徊在银行贷款利率附近，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还银行贷款都悬。（有人将投资率不断提高，收益却不断下降的现象称为凯恩斯陷阱。如果真有这样一个陷阱，中国可能早就掉入了这样一个陷阱，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显然，中国的市场机会并不足以诱导出高投资率，更不至于诱导出高得如此离谱的投资率。如此怪异的投资率，只能以市场之外的超经济原因才能够解释。

我们业已揭示，这个原因就是中国具有全能色彩的官僚体系。这个官僚体系不仅控制着庞大的资源，而且有超乎寻常的动机水平将这些资源不断投入经济活动之中。对于他们来说，完全违背投资规律的投资，不但不是一桩赔本的买卖，而是一桩一举三得的理性行为。这就是隐含在中国高投资率中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早在十年之前，克鲁格曼就铁口直断，东亚（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微乎其微，因而这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这位敏锐但显然不太讨人喜欢的经济学家实际上是在影射：东亚以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与前苏联以及毛泽东时代同样令人侧目的经济增长并没有什么两样。的确，就像我们上面已经说明的那样，中国改革26年来的经济增长具有强烈的官僚强制性色彩。但如果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故事的全部，它将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悖，毕竟，20多年的持续经济增长一直伴随着巨大的消费繁荣及部分人的福利改善，这种景观是与毛泽东时代最显著的差别。毫无疑问，中国迷人的经济增长中还有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是关于市场的故事。

杰亮

四、褪色的市场

2004年9月1日，俄罗斯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恐怖袭击事件，近400名学生和教师死亡。整个事件充满了悲剧色彩。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恐怖和悲剧事件人们早已见惯不怪。不过，利用悲剧事件从事盈利活动的新闻，人们可能还是第一次听说。就在别斯兰的悲剧尚未落幕的时候，中国中央电视台一边报道该次事件，一边利用该新闻搞起了有奖竞猜，在屏幕下方打出滚动字幕：“俄罗斯人质危机目前共造成多少人死亡？选项：A．402人；B．338人；C．322人；D．302人。答题请直接发短信至：移动用户发答案至×××；联通用户发答案至×××。”

利用遥远异国的悲剧事件从事非常有“创意”的盈利活动，虽然比悲剧本身对人类尊严具有更大的污辱性，但却以极端的方式显示了市场化在中国的渗透程度。一家国营垄断媒体，利用悲剧事件来牟取一点蝇头小利，竟然没有丝毫道德上的不安，这说明，市场化在中国已经无远佛界。1992年春天，在沉寂2年多之后又一次突然出现在中国的舞台中央时，有备而来的邓小平带来了一副新魔杖：市场经济。他以几乎是决斗的姿态宣布：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就这样，这位高龄的共产主义领袖用他毕生的最后一搏，为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正统之中争得了一席之地。

在中国，即便魅力如邓小平，为市场正名也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业。我们无法判断邓小平是从哪里获得了市场经济的灵感和决心，但有两件事情肯定启发和鼓励了他。一是农村改革，它几乎魔术般的消灭了食品短缺，二是沿海地区的开放城市地区的“搞活”，它第一次让中国人有了消费繁荣的体验。这种经验无疑让邓小平看到了“市场”力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潜能。市场，是一种独立于传统官僚体系的动员和组织力量，是一种来自底层的自发力量。在1992年之前，由于仍然存在严厉的管制，中国的市场潜能只是若隐若现的一种希望。但这毕竟是一种最能托付的力量。所以，当中国改革和增长在90年代初双双陷入泥淖的时候，邓小平就毫不犹豫的将全部希望托付给了市场。事实上，这也是他手上剩下的唯一王牌。在其他的增长机器几乎全部失灵的情况下，邓必须飞快的转动市场这只轮子，才可能让经济增长重新上路。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市场——这只看不见但法力无边的巨手，正式成为中国经济（与中国官僚体系并行的）另外一种关键的动员力量并推动经济增长。从此之后，在中国被幽闭了40年的市场机器开始像发了疯似的高速运转。

