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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权威主义政治在后发展国家历史上的普遍性可以这样来加以解释：后发展国家在经历了民族主义革命，或经历推翻传统帝制的革命以后，一般而言，该国的政治精英都会不约而同地建立起仿效西方先进国家的议会民主体制。由于前面分析过的原因，这种“超前”建立的议会制由于缺乏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持，无一不陷入“旧制已亡，新制未立”的失范危机而陷入动荡局面。而重建秩序的，往往是那些经历过民族主义革命的、具有民族主义合法性的新型军人集团领袖，而这种新式军人一般都受到过现代化的洗礼与现代化风气的影响，他们对本国军事力量与外国的差距有深刻切实的印象，也深知要提高军事力量与军事水平，只有发展现代化经济才有可能。他们自身的利益与国家现代化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同于旧式军人与**主义者，他们都具有朴素的现代化导向性。正是这种现代化导向性与民族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使他们的权威具有了新时代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建立统治以后，一般总会以自己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来稳定政治秩序，并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实业，引入外国先进教育，并通过吸引外国资本，来发展本国经济。因此，运用军事力量为后盾的权威政治，来推进现代化的民族目标，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后发展国家的新权威主义政治的共同特点。二十世纪初期墨西哥革命以后出现的迪亚士总统的强人政治，可以说是这种新权威主义的始作俑者，这种权威政治权力运作方式是家长制的，是崇尚铁腕而决不是推崇民主选举的，而这种家长制权威却在客观上起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整合的政治支点的作用。

　　如何看待袁世凯这个历史人物？袁世凯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的军事强人，他是一个复杂的过渡性的历史人物，一方面，他具有一定的现代化意识，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以前就积极参加强学会，表现出对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决非偶然。，这与他在朝鲜驻军时的国际经历与感受有关。在后来的清末新政中，他又是主张废除科举运动的关键人物。直到晚年他对此还津津乐道，认为是他一生中最值得自豪的大事之一。

　　另一方面，作为清王朝官僚群体中的一员，他也有着丰富的满清官场经验，他在清朝官场如鱼得水的生存能力，也使他沾染浓重的官僚习气。他深谙官场游戏的潜规则，可以说达到游刃自如的地步。有一位满清遗少的回忆录记载过的一件轶事：当年袁世凯从朝鲜返回北京后，四处奔走拜见京城达官贵人以求升迁，当他在某权贵家与长者谈话时，见到这位十四岁的阔少从学堂回家，居然会屈尊地“闪电式离座”，双手紧握这小孩子的手：连称“老弟真英俊，真聪明”，回头对孩子的父亲说，“能让我与老弟先谈谈可以吗？”当他听说这孩子在北京买不到上海开明书局出版的介绍西洋的小册子后，回府后第三天中午，就差人用马车运来了五大木箱新书。内容包括文、史、经、哲、与法律军事政治诸多方面。箱子上还写有“世愚弟袁世凯敬赠”。⒀ 这件生动的小事说明什么？连这样的小孩子都成为袁世凯的公关活动对象，这就足以说明，这位袁大人在官场上八面玲珑的交际能力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正是这种游刃自如运用官场潜规则的能力与官场经验，使他执掌大权后，会在一定条件下，即在权力不再受到约束时，陷入政治玩世主义。

　袁世凯在应付议会民主的多党制造成的政治混乱方面，其军事力量的铁腕手段，可以说发挥重要作用。我们会发现，一般而言，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军事强人的新权威主义，这之前一定有一种西式的多党民主政治造成了政治无序状态。这种新权威主义不同于**政体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它承诺它的使命就在于通过稳定政治秩序，发展经济，并为未来的民主政治打下基础，袁世凯后来在他解散国会后的总统文告中，比孙中山更早提出，在中国进入宪法时期以前，由于中国人缺乏民主训练，因而需要先有一个约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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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话把新权威主义与民主化的关系表达清楚，我们可以作如下回答：新权威主义通过铁腕的手段实现了政治稳定，通过政治稳定来吸引国内外投资来发展本国市场化的经济，通过经济发展来促进会社会利益的多元化，通过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在各利益集团与阶层之间，形成了契约型的法制为基础的人际结构，在多元利益主体互相之间，形成“讨价还价”（bargaining）的协商机制。正是这种协商机制与契约型的关系，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基础。

