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政治改革停滞与政治参与热情高涨，使得国家治理变得更富有挑战性。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政府有三种选择：增发“政治纸币”（强化阐释性政治合法性，增强现实政治合理性依据，同时设法降低公众过高的政治期望），为政治改革暂时停滞寻求一种合理解释；增发“政治期货”，允诺在将来某一特定时间兑现一定质与量的宪政民主（经济学上所谓的期货，一般指期货合约，就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标的物的标准化合约）；增强宪政民主制度的创制与供给能力，纾解宪政民主制度供给压力，推进实质性政治合法性进程。显然，只有第三种选择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合理思路，但在政治现实中，政治滞胀却导致了一个难以打开的死结，使第三种正确选择的实现困难重重。

　　政治的“滞”、“涨”、“胀”关系构成了重重矛盾。政治改革停滞在政治参与热情高涨的压力下，被迫增发“政治纸币”，提高压力型稳定机制的灵敏度与有效性，导致政治通货膨胀、“政治纸币”贬值，并进一步造成政治失望，这种政治失望又进一步导致了政治冷漠与政治偏激的两极化。这样就一方面削弱了政府动员力（基于政治冷漠），另一方面增强了政府的潜在的反对派势力（基于政治偏激）。于是，政府就处于一个日益危险的境地，当难以预料的甚至是貌似偶然性的政治危机降临，基于维护政权合法性的政府动员力将可能遭到政治冷漠或政治不合作的“软抵制”，而一度处于“潜水”状态的旨在颠覆传统权威合法性的反对派势力，将会令人惊讶地一夜间崛起。这种颠覆性爆发力往往与其曾遭受到的压制力量成正比，在表象化的高压稳定格局中甚至会强大到使其具有横扫一切的灾难性破坏力。我们可以举两个典型例子来说明这一政治现象，即关于“有史以来最虚伪的掌声”和“有史以来最冷漠的政治利益相关者”的历史事实。

　　“有史以来最虚伪的掌声”发生在1989年11月罗马尼亚召开的执政党十四大会议上，齐奥塞斯库再次当选最高领袖，会场暴发出雷鸣般掌声，而且经久不息（据说达60余次），甚至全体代表站起身来鼓掌。在大规模群众集会上，齐奥塞斯库也已经习惯于不断地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这使得他产生了一种错觉：党内和人民都衷心认同这一统治。但在仅仅一个月后，一个偶发的群众性事件竟然导致全国上下忽然间一致反对齐奥塞斯库（这些一夜间崛起的反对派势力来自于哪里？），12月22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逮捕，12月25日经过匆忙的审判他们就被立即枪决了。一个冷峻的问题是:曾经热情鼓掌六十余次的齐氏支持者们一个月后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基于普遍的正义来为齐奥塞斯库夫妇的基本人权与公正审判待遇说话？

杰亮

“有史以来最冷漠的政治利益相关者”就是前苏联1500万名苏共党员。1991年8月24日，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没有召开苏共中央全会和党代会的情况下，个人非法宣布解散苏共。让人惊讶的是，如此颠覆常识、不合程序的非法行为，在当时竟然没有遭到一个党员的质疑与抗争。作为非法解散苏共行为的政治利益相关者，1500万名苏共党员几乎全体沉默（出于政治迷茫或政治冷漠或政治不合作？）。至于在俄罗斯重建共产党，那已是后来的事情了。

　　这些事件无疑是社会主义进步史上最让人痛心的历史悲剧与最深刻的历史教训。它也证明在压力型体制中，政治表象与政治事实有可能存在着巨大反差，人们政治立场的现实性、掩饰性、虚伪性、动摇性，使得政治发展的稳定性很难被准确测量与评估。一切都像是在黑箱之中。

