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ZWJ

听众：

我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我刚才听到说印度的金融系统要比中国要好。但是按我的理解，金融是在实体经济的基础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印度的第二产业没有那么发达而更多的是服务业？当然服务业更多的可能是借助它的语言优势，更多地做一些外包或者IT产业。但是金融业是基于什么来发展使它很发达，超过中国的？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奎·朗格沃尔：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并不同意只有在8%-10%的增长率下才能有一个很好的金融系统。印度的金融系统为什么比中国的有效率呢？中国的国有银行的效率在过去十年中大大的降低了，即使这些银行实现了IPO。部分的原因在于银行的结构问题。印度的银行没有来自政府的支持。这两个国家银行的风险管理是非常不同的。印度的银行在管理上更有压力，特别是风险管理。这与经济的增长是1%还是10%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们常常提到中国银行的低效率，同时还说中国的银行非常稳健。这是因为他们有政府的支持。即使所有银行的资本金被消耗了，中国的政府和中央银行还是有能力维持银行的稳健性，通过剥离不良资产维持资本金率。这样的银行在其他任何国家都只能是破产清算。从这个方面来看，中国的银行系统非常的稳健。更不用说，中国银行和印度银行的盈利形式也非常不同。在中国，银行通过短期的负债（存款）和长期的资产（贷款）获得盈利，依靠利差。在印度、欧洲、美国等其他国家，银行的收入主要是手续费收入，而不是存贷款利差。所以这是很难比较的。我们必须考虑组织结构、银行所处的大环境和制度等。

盛洪：

我补充两句。对于基本的结论，我是很赞成的。只是结论太简单，还可以进一步讨论。

第一点，我觉得可能还得再有更细致的比较，因为仅用GDP和基础设施来比较的话，还是有很多欠缺的。GDP和基础设施只是财富和效用的一部分，而且这都是能看得见的，还有大量看不见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需要注意。中国的基础设施之所以发展得比较快是因为中国政府能够用强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以很低的价格获得土地，农民的效用是遭受到损失了。但我们一般看不见。这是需要注意的。

第二点，中国和印度之间互动的关系也是需要注意。为什么中国更多地依靠了国际市场，而印度没有像中国那么多呢？我想有可能存在中国和印度的竞争问题。并不是印度不想做出口，而是在跟中国的竞争中，中国更有效率。

第三点，不仅要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成本，还要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质量。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中国的劳动力是成本低、高质量的劳动力。这是要注意的。

第四点，我还是比较同意茅老师所说的，其实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依靠了国际市场，而且还依靠国内市场。国内市场怎么从无到有？是有一个市场化改革的。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中，就是没有市场的。一旦进行市场化改革，市场就出现了。当然我认为更全面地说，中国国内市场的改革和走向国际市场，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五点，我想评论的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发展起来像中国这样的市场体系？第一个原因，我在想可能和民主制度有关。我们一直认为自由和民主是连着的，它们是有关系，但是有时候它们是互相冲突的，这是需要非常注意的。有时民主可能会导致对经济自由的限制，因为议会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对经济权利的管制，限制了自由，并不是鼓励自由的。中国享有更多的自由，更少的民主，但是印度有更多的民主和更少的自由。第二个原因可能跟文化有关系，中国文化是一种有市场经济传统的文化，我不知道印度的文化是不是有市场经济传统。我猜想是这两个理由，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最后我还是想说，分析中国和印度还是要看现在的情况。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因为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今天，对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经济改革所带来的市场发展和巨大财富形成了很多巨大的垄断利益集团。而这些垄断利益集团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的政治结构中，影响到了中国的政治决策。而这些政治决策导致的结果是限制经济自由。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现象都是逆改革潮流而动的，包括这次的医改方案。很惊讶居然能够这样全面的宣布说我们的医疗是公共物品。还有很多，比如中石油、中石化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能做一些蛮不讲理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中国是不容乐观的。

奎·朗格沃尔：

非常感谢这些评论和问题。

我们在比较两个国家时必须考虑很多方面的问题。如果把所有的指标都考虑进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限制分析的范围。

今天听到了很多评论，我会尽量在将出版的书中考虑进去。有一些能够编入到现在的框架里的，我会编进去。其他的会在以后的研究中有所体现。我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我也学到了很多。

盛洪：

非常感谢朗格沃尔博士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演讲，让大家有很多的讨论。也谢谢大家的评议和讨论。

资料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2009年4月10日)

NZWJ

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

作者：秦晖

尽管长时段中印度的落后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差距拉大了。可见就制度方面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也的确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国内的官式说法相反。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各邦各自选出的政府有左有右，拥有相当大的自治功能，选择的发展模式也差异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共产党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

