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痛悼念复旦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教授去世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蒋先生教的是政治经济学，我当年在复旦大学念研究生的专业是世界经济学，虽然我不是他直接的学生，但我也经常去听他的课。事实上，我认为“文革”后学习经济学的大学生都深受他的影响，他写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材》直接影响了几代经济学学人，这本教材至今发行超过1800万册，出了14版。可以说，《政治经济学教材》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萨缪尔森写的《经济学》在美国的影响力。
蒋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能有那么长的生命力、那么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深入浅出。我记得蒋先生曾经说过，“学者写书深入深处，那是吓唬人；浅入浅出，那是没有进入核心；做学问就是要深入浅出。”蒋先生做学问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与时俱进”，《政治经济学教材》出了14版，这正说明他的思考和学问一直在“与时俱进”中，第一版的《政治经济学》和第14版已经有许多差别了。记得有一次开研讨会，经济学的另一位前辈于光远先生说：“我是死不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蒋先生则回应道：“我是不断悔改的马克思主义者。”
今年上海文化界失去了好几位老先生，如复旦大学的蒋学模先生、蔡尚思先生和贾植芳先生，再加上王元化先生，他们代表了一代学人的辉煌年代。蒋先生这一辈学人治学严谨，同时又有强烈的经邦治国的理想，他们自觉怀着一种使命和责任。这样的前辈今后不会再有了。蒋先生退休后一直接受复旦大学的返聘，一直工作到无法继续工作为止。而且他笔耕不辍，直到住进病房才停止写作。
张晖明 （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我从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本科、硕士、博士一直都是蒋先生的学生，所以我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就是我学术的领路人。
作为一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泰斗，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许多思考非常深刻，蒋先生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基点上。蒋先生并非是单纯的书斋学者，他时刻观察着现实生活，实践是检验他学术理论的标准。
陆谷孙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院长）
蒋先生是我国经济学泰斗，但他也是大仲马代表作《基度山伯爵》的最早翻译者。虽然蒋先生翻译的《基度山伯爵》是从英译本转译而来，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译本的可读性，我认为翻译得很好，读上去很舒服。我最初读的《基度山伯爵》就是他的译本。记得那是上世纪50年代，至今我依然记得小说中的一句话，小说中基度山伯爵伪装成英国人，蒋先生这样翻译道：“他迈着大不列颠子孙特有的步伐……”非常妙！
后来在复旦大学，有一次我问蒋先生，他这样一个经济学家为什么当初想到翻译《基度山伯爵》，蒋先生对我说，他就是喜欢这部小说，“高深的小说我看不懂，我只看流行的小说。”有些人批评蒋先生的《基度山伯爵》从英文转译所以不正宗，我不这么认为，这不影响译本的质量，至今我读上去还津津有味。
郑克鲁 （著名法语翻译家、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蒋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从英文转译的《基度山伯爵》，虽然他是偶一为之，但翻译的文字非常流畅，基本忠实原著，使用的语言也已经接近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了。我认为他的译本比之前所有大仲马作品的译本都要好。这也说明，蒋先生英文底子非常好，中文也很好。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从法文版直接翻译的《基度山伯爵》，但我认为这不妨碍读者仍然选择蒋先生的译本，毕竟小说从上世纪40年代流行到80年代，已经经过了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译本。
当然遗憾的是，英文版《基度山伯爵》删节比较多，这也造成蒋先生的译本不可避免地和原著有些出入，语言上比傅雷先生的译本差点。
编贴自:东方早报 作者: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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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8-7-21 17:51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