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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贴者按】
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举行了20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Ｇ20伦敦峰会是继去年11月中旬的Ｇ20华盛顿峰会之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第二次坐在一起,共商解决金融危机之策。峰会的主要议题：刺激全球经济；警惕通缩；推动银行放贷；抵制保护主义。与2008年11月15日举行的华盛顿G20不同的是，华盛顿G20会议关注的焦点当然是金融系统的崩溃。世界经济的衰退更是G20伦敦峰会的更是关注的中心。布局国际金融监管、强化IMF的地位和作用、打击贸易保护主义也是是G20伦敦峰会的重要成果。Ｇ20伦敦峰会参会3方:美国、欧洲和新兴市场国家,代表了当今世界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中国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他们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外汇储备也比较丰厚。去年中国仍然维持了9％的高增长率,印度的经济也增长了6％左右。中国是G20中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能否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对未来世界的走向，将会起重要影响。在伦敦20国集团峰会上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双轨机制，首轮对话将于今年夏季在华盛顿举行。在中美两国60多个磋商机制中，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是双边交流的两个重要机制。这次确立的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双轨机制是:两国元首各任命两位特别代表分别主持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主持经济对话的代表，中方是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美方是现任财长盖特纳。主持战略对话的代表，中方是国务委员戴秉国，美方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原则上是一年一次。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双轨机制是在中美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不断扩大、当今世界面临一系列重大和紧迫的课题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对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将会起到何种影响?世人瞩目。


目录
(1)中方对G20伦敦峰会有五点期待(第1楼)
(2)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及中国选择(第1－第5楼)
(3)谢旭人就20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答问(第6－第7楼)
(4)G20金融峰会召开在即 中俄欧盟发声挑战美元独霸时代(第8－第9楼)
(5)全球危机弄丢了多少人的饭碗？(第9－第11楼)
(6)中国成国际资本最大诱惑?(第12－第16楼)
(7)中美建立战略与经济对话双轨机制(第17－第18楼)
(8)G20：欧美退让亚洲声音渐强(第19－第19楼)
(9)峰会后的中美关系：G2说法不符合中国定位(第20－第25楼)

中方对G20伦敦峰会有五点期待

   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介绍了胡锦涛主席即将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的相关情况。应英国首相布朗邀请，胡锦涛主席将出席于4月1日至2日在伦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根据东道国的安排，与会领导人将就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和稳定国际金融市场，以及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三方面交换意见。

　　峰会筹备事务中方协调人何亚非说，中方对峰会有五点期待：一是各方应本着向前看的精神，加强团结，凝聚共识，寻求共赢，提振市场和民众信心。二是推动各方根据各自国情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三是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方面取得实质进展，特别要就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并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四是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平衡的结果，特别要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支持。五是关注发展问题，特别要避免因金融危机而减少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在回答记者有关中美首脑会晤的提问时，何亚非说，中美双方已经商定，胡锦涛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将在峰会前在伦敦举行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议题将包括中美关系及如何应对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包括伊核问题、朝核问题在内的两国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此外，两国元首将就中美两国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达成共识。何亚非表示，奥巴马总统就职以后，中美关系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局。两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处理国际和地区问题方面都有着很好的合作。相信这次两国元首在伦敦的会晤会有很多成果。

　　在回答有关中国今后是否打算购买美国国债问题时，胡晓炼说，对美国国债进行投资是中国外汇储备投资运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对美国国债的安全性和收益性自然比较关心。今后我们会继续根据需要购买美国国债，我们对于资产的价值波动也高度关注。

资料来源:据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记者熊争艳 谭晶晶）

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及中国选择

作者:郑永年

   全球瞩目的二十国集团（G20）金融峰会即将于4月1日至2日在伦敦召开，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席。在当前严重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重建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各国首脑关注的焦点。此前，在3月14日的G20财长、央行行长预热式会晤中，尽管各国商定“尽一切可能”共同稳定全球经济，但在“投入更多资金刺激经济”还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应对思路上，美国和欧洲的分歧已经充分显现。

　　在这种国际格局下，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中国的态度受到美国和欧洲两大集团的重视。本报特邀国际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独家撰文，厘清相关问题。郑永年教授认为，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成为美国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的机制，中国不能一味、盲目地帮助美国恢复其经济地位，而应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寻求平衡，这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应该完善现代国家制度、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系，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最终建立金融多极化世界。

　　中国政府目前拥有庞大的财力，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否则，那么多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流转，实在太危险了。越是危机，老百姓越是不消费。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的改革，使得老百姓有动力去消费。

