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14] 日本学界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研究一直具有高度的传承性，从高校到科研机构，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研究梯队。其中已经出版了与中国外交相关研究著作的著名学者有毛里和子、天儿慧、冈部达味、国分良成、小岛朋之、田中明彦等，新一代学者有青山瑠妙等。

[15] 如China Quarterly 等。

[16] 详见Robert G. Sutter, “Australian Perspectives on China’s Approach to Asia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s Rise in Asia: Promises and Perils, Appendix, pp.281-287.

[17] 仅举一例说明。笔者2000 年在东京大学旁听一位日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讲授“中国政治与外交”，一次，教授曾给学生播放一张1999 年中国建国50 年国庆阅兵式上“女子民兵方块队”行进的幻灯片，教授向学生提了一个设问句：知道什么是“女子民兵”吗？女子民兵平日就是商店里的普通女营业员或者是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普通农妇。课后，有学生来问笔者，是否中国全民皆兵？至于在学术论文中，类似“尼克松得到毛泽东的接见如同古代朝贡使者得到中国皇帝的接见”之类的判断，可以说不胜枚举。

[18] 笔者在两年前曾就“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相兰欣教授交换过看法。相兰欣教授在2007 年出版的新著中再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担忧。参见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年版。

[19] 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2007 年版。

[20] 梁守德：“中国国际政治学理论建设的探索”，载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3 页。

[21] 对此，有学者指出，作为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在中国是一种半生不熟的拿来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既无理论基础，更无自身特色。参见相兰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背景》，2007 年版。

[22] 1964 年建立国际政治系时，三校分工的侧重点分别是：北京大学重点研究第三世界和亚非拉反帝反殖运动；人民大学重点研究苏联东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旦大学重点研究西欧北美和世界经济。当时，三校国际政治系都没有研究中国外交的任务，故对当代中国外交的研究仅限于外交学院。

外交学院曾于1964年开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1949-1964）”的课程，但当时只是出了内部版的讲义。之后，直到1988 年才正式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教材。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则直到20 世纪90年中期，才陆续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开设了“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和“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两门课程。

[23] 笔者对本科生和硕士生的多次课堂摸底测试的结果表明，学生们大都能够比较准确地说出美国战后历任总统、国务卿的名字，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任国家主席和外交部长，却鲜有能够完全答对的。

[24] 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讨论课上，凡涉及当代中国外交哲学、思想、体制等议题，发言者寥寥，而有关当代中国的双边或多边外交实践的专题，发言者踊跃。

[25]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 年国内已有近70 个高校设立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或外交学系。

[26] 仅从中国国内与建构主义相关的论文来看，近年来已遍及各主要国际关系理论杂志，且在政策建议里明确涉及对日思维、伙伴关系、和平崛起等战略议题，有学者甚至提出：“和平崛起的理论研究，其逻辑起点在于建构主义”，应“将建构主义为切入点重读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250、252 页。

[27] 有学者统计，单就论文发表一项，近几年国内的建构主义相关论文，已接近美国近10 年同项作品数量的总和。参见郭树勇主编：《国际关系：呼唤中国理论》，第248 页。

[28] 如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经历了18 世纪的理性主义、19 世纪的历史主义、20 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发展轨迹，但经典的历史哲学研究方法，在21 世纪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参见洪涛主编：《历史与理性》，复旦政治学评论第5 辑，编前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3 页。

杰亮

[29] 一个问题往往或为价值性命题或为实证性命题，当一个问题兼具价值性命题和实证性命题的特征时，用什么研究方法则取决于研究的目的，究竟是理论指向还是政策指向。

[30]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备受国内部分学者推崇的“建构主义”在其所由产生的西方学界内部其实已经遭到了严厉批判，如肯尼思•沃尔兹就提出，建构主义根本不是理论，很难指明它到底对什么做出了解释。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 年版，第18 页。

[31] 截至2007年中国政府已经公开发行出版各类白皮书24种，其中与中国外交有关的包括国防白皮书、人权白皮书、宗教白皮书等等。

[32] 如“邪恶轴心”议题，最终导向了“伊拉克战争”和“朝核危机”；“失败国家”议题，最终导致了“人道主义干预”；而所谓“民主和平论”议题，则不仅为冷战思维的合理化延续，而且为一些国家试图建立所谓“民主国家军事同盟”等提供了理论口实。

[33] 比如“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减少温室排放”，等等。

[34] 目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政治议题的倡导者可能是政府、学者、智库或者非政府组织，等等。

