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
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于1994年在《外交事务》发表了一篇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他在这篇具有争论性的文章里对亚洲经济模式提出质疑。他认为:东亚奇迹是大量投资的支出，而并非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果。糟糕的经济政策导致道德风险以及造成经济泡沫，并与金融监管的缺失共同酿发危机。并预言了亚洲会爆发金融危机，以后1997年发生的「亚洲经济危机」似乎映证了克鲁格曼的关于东亚会发生金融危机的预言。1978年以后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与发展，被称之为「中国奇迹」。如何理性的解读这个奇迹以及中国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继续担负起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的作用，中国能否走出克鲁格曼的怪圈?这已是当下世界瞩目的高端论题。本栏不定期的跟踪和介绍前沿性的论述，转贴的所有文章，只是学术性的介绍，不代表本网站的立场和观点。并根据情况在编贴时作了相应的技术处理，谨此申明。

目录
第一篇:冯兴元「中国奇迹的成因与展望」(第１～５楼)
第二篇: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第6～17楼)
第三篇:袁剑《中国：奇迹的黄昏》(第18～第95楼)
第四篇:陈志武「中国改革路径的再思考：私有化和宪政民主不能回避」(第95楼～101楼)
第五篇:秦晖：「“中国奇迹”之谜：“左右共赞”背后的共同困」(第102楼～106楼)


【第一篇】
冯兴元,1965年出生于浙江省。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德国维藤大学经济文化比较研究所研究员，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华人哈耶克学会成员，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专业为经济学（金融学、财政学）。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学思想研究，地方财政（城市与农村财政），地方金融，农村金融，村民自治，区域经济，比较制度研究。现担任《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共同主编，《秩序理论与经济学丛书》主编，《奥地利学派丛书》共同主编。出版有：《欧盟与德国：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方法与思路》（2002）、《中国乡镇企业融资与内生民间金融组织制度创新研究》（2006）、《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制度变迁》（2005）等。发表有《自由宪章》（哈耶克，1999）等译著。作者认为:对于“东亚奇迹”和“中国奇迹”，赞赏者有之，诟病者也有之。纵观历史上各种经济“奇迹”观，衡量一个经济体实现了“奇迹”的最基本指标不外乎以下几条：一是应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二是较高经济增长应持续了较长时段；三是较高经济增长应较为稳定；四是经济增长中应存在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改进）的一定甚至较大贡献。

中国奇迹的成因与展望

作者:冯兴元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实现了长期、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根据1978年不变价格和水平平均法公式计算，我国1978～2007年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8%，同期第一、二和三产业GDP分别年均增长4.73%、11.39%和10.73%，人均GDP年均增长8.59%。早在1994年，克鲁格曼就诟病“东亚奇迹”，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主要依赖的是投入型增长，而非基于技术进步的增长。

安德森把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解为四个因素：资本投入贡献,劳动力投入贡献，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贡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他根据一些计算，把1978～2007年我国的平均GDP增速调整为9.2%。根据其测度，1978～2007年期间，在9.2%的年均增长率中，我国资本投入贡献了4.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为2.1个百分点，余下的为劳动力投入和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贡献。细究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资本投入贡献率达到了52%，比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作用都更重要。从安德森的分析可以看到，“中国奇迹”较大程度上归因于投入型增长，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基于技术进步的增长。　　

此外，单纯从我国1991～2007年科技发展情况来看，研究与试验发展折合全时人员从1991年的67.1万人年增至2007年的164.9万人年，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的0.57%增至2007年的1.49%，专利申请授权量从1991年的2.46万件升至2007年的35.18万件。这些数据也表明，简单认为中国只投入依赖型经济增长或数量型增长而无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贡献或质量型增长贡献的说法是不可立足的。
　　
从上述数据来看，我们基本上满足“奇迹”指标，因而可以指称我国实现了“中国奇迹”。不过，我国的“奇迹”较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方技术的模仿。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可以说这是西方技术带来的“奇迹”。

“中国奇迹”的成因
　　
对于“中国奇迹”，有必要提出一个多源成因解释。主要成因包括：
　　
有利的初始条件：一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出于对战争的担心，中央政府对落后的“三线”地区进行了大量重工业投入，并鼓励各省自给自足，把许多经济和投资的计划权和管理权下放到省级政府，无意之中创造了分散的、多中心的空间经济结构。这为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利用自身的人才和设施创造了条件。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1-19 08: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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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改革初期我国的企业组织形式主要呈M型，多部门组织结构,不同于苏联以U型组织形式为主导，也就是以单一制组织形式为主导。三是劳动力成本低廉。这是我国奉行“赶超战略”的一部分结果。在“赶超战略”下，消费被压制，投资被鼓励；轻工业被抑制，重工业被孤立；工人、农民收入被抑制，工农业生产剩余大部分转移到重工业企业和其他支柱性企业的发展。

