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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例子说明，理论家、史学家和时政分析家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在各司其职、各尽其长的同时，应注意相互借鉴和相互协作。对于国际关系这种学科边界极为模糊的跨学科或边缘学科来说，“分工不分家”，恐怕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我很赞同王逸舟教授的意见：“我们的研究领域太窄”（或许也太粗），“学科的交叉、边缘地带的结合”，做得还不够。11例如对海湾危机、台海问题、朝核危机等具体问题，理论家或分析家有时完全可以借助外交史家提供的事实，联系当前的形势，运用危机控制、威慑、强制外交等局部理论，就其中的某些重要方面进行精细的个案研究，或许可以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如果研究者仅仅依靠个人掌握的有限信息进行简单的概括和仓促的推断，不仅认识难以深化，还难免出现判断全凭直觉，预测形同猜谜的现象。

　　三、“镜头”与“焦距”：独特的眼界造就独特的风格

　　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理论，都只能对应其中的某些侧面，解决其中的部分问题。如果独尊一家，片面发展，难免有盲人摸象、坐井观天之虞。就取长补短而言，不同的研究取向可谓“合则俱利，离则俱伤”。

　　国际政治研究过去曾有“高政治”、“低政治”之分，政治问题与经济、社会问题也曾长期割裂，各自经营，自说自话。这种倾向由于欧美国家的专业分工和学科“碎化”趋势，在20世纪上半期达到高潮。这种前后绵延近百年的倾向，弊端已日益明显。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或者毋宁说是新形势下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对这一弊端的匡正。人们还逐渐意识到，国际问题研究，需要从宏观到微观，从历史到现实，从抽象到具体，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等视角，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讨。

　　但这也意味着理论的发展需要百家争鸣，不能指望哪一家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就此而言，虽然不同的研究取向各有得失，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理论眼界、观察角度或关注焦点（或曰视界、视角与视点）的新颖独特却是必不可少的。不同的理论范式、学派、学说在这方面往往有明显的区别并因此自成一家之言。由于“镜头”大小不等，“焦距”长短不一，所见之宽窄、深浅、粗细必不相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其意义也非同小可，因为这往往还影响到它们对国际秩序的变革问题的看法。例如：

　　均势论、地缘政治论，属于典型的权力政治论，基本上只是考察军事安全问题、即“高政治”，其历史哲学或国际秩序的变革模式是循环论。甚至主要反映美国和跨国资本利益的“霸权稳定论”，虽较前两者视野有所扩大，考察了经济问题，但重心仍基本限于政治权势领域，尤其是大国兴衰与霸权更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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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论则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取向，强调的是经济的等级结构，对依附关系、一定意义上也即对世界秩序的看法则是静止的、僵化的。世界体系论考察的重点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等级制结构。但由于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和法国年鉴学派的浸润，视野要远为开阔，它通过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因素的全面结合，对资本主义生成与扩展的历史过程提出了一个全景式的但并非简单粗糙的描述，在此基础上进而认为核心-半外围-外围的等级关系有可能相互逆转，因此它强调的是演进的趋势而非静止或循环的模式。

　　世界政治的大循环理论或“长周期”论则是一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多层面、多要素的整体论，并对近现代世界历史作了具体描述和总体把握，进而才得出循环并非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创新性循环这一重要结论。

　　“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也是一种整体论，它既研究西方世界，也研究非西方世界，既研究古代、中世纪国际体系，也研究现当代国际体系；既考察国际政治要素，也考察广义的国际文化联系；它还具有发展的眼光，既考察国际社会在空间上的扩展，也研究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共同机制、共同规则在内涵和规模方面的演进，在这方面甚至带有建构主义色彩。“英国学派”近年来身价陡增，颇有“大器晚成”之势，诚非偶然。盖因时势移易，国际环境在若干重要方面印证和凸显了英国学派思想家们的博洽、深刻与睿智。如果说“英国学派”有什么特点的话，从大处着眼，一是方法论上的自觉，二是独特的理论视域。三是丰富的伦理内涵与独特的价值取向。最后一点对于理解其精神实质和当代价值尤为重要。在思想理论渊源的层面，英国学派是欧洲文化的产物，也是英国自身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传统的结晶。英国学派所光大的基于自然法观念的格老秀斯理性主义传统，是一种介于保守的现实主义与激进的革命主义之间的一种具有温和、中庸色彩的国际政治哲学与国际伦理传统；在现实的层面，则在总体上曲折反映了战后英国等一些中等强国（因此既有别于超级大国也有别于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处境、视角和国际政治诉求。

　　由此可见，理论要独树一帜，有赖于独特的视界、视角或视点。这实际上还意味着需要提出独特的问题，坚持独立的立场，进行独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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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别人的“问题”未必是我们的“问题”