　　民主政治的基础并不是道德教化所能建立的，民主政治作为一个多元社会中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的政治游戏规则，是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充分发展后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权威主义以铁腕维持政治秩序并发展现代经济过程中，可以成为向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跳板，许多国家的新权威主义军事强人，在创造经济发展奇迹、培育本国的中产阶级的同时，在被人们称之为“现代化之父”之后，也在为自己创造“掘墓人”。新权威主义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来说，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像严复这样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却对袁世凯的强人政治予以高度的赞扬。严复在对他的学生熊纯如的信中写道，“袁氏四年中，行事所最为中外佩服者，即其解散国会一事，谓其有利刃对乱麻之能。”⒁ 这是因为，在严复看来，“共和政体，非吾种所宜”，“天下仍须定于**，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何富强之可期乎？”⒂ 严复还在他的书信与日记中，多次提到，中国当时“唯学申韩，庶几可用”⒃ 中国发展初期需要的不是华盛顿，而是拿破仑。他曾经希望袁世凯成为中国的克伦威尔。

　　其实上，与完全失效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早期议会民主制相比，军事强人的新权威主义也只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己，事实上，新权威主义政治最大的问题是，这种体制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甚至可以这样说，摆脱对权力的监督，是一切权威主义存在的前提。在中文词库中，与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意义最为接受的概念就是家长制，所谓的家长制，就是权力合法性不是来自于受治者的那种权力形态。

　　袁世凯的新权威主义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个弱点，它内部的结构是庇护网（patronage）关系，是权力网内部的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结合而成的那种“恩主——被保护人”关系，更简单地说，相当于汉文中的“朋党关系”。运用这种私恩为基础的关系来建立政治组织结构，并以此来维持统治秩序，是相当脆弱的。袁世凯在世时，段祺瑞、冯国璋、张勋这些军人可以在听命于袁世凯的前提下相安无事，一旦袁世凯作为政治强人逝世，他精心组织起来的政治庇护网中的各人就不再有新的效忠对象，于是，彼此之间就会因利益与理念不同而产生越来越深的矛盾。

　　其次，作为从旧**体制下的军事首长起家的权威主义者，袁世凯的现代化意识是非常脆弱的，他误以为，全国老百姓需要有一个好皇帝作为效忠对象，总统对于老百姓来说太不习惯，他本人又有想当个“立宪”皇帝的过时的梦想，他执迷于风水八卦迷信，从而自以为上天命眷顾的对象，是迄今为止能当新皇帝的最合适人选。这种迷信意识支配了他的选择方向。尤其是他又自信，反对者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他实现这一愿望时，他就运用他的所有权势来实施这个在他看来应天顺人的目标。

　　正是他的迷信意识、他的政治观念，以及他所能支配的军事实力，这三个因素相结合，使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权威主义走向帝制运动，并由此再进而急剧地丧失权威合法性，并走向崩溃。他的这种愿望与新世道是如此背离，他生活在自己制造的政治梦幻之中而不自知。最终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绝大多数政治精英起来反对他，使他迅速地陷入权威危机之中，

　　袁世凯权威政治天折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的突然死亡。他在四面楚歌中重新恢复了总统制，本来他仍然有可能在帝制失败后继续做他的终身总统，至少当时的政治反对势力还没有足够强大到能直接推翻他的统治。他得了尿毒症不治而死使中国迅速进入了群龙无首政治真空时期，庇护制度下的组织结构的特点是“恩主”与“受庇人”之间的纵向的私人效忠关系。各受庇人之间并没有横向的聚合力。一旦袁世凯逝世，袁世凯手下那些具有不同政见与利益的部属之间，如段祺瑞、冯国璋、张勋之间由于缺乏解决冲突的妥协机制。以发生矛盾时，极易走向武力冲突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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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南北各方势力在重新恢复的“临时约法体制”下再次统一，内阁则执掌于段琪瑞手中，而作为北洋政敌的国民党在国会再次成为多数党，在内阁制体制下，只有内阁总理与国会多数党属于同一**的情况下，内阁制才能比较稳定有效的运作。国民党作为国会多数党与总理段琪瑞恰恰水火不容。而总统黎元洪又不甘于扮演无权无势的“盖章总统”的角色，这种彼此矛盾冲突的政治派系结构，决定了“临时约法体制”在根本上是无法有效运作的。北洋系与国民党再次发生严重冲突，而由北洋军系中产生新的政治强人的条件又完全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南北政治势力之间、北洋系阵营内部再次分裂，继之而来的军事混战不得不爆发，袁世凯政治体制也就树倒猢狲散。此后的北洋军政时期乃是军事强人权威政治的退化形态，或苏丹化形态。中国社会20世纪的全面危机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第四次选择：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政治