　　对于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估计，有的人说一两年可以恢复了，也有人说三五年。不过正如很多人指出的，现在看来，这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并不像对美国、对欧洲影响那么大。究其原因，并不是中国的经济体系、金融体系比欧美的好，而是由于中国的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

　　现在美国和欧洲，都在谈重建国际金融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新兴经济体就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中国。我认为，中国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参与未来国际经济金融体制的建设很重要。对中国在这次改造和重建金融体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我们应该有全面而理性的认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5 10:21 编辑 ]

NZWJ

　

不能简单地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作单一的选择

　　危机刚开始时，世界普遍认为，美国和欧洲之间跨大西洋联盟的合作，就可以克服这次金融危机。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并不在欧美政界和学界的话语中。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是这次危机的深刻程度远比人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深刻得多。另一方面是欧美在应付危机上的不同思路。要欧美联合起来，比较困难。欧洲和美国很难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因为两者的思路不一样。欧洲最先看到美国的金融霸权的腐败性和危害性，欧元体系产生的其中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制衡美元。尽管欧洲众多国家目前的经济很难整合，欧元尚无能力成为与美元对抗的基础货币，但其基础形式已经在那里了。

　　无论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无法单独解决这场危机，所以他们都在争取中国。那么，中国是不是就简单地在美国和欧洲之间作选择呢？我个人觉得，这种单一选择太简单。从实际政策层面来看，中国可能会选择美国，因为从战略上考量，中美两国的经济依赖度非常高。但从长远来看，无论光选择美国，或者光选择欧洲，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因为中美两国的相互依赖性，中国当然应该帮助美国，这也是符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利益的，但如果一味帮助美国恢复它的经济地位，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应该同时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做一个平衡，不能对欧洲毫不理会。最近温家宝访问欧洲一些国家，表明中国认识到这一点。

我认为一直以来，中国对欧洲强调得不够。这有多种原因：中国和欧洲基本上没有地缘政治的关系，没有国家安全上的问题，中国与欧洲的主要关系是经贸关系。但是，实际上正是因为没有国家安全问题，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关系，欧洲一些经济体反而更有可能对中国开放，要比美国开放。从中国的长远利益来看，要将欧洲考虑进来，欧元作为对美元制衡的基础货币非常重要。就像冷战期间，中国、美国和苏联三者，在经济上形成一个平衡。当然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情况和冷战时期有很大的差别。但道理还是一样。如果中国过于依赖美国，国际空间会远远小于中国在欧洲和美国之间做一个平衡。后者的国际空间反而更大，也比较符合自己的利益。

　　

不要高估中国在经济危机中的机会

　　现在看来，中国有两种倾向性。一种意见是孤立主义的思想，比如一些官员称“中国根本没有发生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是美国的事，和我们无关。一种是非常骄傲自大，有人说美国现在不行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美国了。国内关于要趁机到华尔街去抄底的议论也不少。看来国内过高估计自己实力的人还是有不少。其实，美国经济的基础面并没怎么坏。

　　我认为这两种看法都非常有问题。孤立主义是走不通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半的经济体都是外向型，中国的一只脚已经揣到美国和西方的经济体里面去了，很难拔出来。因此，中国很难对西方的危机置身事外。就是说，中国要和西方共同应对危机。后者是对自己的实力过于高估，即使中国想去华尔街抄底，美国也不会让你去。任何政府都会有地缘政治以及国家安全的考量，所以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转化成政治问题。美国政府绝对不会因为需要中国的外汇而放弃自己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到目前为止，美国要求中国购买的是美国政府（即美国的国债），而非美国制造（即美国的技术）。

　　中国要和西方合作来应对危机，但过于强调出口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从建设内需社会为起点，在应对危机的同时，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这个方面来说，政府应当集中在社会改革，通过社会改革来建设社会制度，例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和环保等。这些都是内需社会的基础社会制度。这次危机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社会制度建设的好机会。中国现在有那么多的外汇，都集中在中央政府。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多年后建立起来的。中国自1992年后经济高速发展，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旦经济走下坡路，国家更会缺乏资金去建设社会保障体系。

