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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立坚, 1962年出生于上海。1993年4 月至2000 年3 月在日本一桥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2000 年3月一桥大学商学博士。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证券研究所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经济文汇》编辑。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以及日本一桥大学国际共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比较金融体系，国际金融，实证金融理论和开放宏观经济学。发表有:“金融脆弱性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中国案例”(《财经研究》，2004年第1期)、“金融体系的微观传导机制”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4 年第1 期)等著述。作者认为:当众多国家成为金融危机的发端者——美国的陪葬品，纷纷调整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及探索与美国的“错位发展”道路时，作为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国更应关注美国新的发展战略。他指出:从技术创新泡沫的产生、破灭到金融创新泡沫的产生和破灭的过程中，不难发现美国政府的“强国”战略贯穿始终，甚至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美国今天已经站上世界产业链上最能创造财富的两大高端位置:一是产品设计和研发所带来的“品牌”和“标准”创造的高端优势；二是财富汇集和管理所带来的“定价”和“风险控制”服务的高端优势。“创造”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因为后期要购买无法选择的生产投入“资源”而可能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支付美国开出的“天价。这些深刻的反思中，人们自然会要对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提出很多不满的抱怨和探索新的治国道路。

目录
(1)金融海啸会改变中美战略关系(第1－第2楼)
(2)美国的过度正是中国的短缺(第3－第3楼)
(3)采取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第4－第5楼)
(4)"金砖四国峰会"将关注什么(第6－第6楼)
(5)达沃斯论坛揭示中国“全球化”的新战略(第6－第9楼)

金融海啸会改变中美战略关系

作者：孙立坚

   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还在宣泄着它的威力，从前年个人住房信贷市场的危机演变成去年欧美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所导致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全面性的流动性危机，目前又因为企业资产负债表的严重恶化所导致企业债市场和商业信贷市场的债务危机。与其说目前是第二波危机的到来，还不如说从去年开始欧美始终没有走出流动性危机的困扰，因此，企业债市场的危机和今后金融机构的破产潮都是流动性危机的后果。所以，如何解决市场的流动性短缺将直接影响到基本面恶化的程度和规模。不管怎样，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群都陷入了深刻和痛苦的反思：

　　首先，美国金融创新能力的滥用，让广大“在过于复杂的投资技术面前表现出单纯和无力”的国内大众和海外投资者，完全失去了长期以来对美国金融体系的威力和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充分信任。今天，全球还在通过贸易的萎缩和资本外逃的方式在承担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所扩散的市场风险。

　　其次，美国推行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理念，在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下将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越推越深。尤其是当1999年美国技术创新引领世界经济的强国战略受阻后，美国的金融创新的急速发展又回笼了大量国际资本，而没有出现因为IT泡沫崩溃所带来的美国经济深度衰退，从而滋生和加大了美国大众透支的消费模式、金融创新滥用带来的泡沫以及不断膨胀的美元债务。于是，在缺乏国际共同监管和政策约束机制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失衡格局所隐藏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将是迟早的事情。

　　第三，从技术创新泡沫的产生、破灭到金融创新泡沫的产生和破灭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美国政府的“强国”战略贯穿了始终，甚至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正是靠着这种大力又大胆的扶持市场的政策比如住房政策、产业政策、货币政策甚至军事政策等　，美国今天已经站上了世界产业链上最能创造财富的两大高端位置：一是产品设计和研发所带来的“品牌”和“标准”创造的高端优势，二是财富汇集和管理所带来的“定价”和“风控风险控制　”服务的高端优势。“创造”就意味着世界各国因为后期要购买无法选择的生产投入“资源”而可能不得不通过各种方式来支付美国开出的“天价”；“控制”则暗含着在美国利益至上的前提条件下，美国政府会通过维护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来“左右”世界财富的价值。

