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第五章 财富到哪里去了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负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要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然而，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报告发布前几天的8月24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46岁的男人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岗工资已经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国南京——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城市蔓延。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国下层阶级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万确的是，它们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幺？

一、滚烫的土地

及至1990年代初期，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还仅仅是徘徊在书斋中的不详推测。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贫富悬殊已经变成一只巨兽，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幷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0.50。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国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在这幅图画中，在绝望中挣扎的底层与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构成了中国颜色的两极，仿佛来自不同世纪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是这个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真的在开始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

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这与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在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恶化，但非常不协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富豪也不断涌现。这表明，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 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财富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

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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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

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改革者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幷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幷不能消解中国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中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二、向市场阶级寻租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 “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 ，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 。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士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信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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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案例是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例证。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幷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劳而不富有。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万美金。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

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今天，当中国人自以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后门回到了过去。

三、宁赠友邦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

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

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

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

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 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

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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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锈蚀的团结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

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身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 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的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著下降。到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印尼、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 ，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索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3 11:4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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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

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着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

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

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 “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第六章 坏帐如虎（或者金融之劫）

2005年1月19日，来自中国四川的下岗工人张小林在中国证监会门口引火自焚。四年之前，张小林借款20万元投资股票，但到张自焚之前，他的帐户上仅仅剩下1万元。作为这个个人悲剧的宏观背景，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连续下跌了四年。从最高点算起，指数几乎被拦腰斩断。在中国几千万亏损累累的投资者中，张不过是普通的一员。其独特之处仅仅在于，他用一种悲惨的方式诠释了金融危机所具有的毁灭性。对于仅仅只有20多年市场历史，一直享受着令人愉快的经济增长的中国来说，金融危机一直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遥远事件。但上面这个由于高度敏感而没有被正式披露的事件则暗示，金融危机可能已经悄悄潜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

一、奇迹背后的坏帐之虎

中国经济持续20多年的增长纪录所以被称为奇迹，是因为它达到了常人所不能及，达到了传统智慧的解释能力之外。那么，究竟有哪些独特的因素在推动中国的经济奇迹呢？在我们看来，在推动中国经济奇迹的所有因素中，中国独特的金融体系扮演了秘密武器似的关键角色。其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所以，对中国金融体系的解读，就成为解读中国经济奇迹的紧要一环。
中国金融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其程度极高的官僚垄断性质。这一特征，虽经26年改革而未有稍变。因为这个原因，中国金融体系被普遍认为是在改革步伐上最为迟滞的领域。中国金融业高政府垄断的特征，无论是在金融企业的所有制上，还是在金融企业的高管录用程序上，都表现得极为明显。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银行、保险、还是证券行业，金融企业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政府公司。其所有制的高度同一性，任何其他的行业都不能比拟。许多人以一种过时的范式将这些企业称为国有企业，但实际上，由于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官僚体系完全劫持了政府和国家，所以这些企业在本质上已经被偷换成官僚企业。于是，对这些企业高管的人事安排，实际上也就变成了某种官僚体系内部的分肥或者政治任命，而不是通过市场去寻找最优的人力资源配置。

在中国的金融企业中，如果你能找到非官僚出身的主要领导人，将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一则光为流传的真是笑话有助于外界了解中国金融界官僚文化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3 17:15 编辑 ]

杰亮

在整个改革时期，通过对金融企业这种所有制性质及主要官员的人事控制，中国的整个金融体系实际上就完全变成了官僚体系的一个附属物，变成官僚体系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的一个予取予求的工具。其在改革不同阶段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它更多的是地方政府的工具，还是中央政府的工具。而中国金融体系的悲剧性发展即由此而生。金融体系作为市场经济最基础、最核心的架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金融市场的功能是按照市场原则将资金或者资本配置给最优者。这本来也应该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然而，这个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并不符合中国官僚体系的胃口。

在改革时期，中国官僚体系有着在他们看起来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的任务。这就是经济增长和财富再分配。所以，他们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操纵金融市场。而对金融体系的独家垄断，就成为达成这一目标的必然要求。对中国官僚体系来说，金融是一项不容他人染指的权力，而不是一种公民及组织可以平等分享的市场权利。一般认为，中国金融改革的迟滞是因为金融改革的敏感性和复杂性所致。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金融体系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改革都可能导致官僚体系的独家垄断地位遭到侵蚀。也因为这个原因，中国金融改革20多年，表面上虽然热热闹闹，“创新”不断，但基本上都在技术问题做文章，而基础体制上的改革却了无进展。