　　很多年以来，中国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过于强调市场的作用，而政府没有承担起其应当的责任。有些中国学者往往夸大里根、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我去英国考察过，撒切尔当政时，仅在几个实体经济领域进行了私有化改革，所有的公共领域，教育、医疗、卫生等私有化改革都失败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英国、美国都非常有限。西方民主是抵制新自由主义的有效武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第一个成功的国家是智利，是在皮诺切特专制的情况下进行的。皮诺切特通过专制的政府压制劳工，为资本创造一个最大的空间。新自由主义实际是反民主的。正是由于皮诺切特这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一方面为智利的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导致了严重的贫富分化，造成智利社会的长期动乱。在中国，没有自由主义传统，却产生了新自由主义。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智利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中国政府目前拥有庞大的财力，应该集中这些财力来做几件事，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否则，那么多钱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流转，实在太危险了。社会制度是中央政府借此提供公共服务的机制。中央政府在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说，不可以把社会制度建设的责任推给地方政府。在西方，很多社会制度就是在危机中建立起来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26 11:53 编辑 ]

NZWJ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外向型经济体系，支撑了全球经济体系。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为全球经济提供服务。但另一方面，中国内部的经济体系是非常不发达的。美国和西方的经济发展，都是内部扩张完了再向外部扩张，而中国是内部扩张还没有开始就往外部扩展。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有很大的机会来提高内需。问题是中国提高内需的条件还很欠缺。就是上面所说的，中国缺乏支撑内需的一整套社会制度。一个英国家庭，如果有几千英镑的存款，他们会高兴得不得了。对他们而言，存款没有什么用，看病不用很多钱、上学不用很多钱，有点钱就到处旅游，到处买东西。但是中国人存钱是因为没有依靠，看病要自己花钱，上学要自己花钱，什么都要自己掏钱，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叫存款，世界银行称中国的存款叫做pre-cautious（预防性的），即为了自己的生存。这跟西方意义上的存款是两码事。中国不把社会制度建设好，而让老百姓去消费是不可能实现的。越是危机，老百姓越是不消费。要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等制度的改革，使得老百姓有动力去消费。而内部消费市场一旦打开，就是非常大的市场。

　  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与其说有外部的机会，还不如说是内部的机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想创造内需市场，但因为西方没有危机，外部的需求量还很大，所以中国继续往外部走。但现在西方对中国制造的需求越来越小，中国只能往内部方向来发展。从这个方面来说，拓展内部的机会比外部的机会更重要。

　　这里还有一个产业升级的问题。中国要利用这次机会来提升产业，这个想法很好。但在很多年里，中国对产业升级往往存在错误的看法，一种线性思维，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等等。今天生产的是衣服、鞋子，按照这种线性思维，产业升级就是明天把制衣厂、制鞋厂关掉，生产电脑，这就是产业升级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产业升级有两个意思，一种是不同产业的升级，另一种是同一种产业的升级。一双鞋可以赚2美元，也可以赚100美元。产业升级的关键是附加值，而不是产品本身。欧洲那些名牌的鞋帽、手袋，可能是世界上附加值最高的产品。同一种产品，即使是做鞋子、做衣服同样可以升级，同样是做鞋，20年来永远都是一双鞋赚5毛、1块，那肯定是要升级了，技术含量太低了，但并不见得要把这个鞋厂关掉。欧洲那些名牌不是一直在升级吗？所以不能机械地理解产业升级。

　　

中国必须在重建国际金融秩序中有所作为

　　中国无论是从短期利益考虑来应付这次金融危机，将其负面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还是从长远利益出发，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都要求中国必须要有所作为。我觉得中国要对自己有比较现实的认识。

　　首先，中国要取代美国，这种想法非常不现实。现在有些中国人头脑里，好像是必须要有一个霸权取代另一个霸权，这其实是当年美国的冷战思维。不管美国金融危机有多严重，不论欧洲，还是中国、日本，都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取代美国的角色。政治学有一个常识：“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国内政治是这样，国际政治也是这样。美国通过长时期的努力，建立了金融霸权，没有另外一个权力来制衡，才导致今天的恶果。如果现在中国要追求取代美国的经济地位，这既不可能，也不是很理性的。

　　十八九世纪，英国是世界经济霸主，到上个世纪的一战以后，美国开始取代英国的地位。二战以后，建立了以美国为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冷战期间，无论政治还是经济，美国都是一个负责任的霸权国家。欧洲战后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确立了美国霸权的制度化。那时美国是负责的一个国家。为什么美国要负责？就是因为有苏联集团和其竞争，使得美国必须对整个西方经济体负责。但是，从一开始，美国占主导的经济体系制度的设定就有很多毛病。任何国家要取得发展，必须进入这个体系，这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全球化，因为美国控制了所有的经济制度资源。但是进去以后，你就必须依附于这个体系，是一种依附型发展。所以无论是日本的发展，还是东南亚的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以及拉美国家，都是依附型发展，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是世界经济的现实问题，不得不接受，和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

