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编贴者按】本栏这次「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的主题出自于首篇「中国经营报」刊载的文章「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一文，很能概括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特点。另一篇是宋林飞的「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反边缘化理论与实践」的理论文章。宋林飞，1948年出生于江苏南通。毕业于南京大学哲学专业、南开大学社会学专业研究班。历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系主任、法政学院院长·校长助理、南京大学社会工程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曾经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和美国杜克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并先后在韩国、波兰、俄罗斯、日本、台湾、香港等国家与地区访问讲学。主要作经济社会学、政策研究。发表有:《现代社会学》、《当代西方社会学》、《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社会传播学》、《“中国经济奇迹”未来与政策选择》、《西方社会学理论》等专著和论文。该文虽然发表于几年前，今天论文重读，仍能感受其理论的力量。

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什么?

  

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如此成功的秘密，全球化也让世界和中国息息相关

如果研究世界经济史，就会发现世界经济近30年的周期变化大约以10年为一个循环。从1982年开始的全球经济繁荣在1991年陷入了低谷，在海湾战争和美国经济衰退的影响下，西方工业国的经济增长率从1989年的3.4%,跌至1991年的2.4%。而发轫于1982年的世界经济复苏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网络泡沫的双重打击下在2001年也走到了尽头。从2002年迄今，世界经济已经走过此轮经济周期的高峰，观察家们认为，2008年～2010年世界经济将处于经济周期下行区间。全球通胀、美国次贷危机、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震荡将使世界经济动荡重来。 [
   
2008年的中国故事要更加复杂。10年前，只要政府增加投资，降低利率，控制价格，经济周期的不适就会被烫平。现在人们发现，经济的“油门和刹车”已经不完全由自己控制。前所未有的奥运投资或许只是让北京受惠，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远未结束，但是游戏的规则已经改变，早已卷入全球经济大潮的我们不得不仔细探究世界的脉搏，聆听他们的声音。

对于中国，这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注定是新时代的开始

全球通胀重来
   
西方人这样描述通货膨胀：“狂暴如鳄，令人惊恐如武装的强盗，致命如职业杀手。”曾几何时，得益于适当的货币政策，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多年来被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各国的中央银行家们以为这个暴徒已经被永远的束缚，但是现在它又开始四处肆虐。

官方的数据显示，2008年行至中局，全球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5.5%，这是1999年以来的最高点。在亚洲，沙特、印度、印度尼西亚的通胀率已经攀升到了10%以上，欧洲的俄罗斯的数据是15%，美洲国家也难以幸免，阿根廷的数据是23%，委内瑞拉则已经上升到了29%。放眼望去，2/3的世界人口正在忍受着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

罪魁祸首是日益高涨的粮食和能源价格
   
“这是一场沉默的海啸”，有人形容现在发生的全球性的粮食危机。2008年开始，30年来第一次，粮食价格上涨席卷世界。印度经济学家Amartya Sen的“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粮食危机”的断言正在经受挑战，因为他没有预见到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也发生了限制购买食品的咄咄怪事。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4 15:3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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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石油为主的能源价格也在年中飙升到了令人咂舌的境地，5月份，高盛的知名能源分析师穆尔蒂发表报告称：“未来6到24个月，油价越来越可能升至每桶150到200美元。”几年前，他曾经准确地预测油价将会超过每桶100美元，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是疯子。现在，高油价的现实让他成为了分析师中的明星。尽管在多空双方激烈的博弈下，近期的油价一路下调到112美元，但是曾经的战栗让人们依然不敢有丝毫的乐观。

面临全球性的通胀，中国能置身事外吗？
   
中国7月份的CPI已经从前期的高位下滑到了6.3%，但是持续高企的PPI指标使人们担心，通胀的幽灵只是在稍事休息，正在酝酿着更猛烈的反击。一个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一个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60%的国家，高通胀情势成为世界影响中国经济的最大变量。中国必须为重塑低通胀环境而战。
   
次贷危机未结束
   
“先生，我希望我可以，但是我现在一点辙都没有了。”2005年的夏天，南卡罗来纳州的次级贷款人卡特一脸悲伤地望着比特那，比特那是凯尔纳抵押贷款公司的业务员，草草地签署了文件后，卡特失去了费尽心力才得到的房屋，他的美国梦破灭了。
   