贯穿中国改革始终，推动和维系经济高增长一直是中国官僚体系的首要任务。这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也是中国官僚体系赖以存续的合法性所要求的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样，经济高增长实际上变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一个不可逾越的政治硬约束。这种硬约束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造成了持续和严重的压力。这就是所谓“金融支持”，即金融体系必须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这种支持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国有企业慷慨的政策性输血，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则主要表现为对改革时期不断繁殖出来的新国企的金融优惠，表现为对各级政府支持的项目的金融扶持，表现为对热点地区、热点行业（比如近年来的房地产、汽车等等）毫无纪律的信贷注入。对中国的官僚系统来说，是否提供这种金融支持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们能否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即便这种增长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只要符合这个标准，各级政府便有强大的动力为之提供金融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成长起来的新国企和政府项目公司，在本质上属于那种剩余索取权属于官僚内部人的官僚企业，其损耗财富的惊人能力比之传统的国有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里，金融不再是市场基于风险和收益原则进行资源配置的手段，而是官僚体系支持其高增长政治目标的一个政策工具。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没有比金融更为直接而且能够起到立竿见影作用的工具了。中国各级官僚体系以金融作为支持其政策目标的首选工具，实在是一桩非常符合“理性”的选择。结果，作为官僚体系“理性行为”的后遗症，中国金融资源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中，持续和大规模地被错配。众所周知，超高水平的投资一直是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

但接踵而至的一个普遍困惑是，在微观经济效率如此低迷的情况下，这种超高水平的投资率又是如何得以维持的呢，它究竟靠什么能够维持自我循环呢？答案是：政府的金融支持（仅仅是对增长速度的支持）。而要实现这种金融支持，就必须对金融资源进行全面垄断。没有中国官僚体系这种建基于垄断之上的不遗余力的金融支持，中国的超高的投资率就根本无法维系，（中国经济也断然不会出现什么“增长奇迹”。）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政治性的金融支持经常是以金融资源的惊人浪费作为代价的。政治对增长速度提出的要求越是苛刻，金融资源的浪费就越是巨大。

鉴于上述原因，在应付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各种责难的时候，中国官员也非常乐于将问题完全归咎于金融支持所带来的“政策性亏损”，但对这种流行的说法，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因为它很可能掩盖中国金融在转轨时期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服务也服从于权贵需要的财富再分配功能。对中国的权力阶层来说，如何利用权力为中国官僚体系自己在财富分配中攫取最大的份额，是另外一个在改革时期具有压倒性的历史任务。这种财富再分配不仅仅是存量财富的再分配，也同样包括对增量财富的再分配。与冠冕堂皇的经济增长目标相比，财富再分配虽然是一个不能公开的议题，但同样是中国改革时代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主题，是支配中国官僚体系改革行为的一个具有硬约束性质的关键考量。

它甚至是比金融支持更为重要的历史主题。就便捷性而言，金融可能是财富再分配最为快速的通道，因为它是直接经营“钱”的。金融体系的这种独特性质决定了，在整个改革时期，金融将成为中国官僚体系进行财富再分配最合意的手段。中国金融领域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的贪污案件可谓登峰造极。在1993年到2001年间，这家银行的余振东等前后三任行长合计贪污了4.83亿美元，相当于40亿人民币。当然，余振东们是从来就不缺乏后继者的。最新的事件是，2004年年底，中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的两名官员贪污10亿元人民币公款之后潜逃境外。贪污并不是银行的专利，中国其他的金融企业在这方面也不遑多让。湖南郴州的一位掌管住房公积金的官衔极低的官员李树彪，贪污1.2亿元用于在澳门赌博，并在极短的时间内输掉了这笔公款。此类贪污在中国的金融系统中屡见不鲜，大到像王雪冰、刘金宝一样的高级官员（在写作本章的过程中，有报道称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恩照因腐败丑闻面临调查，这是中国最高层银行官员涉及腐败丑闻的最新一例 。颇为讽刺的是，张是作为因腐败而下台的王雪冰的继任者而出任建设银行行长的。对“张恩照事件”，《纽约时报》毫不掩饰的讥讽到：中国抢银行的方式与警匪片截然不同。）小到像李树彪、余振东之流的低级职员，几乎没有任何级别的银行官员没有卷入腐败丑闻。其丑闻之多，用一句中国的俏皮话来形容就是已经形成了“丑闻疲劳”。像余振东、李树彪之流大胆而鲁莽的“硬”贪污虽然难以胜数，但所造成的损失毕竟是可以计算的。无法计算且影响至巨的金融腐败，则是来自金融官员与各类企业的“软”的利益勾结及合谋。这类勾结和合谋不易察觉，但无所不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3 12:35 编辑 ]