　　政治改革停滞导致了官方意识形态理论与政策抉择上的一个死结。吉列尔莫·奥唐奈在《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一书中，探讨了“官僚威权主义”模式下所谓的“威权主义民主”及其在民主化中的困境。他指出，官僚威权主义往往不得不带着矛盾的心情用“华丽的修辞”对优越的民主理性表示赞许，“然而在这种外表之下，官僚威权主义国家经受着一些紧张状态——对立冲突、两难选择和危险境地——这些紧张状态反映了巩固一种支配体制的异常困难”。正是为了缓解这种紧张状态，他们最后剩下的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提出他们曾激烈拒绝的那个东西：民主。尽管来自于官僚威权主义的这个术语的使用将是难以理解的，尽管“它受到仔细的限制”，但也有其实用的功效。“然而，这是何种民主？从官僚威权主义的视角来看，它将必须是这样的一种民主：该民主实现所有这样或那样的奇迹，同时维持对平民群体的排除。特别是，它将必须是那种维持对‘人民’和阶级的诉求进行压制的民主。这样的压制预先假设：对组织和平民群体的政治运动的严格控制得以实现，以及对那些占据民主制将重新开放的制度性位置的人的可允许的言论进行控制。”可是，这种基于“默示共识”并且如此公开的支配能持续多久？面对市民社会的沉默和不透明性，一个国家机关能存续多久？“然而，如何民主化？对统治者来说，这似乎是清楚的：朝这个方向的任何移动都可能打开平民政治再激活的潘多拉盒子，并伴随着‘人民’以及最终的阶级的诉求，这可能导致官僚威权主义之前的危机复燃。”这种矛盾是理解官僚威权主义支配体制的软弱性和深刻紧张关系的关键，而那些被排除并且沉默的人的这种“隐性存在”，成为官僚威权主义的动力和紧张关系的源泉。正是这种内在的冲突性，决定了“威权主义民主”的虚伪性与不可能性。

杰亮

解决问题的关键似乎在找到一条满足日益高涨的公民参与热情与新兴政治力量分享权力的合理要求的平稳转型道路，这就需要政府作出决断，提供更具信用度与说服力的可供有效流通的“政治纸币”（阐释性政治合法性），并提供必要的“政治期票”以分散可能蜂拥而来的政治参与压力，但关键举措还是在于增强宪政民主制度的创制与供给能力，从根本上解决宪政民主治理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宪政民主治理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非人们过去所想的那么简单化，它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可以是资本主义的宪政民主，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宪政民主，甚至在实行伊斯兰政教合一制度的伊朗，也创制出了所谓的“宗教民主制”（也有人评价为“半民主制”），围绕总统的政党性竞争与普选机制和宗教领袖制并行不悖。

二、关于高效能有限度的民主过渡理论

　　自由民主主义认为，一元政制与民主体制在当代是完全不相容的，并对经典一元民主理论从理论渊源到理论实践进行了全面的“整肃”。这其中固然免不了误读、偏见和歪曲，但也不乏真知灼见，有些分析更是切中要害、精辟透彻，引人深省。一元民主理论追求直接民主，批评间接民主；追求实质民主，贬低形式民主；实行一元化的人民主权和议行合一原则，反对三权分立；实行代表人民的一元化根本利益的一元政党领导制，反对利益多元化和多党制；抽象地强调公共意志，却具体地忽视个别意志（如个人自由）等等。然而刘军宁在《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近义，还是反义？》一文中却指出，“直接民主无程序、一刀切，不自由，生暴政”；“直接民主是假民主”，并由此得出结论：直接民主不仅不是间接民主的最高阶段，而且还是间接民主的反义词，隐含着暴政倾向，所以，“在国家体制上的间接民主是唯一合理可行的选择”[1]。关于形式民主，埃尔梅指出：“没有形式上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就不会存在。不要形式上的民主，最终只能唤起革命力量。”[2]置身于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个法国人的一句话，则成为对“革命”历史的最好注脚：“我们已经迅速地从奴役走向自由，我们正在更迅速地从自由走向奴役！”[3]自由民主主义对于经典一元民主理论的其他观点的驳斥，则更是尽人皆知，恕不赘言。总之，自由民主主义努力的成果就是，目前已经很少有人认同经典一元民主理论是切实可行的了，而实践中的经典一元民主国家也从未现实地存在过。