    一般地讲，印度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与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特色，主要以高税收高福利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不是它的基本特征。而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不是学瑞典，而主要是学苏联办国营企业。

    原来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虽然因主张宗教宽容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但他的经济主张却是极有印度传统特色的：主张回归自然，耕织立国，反对工业化，也对建立“现代强国”没有多少兴趣。但他秉性宽容，默许其门徒尼赫鲁另搞一套。而尼赫鲁是个工业化迷，一心要通过国家集中投资来赶超发达国家，把印度变成工业化强国。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两代（连同几位过渡总理）执政37年，一直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搞经济。而且好搞大型企业。因此印度经济的产业集中程度相当高，很多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于若干大型国营公司。当然，作为宪政国家印度没有没收私人资本，私营工业一直存在并且有一定发展空间。但各基础工业部门都是以国营占优势的。例如钢铁工业，独立以前只有私营的塔塔钢铁厂，后来连续建起波卡罗、比莱、维萨卡帕特南、鲁尔克拉等六大国营钢铁公司，控制了90％以上的钢铁生产。其中最大的波卡罗、比莱等厂都是苏联援建、按苏联的“马钢宪法”模式管理的。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大钢厂中硕果仅存的私营公司塔塔集团厂龄最老（1907年建），设备相对陈旧，产量在全印总产中也只是一个零头了，但它一直是印度钢铁业中“管理得最好的企业”，其效益比那些国营巨无霸都强，工人工资也更高。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就整个联邦范围而言，在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当然，如今印度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但比起改革前的中国连农民养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农民兴办集体企业也被说成是“集体资本主义”的那个时代，印度再怎么搞“尼赫鲁社会主义”，其市场空间与经济人的活力还是要大得多。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官方仍然能够以印度为垫背的来进行“比较”呢？尽管如前所述，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比印度好，实在大可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印度经济那时也并没有明显胜过中国，至少不像亚洲小龙以至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当时那样，其繁荣与中国的凋敝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也不会老拿印度做“比较”的垫背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29 07:09 编辑 ]

NZWJ

其实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政策部门一个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考查后有个内部报告，其中的基本结论是：印度的私营企业比我们中国的企业搞得好，但是他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搞得差。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

    大家知道，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正处于“乔厂长上任”时代，那时工业还是国营的一统天下，私有化还没有起步，但是文革的大轰大嗡已经结束，“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当时苏联的那一套）上了台，实行了或者说恢复了苏式的“劳动纪律加经济核算”企业管理制度。而这样的国企尽管不如印度的私企（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却比印度的国企强——实际上也就是苏式的国企比“民主社会主义”的国企强。由于当时印度的私营工业比重不大，所以印度的国企比中国的国企搞得差，就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

    “民主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既反对苏联模式又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许多好心人向往的东西，说它还不如苏式企业可能是一个煞风景的观点。其实笔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道理想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如果把人道、平等这类价值判断放下而仅就企业管理而论，“民主的国营企业”在效率上的确是经常既不如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的国营企业”。

    仔细想想，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企业不管国营私营，它的运转要能够理性化，就必须有某种约束机制，即科尔奈所说的“预算硬约束”。在契约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方与劳方是利益有别的主雇关系，双方通过博弈而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资方不会贪污（企业是自己的，他贪污谁？）而工人不会“偷懒”。在“专制的国营企业”中，管理者与劳方不是主雇关系而是“主奴关系”，前者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虽无积累激励，却有升迁激励，也可能从严治厂而实现理性管理。在产权明晰的全员股份制企业中，经理与工人除了主雇关系外作为股东还共同对企业负资产责任，约束机制更是双重的了。然而在“民主的国营企业”中，管理人与工人既非主雇关系也非主奴关系同时又无资产责任，理性约束机制因此很难建立。相反却容易出现不顾企业利益的双方“共谋”。管理者既不像资方那样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产业来用心打理，又不能追求升迁而无视工会与“工人民主”的意向扮演技术官僚的理性专制角色，于是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经理“讨好”工人、双方都吃企业坑国家之类的积弊便难以避免。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国企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形成的许多行为规范使这些国家的国企病不像“印度病”那样严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中东欧转轨国家在民主化以后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尽快完成国营企业私有化都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可以靠温铁军先生所说的“奴工制优势”来使国营企业虽不景气但还能半死不活地维持。东欧民主化之后的国营企业，科尔奈所说的那种“预算软约束”危机往往会比专制的旧体制下更加严重。即使在转轨前，相对而言专制比较宽松的波兰，其国营企业状况也明显不如昂纳克统治下更为专制的东德，尽管波兰的经济学在东欧是水平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文革时代的企业管理混乱也有类似原因：尽管文革既非宪政民主更不是“经济民主”，宪政国家“民主的好处”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民主的坏处”，或者用学者的行话说，“过度参与造成的交易费用剧增”却毁了企业，大轰大嗡之下正常的企业管理无法进行，规章制度都成了“管卡压”而被废除，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NZWJ