　　国民党从1928年到1949年以国家主义的权威体制，对中国进行了长达二十一年统治，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继慈禧的开明**化模式、孙中山的议会竞争模式、袁世凯的军事强人权威主义模式之后的第四次政治选择，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第二期权威政治。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的“党国权威主义”是从孙中山的竞争性的议会制**中蜕变出来的。在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失败后，孙中山逐渐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首先需要的是由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势的政府来统一中国，以改变中国社会涣散无序状态，并在强势政权整合下发展实业经济。而要使国民党承担强势的政权的功能，孙中山走的第一步就是使中华革命党内部讲领袖崇拜，他要求重新登记的国民党员履行按手印的仪式，以示对孙中山本人效忠宣誓，以此来强化领袖的权威性，以改变同盟会体制那种松散无序状态，可以看作是国民党从多元竞争**民主政治选择向权威主义政治选择转化的标识。其次，从1923年起，孙中山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模式来进行国民党改组，借助于从苏联提供的物质支持、组织技巧，来使国民党集权组织化。第三，孙中山成功地在苏俄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培养自己党军。这样，孙中山成功地把国民党从一个处于边缘状态的脆弱松散的议会竞争型**，转变为以党军为实力后盾，以孙中山的个人权威为效忠对象，以列宁主义集权组织模式为基础的新型的权威主义体制。国民党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纲领，来加强了这一权威体制的政治凝聚力与正当性，以“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作为向民主政治的发展战略。

　　1924年蒋介石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这就为他后来成为权威主义化的国民党的领袖提供了重要条件，从1924年到1927年，他以这个身分培养了效忠他的黄埔六期军事精英人才，再由这些军校毕业的军官指挥士兵，形成一种军事组织势力，建立起以意识形态为外在形式，以私人效忠为实质的上下级关系。这就为后来蒋介石成为新军事强人奠定了基础。孙中山死后，蒋介石逐渐获得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并在国共合作中，在中共与苏联的支持下，进行了北伐。在北伐过程中，他一方面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军队力量，建立了对江南地区财政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清党运动”，排除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内的左翼政治势力。北伐统一之后，又进行了中原大战，排除了国民党体制内的地方军阀势力对中央的挑战，从1928年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第二期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开始了进行中国现代化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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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第二期的国家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具有比前面提到的袁世凯权威主义更有力的组织基础。这是因为，它和袁世凯的第一期军事强人权威主义相比，其主要区别在于，袁世凯的权威政治，具有浓厚的类宗法的私人效忠关系，这是一种建立在“恩主——被保护人”的私人庇护网的关系基础上的家长制权威结构。袁世凯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或主义，作为吸引社会人心的凝聚力基础，也没有真正意义的组织化的**，作为组织基础。袁世凯的权威政治的制度化程度很低，很难摆脱“人亡政息”、“树倒猢狲散”的政治命运。相反，蒋介石具有“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三位一体的国家主义权威政治特征。这种政体通过其新型军事力量、“类列宁主义**”的组织体制、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强化了权威主义的政治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的第二期权威主义，是一种制度化程度更高、具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整合力的、以准动员型**国民党作为组织基础的权威主义，与袁世凯的单纯以恩威并用的庇荫网为基础的权威主义相比，它具有更强的政治动员力与社会凝聚力。

