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我的遗憾都已过去了

叶嘉莹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生于北京。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曾任台湾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杜甫秋兴八首集说》《唐宋词名家论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等。“很多人问我学诗词有什么用，这的确不像经商炒股，能直接看到结果。”叶嘉莹先生清音平缓，“钟嵘在《诗品》序言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人心有所感才写诗。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身处贫困卑贱之中，安分守己，不为外物所动；独处时有诗为伴，陶渊明、杜甫、苏东坡、辛弃疾，都在你的眼前……”

　　头发花白的叶嘉莹端庄“独处”于她的“磁场”中，背后的三大排书架上，整齐地罗列着她的著作。她面朝壁上的《班昭图》，据说，画中女子是画家范曾依她形象所绘。头顶的吊灯柔和地俯照着“画中之人”与“画外之人”。“画外人”清澈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清高，方正的下颌突显出她的刚强。

　　在一篇文章中，叶嘉莹提出过“弱德之美”的概念。她说，词本身存在于苦难之中，而且也在承受苦难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弱”。而在苦难之中，你还要有所持守，完成自己，这就是“弱德”。

　　有人问，您是否有什么遗憾？

　　她说，“我的遗憾都已过去了。”停顿片刻——“我最大的遗憾，还是我小时候书读得不够。”

　　又问，您少年时读《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甚明了“道”是什么，现在能总结出来么？

　　她说，“人生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真心性，心灵的一片清净洁白。”

　　不知不觉，回到大陆教书已经30年了。30年前的1979年，叶嘉莹穿着特意在香港定做的蓝色中式上衣，站到了祖国的讲台前。去年12月，她极难得地在南开大学小礼堂开了4次关于古典诗词的大讲。讲到温庭筠的《菩萨蛮》时她转过身，望着台下上千莘莘学子说：“古诗词这么美好的一份珍宝，我多么希望你们能看见。”

　　有人说，叶嘉莹站在那里，就是一首活生生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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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路上的两位导师

　　叶嘉莹是满族叶赫那拉氏后裔，1924年，出生在北平察院胡同一所老四合院里。父母对她用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教育理念。“后来父母虽准许我到学校读书，但在生活方面约束极严。因此我的见闻与感受，几乎全与外界隔绝。加之我天性中又有一种喜欢蹈空梦想的性格，重视内心的感受，而忽视外在的现实。”

　　后来踏上诗词之路，第一个要感谢的是伯父狷卿公。狷卿公国学素养深厚，膝下无女，见侄女爱好诗词，不由格外欢欣。

　　“中国诗歌传统的吟诵不是现代的朗诵。中国古诗词是以兴发感动的作用为诗歌美感之主要特质，而这种美感的由来与中国吟诵的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小时候伯父就教我把古人读入声、现代人读平声的一些字，读成短促的近于去声字的读音，如此吟诵时才能传达出声律的美感。”

　　伯父鼓励叶嘉莹试写绝句小诗。“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这首《咏莲》是她少女时期的作品。

　　“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与她同在北平的辅仁大学就读的堂兄彼时这么评价她。“同是社会中人，岂能真对外界事充耳不闻？”她淡然一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迅速北京城。老师们突然不见了，历史、地理教科书被一页页撕毁、涂改。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抗战开始后，在上海工作的父亲不得不随单位步步南迁，渐与家人失去联系。母亲忧思成疾，身染重病，去天津租界动手术，执意不要他们姐弟陪同，最终溘然长逝于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昨夜接父书，开缄长跪读。上仍书母名，康乐遥相祝……”没有坚持陪同母亲去天津这件事，使她抱憾终身，也理解了人生无常的真义。

　　另一个要感谢的人是顾随先生。顾随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一代大家。1942年秋他来到辅仁大学时，叶嘉莹正读大二。她家中书柜玻璃窗夹着的泛黄老照片，正是她们几个学生与顾先生的合影。

　　有人说，叶嘉莹与顾随先生有5点相似：同是少年丧母，体弱，具有诗人敏感的心灵；同是阅读广泛，研究小说、杂剧、书法、韵文、佛教禅理；同是旧体诗人，中西学问兼修；老年时同在天津教书。最后，他们都爱在“传道授业解惑”时“跑野马”。

　　叶嘉莹至今铭记在心的是，1945年夏，她大学毕业，陆续在北平3所中学任教。一日，收到顾先生的来信：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顾随别号)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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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墙壁的匾额上，她的别号“迦陵”二字是顾随先生的亲笔。“一次先生提出要把我的作品交给报刊发表，问我是否有别号或笔名。我一向未发表过任何作品，当然没有。先生要我想一个，于是我就想到了当日偶读佛书，所见到的一种唤作‘迦陵’的鸟。”

　　我先生不是我的选择

　　南下是因为婚姻。1948年3月，叶嘉莹嫁给了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文职人员赵东荪。11月，夫妇二人辗转来到台湾高雄附近的左营海军军区。

　　关于这段婚姻，她意味深长地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选择的。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他姐姐是我中学老师，她很喜欢我，我老师选择了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但是谁让我结了婚呢？”