不过，那时候人们依然以为，这只是水中微澜，直到1年后，卡特的故事开始在全美国各地复制，次贷风暴逐渐酝酿成全球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人们才了解，这其实是掀动风暴的那只蝴蝶翅膀。
   
2008年，次贷危机重创了全球经济，虚拟经济和真实世界千丝万缕的联系突然被无限放大在世人面前。美国经济从2007年的2.7%的增长速度一路下滑到1季度的0.9%，德国经济二季度意外收缩1%，欧洲的强劲复苏步伐戛然而止。
   
亚洲的故事也并不动听。去年年底有关亚洲经济能否抵御全球经济放缓的讨论甚嚣尘上，亚洲经济“脱钩论”成为学界的热议话题。但是，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亚洲地区出口已迅速恶化，亚洲经济不仅未与美国脱钩，相反，其与美国的联系正变得更加紧密。亚洲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第二季度GDP出现了负增长，它的邻居韩国也在保持了数年的贸易顺差后开始出现逆差。7月份，中国台湾地区甚至出现了罕见的贸易逆差。
   
天下同此凉热，前7个月中国累计贸易顺差为123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9.6%，6月份的贸易顺差甚至同比下降了20%。如果对这个数据没有直观感受，看看2008年上半年共有将近6万家中小企业倒闭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信贷紧缩使美国人正在经历战后最紧巴的日子，一旦他们被迫戒掉了大手大脚消费的习惯，中国南部繁荣的制造业立刻就迷失了方向。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4 10: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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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红利终结
   
21世纪初，中国、印度等国家卷入了国际分工的浪潮之中，并创造出巨大的“全球化红利”。拥有巨大资源的新兴市场像闯入瓷器店的公牛，将世界的经济版图顷刻间击破并且重组。
   
13亿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若干年间，以中国为代表的世界制造业工厂和以欧美为代表的服务业国家两足鼎立的格局大势已定。由此，世界经济在新世纪以来出现“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黄金期。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行至2008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使恩格尔系数高的低收入国家感触最深。过高的食品价格迅速激起了中、印这些国家的劳动力的“工资饥渴症”，中国屡屡出现的“民工荒”已经宣泄了劳动力长期以来积郁的对收入的不满。源于大量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的“全球化红利”将以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消失而终结。
   
高增长和低通胀不再能够兼得。这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对中国的挑战。
   
美联储、美元、金融危机
   
目前看来，美联储为了扶持经济的增长，宁愿在反通货膨胀上进行危险的冒险。为了挽救次贷危机，万亿美元的流动性注入一经和石油美元的结合就将成为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梦魇。可能到来的下次亚洲金融危机因而有了不同的故事——美元流动性取代了日元、国际先进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双重错配取代了11年前亚洲本土银行面临的困局。
   
有人表示，现在的亚洲已经大不同，在经历过上次金融危机的教训后，本土银行业已经远离了货币套利的沙场，外汇储备的过剩也使这些国家拥有了抵御热钱攻击的利器。但是，很多人却没有注意到，这次的主角却变成了欧美银行。它们凭借着先进的金融技术，以及强悍的跨国经营能力，正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呼风唤雨。
   
最重要的是，一旦美联储开始紧缩货币或者通胀超出限度，外资银行将会毫不犹豫地撤出他们的美元，这个故事曾经发生在10年前的泰国，10年后的越南，那么，下一个牺牲品又会是谁？
   
中国在十年前依靠严格的资本管制，独善于亚洲金融危机之外。如果亚州再次面临危机，中国是会依旧无恙，还是会成为地区的救星？

资料来源：「中国经营报」( 2008年8月23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4 10:2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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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反边缘化理论与实践

                                         
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分别承担中心、半边缘与边缘的经济角色。这种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地位合理化，并且没有回答发展中国家怎样改变自身边缘地位的问题。反边缘论认为，面对发达国家发动的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只有主动、合理地参与经济全球化，才能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并且可能改变本身的边缘地位。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实践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理论。目前，中国面临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趋势，不应恐惧与抗拒经济全球化，而要走出“鲁格曼误区”，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坚持和平崛起，减少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代价，有效地控制未来社会的风险。    