　　总之，美国的这两大高端优势，形成了互相增强的促进效果。直到本次“百年一遇”的危机爆发后，世界才真正意识到共和党过去为什么采取了不断降息和减税的温和手段来“救市”的真正用意，也让人们越来越担心奥巴马的民主党在今天世界对美国越来越失去信赖的大环境下，会继续为了维护美国“至高无上”的利益，而去上演“以我为中心”的保护主义闹剧——有时会显得赤裸裸，比如，用国货，雇国人；但有时口头上也会高喊“拥护自由贸易”，可实际行动上却处处斤斤计较，与国外大打贸易战争。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11 08:3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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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从上述这些深刻的反思中，人们自然会对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提出很多不满的抱怨和探索新的治国道路。

　　首先大家都会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意义究竟何在？按照美国倡导的理念来解释的话，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得益最大，那么，为什么在全球化环境中爆发的危机，总是发展中国家受害最深。这次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对美国自身的影响远远小于其他国家在危机爆发中所受到的冲击。具体而言，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出现因为大量资本的外逃而让美国经济陷入一种不可收拾的衰退境地，相反，韩国、俄罗斯和东欧等国——这些接受“华盛顿共识”的优等生反而却因为国外资本利用自己开放的金融环境而大举撤出，造成了自己的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甚至连日本和一些欧洲发达国家也在叫苦连天——反思自己因为从投资和贸易方面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过于依赖，却无法摆脱这场危机的困扰，“无奈地”成了美国经济硬着陆的陪葬品。

　　其次，人们会探索摆脱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所造成的今天世界经济衰退的解脱之路。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美国“标准”和“市场”的依赖，已经使得美元的网络效应在全世界广泛铺开，而且错综复杂，互相之间密不可分。今天世界经济突然要想和美国模式“分道扬镳”，困难不可小视。这次，希拉里访华要求中国政府进一步增持美国国债也是美国政府的一种全球战略上的“优越性”表现——他们的逻辑是“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挽救中国经济自己”！撇开民族情感，她的建议可能真是出自美国政府对今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的“善意”。但是，希拉里不会愿意中国政府拿外汇储备去买断美国的“标准”、“品牌”、“定价权”和“风险控制权”等涉及美国核心竞争力的“宝贝”。所以，希拉里的建议即使能带来美国经济尽快稳定的效果，但它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和提高中国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因此，中美战略关系不能只建立在维护美元主导的单边货币体系的美国自身利益上。最近，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下正在开始进行有条不紊地展开，也是我们国家从单纯的贸易治国战略向高端的服务治国战略转型的一个具体方案。我们虽然不能过于期待它能够使中国经济立刻就能走出一条新的模式，摆脱美国经济衰退的负面影响，但是，它的战略意义和胆识却远远超过了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所留出的有限的运作空间。

　　第三，作为我们长期以来生活在出口导向经济环境的每一个中国公民来说，都在关心中美今后战略关系会向何处发展。我们认为，当世界各国都在调整对美国依赖的程度和探索自己与美国“错位发展”道路的时候，中国政府反而更应该注意美国的发展战略和中美关系的协调。因为，美国会利用自己的两大高端优势和目前依然发挥作用的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主动“告别”自己的过去，继续不断向上攀登，如果下次还是美国再次创造了新的“品牌”和“标准”，而且利用他们又给大众带来了更高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那么，我们的自主创新所支撑的“错位发展”战略，能否伴随人民币的国际化，接近美国所占据的两个高端优势，就将影响到中国经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如果从时间、成本和需求等因素上看，短时间我们没有把握做到立刻赶超，那么，我们就要十分注意美国制定标准的动向，比如，新能源、废气排放标准设定等，因为如果我们不注意伴随这种标准变化的商业动向和市场动向，相反，只管自己对原油、铁矿石等工业投入要素加大战略储备，并满足于现有的工业大生产模式，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因为美国主导的“标准”改变而使得我们的产品大量过剩，失去竞争力和财富创造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新能源产业的振兴计划可能要比房地产的振兴计划意义更为深远。