　　冷战时，美国为了战略上的考量，为了对付苏联集团，还是会对国际经济秩序负责，因为美国可以在这个经济体系中，通过控制美元这个基础货币获得大量的利益。但到冷战结束后，苏联集团不存在了，没有了权力的制约，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加速，美国通过它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操纵基础货币（美元），可以把全世界的财富转移到美国去。很多人经常说美国人是消费未来的，其实这种说法只对了一半。实际上，是中国人、日本人、东南亚的人赚钱，让美国人来消费。亚洲人的储蓄率很高，那么多钱去到哪里？只能走向美国，美国人是在消费其他国家的钱。这种金融体系下，一旦发生了危机，美国人又可以通过这种基础货币机制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26 11:54 编辑 ]

NZWJ

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全球化就是建立全球性的市场经济。现在中国也深受经济危机影响，一些人对市场经济有很多批评，我觉得是很片面的。市场经济是人类发展到现在最有效的一种创造财富的方式。难道市场出了毛病，就把一切的希望都转向政府？政府万能主义和市场万能主义一样有问题。应当做的就是怎么对全球市场进行有效的监管，而不存在取消全球市场或减小市场程度的问题。冷战期间，很多美国人包括弗里德曼、格林斯潘都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这是对苏联式计划经济的反动，是对政府过分干预经济的反动，所以新自由主义强调资本。但是，资本和政治权力之间要互相制约才行，过分强调政府和过分强调资本都会犯错误。

金融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全球为伊拉克战争埋单

　　我特别要强调一点，大多数人对这次的金融危机的认识，还停留在基础层面，认为是美国的房地产、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其实这是一种表象，危机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伊拉克战争。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每天都要消耗无数的财力。布什政府上台8年，美国的经济、民众的生活根本没有因为战争受到影响，那么战争需要的钱从何而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美国人对此一直是回避的。美国的共和党在台上，战争已经不得人心了，一旦为了战争费用而增税，布什政府的合法性只能更低，所以布什政府一直提倡减税。那么，伊拉克战争所需的经费从哪来？只能通过操纵国际金融体系来支持这场战争。美国所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也就直接演变成美国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的一种机制。否则就无法解释这么多年战争耗资巨大，美国自己却不受影响。所以，实际上都是亚洲国家，中国、日本等在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美国正是由于伊拉克战争，放松了金融这一块的监管，因为这是可以从其他国家转移财富的，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但金融监管一旦放松，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格林斯潘也承认这一点。

　　以前的霸权国家是通过殖民地来掠夺财富。在金融全球化情况下，各国都依附于美国这个经济体系之上，以美元作为基础货币，美国就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手段将财富转移到自己国家。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这就更清楚了———“我要死了，你赶紧把钱送来，你不送来，我死了你也要死了。”对美国来说，它希望欧洲、中国、日本都来帮助它，继续保持原有的世界金融体系，通过这套金融体系操纵基础货币，这是美国的最大利益。欧洲当然不会同意，否则也不会出现欧元。中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最大利益也就是要改变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和欧洲实际上具有很大的共同利益。

　　

让人民币成为和美元一样的世界基础货币

　　在这种国际格局下，中国就变得很重要。中国现在面临来自美国的压力非常大。美国的想法是，“我只要你的钱，你把钱拿过来就好了，但我把钱拿过来做什么，你管不着。”这就很危险了。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中国不能不救美国。中国在美国有大量投资，让美国经济一下子就倒下了，这不符合中国的短期利益。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能盲目地救美国，去帮助美国恢复以前的金融体系霸主地位，这样做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追求建立一个经济金融多极化世界，这才比较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如何建立一个经济金融的多极化世界？很多人要求增加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影响力。我个人不太认同这个看法。我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的角色都需要重新定位。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就实在是太苛刻了，完全侵犯了一个国家的内部经济主权。很多小国，受制于这些国际经济组织，完全丧失了经济主权，根本发展不起来。这些国际组织的权力一定要大大减少，只作为国际协调机构存在。这些组织创立的初衷，本来就是提供政策性的指导，现在搞成那么大的实体，大到可以阻碍任何一个国家内部的发展问题，完全没有制约，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考虑到这些国际组织只是少数几个大国在把持，情况就更糟糕。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23 12:32 编辑 ]

NZWJ

　建立经济金融的多极世界，中国的目标应当非常明确。首先就是把自己内部的事情搞好，不要出现很大的危机。比如，现在为了对付金融危机，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可以各出一部分钱，成立一个基金。为将来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的准备。