[35] 林立民认为，“北京共识”一方面是对中国的肯定，另一方面反映出西方实际上仍担心中国与美国争夺软实力，仍有“中国威胁论”在内（《瞭望》2007 年第42 期）；郑永年认为，当西方一些人热炒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之争时，中国领导人保持了鲜明的理性，并没有接受似乎有利于中国构造自身国际话语权的“北京共识”。从今天来看，拒绝“北京共识”，有先见之明（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年7 月24 日）。

[36] 在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中，针对他国公众的外交，长期以来被称为“人民外交”（people-to-peoplediplomacy）。包括由政府主导的对海外各国公众的外交（如驻中国外使领馆的外交官都有责任向驻在国政界要员、社会名流和广大民众介绍中国的国情或解释中国的外交政策；由各省市政府主导建立对等的友好姐妹省、友好城市等；2003 年国务院设立了新闻办公室，负责对外沟通交流，主持海外文化年等各类人民外交活动，等等）和由民间力量主导的民间交流（如个人、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流等）。

“人民外交”虽然不是一项中国外交政策，但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外交和外事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在西方现代国际关系实践中早已有之的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作为学术术语，最早是美国学者在1965 年提出，其时有深刻的冷战背景。实践表明，冷战时期美国的“公共外交”包括通过VOA 等方式输出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等活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公共外交”也具有双重特性，其职能之一就是由政府组织或非政府组织通过“公共外交”方式向其他国家的精英和草根发动影响，进行“和平演变”。

可见，中国的“人民外交”与西方的“公共外交”，虽然在外交对象上有一定的对应性，但在内容、形式、手段、性质上是有实质区别的。进入21 世纪，随着中国国内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民众对国家外交的关注日益高涨，中国政府于2003 年在外交部新闻司设置了“公共关系处”，职责之一是负责对国内民众解释本国的外交政策。于是，在中国外交中首次出现了“公众外交”一词。但显然，在这里，中国的“公众外交”，其对象是本国公民，而不是针对外国公众，这一点，与美国的“公共外交”的对象是完全不同的。

此外，在中国外交体制中，针对外国公众的“人民外交”是由国务院新闻办负责，而针对本国公民的“公众外交”由外交部新闻司负责；而在美国，针对外国公众的公共外交由国务院负责，而针对国内公民的外交解释属于公共行政范畴，与国务院无关。然而，遗憾的是，在2003 年中国外交部成立“公共关系处”之后，国内立即就有学者想当然地从字面上把中国的“公众外交”与美国的“公共外交”一词挂起钩来，并开始运用美国的“公共外交”概念和理论，机械地诠释中国的“公众外交”，并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公众外交”不仅对象有问题，运作逻辑也有问题，中国完全不懂公共外交，应该以美国的“公共外交”为蓝本，参照改进，等等。

孰不知，正是一些学者对中国外交部增设“公共关系处”的一知半解，混淆了中国的“公众外交”和美国的“公共外交”之间的区别。正确的理解是，美国的“公共外交”与中国的“人民外交”相对应，而中国的“公众外交”若放在美国，则属于公共行政而非外交范畴。

令人堪忧的是，这一张冠李戴引起的混淆，至今仍未澄清。很多学生对“公共外交”概念至今仍很糊涂，以至于试图写研究中国“公众外交”的文章，却要先引用一段美国的“公共外交”的理论。甚至，国内有些官员也放弃了使用“人民外交”概念，开始使用“公共外交”的概念来指称中国对海外他国公众的外交。

[37] 比如，当学生们发现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很难解释中日关系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时，往往不是去质疑这一理论本身的解释力，而是习惯性地认可其普释性，并想当然地把困惑的矛头指向外交政策。

杰亮

[37] 比如，当学生们发现运用“相互依存理论”很难解释中日关系之间的“政冷经热”现象时，往往不是去质疑这一理论本身的解释力，而是习惯性地认可其普释性，并想当然地把困惑的矛头指向外交政策。

[38] 典型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国在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其原意是“要低调，不当头”（keep a low profile），但在西方的媒体和政策报告中，这一成语往往被译成了“隐藏真实意图”（hide your real intentions under your wings）。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1 世纪初，“和平崛起”概念出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中，正确完整地翻译成英文应该是peaceful-rise，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在众多的国际会议或西方的媒体、学术杂志上，往往省略了前面的peaceful，只剩下了rise，这在字面上就已经扭曲了“和平崛起”这个外交政策话语的完整和真实的含义。