文章来源:「上海商报」(2009年2月28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3-1 08:0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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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过度正是中国的短缺

作者:孙立坚

提要: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已经让全世界意识到滥用金融创新工具的危害性，但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也是导致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无法摆脱制造业这一单一经济结构的原因之一。

　　最近，国务院发布了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30条意见。这次金融30条中，并没有像一部分学者所期待的那样，因为保就业和保增长而放松对产业结构的要求，这次新出台的政策依然再次强调要“限制对高能耗、高排放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表明了中央政府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坚强决心。那么，这里就带来了新的一组矛盾，原有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的调整具体就反映在要关闭这些不可持续发展的淘汰产业和相关企业的问题上，随之而来的失业压力不可能像央企那样从行政渠道去要求管理者进行内部调和，因为残酷的市场竞争已经让很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成本控制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针对产业结构调整释放出来的失业人群，政府一方面要为他们创造就业的条件和机会，另一方面，政府要从制度变革上，比如，信用担保、免征税收、投融资渠道创新上面，多为他们的生财之道打开方便之门。就业市场、金融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应该为解决结构调整和就业稳定之间的矛盾发挥更为有效和积极的作用！

　　虽然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已经让全世界意识到滥用金融创新工具的危害性，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对金融全球化时代对加强金融监管的迫切性和必要性的高度认识，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因噎废食——正是因为我们今天金融创新能力的疲软，才使得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摆脱不了制造业治国的单一经济结构，才使得我们在没有强劲内需的环境下只能充分去发挥自己要素价格的竞争力优势去争夺更多的外需，来支撑我们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于是，内部流动性过剩和外部被动的政府外汇投资方式(今天政府美国国债的持有比例还在继续攀升，不断创下世界第一的新纪录)使得我们现有的宏观经济状况不利于金融创新和风险控制，也不利于我国经济去承受像当前金融大海啸那样的外部冲击，更不利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取得公平有利的利益和风险的分配地位！

　　事实上，美国仰仗着自己金融创新的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培育了大批像比尔·盖茨那样技术创新的巨人，即使在他们最初的大学期间的创业活动，也会得到一批有眼力和有胆识的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家、天使基金的青睐，而且，他们利用美国成熟的金融创新环境和投资者之间进行很好的分工合作环境，从而实现了非常成功的“退市”计划，由此保证了后续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此起彼伏”，从不间断。这种靠技术、品牌和专利的大国发展战略让美国经济很快就占据了世界经济舞台上的霸主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利用自己不断成熟的金融环境和开放的消费文化，吸引海内外大批的投资者将自己本国的财富带到美国来销售和进行售后的资产管理，这也是造成今天世界经济严重失衡的起因之一，尤其是当美国滥用金融创新能力来支撑没有约束的消费膨胀模式的时候，世界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天，中国政府拿出了基于服务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的具体方案——金融30条，而不同于金融一体化环境中基于消费者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欧美所打造和主导的金融创新和金融竞争力强化的理念和发展潮流——结果因为监管模式的滞后却演变成部分机构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这样“定位”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借鉴了美国金融创新的经验和教训，努力解决由于金融创新不足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生严重制约的问题。

　　尽管全球目前对金融监管模式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由于对这场危机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何况危机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结束，所以，对金融监管的内容和范围也就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明晰界定。至少，大家都认为要加强信息沟通，减少这场危机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信息不对称问题所带来的危害性。中国也在思考目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挑战和机遇，在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模式的同时，我们又做出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拓宽国内市场投融资渠道、建立境外人民币离岸债券市场等各种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计划。

　　最后，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尤为重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市场能否健康的发展，而且，更关系到危机时期全社会是否能有高度的凝聚力来共度难关的抗险能力。具体而言，我们应该从这场金融大海啸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政府在制度设计、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和对外经济合作战略上，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比如，美国政府对其创新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的精心培育等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甚至现在我们已经逐步开始意识到在这场全球金融风暴中美国的大国发展战略缓解了很多本来应该它自己承担的更多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后我们在战略上也要非常重视“政府”和“市场”之间“亲和”关系的培养，而从战术上则要巧妙地解决好市场机制中时常出现的“效率”和“稳定”之间的冲突问题。