杰亮

它们一般以各种合法、合规的贷款形式出现，而实际上则多半是里应外合的金融诈骗。这种合法的金融诈骗在中国金融系统中不仅长期存在，甚至已经成为企业和金融内部人快速致富的一个标准途径。其后果，就是在中国金融系统资产负债表堆积如山但却根本找不到责任人的金融坏帐。一位来自中国金融系统内部的匿名人士曾经大曝内幕说：“呆坏帐中有80％是被违规核销的”。这间接证实了一个在中国普遍适用的潜规则：谁能贷到款，谁就能立即成为富豪。这就是所谓的贷款致富。事实上，中国的很多富豪都是靠这个有点黑色幽默意味的潜规则而直接致富的。对他们来说，所谓项目或者经营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主持的一项研究认定，中国的金融腐败指数达到了5.42。由于金融腐败指数似乎是中国学者的独家发明，这个指数无从进行国家比较，但大致的意思是说，中国的金融腐败程度已经很高。这显然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不过，中国的金融系统本质上属于官僚系统，所谓金融腐败实际上不过是官僚权力的腐败。金融腐败与权力腐败完全是同一个问题。权力腐败与金融腐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意义和引发的联想却大为不同。在这个意义上，金融腐败指数有误导之嫌。但不管怎么说，中国金融系统存在严重的系统性腐败则是一个相当确定的事实。系统性的金融腐败在中国转轨时期的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充当了异常重要的工具，其洗钱的能量让所有其他工具都瞠乎其后。虽然无法用定量的方式来加以测量，但看一看中国频繁爆发的富豪丑闻与金融腐败之间的勾连，我们对此就会心知肚明。马克思曾经说，金融是对内的掠夺。这个结论并非总是正确，但在一个腐败丛生的国家里，这个结论就肯定正确，而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而言，这个结论则可以被奉为至理名言。

在发生于暗处的腐败之外，中国官僚体系以堂而皇之的政策名义，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利益集团所给予的金融扶持，也显著地创造了财富再分配效应。通过对资金可得性以及资金价格的垄断性控制，中国官僚体系几乎可以用任何理由在任何时候，将全民共同创造的金融资源配置给特殊利益集团，以换取他们短暂的顺从、合作或者忠诚。比如，中国的大型官僚企业就可以利用他们政治影响力而长期获得廉价资金甚至无偿贷款（现在，许多与官府密切的所谓民营企业也逐渐挤入了这一阵营），而那些长期被排除在政治表决权之外的各类企业（包括许多如今在政治上已经无足轻重的国营企业）却完全无法平等的分享金融资源，或者只能通过高价格获得资金。这种强制性的金融扶持和金融歧视，实际上就是在强制性地分配财富。无疑，中国官僚体系经常可以通过这种手段命中他们短期的政治或者经济目标，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这种短期的机会主义政成功却是以长期的金融错配为其代价的。

在转轨时期，中国官僚体系对金融所赋予的政治性金融支持和政治性财富再分配的特殊功能，对中国金融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在可以计算的范围内，中国的大部分改革成本都沉淀在金融体系中，但金融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可以将这种成本向未来推移，从而尽量减少当下所感受到的痛苦和振荡。作为其后果，中国金融体系在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创造了世界金融史上仅见的坏帐率。从任何角度看，沉积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坏帐都像是一只凶猛的老虎。这只老虎蛰伏于中国经济奇迹的阴影之中，随时都可能对这个自命不凡的奇迹发出致命的一击。其实，这种持续的打击早就已经开始。其打击力度从中国中央政府业已付出的成本中可以略窥一斑。

亚洲金融危机所带来的震慑，激发了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国潜在金融危机的紧迫感。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中国金融体系，中国中央政府发动了一场规模罕见的金融救援行动。这场持续救援行动是以中国财政部为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特别国债为标志的。1998年，中国财政部以引人注目的速度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发行了2700亿人民币国债，以缓解四大银行的资本金亏空之急。紧接着，在1999年，中央政府又从四大银行剥离15000亿元坏帐。这多少显示了中国政治领导人改革金融体系的魄力，然而，中国领导人的魄力似乎远远不足以冷却中国金融坏帐生产线的热情。眼见得2006年金融体系开放的大限临近，2004年，中国政府不得不再次发起大规模的金融救援。在2004年一开年，中国政府就宣布，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约合4000亿元人民币）为中国银行以及中国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并在同年6月，再次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剥离2787亿元人民币坏帐。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为同样准备上市的中国第五大银行交通银行剥离600亿人民币坏帐。然而，2004年紧锣密鼓的金融救援行动并未包括中国金融系统两家老大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资产质量更加低劣的中国农业银行。同样是政府银行，其他三家银行获得救援，工行和农行相信也必然会得到类似待遇。

