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实践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反边缘化论”: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动者,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应是旁观者,而要成为参与者;不应恐惧与抗拒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首先是适应国际经济秩序,熟悉发动者制定的游戏规则;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主动与合理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享受平等待遇,才能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地位应该改变,也是可能改变的。
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出路
1.走出“鲁格曼误区”
英国阿兰·鲁格曼在《全球化的终结》一书中指出,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巨人主导下的超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占决定优势的制造与服务活动只是在区域内组织,而不是在全球范围组织。
跨国公司在三极市场关系中运行,它们的战略是地区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是国际商务的引擎,但是它的思维区域化,行动本土化。鲁格曼主张“忘掉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只是一个神话,它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注: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页。)
他的结论是一个误区,但论据却凝聚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民族国家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受到了跨国公司的侵蚀。“全球化深深地烙上了美国式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印记”。(吉登斯,1999)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今天也必须要有全球的尺度,只单枪匹马地推行国家政策,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两者必须携手并进:完成国家任务和实现国际协调。”(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7、161、156—157页。)奥斯卡·拉封丹提出,当前的国际合作必须关注的政策领域包括:“稳定汇率、以稳定为导向同时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率政策,能推动景气并以就业为导向的预算政策,协调一致的税收政策,共同的科技政策,国际的社会宪章,齐心协力制止全球性的环境破坏。”(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7、161、156—157页。)
实施这些有关国际合作的经济政策任务,其目的是为了在各国内部建立起一个对社会和生态负责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使之成为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2.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仍处于争取国际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过渡时期,有些国家已经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有些国家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截至2004年6月,WTO成员中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依然是少数,欧盟和美国已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一结果颇令人遗憾。
6月3日,美国商务部10位美方代表“一边倒”地不同意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6月28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初步评估报告的结论,也表示现阶段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和欧盟把本属于经济体制问题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扩大化和政治化了,把劳工问题等都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
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是认真的,两次年度审议都合格。中国已经按照国际规范形成了一套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并建立和完善了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进口规模在不断扩大,对美国和欧盟有很强的吸引力。
美国和欧盟目前都不想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害怕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对欧美市场的冲击,难于继续利用反倾销保护本土的一些产业。欧盟提出的是“走向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中的涵义是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再继续享受过去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优惠。
欧盟将像对待美国、日本等“成熟”国家那样与中国建立成熟伙伴关系,全面取消面向中国的“普惠制”,经常不断地对华反倾销和贸易限制措施等就是说明这种变化的很好例证。这种人为抬高门槛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
在许多国家不具备“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出口贸易就面临更多风险,容易受到反倾销的冲击,影响企业的出口利益。一旦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出口贸易免遭反倾销之难,却会陷入反补贴之灾。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任重而道远,面临许多长期与艰难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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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4 12:0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