　　但在现实存在的威权政体国家里，能否实现某种形式的“高效能有限度的民主”，则成为一个很有些争议的问题。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所谓“高效能有限度的民主”究竟是指什么？

杰亮

　在现实存在的威权政体国家里，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所谓“高效能有限度的民主过渡”理论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第一，在发展中国家，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绝大多数人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实现必然优先于少数人所诉求的政治自由权利的实现，而任何形式的竞争性政党政治在公民素质低下、发展任务艰巨、政经形势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等外部环境不利的客观条件下，只能破坏社会稳定、引起社会分裂、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使绝大多数人所迫切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实现障碍重重，却徒劳无益地使少数政治野心家得以假借人民的名义兴风作浪，形成一种不稳固的、脆弱的弱势精英民主，也即一种“低效能低限度的伪民主”，严重违背民主化的初衷，所以，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不能超越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阶段，必须得有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也就是说，只能选择一条在坚强有力的符合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党的领导下，逐步有序地推动参与民主化进程的理性务实道路。西方国家的民主化也是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直到20世纪以后才初步形成的，而半个世纪以来在短期内迅速推进民主化的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了种种反复、动荡和社会灾难，乃至社会倒退，人民生活困苦不堪，政府效能极度下降，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和牵制因素也变得更多更复杂，这些都充分证明脱离现实历史发展阶段的“民主大跃进”和脱离现实国情的“全盘西化”并不成功，也不可行。

　　第二，承认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但人民行使主权需要执政党的引导和支持。

　　第三，民族革命的历史资源、对国家稳定的诉求、对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改善和国家现代化的承诺、对社会各阶层包括新生集团利益的普遍关注、不断提高的公共行政效能、持续有力的反腐败斗争、逐步有序地推动参与民主化进程的诚意以及对民族振兴与民主宪政目标的坚定追求等，都可以成为唯一执政党合法性的基础。

　　第四，在不动摇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不破坏社会团结、不危害国家稳定的大前提下，积极稳妥有序地推动参与民主化进程，强调民主建设的民族独特性，如实现基层民主自治、改进民主选举制度包括逐步扩大直选范围、加强人民权力机关或代议机关的实际地位和作用，扩大社会协商与合作，强化舆论监督与民主监督，保障公民合法的民主权利，尊重人权，实行法治，推行司法独立、政务公开等等。

杰亮

第五，执政党承认这种“过渡性民主”的初级性与阶段性特征，也即承诺要不断积累民主条件、积极推进民主化进程，以争取早日实现“高度民主”。

　　但自由民主主义认为，在威权政体下，参与民主化要么是极其有限度的、形式上的，以致造成威权政体与民众尤其是日益壮大的民主化力量之间的高度紧张关系，要么就会极富挑战性与自我破坏性，以致造成威权政体的自我瓦解。由于威权政体与参与民主化是此消彼长的尖锐矛盾关系，所以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找某种暂时的平衡是十分冒险的。参与民主化的每一步进展都会释放出更大的民主化压力，当进一步的民主要求超出执政者的容忍限度时，不得不采取的压制手段可能会使已经释放出来的民主化压力骤然激增，造成难以控制的冲突局面，而放弃压制手段则会导致“政治参与爆炸”的混乱局面。这就好比治水者在疏导洪水的同时，又有意节节围堵、企图步步为营一样，必然导致玩水自溺的悲惨结局。在很多自由民主主义者看来，威权政体所宣示的未来民主模式大都模糊不清，缺乏实际内容，只是一味强调民主的民族独特性，反对多元民主的普世价值，这就导致了民主化目标的混乱与争端，导致了政策的实用性与短期性，正如疏导洪水却缺乏方向性一样，必然隐藏着重大危机。在当代世界民主化大潮的冲击下，威权政体的合法性基础非常脆弱，少数民主人士的每一次有限度的挑战，都有可能引发威权政体的无限崩溃。所以，在这种“多难处境”下的威权政体，很难保持明智与开明，而政治上的敏感脆弱天性将严重制约现代化改革进程，降低政府绩效，使得把政治稳定（也即保守统治权）置于首位的政府不得不表现出畏首畏尾、裹足不前、保守集权、不惜代价高成本维稳的特性。自由民主主义者相信，试图通过扩大、巩固合法性基础与推进极其有限的民主改革，通过持续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改善来获得政治稳定，只是威权政体领导人自我麻醉或麻醉人民的一种政治幻想，在当前的时代条件下必然失败。