从本质上讲，所谓经济增长就是将各种要素和资源不断动员并组织到经济活动中来的过程。正如我们在中国改革尤其是1992年之后所看到的那样，市场在这方面的动员能力是相当惊人的，其所到之处就像一个磁场，将人力、土地、资本统统吸入它的势力范围，并通过企业或者个人的形式生产出各种商品和服务。事实上，除了官僚系统不断以强制方式投入各种要素之外，中国25年的经济增长也是市场动员范围不断扩大的过程。这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显眼的侧面。与官僚的强制和命令动员方式所不同的是，市场动员具有某种“自愿”的性质，换句话说，它能够为市场的参与者带来福利的增进。也正是因为这种福利增进的性质，市场具有了扩散和深化的可能。市场诱致型经济增长的福利增进性质是中国最近25年经济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最大不同之处。这也已经为中国人的生活经验所证实。在短短的25年中，中国几乎跨越了发达国家一个世纪的消费体验，中国人不仅迅速拥有了温饱，而且还拥有了互联网（当然是一部分人），拥有了汽车（当然是更少一部分人）。显然，这种经济增长比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增长要让人信服得多。

1990年代至今，是市场化在中国攻城掠地，迅猛席卷的时期。到现在，我们的视野所及，市场化的影响已经无孔不入，遍及中国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不仅有了充分竞争的商品市场，也有了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我们不仅拥有了资本市场，也有了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甚至，我们还以一种无人企及的“想象力”超常规地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市场”、“卫生医疗市场”。一份由中国北京学者李晓西主持的研究认定，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69％。据此，这份名为《２００３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的研究认为中国已经是“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这个所谓的69％仅仅是指市场化（或者更准确说是商业化）的范围，而不涉及有效性以及交易成本等更加重要的市场特性，那么这份报告的估计不仅是真实的，还可能是相当保守的。有许多强有力证据表明，中国的教育、卫生医疗等公共物品的市场化程度（虽然是以极度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政府机构不仅有极其强烈的市场化冲动，而且本身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市场化了。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就是：中国监狱一直就是利用廉价劳动的盈利机构。将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机构普遍的变成盈利机构，可能不是中国的发明，但其范围和程度，中国恐怕已经将绝大多数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在这个意义上，利用“别斯兰悲剧”盈利的丑闻主角是一家国营公共媒体，就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市场发展其实就是交易的扩大，而交易扩大就必然伴随着经济活动货币化过程，所以经济活动的货币化程度也经常被用来描述市场化的程度。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那么中国的市场化程度可能已是世界第一。截止2000年，通常用来表达货币化程度的指标M2/GDP在中国已经达到了152％（这是中国经济又一个令人迷惑的指标），是美国的两倍。而这个指标在1985年仅仅为60.8%。虽然这个指标未必能完全反映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但它至少说明，中国90年代的市场扩散速度，的确相当惊人。在一个产权制度阙如，信任瓦解、法治匮乏的社会，市场能够在短期内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一直是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一个谜团。然而，如果我们了解中国市场化的初始起点，这个问题就很容易被理解。中国的市场化是在一个市场处于完全抑制的状态下开始的。

在这种状态下，存在着广泛的通过市场交换来增进个体福利的机会，所以只要解除抑制，市场增进福利的示范作用，就足以使市场交换在广大的领域内得到拓展。在这种时期，交易资格的获得，要比市场的交易成本以及保障市场有效的其他条件（比如交易双方的权利平等、信息对称以及社会信任的程度等等）更为重要。作为一种建构性的权利，市场交易给（为一直被禁锢在传统命令体制中的）中国人所带来的，不止是一种自由，而且还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福利改进。这是市场在1992年全面解除抑制之后，在中国迅速扩散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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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将此称作市场的恢复性发展。原因之二则是，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对市场有后发的学习优势。这种学习优势足以导致市场在短时间中获得极大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电信市场、IT市场等等市场的迅速发展，无不建立在这种后发优势之上。而发达国家建立这些市场则经过上百年漫长的摸索和实践。以房地产市场为例，在经过仅仅十多年（更确切的说是住房制度改革）的发展之后，中国自有住房比例已经达到了70％以上，一些城市更超过80％，这比美国、英国的60％的比例还要高出很多。这种发展速度就包括了对信用贷款、楼房预售等市场销售技术的模仿和学习。在手机市场上，中国目前已经拥有6亿部手机，而在十年之前，这个数字还不到中国人口比例的1％。这说明，在一个初级的市场社会，无论法治如何糟糕，交易成本如何高昂、市场的有效性如何低下，市场机会的广泛存在和后发国家的学习优势都足以使市场迅速扩散。这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几乎与制度优劣完全无关。这种粗放型的市场发展，究竟为中国的经济增长贡献了多少份额，我们无法准确计算，但它肯定是中国25年经济增长中最令人记忆深刻的部分。而正是这一部分，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福利改进的经验证明。