上世纪90年代末，现代、后现代、“第二种现代性”理论家们的争论集中到了“全球化”的话题。如果我们拨开全球化语言的迷雾，就可以发现这场争论有两个焦点：发达国家如何对待传统的社会福利国家？发展中国家如何对待民族国家？
   
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后果的担心，是社会福利制度能否维持下去。有人将这种担心作了形象的描述：“迄今我们还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拥有一个报酬优厚的、有保障的劳动岗位，所有的人、包括那些没有什么特权的人都能享受社会保障。

然而，来自国外的日益加剧的竞争似乎正在危害这些成就，从德国经济中掠走生产和劳动岗位。”（注：奥斯卡·拉封丹、克里斯塔·米勒：《不要恐惧经济全球化》，改革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拉封丹，1998）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后果的担心，是跨国的逃避力量在多大程度上损害民族国家的利益。有人将这种担心作了以下概括：“许多企业能够利用各个国家或各个生产基地彼此相争而从中渔利”。（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7、161、156—157页。）（哈贝马斯，1998）
   
我们中国人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近10多年来既经历了经济全球化的剧烈冲击，也享受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某些利益。我们的结论是，恐惧或抗拒经济全球化是没有出路的，正确的选择是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加快发展中改善或转变自身的边缘地位。
    　　　　

来自竞争的繁荣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什么？首先是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机会。令世人瞩目的是，中国人抓住了这一机会，展开了生机勃勃的实践。这一实践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近10年来，在世界产业转移与市场竞争活力的推动下，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明显加快。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管制，不断推进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变，企业成为市场的主体，城乡居民有了自谋职业与自主创业的自由；同时，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国内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国际资本大量流入，进出口贸易大发展，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增长率达到9％左右，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一些新兴社会阶层出现，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化加速，亿万农民转变为市民。人民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小康社会来临。
    　　
1.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世情、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不仅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而且也在世界上赢得了声誉。美国高盛公司咨询顾问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今年5月发表的论文中，把这条道路概括为“北京共识”。他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

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不同，这种发展模式与“华盛顿共识”的陈旧思路有着本质的区别。通过这种发展模式，人们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力量源泉。（注：《参考消息》2004年6月10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4 11:58 编辑 ]

杰亮

“华盛顿共识”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国家利益，要求有关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放弃对本国经济的监管，完全向西方资本敞开大门；主要目标是帮助银行家，推崇完全的市场开放和盲目的全球化观念；实质上是一个“全球化陷阱”。上世纪后期，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巨额投资、援助等为交换条件，“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推行开来。这种发展模式使一些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失去了自主自控能力，结果十几个经济体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破坏，拉美地区是“华盛顿共识”的重灾区。
   
“北京共识”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北京共识”的核心内容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创造一种既开放又能够保障国家独立自主的增长模式。一个国家在开放的同时必须保护本国经济命脉与发展环境，这样才能真正实现适度均衡、可持续的发展。
　
2.中国的和平崛起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国已经构筑了经济起飞的平台。今后半个世纪，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时期。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往往搅乱国际秩序，给和平造成威胁，中国的崛起必将打破这种先例。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人均GDP刚越过500美元的时候，西方社会就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中国威胁论”。近年来，国际上稍来风吹草动，这种谬论就会见诸西方媒体。这是一种狭窄的强者心态，是一种蛮横的强权伦理。

中国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才过上几天初步小康的生活，怎么有些人就看不顺眼了呢？当然，发达国家也有人愿意说些公平话：“人们没有权利不让中国人和巴西人享受那些使德国人和加拿大人感到愉快的事物，诸如住宅和洗衣机、汽车和度假旅游。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拥有象这么多的选择机会。”（达伦多夫，1998）（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7、161、156—157页。）
   
发达国家的富人阶层及其政治代理人，不希望中国太贫困，因为那样买不起他们国家的产品；但不希望中国富强，因为那样就多了一个竞争者，甚至在国际政治生活中难于为所欲为了。他们仅仅对中国巨大的市场及其潜力有兴趣。

