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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新华社高级记者，原《经济参考报》编委、理论部主任。

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中国的一场跨世纪争论

作者：杨继绳

当今，在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两侧，有两种思想派别进行着激烈的论战。右侧是自由主义，左侧是新左派。这场论战已经进行了两年，目前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中国普通百姓对这场论战并不十分在意，但国内外知识界对它十分关注。

这场争论是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刻出现的，是改革面临原来没有料到的新问题而出现的。这场争论不是纯粹的学理之争，而是中国知识界着眼于中国20年改革的实践，对当前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进行的思辩。然而，这场争论提出的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却远远超出了20年改革的时限。它关系到中国改革下一步如何走，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所以，对这场争论进行一番梳理是很有意义的。浅学如我，本来是没有资格承担这项梳理任务的，但是，作为一名记者，不将这一重大事件记录下来就是失职。好在争论双方有不少是我的朋友，不当之处他们会谅解，于是，我就大胆地做起了这项工作。从每一个参与争论的学者来看，很少有纯之又纯的自由主义者或纯之又纯的新左派。同一个学者有些看法是自由主义的，另一些看法又和新左派接近。号称同一派别的学者们对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又大相径庭。所以，我曾认为，中国不存在新左派，也不存在自由派。然而，尽管人物阵线不十分清楚，但两种不同认识倾向是明显存在的。我的梳理工作与其说是梳理两个思想派别，不如说是在梳理两种思想倾向。

两支队伍的状况和他们当前的处境

改革初期（80年代初）参与改革讨论的只有经济学家。我曾写文章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仅靠经济学家是不够的。”目前参与这次争论的有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在冷冰冰的经济学中注入了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辩，多学科的专家们对当今社会进行联合会诊，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队伍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断代遗传。其主要力量是45岁以下和75岁以上的人，50－60岁的人很少。这是因为50－60岁的人在上学时没有机会接触自由主义的书籍，而且学的是俄语，到了能够看到自由主义书籍的时候，由于年龄原因，吸收知识的能力已经大大下降了。但总的来讲，自由主义队伍拥有人才优势。75岁以上持自由主义立场的学者当中，李慎之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今年７8岁，年少时对国学有相当深的造诣。青年和中年对西学又有精深的研究，新华社国际部的工作使他有世界眼光。中年以后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先后任美国所所长和副院长，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研究颇深。邓小平出访美国李慎之任随团高级顾问。像李慎之这个年龄的人当中还有一大批“两头真”的人物：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并真诚地直面社会现实。境外有的媒体称这批人是“党内民主派”，其实他们是自由主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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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新生代的队伍人数众多，从20多岁到40多岁，分布在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新闻学多个领域。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青年学者持自由派的立场，但不敢承认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因此我不能举出他们的名字。自由主义者借着改革开放的话语条件，宣扬市场经济理论，批判行政权力扩张；宣扬自由精神，批判行政强制；呼吁政治开放，批判专制政治……，只要不明显挑战“四项基本原则”，他们的论著是不愁发表的。

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令人震惊的腐败和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不能说“新左派”是社会不公正的专职批判者，但可以说，如果社会状况良好，也许不会出现“新左派”。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中国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对毛泽东的怀念。他们已经忘却了毛泽东在世时的恩恩怨怨，把毛泽东升华为一个象征社会公正的符号。与此同时，老百姓对近年来新起的上层社会采取不认同的态度。新左派从上述群众情绪中吸收了思想灵感，重申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价值，并大力批判“垄断精英”，自称社会底层的代言人。新左派的左，是指他们对市场经济的疑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经济全球化的抵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热衷，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留恋。这些和老左派很相似。在某种情况下，新老左派会合流，共同声讨自由主义者。老左派对新左派的出现是高兴的。老左派的刊物上（如《真理的追求》、《中流》等）常有新左派的文章，但新左派的刊物上很少有老左派的文章。