　　有必要客观地评价蒋介石在1928年全国统一到1937年这被称之为“黄金十年”中的一些正面成绩。由于第二期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具有更为丰富的政治资源，具有民族主义价值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合法性，与袁世凯政权相比，它能比较有效地组织动员全国的社会力量、财力与经济资源，来进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整合。值得指出的是，蒋介石在1928年完成全国统一以后，在现代化方面也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在国防方面，他引进了德国军事顾问来帮助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他颁布陆军典范令与兵役法，使陆军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工厂，使最基本的弹药能自给自足，这一时期，中国空军飞机扩充至六百架，此外，国民党政府又在各省督导修建公路，粤汉、浙赣这两条对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公路也在这一期间完成，1935年之后，中央政府把自己的力量扩展到云贵川三省，使之成为日后的大后方。这些成绩使中国达到了进行抗日战争所必须的“最低度的标准”。此外，在经济方面，国民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实现了白银国有，这些金融举措均对以后八年抗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蒋介石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战略也有相当的可取之处，蒋介石经采取的唐尼教授（TAWNEY）的“先沿海，再内地，先工商，再农业”的渐进现代化经济发展方针。这十年的年经济增长率，据估计达到11%以上，是有史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1936年两广军政要员称兵反蒋失败后，全国统一可以说基本上达到民国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所有这些军事、工业与经济发展的成绩，对于后来的抗战能坚持下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⒄

　　到了1935年时，胡适已经认为，蒋介石已经成为全国公认的领袖，更没有人与他竞争领袖的地位。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假如当年孙中山没有进行国共合作，假如不是苏联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对国民党在军事现代化方面进行积极援助与支持，假如国民党没有在苏俄与中共的帮助下进行北伐，战胜北洋军阀，并在完成全国统一以后，进行了“黄金十年”的初步建设，为以后八年抗战打下了最低限度的经济基础，换言之，如果抗日战争爆发的1937年，孙中山仍然像在他在1923年时那样，只不过是一个在陈炯明逼迫之下在上海寓所里的革命空想家，日本侵略军面对的，仍然是北伐以前的那个南北对峙、四分五裂的中国，上海、华北、东北与华东的统治者，仍然是张宗昌、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等彼此争斗的、战斗力不强、组织涣散的二流军阀。中国将会是什么一种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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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国民党的权威政治模式并没有实现中国现代化，到最后它还是失败了。其失败的第一个原因是，国民党始终没有有效地解决它内部派系主义、山头主义的问题。实际上，从一开始，国民党运动从来不是团结的，思想统一的，或有严格组织纪律的。1894年建立的兴中会，就是一个包括具有不同动机的人庞杂团体。孙中山从来不拒绝过任何申请人入党。1924年改组以前，国民党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化的**，而只不过是各种各样政客聚结起来的集团。而在国民党改组与北伐以后，蒋介石本人之所以能逐渐取得党内权力与全国统一，靠的也是用金钱收买与拉拢，他是通过与党内各派势力不断妥协，通过与地方军阀的利益交换，来达到使自己成为最高统帅的地位。这一历史特点就注定了他的权威主义组织内部，先天不足地存在着派系主义、山头主义，以及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庇护制结构。

　　从组织结构角度来看，国民党的内部结构，同样渗透了大量庇护网（Patronage）关系，即恩主与被保护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上下级之间还是很强烈的类宗法结构。蒋介石本人习惯于通过称兄道弟的私人关系来建构起自己的关系网络。而在北伐开始以后，国民党北伐军力量是通过大量收编投诚的军阀军队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来实现统一的。北伐初期国民党军队是10万人，八个军，为了统一全国，国民党方面在力量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在北伐过程中通过私下与军阀妥协，国民党政府承认军阀势力在当地的既得利益，作为交换条件，军阀势力向政府表示效忠。这一政权是与军阀妥协的产物，扩展到一九二八年7月全国统一时，已经增加到了84个军，300个师，人数达到220万人。⒅ 两年多的时间内，军队人数居然通过收编军阀部队而膨胀到了原来的22倍。虽然蒋介石为实现这种“速成的”统一而支付的军事与政治成本相对甚低，表面上代价甚小，但换来的结果是，国民党内部派系山头林立，派系繁多，派系内部又以庇护网为聚结力，各山头之间又矛盾重重。这是一种内部存在着离心化潜势力的组织结构，更重要的是，中国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军阀文化的最坏的那些方面，也渗透到了国民党权威体制内部。