文章来源:「上海商报」(2008年12月19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3 08:5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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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2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教授做客和讯网，认为：美国和中国现在不适宜搞G2格局。他认为， 双边对美国的约束机制，即中国对他的约束机制和G20对他（指美国）的约束机制相比之下，G20对美国更有约束能力，而中国对他的约束能力可能会产生很多负面的效果，会增加我们运营的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说是陷阱，美国和中国现在不适宜搞G2格局。孙立坚：中国在世界经济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要， 现在尤其美国这方面，最近无论是学者还是业界，还是经济界都在关注G2的重要性。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而且这场危机当中，中国危机所受到的直面冲击，甚至和欧美不一样，并且中国经济正在通过政府积极的救市计划和实实在在的振兴计划在使经济好转。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有雷同的变化，所以，中国在世界经济的话语权越来越重要。  孙立坚认为：中国声音对改变美国货币体系敲响警钟。虽然现在超主权货币体系没有成为现实，但已经形成一个约束机制，要求美国立刻改变现有体系和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以及实体经济完全不是在债务基础上支撑起来，而是完全靠自己的勤奋、自己的努力支撑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就要面临着被多元化国家体系所替代，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今天中国的声音对改变美国货币体系是敲响了警钟，就是说他要好好干，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替代他。

采取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写在伦敦G20峰会召开之际

作者:孙立坚

    G20峰会之前，各国首脑都对如何抑制金融大海啸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表明了自己鲜明的态度。从他们的观点中可以看出，目前各国出自本国利益的考虑而提出的建设性方案，侧重点都各不相同，所以，要想在短期内达成共识，找到各国都可信赖的克服危机的方案，确实很难。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不要太过于乐观地去期待这场峰会真能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效果。但是，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如何表明自己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国际合作立场以及如何向世界阐明改革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经济未来可持续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样的前瞻性，都将成为海内外关注的焦点。

    尽管在这次峰会上中国政府即将阐明的国际合作的立场（王岐山副总理的多元化合作方式的提议）和改革的方案（周小川行长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很难立刻就被全体成员国一致认可，可是，中国“主动出击”的积极态势，会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承担起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大国责任”。我们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中国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中国市场”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那么，不远的将来，全球市场自然会接受中国政府在这次G20峰会上所提出的变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性方案，而且，一个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也一定会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而渐渐的取代现在由美元这样一个单一的主权国家货币所垄断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格局。

   当然，今天中国政府坦诚的建议可能首先会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因为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是今天支撑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的强大支柱，也是美国渡过当前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冲击的一道最后的防火墙。一旦国际金融资本找到了一个更安全的避风港，那么，他们大量的流出就会加速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从而让美国市场的瘫痪程度重演一出上个世纪大萧条时代的悲剧！所以，美国政府苦口婆心，向世界各国反复强调今天齐心协力的重要性。他们呼吁各国要帮助美国度过难关以恢复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化给世界所带来的双赢格局或者呼吁各国政府努力去改善自己国家目前糟糕的经济状况以减少人们对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的不信赖。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国际资本不会从美国市场大规模的流出，美国政府宁愿接受现在不利于美国经济基本面复苏的强势美元状态。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3 08:5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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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欧洲国家也感到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泛滥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为了不让道德风险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他们极力主张要加强对美国金融创新过程的监管，尤其是对那些垄断金融创新技术的少数精英层建立事后有效奖惩措施，以真正做到“收益和风险匹配”的公平原则。因为这是站在欧洲经济体角度上看问题，所以他们认为在这场风暴中自己承担了更多的风险，而美国因为它特殊的货币地位和金融创新的能力，却获得了超常的收益而转嫁了应该由他们承担的风险。直到最近所出现的高额奖金发放事件，欧洲依然对美国的监管体系表现出了极端的失望和愤怒。所以，这次峰会欧洲强调的是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要对现有金融创新业务实施系统性的监管。而对开创“超出”欧元范畴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议，并没有像新兴市场国家那样倾注较高的关注。相反，它们对中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张和能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方案，表现出了较大的疑虑。