不过，只要我们深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内部，并将中国的市场化置于官僚利益最大化这个具有显影功能的时代逻辑中时，中国的市场化真相就会逐渐浮现出来。这个真相就是，中国的市场化是官僚（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这就是说，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官僚之手。虽然中国的市场化（在大多数情况下）符合中国民间的期待，因而也受到民间内生力量的推动，但没有官僚集团这只手的许可、诱导、推动和控制，是不可能得到迅速扩展的。就像小岗村的个别试验如果没有得到官僚体系的认可和推广，便永远不可能成为系统性的农村改革一样。在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系全控的社会中，这一点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官僚体系对市场化的允许、诱导、推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官僚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的利益最大化。设置这样一个隐含的前置条件，实际上就是要保证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优先参与和对中国市场化红利的全面控制权。

由此观之，中国的市场化应该被更加准确的称之为特许的市场化。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只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一两年之中，短暂地逸出了中国官僚集团的控制范围，而具有某种民间主导的特点。但随着朱鎔基以加强中央政府控制力为主要目标的宏观调控的开始，中国民间自主市场化的进程迅速烟消云散。无论是从金融安全、市场秩序还是从打击腐败的角度，朱鎔基都有足够的理由实施那一次宏观调控，但在中国当时的环境中，这也必然意味着官僚集团对市场化的重新控制。作为一个行政管理大师，朱鎔基凭借和仰赖的都是现行体制所赋予他的行政资源。他所关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通过现行的行政资源甚至是个人魅力来维护宏观稳定，至于其他目标则在他的关注之外。这就几乎注定了，朱鎔基的宏观调控将必然演变为中国官僚集团对市场化的全面控制。这实际上是1993年宏观调控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遗产。遗憾的是，这个隐藏至深但在后来一直对中国市场化过程起着关键作用的遗产，也是一个从来没有得到认真审视的遗产。作为一种体制性的冲动，官僚集团对市场化的控制权争斗是必然的，但如果不是朱鎔基，这场艰苦的战役就未必能够如此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朱鎔基杰出的行政能力、超凡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留下了长期的隐患。当然，朱鎔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他的努力恰好符合了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这个中国改革的核心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央与地方矛盾看上去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朱鎔基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显然，1993年的宏观调控是官僚集团内部的一次妥协，而不是官僚集团与中国民间的一次妥协。这种吊诡的历史结局，显然不是朱鎔基的本意，但却非常符合中国改革的核心逻辑。于是，在经过了短暂的失控之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悄悄回到了官僚主导型的模式。所谓主导，实际上就是官僚集团对市场化过程中利益流向的控制和操纵。由陌生而熟悉，由熟悉而驾驭，终于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中国官僚系统对市场化的操纵和控制变得越来越得心应手。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还远远没有理解中国的市场化。

从市场化的起点看，中国的市场化是在国家权力十分强大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况正好是一个相逆的过程。这种起点上差别，决定了国家权力在市场化中具有的某种主宰作用。1992年之后，是中国市场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在市场化进程中全面展开的时期。官僚集团对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广泛卷入和隐形控制，为中国的市场化在性质上的畸变提供了温床。