在经济全球化中，我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和平崛起，一方面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加快自身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目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国际和平环境的缔造，与世界经济日益融合。我们可以从亚洲自由贸易区建议、上海合作组织首脑会议以及中国——哈萨克斯坦能源合作中，看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努力。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上流行着两种绝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主张，在全球化潮流下，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中国正在与亚洲各国一道走向亚洲经济一体化，这将有助于实现持久和平。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长期世界战略不是实现相互依赖，而是实现多极化，是梦想着削弱美国并取而代之。在这样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提出“中国和平崛起论”，不仅是为了发挥消毒作用，更重要的是为了实际指导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
   
和平崛起是否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会不会顺利实现？我持乐观的估计与预期。中国能够和平崛起，但必须努力创造一种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不仅仅在于中国人的信念与行动，还取决于国际社会能否以理性的、互惠的眼光对待中国。

最近美国有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多数人在提及中国时，使用频率较高的字眼是“神秘”、“恐惧”、“黑暗”等。今年4月美国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关于对中国的印象，高达68％的被调查人认为，“中国将来可能对美国是个威胁、某种程度的威胁和极大的威胁”。（注：《环球时报》2004年7月5日。）

中国必须用民主、透明、公平的实际行动，努力改变世人的这种看法。同时，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政治家与媒体也不要老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应该客观地看待中国在人权等问题上的进步。我在美国等国家生活期间，总的印象是媒体关于中国的新闻很少，有了也往往以负面报道为主，缺乏充分、客观、公正的信息，仍然存在傲慢与偏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4 11:58 编辑 ]

杰亮

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到约瑟夫·奈对过分使用硬力量的担忧，无不渗透着美国知识分子强烈的危机意识。其中，有一种令人不解的恐惧感，主要是受保守主义传统的影响，认为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是最美好的，总怕别人会夺走它们。

社会学家格拉斯纳在《恐惧文化》一书中指出，美国人的恐惧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来源于错误的信息。“恐惧文化”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让美国人把心思花费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却忽视了真正有待解决的不平等、贫困、种族主义等社会问题。（注：《环球时报》2004年4月30日。）

情况确实是这样，美国有些人对于本国的强大津津乐道，而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却疑虑与戒心重重。近来《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的两篇文章，鼓吹的都是“印度威胁论”，惊呼印度在IT产业领域的崛起给美国带来了挑战。

他认为，布什政府过于关注反恐，而忽视了对未来高技术领域竞争的准备。为了本国某些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夸大事实，渲染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威胁，已经成为西方一些政治家与学者的通病，这里也可能有市场经济竞争激烈、未来社会风险难以把握等方面的原因。
   
当代世界真正的“文明冲突”，是发展中国家多数人强烈要求改善自身落后面貌的发展理念，与发达国家少数人试图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遏制理念，相互不断的摩擦甚至激化和对抗。70年代，中东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提出“技术转移就是石油价格”的呼吁。

结果呢，石油价格一度是涨了，发达国家也吃了一点“亏”，加深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发达国家并不响应这一倡议，中东国家以石油换技术的希望最终还是破灭了。更为严重的是，90年代以来中东成了发达国家争夺石油资源真正意义上的战场。近年来，伊拉克人民首先成为石油资源悲惨的牺牲品。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我曾提出“技术转移就是市场准入”的观点，结果也并不如愿，美好的希望在加入WT0之后也仍然十分渺茫。为了防止核心技术输往中国，美国政府千方百计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最近竟然还有人呼吁政府，若有外国企业把美国认定的敏感技术卖给中国，也要去惩罚这些企业。这就是“恐惧文化”的例证。
    　　
3.走出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
   
传统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劳动分工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分别承担中心区、半边缘区与边缘区的经济角色；发达国家是国际经济秩序的中心，发展中国家则是边缘；一些国家发展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可能会衰退。