　　第二，中国的重点应该是地域优先，那就是亚洲，这个要非常明确。亚洲经济如果不好，中国经济也不会好，中国的国际责任主要在亚洲。中国在美国买那么多国债，这是出于因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一种战略考量，是用经济来制衡美国的一种手段。但这不是中国的长远利益。中国要把重点放在亚洲，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东南亚国家，以前经济上是非常依附于美国的，但中国的崛起也使他们的经济政策做了很大的调整。

　　从符合中国长远的利益来说，中国应该通过一些好的方法，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中国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并往这方面努力。此前，关于“亚元”，大家说了很多年了，但最终搞不起来，主要原因是中日合作出现障碍。但不能因为亚元搞不成，中国就放弃人民币作为基础货币。

　　中国目前在金融上的空间很大。因为金融体系不开放，中国现在的金融体系并没有受那么深刻的影响。无论从经济规模还是人口规模，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已经具备使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的经济基础。

　　当然，如果金融体系不开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当然也不可能成为基础货币了。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基础货币，是因为其他国家都接受它。这不仅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也是因为冷战期间美国和欧洲各国具有相同的政治体系、有共同的价值观。同理，人民币要成为基础货币，中国不仅要继续扩展中国实力，也要建设现代国家制度。国家制度作为一种软实力也非常重要，要做一个真正负责任的大国，让其他国家能够信任你。

　　现在中国虽然经济上崛起了，但中国的大国心理还是缺乏，恐惧外在世界。这个问题从改革开放初到现在一直存在。当然，成为真正的大国，也要一步一步地来，英国、美国都是经历很长时间才成为大国的，也是一点点积累经验，不是一步到位。美国在一战前搞孤立主义，不想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中国现在还非常缺乏国际经验。总有人很骄傲地说，中国的GDP产量占世界的多少，其实这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并不是经济总量大了，就能成为大国。据史料统计，鸦片战争以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产值占世界的32%，而同一时期，欧洲八国，包括英、法、德，只占了7%，日本3%，美国也非常少。但是你想想，20年以后的1840年，中国就被英国这一个国家打败了！所以，GDP这个数字是非常容易欺骗人的。在没有一套比较好的现代国家制度情况下，光看GDP没有多少意思。就是说，没有一套好的国家制度，即使经济总量再大，人民币也很难成为基础货币。

　　人民币成为基础货币，虽然困难还是很大，但我想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发展、现代国家制度的完善，现实性是存在的。

　

　结论

　　一种比较公正的世界金融秩序就必须由多种基础货币组成，互相调节、互相制衡。这也符合中国一直在追求的建立一个公正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目标。世界上出现三个至五个甚至更多个基础货币，欧元、美元、人民币等，那么大概也不会像今天那样，由于单一美元作为基础货币，把整个世界拖进金融危机。现在美国所主导的所有国际组织都有利于大国，小国基本上没有经济主权。这样的秩序是不公正的，只有当几个大的经济区域互相制衡时，上面又有一层国际组织的协调，这样的秩序才是比较公平的。中国的目标应该是一步一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最终自己也成为金融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

作者介绍:郑永年
　　1962年生，浙江余姚人，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士（1985年）、政治科学硕士（1988年），并留校任教，后赴美国留学，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科学硕士（1992年）和博士（1995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和教授，著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全球化与中国政府转型》等。

（记者周筱赟见习记者刘雪据录音整理，经郑永年本人审定增补）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09年3月22日)

杰亮

谢旭人就20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答问

　　4月1日至2日，20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将在英国伦敦举行，共商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之策。这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继续蔓延加深的背景下备受瞩目。日前，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就20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采访。

　　问：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世界各国纷纷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促进经济增长。请您谈谈中国采取了哪些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

　　谢旭人：2008年9月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恶化并演变为国际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适时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和重点，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总体上包括：大规模增加政府公共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扩大国内需求；大范围实施调整振兴产业规划，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力；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增强发展后劲；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城乡就业，促进社会事业发展。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重民生、促和谐的要求，着重抓好五个方面：一是扩大政府公共投资，着力加强重点建设。两年内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增加1.18万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共计4万亿元；二是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预计今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5000多亿元；三是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大力促进消费需求；四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以上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将会有力促进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是对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现在，许多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表示赞赏，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有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早日复苏。

　　问：面对危机，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应积极参与金融危机的救助，帮助受危机影响的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外界对中国在危机救助方面寄予较高期望。请您介绍一下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救助方面的有关情况。