中国的劳动力非常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这也为中国参加国际大分工，或者说外资参与中国的劳动分工创造了条件。大量廉价的劳动创造出大量廉价的产品，而外资的进入又为产品质量的提高创造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单位”制度虽然使得劳动力不能随意在单位间流动，但除此之外，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当时成为世界上劳动力市场管制最少、最自由的国家之一。

四是宏观政治经济环境有利。“文革”结束时，我国经济处于低谷之中，百废待兴，稳定政治、社会、经济局面的措施和改革措施均可以大大恢复经济产出。在这种环境下，有卓识的政治家可以借助稳定经济和改革之名更容易掌控整个政局。

改革之初采纳最小阻力路线：一是我国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切入点，激发了农户的农业生产积极性，属于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它是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初的实践是民间自发的行为，政府在改革之初将其作为一种正式制度推行。

二是财政分权，其形式为多种财政包干制，大大激发了地方政府参与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其最初的设计符合中央和地方收入上的“帕累托改进”理念，但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对策性行为（如“藏富于民”，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的收取等）事实上侵蚀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份额。

三是最初阶段实施“价格双轨制”，允许新建地方国企或者集体企业，包括乡镇集体企业。最初资源由国有部门控制，经由“价格双轨制”，利用交易机制把一些资源从国有部门以更高的价格配置给国有部门之外的市场主体。最初阶段这种做法也无疑是采取了“帕累托改进”的思路。
　　
币值稳定：我国1994年之前通货膨胀率较高，但是国家通过三资企业持有外汇兑换券以选择性的方式稳定币值。1994年初取消外汇兑换券制度之后，我国通过新的预算法来切断财政部从中央银行的借款途径，使得通货膨胀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了较大的控制，除了其他因素之外，与之不无关系。
　　
逐步引入私人产权：产权非常重要，但单单产权本身并不一定带来高速增长或者经济奇迹。中国的私有产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育过程。改革之初国有产权占绝对主体，随着行政和财政分权，城乡集体产权作为缝隙经济与国有产权展开竞争。相对于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主体更为明晰。

乡镇企业在80年代中期开始大举发展。到了90年代后期，乡镇集体企业的大力发展形成中国工业的所谓半壁江山，但乡镇集体企业也属于政府企业，与国有企业一样有着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开始逐步发展，1988年私营企业开始逐步发展。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赋予了私营企业合法地位，同年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11 13: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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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多种经济成分将与公有制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由此，我国逐步形成和发展壮大了独立的私人经济。即便一些个人私下建立了表面上隶属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实际上由自身控制的乡镇集体企业，也就是“红帽子企业”，其所谓的“模糊产权”也是对私人产权的逼近和模拟。

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体现出一种效率落差，这导致了我国两次企业改制浪潮。第一次大致发生在1992～1993年期间，另一次发生在1996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小玄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做了按不同所有制分类的研究，在全国的几乎是全部制造业企业的数据基础上的分析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效率最低，私营企业效率最高。刘小玄根据最新得到的2001年的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数据，做了类似的研究。其分析覆盖了几乎全部工业产业。从分析中得到的发现主要如下：

第一，国有企业　（包括传统国有、国有独资企业）对于效率具有明显的负作用，私营企业、股份企业和三资企业则都表现为积极的对于效率的推动作用，在其中，私营企业推动产业效率的作用最强，三资和股份合作企业其次，再次则是股份企业和集体企业。第二，对于改制企业的不同资本股权来说，个人资本普遍具有最显著的对于效率的积极效果，而国家资本则表现出十分显著的负相关的效果。因此，民营企业仍然是最有效率的，改制基本上是成功的。
　　
逐步引入竞争：中国的经济奇迹还跟引入竞争有关。一是国际竞争。全球化带来国际竞争、国际资本、国际管理经验和国际技术，尤其是香港和台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二是国内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包括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竞争，企业竞争发挥了优胜劣汰的作用。三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政和财政分权之后，地方政府拥有地方产权，极大刺激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被经济学家钱颖一等誉之为“市场维护型联邦制”。

这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有时候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竞争相互交织。比如地方政府之间围绕吸引外来资本的投资，往往在中央同意的税收优惠基础上，增加优惠程度。或者在中央政府的统一要求之外增加对外来投资的补助。而且，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后来导致了地方企业的民营化。

