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同志这段表白,是敞开胸襟无意中的自然述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和情感呢?我认为,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这是我在1983年以后,才逐渐感受到的。很多人说他是一个热情澎湃、易动感情的性情中人,非常对,但他苍劲孤独的一面,很少有人察觉,这算是我观察到的一点秘密吧。
广大读者兴许要问:党的三中全会之后,为何会产生这种舆论上的逆转呢?这还要从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那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谈起。
理论工作务虚会
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最早是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9月提出的建议。这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虽然党内正确意见已占上风,但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仍然不乏其人,有的同志还在党内居于高位。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历史的进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三中全会以后,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前,“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如山的种种党内问题、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出来。 1979年元旦前后,西双版纳农场7万知青罢工,要求返城,数千人下跪请愿,群体卧轨。边疆出事,震惊了中南海。全国知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其情可哀,其怒难平。
这年的1月,我在上海出差。一天晚上,亲眼看到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从新疆、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呼喊“回城过春节”、“回城参加四化”的口号,我呆呆站在那里,默默在问:这如何是好,如何解决?在全国“中心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也发生了示威游行。
据1979年年初的统计,中纪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群众来信三麻袋,中组部每月收信1万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万多封,上访常住人口4000多人……这些群众上访、来信,如同大江大河刚刚形成的洪峰,水位只涨不退,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击党政机关,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等问题。当然,极个别违反法律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对党中央来说,处理这些问题确实是个新的重大考验。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但这种事情绝大多数确实又是多年来极“左”路线造成的,党和政府能不管吗?能不纠正自己错误路线造成的影响吗?如果不问不管,麻木不仁,还叫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吗?1956年和第二年上半年,我国很多地方发生过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众“闹事”的问题。
毛主席曾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对此进行分析。但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没有真正处理好带有普遍性质的这类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包括如何对待所谓群众“闹事”的问题,反而发起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文革”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其指导思想是发动群众通过造反、闹事、以“大民主”的方式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和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这些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的紧迫性,即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的领导责任和服务宗旨如何统一?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革命时期相比,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必须尽快学会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学会如何利用政权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如何推动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如何用民主法治的办法让人们互相服务,全面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共产党的领导权当然不能放弃,但在相当程度上来说,领导就是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就没有领导权,服务也是领导。
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之后突然爆发的这些社会问题,党内个别同志相当敏感,反应相当激烈,有人认为: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现在的情况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形势比1957年初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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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1 07:5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