　　谢旭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对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国际社会应通力合作，共同应对金融危机。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不仅及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本国经济平稳增长，为国际经济复苏作贡献，而且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参与危机救援计划，并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

　　一是支持增加国际金融机构资源，以加强其帮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能力。中国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实现增资，同意世界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对其资本充足性进行审议。同时，我们强调国际金融机构增资要体现权利与义务平衡的原则，要与治理结构改革、加强能力建设等相结合，要保证新增资源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危机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二是参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贸易融资计划，为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提供融资、担保等方面支持。中国进出口银行还与有关国家银行签订贸易融资协议。

　　三是积极推动东亚区域财金合作。中国积极参与清迈倡议下各国双边货币互换计划，已签署了6份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总规模为235亿美元。同时，中国与"10＋3"各国一道积极推动清迈倡议的多边化，支持建立区域外汇储备库，并同意将其规模由800亿美元扩大到1200亿美元。此外，自2008年12月至今，中国还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等国家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协议互换规模总计达到5800亿元人民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27 11:28 编辑 ]

杰亮

问：有人认为，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之一，是不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而要实现国际金融和经济稳定发展，就必须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请您谈谈对此问题的看法。

    谢旭人：目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些弊端和不足。因此，国际社会在应对金融危机时，要着眼长远，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有效、全面的改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为世界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具体而言，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推动改革：

　　一是要完善国际金融组织体系。加快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实现决策过程的公平和公正。机构领导人的选聘应遵循公开、透明、竞争和择优原则，部门管理人员应提高发展中国家职员的比例。通过改革，更好地发挥国际金融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地区金融稳定、加强监管等方面的作用。

　　二是要改革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各国金融部门应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加大对全球资本流动的监测力度，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递。要扩大国际金融监管的覆盖面，特别要增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国家经济政策和金融市场的监管，建立及时高效的危机早期预警系统。制定合理有效的金融监管标准，完善会计准则、资本充足要求等各类监管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和中介组织的监管，增强金融市场和各类金融产品的透明度。

　　三是要加快推进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建设。努力发挥多种货币的作用，共同支撑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同时，各国应加强汇率政策协调，保持主要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在不久前举行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前夕，金融稳定论坛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宣布吸收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成员加入，对此我们表示赞赏。我们认为，这将有利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在这些重要论坛和机构的代表性，增强发展中国家在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和加强金融监管方面的作用。

　　问：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还在不断蔓延和深化，一些国家陷入衰退，全球经济增长的前景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危机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您认为国际社会应如何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谢旭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全球实体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一些国家经济陷入衰退，发展问题面临更大挑战。国际社会必须携手合作，增强信心，共度时艰。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危机：

　　一是采取果断有力的政策措施，尽快恢复市场信心。各国要落实好已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并要根据经济形势发展情况，审时度势，进一步采取积极有效的经济刺激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要承担起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施与本国和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相协调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避免溢出效应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产生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应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稳定市场，同时加强自身金融体系的建设，提高危机防范和应对能力。

　　二是扩大国际经贸合作，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各国不应采取自我防御、以邻为壑的措施，而应加强协作，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保持国际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各国应积极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共同抑制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取得全面、平衡的成果。要加强贸易融资的合作与协调，推动多边开发银行扩大贸易融资规模，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扩大出口的支持力度。

　　三是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稳定。国际金融危机使改革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任务迫在眉睫。国际社会应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尽快制定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完善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实现决策过程的公平和公正，建立起快速反应、行之有效的国际金融救援机制。

　　四是继续关注发展融资问题，推进国际减贫进程。要尽量减少危机对发展问题的冲击，加强发展机构的能力建设，保障发展资源，确保千年发展目标落实不受影响。发达国家应尽快实现官方发展援助占其国民收入0.7%的承诺目标，进一步向发展中国家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开放市场，转让技术。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各国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让我们携手努力，加强合作，积极维护国际金融、经济稳定，为克服危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27 11:26 编辑 ]

杰亮

G20金融峰会召开在即 中俄欧盟发声挑战美元独霸时代

    据香港文汇报25日从北京发回的报道称，G20金融峰会召开在即，美元地位却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欧盟、俄罗斯等交替发声，呼吁改革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终结美元独霸的时代。经济观察家指出，由于美国举债过度，赤字膨胀，近期甚至开动"印钞机"大举救市，未来势必出现美元急贬、全球金融动荡的局面，令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遭到众多国家的质疑。因此，随着对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进行新一轮洗牌的呼声日益成为除美国之外的多国共识。

　　