开放市场并利用国际市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选择性地开放了外资和内资的市场进入并利用了国际市场。这促进了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体的效率。另外，出口使得我国能够利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
　　
强化责任：民营化、市场化和私人部门的兴起是产权明晰的过程。产权明晰的过程也是强化责任的过程。国有和集体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由于产权主体缺位，企业不能为自己的行为有效承担相应的责任。私人产权则恰恰相反，企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种强化责任的行为有利于为发展经济提供正向激励。
　　
逐步推行契约自由：计划经济时期不存在契约自由，政府统一调配资源解决不了创新问题和无法有效加总大量分散知识的问题。经济的改革与开放发挥社会力量和市场主体通过自愿契约组织生产和交换，实现劳动分工和知识分工，从而能够创造更大的社会财富。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10 09: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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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和连续性：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威权政府对外资选择性提供了比较稳定的政策环境。比如在税收优惠方面对外资承诺“三免五减半”政策。新近的外资企业所得税和内资企业所得税的“两税合并”属于经济政策的大转折，提高了外资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虽然存在缓冲期，但影响到外资企业在今后的区位选择或者再选择。不过，我国已经加入WTO，通过法治来提供普适性的有利的投资环境不可避免。

渐进的试错方式：整个改革进程采取渐进的试错方式。这一方式利弊并存。试错符合制度建构和演化的一般逻辑，有利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根据德国弗莱堡学派的观点，经济和社会秩序中存在许多子秩序，这些子秩序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性。无疑，这种相互依赖性是整个秩序运作的基础。

“休克疗法”一夜之间打破这些子秩序之间的相互依赖，难以在短期内磨合种种子秩序而重建相互依赖性，从而短期内整体秩序难以运作，整体经济处于严重不稳定之中。而渐进的试错方式就没有这一问题，符合事物发展的应然规律。波普尔和哈耶克也特别强调试错在接近真理、发现知识方面的作用。

此外，渐进的试错方式允许文化、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随着时间而发育和演化。但渐进的试错改革的弊端是：渐进的试错改革可能被既得利益者用来阻碍改革的进程，既得利益者越强、人数越多，改革的阻力越大。而且，渐进的试错改革本身也可能成为政府腐败的工具。从总体上看，试错仍然是正确的选择，至于试错改革被利益集团和部分政府官员所用以满足私利，恰恰反映了政府体制改革需要跟上，而不能以此否认试错改革。

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中华文化和教育传统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一是“小传统”的影响。儒教不主张“君子”（政治家、官员和文人等）经商，但并不排斥“小人”（普通百姓）的商业活动。这两种分别体现为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大传统”和“小传统”。

“大传统”涉及的官方伦理和文化往往是一些伦理诉求，而“小传统”中的文化却是真正内化的、实践中的非正式制度和规范，是一种功利性的、重视财富和商业的文化。孟子甚至大力提倡“通功易事”，即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也就是通过交易而互通有无，改善交易双方的福利。

中国人一方面信佛事佛敬佛，或者很多的人信基督，似乎追求彼岸的解脱，但中国人同时又很实用主义，追求世俗的满足，现世的更美好生活。我国历史上在民间一直存在着一种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在晚清时期由于东西方文明的剧烈碰撞而得到更为长足的发展，成为晚清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

中国人这种对现世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心态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被压抑，但到了改革开放之后就成为追求财富的动力来源。像江浙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小传统”的复活和晚清文化的重续。二是中国人对教育的重视。中国的父母们绝大多数愿意自己省吃俭用，也要送孩子上学读书，这使得中国的大量劳动力和企业家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又有进一步掌握专业技能的能力。三是历史上的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得中国人总体上养成比较刻苦耐劳的品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10 09:3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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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压力、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企业家精神：上述三方面的文化和教育因素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涌现大量民营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创造了非正式制度条件。而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外加政府的允许（最初为默许）空间的扩大，进一步促成了企业家精神的发挥。这里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甚至政府官员的改革冲动以及港台企业家的大举投资也同样受到中华文化和教育传统的影响，以及生存压力和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影响。

上文列举的很多因素，除了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生存压力、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企业家精神之外，似乎都是政府主导的。但是真正的奇迹却主要归因于这些政府外因素，同时部分归因于政府的作用。

政府主要选择了退出经济领域，撤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框架。这一尚有严重欠缺的竞争秩序框架可以视为对一种标杆性竞争秩序的无意的接近或模拟，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提供了较好的空间。

展望
　　
上述种种原因导致了中国的“奇迹”。那么中国的经济是否能够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回答是比较微妙的。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触及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若要进一步推进经济改革，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总体上是经济、货币、财政规则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统制主义思潮和政策的频繁登台，中国“奇迹”的基础正在被侵蚀或废除。

