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财经》杂志继2008年4月25日、6月6日发表了胡德平撰写的《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上篇、中篇）后，又于8月15日推出了待望的《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下篇）的长篇连载。胡耀邦，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80年至198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4月15日逝世。该文作者胡德平1942年11月出生于湖南浏阳，是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夫人安黎是安子文之女。胡德平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党史专业。历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同统战部副部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党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本栏特全篇连续予以转贴。

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

作者:胡德平

实践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实》文”）的发表及其引起的全民大讨论，至今己经整整30年了。这场大讨论，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耀邦同志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今天的人们回顾这段历史，尽可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作出分析、总结。本文仅想就这篇文章发表前夕耀邦同志为之作出的思想准备、他当时的思想轨迹和他的理论品格作一介绍。
　　

理论品格强烈影响社会效果

人有品格，理论和思想也有品格。我们可以借用“文如其人”一语，说明二者的一致性。历史唯物主义品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时期，能否理论联系实际，一般地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但是，在党内民主生活非正常时期，则首先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勇气，即要“敢”字当头，无私无畏，彻底抛开个人利益，为真理而斗争。至于说到发展理论、理论创新，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理性活动了。

我国是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因而，很多关于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常识、原理，大家都有基本概念。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样特殊又特殊的年代，面对种种践踏共和国宪法和党章党规的行为，面对广大群众遭受的种种封建愚昧的法西斯暴行，你还能说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社会主义者信奉的那些基本的常识、原理吗？即便有人说出这些，那他也会引来迫害，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如果正义、真理都可自由主张、传播，人人都有民主权利捍卫社会中的常理、伦常，那么，彭罗陆杨、刘邓为何会在一夜之间被打倒？为何文化界、学术界、科技界那么多的国内外著名的学界领袖人物、专家学者的著作被诬为“毒草”，或付之一炬，或送往纸厂化浆？为何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打倒“四人帮”？那是一个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年代，真理的种子只能深埋在人们的良知之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本来不应该是个新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列宁同唯心论、不可知论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中一块重要基石。就是不那么正确的批苏“九评”中的“第五评”，也有这么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说了这句话并不表明我们就掌握了真理。苏联是怎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实践之路，我党当时对此也并未认识清楚。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0 10: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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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把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糟蹋得不成样子，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明显违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话甚嚣尘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同志对此都予以默认。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国的政治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文革”理论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我党的主导思想不思更张改革，反而于1977年2月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78年5月11日，中央党校、《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然文章在字面上没有一句话提到“两个凡是”，但是，对于该文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来说，此文联系的实际就是“两个凡是”。只不过拥护者赞成联系实际以破“两个凡是”，反对者则反对联系实际，以保“两个凡是”。所以，反对者才能说出该文是“砍旗”，是“怀疑一切”，是破坏“安定团结”，甚至说出难道毛主席的话“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这样荒唐的话。

还是“《实》文”说得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文章把“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联系起来，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激荡，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解放了思想。14年后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联系了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明确指出：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谈话同样引起了人们思想的强烈反响，为最终打碎计划经济体制的牢笼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一定条件下，两次思想解放，都凸显了理论工作的第一品格，即敢于、勇于联系实际，而亿万群众的现实生活又和理论所联系的实际问题相吻合，所以就能激发巨大的群众共鸣，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就“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本质而言，它是我国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改革力量不断壮大、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这里着重说明的耀邦同志在开展这一大讨论前夕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他在中央党校期间所做的工作，则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耀邦同志在“《实》文” 发表前做的准备工作

1977年1月1日、2日，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新年第一春，耀邦同志的心情并不好。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耀邦同志表达的这种不满和担忧，代表了党内一种越来越大的思想涌流，不期而遇地与2月7日党报党刊“两个凡是”的思想潮流相撞。他是在两个潮流的碰撞处，驾着一叶小舟驶进中央党校就职的。

谁料刚到中央党校，他就想来一个翻天覆地，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他没有丝毫犹豫。3月28日，他就开展读书活动对学校教员说：这次读书必须有针对性，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我们再把它颠倒过来。……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照，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说的，四人帮是怎么颠倒的，这样，战斗性、思想性就强了。