SDR设想 金砖四国齐挺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连续两天在央行官方网站发表文章，倡议将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发展为超主权储备货币，并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即美元。这一观点得到了俄罗斯等其它金砖四国的支持，同时欧盟也向美元施压，提出打破国际金融旧体系的建议。

　　周小川23日在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文章指出，此次金融危机反映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因此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他提出，"通过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全球货币 或呈三极鼎立

　　24日，周小川在央行网站再度发表长文《关于储蓄率问题的思考》，响应对中国储蓄率失衡造成金融危机的指责，并直指美元担当国际储备货币所存在的问题："当一些国家储蓄增加时，如表现为美元外汇储备，就不可避免地使资金流向美国。""同时，全球外汇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货币，容易出现事与愿违的异常现象。"

　　周小川指出，除加强监管合作、引导储蓄资金合理流动外，国际社会应加强对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督，提升SDR的地位和作用，长期内稳步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

　　报道援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专家张明的观点称，从目前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面临三极鼎立的局面。他认为，在G20峰会上，美国、欧元区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将就如何刺激经济增长以及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等内容展开博弈，而现在关于"超主权储备货币"的讨论只是预热，届时"三方博弈将加速国际货币体系三极鼎立局面的形成"。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全文详见:
东瀛光华论坛:「展望世界经济前景 聚焦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http://www.fuaaj.org/bbs/viewthr ... &extra=#pid5308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27 12:19 编辑 ]

杰亮

美国不负责任"另类救市"导致全球对美元担忧

　　香港文汇报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美国近期"不负责任"的"另类救市"，是导致全球意图抛弃美元的原因。报道援引中国银行全球金融部高级分析师谭雅玲的观点称，过去7个月中，美联储已经向金融体系注入了约8,000亿美元资金，而根据新的计划，未来几个月内，美联储可能会再向金融体系注入一万亿美元甚至更多。如此大规模地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简直如同启动了"印钞机"。

　　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债，是缓解美国信贷紧缩，刺激经济复苏的一剂货币政策猛药。但是从长远看，这将导致美元贬值。谭雅玲指出，美元在全球泛滥的结果将是黄金、原油等价格的上扬，而作为黄金储备的最大持有国，当投资者追捧黄金的时候，美国最终将换回越来越主动的地位，其它持有美元资产的国家则会变得越来越被动。"作为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具备应对风险的主动性，并最终重新'掠夺'全球的财富"。

美财长称将"强有力"监管金融 强调对美元有信心

　　25日，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在位于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发表演讲时表示对美元很有信心，"美元的基础地位应该不会改变"。盖特纳同时表示，政府应该对金融公司有更大的控制权。"在未来几周内，我们将采取更多步骤，提出新的和更强有力的规章制度，以保护美国消费者和投资者免受金融欺诈和金融滥用。"

　　盖特纳答应吸取目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以建设"一个更现代化的管理框架" ，并表示更多细节将在三月二十六日宣布。

　　"这个管理框架将大大提高监管，一旦度过当前危机，我们必须确保金融巨头们不会对系统构成风险"，盖特纳说。

　　在外交关系协会，盖特纳还回应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创立新全球货币形式"以取代美元的建议。盖特纳说，美元基础地位应该不会改变，美国经济将走向复苏，只要美国经济坚挺，美元就会坚挺，"我对美元很有信心"。

　　盖特纳还谈到即将在英国伦敦召开的G20会议。他表示，全球需要共同努力，促进信贷流动、改进基础设施监管。他希望各国在G20会议上能达成"强有力的一揽子计划"，进行更广泛的协调行动，而不仅仅是财政和货币方面的合作。

来源:综合「中国新闻网」资料

全球危机弄丢了多少人的饭碗？

这次的美国金融危机使全球都遭殃，经济不景气，导致需求减少，而减少的需求又使企业产品卖不出去，产品卖不出去，企业就要裁人，人裁了，工作没有了，更没有钱买东西了，需求就更低了，于是乎，全球危机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愈发地陷入不可自拔状态中。如何处理这种危机，人类似乎是很无耐，比在天灾面前还无能。

美国的危机，间接地弄丢了我国2000多万的农民工饭碗，还使600多万的大学生工作难寻。我国还是这场全球金融危机中的一花独放者呢，还这么惨。哪些危机重灾区的情况又如何呢？到底弄丢了美国人多少人的工作？欧洲又多少？日本呢？哪些人的工作容易被弄丢？各国又是如何解决国人的饭碗问题的？ 英国的《经济学家》在2009年3月12日进行了一些分析，挺有意思。结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其他国家这次危机弄丢工作的情况。