不过，如果满足最基本的资本充足率，光工商银行一家就需要再补充4000亿元人民币，而按照标准普尔的估计，资产质量最差的农业银行要达到同样标准最少也需要补充1500亿美元，约合12000亿元人民币。这样算下来，中国政府2004年发起的新一轮银行挽救运动，最低也需要花费23000亿元人民币。加上1998年至1999年的那一次18000亿元，中国政府将为四家银行的救援行动花费了将近41000亿元。这个天文数字吞噬了中国40％以上的GDP。换一个形象的说法就是，在2004年，全体中国人为中国的银行系统免费打工的时间超过5个月以上。中国银行系统的财富毁灭能力实在令人望尘莫及。需要提及的是，我们上面的粗略的统计并没有包括中央银行以各种形式对地方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的救援行动，这种救援自1990年代以来一直都在悄无声息的进行着，总花费约有数千亿元。

与传统的银行坏帐生产线相比，中国新型的金融坏帐生产线的“产能”也不容小觑。在2004年，中国国有证券公司发生了大规模的倒闭浪潮，范围几乎波及所有有名的老牌证券公司，政府不得不以央行再贷款等多种形式予以拯救。据估计，中国国有证券系统隐藏的坏帐在2000亿元以上。这个数字与中国银行动辄上万亿的数字似乎相比并不惊人，但与中国券商的资产规模相比，则是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比率。在中国另外一个资产规模不断膨胀金融产业保险业中，险情也不遑多让，其流动性风险以及在未来的偿付能力都让观察家非常担忧。尤其需要提及的是，中国券商以及中国的新兴的资本市场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产物，而就是这么一个改革的产物，现在却成为了毁灭财富和金融腐败的代名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这个现象也同时说明，制造坏帐的，可能根本就不是所谓传统的（在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国有企业，而是在“改革”之中大量冒起的官僚企业（中国券商是改革时期新型官僚企业的典型代表）。这毋宁是说，中国新型的官僚企业才是制造金融坏帐的真正祸首。

杰亮

从1998年以来中国金融救援行动的规模和频繁程度来看，中国实际上已经在发生金融危机，虽然这种危机不是以那种迅疾和剧烈振荡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它对国民福利所造成的实质损害，一点都不亚于前者。然而，这些代价巨大的金融救援行动并没有为我们的未来买上一份保险，中国金融的前景依然危机四伏。

二、虎患何时休

将金融坏帐归咎为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经济学界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思维方式。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甚至断言：金融改革的成败在于国企改革。这无疑是一种出于习惯思维的错误诊断。因为，作为金融支持和金融腐败基础的那个体制，早已经不是千夫所指的传统计划经济，而是在改革中诞生并不断被改革复制出来的那个“增量”体制，是隐蔽在人们的理论洞察之外的这个当下体制。坏帐，不是历史的，过去的包袱，而是一种正在被源源不断生产着的疾病。这也是中国金融坏帐最令人担忧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规模再大的金融救援行动都无济于事。

1998年之后的事实也证明，情况的确如此。就在政府大量剥离坏帐并为金融企业不断补充资本金的同时，中国的金融风险却在以跟从前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重新积累。由于国家救助以及充当最后担保人所导致的金融企业在经营上的自我放任，一般被称为“道德风险”。非常不幸，中国近几年的金融改革实践又一次充当了这个学术假说的经验证据。苦于经济增长的失速，1998年之后，中国政府为了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可谓竭尽全力。从中央政府的层面，主要是以大规模发行国债为标志的。发行国债在表面上，似乎摆脱了过度依赖银行体系的窠臼，但所谓国债项目大多必须配套大量的银行贷款。这实际上仍然是典型的政治性的“金融支持”行为。不用问，这种一以贯之的“金融支持”，又造成了可观的金融坏帐。

有学者估计，1998年到2004年其间将近2万亿的国债配套贷款中，不良贷款接近8000亿元。对于中国的官僚金融系统，坏帐损失的多寡已经不能激起我们的惊奇，我们惊奇的是，“金融支持”的旧习竟然会如此根深蒂固。虽然，中国金融官员口口声声要洗心革面，但官僚体系的政治合法性所系，以“金融支持”强行推动经济增长，恐怕也是势在必然，不得不为。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希望发生什么奇迹。不过，我们由此也可以发现，为了政治合法性，中国在金融上已经和将要付出的血本。虽然倾注了极大的心力和钱财，但中国政府所期望的新一轮增长周期，却一直启而不动。直到2002年年末，当一向对地方政府没有好脸色的朱鎔基即将告别政坛，地方政府终于可以放胆加入GDP大合唱之后，所谓新一轮经济增长才终告正式启动。