[39] 这个问题虽然突出，但由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学术成果标准化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仍在争论之中，故此处不多赘述。

[40] 费正清、R•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十四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14-15 页。

[41] 袁明，总序，见[美]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主编，王勇等译：《全球化世界的治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3 页。

[42] 如中国因“抗美援朝”而不得不中止了解放台湾的计划；因“反帝反修，备战备荒”而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则使中国从1963-1980 年的4 个五年计划，都具有浓厚的战备计划经济的特征。

[43]“上海合作组织”建立与西部大开发战略之间的关联，可以从时间序列角度得到清晰解读。1993 年中国首次成为能源进口国，安全开发和运送西部能源成为当务之急，而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进口石油，需要投入巨资铺设管道。为确保石油管道和西气东输的安全，1996 年中国倡议成立了以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三股势力为要旨的“上海五国”，2000 年中央提出发展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西部大开发”计划，2001 年6 月“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打击三股势力依然是核心宗旨。同样，从时间的序列上，完全可以找到对“六方会谈”与东北振兴战略之间关联性的合乎逻辑的解读。

[44] 有关统计显示，目前，国务院部门之间有80 多项职责交叉，仅建设部门就与发改委、交通部门、水利部门、铁道部门、国土部门等24 个部门存在职责交叉；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管理也涉及14 个部委。而在目前国务院的28 个部委中大都设有涉外司（局）。在大部制改革后，一些部门原有的涉外司必然进行功能性合并，因此，外交部与之协调的机构也必然面临相应调整。

[45] 如以上海市外办为例，截至2007 年，上海共有62 个总领馆（占全国领馆120 多家的一半）；名誉领馆5 家；境外媒体88 家，150 多人；友好城市70 个（自1973 年横滨开始）；全年举办国际会议200 多场次；常驻外宾，可查的在11 万到20 万；外企4 万多家。

[46] 如中国云南腾冲与缅甸有悠久的民间往来，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民间对外交往之一，但二战后基本停滞。20 世纪90 年代，云南省滕冲县政府以侨搭桥，在1992 年与缅甸7 个部的部长在甘稗地签署了翻修滕密国际公路的协议，1993 年5 月建成通车。2003 年重新修路谈判开始后，缅甸的总理、国家主席、国防部长都表示积极支持。2004 年腾冲县政府再次与缅甸密支那政府达成协议，投资5 亿8 千万重修这条路，2007 年4 月，腾密公路正式开通。中国一个不大的边境县以民间方式与另一个国家沟通，主导一条国际公路的修建，并且在谈判过程中，腾冲县政府一直与缅甸政府、人民军、独立军三个政府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公路修建中也得到缅甸各方政府的通力合作。滕密国际公路的成功合作，可谓中国地方行政机构在改革开放后创造的一个民间对外交往的奇迹。详见孙敏：“腾密公路——前往密支那的道路”，载《中国国家地理》2007 年8 月，总第562 期，第117-131 页。

杰亮

[47] 如澳门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体关系中发挥的独特作用，等等。

[48] 包括外交战略、外交原则、外交政策等。

[49] 包括决策体制、运作体制、辅助体制等。

[50] 包括双边外交、多边外交等。

[51] 其中宏观层面的外交，是从国际政治角度阐述外交，把外交理解为内政的延续。据此，战争也被认为是外交的范畴。其核心概念是权力，即外交是一种国家权力的象征。中观层面的外交，是从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角度阐述外交，认为外交是除战争以外的国家对外关系的战略、原则、政策、手段等。其核心概念是秩序和利益，即外交是一种国家间围绕利益的博弈和较量。微观层面的外交，主要是从外交学层面阐述外交，强调外交是专业人员从事的专门工作，包括谈判、斡旋、外交官、外交机构、外交规范等。其核心概念是技巧，即外交是展现国家政治智慧的一门艺术，是职业外交官纵横捭阖的创造出来的一幅图画。

[52] 如历史、政治学、哲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

[53] 一个可资借鉴的政策研究的范例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为了实现向联合国进军的目标，日本人事厅组织日本高校学者在1983 年提出了一份《国际组织人才选拔与培养》建议书。该建议厚达200 多页，其中详细研究了国际组织机构的各种职位的性质、特征，进行了精确到个位数的统计，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适合日本争取的各类职位的人员及人数的具体政策建议。此后，日本成功地相继推出了绪方贞子、明石康、植木安宏等一批优秀的国际组织高级官员。