新左派的著作有时请老左派写前言。新左派的“新”，一是相对于老左派（邓力群、王忍之、袁木等）而言，他们是新生代，是30多岁到40多岁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而且不少人有在国外学习的经历；二是他们的思想来源和老左派有不同的地方；三是和老左派产生的背景不同，老左派面对传统体制的解体，以维护传统制度的面目出现，在改革过程中强调“姓资姓社”；新左派面对改革出现的新问题，批判业已形成的市场经济的现实。四是指他们很多主张与老左派不一样，例如，老左派否定“文革”，新左派认为“文革”有不少值得肯定的东西；对毛泽东，老左派“三七开”，新左派是“二八开”，肯定的比例更大一些（自由主义者对毛是“倒二八开”，认为毛是中国最新最大的专制主义代表人物），对民主的渴求、对特权的憎恶新左派与老左派泾渭分明。他们虽然都把自由主义当对立面，但处理方式有点不同，老左派视自由主义为异端，用政治武器来打压；新左派视自自由主义者为论敌，用理论武器来批判。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左派影响日渐消失，新左派有可能取代老左派的地位，成为抵制市场经济和西方政治制度的重要力量，成为社会主义原则的辩护士，成为毛泽东的辩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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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左派中比较活跃的人物有：崔之元（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系，后留美，现就职于麻省理工大学政治系），汪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读书》执行主编），甘阳（原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现就职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小东（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留学日本。原《战略与管理》编辑，现在就职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韩德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中国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等。还有一些持新左派立场但不愿承认自己是新左派的青年学者。

新左派的优势是：一是以某些民众情绪为依托（对社会不公正的不满情绪、民族主义情绪和近百年造就的反西方情绪）；二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环境中，有着语境优势；三是有《读书》、《天涯》等两本杂志作为阵地。在这场争论中，新左派采取攻势，自由派处于守势（也可能是有意淡化）。

争论双方的处境与政府对他们的态度有关。双方都声称自己受到的压抑，都说对方在政府那里“得宠”，都说对方是政府用来打压自己的工具，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派别，不管立场如何，都以批评现实社会为职志。所以，自由主义者也好，新左派也好，都从自己的角度批评时局，批评政策，批评不良的社会现象。他们都小心地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批评资格。而政府既吸收二者的某些思想来修订方针政策，又对二者的某些方面进行限制，防止他们过份越轨以影响社会安定和政府的权威。新左派对传统社会主义的依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中国当今的主流思想吻合，使他们有时登堂入室；而新左派中的激进一翼否定中国市场化改革思路、否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要性，与当今主流思想相悖，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派中对市场取向改革的赞同，对向西方自由制度学习的热情，与主流思想的改革开放相吻合，使他们有时进入“高参”行列；而自由主义中激进的一翼对英美社会制度的崇拜，对专制制度的激烈批评，对经济私有化的公开鼓吹，与主流思想很不合拍，也可能成为政治上的反对派。不过，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相比，具有明显的“话语优势”，主流思想对自由派持有更多的警惕，常常当作“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基础而加以防范。如2000年中央主管部门点名批评的四位知识分子和若干位不许在报刊上发文章的学者都是自由主义的激进人物，个别有自由派倾向的刊物被查封（如《方法》），而新左派却从来没有这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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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派别的思想背景

自由主义的思想源远流长，可以逆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是１７世纪到１９世纪在欧洲发展起来的。这个时期自由主义著述者们尽管看法不尽相同，但有一个相当一致的目标，“其围绕的中心是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所想做的事物，可以为了相互利益而彼此订立契约。”（安东尼.德.雅赛：《重申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序言）

对中国来说，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欧洲的舶来品。“五四”以前，严复、梁启超就宣传和介绍过自由主义，梁启超写道：“‘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无往而不适用者也。”（梁启超：《新民说》第9节） “五四”时代的“民主”、“科学”的口号就是来自自由主义。在20世纪的30年代和40年代，自由主义在中国小有声势，其代表人物有胡适等一批知识精英。新中国建立以后，自由主义销声匿迹。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计划经济体制和与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相继淡出世界舞台，在中国选择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自由主义在中国也重新复苏。首先在经济领域复苏，然后发展到政治领域和方方面面。

