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民主转轨国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后搞重组“增效”相反,我国一般都在产权改革之前先用国家权力来排除工人的讨价还价,实现了“减员增效”,避免了私家老板裁员要克服工会阻挠的尴尬;然后已完成减员的企业才脱去“国有”帽子,恰在这时出台的“就业优先”(只要不继续裁员可以不计较资产卖价)客观上给规避市场经济中正常的公开竞价机制,为“能人”以内定价格“置换”资产创造条件创造了空间。
于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资产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现的“科斯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加上仇和式的铁腕,就比许多民主转轨国家更顺利地完成了大批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据说“交易费用”很低。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使投资日益强劲,经济日趋繁荣。
与此同时,农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间主要采用管理层购买方式基本完成了“乡镇企业转制”。在多数农村,那些老百姓无法监督,因而也难以公平分配的“公产”已经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毕,只剩下摆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法盗窃和隐藏,但却最便于公平分配的土地,却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实为农民的财产,而客观为后来提供了以备将来“圈地”之便。
同时,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强调财政上中央集权但不集责,出现所谓“财权上收,事责下放”的趋势。一方面上级财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扩大,国家得以“锦上添花”强化投资,大城市基础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基层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供应出现短缺,尤其以农村为甚,而在维持“事责”的名义下,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以至出现“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
这样改革初期农民“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情况明显地逆转,农民成为新一轮发展中主要的受损者。尽管高层注意到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下了大决心,通过2003年以后的免税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方兴未艾的“圈地运动”又成为农村紧张的新土壤。
这个时期各种金融工具与虚拟经济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国有垄断加上虚拟经济金融工具的有效组合,一方面为大批金融-房地产富豪用“批地加贷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使国有垄断部门进一步疏离公共职能而凸显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国有化”与“权贵私有化”左右手联动的“原始积累流水线”。
[下篇]全球化中的“中国竞争力”:2001年以来的中国奇迹
全球化中的中国奇迹:“资本内逃”与“三顺差”
1992年以来的第二轮改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举世有目共睹。而2001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
新阶段除了延续1992年以来的进程外,还有几个明显特点:第一是经济加速,而且这种加速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有数字为证:“入世”后中国的外贸总额五年呈三倍之增,从2000年的4743亿美元飞速增加到2005年的14221亿美元,2007年更达21738亿美元。而顺差更是出现爆炸式增长:2004年为320亿美元,2005年1019亿,2006年达1775亿,到了2007年更增长到令人目眩的2622亿。不仅绝对值增长越来越快,相对增长率也越来越高:2007年与2001年相比6年增长11.6倍,而最近三年竟增加了8倍还多!(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80111/13301925575.shtml 刊中国新闻网报道;《海关总署: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2622亿美元》,《上海证券报》2008年1月12日)
而流入中国的FDI则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按有的统计口径则仅次于美国)。2007年中国的经济不仅外贸依存度(外贸额与GDP之比)已经很高,外贸顺差率(顺差与外贸总额之比)也已高达12.1%,而战后时代曾经维持外贸顺差额全球第一时间最长(长达21年)的德国,其顺差率最高的一年也就是这个水平。(1988年为12.7%,见《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 欧洲卷(1750-1993)》,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616页)除了石油输出国之类“天然顺差国”外,在世界主要贸易大国中这种情况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