[54] 近年来，国内的一些论文中提出了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反省，如认为中国应该抛弃韬光养晦，不必固守不结盟概念，少提国际关系民主化，等等，但是，这些建言多为三言两语式的观点和推论，而无实质的政策批判的逻辑和实证。比如，众所周知，“韬光养晦”作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性语言始用于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当时中国遭遇西方各国的强大压力，而苏联、东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又相继瓦解，西方世界都期待着中国的垮台。在中国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外交情势时，邓小平提出了指导中国外交的16 字方针，其中，“韬光养晦”的初衷是告诫外交工作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要保持冷静和低调，不做与中国国力不相称的事。如果学者提出对这一政策延续性的质疑，就必须做一个完整的负责任的论证。

[55] 高校的学者通常具有基础研究的优势，而研究所和智库需要承担起政策研究的职责，故无论是学者在高校讲坛上剖析反省批判政策，还是研究员在政策建议中使用抽象的理论和概念，都需要格外慎重。

[56] 如在处理双边关系时，中国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从“结盟-不结盟-伙伴关系”的话语体系转换等。

[57] 笔者赞同从“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话语的理性回归。从国家发展战略看，“和平发展”更符合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定位。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国内还有众多的民生问题尚待解决，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服务。从国际社会看，以日本为参照。战后日本在1968 年GDP 已位于世界第三，但正因为成功地韬光养晦，才真正实现了今天的富国强兵。即使如此，日本到目前也只提出要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而不提作一个“崛起的国家”。这其中，就体现了一种外交话语的使用技巧。虽然，“和平崛起”是中国在回应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而提出的一个外交话语，但一个国家是否崛起，以什么方式崛起，是以事实来表明和检验的。因此，在西方转而妖魔化“崛起”一词的含义时，中国明智地逐步将“和平崛起”这样一个极易被误解、被歪曲的词汇从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体系中淡化出去，回归到“和平发展”的表述，表明中国在选择外交话语时，也已日趋成熟和稳健。

[58] 如被动地提出了“韬光养晦”与“和平崛起”，但在主动淡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时，又主动提出了“新安全观”、“国际政治民主化”、“多极化战略”、“和谐世界”等新的外交话语。

[59] 既往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外交原则话语的成功提出，迄今，这一外交原则话语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60] 一种颇为流行的错误观念以为，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就是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而把中国外交的问题用西方的话语来进行解释，就等于完成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

[61]“美国的社会科学话语并不具有普遍性，美国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经验的总结和抽象，如果把美国的整套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机械地用于中国，不仅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更难发展中国的社会科学。”参见郑永年：“要预防中国思维的美国化”，载［新加坡］《联合早报》2007 年8 月21 日。

[62] 西方的第1 代到第2 代“汉学家”一般都曾在中国大陆习得中文，能阅读古汉语；第3 代的“中国问题学者”多数在港台地区学习中文，但还是能阅读《毛泽东选集》等汉语原版；而第4 代的“中国问题专家”不少没有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经历，虽能用汉语交谈，但精通中国国学者已为数不多。由此可见，对现代汉语和中国政治文化理解程度的有限性，已经成为各国“中国问题专家”正确解读中国外交的障碍之一。

[63] 例如赵启正指出，“龙”在中国文化里是力量和运气的象征，与西方dragon 有很大的不同，外形就非常不同，dragon 在西方是有负面的隐意的，因此，中国的“龙”应该翻译成loong。同样，京剧译成PekingOpera 从译名上就白白丢失了中国特征，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先生和其他的资深辞书家，都认为应该译成Jingju 更为合理。参见赵启正：“京剧不是‘北京歌剧’”，载《人民日报》2007 年12 月26 日。

[64] 比如朝贡体系，一般翻译成tributary system，但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Chaogong system。因为，中国传统外交中的朝贡体系，不是以大压小，以强欺弱，而是具有“薄来厚往”的特定含义。

[65] 一种解读认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这个理论具有划时代意义，说明中国外交从理论上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是向传统文化回归，是要用儒家的和谐文化造福13 亿中国人，为了与世界各国共建一个和谐的世界。此外，和谐世界理论的提出还可以为“韬光养晦”划上句号。另一种解读反驳前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和谐文化的理论，其核心价值，与传统和谐文化是有本质区别的。指导思想不同、社会建设的目标不同，所服务和维护的社会制度不同，包括荣辱观在内的价值观念不同，时代精神也不同。等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需要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和得到历史的借鉴，但绝不能在核心价值体系上丢掉自己的根本，不能搞历史的错位。回归儒家文化之说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否定。