    综上所述，这三种不同的声音（美国强调齐心协力解决市场流动性恐慌的合作方案、欧洲强调加强国际层面上的联合监管，以及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关心的对现有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在G20峰会上可能很难形成一种共同的声音。换句话说，如果不能形成“ 全球化环境下的问题应该通过各国共同、有效的政策合作方式来加以解决”这样的共识，那么，本国利益之上的救市方案很有可能会危害到他国的经济利益和政府目标的实现，于是，各种显性和隐性的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就会随着捍卫自己国家利益的市场力量的增大而不断加剧，最终，世界经济的复苏将会被严重推后，从而造成全球的救市成本日益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应该做好寻求“次优结果”的合作方案的准备。比如，在加大扶持美国市场的流动性（买美国国债）的同时，也应该不断向美国阐明和强调中国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切身利益。要让他们从内心认识到，没有能够带来双赢结果的合作是不可持续的，它最终给中美两国的经济复苏，都会增添不必要的交易成本。

   至于国际合作方式完全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有效手段。在这个问题上，有时，看上去退了一步，但事实上反而进了更大的一步。最近，我们注意到，美国政府开始主动顺应欧洲的监管要求，提出建立全球范围内的统一监管模式，这也看出美国政府也在寻找“次优”的合作方式，努力争取更多的支持者。而且，提高监管的模式，虽然看上去增加了美国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但是，因为美国强调得是全球统一模式，所以美国金融体系的相对竞争力可能并没有削弱，甚至反而会加强，而中国如果接受美国这种不符合我国国情的高标准，那么，我们银行体系的相对弱势反而会进一步加大，这更不利于作强我们的金融体系，也不利于我们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远战略的实现。

   因此，中国政府要充分利用G20峰会的舞台，寻找灵活多样的合作模式，争取更多和我们面临一样挑战的成员国的支持，让我们在G20峰会上的声音最为集中，最为响亮！从而为我们正在加快速度进行的自身改革（提高第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金融服务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所需要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的灵活性，可能比我们在峰会上过于锋芒毕露，一直从正面去强调自己作为最大债权国的利益，效果会更好些。

资料来源:「网易博客·孙立坚的博客」(2009年3月31日、4月2日)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4-3 09:0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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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三届新领军者年会(简称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大连举行，为此，一些媒体就会议的主题这两天对我进行了采访，下面是主要的内容，供大家参考。

达沃斯论坛揭示中国“全球化”的新战略

作者:孙立坚

【问】今年会议的主题是“重振增长”，会议将通过“五大议题”来探寻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模式：一是“去杠杆化”世界中的新型商业模式；二是绿色经济中蕴藏的机遇；三是重新思考亚洲发展模式；四是以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五是以创新满足社会需求。你对此有何评价？

【答】五个方面各有侧重，但释放的主要信息就是力图纠正过去世界经济失衡的发展格局，并探索下一轮健康有序的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模式。对中国而言，我们所面临的挑战除了和发展中国家一样的要素以外，还有自己的“ 特殊性”，那就是作为世界经济发展规模已经排列第三的大国而言，如何提高发展的“质量”和建立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匹配的增长模式已经成为我们减少日益频繁的外部贸易和投资摩擦和缓解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长代价（高污染、高能耗、高冲突的问题）时所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

【问】“去杠杆化”的世界会不会影响“全球化”的程度？

【答】我想不会。它是世界对“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影响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回归”。但是，在世界重新格局的变化中，也就是说中国在新一轮“全球化”布局中能否将自己的增长模式再上一个台阶，这可能是问题的关键。