这首先表现在中国市场奇高的交易成本上。我们先来看房地产市场。在中国的房地产成本中，政府征收的地价及各种税、费合计，占总成本的50％，而在国外这三项合计只占总成本的20％。很明显，中国房地产市场中由政府设置的交易成本要远远高于国外的水平。在中国的汽车市场上，这种成本也同样高得惊人。在中国的购车费用中，政府征收的税费占购车总费用的40％，据称已是世界的最高水平。与此构成对照的一个数据是，1998年中国汽车行业利润为40亿元，而相关的政府收费却达到1626亿元。然而，这种高昂的成本并不仅仅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以及汽车市场上的独特现象，而是广泛弥散于中国的经济活动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会很清楚的看到，从创业、到融资、到生产、到销售，到中介服务，这种远远超出正常水平的交易成本几乎遍布中国市场活动中的每一个环节之中。这说明，这已经是一种结构性的制度现象。出于这个原因，这个所谓的交易成本应该更加准确的称为制度成本。而这个制度成本的确切含义就是官僚体系收取的市场化红利，或者市场化的特许权租金。这个成本虽然都是政府或者政府经纪以公共利益的名义征收的，但绝大多数时候则是一种赤裸裸的设租和寻租。中国手机市场的例子大致可以描述这种情况。中国共有手机生产厂家100多家，手机生产牌照49张，但真正拥有牌照同时也有生产、销售能力的企业只有10多家。所以，很多生产企业必须为租借牌照付出一笔可观的费用。那么这笔费用究竟有多大呢？据一位手机生产厂家负责人估计，每台手机约50—100元人民币。简单换算的结果是，一个没有牌照的生产厂家如果每年生产1000万台手机，出租牌照者可以坐收5～10亿元的暴利。而在所有牌照出租者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拥有四张手机牌照，被称为“专业借牌者”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一家行政色彩明显的中央级公司。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设置如此高的制度成本，其效率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成本带来的市场利益流向的扭曲。因为负担成本而受到损害的一方是消费者、生产厂家和企业员工，而因为设置成本而获得暴利的一方则是人数极少的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一个更加荒谬的类似例证是，辽宁省文化厅竟然对“东北二人转”（一种广受欢迎的民间演出形式）也设立了所谓准入制度。这项荒诞不经的准入制度规定：“为了积极发展健康向上的二人转，所有的二人转演员都要持证上岗，并不定期接受培训。……”似乎是嫌寻租还不够赤裸裸，这项规定还暗示：“未来的准入证也不是永久性的，很可能一年重新核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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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是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对市场活动的一种抽取，是一种无法通过市场自身力量加以消除的硬成本。对中国这样一个市场需求被压抑很久的后发国家来说，在市场恢复性发展的初期，高制度成本并不会对市场扩展构成明显障碍。这个时候，潜在市场需求规模决定了，无论是厂家、消费者都能够通过市场恢复获得福利改进。但是当市场规模接近饱和状态的时候，这种高制度成本就会对市场深化和进一步扩展构成致命的阻碍。这种致命性，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在中国范围广泛的市场活动中看到。在那里，丝毫没有降低迹象的昂贵的制度成本，与生产者不断降低的利润率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中的低效率本质，却还被新兴市场迅速扩张的繁荣景象暂时掩盖着。

除了从外部设置高昂的交易成本之外，官僚体系对市场的广泛参与也从内部破坏了市场的权力平衡。市场内部权力的失衡，对中国的市场质量（市场有效性）有非常严重的腐蚀作用。市场交易之所以能够产生所谓“合作”剩余，并具有福利改进性质，乃是因为市场交换是在自由平等的主体之间“自愿”发生的。一旦交易中失去这种“自愿”性，那么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名义，都可能成为另外一种形式的剥夺。不幸的是，这种以市场形式出现的剥夺在今天的中国几乎随处可见。而其根源，就是权力在市场交易中的普遍泛滥。在这方面，房地产市场中的拆迁问题极具典型性。拆迁，本来是土地需求方与土地占有者（被拆迁者）之间的交易。只有当拆迁价格让双方都满意的时候，拆迁才会发生。也只有这种拆迁才具有福利改进的性质。然而，在中国现实中的拆迁与这种理想模型大相径庭。原因在于，政府作为这桩交易中的第三者出现了。于是，土地需求者与被拆迁者之间的交易变成了政府与被拆迁者之间一桩简单的交易，变成了政府与土地需求者以及政府与被拆迁者之间的两桩交易。政府在拆迁交易中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在这桩交易中增加了一个无关的第三者（当然，这样可以增加交易次数，提高GDP。