[66] 参见相兰欣：“理不屈而词穷——国际关系学的一种困境”，载《读书》2007 年第12 期，第32-38 页。

资料来源：《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6 11:20 编辑 ]

NZWJ

【作者简介·内容提要】石斌，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外交及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目前在哈佛-燕京学社从事访问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式探索”当以学习和借鉴为基础，以创新为目的，以实践为思想源泉和检验标准。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有不同的内涵和类型：科学哲学所定义的理论；阐释性理论；本质上属于思想“主张”的“理论”。对后两类必须注意分辨，有选择地借鉴；理论的不同类型与方法有关，而方法的选择与研究的层次与论题的性质有关，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只有对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而言更有针对性、相对更有效的方法，故而方法之价值不在于新旧，科学主义与传统主义各有长短，互为补充；理论创新离不开方法论的自觉，自己的问题与价值以及必要的话语载体与言说方式，但必须顺应世界潮流，兼顾人类共同的问题与价值。理论探索的理想境界是科学精神、本土关怀与世界眼光的结合。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

作者：石斌

　关于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或曰“中国化”、“本土化”）的必要性，国内学术界经过多年的争论，看来正在形成共识，但究竟如何做好这一点，其中需要注意哪些基本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厘清。笔者在此不揣浅陋，谈谈自己对几个具体问题的看法。

　　一、此“理论”非彼“理论”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看似清楚、实则相当含糊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理论”？更重要的是，人们在使用这一术语时，指的是同样性质的东西吗？在实践中，主要由于研究方法和目的不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实际上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内涵和功能。

　　首先是科学哲学所定义的“理论”，即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假设，其中还包括定义、法则、定理和公理等。理论提出一系列旨在说明各种变量之间关系的命题或假设，基本目的是通过系统阐述关于各种现象的观点，对现象做出解释与预测。与此相一致，社会科学理论首先也是指旨在解释与预测一定研究领域之变量间关系的一组具有逻辑联系的命题。理论不仅要发现和证明命题所指称的事物间的某种联系，还要解释何以会有这种联系。简言之，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解释和预测工具的理论必须通过提出假设或命题并通过严密的论证与验证程序来获得。这样的理论无疑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甚至可以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共享的“知识晶体”。

　　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说的理论，多数情况下并不限于科学哲学的定义。

　　按照《简明牛津辞典》的定义，理论有两种（实为三层）含义：一是指“旨在解释某种事物的一种假设或一套观念体系(a system of ideas)”，也可引申为“用以说明某个事物或证明其合理性的某种思想观念（idea）”；二是指“作为某种活动之基础的一套原则”，如“教育理论”，有时仅指特定范围的教育活动所遵循的原则。1这个定义主要着眼于理论的实际功能而不是其建构方式。

　　一些西方学者还认为，有两种思想方法塑造了包括国际关系研究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第一种源于力图解释研究的现象的自然科学。这种方法被称为“科学的”，其核心是因果解释；第二种源于历史研究和人们寻求理解现象之意义的努力。这种方法被称为诠释性的（hermeneutic/interpretive），其核心在于诠释与理解。2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7 08:37 编辑 ]

NZWJ

　肯尼思?汤普森等人把国际政治理论概括为三种类型：（1）规范或价值理论：主要“从伦理上的迫切需要出发来研究政治”。这类理论产生于政治哲学。（2）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即“经验主义的”或“因果的理论”。（3）作为行动基础的理论：即“政策科学”或关于行动诀窍和治国方略的理论，它不同于脱离历史的纯概念理论方法，而与历史紧密联系并应用于历史。3由于缺乏严格的分类标准，这种概括未必准确，例如“政策科学”理论中也可能包含“一般理论”，“规范理论”也不是一种单一的、独立的理论范式，传统理论大多带有规范性质且与“政策科学”有关。