    因为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这个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
    对上游产言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一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也得天独厚的享受到这种地位的优势，比如OPEC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家就能够从各国那里拿到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石油需求的订单。但是，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拥有了生产要素中的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比如，生产所需要的高端技术，低成本的金融资本，世人青睐的品牌，发达的资源交易市场（定价权）和产品标准的确立能力（微软视窗就是一个国际商务标准，不符合标准，就无法进入市场。日本电气公司 NEC曾经也开发过类似的标准，而且早于美国，力图与美国抗衡，但因为缺乏标准推广的市场而最终失败告终）等，比起单纯要素出口的国家，更具有市场竞争力和财富争夺的能力，所以，它能够从产品创造的全部价值中获取可观的大头部分。

    而处于中游的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可能只能拿到其中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像中国这样靠低廉劳动成本的优势获得全球制造业加工厂地位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虽然就业压力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所创造的附加价值是有限的，因此，人均财富的增长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政府为了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以及为了发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要素市场管制的战略,比如，金融抑制的方法辅佐经济增长的战略，也就是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或者油价、电价等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从而获得客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效率”所带来的财富效应，但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要素市场竞争力”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11 08: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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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服务”的高价值创造环节，它的繁荣与否与这个国家和地区市场培育的程度以及企业全球化战略运用的成功与否密切相关。处于这样的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所以，它同样能够在产品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财富分配效果。许多欧美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一直以来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时，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转也使美国金融市场站稳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

于是，中国在下一轮的新商业模式中，到底是继续留在“中游”发挥价格竞争的比较优势呢，还是利用这次“全球化”的新布局来加强自己自主创新、市场培育的软肋，去挑战欧美“垄断”的上游和下游产业呢？这需要全社会上下的共识和齐心协力的奋斗，更需要在“竞争残酷”的国际市场上拿出“智慧”、“勇气”和“实力 ”！

【问】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为我们下一轮的增长模式提供了怎样的经验教训？

【答】具体而言，在发达国家方面，就是要重新构建“信息披露制度、会计审核制度、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机制、激励相容的公司治理机制”，并由此推进和优化相关的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尽管其中的一些技术障碍和分歧目前依然存在（比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制度等），但是，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就会影响金融体系在实体经济中发挥所引发挥的正常作用，就会因为大众对金融服务的过度警觉和信赖的缺失而造成长期投资成本的上升和金融市场价格的过度波动。这也不利于储蓄的提高和资本的形成，不利于扭转过度消费和过度透支的失衡格局。当然也不利于欧美国家技术创新所需要的金融资源保障。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走出贫困的低谷的最好途径还是需要有效地利用好“全球化”的环境。当然，在目前欧美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如何尽快继续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推动贸易和投资活动有序健康的发展，已经成为决策部门苦思冥想的大难题。困难之处来自于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导致外部市场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在缩小，其次，各国政府都意识到在“后危机时代”，以前长期赖以生存的美元价值体系会不断“恶化”(最近“美元”相对其他主要国家的货币都在贬值，新兴市场需求庞大的大宗商品价格却在持续上涨，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而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体系能够制衡发展的另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也没有准备好（黄金价格近日节节攀升的其中一个原因，也可能就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反应），于是，发展中国家双边之间都在加大合作的力度以突破货币体系扭曲所带来的增长制约问题。这方面，来自“金砖四国”的挑战更为明显。当然，“后危机时代”发展中国家应该要继续吸引外国企业到本国投资以增强本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但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发展外资企业和本国企业的产业政策将会被更加重视，这是为了避免过度依赖外商投资造成危机阶段国民经济出现严重的“虚脱”状态。比如，在这次危机中，韩国、俄罗斯和印度等都有过外资大规模撤离所带来的苦涩经历。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11 08:4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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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亚洲发展模式是这次论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老师，你也长期关注亚洲的发展，你觉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中国应该在其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答】目前金融风暴对东亚的冲击，尤其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影响是集中在实体经济部门，首当其冲受到负面影响的是支撑东亚高速发展的出口增长，其次就是被牵连的企业投资。消费和政府支出一直以来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保障体系的匮乏，政府财政的巨大压力，以市场主导的发展理念，甚至亚洲传统的文化，都无法使它们成为替代外需的主导因素。