东欧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会势力强大、经理权力削弱、企业管理困难、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即便你在理论上如何反对“休克疗法”，赞成“渐进改革”，在实践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希望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私有化问题。而的确，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在私营企业里工会漫天要价的情况就大为减少，甚至许多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工会运动竟然被主雇关系中个人化理性化的讨价还价所取代，出现“工会消亡”现象。团结工会这样共产党当年严厉镇压都未能摧垮的力量，一旦上台掌权就气数已尽，很快走向瓦解，在经济转轨进行到如今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

事实上印度（在更大程度上还有孟加拉）如今还是工会、农会乃至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的民主社会。我们这次盛会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里“公民社会”力量的强大。印、孟如今吸引外资都不容易，虽然他们的劳动力不可谓不廉价（据了解，在浦那这个地方，印度最好的私营企业塔塔公司汽车装配线上的的工人平均月薪为270美元，而浦那普通劳工的月薪更仅有45美元左右——至少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比他们高。但是印孟的工会农会可是不大好对付的，“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未必能使外资感兴趣。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政府，地方政府眼里除了上司就只有老板，工人的服帖天下无双，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投资环境”啊！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道理想虽然仍会有生命力，但在没有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专制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甚至专制资本主义的“可行性”都比她要大。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确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印度当然不可能转向专制社会主义或者专制资本主义，因此从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大概就成了她唯一的选择。但是民主制的悖论就在于：虽然“民主制下的国营企业”比专制奴工制下的国营企业更加急需改革（仅就经济效益而言），可是偏偏它也最难改革。因为“民主分家”的讨价还价多，“交易成本”要比强权之下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改革大。专制国家可以驾轻就熟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它可以把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土地说圈占就圈占，公产说给谁就给谁，民主国家可没这么容易。

    东欧转轨之难是如此，印度从“民主社会主义”向民主资本主义转轨也是这样。印度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说说也有多年，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末的拉·甘地时代，而最近十年才真正出现实质性突破。虽说比中国改革晚，然而印度“尼赫鲁社会主义”旧体制中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也比改革前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要多，改革基础还是有的。但这种改革不仅要面对印度传统中前述的一些惯性阻力，更要经过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反复谈判，因而难免举步维艰。就在前年（2002年）4月，以孟买为中心就曾发生全印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的大罢工。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文章出处:「光明网」(2006年10月8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29 07: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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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民主：一个成功范例

作者:程华

对印度民主制度的褒奖并不意味着否定这个国家存在的问题。虽然自1991年拉奥改革以来，印度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它无疑还有很高的贫困率、文盲率和营养不良。但民主制度在赋予政府合法性、维护国家稳定和消除饥荒方面功不可没。从2009年4月16日到5月13日，印度进行了第15届人民院选举。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资料，有7.14亿选民参加了本次大选，仅工作人员就超过600万，投票站达828804个，竞选政党有上千个，候选人4000多名，耗资超过1000亿卢比（约合25亿美元）。虽然这样的选举显性成本无疑较高，但它给予中央政府以极大的合法性，也再次证明在人口众多的大国同样能够实现普选。

　　据美国国会图书馆资料，印度是除非洲以外文化、语言和种族最为多元化的地理实体，印度的民主制度给予这些多样化的人群参与的权利，无疑对这个国家独立五十年来的统一和稳定起了重大作用。据200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数据，印度的主体民族印度斯坦族也不过占总人口的46.3%，很多邦和地区的主体民族都不是印度斯坦族。虽然印度教教徒占总人口82%，但这个国家自古代以来就是宗教冲突很频繁的国家。另外，除了印地语和英语以外，印度宪法还认可21种其他语言。由此可见，无论经济增长或者其他领域的绩效表现如何，印度民主制度的贡献都是不可低估的。

　　当然应该指出的是，印度的民主制度既是英国人留下的遗产，同时也是印度的传统所致。直到英国殖民以前，印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个地理概念，虽然印度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相对强大的王朝，但邦国和村社一直保持着高度自治，中央政府也几乎从未将辖区扩展到印度半岛南部和部分沿海地区。