需要提醒的是，类似这种增加交易次数，膨胀交易规模的做法，是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也多少可以解释中国经济规模膨胀），而是使这桩交易的性质陡然间发生了变化。一桩本来应该在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自愿交易行为在瞬间变成了权力对无权者的强制、变成了权力对权利的剥夺，而市场交易本来意义上的福利增进性质也因此荡然无存。家住中国南京的残疾人翁彪的自焚抗议（这是中国一起极为知名的因为拆迁而导致的悲剧事件），将隐藏在这种交易中的剥夺性质揭示得一清二楚。对于中国的官员集团，以政府名义介入拆迁和房地产市场，其动机主要有如下几端。一是可以迅速改变城市面目，以换取政绩上的表现。1990年代中国许多地方官员，正是通过城市面目“几年大变样”的政绩秘诀得以快速晋升的。其二则是可以膨胀地方财政实力。事实上，通过变卖土地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房地产业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不折不扣的“第二财政”。第三，官僚利益集团可以在膨胀的房地产泡沫中获取巨大的个人利益。换句话说，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经常就是土地的潜在买方。如此强烈的利益驱动，难怪在遇到拆迁“钉子户”时，湖南嘉禾县的地方官员会恶狠狠地喊出：“谁挡我一程，我灭他九族”的惊世骇俗之语。

与城市拆迁问题类似，以公共利益名义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则是权力败坏市场的又一例证。农民是农村土地的实际拥有者，本应成为土地转让价格的主要决定者，然而，当中国的官僚集团以政府名义用极低的（按农业用途评估的）土地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又以极高的（按商业或工业用途评估）的价格转让，或者干脆出于政绩和私利将土地白白送给外商或者其他合谋者的时候，农民的权利顷刻之间化为齑粉。显然，这是在“自愿交易”掩盖之下的又一场欺诈和剥夺。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整体福利的改进，有的只是利益的转移以及对全社会公平基础的损害。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在新世纪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土地征用与城市拆迁问题一道，正在成为频繁引发群体抗议事件又一根导火索。事实上，这也是导致中国农民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不断滑向绝对贫困的主要原因。发生这样的反常现象并不奇怪，因为被剥夺了土地权利的农民，实际上就是已经被彻底剥夺了分享中国经济增长成果可能的农民，就是完全被抛弃在经济结构之外的农民。鉴于中国农民人数之多，农民人均拥有土地之寡、土地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之重，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的剥夺将是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问题，毫不夸张的说，它可能影响中国未来100年的历史，其意义远远超过城市拆迁问题。如果任其发展，它引发的将不是一两场零星的骚乱，而可能是一次此起彼伏的长期革命。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本书的其他部分论及，但现在就必须指出的是，当内部的权力结构完全失衡的情况下，市场同样可能产生剥夺，甚至是更加深刻的剥夺。这可能是中国为数众多的市场浪漫主义者所不屑于看到的。但显而易见，此类强买强卖，巧取豪夺的“市场剥夺”，在中国的市场活动中已经是一种俯拾皆是的经验事实。

一般而言，所谓交易，就意味着“自愿”和“一致同意”。不过，由于交易各方在起点上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一致同意”的市场交易经常成为智力上的愚弄、信息上的欺诈、和权力上的强制。在这种“一致同意”的交易中，剥夺（而不是福利改进）是更加通常的结果。正是为了弥补前现代经济中交易各方普遍存在的实力不均衡以及由此导致的市场缺陷，现代权利概念才得以勃兴和发展。现代市场经济之为“现代”，并不是因为交易本身发生了变化，而是交易各方在力量上变得更加均衡，更加对称。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权利经济，是平等权利主体之间的交易。可见，对于现代市场经济而言，权利绝非是可有可无的一件装饰，而是作为其制度基础的一种必须。

所谓权力（power），简单说就是支配他人或他组织的强制力。在现代社会中权力一般由国家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组织掌握并加以实施。所以，在一般的意义上所谓权力更多的是指“公权力”，是一种至上而下的纵向的强制力量。而权利（right）则不同，它是指公民社会中个人和组织平等并普遍享有的从事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一种安排，是法律赋予公民个人或者独立于国家的组织的一种不可剥夺的自由能力。它更多的是描述公民社会中个人及组织之间的横向关系的一种范畴。与垄断的、独占的，只有少数人享有的权力相比，权利则是平等享有的、普遍的。权利概念虽然来自于理论的抽象，但却被赋予了越来越具体的现代内容。也正是这种权利，为现代人进入市场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地位。可以说，权利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抗权力所导致的市场不平等地位而兴起的。由此，中国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实际上就应该是“权力经济”到“权利经济”的转型过程，即组织经济活动的主体由权力主体转变为权利主体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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