　　为叶嘉莹写传记的学生张侯萍说，“叶先生熟谙古诗词中的儿女情长，可她这一生从来没有恋爱过。”

　　1949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言言降临人间。当母亲的喜悦她曾对人说过：没有做过母亲的女人，人生是不完整的。

　　但幸福感并没有维持多久。1949年前后，国共两党对峙白热化，不少赴台人士被怀疑为共产党，台湾当局在民间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第二年年底，“不爱诗词，偏好政治”的赵东荪被怀疑为“匪谍”投入了大狱。

　　随即她也失去了工作。万般无奈下，她投奔了先生在高雄的亲戚。亲戚也刚刚到台湾，生活窘迫，自顾不暇。烈日当头，瘦小憔悴的她抱着孩子四处奔波，夜深人静时才敢回屋，小心翼翼地在窄小的走道里铺上一张凉席。

　　她在《转蓬》中这样写道：“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现实渐渐磨掉创作和读诗词的心力，此后近10年时间她的创作量微乎其微。

　　几年后丈夫释放出来，他们有了第二个女儿言慧。见生下的又是一个女孩，丈夫并不高兴，而且，因为久被囚禁他性情大变、动辄暴怒。最痛苦时，叶嘉莹想过用煤气结束生命。

　　“那时我终于被逼出一个自求脱苦的方法，就是把自己一部分精神感情完全杀死，这是使我仍能承受一切折磨而可以勉强活下去的惟一方法。我现在如此说决非过言，因为我那时确实在极端痛苦中，曾经多次在清醒的意识中告诉自己：‘我现在要把自己杀死，我现在要把自己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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乖戾的丈夫即使找到工作也干不长，一家六口的生计落在了她纤弱的肩上。

　　1950年代，戴君仁、许世瑛两位先生在台大教书，经他们推介，叶嘉莹先后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等校兼职教授诗词曲。

　　“产后身体本就瘦弱，在台北兼教三所大学时，课程繁重，又染上了气喘。每天下课回来，胸部都隐隐作痛，好像肺部气血精力已全部耗尽，每一呼吸都有掏空般的隐痛。回家后，还要因没有做好家事怀着负疚的心情面对夫权的责怨。可我真是热爱古典文学，只要一讲课就神采飞扬。”

　　在那段生活里，无论是出于强烈的自尊，还是为使女儿们不受悲观情绪的影响，她一贯以平和愉悦的面容示人。而心里，最常忆及的是王国维咏杨花的《水龙吟》：“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我以为自己如同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就已经凋零了。”

　　去年5月丈夫“去了”，叶嘉莹在诗中写下心境——“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尘埃。”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1966年是叶嘉莹的转折之年。当时大陆杜绝与美国院校的一切文化交流，于是美国人要研究汉学只能跑到台湾去。“3个大学的诗词曲，杜甫诗、苏辛词，电视、电台的古文讲座，都是我在教。他们就跑来听我的课。”

　　凭借她的古文诗词底蕴，叶嘉莹被邀请赴美国密歇根大学讲学。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也邀请她到哈佛去作了讲学。1969年夏，她欲按原计划重返哈佛，却未成行。海教授以为从加拿大去美国容易，让她先赴加国。

　　“我到了温哥华。申请赴美签证还是没有成功。海陶玮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与他合作研究，于是请人把我留在了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教书。”

　　那一年她46岁。台湾已是回不去了，一家老小迁来异域，她和他们一样要重新适应环境。父亲更见衰老，女儿正在读书，先生一时没有找到工作，冲着她叫嚷。而她，还要重新学习一门语言，以向西方学子讲述中国诗词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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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着一天的疲惫回家，仍要面对丈夫的咄咄发威。太累了，实在是无力纠缠。默然做完家事，一个人凑在台灯下翻字典查找生词直至凌晨。生活上有再多不快，至少她可以在讲堂上随心所欲、信马由缰，与学生们心灵相通、肝胆相照。

　　“但你想我们这么美好的诗词，把它变成英文，我怎么讲？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里面蕴涵了多么深厚的意境，你翻成英文：I saw the southern mountain from afa，这是什么？我的英文实在是可怜，真的没有办法讲。”

　　“在晚年时，有一次她丈夫看到她讲课时的录像带，惊奇地问，‘这是你在讲课吗？下次我也去听好不好？’与她生活了一辈子，就像一个陌生人。”张侯萍深为老师的命运叹息。

　　1970年叶嘉莹再次去往哈佛，开始了对王国维的研究。哈佛燕京图书馆给了她一把钥匙，闭馆后她可留在里面工作。夜晚，从长长的、黑暗的通道经过，“我竟会有一种静安先生的精魂似乎就徘徊在附近的感觉。”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曾在文中感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记载着她与这颗远逝的灵魂攀谈的痕迹。为什么选择了王国维？这里有难言的苦涩吧？作者的词学观，多少受了王国维的影响，而诗词的写作，亦与王国维多有暗合之处。更主要的是，王国维肃杀、凝和的气质里，流露着深沉的悲剧精神，那里显示着人性的脆弱，与世间的无奈。一切辗转于风尘间的漂泊者，都可以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现代人内心最沉重的东西。叶嘉莹于此，领会很深。”