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法国思想家邦雅曼.贡当斯和阿列克西.托克维尔，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英国政治学家柏克和约翰.洛克,英国当代思想家依赛亚.伯林，美国当代哲学家罗尔斯、诺齐克等等，当代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要算经济学家哈耶克。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对斯大林模式进行了批判，遭到当时左派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唾骂，在与凯恩斯的论战中也败下阵来。70年代以后这本著作受到特别重视，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80年代末以来，哈耶克成了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之一，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东部”、“哈耶克协会”。1997年，哈耶克的著作在中国大量公开发行，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哈耶克热”。

自由主义者的基本思想是个人自由优先，但个人自由优先不是否定人的社会性。个人自由以不防碍其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这个界限通过法律来保障。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这里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与集体主义相对立的概念。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应；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相对应。英国哲学家根据这两种对应，列出四种不同的组合：

一、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相结合。这就是自私，甚至损人利己。这是不道德的。

二、集体主义和利己主义相结合。可以成为民族利己主义，阶级利己主义，单位利己主义，这也是不道德的。

三、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大公无私、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等受人赞美的道德。但集体主义限制个人的创造性。

四、个人主义和利他主义相结合。这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是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也是产生于西方文明并促进西方文明的一切道德学说的核心。波普尔认为，“在人类道德的发展历程中，还没有其它跟它一样如此有力的思想。”（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一卷，２０２页）

波普尔批评柏拉图“简单地把所有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同起来，把所有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划上等号。”这一作法为集体主义穿上了无私的外衣，为个人主义披上了自私的脏外套。

个人主义是西方文明社会政治生活的基础。“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隘，也就是相信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天赋与爱好。”（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页）。个人主义者认为，无缘无固地压制别人的任何能力都是错误的。基督教徒会说，其错误就在于违背了上帝对人的设计。只要除去自由运用人类天才的阻碍，人很快就能满足不断扩大的欲望。个人活力的大解放，其结果是生产力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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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尊重和宽容他人的意见；独立精神；敢冒风险；有首创精神；自力更生；坚持自己的信仰而不随波逐流；为维护自己的意见不受上级左右；对弱者的关怀；尊重别人的隐私对别人的善意怀有信任；不干涉别人的事务；宽容异端；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等等。自由主义者认为，道德只能在个人能负责任的范围内才是真正的道德。在个人不能负责的范围，个人没有权力作决定，谈不上恶和善，没有机会获得道德评价。不是对上级而是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不是用强力威逼出来的善行，才是真正的道德。

自由主义者重信用，言必行，行必果。因为自由主义的社会是靠契约整合起来的，没有信用就没有契约。契约是自由意志结成的协定。严格的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契约是自由的，契约并不要求国家强制执行就能自行支撑。契约必须遵守是因为许诺必须兑现。

自由主义者的经济观。他们主张私有制。“私有制是对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对无产者也是一样。”他们说的私有制是指“财产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整个‘社会’的还是属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１页）自由主义者主张竞争致富，反对以权力致富：“一个富人得势的世界比一个只有得势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２页）

自由主义的国家观。为了不出现我行我素的情况，自由是有限制的。限制的界限是：一个人的自由不能妨害他人的自由。这种限制是由法律来界定的。“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康德）由谁来执行限制呢？国家。所以，自由主义者并不一味地反对国家干预，因为他们知道“除非得到国家的保证，任何形式的自由都显然是不可能的。”英国政治学家约翰.洛克１６８９年《论政府》中认为，国家的目的是保护个人对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为了得到这种保护，人们形成共同体，自愿交出一部分权力；受委托的掌权者按契约获得权力，他们只能做被委托有事。如果政府超越或滥用政治契约中所授的权力，这个政府就变成为专制独裁，这时人们就有权去解散它，或者反抗它，甚至推翻它。