这其中，房地产和汽车所带动的所谓的消费升级，起到了关键的拉动（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作用。有人据此认为，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是有消费作为支持的,是与众不同的。但深入其内部，新一轮经济增长就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其本质仍然是中国官僚体系提供的“金融支持”。只不过，“金融支持”的对象发生了某些变化，从以前清一色对企业的贷款变成了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并重的格局。信贷消费虽然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通例，但它在中国所表现出的特征，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其判断为政府的金融支持，是国家信用向市场的一种廉价输送。在中国，信贷消费受到了政府的极力提倡和鼓动，其一窝蜂的场面颇似一场传统的“运动”，也与中国其他领域中普遍存在的速热速冷的集中消费类似。在消费信贷的时髦中，中国的官僚金融系统专业精神之懈怠、纪律约束之匮乏程度，与从前几无二致。结果，在短短数年之中，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家庭债务比例就接近和超过了美国。

以最能够象征中国“急速繁荣”的样板城市上海为例，其家庭债务比例在2004年已经超过美国，达到155％，与此同时，衡量家庭债务偿还能力的指标债务承担率则更是高达58.36％，远远超过美国的18％。 （难怪有人揶揄：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借来的经济增长。在如此短的的时间中就达到了如此高的负债率，使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国未来的市场容量）在中国这样预期收入相当不稳定的转型国家中，如此高的债务承担率所可能引发的巨大金融风险是完全可以推测的。事实上，这种金融风险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推测。有资料显示，在 2003年年底1800多亿元的汽车消费贷款余额中，有接近1000亿无法回收。 而在占消费信贷绝对份额的房地产贷款中，频繁的骗贷、畸型的房价收入比例、极不稳定的家庭预期收入，以及官僚银行在风险控制上的动机和专业水准，都引起了住房贷款坏帐的广泛担忧。

上海市人民银行2005年初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在2004年上海市的新增贷款中，房地产贷款已经占到80％左右。与此相应，中国中央银行的谢平先生也提醒我们：中国目前贷款规模中，房地产抵押品已经占据半数。无需考虑其他细节，仅凭如此之高的贷款集中度，就完全可以嗅出其中的岌岌可危的气息。房地产贷款由于期限较长，其坏帐风险并不会在短期内曝露，但市场趋势一旦逆转，其坏帐爆发的烈度比其他行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方面的例子，远的有日本地产泡沫破裂所引发的长达十多年的衰退，近的有香港地产狂潮创造的大批“负资产阶级”，不同的是，中国的金融系统比日本要脆弱得多，更不论香港了。

在对新一轮经济增长暗中发动的金融支持中，中国官僚体系对金融资源的开掘并不仅仅限于传统的银行，他们甚至打起了社保基金的注意。有报道称，深圳市就一直在争取相关政策，以期能够利用该市积累的社保基金投资基础建设。在中国，这无异于进行一场必输的赌博。鉴于各类保险基金（尤其是养老金）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金融工具，聚集资金的能力非常强大，我们尤其需要警惕官僚体系以“金融创新”的名义滥用此类基金，以替代力不从心的国有银行作为新的“金融支持”和财富分配手段，并沦陷为又一个金融重灾区。这种沦陷，在1999年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喊声震天的“金融创新”声中，我们已经有非常痛苦的真切感受。

可以证明中国“金融支持”力度的一个重要数据是，中国国有银行提供的流动资金占GDP的比例已经达到7成。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这个数字异乎寻常地高出人家两倍之多。 这个数据的一个直观解释是，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做无本生意。当绝大多数企业都在用银行的钱“空手套白狼”的时候，银行实际上是在从事标准意义上的“风险投资”，其中巨大的金融风险可想而知。这个数据的另外一个更加深层的解读则是，经过26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在企业层面根本就没有发生有效的资本积累。企业，不过是一个名正言顺的贷款工具。这个真相，对那种“中国已经拥有了广泛的私营企业基础”的肤浅神话，是一种无情的嘲弄。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1998年之后，中国政府虽然深切体认到中国金融系统的爆炸性局势，并采取了以财政挹注为主要手段的一揽子改革和救援措施。但遗憾的是，中国金融并没有因此而振刷一新。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官僚体系赋予金融系统的“金融支持”以及财富分配的功能并没有丝毫改变。尤其是在2002年所谓新一轮经济增长正式启动之后，中国的国有银行系统立即故态复萌，又一次创造了破纪录的货币扩张和投资狂热。据中国银监会的数据，中国国有商业银行截止2003年年底的不良贷款比例为21％，这显然还是一个高得离谱的危险数据。鉴于中国官方数据一向存在的信誉问题，观察家普遍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率要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国际平级机构标准普耳的估计是，内地银行不良贷款的占整体贷款的比例高达35％。不过，即便官方数据是真实可信的，仅仅考虑到2002年之后超乎寻常的货币扩张速度和经济过热情况，人们也完全可以预料，在未来几年中，中国将出现又一个新的不良贷款高峰。