这里包括企业家产权在被加快剥夺（比如通过大量劳动法规），经济、财政和货币规则被废除（比如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设立公司，发改委主导本应由银行自决的信贷政策），产业政策凌驾于竞争政策之上。大量转移支付和补贴政策出台提高了个人对国家的依赖性，许多人逐渐忘记或者丧失了更为根本的个人自主性和自主权。

上述正式规则或者正式制度的事实侵蚀或者废除还不是最糟糕的事情，更糟糕的是众人的规则取向意识正在丧失或者破坏。而在丧失或破坏这种非正式制度之后，我们想要重建之，则需要至少几代人的时间，甚至永远不能重建。所幸的是，我国的文化和教育传统因素，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与企业家精神仍然颠扑不破。生存压力也仍然存在。只要气息尚存，企业家阶层仍然会甘冒风险、寻求利润机会，发挥企业家精神。

但是，如果进一步离开了产权保护，失去了一个较为有利的投资环境和一个较为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企业的成本必然上升，再加上其他多种成本上升和不利的国内外需求因素，中国的“奇迹”可能会在未来某个时点早于我们的预期而终结。因此，需要政府和社会各阶层提高警惕，共同负起责任，严格产权保护，维护一个普适性的、有利的投资环境，创建一个真正促进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

文章来源:《民主与科学》(九三学社主办双月刊)、转贴自:「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 2008年9月9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11 07:3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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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作者: 秦晖

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因此，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当时的社会基础空前广大，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1992年开始第二波改革，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作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制造的商品洪流般充满世界，世界各地的资本潮水般涌进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似乎指日可待。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增强了国力，也使许多国人日益自信。如果说1989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还在忧患中国的“球籍”，那么2006年又一部热门政论片则在预言“大国崛起”了。1992年后的十五年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这十五年积累的问题之多也不容忽视。十五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避免了一些民主转轨国家疲于应付的各阶层频繁博弈的“拖累”，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这些年来，一方面规范化法治化的竞争规则正在形成，由此人们的自由得以增进；另一方面当代福利国家的种种进步也使中国的公共服务建设加快。可以说，文明世界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不是斯大林主义)都在全球化中对我们有所促进，这也就是我们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国际上转轨经济学界对所谓的“中国之谜”，即所谓的“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的解释，已成为最大的论题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经形成了“渐进－激进”的讨论模式。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往往认为东欧的“激进转轨”虽然付出很大代价，但一举解决了实质性问题，将来会显示出大效果；而中国的“渐进转轨”虽然获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但实质性问题绕不过去，将来会遇到大困难。

相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则认为东欧转轨恰恰陷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激进”误区，而中国的渐进转轨似乎具有更多的凯恩斯式或福利国家式的政府干预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当然，将来双方的对比也不会逆转。
   
显然，这种争论的背后包含某种共同前提，即中国“渐进”——更多凯恩斯或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增长，东欧“激进”——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场竞争色彩——因而经济(根本性地或暂时地)衰退。但是笔者认为，这个前提是大可质疑的。首先就转轨目标模式而言，中国明确地自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很难说她的目标是什么(尤其难说是“福利国家”)。

而多数东欧国家倒是明确以加入欧盟为目标，而欧盟多数国家长期是社会党执政，是当今世界上福利国家的典型，东欧各国入盟谈判中的“福利门槛”、“劳工保护门槛”往往比“市场化门槛”还高。而现实就更不必说：恐怕没有人能证明如今的中国比东欧更像“福利国家”，而作相反的证明倒是轻而易举。(参见秦晖：《中国转轨之路的前景》，《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1期，4－5页)
   
“剧变”后的中东欧，经互会国家转轨战略各有特点，其中像白俄罗斯与爱沙尼亚这两个空间与历史都相近的“前苏联”国家，其转轨经济政策的相差之悬殊实难以用“东欧转轨”这个概念来包容：卢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罗斯基本上拒绝市场化，其经济面貌简直比我们的南街村还“南街村”；而爱沙尼亚以“面向外资全卖光”方式实行的私有化堪称东欧最激进之一。如果不考虑政治变革而仅从经济上讲，所谓中国与“东欧”转轨政策的差异恐怕远不及东欧内部(如上述的白、爱两国)之差异来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罗斯还是爱沙尼亚，抑或中东欧的任何国家，剧变前后都出现了或长或短的经济衰退。随即它们先后几乎都(除几个发生战乱的国家外)恢复了或强或弱的经济增长，但与中国持续30年的经济增长相比似乎都显逊色。无论有多少水分，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就其增长速度而言，的确是个“奇迹”。于是，如今无论中国国内还是国际上的评论界，大都认为中东欧人犯了某种错误，而中国人则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的确，从事后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东欧国家犯的错误并不难，但既然无论激进还是渐进、搞不搞所谓休克疗法、左派执政还是右派执政，都经历过衰退，整个中东欧从白俄罗斯到爱沙尼亚(更不用说从土库曼斯坦到前东德)都出现过衰退，那么它们与尚未经历过这种衰退的中国之间的比较，就很难以“休克疗法”是否错误之类的说法来解释。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15 09:34 编辑 ]