波普尔认为：“我从国家那里要求是得到保护；不光为我，而且为别人。我需要对我及别人的自由得到保护。”“虽然我的行动自由受到国家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我剩下的自由却能得到保护”（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一卷，２１２页）然而，如果国家的强制职能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影响自由了。所以，国家的强制要在公民授权范围之内。自由主义政纲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将这些强制缩小并严格化，要用法律制约权力从而防止滥用权力。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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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反对思想强制。他们反对以先验的理想来约束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在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成为一个静止的教条，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一劳永逸的规则。在安排我们的事务时，应该尽可能多地运用自发的社会力量，而尽可能少地借助于强制。”（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４页）“个人自由是和整个社会都必须完全地、永久地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的至上性这一观念水火不容。自由社会绝不能从属于某个单一目的，这条规则的唯一例外就是战争和它暂时性的灾难。”（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９５－１９６页）“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里，……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４７页）“人民对这个制度的忠诚会不会受到影响，成为决定某条信息是否发表或禁止的唯一标准。”“在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因而又最直接地影响到政治观点的学科中，如历史、法律或经济学等，对真理的无私探讨在极权主义制度里是不可能得到许可的，而对官方意见的辩护却成了唯一目标。在所有极权主义国家里，这些学科已成了制造官方神话的最丰产的工厂，而统治者就用这些神话来支配他们的子民的思想和意志。”（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５３页）

自由主义者对理想的态度。与反对思想强制相关的是，自由主义者认为按照先验的理想（那怕是最美好的理想）构建社会制度会带来空前的灾难。把实现某种理想、建立某种制度当成目的，而把人当作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不听取利益受损者的呼声和要求，这样做，不管所追求的理想多么美好，其结果必然失败。他们认为，任何理想和制度都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是人，是人的物质生活，人的精神自由，人的和谐相处。自由主义者主张政府必须价值中立，政府无职也无权去给予某一个价值以高于另一个价值的特殊照顾，这就是“政教分离”。

自古以来，人类文明就有两条主线。第一条线：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契约整合――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小政府――开放社会；第二条线是：集体主义――行政整合――计划经济――专制政治――大政府――封闭社会。千百年来，这两条线是不断地磨擦、碰撞、互补、融合，但从总的趋势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个性不断得到解放，自由主义不断得到张扬。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根基，它缔造了西方社会，也缔造了西方物质文明。而集体主义最辉煌的时代是缔造了曾经左右世界局面的庞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放在历史的天幕上看，中国跨世纪的这场争论是人类文明的两条主线在中国当前现实条件下的碰撞。我们可以隐约地看到，自由主义倾向第一条线，新左派倾向第二条线。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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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简单介绍了第一条线的概况，这里再简单介绍一下第二条线的概况。

与个人主义相对应的集体主义是怎样运作的呢？也就是说，在作决策时是怎样选择的呢？是选择黄油还是选择大炮？是修公路还是建工厂？这就由领导集团代表集体进行选择。集体选择必须有一个选择标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个标准就是价值判断。集体主义怎样形成共同的价值判断呢？他们是历史主义者。他们认为人们能够认识“历史规律”并运用这一历史规律来控制和计划社会的发展。历史规律所确定的未来就是人们奋斗的理想。符合这一历史规律的选择就是好的选择，就是理想的选择。历史主义者认为，只有首先判定历史的未来进程，才能有明智的政治行动。个人主义者是个人自由优先，他们不相信有先验的历史规律，不同意用先验的理想来约束个人自由；集体主义者是理想优先，为了集体的理想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