一位中国学者估计，在2005年之后的三年中，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每年将新增8000亿左右。这就是说，在未来几年中，中国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比例，将在21％的高基数上显著增加。熟悉中国经济情况的人都能判断，一旦中国不断膨胀的资产和制造业泡沫破裂（这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中的高概率事件），中国金融体系不良资产比率急速攀升将是一个必然的结局。这意味着，经过多年的拯救和改革，中国的金融系统将重新回到1990年代中期高危状态。中国的金融体系依然是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当量极高的定时炸弹。不要以为金融危机只会吞噬像张小林一样的下岗工人，在一场金融危机面前，中国所谓的新生中产阶级也同样在劫难逃。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体系就一直处于高危状态，即使按照最糟糕的商业标准，中国的国有银行体系也应该破产过无数次了。但令人不解的是，中国的金融系统不仅没有破产，而且依然以强大的能量推动着中国经济增长。那么，中国究竟有什么独家法门，能够创造如此特立独行的金融奇观？

杰亮

三、钢丝绳上的平衡

中国金融体系长期危如累卵却又屹立不坠的秘诀之一，就是因为中国有超高的储蓄率。中国人似乎天生就是储蓄的动物。无论在何种艰困的情况下，他们都能变魔术一样省出钱来，为未来进行积蓄。这种积习成癖的国民性创造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储蓄率。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都一直维持在40％左右。但绝大多数中国储蓄者并不知道，正是他们这种出自节俭的超级储蓄能力，像强心剂一样勉强维持中国金融系统的生存。如果没有中国居民源源不断的存款注入，中国金融系统的流动性恐怕立即就会枯竭，其奢侈、腐败的经营方式所形成的大量坏帐就会立即大白于天下。所以，动员储蓄（所谓揽储）一直就是中国银行系统的核心业务。作为一种传统业务，揽储虽然早已不是现代银行的重心，但却是中国银行系统的生命所系。不如此，中国的银行系统就难以为继。与任何国家相比，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都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唯一不同的是，中国金融当局可以利用中国超高的储蓄率来支撑这些巨额坏帐。在这里，中国官僚体系不仅辜负储蓄者的信任，而且也滥用了中国人的节俭美德。一个民族的节俭美德竟然成就了一个风险丛生、糟糕透顶的金融系统，这显然不只是一个荒谬的悖论。

在评论中国2003年的经济过热时，《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曾经尖刻但却非常正确的评论到：“中国经济真正的致命危险是低效和资金浪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运用效益大体上是1:1， 亦即$1的投资最终产生 $1的产能，而中国的竟是7:1！仅仅是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储蓄率高达40%，才使中国能够承受得起这样巨大的资金浪费而仍然维持经济的增长……，对“过热” 的辩论掩盖了中国经济的真正致命的危险”。（所幸的是，绝大多数中国储蓄者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已经在背地里从事了十数年的欺骗勾当。不过，背信既然在持续进行，那么对中国金融系统深刻的信任危机就是迟早要到来的事情）。虽然有学者警告说，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中国现在可能正处于储蓄率由颠峰缓慢回落的历史时期。而2004年之后中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速度持续回落，似乎也隐约证实了这种判断。但储蓄倾向植根于一个民族深层的国民性之中，除非出现重大的历史事变，应该不会发生戏剧性的逆转。