　　毛寿龙在《政治社会学》一书中分析了威权政治合法性的界限问题，并得出结论认为：

　　“威权统治者在培养政治支持方面有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难题，因为威权体制的合法化存在着内在的限度。韩国的威权体制没有因为其繁荣的经济而获得信用。相反，经济成功似乎使得程序合法性问题比先前更显著或更惹人注目了。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的经验表明，威权体制深受经济绩效不佳的影响，而韩国的经验表明，威权体制也易受经济成功的不良影响。以经济成功为基础的威权体制的合法性是有限的。

杰亮

韩国的威权体制面临着政策选择的难题。为了争取更为广泛的合法性，韩国政府除了要寻求经济方面的政绩之外，还必须寻求政治体制的改革，而改革的方式则是取消威权体制的制度，而这无疑是葬送威权体制。威权体制能否在自身的努力范围之内，完成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呢？这显然又是一个艰难的课题。”[4]

　　所有这些不同的声音，都需要我们首先认真地聆听，并作出审慎的明智判断。因为，如果我们缺乏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精神，缺乏直面现实的政治勇气，那么我们将难以解决任何问题。

三、关于“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式民主”

　　谈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式民主”与这种“高效能有限度的民主过渡”理论之间的关系。

　　“亚洲价值观”一般都强调以儒家文化为根基，表现出国家主义、社群主义、新权威主义与伦理主义的价值倾向，这显然与主张个人主义、权利政治、自由主义民主、反对国家主义的“西方价值观”针锋相对。“亚洲价值观”强调基于“民族独特性”的历史传承与社会和谐，而“西方价值观”则强调基于“人权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与自由竞争。自由主义学者李慎之在《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一文中指出：“对亚洲价值观阐述的最清楚的可能是新加坡提出的五大原则：一，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二，国之本在家；三，国家和社会要尊重个人；四，和谐比冲突更能维持社会秩序；五，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仅应和平共处，而且应互补。用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的最概括的话来说，就是‘社会第一，个人第二’。”[5]

　　由于“亚洲价值观”已经成为亚洲新权威主义的合法性依据，所以自然遭到反对新权威主义的大多数人的强烈抨击。何家栋在《亚洲价值观源流》、《亚洲价值观的变异》等文章中认为：“亚洲价值观是和西方价值观相对应的一个词。早在二战前，日本右翼著名理论家北一辉写的《日本改造方案大纲》，已经宣扬过这种思想。”他指出：“日本新老右翼始终不变的基本观点，主要可以归纳为两点。一是主张日本自古以来的‘建国理想’，即所谓‘纯正的日本主义’（皇道主义），反对普世价值观或者说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二是以国家主义对抗国际主义。”他不无忧虑地说：“‘亚洲价值观’一词忽然名噪一时，李光耀、马哈蒂尔诸权威倡导于前，不少中国人拍手叫好于后。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亚洲各国人果真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价值吗？”“亚洲国家内部冲突甚至比外部冲突更加尖锐，哪有什么共同价值观？就以马来西亚为例，在这个华人占三分之一的国度里，对华人人权的歧视被堂而皇之地写在种种法律中，欧美国家以这种不公平待遇提出批评，马来西亚领导人以‘亚洲人权观’的捍卫者自居，则是要将华人二等公民的地位永远维持下去。请问我们的民族主义者，这也想打美国人屁股一样，值得叫好吗？”[6]陈祖为在《亚洲的价值观、儒教与人权》一文中也指出：“由于一些东亚和南亚国家，包括中国，在1993年4月签署了曼谷宣言，这些分歧现在有所激化。”“签订该宣言的政府声称，亚洲国家有必要采用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盛行于西方的民主和人权观，因为亚洲有独特的价值观和特殊的历史背景。”但是，“批评者反驳说，从来不存在什么‘亚洲的价值观’，亚洲政治家们对普遍人权提出挑战只是为其弹压人权寻找借口，所谓的亚洲人权观出发点不正确，并缺乏知识上的可信度。”“亚洲政府的代表既缺乏充分的证据，还经常不能保持前后观点的一致性。”[7]