　　但诸如此类的定义或看法已然透露出理论的第二种内涵：从方法上看主要依靠传统方法，从功能或目的上看，除了解释现象，也有约束、指导或规定行为体行为的作用或意图。这类理论不妨姑且称之为“阐释性理论”。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事实上人们很少把国际关系研究视为纯粹的“社会科学”），从其来源（思想依托与建构方式）看，至少有两种类型：“科学的”与“人文的”（或者毋宁说一种是西方人所说的狭义、纯粹的“社会科学”理论，一种是与我们所说的包括“人文学”在内的广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它们大致相当于主要靠行为主义-实证主义方法和主要靠传统方法建构的两种理论类型。例如，沃尔兹曾称英国学派的理论并不是“科学哲学家所认可的那种理论”4，但这不等于说它不是理论。

　　然而，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实际接触到的一些“理论”，有时还有另一种人们并未言明、不愿承认或没有意识到的第三种涵义：一种思想主张或“理论主张”。这种所谓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上述第二种理论派生而来，或者说是缘于第二种理论在概念、命题和论证过程上的非严密性和非实证性所提供的主观发挥的空间。这类理论往往带有更多的规范性质（第二种类型已然具有这种性质），在方法上同样与传统主义有关。

　　但此种“理论”的产生并不完全是方法使然，也与实际需要或研究目的有关。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理论并不总是或并不完全是跟在实践之后，作为经验主义式的概括或“后理论建构”。“理论前行”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是可能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这还不包括完全依靠逻辑演绎建立的理论）。为了推行某种主张，追求某种目的，作为行动原则的理论也可能先行提出，用来规定、指导实践活动，尽管为了保证其有效性它仍需通过实践检验并逐步完善和修正，在这种情况下，它无疑只是或者主要是（鉴于它也可能基于若干经验的和逻辑的前提）一种思想或政策主张。一些“理论家”未经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一些国家在内政外交上具有引导或探索性质的“理论”即是如此。尽管这已非一般意义上的“理论”，但在实践中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且常常贴着理论的标签。

杰亮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需要“慎言理论”，因为理论并不总是客观、超然、“科学”、“中立”的。对于通常具有深刻现实政治指向和实践意蕴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尤其如此。有些理论，尤其是宏观理论或总体理论，也包括大部分“中观”理论，其实往往兼具多重性质。试想，诸如“霸权稳定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之类，究竟是“科学的”解释和预测工具，还是某种判断甚至立场、主张？是一些经过充分验证的纯学术命题，还是同时反映了研究者（乃至部分群体）的某种预期甚至“情绪”？此外，除了一些具有较多“技术”特征的局部理论（下文将指出，在应用过程中也并非纯技术问题），有哪一套理论“范式”纯以揭示、解释或预测事物间的因果联系为目的，而没有出于直接或间接的现实政治关怀或政策指向而预置的规范性内涵。

　　既然如此，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进行“中国式探索”，联系中国的对外关系实践，解决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体现中国立场、中国价值甚或“中国经验”，其必要性还有什么疑问呢？

　　从原则上讲，作为思想、学术资源，对包括西方学术成果和思想传统在内的世界优秀知识遗产的学习和继承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一学术领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如此。这实际上也是一些人强调多谈学习和借鉴，少谈或不急于谈创新、“特色”的初衷。但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对于性质不同的各色理论，不能等量齐观、混为一谈。对于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理论，不但必须学习，甚至可以直接利用，但对于具有第二、特别是第三种内涵的所谓“理论”，则需谨慎对待，认真分析和鉴别，有选择地借鉴。

二、“新”方法抑或“旧”方法？

　　如前所言，理论的不同类型与研究的方法大有关系。如果进一步推究，研究方法的选择又与研究的层次和研究对象或论题的性质有关。

　　西方学者将方法论的发展脉络大致归纳为分别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传统主义、60-80年代的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和80年代以来的后实证主义等几个主要“阶段”。但这不是说后者取代了前者，也远未涵盖局部理论所采用的种种具体方法。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实际上是并存、互补的。

　　虽然“方法”同样因为定义不同和学科间的相互渗透而五花八门，但就理论的来源和建构方式，尤其是概念的界定、命题的提出和验证方式而言，归根结底，基本的方法仍不外两种：一是主要借助历史、哲学、法律等传统人文学的思想资源，在论证过程中主要依靠研究者的直觉、“常识”、判断力或洞察力的“传统方法”；一是仿效、借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精确界定基本概念，提出假设并运用数理、逻辑等手段加以严格验证的“科学方法”。其他所谓的“方法”（包括被笼统地称之为“后实证主义”的各种研究取向）皆离不开对这两种基本方法各有侧重、或多或少的吸收，它们的新颖之处往往主要不在于方法论上的全面创新，而主要在于提出的问题、观察的角度、考察的变量或研究的目的与价值取向不同，实际上主要体现了不同的研究途径（approaches）。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7 08:52 编辑 ]

