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目前中国的外交话语体系却面临着来自内外双重挑战,当下的任务是:第一,既要敢于创新外交话语,同时也要敢于调整外交话语。[57] 近30 年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话语经历了几次重大调整,有被动型的外交话语的提出和调整,也有主动型的外交话语的提出和调整,[58] 这表明中国外交政治智慧更加成熟,对外交话语意义的理解也在日益加深。
第二,从“自言自语”的话语体系转向“对话沟通”的话语体系。从“宣言”式话语到“对话”式话语,标志着中国外交思维方式正发生从务虚到务实的转变。尤其是对尚处于“话语弱势”的中国来说,今后在提出中国的外交概念、政策、原则、理念时,不但要明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并且要在话语中包含有广义的关怀,让对方能够明白、理解和接受。[59]
第三,建立或巩固话语体系,绝不等同于西方话语体系的中国化。[60] 西方的外交话语来源于西方国家的国际政治经验,中国的外交话语也必须来自中国的国际政治经验。由于客观存在的东西方政治传统和政治观念的差异,无论是对传统中国政治与外交的解释,还是对当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的解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在不同立场、使用不同的表述话语中,自然都难免带有各自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留下的印痕。
但如果只是一味地生搬硬套西方话语,就不仅将使我们失去对西方外交话语的局限性及其实质进行理性批判的能力,还容易使中国学者在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己的话语思维的主体性。对此,有学者明确提出,在建立话语体系时,“中国需要建设中国思维的主体性。失去了这个主体性,思维被美国化或欧洲化,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尤其是一个可持续的大国。”[61]
最后,从狭义的外交语言角度看,汉语作为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具有国际公认的法定外交地位,所以,努力巩固和提升汉语在外交话语体系中的地位,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比如,在国际会议、国际交流中,若以中国外交为主题,尤其是在中国本土召开的会议或进行的交流活动,要逐步提出工作语言的双语使用。[62]
这一点日本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此外,有关中国外交相关词汇的翻译,也要掌握中译英的主动权。[63] 至于一些具有特定中国政治文化内涵的词汇,即使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翻译,现在也有必要纠正一些不贴切的译法。[64]
(六)研读当代中国外交的原始文献和经典文献
读经典文献,包括读中国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经典,三者不可偏废。这其中,读中国的经典是核心,包括古代、近代和当代的经典外交文献。每一类经典都需要进行认真的梳理、筛选。读原始文献,在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就是要研读宪法、党章、历届党代会决议、政府工作报告、外交档案,等等。
建国以来的每一项外交政策、外交原则、外交战略的提出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读经典文献和原始文献,旨在探寻特定外交话语所由产生的真实语境,这是正确解读外交政策、外交原则、外交战略、外交理念真实含义的学术正途。忽视原始文献或对经典断章取义,往往导致对中国外交的误解甚至歪曲。例如对“和谐世界”目前有两种不同版本的学理解读,[65]究竟哪一种解读更符合这一外交话语的确切含义,恐怕还得找到这个话语的原始出处。
四、结 语
什么是“本土化”、“中国化”?这其实是一个难以给出明确答案的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振兴中华是中国几代知识精英不断求索的梦想,也是中国正在进行的国家现代化建设所追求的目标。当代中国外交的使命是服务国家建设,服务国民利益,服务世界和平。
实践表明,当代中国近60 年的外交努力,不仅维护了国家的最高利益,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于丰富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理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独特而生动的研究样本。既然当代中国外交的实践对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的发展做出了如此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为什么说明、解释当代中国外交的主导权不能由自己掌握呢?
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本土化”或称“中国化”问题,本文思考的基本结论是:不应只盲目、机械、教条地照搬、运用既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中国外交,而应从马列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经典论述、从近现代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中国自古至今的经典外交文献这三大理论源泉中,均衡地吸取营养,并用现代中国人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思维立场和话语体系,对1949 年以来中国独特而成功的外交实践,进行系统的知识化、学科化和理论化建设。
只有把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视点首先投向当代中国外交的现实样本,才能扬长避短,去伪存真,才能为最终在国际学术界赢得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主导权奠定一个坚实的学术基础,才能最终改变中国外交在国际社会中“理”未必屈而“词”穷的被动局面。[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