杰亮

[上篇]双重效率增益与走出“负帕累托”：中国奇迹1978－1989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经历整整30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而从实际历史进程来讲，这个说法也有相当的逻辑根据，因为这两个年份都是摆脱“文革”的标志年：1975年是在毛泽东还在世但已渐失工作能力的情况下，邓小平利用实际主政之机“暗渡陈仓”式地试图摆脱“文革”，但被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政治铁腕所挫败。

而1978年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气候下终于战胜坚持毛泽东路线的“凡是派”，使中国真正摆脱了“文革”。所谓改革在其原初意义上就是摆脱“文革”，因此无论以1975年还是以1978年划线，应当都没有什么问题。(http：//www.cass.net.cn/chinese/y_party/yd/yd_l/yd_l_019.htm，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为中华之崛起——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
   
但是“摆脱‘文革’”并不等于走向市场经济，尤其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强调的是恢复计划秩序，向如今被认为是“苏联模式”而“文革”时期被谴责为“修正主义”的那一套靠拢，而根本与市场化背道而驰。人们应当记得，甚至在“四人帮”倒台后很长时间，像温州那样在“文革”的混乱中自发出现的市场化苗头，那时都是被当作“四人帮”统治的恶果而受到严厉谴责并成为“整顿”对象的。
   
而另一方面，“摆脱文革”又决不仅仅是摆脱1966－1976那十年，因为按照薄一波回忆录的叙述，实际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长制、实行政工治厂后，“苏联那一套”就在中国吃不开了。改革前中国与苏联虽然都有相似的意识形态，其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还是颇有区别。在工业方面，这种区别从1956年中国批判“一长制”开始凸显，到大跃进时代出现与“马钢宪法”(当年中国人对以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为代表的工业体制的称呼)对立的“鞍钢宪法”，直到后来长期、全面的“反修”。

实际上，“文革”前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纯个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说还有所谓路线的分歧的话，那几乎就是“农民战争式的命令经济”还是“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经济”，或者说是“鞍钢宪法模式”还是“马钢宪法模式”、只讲“政治经济学”还是多少讲点“计划科学”的区别。
   
众所周知，在苏联，改革前曾长期坚持以计划经济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教条倾向。而在中国，那时并没有“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改革前20余年间不断的“反对修正主义”，与其说是以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毋宁说是以胡闹的命令经济来反对理性的计划经济倾向。

当时经济上的“反修”举动，除了反对“三自一包”带有一点“反市场”色彩外，其他如反对“消极平衡”、反对“条条专政”、反对“托拉斯化”、反对“一长制”与“管卡压”、取消所谓“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推行消灭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优化配置的“五小工业”等等，都是反对理性计划机制的。

刘少奇、薄一波这些所谓“修正主义者”那时并没有搞市场经济的念头，他们只是想要多一点理性计划经济，少一点大轰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后者是优势是主流。根据薄一波的回忆，在改革前的30年里，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东北)有较多理性计划的成分、1962－1964年间又有更弱的“恢复”尝试外，连“八大”到“反右”之间、“四清”到“文革”之间这些一般被认为尚属正常的年月，理性计划亦无力推行。更何况反右、大跃进与“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页)
   
这一切造成了中国与东欧改革前体制的不同。虽然中苏旧体制都是在落后的农民国家里发生革命的结果，带有希克斯称为前市场的传统时代“命令经济”的特征，但此前俄国受工业文明、市民社会的影响毕竟深一些，其体制较多具有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成分。

从列宁欣赏福特制、泰勒制，斯大林时期的“马钢宪法”强调专家治厂、经济核算、科层管理与一长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大兴数理经济学，强调要素配置的最优化模型，逐步发展了一套“科学计划”体制。该体制与规范的市场经济相比固然既无效率也不人道，但与大轰大嗡的农民战争式的“运动经济”和长官意志的“命令经济”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强得多。苏联把“科学计划”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在这一方向上已无发展余地，而另寻出路则要付出打乱原有的“科学计划”的代价。
   
