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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物理系努力改变管理行政化倾向

（转帖）

2008年9月15日

（文汇报）

    “我是系主任，可系里没什么事是我可以说了算的，一切都由教授们共同决策。”
   
    “这里没有教授手下养教授的‘学术梯队’。我们讲的是‘群虎’文化，人人都有课题，人人都有在学术上自由发展的环境。”
   
    “物理系形成了多个科研高地，一旦需要参与国家重大课题研究，我们可以把这些高地组合，变成一个个高峰。”
   
    在复旦大学，你会听到一连串出自物理系的新闻。因为这个系的管理模式有别于国内大学同行，率先推行了更多发挥教授作用的改革——教授，特别是在教学与科研第一线的教授，在院系发展上拥有充分的发言权与决策权，教学、科研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因此得到有效遏止。
   
    数据最有说服力。物理系实行这项改革10年来，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创造力和竞争力日渐强劲。在国际物理领域最顶级杂志PRL上，2006年以复旦物理系为第一作者单位发表的论文有7篇，相当于以往发表成果的总和，2007年，这一记录被刷新为9篇。不久前，物理系邀请美国柏克莱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香港的6位国际知名物理学家作国际评估，得到高度评价。
   
发展决策：不讲名望每人一票
   
    就在记者一次次去复旦大学采访的过程中，物理系相继召开了两次教授大会。43名教授投票，作出了两项决定：引进3名优秀青年学者；大幅度为博士生提高待遇。
   
    在物理系，教授委员会是科研和人才培养的决策机构，系主任则是教授委员会决定事务的落实者。现任系主任金晓峰没有手机，晚上在家也从来不会接到要他“关照”什么事的电话，“因为我没有什么‘权势’，系里没什么事是我可以说了算的。暑假期间我学术休假一个月，没有什么事必须等着我回来作决定”。
   
    改革初始于1996年。“那一年物理系直选出来的系主任是周鲁卫，他听取大多数教授的意见，成立了教授委员会，共同参与物理系发展的规划”，物理系一位老教授追溯教授委员会的起源，“这打破了中国高校‘教授只管教学科研’、‘系主任管院系发展’的传统”。这一新举措在继任系主任陆昉教授的任内进一步细化落实，并渐渐形成了物理系新的文化氛围。
   
    教授委员会让教授对自己熟悉的教学和科研发表看法、制订规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行政化管理的背景下，资源分配可能发生暗箱操作或随意操作，以致一些需要扶持的科研项目“胎死腹中”。教授委员会制订规则，保证资源分配以科研成果和教学成果为导向。更关键的是，这有利于让学校的各个部门真正成为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服务机构，改变大学的行政化倾向。
   
    为了实现“全体教师参与院系发展规划”、“全体教师参与学生工作”，物理系还成立了本科生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生培养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所有教授都至少在其中一个委员会任职；所有教师都必须参与教授委员会，决定物理系的发展大计。正是教授委员会和这些由教授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决定并保证了所有教授都必须为本科生授课，所有本科生一进校就能接受知名教授指导，所有教授都必须接受学生评价，而且评价结果必须公开。
   
    作为纠正行政化倾向的一个具体表现，物理系教师的名字列表，不是按照职务或者职称或者名望，而按照拼音字母顺序排列。为了避免发生内耗，物理系还作出一项规定：任何一名教授都只有一票，即使是院士、长江学者，在系里的权利也就是一票。物理系的系内资源任何人都可以申请使用，而不由系主任划拨，但多拿钱必须多“交账”。最不容易的是，物理系所有行政经费的每一项支出都输入计算机，每年定期公布，接受所有教师评审，完全放到了“阳光”下。
   
“群虎文化”：教授个个独当一面
   
    复旦大学物理系没有国内高校常见的“学术梯队”，不管是院士还是长江学者，都没有助手，一人一个课题组，不论做实验还是搞理论都是自己带着学生干。正因为这样，确保了物理系不可能出现学术上的“土皇帝”，每个教授都有充分的发展空间。
   
    王迅教授在许多场合说过，搞大科学工程项目需要学术梯队，但是搞基础研究，建立学术梯队未必是好事。按照金晓峰教授的说法，物理系要的是“群虎文化”，不需要教授手下养教授或者资深教授带年轻教授，每个年轻人都有在学术上自由发展的环境。正因为这样，物理系的青年教师们被国内同行称为最有活力的群体之一。全系43名教师中出了4名中科院院士、4名长江特聘教授、12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不少学术界专家指出，中国高校的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常会出现“体制性震荡”，就是因为传统的“宝塔型”科研体制下，一个学术权威通常掌握着大部分利益和学术资源，然后由次于他的一些教师担任科研助手，依此类推，逐层而下。当这位学术权威一帆风顺时，这个学科就能稳定发展，但是一旦学术权威不在，这个学科就会退步。同时这也带来一个弊端——一个学科常常一山难容二虎，一旦有两个权威，就会引来无穷无尽的内耗。
   
    改变“宝塔型”结构，也就消除了学术权威1票等于10票的现象，消除了“体制性震荡”出现的可能。复旦物理系的每位教授都在某个学术科研方向上独当一面。复旦大学的校领导称，物理系不仅有高地，一旦国家重大课题需要，这些高地组合起来就能生长出一个又一个高峰。事实上，物理系近年来承接的国家重大课题较往年有大幅度增加，最近又承接了一个973重大课题，参与者都是系里的中青年教师。
   
政策倾斜：非教师一样有前途
   
    物理系教授金晓峰坦言，物理系可支配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分配上，实行的是经济利益向非教师倾斜的政策。因为每个教师都明白，自己有上升空间，待遇和科研教学成果会同比例增长；但是非教师的上升空间很有限，这就需要政策上的倾斜和支持。当这一观念被接受并形成共识后，教师和非教师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融洽。原中科大副校长张新夷教授被引进到物理系后，担任实验中心主任，他不嫌弃这个“级别”很低的岗位，全身心投入，如今他的部门是全校最受学生欢迎的实验中心之一。
   
    在充分发挥教授作用的同时，物理系分党委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除了在系内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得到贯彻，抓好党务工作以外，还协助系行政开展各种工作，尤其是做好对师生的人文关怀。与兄弟院系相比，物理系的经费很有限，但有一项独特的对学生工作的郑重承诺，即学生的活动经费在不铺张浪费的原则下“上不封顶”，因为不论是系主任还是党总支书记蒋最敏教授，都认为学生的可塑性很强，要在最大程度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凝聚力。
   
    良好、健全的体制，让行政部门的权力受到制约，促使领导们眼睛“往下看”，而不是只“向上看”。复旦物理系通过确立体制保证，让教授们，特别是教学与科研第一线的教授得到了充分尊重，也促使他们为了教学、为了科研、为了学生，全心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