       这种“颠倒了的东西”，他说，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19 07:45 编辑 ]

杰亮

要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虽被打倒，但发动文革的理论仍然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起着支配作用，“两个凡是”又强化了这种作用。耀邦同志好像对此环境浑然不顾，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校教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地说：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漩涡？我是想进的。……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

通过这三个刊物，耀邦同志究竟要抓什么问题呢？他在5月底至6月初这一期间，清晰地形成了如下观点：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当年的8月12日至18日，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对套在广大干部群众身上的组织枷锁发表意见，并指导中央党校教员杨逢春、叶杨、陈钟撰写我党干部路线急需拨乱反正的文章。这是1977年内耀邦同志在思想宣传领域中联系的最大、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实际问题。

他提议，组织个写作班子，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说：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那个时候，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家庭，有无数的冤魂等待昭雪，遍地的冤狱等待平反，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活都处在一种“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的悲惨状态。对杨逢春等人的文稿，耀邦同志修改了17次，并得到胡绩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文章最终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登。报社一个月收到1万多封来信来电，文章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电报、信件可装满两麻袋。

10月12日，耀邦同志评论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概括：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干部几千万人。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心安理得的。

这篇文章也是一篇思想解放的鸿文，并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陈云同志一段话说得好：刘少奇同志是人不是鬼，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而“反右”斗争、十年“文革”、多次政治运动形成的“人鬼情未了”的历史，此后才开始获得正义的申张。

耀邦同志在党校工作，党中央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交给他，就是编写一本党史教材。在1977年9月21日、22日举行的中央党校有关会议上，他说：叶帅曾找我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我曾找过小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

为此，耀邦同志向党校提出两项要求，依此原则编写党史教材：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编写党史教材的工作紧张进行。10月9日，叶帅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19 07:42 编辑 ]

杰亮

这是党的最高领导层成员在公开场合中第一次提到“真理标准”的问题。他的讲话使党校学员对实践论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理论要受实践检验的观点，又受到一次新的启蒙教育。其中的有心人，则抓住叶帅讲话的核心，或以此指导党史研究，如冯文彬；或撰写文章见诸报刊，如邵华泽。
      
得到叶剑英、邓小平支持以后，耀邦同志思想更加明确了。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年尾的12月10日，他召集有关会议，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他在会上发言：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
      
历史进入1978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纪元的第一年。这年的1月18日，中央党校完成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草稿）》，明确提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
      
这时，耀邦同志的思想又取得一次质的飞跃。半年之前，他还主张，以“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二元论的标准思想来编写党史教材。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位彻底的实践标准一元论者。这既是他尊重事实、勤于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联系“文革”、联系党内矛盾、联系群众、独立思考的理论品格的成果，又是他在中央党校广泛接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的成果。
     
  “《实》文”使“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一形式载入新闻、理论史册。1977年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工作，引起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这份刊物也和我国各主要媒体建立了彼此极为信任的关系。当《人民日报》要转载《理论动态》题为“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的文章时，《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询问耀邦同志如何署名。他于1977年12月底的一天回答：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
      
1978年2月19日，由耀邦同志审阅的《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第一次署名“特约评论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年的5月6日，耀邦同志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大家又仔细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耀邦同志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同时提出两点修改意见。5月10日，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出。
      
“《实》文”从内容到标题都注入了“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这是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吴江、孙长江等同志对他思想的启发，耀邦同志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实》文”不但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发的，也是要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文革”理论、党的若干次“路线斗争”、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众多案件提起社会实践检验。这种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它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我们说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敢于联系实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上篇。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财经》杂志(2008年第9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0 09:04 编辑 ]

杰亮

“死者返生，生者无愧”。唯有那些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成长起来，又以伟大事业为己任、以人民利益为终身目标的国事决策人，才能有这样的勇气、智慧和信义。

是什么历史背景激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实》文”）发表？又是什么现实原因引发了这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我整理了当时一些个人日记。本文只想结合自己的亲笔记录及相关资料，分析一下耀邦同志当时大致的思想发展轨迹。