　　实际上，北伐统一全国以后，不久又爆发中原大战，虽然蒋介石获得胜利，但是，蒋达到的目标只不过是确保自己对江浙地区的控制不受威胁，利用江浙地区的财源维持约三十个师的嫡系部队，然后用津贴的方式控制非嫡系的外围部队，对更外围的那些归顺旧军阀部队，只要求名义上对中央的归顺而己。由此可见，1928年全国的统一只是一种极为脆弱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新的平衡而己。

　　除了派系与山头林立，腐败也是难以克服的顽症。根据美国学者易劳逸的《流产的革命》提供的资料，国民党北伐迅速扩大革命区域之后的三年内，该党党员数字从15万人升到63万人。旧军官与旧官僚大批进入国民党当官，以至有人说“军事北伐，官僚南伐。” 而国民党又缺乏有效的解决党内腐败的制度与办法。国民党在统一以后实际上就走向腐败。易劳逸书中还提供了一个数字，据统计，在1931年到1937年监察院处理的案件中涉及近七万人，只有268人被定罪，只有13人被罢官，41人受很轻的处罚。⒆ 实际上蒋介石本人在三十年代前期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应对整合社会的能力缺乏的问题。

　　正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上，我们可以理解以蓝衣社为代表的青年军官的右翼国家主义思潮何以崛起。蓝衣社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的青年军官团体，蓝衣社少壮派军官认为，国民党已经“远离群众，被群众所痛恨，已经不再是革命组织，原因是受资本主义与官僚主义侵蚀己失去了活力，国民党内职务得到提升的人，不是看他是不是忠诚于党，而是有没有投机本领，高级职位往往被投机政客占据。党成了政客的竞技场。”他们认为，要克服国民党的混乱、软弱无能与颓唐，办法就是清洗内部，由党的组织中真正革命者形成一个新的组织，这类人应该斯巴达式的勇武牺牲精神，应该像清教徒那样，物质享受对他们没有吸引力，同志关系高于家庭。严格限制个人财产，超过部分交给团体。他们主张进一步强化领袖的个人权威来引导革命运动。他们把蒋介石看作是中国唯一领袖，必须绝对服从他的意志。他们坚信，“建立中心偶像是统一国民党的重要条件，是复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当民众只有一个思想时，他们的行动就象一个人。”在他们看来，领袖偶象起到加强社会组织凝聚力的作用， “我们不必隐瞒，我们需要中国的墨索里尼，需要中国的希特勒。需要中国的斯大林。”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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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衣社的国家主义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威主义思潮在危机前夕的自我强化一次努力。蓝衣社的目标是使国民党恢复生机，使国民党权威体制更有效率化。核心价值是国家至上，精英政治，领袖至上。在蓝衣社的意识形态中，复兴国家的目标高于其他一切价值。个人应该放弃自由甚至生命，民众唯一的职责就是保证国家利益。蒋介石本人努力提倡这种国家主义，并以此作为克服他的政权弊端的基本思路。从此他走上了更加集权的右翼化的国家主义的道路。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这种蓝衣社思潮陷入的两难矛盾，来考察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政治选择的失败根本原因，这种右翼国家主义是以压抑社会动员，用长期阻止群众争取自己的命运为条件改善，来强化国家对于社会的绝对优势地位，通过靠少数精英分子“优秀禀赋”，与墨子式“天志”“苦行”式的自觉牺牲与来支持领袖的个人权威。然而，问题在于，蒋介石在人格与政治行为方面，是否真有资格享有这样的权威，本身就是疑问，其次，在国家主义的理论中，群众只不过是成为被动的机器零部件，国家主义缺乏用老百姓关注的切身利益来动员民众。这就注定了蓝衣社的国家主义教条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利益机制，因而曲高和寡。此时中国正处于民族危机前夕，一个对民众缺乏吸引力与魅力的意识形态，注定不能实现克服危机所需要的社会动员能力。在这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政治对手的中国共产党在动员民众的利益机制方面，在平民主义的政治参与动员方面，远比蓝衣社式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更具优势与竞争力，这也注定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难以与毛泽东的井冈山模式与延安模式抗衡。