尤其考虑到中国国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所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福利剥夺，可能进一步增加国民储蓄倾向，我们判断，在可见的将来，中国的储蓄率即便出现下降，也不足以导致中国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危机。在这一点上，中国挥霍成性的官式金融系统似乎可以继续高枕无忧。然而，高储蓄率并不是中国金融维持循环的唯一条件。它必须与另外一个条件合而为一，才能够共同支持中国金融系统奇特的循环方式。这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垄断性。垄断性，是中国金融体系维持运转的第二个秘诀。高储蓄并不必然导致国民储蓄流入官方控制的金融系统，如果国民储蓄可以有更加值得信任、效率更高的金融系统可以选择，那么国民储蓄流向就随时可能出现重大的不受官方控制的变化。正是因为深谙其中秘密，中国官僚系统对金融实施了最严密的垄断。这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严厉压制民营金融的发展，形成官僚金融的高度垄断；对外，则通过人民币业务限制，资本项目的严格管制，实施最严密的金融封闭。否则，国内储蓄及财富就可能流向更加独立的民营金融或者国外。通过这种高度垄断的手段，中国官僚体系可以保证国内储蓄流入官僚体系控制的金融系统，并进而保证官僚体系政治、经济目标的实现。可以非常肯定的判定：没有这种垄断，中国官僚系统在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及财富分配目标，就十有八九会落空。（也惟有通过这种垄断，广大国民的储蓄才能够顺利向少数人手中聚集，金融才可能成为洗钱的工具。）就第一种对内的控制而言，在未来的若干年中，官僚体系仍然具备继续维持的能力，而就第二种对外的控制而言，则可能出现难以预测的变数。这首先是因为向外资开放人民币业务的承诺以及人民币自由兑换已经日益临近，其次则是因为，官僚体系对外封闭金融系统的意志已经发生了松动。

在中国转轨时期，对外实施金融封闭的一个间接后果就是将一部分“脏钱”也关在了境内。虽然，有相当一部分带有脏钱性质的“原始积累”已经通过各种途径出境，但资本管制毕竟对财富在境内外的自由转移造成了某种障碍。随着中国境内权贵阶层“原始积累”的不断增加，他们迫切需要资本管制的松动。他们比所有人都更清楚，只有随时可以转移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才是自由的财富。否则，他们的财富随时都可能被国内的政治或者经济危机吞噬一空，而成为一场纸上富贵。在他们看来，人民币资产之能够做短期的投机性持有。这种判断的确相当清醒。而也正是具有了这种判断，他们游说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动力也就相当强大。基于这一理由，我们确信，继续维持中国的金融封闭，将不再符合中国官僚体系的一致利益，中国金融的彻底开放将为其不远。而这种开放将成为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一个致命的软肋，并为毁灭性的金融风暴埋下伏笔。

最近几年，中国沿海房地产异常火爆，中国外汇管理当局及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大量国际游资（其中相当部分是已经具有国际身份的内地“脏钱”）参与了炒作。中国外汇管理当局举出的一个有力证据是，2004年中国短期外债不寻常的暴增。这种迹象说明，中国外汇管制的缺口实际上已经被打开。在外汇管制目前还相当严格的情况下，游资的垮境流动就已经如此剧烈。可以想象，一俟外汇管制正式放开，中国的官僚金融体系就会完全裸露于投机热钱随时可能掀起的巨大潮汐之下。在目前高储蓄和金融封闭两个条件同时被满足的情况下，中国金融体系尚能够勉力维持平衡。但很显然，这只是一种走在钢丝上的危险平衡。已有风吹草动，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可能从钢丝上重重地跌落。

或许是看到这种随时可能不期而至的危机前景，中国又一位智商极高的总理温家宝先生（其学习能力以及对问题的悟性并不逊于他名声卓著的前任朱鎔基），迅速领悟到了中国金融问题的极端迫切性，并将此列为最优先的议事日程之一。温的办法是，让中国的银行在目前还未完全坍塌，尚有垄断性溢价的情况下到境外或者境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实施所谓的股份制改造。为此，温内阁在2003年年底成立了“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其成员囊括了温内阁的所有重要部门。2004年一开年，这个小组即推出了巨额外汇储备注资建行及中行这样的大动作，可见其事态之急，决心之大。种种迹象显示，温家宝对这次改革寄予了厚望，他甚至直接说出了“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样颇有点赌博意味的命令语句。然而，温家宝押得中这一宝吗？国际资本市场真的会像中国金融改革的设计者们希望的那样，心甘情愿为中国的银行买单吗？

杰亮

致力于增强中国金融体系本身的体质，温家宝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金融机构本身有强健的体魄，那么无论是储蓄率的下降，储蓄流向的变化，国际热钱的冲击，都无法撼动中国金融体系。况且，这些扰动本来就属于现代经济环境中必定具有的内容。但问题在于，中国的金融致命缺陷是政治体系所造就的。如果政治体系所赋予的经济增长及财富分配功能不改变，那么，中国金融系统在注资之后还需要再注资，剥离之后还需要再剥离。就像经验一再显示的那样，中国金融就会是一个无底的黑洞，就会继续是政治合法性以及权力阶级财富分赃活动的提款机。对于中国金融的这种政治病根，作为技术官僚的温家宝就算意识到了，恐怕也力有不逮。这样，温实际上是在凭一己之力与危机赛跑。以一己之力抗拒体制的惯性，将注定是一场没有终点而且必输的比赛。金融败坏的政治性病因不除，中国金融躲过了这一劫，未必逃得了下一劫，正所谓在劫难逃。我们不知道温家宝能否赌赢这一局，但我们知道，留给温家宝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因为温家宝，或者更加确切的说是中国行政当局，可以用以拯救中国金融的资源正在迅速流失。