杰亮

60年代这两种主要方法之间曾产生过激烈争论，但事实证明它们各有长短，只能互相补充，根本无法彼此替代。争论双方各执一端，除了对“理论”的理解不同，对国际政治研究是否能够建立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理论有严重分歧以外，从根本上讲，乃是由于“传统派”和“科学派”各自研究的领域和关注点不同，具体地说，是因为理论抱负（构筑总体理论还是局部理论）、研究层次（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和研究对象或论题性质（是纯“技术性”问题还是带有伦理性质的问题），从总体上看大不相同。

　　因此，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辨析理论的不同类型及其基本特征。

　　理论就其研究范围的大小和内容本身的规模而言，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总体理论、局部理论以及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等规模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妨称之为宏观、中观与微观理论。中观理论的边界较为模糊，但弄清楚反差较大的两个极端，其意自明。

　　“总体理论”通常试图以某一单个概念、或某一套紧密相关的概念来解释国际政治的大部分内容或至少其主要方面。例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摩根索的“权力”，布尔的“国际社会”，便是这样的核心概念。“总体理论”的特点是命题的简洁性，它简明、雄辩、准确地表述少数几条基本命题；内容的系统性与一贯性，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具有内在、有序、一贯的逻辑联系；宏伟性和开放性，它属于“宏大叙事”，往往囊括国际政治的绝大多数重要内容或至少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且一般都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和明确的伦理取向。

　　但“总体理论”也有一些固有的缺陷和容易滋生的弊病：对于因果关系的解释有单因论倾向，给人的印象是“片面的深刻”；其概念的界定略嫌粗糙，命题的验证不够精确；它往往缺乏微观的预测能力，在这方面远不如局部理论；此外，总体理论的一些追随者或末流由于不具备其学术前辈和思想大师的那种学术功力和学术智慧，还容易产生迂阔空疏的毛病。加上学术分工的日益精细化和综合能力的衰退，思想家类型的总体论创立者已日渐稀少。

　　“局部理论”在当代、尤其是在美国占了绝大多数。这类理论家主观上无意构筑总体理论，而是主要采用行为主义方法对国际关系的某些特定方面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力图精确描述某些国际现象。其方法论特征是实证性，针对总体理论（在方法上多半属于传统主义）的缺陷，强调运用系统的证据（数据、资料或事实论据，英文统称为data），遵循类似于自然科学研究的科学规则或程序来验证命题、论点的真实性。局部理论的优点非常明显：它使得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论域、论题大大扩展；使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更重要的是，它充分显示了局部理论的长处，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大为深入，从而获得了局部的准确性和较大的预测能力，产生了诸如决策论、博弈论等一大批论证细密、具有较高应用价值的理论或理论模型。5

杰亮

局部理论及其主要依赖的行为主义方法也有不容忽视的弊端。这导致一些研究者规避国际政治的一些核心问题，专注于边缘问题，甚至完全脱离复杂的经验实际，落入以“科学”为标签的形式主义泥潭；这种“唯科学主义”倾向还使得研究者对自己的结论过分自信，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从而漠视认识的相对性，缺乏必要的自我怀疑与自我批判精神；6行为主义方法的过度运用不仅使研究过分繁琐化，以至于见树不见林，导致宏观综合能力的退化，还常常导致对传统理论成就和人类历史经验与政治常识的轻视。此外，由于历史视野与哲学思考的缺失，对许多国际问题显而易见的伦理内涵视而不见，也使得一些研究者丧失了应有的人文精神、道德勇气与目标感。

　　总之，由于研究层次不同，问题性质不同，基本方法也不同，这两种理论各有长短。一般而言，宏观研究较难严格运用行为主义的实证方法，总体理论多半依靠传统方法，带有浓厚的人文学色彩；局部理论则主要属于国际关系的“社会科学”，倾向于“科学方法”，微观层次的研究最能体现行为主义方法的优势。

　　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方法的价值不在于新旧，也不在于是传统主义还是行为-实证主义。没有最好的、普遍适用的方法，只有对研究的领域、具体问题的性质和研究目的而言更适切、更有针对性（relevant）的方法。讨论的问题涉及不同的性质（例如是实证问题还是价值问题，定量还是定性）、不同的层次（宏观问题还是微观问题，战略问题还是策略甚至技术问题），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这就要求在方法论上有一种自觉。