耀邦同志在大讨论中的心态和人品

1978年5月的那些天，对思想极度困惑的中国人来说，是很不平常的日子。

“《实》文”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发表，后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随后，又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九家主流报刊相继转载。舆论宣传的焦点，强烈刺激了我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同事们。大家眼见的，耳听的，嘴上议论的，头脑思考的，都集中到这篇文章上来，人们兴高采烈地阅读着这篇文章。
　　
5月13日，下班回家以后，我兴冲冲地向耀邦同志谈了自己的感受，并转述了馆内同事所提的一些问题。他当时的心情很好，回答的底气很足。他爽朗地说：

德平，《反杜林论》你根本就没有看懂。历史的发展根本就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的发展是两种力量斗争的合力。
　　
1969年以前，我个人得失想得比较多，69年以后，我彻底丢开了这些。76年过于悲观了一些。
－－1978年5月14日笔者《日记》

耀邦同志当时的神态和语气是我多年来从未见过的。现在回想起来，他真有一种要迎接暴风雨到来的那种兴奋和激情。好在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合力的论述不少，我馆的李洪林同志亦向全馆做过理论辅导，其中说到合力、“力的平行四边形”，对此我深有印象，还能与父亲做些答对。
　　
其实，耀邦同志在与我谈话之前，高层压力就已落到他的头上。也就是在5月13日的当天，他在家中对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成员们说：

多少年都是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工作，对毛泽东的著作和思想，我自己是反反复复学习，真可以说达到过“无限信仰、无限崇拜”的程度。但是对他老人家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一点不同的看法，怎么就上纲成是反对他老人家呢！这种把学术争论、理论争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上，斯大林的时期是这样，我们党十几年来也是这样！这个风气再不改变怎么得了呀！

可能是为了缓和气氛吧，他随即传达了很长一段有关耿飚同志访问朝鲜的内容，认为访问非常成功，接着，又回到主题：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0 10:31 编辑 ]

杰亮

历史潮流是无法阻挡的。总的说，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但往往有三种情况，……一是飞跃前进的时候，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一致的时期。社会主义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还是飞跃时期。我们从抗战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前，也是飞跃。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这样，上升时期是黄金时代。二是发展不大，停滞时期，或基本上停滞。第三，某种倒退复辟。这三种现象有深刻的原因、背景，往往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历史逆流的来（临），往往也不以某些人的意志为转移，有许多因素造成的。

最后，他讲到“四人帮”在历史上的两种作用及广大群众的内心要求：

“四人帮”带来的“觉悟”，是任何金钱买不来的。由于这个而带来今后的大发展，这是“四人帮”反面的功劳。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怎么个不可阻挡，要把这个问题讲透一点。思想先驱就是在现有条件下起一点呼喊的作用，可起一定的历史启蒙者的作用。
　
……现在《人民日报》每天二千封信。解放以来，它的威信（从来没有现在这样高），现在，一个月不发特约评论员文章，人民不造他的反啊！未婚子都有人收容，现在一个堂堂共产党，都没有人理，行啊？

不几天，我也感到一些高层话语的压力，敏感的神经立刻绷紧起来。社会上不少人也为这篇文章在思虑，在观望。
　　
5月18日，晚饭后，耀邦同志见了几个年轻人。客人走后，他对我说：
　　
我们《理论动态》下一期要出一篇，“历史潮流和心有余悸”。我这半年来是很振奋的，越战越勇。……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这篇文章是能站住脚的。我希望有人来驳，驳后我们再写一篇。
　　
－－1978年5月18日笔者《日记》