　　“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12诚哉斯言！从上述例子已不难看出，理论的不同风格不但来自不同的眼界、角度、着眼点，实际上也源于这背后不同的问题意识。理论家们所提出的问题，有的具有普遍意义，更多的则具有“特殊性”，这类问题往往与有关国家自身的国际处境、发展需求有关，说穿了，理论首先是出于解决自身问题的需要。而非西方世界的处境和需要通常并不在西方理论家的视野之内，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别人的“问题”未必即是我们的“问题”，对我们未必具有同样的意义，值得倾注同样的热情。

　　例如，马汉海权论的精神实质，在于表现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自身优势的自满自得，它总结英国霸权的历史经验，为后来居上的美国提供了凭借海上优势建立对世界政治的功能性网状控制，确立世界霸权的战略思路。麦金德的陆权论则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可能丧失优势地位的忧患意识，并为遏阻主要依托大陆基地的大国甚至超级大国的崛起提供了地缘政治的战略框架。揆度今日，“民主和平”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行时，反映了冷战后美国世界地位和美国人“情绪”的变化。约翰?加迪斯等人所主张的“新冷战史观”，在某种意义上实为“正统派”“旧冷战史观”的转世，背景亦相仿佛。13

　　无疑，麦金德无意因铁路、通讯等工具的发展释放了欧亚大陆所蕴藏的潜能而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喝彩。马汉的初衷，也不在于给全球民众普及新的地理政治常识。他们是为了解决自己关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那或许的确是一些值得重视的“真问题”。但对其他民族、其他国家而言，这即使算得上问题，其意义也全然不同。

　　这再次说明，一度颇有争议的“特色”、“中国化”或“本土化”等提法，原则上并不是一个问题。只要我们承认，此类主张的内涵并不等于纯粹的意识形态宣示、“政策注解”或“官样文章”，也不等于拒斥外来理论，只要学者坚持起码的学术良知与科学精神，这样的追求不但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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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中国化”的要义，一言以蔽之，就是使外来理论与本土资源都服务于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这个目的。对此，几句老话仍然管用。一是“食洋而化”、“洋为中用”。学习必不可少，但目的必须明确。学习不是亦步亦趋，而是为了创新与超越，结合中国的实际，遵循自己的方向，把理论融会贯通，赋予外来因素以实际的意义和价值，核心仍然是为了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二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开发本土资源，利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合理成分，目的仍然是寻求启示，汲取营养，发挥长处，解决问题，而不是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去寻章摘句，生搬硬套，或者请古人来帮忙，证明你有的原来我也有，而且早就有了（正如我们不必以中国古代均势外交之发达自傲，因为“均势”作为一种政治常识和外交实践在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文明生长点都不乏实例，且真正的理论总结仍要归功于战后一些西方学者），那恐怕舍本逐末，不得要领，也无济于事，因为问题的要害不在于争夺话语权，更非标新立异，而是如何赋予传统思想以现代的、现实的意义。

　　对于“古今”、“中外”的关系，本国的先贤早有思考。鲁迅先生尝言：“我看一切的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他还说：“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因此他主张“执着现在，执着地上”。14也就是说眼光不能只是“向外”或者“向后”，而恰恰遗忘了“现在中国”。要将眼光集中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将“现在的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一切思考与奋斗的起点与归宿。如果把研究变成外国理论与古代思想的简单搬弄，而没有当下中国问题意识，缺少必要的原创性，其意义和价值是可疑的，至少是有限的。

　　总之，有问题，才有“主义”，“主义”因问题而产生，为解决问题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中国式探索”的关键，是从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通过独立思考，寻找自己的答案。有了自己的问题、思想、观点，进而提出自己的一些概念、命题或主张，这便已经有了实质意义上的“话语”。至于狭义的“话语”、即语言，倒在其次，这个意义上的中国话语或言说方式，与中国问题、中国立场或中国价值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本质上只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特有的“声音”——中国人的国际政治思想和对外关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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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

　　强调理论需要有独立思考、自我意识、自我关照、自身立场，不等于理论可以无需坚持科学精神，脱离实际，凭空杜撰，可以无视人类和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历史遗训与基本经验，目空一切，另起炉灶，可以不顾人类历史和世界政治的基本潮流与发展方向，一厢情愿，自以为是。换言之，理论工作者必须认真思考并处理好科学精神与现实关怀、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

　　这首先需要弄清楚理论研究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事实与规范、价值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仅仅研究事实，往往还涉及价值，带有规范性质。虽然此种认识在战后一度受到实证主义的冲击，但自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普遍感到理论实际上都有规范性的假定，区别只在于有的多，有的少，有的明确，有的是隐晦。15论者指出，把事实与规范对立起来，是一种令人吃惊的现象。科学的方法表明，道德和目的与实际问题相关，声称目的、意图和伦理的研究不属于理论范围显然是虚假的。16