中国则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带有传统农民战争色彩的、“无计划的命令经济”，体现的与其说是工业文明的科学主义和经济理性，毋宁说是农业时代的长官意志与浪漫激情。中国的“鞍钢宪法”与苏联的“马钢宪法”；中国的党委负责制与苏联的一长制；中国的政工治厂与苏联的专家治厂；中国的群众运动与苏联的科层管理；中国的政治挂帅与苏联的经济核算；中国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经济学”而不知数理经济学，而苏联改革前数理经济学或曰“计划科学”已经是主流；中国的“小而全”、山头经济和“三边工程”与苏联的强调优化分工、规模效应、科学布局……都反映了这种农业时代的“命令经济”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计划经济”。
   
当然，再“理性”的计划经济，虽然可以做到运筹学与线性规划下投入产出函数的“最优化”，却无法适应每个人千变万化的消费偏好；虽然可以做到静态的“计划均衡”，在极端的“分配经济”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场试错过程中难免的过剩与不足交相波动，但却无法拥有动态均衡的市场竞争所产生的创新激励；虽然在实物指标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大量的产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为基础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却远不如市场经济。

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当年所说：计划经济“必须消灭所谓劳动自由，因为‘劳动自由’是同正确组织起来的‘计划’经济和劳动力的计划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劳动自由”，在无视个人偏好的情况下“消费者主权”不复存在，个人成为整体机器上的“螺丝钉”，劳动、消费乃至整个生活以至思想，在逻辑上都有被“计划”的趋势，在这一点上“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胡闹并无本质区别。而这后果远比科尔奈讲的“软预算约束”要严重。(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三联书店1981年，126页)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11 13:16 编辑 ]

杰亮

“乔厂长”比“普隆恰托夫经理”能干？
         
因此，再“科学”的理性计划体制虽可以有效地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非理性的命令经济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但迟早也会面临变革。而一旦变革，越“科学”的计划被放弃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改革阵痛)就越大。这代价包括“市场均衡”尚未建立，“计划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进，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却下降了；竞争—创新激励尚未形成，强制积累功能已经瓦解。

而且，这些代价的大小与“渐进”还是“激进”并无明显关系。从中东欧到前苏联的30个转轨国家尽管在“渐进”与“激进”、左派掌权还是右派掌权等方面千差万别，但转轨初期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经济衰退。而且“渐进”国家付出的代价未必小于“激进”国家。计划经济固有的创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设计”人的行为这种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钻“最优化”的牛角尖也无法解决的根本弊病。

进入1980年代后，“计划最优化”已出现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而西方市场经济却在这时出现了信息技术革命、产业结构升级和“里根－撒切尔繁荣”。形势迫使苏联人不得不改弦更张。但是，放弃这样严密的“科学计划”对经济的冲击是很大的。

东欧人在这一过程中无疑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误，一个时期的经济滑坡也在所难免——最明显的是：甚至连并没有面临转轨问题的芬兰，仅仅由于她与经互会国家贸易比重很大，也受累于理性计划的废弃，在1989年后经历了连续数年的经济大滑坡。1991－1994年，芬兰国民生产总值从1220亿美元降至958亿美元，降幅达21.5％。(EncyclopaediaBritannica，1994　Book　of　the　Year，Chicago：EB　Inc.，p.607；1997　Book　of　the　Year，p.605.)
   
反观中国，一方面它在“计划经济”方面还有极大的改进余地，不像苏联那样已经走到尽头，非得彻底改换“路线”不可；另一方面中国根本没有享受过“科学计划”的好处，当然也不必承受放弃“科学计划”所要付的代价。中国改革前的“文革经济”本来就具有“既无市场又无计划”的特点，也就不存在苏东那样从理性计划陷入“无计划无市场”的转型阵痛的问题。

“文革”时期中国本来就没什么计划均衡可言，实物投入产出效率已经十分低下，强制积累的功能虽不亚于东欧，但“瞎指挥”对这些积累的浪费更甚于东欧。因此“文革”后期的中国经济实际上处于“只要不再胡闹，怎么干都比以前好”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从林彪事件后披露的所谓“571工程纪要”之类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身后出现变革，几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这种“改革前的胡闹”为后来的变革创造了“无代价增益”的前提。事实上，以1975年“整顿”开始的前期中国改革与其说是摆脱苏联模式，不如说在许多领域是放弃“运动经济”而恢复苏式管理，放弃“鞍钢宪法”而部分恢复“马钢宪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而用“文革话语”说，那就是“修正主义”来了。

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
   
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乔厂长”上任的时代，中国无论是走市场化改革的道路，还是建立科学主义的理性计划，都能带来经济绩效的提高，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11 13:16 编辑 ]

杰亮

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计划与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对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响，那么改革前体制的束缚——保障功能是否协调则有关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义者也许会认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没有正当性，但实际上，人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束缚性共同体的安排，不尽然是因为强制。如果自由能够交换“安全”，包括广义的安全即社会保障，人们是会权衡的：假如牺牲较少的自由能换来较多的保障，那么这种束缚可以被认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牺牲与保障的获得程度相当，那么这种体制至少也并不显得太不公平。