四、流失的信用

中国之所以可以一再以奢侈的方式拯救中国金融，其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全能政治国家。只要行政当局愿意，它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动用任何资源来弥补金融漏洞，挽救破败的金融系统。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行动，在任何现代民主国家，如果不是不可能，也一定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说服选民和议会。因为在那里，动用全民资源去援救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不仅会遭到法理上的强烈质疑，也会在程序上遇到巨大的麻烦。但在中国办同样的事情，却不会遇到任何民意上的挑战，和任何程序上的阻碍。

这种特点一直被许多人固执地认为是集权国家的优越性之一。但不管在什么国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这种金融救援行动，都需要动用海量的资源，付出巨大的成本。资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总有出处。不是来自这里，就是来自别处；不是来自今天，就是来自未来。那么，中国行政当局用以挽救金融的资源究竟来自哪里？他们究竟把坏帐藏到哪里去了？在我们看来，这大致有如下两个出处。首先是财政。

在中国，财政与金融之间缺乏法律意义上的防火墙，几乎完全是一体化的，财政可以向金融借钱，金融也可以向财政转移债务，这种转移只需要领导人的一个指示就可以达成。事实上，1998年财政部为四大国有银行发行的2700亿特别国债，就是金融坏帐转变为国家财政负担的一个明显例子。而从国有银行剥离出来的，名义上由资产管理公司承担的几万亿不良资产，最后的买单人也只能是国家财政。这些都构成了中国隐性但却是真实的财政负债。既然是负债，那就是要还的，既然要还，那就要看国家作为最后还款人是否具备还款能力。不管这些债务是对内（对国民的负债）还是对外负债。那么，中国的还债能力究竟如何？

尽管近年来，中国每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总是出人意料的好，但这仍然掩盖不了中国国家负债节节爬升的事实。粗略估计，如果将外债余额、国债余额、金融坏帐所导致的财政负债、以及各种社会保障所引发的隐性负债包括在内，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17万亿左右，与2004年中国约13万亿的GDP总量相比，其比例达到130％左右。如果加上不太容易统计的地方政府负债（包括大量的工资拖欠，政府工程项目拖欠、担保或隐性担保等等。有数据说，光乡镇一级地方政府的负债就达到6000亿元左右 ），这个比例还将提高。如此，中国的国家负债与GDP的比例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所有大国中的最高纪录。以2004年中国的财政收入27000亿元计算，要还清这笔债务，中国所有财政供养人员停发七年工资不说，所有的国防、教育开支也必须停止七年。幸好，这笔债务虽然要还，但可以分期还。（也不必还完，只需要保持比较安全的资产负债率即可）只要还这些债务还没有那么紧急，就不必让所有的财政供养人员都齐齐去喝西北风。这就好像一个消费者按揭购房一样，他可以将债务向未来推移，并用未来的收益来偿还这笔债务。或者就像一家公司，只要该公司未来产生的收益可以逐渐偿还这笔债务即可。

不过，未来的毕竟是未来的收益，它并不是确定无疑的，而过高的资产负债率（按照有些学者的计算，中国可以估算国家财富和国家负债相比，已经在整体上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 ）很容易引发偿债危机。一个人如此，一个公司如此，一个国家亦复如此。即便我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看待中国的财政负债，中国的短期偿债能力也相当不乐观。以2002年及2003年的数据计算，中国当年的债务收入与当年的中央财政支出之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分别是83.9％和82.9％（？）。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25％～30％的安全线。换句话说，中央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都必须依靠发债来维持。由于所有的国家债务都由中央政府作为最后承担者（这也是在一个非联邦制的集权国家中，中央政府必然的宿命），所以这个比例能够准确地衡量中央政府的短期偿债能力。短期的收入都需要发行大量国债来维持，中国短期偿债能力的脆弱性实际上已经一清二楚。我们无法判断中国长期的偿债能力，但我们可以判断的是，中国对内的债务的偿还高峰即将到来，理由是，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在一片中国奇迹的喧嚣声中马上就将不期而至，养老金及医疗保险将出现集中支付高峰。这一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中期）引发对内债务的偿还危机。如果真是那样，中国社会的景象将变得极其凄惨，吃不起饭，看不上病的黑暗历史就很可能再现于我们这个高度文明的世纪。（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人口中，“看不起病”已经成为一种极其常见的现象。）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3 13:2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