　　王国维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有谁能比她体会更深？

　　1976年3月24日，结婚不足3年的女儿言言与女婿永廷发生车祸双双殒命。

　　历尽悲苦之后的余生，竟然还会遭遇如此致命的一击，她绝想不到。车祸之前她去东部开会，途经多伦多还探望了女儿和女婿，其后转往费城探望小女儿夫妇。一路上她满心喜悦，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安度晚年。谁知抵达费城第二天就接到噩耗。因为一直是这个家所有苦难的承担者，哪怕痛不欲生，她还是强抑悲痛立即赶到多伦多为他们料理后事……

　　之后，她把自己关在家中，拒绝一切友人的问候。因为任何人的关怀，都会引发悲哀。“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一世逼人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这是《哭女诗》中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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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并未沉溺于哀伤，母亲过世，她就清楚地意识到人生短暂。女儿女婿双双罹难，好像打通了她人生思考的关节。“过去顾随先生说过两句话：‘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以无生之觉悟过有生之事业。’我当时并没有过深的体悟，历经世事无常，痛极以后才有了彻底的参悟。”

　　谁敢跟她一样痴迷？

　　1978年，暮春，黄昏，叶嘉莹经过温哥华家门前的一片小树林，她要到马路边的邮筒那儿寄信。

　　“落日的余晖正在树梢上闪动着金黄色的亮丽光影。马路两边的樱花树落英缤纷。一寸光阴一寸金，这种景色唤起了我年华老去的警醒。”

　　那是一封寄给大陆教育机构的申请信。寄信之前她曾和家人回国，在火车上偶见一些青年在读《唐诗三百首》。叶嘉莹惊喜不已，她笃信诗词的力量正在于此。她与这个国家都刚刚经历一场伤筋动骨的劫难，“可是诗词可以使人心不死”。

　　1979年在南开读历史系的张侯萍还记得叶嘉莹第一次讲学的盛况——

　　南开中文系为叶嘉莹安排的课程是汉魏南北朝诗，每周上两次课，每次两小时，在一间大约可容纳300人的阶梯教室。“文革”刚刚结束，学生们如饥似渴，不仅是南开学生，天津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赶来听课。临时增加的椅子排到了讲台边缘和教室门口，上课时叶嘉莹想进教室都很困难。中文系没辙了，想出一个方法：持听课证才能入场。

　　结果天津师范大学的一个女生心生一计，找了一块萝卜刻了一个假章，自己做了假听课证(如今她已是天津电大的老师，仍不时去听叶嘉莹讲课)，引致很多人效仿。所以叶嘉莹讲课时，教室的阶梯上、墙边、窗口，挤满了学生。讲座结束那天晚上，大家不肯下课，一直等到学校的熄灯号吹响了才纷纷离去。

　　“那时她还被人称为‘叶旋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钟锦2002年随叶嘉莹学习，他说，1980年代后期，社会风气变化，人们对诗词不再那么关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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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她的《唐宋词十七讲系列讲座》可以卖到十几万册，现在只有一万册销量。当年包括我在内有多少人跟随她、沉迷她。而今，中文系毕业生就业困难，又有多少人敢和她一样痴迷古典诗词？

　　“前年她收了一个弟子。那个学生原本学习法学，实在太爱古典文学，给她写了封长长的信。她很受感动，收了。却又说，法学你也继续学，学古诗词怕是以后不好找工作。听到这种话你不感到心酸么？

　　“但叶先生还持有一份可爱的天真。有时来找她的人，并不见得真心喜欢古诗词，但只要听说来者喜欢，她就会信任这个人。她甚至嘱咐我，要我多带出几名优秀学生，将来能跟着她学习古典文学。可她忘了，等我的学生毕业了，她已是90多岁的高龄了……”

　　孙郁说，“在叶嘉莹的《迦陵论诗丛稿》中，她谈及了自己治学中‘为己’与‘为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把握她学术生涯的线索。她钟情于诗词艺术，偏于主观的感受，在神异的境界中体验自我，于是便获得了‘为己’的快慰。而当意识到这种快慰生成的缘故，便有使命感与传承的自觉，想将古文化中有生命的东西普及于社会，这便是‘为人’的内涵。”

　　“对不起，我要去工作了。学生们的论文堆在那里，还有些文稿需要写。每天的事都干不完。”客厅内的钟指向23点，叶先生站起身，慢慢走向那间书房兼卧室。

　　一位晚辈记得：有一次他们几个人送她到机场。进入登机口后，她一个人拎着那么大一个包，身影孤独。这样一个瘦弱老人的身上，担负着一种东西。30年来，她不断往返于中国大陆、台湾、加拿大。刘波他们问过她，“飞不动时有何打算？”她说得平静：不行就回加拿大住进养老院。

　　她什么都很清楚，从没有迷失过。

　　(感谢刘波、张侯萍、安易、钟锦、景蜀慧、汪若川等人提供帮助)

出处:「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7月10日，记者:彭苏发自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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