这一理论反映了以下事实：发达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致力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建立，相应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则受到忽视，甚至有牺牲。法国雅克·阿达指出：“论述全球化，就是回顾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对世界空间的主宰”。（注：雅克·阿达：《经济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这是有道理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要倡导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反对任何国家单方面进行资本积累的“主宰”活动。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4 13:57 编辑 ]

杰亮

从中国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实践中，可以概括出以下“反边缘化论”：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动者，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不应是旁观者，而要成为参与者；不应恐惧与抗拒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首先是适应国际经济秩序，熟悉发动者制定的游戏规则；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主动与合理地参与经济全球化，享受平等待遇，才能避免进一步被边缘化；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地位应该改变，也是可能改变的。

参与经济全球化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出路

    　　
1.走出“鲁格曼误区”

英国阿兰·鲁格曼在《全球化的终结》一书中指出，所谓“全球化”实际上是美国、欧盟、日本三大经济巨人主导下的超级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占决定优势的制造与服务活动只是在区域内组织，而不是在全球范围组织。

跨国公司在三极市场关系中运行，它们的战略是地区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跨国公司是国际商务的引擎，但是它的思维区域化，行动本土化。鲁格曼主张“忘掉全球化”，因为全球化只是一个神话，它从来没有真正发生过。（注：阿兰·鲁格曼：《全球化的终结》，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2页。）

他的结论是一个误区，但论据却凝聚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民族国家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受到了跨国公司的侵蚀。“全球化深深地烙上了美国式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的印记”。（吉登斯，1999）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经济政策今天也必须要有全球的尺度，只单枪匹马地推行国家政策，那是注定要失败的。两者必须携手并进：完成国家任务和实现国际协调。”（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7、161、156—157页。）奥斯卡·拉封丹提出，当前的国际合作必须关注的政策领域包括：“稳定汇率、以稳定为导向同时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率政策，能推动景气并以就业为导向的预算政策，协调一致的税收政策，共同的科技政策，国际的社会宪章，齐心协力制止全球性的环境破坏。”（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07、161、156—157页。）

实施这些有关国际合作的经济政策任务，其目的是为了在各国内部建立起一个对社会和生态负责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使之成为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2.争取“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仍处于争取国际承认“市场经济地位”的过渡时期，有些国家已经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有些国家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截至2004年6月，WTO成员中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依然是少数，欧盟和美国已明确表示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一结果颇令人遗憾。

6月3日，美国商务部10位美方代表“一边倒”地不同意认定中国市场经济地位。6月28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初步评估报告的结论，也表示现阶段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和欧盟把本属于经济体制问题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扩大化和政治化了，把劳工问题等都与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
   
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是认真的，两次年度审议都合格。中国已经按照国际规范形成了一套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并建立和完善了与其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进口规模在不断扩大，对美国和欧盟有很强的吸引力。

美国和欧盟目前都不想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主要是害怕中国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对欧美市场的冲击，难于继续利用反倾销保护本土的一些产业。欧盟提出的是“走向成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中的涵义是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再继续享受过去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优惠。

欧盟将像对待美国、日本等“成熟”国家那样与中国建立成熟伙伴关系，全面取消面向中国的“普惠制”，经常不断地对华反倾销和贸易限制措施等就是说明这种变化的很好例证。这种人为抬高门槛的观点，是没有依据的。

在许多国家不具备“市场经济地位”，中国的出口贸易就面临更多风险，容易受到反倾销的冲击，影响企业的出口利益。一旦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出口贸易免遭反倾销之难，却会陷入反补贴之灾。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任重而道远，面临许多长期与艰难的挑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4 12:00 编辑 ]

杰亮

不管人家怎么做文章，我们还是要正面回应。首先是要加快经济体制转型，特别是要解决日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规与实际执行相脱节的突出问题。中国在法治社会建设中，必须正确地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作用；中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必须尽快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可贸易商品中的比重。这是两条有效的对策思路。
    　　
3.发展共同利益
   
拉尔夫·达伦多夫指出，21世纪很可能是一个极权的世纪。“全球化看起来是一个伟大的平均主义者。然而这是一个轻率而危险的错误。”（达伦多夫，1998）（注：乌·贝克、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预言与评价。世界经济政治事务的主导权，基本掌握在美国与欧盟手中，在地域政治冲突中往往成为美国的单极世界。这是现实的存在。显然，中国希望出现一个多极化世界——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均协调平衡的国际社会。
   