    亚洲经济和金融改革的很多模式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和“美国市场模式”的推动下展开的，虽然由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政府为支持产业发展所实行的金融监管模式使亚洲没有像欧洲那样出现金融体系功能崩溃的局面，但是，东亚各国外汇储备保守的投资方式（大量持有美国国债）和由此带来流动性的恶化后果让亚洲各国深深地感到强化金融创新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这里就产生了深刻的迷茫：一是美国的金融创新模式产生了巨大的裂痕，亚洲该怎么走（如何处理好“监管”与“创新”的关系），很多亚洲的经济学家都强调要加强金融创新过程中的透明性，但是金融创新的信息生产成本会不会因为透明度的提高让财富掠夺的竞争对手“搭了便车”；为了保证金融创新的活力，培养一批能够肩负高风险的企业家和投资家，如何设计一套与美国现在所为股权激励模式完全不同的奖惩模式，从而弥补亚洲金融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以至于过多依赖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制造业的弊病，另外，全球化事实上带来了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亚洲今后如何保证健康的合作，还是自身发展内需主导的“自立” 模式？等等，这些都是亚洲目前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事实上，亚洲之所以在美国引发的金融大海啸中不能做到独善其身，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美国主导的货币体系。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金融创新能力的滥用支撑了美国信用膨胀和消费过度的失衡格局，美元结算和世界产业分工不断进化的结果——东亚制造出口（石油美元也同样）又加剧了美元财富回流美国的流动性过剩状态。于是，导致了全球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因为本国的财富与美国市场紧密相连从而承担了这场危机时候所扩散的风险。而且，越来越让我们感觉到“收益”（前期出口带来的好处）和“风险”（后期经济硬着陆和外汇财富缩水的弊处）的严重背离。“开放”所带来的全球双赢的结果和经济“失衡”所带来的痛苦与无奈交杂在一起，这让亚洲产生了从来未有的发展的迷茫和探索未来合作的强大动力。

    中国今天奋起阻击金融风暴的决心和力度让世界看到了希望，更让亚洲各国对未来发展产生了乐观的预期。尤其是中国政府目前为了摆脱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所产生的尴尬发展格局，正在加快金融创新的基础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也成了今天亚洲各国学者间热烈探讨的话题。基于作者这段时间来对亚洲金融合作模式的反思和研究成果，我们提出了亚洲除了防范金融危机的“被动合作”模式以外，还应该为亚洲财富的管理和增值创造积极的合作投资模式。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目前尚未形成，以人民币作为世界货币或亚洲货币来替代疲软的美元和欧元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还有一定的难度。但是， 考虑到亚洲已经拥有全世界约三分之二的美元资产，我们提出了向人民币国际化（或亚元模式）“目标迈进”的亚洲“美元离岸市场”和“亚洲共同基金”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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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ZWJ