事实上，民主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相当多的现代公民的拥护。中国与东欧改革前的旧体制当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人们也没有权力(通过选票)在这两者间进行权衡和交换。但体制的束缚与保障功能仍成为“不自由”的两面而给人以不同的感觉。

一般地说，任何改革前体制都没有实现所谓“共同富裕”的乌托邦，但很多国家这种体制具有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明显的。而走出旧体制的“转轨”过程，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两种意义上的自由”过程：既摆脱了束缚，也失去了保护。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旧体制中受到的束缚与保护程度是不同的，相对而言，受到束缚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体会觉得这个体制比较公平，反之会觉得它不公平，并强烈地要求变革。

同样对于转轨过程而言，如果某个群体在此过程中摆脱的束缚多于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摆脱束缚没有失去保障，他们会拥护改革并认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摆脱的束缚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们就会感到不公平了。这两类群体孰众孰寡，就决定了整个社会对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说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与民主福利国家的价值体系相比，改革前旧体制的社会保障在其价值体系中的地位本来就较低，尽管旧体制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但这种“理想”的基础是所谓“科学”而非人道，为了合乎科学、因而据说最终也合乎正义的目的而强制人们作出牺牲，是合乎逻辑的。苏联建国初期很有影响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就把“苏维埃经济”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后为“社会主义积累”时期。

他认为发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会主义积累”阶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苏维埃的任务是“比资本主义更严厉地‘剥削’农民”来完成原始积累。因此苏联在整个斯大林时代，农民在受到严厉束缚的同时根本没有什么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现过饿死大量农民的“体制性饥荒”。如果那个时候发生转轨，农民的热情恐怕不会亚于中国式的“改革奇迹”。

然而历史并没有这样演进，而苏联毕竟在“理性计划”的安排下相对有效地利用了牺牲农民利益乃至生命换来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时代，不仅农民人口已是少数，而且苏联工业的积累也已不必依靠“剥削”农民。相反地，工业“反哺”农业的过程已经出现。

当时苏联农业中不仅国营农场比重已经超过集体农庄，而且自1966年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全苏集体农庄实行有保障的工资制”决议后，集体农庄成员的福利保障水平也与城市国营企业工人大体相当了。于是当市场经济转轨开始时，苏联农民的感受与我国农民在1980年代改革时的感受相差悬殊，而与我国1990年代国企改革时工人的感受却有类似之处：失去保障的“代价”成为出现严重问题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东欧国家还有更为悬殊的情况：不仅捷克、东德等原来就已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原始积累问题，像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原来在共产党时代就没有搞集体化，他们的农民一直是私有小农，拥有不亚于我国农民改革后才拥有的种种自由，而当时的体制为了增加意识形态对农民的吸引力，在农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业化水平较高的条件下给他们的小农提供了相当高水平的福利保障。

如波兰1972年全国农民实行公费医疗，1978年全国农民实行退休制，同时还建立了国家财政支持的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系统(即所谓“农业圈”制度)，而为了争夺对农民的影响力，教会方面也与政府展开“支农竞争”。如1983年教会就建立了20亿美元的农民援助基金，向农民提供各种生产、生活保障。

这样到了市场经济转轨时，他们的农民就与我国的农民处于完全相反的境况：他们原来就没有多少束缚需要摆脱，而原来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却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兰转轨初期最抵触的阶层就是农民。
   
与这些国家不同乃至几乎相反的是：我国改革前体制的“原始积累”不仅力度大，而且由于缺乏“理性计划”浪费严重，以至尽管从数字上看到改革时我国产值中工业的比重并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积累的能力，一直处于靠“剥削农民”来维持的状态，致使我国农民在旧体制下受到比苏联、东欧更严重的束缚，而基本得不到什么社会保障。

一个突出的事实是：除了众所周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饿殍盈野的惨剧外，农村小规模的非自然原因饿死人现象从统购统销时代一直到1975年在档案中都时有发现。周其仁先生曾说，改革前我国的工农业都是“国家控制的经济”，真正的区别不在于“全民”还是“集体”，而在于当时的国营企业是“国家控制、国家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而农村人民公社则是“国家控制、农民承担控制后果”的经济。

这实际上指的就是农民只受严厉束缚，而几乎得不到国家的什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轨初期对于农民而言几乎是无代价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话，他们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锁链”。改革前中国的人口80％以上是农民，仅这一点就决定了改革前期绝大多数人是受益者。而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于“走出文革”而进一步凸显。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11 13:18 编辑 ]