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强调集团或群体的重要性高于个人的重要性。如国家至上，民族至上，阶级至上。集体主义的思想来源十分久远。它可以追溯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认为：“部分为了整体而存在，但整体并不为部分而存在……，你是因整体而被创造，而整体的被创造并非为了你。”他认为，如果你不能为了整体而牺牲自己的利益，那么你就是自私的。在他那里道德的标尺是国家利益。只要是能推进国家利益的都是好的、善良的、公正的。只要威胁国家利益的就是坏的、邪恶的、不公正的。柏拉图还主张取消私有产，实行财产公有；取消家庭，实行共妻共子，众人过着共住、共食、共妻的生活。

我国春秋时代的“天下为公”、“克己复礼”，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是与个人主义相悖的，宋代朱熹的理学把压抑个性的理论发展到极致。“理”是一种先验的价值准则，“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朱子文集.读礼扎记》“理”在社会生活中就是“三纲五常”。朱熹提出“明天理，灭人欲”，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在“三纲”中，首先是“君为臣纲”，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这是中国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

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流是集体主义，它是以个人主义的反题出现的。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160多年以前产生在法国。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作为西方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有不少自由主义的内容。马克思说过，“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过，马克思把个人不自由的原因归结为私有财产，把消灭私有财产、实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改革目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社会实践已经证明，这种社会模式使个人自由被完全抹杀。只强调消灭私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强调个人的自由，我们称之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解。中国的老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理解。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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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是当今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由于西方社会的开放性，允许有与主流思想不一致的思想存在。这些非主流思想经常对主流思想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是一种社会制衡力量，是使社会趋于完善的智力资源之一。在批判资本主义时，马克思主义是最方便的武器。所以，西方社会的非主流思想有不少来自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有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的多种源流。近年来西方的非主流思想有：以葛兰西、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学派实际是现代马克思主义)，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以阿明为代表的全球化与依附理论，以萨伊德为代表的“东方主义”，以及种种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挑战的理论。其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重要的反主流的思想流派。“现代”是指18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它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主流；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对“现代”的反省和反抗，也是对西方主流思想的反抗。后现代主义以及与它相关的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人们统称这为后学。后学以及西方社会种种非主流思想，对西方社会繁荣背后深刻的社会矛盾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怀着深深的忧虑，其中确有不少精神财富。例如，阿明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那些先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据国际资源与权力分配的中心位置，而后起的现代国家只能处于依附地位，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压迫对象，从而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使世界两极分化。阿明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有着众多的信徒。

西方的非主流思想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当今批判中国市场经济现实的新左派，很自然地从这个理论武库中得到了现成的武器。当然，说他们照搬这些理论也是不公道的。他们是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现实。争论在于他们是否应用得科学、合理。

他们在争论些什么？

这场争论内容十分广泛，既有学理上的，也有实践中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状的；对中国改革前制度的评价，对20年改革开放的看法，对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对今后道路的走向，双方都有重大分岐。对中国目前社会现状的看法，改革20年以后中国社会现状如何？争论双方各有不同的评估。新左派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质变。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社会，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在中国的肆虐。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批判（即对左的批判）已经过时，当前的批判对象应当是资本主义，是市场霸权。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0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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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者认为，“我们认为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就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而言，和1949年建立、经历50，60，70，80 年代的社会和制度是一脉相承的，没有革命，没有断裂，没的质变。”（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他们认为，毛泽东晚年的极左路线，在社会主义名义下实行的专制、几千年的封建残余还在阻碍中国前进，对这些东西进行清理和批判是尚未完成的任务。是坚持继续批判这些东西还是阻挠这种批判，这种思想斗争还在继续。

新左派认为，目前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走向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模式，中国正在进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当前“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活动。”“80年代中国的启蒙思想所许诺的‘好社会’不仅没有伴随经济市场化而到来，市场社会本身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新左派满怀忧虑地问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究竟是谁在统治，是人民呢还是寡头？是权力呢还是资本？这是需要深思的。在全球化潮流下，跨国公司正在系统地、有步骤地剥夺世界各国人民的民主权利，正在把我们这个世界带向奴役之路。如果看不到这一现实的威胁，恐怕就谈不上懂得民主。“（韩德强，2000）