     以“英国学派”为例，他们主要采用传统方法，既是基于对理论之性质与功能的主观认识，也是由其研究的范围和关注的问题所决定的。传统方法自然不是什么新方法，也并非英国学派所独有。但在英国学派那里表现得最鲜明、最成熟、最自觉。他们明确主张并有意识地运用传统方法。这与没有认真思考过方法论问题而习惯性地沿用传统方法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也是传统方法，但通常是不自觉的，因此对之理解未必透彻，运用未必自如。在许多论述中我们常常看不到历史的经纬与哲学的精神，而这恰恰是传统主义的基本养料和思想精髓。如果（借用袁明教授的话说）“历史隐匿了，特性消失了，是非没有了，思辨能力退化了” 7，那么传统方法还剩下什么呢？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7 08:55 编辑 ]

杰亮

另一方面，英国学派力图揭示国际体系的演进脉络和国际社会的衍生机理，构筑一套具有宏观历史意识和全球视角的大时空整体论，而其中所涉及的主权、人权、干涉、正义战争、文化以及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等问题，既是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是具有丰富伦理与人文内涵，涉及价值判断，需要定性而较难定量分析的问题，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靠传统方法。

　　但传统学派不那么看重的许多新现象、新问题，特别是局部、微观问题，无论是从理论自身的发展还是从指导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实践的目的来看，都需要借助更为严谨、科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获得更好的解释力、精确性和预测能力。

　　既然宏观与微观问题都需要研究，总体论与局部论、传统方法与科学方法各有长短，那么便不宜厚此薄彼，偏于一隅，而应该联系实际，协调发展，多元互补。

　　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论研究，率多大而无当的“高谈阔论”（即使在宏观概括的层面，由于疏于挖掘理论学说的思想源流，忽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对于各种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精神实质的把握亦不无偏差），较少结合外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探究。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的问题，仍然相当严重。正如资中筠教授所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理论无不与实践相联系。脱离实际，从概念到概念的理论只能在书斋里自我循环。中国学者短期内要提出自己的“系统理论”殊非易事，如能就某些领域的问题做一些概括和抽象，解释当前的现象，多少能够帮助预见未来的状况，已属难能可贵。8

　　哲人有云：纵然目光远大，也得先看清脚下的路。理论可以高于实践，但不能脱离实践。理论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要求，抽象的基础理论研究（如沃尔兹那种高度简约、“有骨无肉”的理论框架）必不可少。但联系实践中的具体问题，结合具体案例的分析也很有必要，这既可以印证理论的描述、分析和预测功能，反过来也可以丰富、深化理论的内容。西方学者在这方面多有尝试，提出了一些具有较强针对性、技术性、“可操作性”和实际应用价值的微观理论。实际上，许多著名理论家都非常重视具体问题领域的研究。例如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家，都曾对某个地区、某个经济领域或某些政治经济行为体做过深入研究。他们提出的许多理论并不完全依靠逻辑演绎，而是基于一定的经验依据。如果一种理论或理论模型完全经不起经验事实的检验，遇到实际问题便轰然坍塌，恐怕就很成问题。冷战结束后，一些学者鉴于国际关系理论未能很好的解释（更遑论预测）这一重大国际体系变迁，因而对理论的价值、对理论工作者的“失职”提出了严重质疑9，就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教训。

　　但需要注意的是，微观研究的成果在实际运用时必须与宏观判断相结合。这方面的一个杰出范例，当首推克雷格与乔治的《武力与国家谋略》一书。10该书由一位历史学家和一位政治学家合作写成，前者对17世纪以来国际体系和大国外交的演进历程作了相当简洁、准确的概括，为具体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背景；后者则在吸收大量个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非常深入地探讨了一些具体的外交问题，如威慑、谈判、强制外交、危机控制。但即使是论述这些“技术性”问题，也是与宏观思考紧密结合，实际上是把一些具体的外交策略问题置于国家大战略的框架内加以审视，真正的意义在于战略上的思考。也就是说，“技术”问题在对外关系实践中可能会成为“政治”问题，不能单纯从技术层面着眼，而必须进行目标与手段的辩证思考，服务于战略目的。正是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以大揽小、以小见大、史论结合的研究思路，使得该书不但成为国际关系史家的必读书籍，也成为战略研究的经典之作。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7 08:5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