　　国家主义式的权威主义，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化选择，但在蒋介石那里并没有转化为强大的现代化的工具。可以说，蒋介石也是生不逢时，他不得不先后与英国殖民主义、共产党、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与各省军阀势力进行斗争。在疲于奔命的斗争中，体制内固有的弊端始终没有精力去应对与解决，终至于积重难返。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此后的在抗战过程中，国民党中央退居大后方一隅，难以对军队及各地官僚进行有效控制与整肃，抗日战争后出现的地域分裂状态，反而象温床一样，使这种腐败力量得以广泛滋生。以至到抗战胜利后，突然的胜利使长期困顿中的官僚“接收大员”在缺乏最低限度的制度监督的情况下，陷入“爆炸性的腐败”的失控状态，这种腐败现象。终于使国民党政权大失社会人心而被历史抛弃。

　　我们不能假设，如果中日战争不发生，国民党自身有没有力量，通过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与少壮派国家主义的理想主义，通过内部的清理运动来克服自己结构性的弊病，但历史现实则是，国民党权威政治的上述先天不足，尤其是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中央权威往往鞭长莫及，难以应付军阀文化对体制的渗透而导致的内部涣散与弥烂。蒋介石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并没有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而是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遭到失败。

　　在民族陷入严重的全面的生存危机的条件下，国民党体制缺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对社会的全面的控制能力，而组织化的程度却相当较低，权威危机发生的概率相当高。很难在重大挑战面前形成对中国这样巨大社会的动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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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种选择，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

　　从1924年国共合作到1927 年“四一二”事变以前，中国就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政治选择，一种是前文考察的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威权政治模式，另一种则是是共产革命的现代化模式，这一共产革命模式以1927年8月南昌起义作为新的起点，通过农村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夺取政权的漫长道路。共产党与国民党这两个代表完全不同道路选择的政治力量之间，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就开始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死决战，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在建国以后建构起一个由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新的体制，以此来推进革命现代化的目标。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革命模式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第五种政治选择。

　　第五次现代化选择，就是指通过国家通过对社会的全方位渗透与动员的计划经济体制，来实现非市场竞争化的发展战略。这里特别要介绍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就是社会主义的全能主义。所谓的全能主义，就是由一个高度组织化程度的**国家，以全能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的全部细胞、全部组织、全部单位，并有效地控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最广泛、最深入的社会政治动员，以此来实现**所确定的社会发展目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全国的统一．靠着正是这种以强有力的革命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组织力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三者所形成的革命全能主义。这种革命全能主义，的确能够有效地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所具有的极为丰厚的政治资源，包括意识形态宣传、学校教化、军事与国家安全系统，群众运动，与全社会普遍的思想教育运动，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动员。对于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来说，这种革命动员体制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政治体制。它能够克服袁世凯权威主义与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那种内部结构的脆弱性。可以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资源，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一国家体制对社会的整合、组织、动员与控制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政治体制。