自由派认为，目前中国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正在从不合理的体制走向合理的体制，走向人类文明的主流。他们所说的人类文明的主流就是以英美为标志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对于自由主义立场而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再多再严重，也只能硬着头皮向前走，决不能走回头路，决不能返回衣、食、往、行都被人包办，种什么，造什么，卖什么都得等上级指示的那种日子。”（徐友渔：《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

对当前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自由主义者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20年的改革，已经在政府之外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结构，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可能是将来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雏形，在中国的社会发展中是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因此，让这种新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发展是一条必由之路。新左派认为上述看法是当今既得利益集团虚构的神话，他们认为，这20年所形成的不是中间阶层，而是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垄断精英，垄断精英是改革中社会不公正的既得利益者，是需要限制的、而不是应当鼓励发展的阶层。中国正处在十字路口，搞得好，就可能建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搞不好，就可能形成一个金权、家庭统治的新型专制制度。就像某些南亚和拉美国家一样。这是两派一致的看法。但是，新左派认为这种危险在于市场霸权和垄断精英，自由主义者认为这种危险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原有的权力结构，在于中国２０００年相沿成习的专制主义。面对当前现状，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制度创新才能走出困境，而制度创新的目标就是西方已有的“民主宪政”，但是，在目前的语境下，这个目标他们说不出口；新左派没有提出自己的明确纲领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1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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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公正问题的看法

中国改革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矛盾日显尖锐，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状况严重恶化，这些社会问题都是由社会公正问题引发出来的。中国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农民，在旧体制下受损最大，在改革初期得到了一部分补偿，而1984年以后，农民一直是弱势层阶之一，还通过剪刀差来承担改革成本。工人，在旧体制中没有得到足额工资（作为工资的另一部分――住房、教育、医疗费等被国家扣除下来由国家提供，而国家又没有足额提供），改革后通过下岗来分担改革成本。

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都承认社会不公正问题的存在，但对不公正产生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大相径庭。

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公正问题的根子在于没有得到改革的垄断性权力结构。中国的改革是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来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原来权力持有者及其亲属，就利用社会资源再分配的机会为自己谋利。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行政干预过多，“寻租”现象泛滥，是权钱交易的温床。依靠权力发财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他们还认为，改革开放20年以后，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上层建筑几乎没有什么触动。这是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交易的根本原因，也是继续产生社会不公正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强调要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其适应市场经济的基础，强调让公共权力退出市场减少“寻租”机会，强调建立对政府权力有效监督与制衡的政治体制。

新左派不仅批评自由派想“经由市场自然达到国内和国际领域中的公平、正义和民主不过是另一种乌托邦而已。”还把不公正的原因归罪于市场，归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归罪于过去多年强调的“资本主义的固有弊端”。他们认为当今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竞争造成的“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强者可以越来越肆无忌惮地对弱者进行压榨和剥夺”。他们认为，在资本和市场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已经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同时也是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问题的诊断。

自由主义者对此反驳说，当今中国的贪污腐化无一不是当权者在滥用不受制衡的权力违法乱纪，搞权钱交易，这和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没有关系，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和完善的法律体系正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武器。

新左派指摘自由主义者对借改革之名化公为私、大肆掠夺国有财产的现象保持沉默。认为自由主义者是垄断精英的代言人。

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只有自由才是实现公正的基本方式。真正落实市场原则（充分自由竞争，公开透明），就可以达到相对公正分配。从经济上来说，只有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保证自由交易，社会不公正问题就会自然减少。有的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在自由经济下，根本不存在社会公正问题。他们认为，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这本身就是平等的，公正的。既然道德的基础在公正，而公正体现在契约，所以等价交换就是公正。交换也是一种合作博弈，必然会产生合作剩余，即使是不等价交换，也是合作剩余在双方分配不均，但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26 10:10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