杰亮

走出“负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会共识
         
经济学上有所谓“帕累托改进”的说法，指那种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无人吃亏的过程。但是这样一种过程的实现在历史上其实很罕见。因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种种利益冲突，所以现实的改进通常都是“非帕累托过程”：或者是多数人受益少数人吃亏——一般认为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吃亏——这就不可取。

而改变这些过程的“改革”或“转轨”也就面临两种情况：或者是改变了上述可取的过程，那就成了多数人吃亏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变了上述不可取的过程，那就是多数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无论哪种情况，改革都有人吃亏，因而面临吃亏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说，无论改革总体上“公平”与否，它都很难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换言之，改变一种非帕累托过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种过程是所有人都吃亏，只是吃亏有多少而基本无人受益，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负帕累托过程”。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历史上也很罕见，以至于一般经济学著述只有帕累托改进和非帕累托改进的提法，根本没人谈论“负帕累托”的问题。但是如果出现了这样的过程，那么改变这种“人人都吃亏”状态的改革自然就会使人人都得利(尽管有多少之分)。亦即这种改革将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这是不难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上罕见的“负帕累托过程”。在那些年里，中国的“当权派”与“造反派”、社会精英与芸芸众生、知识分子与工农、汉族与少数民族、高干子弟与“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后被折腾得够呛，社会在一波波残酷的斗争中也被弄得满目疮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个运动能够这样几乎“得罪了一切人”。

无论今天面对改革中的弊端，社会上对“文革”的看法出现多少分歧，一个应当承认的基本事实是：在1975－1978年间，除了“四人帮”等极少的若干人外，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尽管他们对于走向何方可能并无一致意见。因此，当时邓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会基础也空前地广泛，而且几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确实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处。“改变负帕累托过程的改革自然就会成为帕累托改进。”
   
然而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虽然体制弊病也很严重，却没有出现“文革”这样的乱世。不仅特权阶层是改革前“非帕累托过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垄断部门乃至受特殊照顾的集团也在集权体制中相对受益。因此他们的转轨也只能是从一种非帕累托过程走向另一种非帕累托过程，很难得到像我们“走出文革”那样几乎是举国一致的认同。

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进”式的转轨充满复杂的讨价还价和艰难的博弈，所谓“休克疗法”其实只是一种理论想象。民主国家岂是谁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们这里的“仇和现象”属于以铁腕手段强行“休克”的典型。——当然，那是下一阶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进是用不着仇和的。
     
     

    [中篇]“降低交易费用”的独特方式：中国奇迹1992－2001

     
    改革的“凯歌行进”与矛盾的积累
         
匈牙利经济学家沙巴说：东欧的前计划经济运行得相对成功，这使转轨成为“一次痛苦的长征”。而中国“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则使得转轨“成为一场愉快的郊游”。(Laszlo　Csab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China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Communist　Economie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8：1(1996)，pp.53－65)这确实有相当的道理。

改革前中国式命令经济与中东欧理性计划经济相比的极端无效率导致她可以“无代价放弃”和“放弃即受益”(无论是改行理性计划，还是改行市场机制都能得到纯增益)，以及包括绝大多数国民(农民)处在有束缚而无保障的状态，而“文革”的“负帕累托过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现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进，于是无论在效率还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头十年都相当成功，而且无需付出什么明显的“代价”。
   
从1975年的“整顿”开始，中国在“走出文革”的基础上一方面苏式社会主义(理性计划)有一定程度发展，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因素也随之而兴。在这个时期，计划理性化与初步市场化都给经济带来改善，而此两者亦渐由互补而至抵牾。大体而言，1975－1992年经济体制的演变轨迹是：     

1975－1978年：工农业恢复经济核算，“唯生产力论”兴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基本国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干”形式下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复兴为标志，农业首先开始出现市场化趋势。而城市工业进入“乔厂长”时代：强化科层管理与经济核算，追求计划平衡与最优化。但是，“乔厂长”的能耐很快出现局限性，加上这时东欧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苏联自身都开始出现计划经济的末世特征和改革的尝试，而在当时“反苏反霸”的国际大背景下这种尝试很快在国内得到回应。

同时在国门打开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乃至新兴工业化地区与苏联东欧的兴衰对比也刺激了国人。而且，由于改革前我国并未发展起苏东式的“计划科学”与数理经济学，流行的旧式政治经济学除了宣示“政治正确”外的确缺乏学术魅力，甚至连促进“计划理性化”的功能也没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经济学传入后显得陈腐不堪。就这样在农村因素、国际因素乃至经济思想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市场经济因素很快向城市与工业领域传导。

本文转贴自:「天益网」(http://www.tecn.cn 、2008年9月10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9-11 16:26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