　　为什么要形成这种革命全能主义模式？这里我们可以引用已故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邹谠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学讲演时就提出的一个观点，邹谠教授认为，“这种全能主义渊源于二十世纪初期以来面临的全面危机，当时国家在军阀混战中解体，社会各领域中传统制度在崩溃，日常生活中不少问题不能用传统思想与常规方法来解决，有些仁人志士认为只有社会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克服整个社会各个领域的危机，他们认为只有先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深入和控制每一阶层或每一领域，才能改造或重建社会、国家和组织制度，并以此克服全面危机。因此，通过全能主义的全民动员的社会革命，是克服全面危机的基本路径。”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孙中山在被陈炯明赶出广州，处于穷途末路的时候，苏俄十月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会对他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实际上孙中山正在借助于他从苏俄学到的严密的全能主义组织技艺与方式，以此来改造涣散无力的国民党，并以改造后的国民党来承担全面危机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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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孙中山只是从革命全能主义政治中学到了一些动员与组织政治力量的办法与手段，那么中国共产党正是以苏俄方式来进行中国革命的。中共以一个相当精致的、强大的意识形态，来为全能主义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阶级斗争观念中引出群众观念，以及土地革命的观念，并对底层利益做出郑重的政治承诺，在一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全能危机的情况下，底层利益相对于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而言，其生存条件的恶化，可以说最为严重，革命者对底层利益的这种承诺，就对广大下层民众、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处于农村最底层的贫雇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运动群众方式，在吸引群众参加革命政治方面，在调动大众投身革命，并被整合到于高度组织化与严密纪律的战斗队里去，具有如此强大的效果。我们前面谈到了国民党的蓝衣社的国家主义，即使按其理论言说而言，这种单纯靠信仰国家主义的少数精英的“斯巴达精神”，通过对个别领袖的崇拜，来实现国家对社会的整合，可以说远不如共产党革命家抓住问题的根本。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底层利益的承诺，点活了底层大众为自身利益而参加革命的激情。当中国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员能力的体制来克服陷入的全面危机时，中国共产革命对底层革命的动员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的加入，这是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所无法企及的。更不用说粗放的、缺乏社会理想精神支持的袁世凯权威体制了。从长远历史来看，中国的共产革命正是靠着这种组织力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力求使这个民族摆脱了20世纪全面危机的，并引导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在建国以后，中国终于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历史机缘。

　　毛泽东模式尽管对中国摆脱自北洋军政时期以来的无序状态，对于国家的统一有重要的贡献，但是正如邹谠所指出的是，建国以后．长期困扰中国的全面危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与时俱进地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也就是说，在强大国家的支持与引领下，发展市场经济、鼓励法制规则下的自由经济竞争，为激活社会个体的微观的活力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那么可以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模式，将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容纳市场机制的、能够有效地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良好的开放性的政治模式。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后来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论”大体上可以代表这样一种可能的选择路径。然而，毛泽东本人，他把商品市场经济以及个人竞争的经济制度看做是人类苦难的一种根源，并相信可以脱离人类的集体经验，根据人类的道德理想，重新设计出一种排除了市场竞争的新制度，来取代现实生活中充满市场苦难的新秩序。实际上．毛泽东推行的是一种反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模式。

　　这种模式的体制缺陷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大锅饭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使社会成员缺乏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的停滞。其次，在指今计划体制下，计划制定者与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受到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然局限，根本无法应付一个庞大社会如此复杂、丰富与多样的广泛并不断变动的各种社会需求，这就注定了难以制定合理周全的计划。第三，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不可避免。由于计划经济所承担的社会调节的功能，是由计划经济下的官僚来承担．所以官僚的数量就非常大，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又被毛泽东认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影响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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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才能根本解决社会成员的微观活力，克服指令体制的官僚病，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毛泽东却错误地认为，所有这些体制本身造成的问题，并不是计划经济与“一大二公”的体制所造成的，在他的观念中，排除市场经济的单纯公有制是最理想的制度，在他看来，官僚主义、公务员自私自利行为，生产低效率、群众缺乏积极性等问题，都与计划经济公有制无关。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的所有制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既然如此，以上这些官僚主义等问题，就不是所有制或纯公有制本身的结构性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来源何在？毛泽东本人就只能把它们解释为“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腐蚀与破坏”。于是，计划体制所有的结构性弊端，都被错误地解释为“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解释为“资产阶级利用自己的上层建筑，以及资产阶级法权，对无产阶级的进攻与侵蚀，以此来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根据这一理论解释，那么结论只有一条，那就只有进行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即文化领域的革命，通过“一场触及人的灵魂的革命”，使每个社会成员的精神得以升华，才能保护计划经济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不再受到“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侵蚀破坏。

　　实际上，明明是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官僚病，例如“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大人物压迫小人物”、不关心人民疾苦、个别干部欺压百姓，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等等，文革的激进主义却把所有这些消极现象错误地理解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的因素造成的。甚至明明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积极性而采取的三自一包，责任田，物质奖励，也被视为是资本主义的死灰复燃。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上层建筑可以反过来影响经济基础。那么，运用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资源与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场上层建筑领域的大革命就十分必要了。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理论原因就在于此。

