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在失去了原有的文化依托之后,中国人在近十年中重新堕入了某种“初人”状态。他们已经失去了对任何规则、制度、伦理的敬畏,剩下的只有对实力或者暴力的恐惧和崇拜。他们以最市侩的机会主义对待一切事务,一旦得逞,便飞快的贴现。他们不相信明天,蔑视人类一切美好情感和文明准则,以为那不过是他人获取利益而伪装出来的假惺惺的道具,但只要需要,他们就立即可以变为某种主义的信徒。他们只服从暴力的权威,在暴力圈定的边界之外,他们就完全失去了精神的依从,文化的指引、伦理的约束。
简言之,他们是一群狡猾但完全丧失了自组织能力的原子化个人。中国人的这种文化选择是无奈的,因为仅在咫尺的,就是中国官僚体系在改革中不断“成功”的示范。在完全失去了对中国官僚体系的约束能力之后,中国人只能争先恐后的加入这种“市侩”比赛,以免在残酷的“物竞天择”中被淘汰出局。这其实就是我们在近十年的改革实践中所看到的文化事实。中国商界很知名的地产大腕王石先生,在2003年9月的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曾经放言说,自己从来没有行过贿,但在场的几乎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想,如果不是这个论坛规格较高,回报王石的可能就不是质疑,而是一阵狡猾的讥笑了。对此窘迫,王石先生感叹说,“这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过,司空见惯的行贿或者诚信危机显然已经不是中国文化毁灭最极端的例证了。毫无疑问,建立在这个文化基础上的中国改革及其“市场经济”成果,不仅是畸形的,“坏”的,而且随时有塌陷的危险
在对待文化改造的问题上,我们将毛/泽/东与邓/小/平做一个比较将是非常有趣的。同为中国现代化的推进者,毛/泽/东显然要比邓/小/平更加看重文化改造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他总是试图用唤醒人们精神力量的方式来实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毛看来,任何社会转型都意味着精神与道德的转型。“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文化改造的努力。毛对这种精神转型是如此迫切,以至于他不能够容忍慢吞吞的“改革”,而直接将它命名为“文/化/革/命”。对毛/泽/东的激进性格深有了解的林彪,则干脆将它解释为“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林/彪的附和虽然有奉承的意味,但的确是非常精到的。毛的“文/化/革/命”无论在方向上还是方式上,我们都不能同意,但毛对社会转型文化本质的洞察显然具有入木三分的深刻之处,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就显得比毛要粗心得多。邓似乎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系列可见的制度、规范,更是隐藏在其下的对这些制度起着支持作用的文化和精神。如果不将市场经济置于坚实的民主和自由的文化基础之上,市场经济不仅可能是短命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所谓“坏”的资本主义在现代化的历史上比比皆是)。邓的这种粗心和实用主义态度被中国的官僚体系利用了。他们以“改革”的名义将改革的精神不由分说的变成了私下里的“官僚内部人的利益最大化”,并冷酷地将这种不择手段的疯狂攫取贴上“必然代价”的标签。如此,改革就被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彻底置于了文化的流沙之上。改革变成了打引号的“改革”。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著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他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
中国社会文化对改革的整合能力已经完全处于瘫痪状态。所有的阶层都已经被动“适应”了官僚体系对中国改革的全面宰制。如果当今中国还有什么力量真正拥护改革的话,那么它们就是中国的官僚体系。他们垄断了改革,所以对“改革”的意义心领神会。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的地位越是不受挑战,他们投身“改革”,推动“改革”的激励就会越强烈。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官僚体系及其同谋者会成为“干部私有化”改革中最积极推动者的原因。而中国官僚体系在中国最新“改革”中空前的活跃程度,也反过来证明了,官僚体系对中国社会的言论钳制已经达到了何等窒人的地步。中国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从80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90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官僚体系除外)”,中国改革在早期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第三章 新阶级,旧景观
傅祥,是中国江苏省扬州市的一位下岗工人。20多年前,他与许多知识青年一起,从江苏北部的一个贫穷的农村,回到了这座城市。然后,他进入一家皮鞋厂做了一名工人。从农民变成工人,这是傅祥人生中的又一次阶层转换。按照中国社会学家的划分方法,傅祥实际上已经跻身于了那个时代的城市“中产阶级”行列。的确,在这座历史上以繁华和富庶著名的中国城市中,傅祥的日子虽然远远算不上“中产”,但与绝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两样。重要的是,他相信,“工人”的身份已经赋予了他某种职业和生活的保障——正如他名字的中文含义所寄托的那样,稳定而安详。在整个80年代,傅祥的日子是平静的。进入90年代之后,皮鞋厂的困境日甚一日,用卖不出去的皮鞋抵工资的情况经常发生。终于,傅祥下岗了。现在,傅祥住在他那间父亲留下来的已经残破不堪的住所中,每月领取190元的下岗“工资”。傅祥的这间住所阴冷而潮湿,为了节省开支,傅祥在晚上已经很少使用电灯了。傅祥已经结过两次婚,白天,他经常将第二次婚姻留下的那个年纪很小的儿子独自锁在家中,自己出去找工做。无论是在他自己还是在别人的眼光中,经过20多年的变化,傅祥已经彻底的沉入了中国社会的底层。在接近60岁的时候,他的未来似乎变得一片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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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22 20:5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