　　印度独立后的数十年间经济发展绩效不佳，常常被作为批判印度民主的一个靶子。但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巴罗（Robert Barro)所指出的，民主制度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民主国家一般也不会太贫穷，两者之间表现出一种抛物线关系。但研究也发现，经济发达的国家一般都是民主国家，经济自由的扩展与经济增长也是正相关的。因此，印度独立后的经济相对停滞的原因应该从其他方面上找。

　　印度裔经济学家拉尔（Deepak Lal）在《印度均衡》一书中以充分证据表明，印度独立后经济停滞是因为贸易保护和内向型、越来越低效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所致。这一方面源自英国人的遗产，另一方面也是印度民族主义和苏联的影响导致。19世纪末以来，银对黄金比价的下跌以及外汇市场的不稳定导致银币卢比对金本位的英镑贬值，印度殖民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兑换问题。直接增加税收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这样有导致政治骚乱的危险。因此放弃银本位、将关税作为增加收入的来源被认为是最佳策略，这样也赢得了印度民族主义者的支持。

　　印度独立后，印度的国父甘地和尼赫鲁的理念左右着国家的整体进程。甘地曾担心印度的产业在印度独立斗争过程中会被英国的产业所支配，尼赫鲁则欲借苏联模式来追求经济发展，所以长期以来印度一直都在推行自给经济及进口代替产业战略。由于印度本土市场购买力不足，又没有利用西方市场，所以印度没能像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一样赢得经济高增长，也没有能增加农业外就业。经济学早已证明，贸易保护只能令被保护产业长不大，事实上，在19世纪自由贸易时期，作为当时主要工业的印度棉纺织业在经历初步冲击后就已经做出有力回应，印度当时也是除日本外亚洲发展最快的国家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5-29 08:31 编辑 ]

NZWJ

　印度经济改革后的高增长证明了以上理论的正确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断断续续和局部经济自由化的开始，印度趋势增长率上升到了5.5%。1991年拉吉夫·甘地被刺杀后，纳拉辛哈·拉奥执掌了政权，他启用了现任总理曼莫汉·辛格等一批经济学家，放弃工业计划并实现经济局部开放，此后十年印度趋势增长率上升到6.6%。

　　不错，印度可能还是个贫穷的国家，但令人吃惊的是，它自独立以来从未发生大饥荒。与此相比，俄国1920年代和1930年代和中国1960年代的不幸令人深思。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中道出了原因。饥荒的发生主要并不是因为人均粮食产量的减少，而在于最贫困人口交换权利的丧失，以及缺乏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使得及时援助变得不可能。“事实是显着的：在骇人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独立、民主而又保障新闻自由的国家发生过真正的饥荒。世界之大，概莫能外。”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暴露出印度的贫困和种族冲突，当然值得人们警醒，它的制度的可贵也部分在于不利信息的有效传递。但是在很多专制国家又何尝没有相似的甚至更严重的问题，只是后者的新闻记者和文艺工作者连反映这类现实的权利都没有。

　　当然，印度有它自身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种姓制度。拉尔就指出，古代印度并不是个人口过多的国家，在这么大的一个次大陆上两千年来一直维持着1亿人口，种姓制度正是控制劳动力的一个制度。它在过去的合理性体现在维持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印度1750年人均收入大概与1960年类似，约相当于1965年价格的150美元。这种情况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没有被其他国家超越，不过用今天的标准来看，这一水平是停滞的甚至是很低的。随着印度人口大幅增加和工业化加速，种姓制度维持的“印度均衡”的确正在打破。

　　印度的家族政治正是种姓制度的体现。印度独立62年来，有52年是由国大党执政，52年中又有41年是由同一家族统治。这是因为在农村人口占据多数的印度，种姓势力依然很大，很多人都习惯于按照政党和种姓而不是政策取向来投票。但要注意的是，衡量民主政治必须要看它是不是实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不错，印度国大党执政时期是很长，但在普选制度下，如果没有足够的选民支持它也照样得下台，印度人民党的崛起和执政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正因为有这种机制的制约，无论是哪个党或者哪个领导人上台，印度都没有出现特别大的动荡或人为灾难。随着印度的城市化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印度的家族政治的确正在消失。拉胡尔·甘地清楚地知道，家族政治走向没落，这也是政治现代化必然规律，尼赫鲁－甘地王朝亦难例外。他认为一个现代政党的关键应是“不管谁是你的母亲或者谁是你的父亲，而要看你在该地区有多少支持者。”国大党内部的民主化亦是大势所趋。

　　印度如今已经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与中国快速上升的老年人比重不同，印度的年轻人比重正在不断增大，这与它的制度一道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最有价值的资源。印度总理辛格在G20峰会上谈到：“从长远来看，我更看好印度作为一个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对法治的承诺。我们的体制行动缓慢，但我相信决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资料出处：「路透中文网」(2009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