　　毛泽东要用更激进的办法，来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造，把一切不合革命精神的东西，一律视为威胁“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视为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旧传统，视为封建、资本主义与修正主义的邪恶来予以批判、打倒与否定。通过斗私批修与思想大扫荡来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人。这种文革乌托邦主义认为，一旦这场上层建筑革命取得成功，灵魂已经净化的“社会主义的新人”就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就形成完美的契合，无产阶级的革命与建设就能取得根本的胜利。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与这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理想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建立计划经济，到六十年代进行文化大革命，也就成为毛泽东的激进的政治选择。众所周知，这种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是建立在乌托邦思想的基础上的，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这种现代化的选择遭到了失败。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的世俗理性，或健全的日常理性精神的觉醒，中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第六次选择，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政模式。

　　邓小平以来的改革开放，如何形成一种新的体制与政治结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将在另文中对这一历史过程展开更详细的考察。在本文里，只能简单作一点概括。

　　邓小平模式，是对文化革命的极左主义的反向运动，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所体现的改革思想可以由以下这四句话来概括表述：首先，社会主义不是贫困，社会主义就是要上人民过上好日子。其次，要让人民过好日子，就要发展生产力。第三句话，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对发展生产力有用的东西。第四句话，要改革开放，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因此，就必须坚持以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为核心的四顶基本原则。邓小平本人把他的上述思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在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受挑战的政治基础上，推进被极左思潮所否定的市场经济，以此来发展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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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学角度来进一步思考邓小平模式，我们可以发现，它通过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计划经济所压抑的社会活力，从而使原有的板块状的体制，出现了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而经济领域的多元化，又进一步在与经济领域相适应的社会领域与文化领域相应地出现了有限程度的多元化，由于意识形态不再承诺去追求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而主要承担维护***权威的政治功能，因此，政治控制的范围，已经从意识形态信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收缩到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领域，社会自由空间进一步扩展。这种有限多元化的结构，政治与经济生活的二元化，表明这一体制已经接近于第三世界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并在结构上已经摆脱了全能主义体制全面控制社会的基本特点。

　　邓小平模式是如何从历史上演变过来的？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路径障碍，试错反弹”。更具体地说，极左思潮体现的路径，使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到了绝境，形成“路径障碍”，而摆脱这一困境的办法，并不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执政精英预先根据某一种现成的施工蓝图，而是在实践与试错中，不断针对面临的具体矛盾、困难与问题进行政策调整，执政精英总是针对具体矛盾与困境，运用政治精英们所能调动的政治与社会资源，提出当时可以想到的某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受制于特定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在这一对应举措产生某种实际结果后，执政精英又根据这一选择的效果，不断进行修正。我们可以把这种不断在尝试中向前发展的历史选择，称之为试错性的历史变迁。

　　这样，毛泽东时期的社会主义全能主义体制，就逐渐演变为经济、社会、文化领域出现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体制。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强大的***资源和国家的行政力量资源，把这些继承下来的资源用来巩固稳定市场经济秩序，而不是用来追求一个乌托邦的平均主义的理想。因此，我们说它是一种后全能主义型的社会主义新政模式。

　　概括地说，邓小平模式，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第六次政治选择，是毛泽东模式的改良型，一方面，它既具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导向性，这是邓小平模式与毛泽东模式最大的区别，另一方面，它继承了毛泽东模式原有的强大政治资源，通过一个强大的有社会广泛基础的***，以实现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治稳定，保持着强大的政治整合力。因此它在政治类型学上可以归结为“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发展模式。与所有新权威主义一样，它的优势是运用国家力量来推进市场经济多元化，从而激活了微观个体与企业的竞争力，而它的弱势则在于，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它缺乏足够的权力制衡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内部的腐败化，权力个人化，地方苏丹化，集团分利化，仍然对体制的键康生存与现代化发展构成威胁与挑战。因此，能否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向民主政治有序演进，是新时期的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