柏林墙的倒塌，宣告美苏在冷战期间建立的两极核秩序结束。苏联解体后，美国一些人不再视中国为世界权力生态系中可以利用的第三者，相反主张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中美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及美国对中国长远发展的疑虑，以后的不确定性可能升高，当然也可能下降，这里的关键在于美国的亚太政策。中国与欧洲的关系近几年取得了新的进展，中国与欧洲接近也是互利的，并且不针对任何第三者。
   
将要消亡的单极世界旧秩序和将要建立的多极世界新秩序之间的过渡阶段，将经历很长的时间。近年来在美国抬头的新保守主义犯了两大错误：第一，提出并实施遏制战略，压制所有对手，建立单极秩序；第二，以为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巨大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就无所不能、为所欲为，甚至认为一年可以同时发动五场战争。狂妄的新保守主义已经到顶了。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世界的前进方向是以多极为特点的世界新秩序。这种世界新秩序已经露出了曙光。（注：墨西哥《每日报》2004年6月16日。）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选择的一种区域合作模式。中国和哈萨克斯、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六个国家，都在努力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刚刚在塔什干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会议宣布，共同致力建立整个地区安全与合作的“合作体系”基础。

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指出，我们这些国家所遇到的挑战，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非法毒品交易，是中亚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地区有可能发生的政治不稳定。为自己划一个特别经济与政治利益范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取得成功要靠相反的方法——善于寻找进行广泛互信国际合作的道路。近来我们目睹了不考虑其他文化、其他国家人民利益的政策，可能给国际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上海合作组织将成为拥有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人民之间和谐的典范。（注：《参考消息》2004年6月15日。）
    　　　　

减少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要代价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最主要的成果，是引进了跨国公司的大量投资。目前，外商直接投资已达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四分之一左右。由于享受“超国民待遇”，外商平均纳税水平是国内企业的一半，形成一种“不完全的税源经济”。外资创造了大规模的GDP，成为地方政府极其重要的政绩之一，也给老百姓带来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与经济收入。与此同时，发展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杰亮

1.变色权力升值
   
西方一些人士断言：全球化最重要的结果，是市场战胜民族国家。国家本来是帮助经济上的弱者对付经济上的强者，对付无情的市场力量的。而现在，“市场的胜利意味着国家充当保护者角色的结束”。（注：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在中国，市场并没有战胜国家，而是战胜了官员中的一些意志薄弱者。

经济全球化不仅表现为国内外要素流动加快，还表现为经济体制与发达国家趋同而引发的私有化浪潮。我国公有制企业改制，一方面使许多企业焕发了生机，但也出现了“私有化陷阱”，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化公为私，侵吞公有资产。
   
据最近报道，河南长葛市发电厂在国有企业改制中暗箱操作，剩余国有净资产缩水一半。管理层仅以1500多万元的底价，购买了国有净资产为3200多万元的企业。上海市一家国企管理层借改制之名，通过虚报坏账、虚报安置人数、虚报亏损、低估净资产、转移账外资产等手段，侵吞国有资产高达上千万元。（注：《现代快报》2004年7月5日)。

俄罗斯审计署统计了1993至2003年国有财产私有化造成的损失。据审计署官员称，为6.53亿卢布、12.5亿美元和1.53亿欧元（共计近450亿卢布）。有违法行为的，国家政权机构占89％以上，商业机构占11％。（注：俄罗斯《独立报》2004年7月5日。）虽然不能简单类比，中国国有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无疑也是客观存在的。
   
美国社会学家倪志伟曾提出“权力贬值假设”，认为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倪志伟，1989）（注：Nee，Vietor，“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9. 54：663—681.）这对于中国经济转型的正常运行是有解释力的，但不适用于非制度性行为。

经济改革与发展都有一些官员腐败现象伴生，可以概括为“变色权力升值假设”。虽然我们不想花这个代价，但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了。降低权力变色与升值的代价，只有通过加强权力监督才能实现。
    　　
2.生态环境破坏
   