　　所谓规范，指的是行为或道德评价标准。规范理论就是一种具有伦理判断内涵与理想准则的理论。它提出了国际关系的道德层面的问题，指出了社会或国家间关系的伦理性质。17 而“赋予社会生活以意义的就是价值”。“价值”这一范畴适用于各门社会科学和不同的社会关系范围。在国际关系中，每当我们提出目的与手段的基本问题、制定与之相关的规范性原则时，都要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诸如主权、人权、平等、正义、自由、安全、民族自决、爱国主义等价值。就此而论，价值优于规范。“没有价值便没有科学，也就没有区别、评价、对比。”18

　伦理思考涉及价值判断，因而集中体现了研究者的主张，断不可等闲视之。理论家在力图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同时，无法回避（事实上许多理论家也没有回避）“应该怎样”之类的规范性问题。正如如何成功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本身是一个科学问题，只能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而是否应该研制则涉及价值问题，需要政治判断，也需要伦理判断；是否应该使用，则更是一个兼具伦理判断与政治权衡的重大问题。理论的“科学性”类似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也是最起码的要求。而一个有理性的人，无论是理论家还是政治家一般都会考虑后两个问题。

　　除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科学原则可能具有超越时空的历史特性以外，特定时期的理论思潮往往反映了有关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与动向，鲜有没有任何目的的理论。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没有哪一个价值体系先验地具有优势，同时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或亟待实现的抱负。因此理论家在坚持科学精神的同时，不能没有目标感与责任感，对本民族的利益、目标与价值的现实关怀属于题中之议。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8 07:4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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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论家除了立足于本国的处境、立场和发展需求，还必须站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高度。中国问题与中国价值必须兼顾人类的共同问题与共同价值，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与本土意识，使自身的利益与人类的共同利益统一起来。撇开理想目标不谈，基本的现实理由是：其一，尽管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问题、利益和价值，但人类也有共同的问题、利益和价值。在这个相互依存（尽管是不对称的依存）与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需要共同关注、携手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有增无减的全球化时代，拥有某种国际社会“共同体”意识，已不是什么高姿态的“觉悟”问题，而是一种客观需要。其二，人类历史和世界政治的发展潮流并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世界大势，既无法规避，更无法抗拒，只能顺应。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主张“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可谓一语中的。

　　面对涉及国家利益或人类共同利益的各种具体问题，中国应采取什么策略，坚持何种立场，不但需要进行攸关利弊得失的政治权衡，也需要做出涉及是非善恶的伦理判断。它们互为补充，前者维护利益，后者提高威望（并最终有利于维护利益）。如果只讲前者，“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与“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从何谈起？显然，在研究和实际处理国际问题时，伦理思考与价值取向绝非可有可无的东西。伟大的思想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理论，无不是时代精神和人类理想与智慧的反映。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不能只是工匠式的技术精英，也应该是人文知识分子；现代中国，不仅是追求先进物质文明的“技术中国”，也应该是追求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人文中国”。社会科学理论探索的理想境界是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的有机结合。

【注释】
1 Judy Pearsall, ed.,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10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486.
2 多尔蒂等：《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24-25页。
3 见[美]斯坦利?霍夫曼著，林伟成等译：《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6－33页。
4 Tim Dunn,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8, p.16.
5 关于总体理论与局部理论各自的特点，主要得益于时殷弘教授对笔者的启发。特此致谢。
6 参见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18/3, April 1966, pp.361-377. 此文堪称传统学派方法论的一篇经典文献。
7 袁明：《培育国际问题研究的精英舆论》，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1-2期。
8 资中筠：《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3期。
9 例如W. Wohlforth, "A Certain Idea of Science: 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voids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2,1999, pp.39-60; C. Elman and M. Elman, "Diplomatic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5-21; R. N. Lebow et al,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1995, pp. 22-47.
10 [美]戈登?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著，时殷弘、周桂银、石斌译：《武力与治国方略》(Force and Statecraft)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书名中的statecraft一词，就其历史语境中的实际内涵而言，反映的是古老而稍嫌模糊的广义战略观念，非常接近于今天人们所说的“大战略”这一概念（笔者发现，台湾著名战略学者钮先钟先生也持类似看法，见其《西方战略思想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1 王逸舟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比较与借鉴”研讨会发言选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
12 资中筠：《理论创新从研究新问题中来》。
13 笔者当然无意否定利用新材料和新方法重新研究冷战史的必要性。但向以结构现实主义解释冷战起源的加迪斯，在冷战后却以对中苏等国的道德批判来为西方的政策辩护，表现出严重的“道德主义”和“非历史”倾向，着实令人吃惊。尤其见John L. Gaddis, "On Moral Equivalency and Cold War History", in Joel Rosenthal ed.,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A Reader, 2nd ed., Washington, D. 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94-215.
14 《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卷第20页，第7卷第387页。
15 详见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欧洲》2002年第1期；石斌：《国际关系伦理学: 基本概念、当代论题与理论分野》，载《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16 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第26-27页。
17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New Normative Approach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
18 Kenneth W. Thompson, Understanding World Politics,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5, p.14.

出处:《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5期)
发表时略有压缩。此为原稿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8 07:54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