杰亮

“亚洲价值观”和“亚洲式民主”的支持者们提出了种种反驳，甚至近来有人还提出了诸如“儒家民主主义”、“儒家共和国”的种种设想。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复古主义的努力方向与政治现代化的前进方向很可能是南辕北辙。

　　总之，我们认为“亚洲价值观”与“亚洲式民主”提法本身就存在着很有争议的合理性问题，它还不足以成为“高效能有限度的民主过渡”理论的合法性依据。

四、“一元民主论”的悖论与难产的“北京共识”

　　“高效能有限度的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威权政治下的“民主”，这使得“什么是民主”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富有争议性。但在有关民主的衡量标准、民主的共性与个性、普适性与独特性以及人权范畴中的生存权、发展权等社会经济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争论中，保守的官方立场遇到了来自于民间的质疑和未来的强有力挑战。社会在进步，公民在成长，尤其是强大的网络民意在崛起。在世界民主化大潮的大背景下，“压力型政治体制”无论做怎样的精心包装，都正在日益丧失其合法性，因此为了保持威权统治，执政者往往被迫促使“压力型机制”日趋强化、精巧和完善，并必然地对进一步推动民主化进程顾虑重重，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总是更多更快地使其合法性丧失，从而为总危机的爆发不断地强化隐患、积累条件，——这就是“训政式”的威权政治下的“民主”建构之悖论。

　　带有“一元民主论”特色的“高效能有限度的威权型参与民主”与“亚洲式民主”虽然都受亚洲价值观的影响，但却存在质上的不同。猪口孝在《亚洲式的民主？》一文中特别指出：“我们列举这一地区民主制的特征的时候，一定要分外小心。人们是那么容易地把‘亚洲式’民主和发展性独裁、东方文化论及政治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如果要对亚洲民主国家政治制度的特征加以概括，那么，它们大多数都是一种小而活的政府，再加上一套一党单独或联合执政体制。它们的官僚机构，规模不大，人数不多，但往往拥有相当的权威，能够实行高效率的战略。”只是这种一党独大的政治现象是经由一定的民主程序也即自由的竞选过程获得了合法性的，它与法定一党制天然地垄断政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一种显然是多党民主制度在亚洲的一种变种，而另一种则是一党威权制度。如果具体论及中国，情况则更为复杂，非三言两语所能论述清晰，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在此不做展开。不过，没有争议的事实是，中国是一个“一元民主论”占据主流价值的典型发展中国家，至今一些人仍然试图坚持传统的纯之又纯的思想与政治的一元化领导，而不愿真正去思考和寻求如何具体可行地切实改善和革新这种一元化领导体制。这种僵化体制与我们所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和谐竞争体制格格不入。

杰亮

在《开创民主理论新路向》一文中，我们已经同时提出了“威权主义制度神话的终结”与“自由主义制度神话的终结”两大命题，旨在破除“土教条”和“洋教条”，开创具有中国气派的民主新路。事实上，西方式自由主义“多元民主体制”存在着的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也即以财阀集团为主体的“精英统治”合法性危机、“集团政治”合法性危机和利益整合危机、政见整合危机与权能整合危机，在威权主义的“一元民主体制”中则以另一种形式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