所谓“亚洲美元离岸市场”，也就是亚洲主要发达国家应该加强金融合作开展亚洲美元的离岸业务，通过一定监管模式和区域金融合作模式的建立，允许一切优质企业发行美元为计价单位的证券，而亚洲制造企业和国家主权基金可以根据需要自由的购买这些不受美国政府控制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美元资产的运作效率。他与美国国内（在岸）市场的最大区别是不受美国利益至上的美国监管模式和宏观政策的严重影响，由亚洲自身来监督投融资的行为，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委托代理成本。再也不用担心本国财富寄放在华尔街被无辜滥用的可能性。对于中国而言，更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业务”，提高金融产品的开拓能力，熟悉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的状态，培养一批自己信得过和能够有效监管到的高端金融“人才”，甚至让中国的老百姓能慢慢建立起适应风险并能融入国际规范的“金融文化 ”，这样所创造的金融生态环境恰恰是未来人民币完全国际化（或亚元经济圈）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为了增强美元离岸市场的流动性和加强主权基金的投资效率和公司治理能力，我们可以让各国政府“出资”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构成一个“基金池”（称之为“亚洲共同基金”），形成一套利益和风险配套的共享原则，并在各国有序不乱的轮流管理下进行更广范围的财富保值和增值的投资运作。不再是紧紧拿出自己的财富，去帮助危机国渡过难关的那种过分强调资产的流动性的被动运作方式，比如只能买美国国债等，而且也能绕开很多阻碍正常投资的非经济因素。真正让亚洲各国带来“双赢”的效果。而且，亚洲共同基金投资的良好绩效反而能进一步加强亚洲为防范金融危机的货币合作实力，再也不会出现韩国对亚洲目前的合作模式缺乏信心的问题。中国应该主动在这方面和亚洲各国政府、业界和学界开展积极的沟通和合作，为未来人民币的全面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区域功能发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问】最后，你能否跟我们说一下在目前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怎样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活力，让政府用来救市的“输血管”转变成企业和消费者自身健康“造血”的良性循环机制？

【答】中国是政府主导型的模式，产业政策先行。即政府先定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之后财政政策进行扶持，而后企业受惠。受惠企业往往局限在一些国有大企业上，这些企业比较容易得到资金。中小企业距离政府部门比较“远”，很难拿到资金。尽管中国这种政府主导模式启动快，有时效果也很明显，但是造成的同构现象（比如，各地纷纷搞新能源、生物技术等等）、恶性竞争（破坏质量、破坏价格）、寻租行为等结果，使得创新成本太大，而作为主力军的中小企业往往排斥在创新门户之外，即使受益，也要在国企的“搭桥”下获得项目投资的机会和有限的资金补偿。显然，在危机之下，中小企业由于以往定位的产品附加价值偏低，而新增投资机会又少，所以，抵挡不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于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会发生——由于民营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向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严重不足，必然就有可能导致“社会资金错配”、虚拟经济“虚假繁荣”的危险局面（人人都来抢吃“面包”，但做面包的人却越来越少，总有一天大家会因为这里的面包“代价”太高而纷纷撤走资金，从而造成像日本泡沫崩溃那样的悲剧）。为此，中国政府要思考多元化的发展模式，既可以给一部分大企业一定的资金以进行内部创新，也可以发展美国那样靠外部市场的创新机制以扶持大量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因此，在这方面我想对政府说，中小企业在进入创业板的时候应该“宽口径”审核：国家可以根据专家的报告指定产业发展方向，让更多从事相关行业的中小企业能够进入创业板，哪怕有些企业没有太大的资信条件，哪怕它有的只是隐形的资产，只是一张设计图纸，也可以让他进入市场融资平台。至于投资者愿不愿意把钱借给他们，要像美国一样通过市场选择，通过大量的专业化的团队，让他们在大批的企业当中挑选精英。但是对投资团队要严口径，要严格审查投资者的资质，不要让投资团队中夹杂大量的散户进入创业板。日本就是一个失败案例，它们的纳斯达克在2005年关闭了，当初成立是为了给中小企业融资，但后来这个市场中充斥的都是投机资金，大量散户冲进这个市场，把股价炒得很高，让很多没有增长潜力的企业也能够轻而易举地进行融资圈钱，最后一些好企业反而被赶出了这个市场，这是非常糟糕的局面。创业板需要有慧眼来识金的投资团队进来，而让大量追涨杀跌的散户进入这个市场的话，会导致新生的创业板走向歧途。所以，中国要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定要在投融资的“准入门槛”平台设计上有所突破，让真正的金子在独具慧眼的淘金者面前闪闪发光。

出处:「新浪BLOG·孙立坚的经济学感悟」(200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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