一个多月后，“再写一篇”文章的诺言兑现了。6月3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第70期上发表，标题定为“历史潮流滚滚向前”。
　　
文章说：在“四人帮”唯心主义盛行的年代里，造成了一种恶劣的风气，根本无视人民的喜怒哀乐，专门讲究摸“四人帮”的脉搏，摸江青的脉搏，靠所谓“摸精神”吃饭。有的人摸来摸去，摸得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气味都没有了。……心中装着人民的人是最强大的人，他们无所畏惧地在惊涛骇浪中沉着前行。心中没有人民的人是最虚弱的人，最后难免被历史的巨浪淹没或抛到一边。
　　
这篇文章，耀邦同志看了五遍，华国锋同志看了两遍。
　　
耀邦同志对“《实》文”的观点、思想没有动摇，胸怀十分坦荡。他对人的批评绝不搞影射和人身攻击，或施以阴谋手段；若有与他意见相反但又持之有故的人，他也是非常尊重对方的。“文革”前，即便是对他大加批判、几乎置他政治生命于绝境的某位上级领导，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耀邦，阳性子，好处。”
　　
当大讨论的形势已有明显好转时，社会上又传言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中央某某人的。我颇感惊愕。6月8日，我小心翼翼地向他问及此事，他徐徐而言：

（过去）有人不同意（《实》文），我反复看了几遍，认为这篇东西驳不倒，能够立住脚。最好不同意（这篇文章）的同志，能够写出文章来，驳一下嘛！今天讲，我们这篇东西就是正面阐述，根本不是针对谁，（现在我又）有“新三胡”之称。
　　
－－1978年6月8日笔者《日记》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0 08:56 编辑 ]

杰亮

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思想，文章不是针对任何个人的，而是针对一种根深蒂固的“极左”思维。因为他那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多换思想少换人”。他反复考虑的问题，还是理论观点，文章能否立住脚，能否被驳倒，又如何反驳。
　　
正如本文“上篇”中所说，“人有品格，理论和思想也有品格。”有人说耀邦同志是政治家，也有人说他不是政治家。不必计较这种争论。据我观察，他是一个人品和理论品格相一致的思想先驱，凡是对于他想清楚的是非、理论问题，他的心态始终是平和的，是心安理得的，并愿为此付出应有的代价。

历史的合力是怎样形成的

　　
历史的合力怎样理解？就如在力学中合力的计算那样，宛如一个平行四边形，两边形成的对角线就是合力线。1890年，恩格斯在一封书信中，即用此比喻解释历史的多种力量形成的合力。
　　
他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马恩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697页）这条合力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的意志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否则，怎么会有互相博弈产生的合力呢？
　　
恩格斯接着又说：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绝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同上）耀邦同志说的历史的合力，即是此意。此观点不言而喻还有一重含意：在诸多力的“矢量”中，一股力的方向越是明确，长度越长，合力线就越往这边靠拢。“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就是一场思想的角力，党内进步、民主、改革的力量越大，人民群众要求改革发展的真实意志表现得越强烈，历史的合力线就越靠向马列主义的党，靠向科学社会主义，靠向反映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劳动人民。
　
　“《实》文”的发表，“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全国人民冲破了思想的禁区，解放了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农村要求打破人民公社政治经济体制的浪潮涌动起来了，《人民日报》每天接到的人民来信，如雪片一样飞来了，各种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改正了，人民群众的真实意愿敢于明确表达了。5月13日，有15家省级党报转载了“《实》文”，截止到5月底，全国共30多家报纸予以转载。对于这一声势，任何想阻碍这一潮流的人都不会没有顾忌。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革新求变的领导层逐渐掌握了思想解放运动的主导权。
　　
据《叶剑英年谱》记载，5月11日，叶帅在第一时间看到《光明日报》刊登的“《实》文”，“对文中的观点十分赞同。”“在另外的场合，他还建议把《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印发到全国去。”另外，1979年的理论务虚会也是叶帅提议召开的。
　　
5月中旬，方毅同志召集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党组联席会议，学习讨论“《实》文”。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支持和拥护这篇鸿文，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0 10:32 编辑 ]

杰亮

5月20日，罗瑞卿同志对《解放军报》负责人华楠、姚远方等人表示：“真理标准”的文章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听说现在有几位秀才还不大赞成，我要去做他们的工作。
　　
这一期间，耀邦同志和罗瑞卿同志曾有六次电话长谈。《解放军报》也连续发表三篇批评“震派”、“溜派”、“风派”的杂文，主题都是针对“文革”中背离实事求是精神的各种投机人物。耀邦同志与报社负责人和谷岩等人谈话，既肯定了文章批评的文采，又说到“多做团结工作，最大限度地缩小打击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等问题。
　　
和谷岩同志曾在耀邦同志任政委的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中工作过，耀邦同志还修改过和谷岩写的《人民军队三字经》。我想，那次谈话，彼此是否又回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所向披靡时的心境呢？完全可能。