　　在现实的“一元民主社会”中的真正统治者不是被虚拟化、道具化的“人民”，而是“官僚精英”（也可以被称为是“执政党官僚精英”），所以存在着以官僚集团为主体的“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即便是早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也曾经预见到一种“党的官僚精英专政”的危险性。他在《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中写道：“倘若没有一般的选举，没有出版和集会的无限制的自由，没有各种主张的论争，生活就会在每一个公共机构中死亡，就会变得徒具外表，其中只有官僚政治会作为有活力的因素保存下来。公共生活逐渐沉睡，几十位精力充沛和经验丰富的党的领导者们进行指导和统治。他们当中，事实上只有十几位杰出的首领担任领导，工人阶级的精英被不时地邀请参加各种会议，在会上，他们为领导的演说鼓掌，并一致同意所提出的决议案——实际上，是小集团的事务——一种专政，但是当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仅仅是一小撮政客的专政，那就是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亦即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8] 对于这种来自于忠诚的社会主义者的尖锐而中肯的批评，我们无可回避。

　　“利益代表”合法性危机和利益整合危机主要表现为，执政党宣称代表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但这种“代表——委托”关系的合法性依据何在？也即这种“代表关系”经由何种民主程序获得人民的认可与授权？人民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人民中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特殊性、冲突性，在这种不透明的体制中如何获得“透明的整合”？

　　政见整合危机与权能整合危机主要表现为，在缺乏民主竞争与良性互动机制的僵化体制中，当不可避免的政见分歧出现并尖锐化的时候，政治领袖除了诉诸于黑箱中的“高层政治斗争”和非法的“宫廷政变”之外，还能有什么更积极的选择？在这种体制中，国家政权固然拥有着高度整合的权能，但这种权能却很有可能被严重缺乏制约的官僚集团的自身利益与腐败者的贪欲腐蚀和消解。无可置疑的是，在“一元民主体制”中暴露出的这些危机的实质，其实不是整合的危机，而是民主程序与利益表达制度供给匮乏的危机，同时也是宪政制衡与和谐竞争制度供给匮乏的危机。

　　对于这些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困境与问题及其产生的现实压力，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旨在增强阐释性政治合法性的说辞，试图论证政治改革暂时停滞的合理性。这些诸如现有体制优越论、发展阶段落后论、传统文化缺失论、民主易致动乱论、民主易致分裂论等等广泛流行的说辞，遭到了韩云川强有力的逐一反驳，他在《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存在着严重滞后的情况。原来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的许多问题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权力制约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还相当普遍；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公职人员的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等等。这种政治体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相适应，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要求不相适应，与世界民主进步的潮流不相适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我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除此以外，认识上的误区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迈不开步子的一个重要原因。”[9]

杰亮

然而，就在这些现代化过程中的重大核心问题难以找到合理解决的路径时，“北京共识”却忽然流行起来。2004年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雷默的《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一文，从此使得“北京共识”一词传遍全球，甚至被一些人解读为是“中国崛起”的象征以及对所谓“华盛顿共识”的超越，似乎中国从此成为了世界榜样，至少是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由此，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被赋予了世界意义，有人甚至极力论证其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性，给人以“推销中国”的强烈印象。那么，我们是否当仁不让地具有了这种资格呢？我们是否已经到了值得沾沾自喜的改革成功者境地？

    中国富有影响力的智库人物俞可平拒绝使用“北京共识”这一概念，而代之以“中国模式”（正如俄罗斯模式、越南模式等等诸多模式一样）的概念。他冷静的认识到：“所谓的‘东亚模式’和‘拉美模式’在近年的失败，使得人们加倍关注中国的成功经验”，“不过在我看来，‘中国模式’正在形成之中，还没有完全定型。它的一些典型特征开始初露端倪，但尚未充分展露。”[10]