这次危机弄丢了美国人4百40万的工作，与我国比例相当。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27 12:40 编辑 ]

杰亮

美国人弄丢了4百多万工作：在本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萧条中，有多少人丢掉了工作？多少人因此陷入贫困？从《经济学家》引用各国官方的统计结果来看，美国上个月的失业率已经达到8.1%，是1/4个世纪以来的最高峰。事实上，从2008年1月开始，美国就面临着经济衰退引发的失业，有4百4十万人丢失了工作，其中，有3/4的工作丢失在近六个月。美国的人口不到我国的五分之一，如果按我国的人口计划，也有两千多万，所以与我国2000多万的农民工差不了太多。但不要忘记，中国的农民工家里都还是有一块保命地，压力小多了。而美国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的这个比例失业，压力是极地高。所以春节期间，美国不少的媒体一直盯着中国的农民工失业，想象着这么一个大的量，一定会大出事，但结果是他们的想法落空了，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农民工是一个什么状态。美国人想，如果国家有2000多万人失业，这个国家的政府一定会跨台的。

日本的失业率是4.1%，被很多人预计，将在年内超过其战后以来的峰值5.8%。且由于许多工人的住房原本由工作地点提供，大量的失业，同时也带来大量的无家可归者。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失业人数加起来很可怕也，3千多万。根据国际劳动者组织的估算，在新兴经济体，失业者人数从2008年的8百万上升到1亿5千8百万，预计今年还会再增加3千2百万。

欧洲的情况比想象的要好，还没那么糟。一方面是因为欧洲遭受金融海啸波及相对美国较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与美国相比更缺乏弹性些。一月，整个欧洲地区的失业率从去年的7.2%增加到8.2%，而欧盟的失业率则是从去年的6.8%上升到7.6%。但欧盟内部各国的情况却大不相同，其中，依靠建筑业获得繁荣的爱尔兰和西班牙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爱尔兰的失业率在去年翻倍，西班牙则从去年的不到10%增长为接近15%。此外，英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去年年末，有5.2%的人丢了工作，这一比例较上一年增加了1.1个百分点。

危机中哪些人的工作最容易丢，成了倒霉蛋？跟我国差不太多。“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咋也那么相似呢？”

欧洲与日本，跟我国有点类似，存在大量的临时工或者合同工，一危机，他们就惨了。他们的地位如同我国的农民工，危机一来，我们2000多万的农民工就业岗位不也就没了吧？“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咋也那么相似呢？”

欧洲的合同工倒大霉了。在欧洲，尽管解雇正式工人十分困难而且成本较高，但近年来大量临时工合同的签订，使部分国家，如西班牙、法国等，劳动市场开始出现“二元化”现象，即长期雇工市场和临时工市场的二元化，在此次经济不景气中，最先受到波及以致失业的，就是这些临时合同工。而他们大多数属于年龄较小、技术较低或者国外移民来的劳动者。

日本人欺负临时工，他们惨透了。与欧洲相似，日本也面临者“二元化”的劳动力市场问题，在日本，正式的职工受到各种法律的保护和保障措施，临时工却基本没有任何保护，而由于成本较低，从1990年开始，在日本所谓“失去的十年”中，企业开始大量使用临时合同工，目前已经占到总的劳动力数量的1/3。当经济困难，企业开始裁员时，自然也是这部分临时合同工最先遭殃，而且由于法律上的空白，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失业保障。此外，很多工人都是住在工作场地提供的住宅，当失去工作时，也一并失去了栖身之地。据日本官方估计，在最近几个月，16万失业者中，有1/3同时也失去了他们的住处。今年年初，曾有上百名无家可归的失业工人，在东京中心的日比古公园搭帐篷露宿，“帐篷村”直接面对厚生劳动省（主管日本医疗、劳动政策、社会保障等的部门），表达着这些失业者们的抗议和不满。

美国：教育、卫生与政府好些，其他行业都倒霉。由于美国宽松的就业和解雇政策，其失业潮格外来势汹汹。几乎所有行业部门都遭受失业打击，只有教育、医疗卫生、政府机构得以幸免，上个月反而增加了就业。美国的失业保险基金由联邦和各州政府共同承担，而在大约32个州，兼职工被排斥在保障体系之外，就整个美国来说，只有不到一半的失业者可以得到相应的援助。

其他国家都挺惨的，5千多万人被重新打回赤贫。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也十分不容乐观，由于缺乏完善的失业人员保障机制，许多失业者都有陷入贫困的可能，据世界银行估算，2009年，大约有5千3百万人再次陷入赤贫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