6月2日是很重要的一天。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键时刻，在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做了重要讲话。他在会上专门讲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等问题。
　　
他说：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邓小平所针对联系的问题就是“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最后号召全军：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以小平同志的经历和威望，他对全军的号召动员，实际也就是对全党、全国人民的号召动员。由于他对“《实》文”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予了大力支持，思想解放运动得以大大推进，其领域也更加扩大。
　　
然而，严厉的批评之声仍然存在。标志就是吴江同志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已不能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发表，但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解放军报》上刊载。在军事术语上这叫“转移战场”。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理论、宣传界先进分子不屈不挠的斗争，又引发了各地广大干部群众的学习和讨论。从6月25日到12月8日，全国29个省、区、市领导同志都纷纷表明自己的态度，赞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中，甘肃的宋平、黑龙江的杨易辰、辽宁的任仲夷三位省委第一书记反应最早。
　　
可以说，全国人民、全党和领袖人物们反映时代、历史要求的意志，这时已经最大限度地团结凝聚起来，成为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形成了当时中国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若用合力的平行四边形算法做喻，这一力量主导了各种力量共同形成的合力线，使这一合力线大大贴近我国进步、民主、改革的方向，并直接导致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成果。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8-20 08:53 编辑 ]

杰亮

党内一隅民主空间

　　
为何《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能参加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期中央党校学习班？为何杨西光能把胡福明“《实》文”的初稿送吴江、孙长江等同志进行修改？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尽管这时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

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华国锋同志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但愿华国锋同志也记得这一刹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父亲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主席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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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亮

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1978年11月25日笔者《日记》

　　12月2日在家中，耀邦同志又谈起真理标准问题，他讲：

我们要很好学习《实践论》，这是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理论遗产。实践—理论—实践的工作就是理论工作。　　把这三个环节联系起来就是理论工作。我们的干部由于对革命的经历不同，对文化革命的体会不同，思想水平不同，所以认识就不完全相同，因此需要我们互相帮助，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1978年12月4日笔者《日记》

这似乎是他对这场大讨论的总结，也是他对子女们的教育和期望。
　　
关于真理和实践的关系，耀邦同志在延安工作时就明白了这一哲学原理。但是，在工作上运用这一观念，还可以追溯到1975年为中国科学院起草的《汇报提纲》上。他和于光远同志堪称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朋友。《汇报提纲》曾由耀邦同志分送给张爱萍、钱学森、朱光亚、于光远、胡乔木等人征求意见。
　　
8月17日，于光远在《汇报提纲》第二稿上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让人惊讶：在判断科学是非上要坚持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由于稿件退回耀邦同志处时间已晚，修改的《汇报提纲》第三稿已直送小平同志了。所以这一观点未展开讨论，也未进入第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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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发端两年之后，由此引发的思想解放极大改变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耀邦同志回顾历史，又想到未来，1980年6月7日，他对家人敞开胸怀，道出了他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的思考和追求：

　
　“生（注：应为‘死’字，我记录有误）者返生，生者无愧。”这话都是上了书记处会议纪要的。出自春秋时代，《公羊传》有载……。如果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死而复生，我们每人也没有任何愧色。
　　－－1980年6月7日笔者《日记》

“死者返生，生者无愧”，原话是“使死者返生，生者无愧乎其言，则可为信矣！”此为晋国荀息回答晋献公的话。
　　
“《实》文”的发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区分开来，给在“极左”路线下迫害致死的同志恢复名誉，都是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若是生者和死者还能见面，能内心无愧，坦然面对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张闻天诸同志者，唯有那些在党内民主生活中成长起来，又以伟大事业为己任、以人民利益为终身目标的国事决策人；唯有他们，才能有这样的勇气、智慧和信义！

(中篇。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财经》杂志(200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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