　　美国阿里夫·德里克教授则对于“北京共识”进行了“批判性讨论”，他批评“以此为幌子来掩盖日常的观察。问题是雷默的物理学和他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存在缺陷，最终的结果是，‘北京共识’成为兜售的伎俩，在把中国推向世界的同时，也把些发展的思想推销给中国的领导人”。他批评雷默明显回避了一系列存在的问题，并明确地指出：“承认中国在过去的十年间经济取得成功的同时，也要看到关于‘中国模式’的提法存在的问题。再次，‘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副产品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中国国内或国际上有人试图去消灭这一遗产。”[11]

    冯绍雪在《强国之道有赖于思想的健全》一文中也对“北京共识”提出了质疑，他提醒中国“是否应该在这样的高度期待下做一番认真的反躬自问”，并提醒舆论注意中国的崛起“没有几代人乃至更长时间的持续而且有效的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有一系列根本问题——例如中国人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如何进行自身定位、如何认识和解决民主问题——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回答。他指出：“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也日益成为一个紧迫问题，成为实践的对象。”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在于：“任何简单化的舆论开放，任何缺乏深思熟虑的政治体制变动，都有可能给转型中的社会带来不可估量的、不可控制的影响，乃至于整个体制变动进程的逆转，甚至于国家的败亡。这一理解迄今依然是观察中国政治改革走向的一个重要背景。”[12]

杰亮

美国大卫·施韦卡特教授也反对推销“北京共识”，并指出“中国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在他看来：“把当代中国看作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尚未完成的历史实验，这将更具助益和成效。如果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建设一个超越资本主义的自主发展的公平合理的社会的伟大尝试，这将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13]

　　以上这些客观理性的问题视角与观点，对于我们推进宪政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如果说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北京共识”，那也首先应当是如何达成将改革推进到政治领域的“北京宪政共识”，着力提高社会主义宪政创制与供给能力。当我们解决了这些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避免了现代化中断或社会动荡，建成了宪政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民富国强、公民自由、人民民主与社会公正的伟大目标，我们也许才有资格回顾和总结所谓的“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的人类历史进步价值。

　　在学术界难产的“北京共识”，却在舆论界和民族主义观念流行的人们心中激起了某种莫名的兴奋。这构成了某种误导：中国已经不是学习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顽皮学生了，而成为了世界的榜样（模范生？），甚至已经升格为“老师”了。这种不明智的盲目乐观情绪，不利于我们透彻认识到自身发展存在的局限性与问题，并创造性地提出具有根本意义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在时代进步的大潮面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元民主理论存在着内在缺陷，而一元民主理论则面临着一个难以打开的死结，这些都遭遇到了来自于“复合民主论”的理论挑战。对于置身于民主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对于那些存在着政治滞胀问题的国家，在多元化的视角与多样化的选择之中，应当如何立足国情，借鉴经验，汲取教训，大胆创新，积极探索新的民主实现形式与道路？这就成为了21世纪致力于民主理论研究的学者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宪政社会主义理论在《人民民主何以可能？》和《论信仰与治理》等论文中，初步提出了一系列可供讨论的具有建设性、启发性的制度设计观点，或许可以成为推动这种学术努力的有益尝试。

　　即将步入六十周年的年轻而富有活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与复杂政治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或许正面临着一次最重要的历练与发展机遇。纵然困难重重，但对于十字路口上的“宪政中国”的美好愿景，我们充满信心。


--------------------------------------------------------------------------------

[1] 刘军宁：《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近义，还是反义？》，载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6—52页。
[2] 《民主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3] 转引自禹工：《启蒙的历程》，载于上海人民出版社《书林》月刊，1989年第7期。
[4]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6—87页。
[5] 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4页。
[6]同上，第158—163页。
[7] 载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55页。
[8] 摘自韦克曼：《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9] 韩云川：《妨碍政体改革的认识误区》，《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8期。
[10]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3页。
[11] 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9—102页。
[12] 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149页。
[13]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出处:「价值中国网」(2009年8月29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6 12:3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