近20年来，中国经济实现年均9％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世界制造业大量向珠三角、长三角转移，中国被称作是“世界工厂”。这带来大量的负面影响，大气和水质污染越来越严重。2001年，全国341座城市实施的大气污染监测结果显示，有101座城市粒子状物质的年平均浓度超过了最低的环境标准。

河流的污染也很严重，在全国设立的752个观测点中，未能达到最低水质环境标准的占44％。我们要从中得到警示，“饥不择食”式的招商引资必须停止，应提高利用外资的门槛与质量。同时，建设以循环型经济为基础的循环型社会。日本在2000年制定出了“推进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提出通过循环和再利用促进资源的循环，摆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和大量废弃型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这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
   
同时，部分行业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还带来了资源的浪费与短缺。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今年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首要目的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避免工业化不必要的代价，降低工业化必要的代价。

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创造了巨大的需求。在东亚，许多出口商都害怕中国经济减速。一位泰国商人说：“中国经济还非常年轻，所以任何让经济减速的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世界不应该对中国的经济过热感到恐慌，而应该帮助中国刺激消费。这符合我们的利益，尤其符合日本的利益。”中国不会为了自己的繁荣而挖亚洲的“墙脚”，中国希望“自己的邻居们富起来”。（注：《参考消息》2004年6月15日。）

杰亮

近期中国的宏观调控，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纽约时报》最近载文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在它取得的繁荣中，有一种“淘金热”的味道，这也正是北京需要着手解决的。目的是实现软着落，将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可持续的增长。中国的繁荣与美国在19世纪出现的工业化热潮类似。几乎和那时的美国一样，中国有着充满活力的经济，但是缺乏完善的金融体系。

目前，中国与美国是世界两大经济发动机。中国对各种商品——从大豆到铁矿石——的需求不断增加，这使得世界商品价格全面提升。中国市场不仅帮助日本和韩国实现了经济复苏，也对像巴西这样相隔遥远的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换句话说，整个世界正在急切地关注中国经济是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还是会出现大的崩溃。（注：《纽约时报》2004年6月11日。）
   
“中国崩溃论”与“中国威胁论”一样，也是没有依据的。中国宏观调控不是消除活力，而是防止大起大落，为了今后不“大落”，现在先要抑制“大起”。中国政府正在着力熨平、淡化经济周期，培育平稳较快增长的新经济周期。
    　　
3.社会结构分化
   
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贫困国家。这种国情决定了一个事实：人们不可能一下子富裕起来。因此，要使少数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再带动更多的人和相对贫困的地区，这就是邓小平倡导的“先富论”。目前，在我国经济政策中，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差距，重视协调发展和福利的方针逐渐突出，并且强调解决城市失业和农民负担等问题。这是从先富论向“共同富裕论”的转换。
   
近20年来，衡量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呈逐年扩大的趋势。1988-1990年，全国基尼系数由0.341上升到0.343，平均每年上升0.001；1990—2000年基尼系数由0.343上升到0.417，平均每年上升0.007，2000-2003年基尼系数由0.417上升到0.448，平均每年上升0.010。

根据最新统计资料计算，2003年反映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为0.34，比2000年上升了0.02，平均每年上升0.0053，小于1995-2000年的平均上升幅度（0.0078），表明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虽然在继续扩大，但扩大的速度减缓。

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大。80年代的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大致在0.30-0.31之间，90年代的基尼系数在0.31-0.35之间，到2003年，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68。1985-1990年，农村高收入户收入为低收入户收入的倍数由4.4倍上升到4.6倍，平均每年上升了0.04；1990-2000年，该倍数由4.6倍上升到6.5倍，平均每年上升了0.19，21300-2003年，该倍数由6.5倍上升到7.3倍，平均每年上升了0.27。
   
目前，我国社会群体的分布呈“金字塔形”模式，高收入群体最少，中等收入群体次之，中等偏下和低收入群体占大多数。据测算，2000年，我国城乡中低收入户占城乡居民家庭总户数的80.5％，其中，城镇居民中低收入户占28.7％，农村居民中低收入户占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