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kachou

谈新闻评论的"言之有物"

(人民网)

2008年11月14日

（转帖）

　　作者简介：王多，男，36岁。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新闻传播学博士后。现任上海解放日报评论员，主任记者，已经发表新闻评论数百篇。其中独立撰写的新闻评论《媒体自身也要讲荣辱观》获中国新闻二等奖；此外还曾获得上海网络理论宣传优秀成果奖等多项奖项。所写言论文章，多次受中央领导的批示表扬。

　　写新闻评论最重要就是“言之有物”。当然，不只是新闻评论，其他新闻体裁，推而广之，天下文章，都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言之有物”。然而，这个最基本要求，听起来简单，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来，却相当的难。

　　传媒每天要“生产”数百篇新闻评论，但并不全都真正有价值。原因何在，就是“言之无物”。这些评论讲的无非是大道理、老道理、旧道理或者空道理，泛泛而谈，言而无中。曾经看到某报一篇关于2008第一场雪的“灾后”言论，通篇抒情，全文唱挽，提不出观点，讲不了道理，绕着毫无内容的抽象感情，一唱三叹，大有“言之无物”的另一附属品——“无病呻吟”之感。

　　这就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新闻评论的“言之有物”这个话题。许多新闻同行们都说自己写的文章有东西，是言之有物的。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有东西”呢？这个问题大家认识就模糊了。不能说你陈述了一个事实，一种观点，一条信息，就是“有东西”了。可以想像一下，一个一挑即明的事实，一种陈词滥调的观点，一条众所周知的信息，这些算“有东西”吗？显然不是。在我看来，这等于言之无物。因为这些事实、观点或者信息，说了等于没说，内容含量基本为零。

　　这就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言之有物的“物”？如何让这个“物”有内容，有含量？ 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弄明白，新闻评论的这个“物”究竟是指什么呢？提供鲜为人知的信息

　　我觉得这个“物”首先是指“信息”。信息的概念还是非常宽泛，我们说得再具体点，比如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件生活中别人未经历但却能感同身受的事件，一句不为人熟知但印象深刻的话语，乃至大家都不太知晓的新闻背后的故事等等。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信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它是“新鲜”的。它对于多数读者来说是不大知道的。换言之，信息首先提供的是知识性。如果我们提供的信息没有知识性，没有“新鲜性”，就会产生“言之无物”的现象。

　　许多人会认为，新闻评论的特长不是提供信息。提供信息那是新闻的事儿。其实，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实际上，新闻评论也可以提供信息。而且由于新闻评论提供的信息直接为观点服务，往往会给人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在这一点上，评论比新闻更有优势。

　　举个例子来说。2005年，全国各家媒体大量报道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媒体有许多选题、策划，可以说进行了铺天盖地式的“轰炸”，但是说实话，不少媒体都重复的是我们曾经熟知的信息，有的甚至就是中学历史课本的翻版，翻来炒去，淡乎寡味。但是有一则新闻评论，却在众多的报道中给了人以不同的信息，让人印象深刻。

　　中国青年报曾经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它指出地雷战离不开农民兄弟，但地雷战更离不开爱国知识分子的重要贡献。作者用公开发行的出版著作，索引钩沉，校对史实，一步步勾勒描绘出了地雷战中爱国知识分子群像，并对他们的爱国奉献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给读者以心灵深处的巨大震憾。

　　文章指出，地雷战确实史有其事，在根据地反扫荡战斗中也对敌人构成一定威胁。不过这都是在相当部分的爱国知识分子进入根据地，帮助游击队和农民兄弟不断提高地雷制造技术后发生的事情了。事实上，在地雷战的背后，还活跃着一支爱国知识分子队伍，还映射着一幅爱国知识分子群像，还屹立着一群爱国知识分子英雄。清华教授叶企孙联络了炸药、雷管、引爆装置、金属耗材的来源。以清华物理系毕业生熊大缜、汪德熙等为技术骨干的爱国大学生，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深入艰苦的冀中根据地，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潜心钻研并完善地雷制造技术，不断增强地雷的稳定性和爆炸威力，配合根据地军民沉重打击了敌人。没有这批人，农民兄弟自制的土地雷，威力小得连伪军都唬不住；有了这批人，军民合力可以把日军的火车头炸个底儿朝天。这些在吕正操将军的回忆录里多有记载。

　　一篇评论，我们看到了另一个“地雷战”，一个有点不大一样的“地雷战”，一个改变了我们印象中的“地雷战”，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地雷战”——这就是信息性，提供了不大为我们普通人熟知的信息，增长了我们的见识。这样的文章，看了有收获，长知识。这样的文章，才称得上“言之有物”。

　　再举个例子。2006年时候，有一条非常热门的新闻——“哥德堡号的中国之旅”。这条新闻在当时炒的非常热。其实所谓文化热、友谊热，背后不过是商业热。在广州，为迎接哥德堡号的到来，举行了为期4周的“全城狂欢”嘉年华活动。在上海，许多人花上数百元，为的就是登上古船，到此一游。

　　但是，哥德堡号策划方和相当部分的中国媒体“遮蔽”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哥德堡号隶属的瑞典东印度公司，正是西方众多东印度公司于18世纪中叶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始作俑者。早在1767年，瑞典东印度公司就向中国广州发送了150多箱鸦片。

　　不过这150箱鸦片，不是哥德堡号运载的，事实上，哥德堡号航行3次就沉没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哥德堡号和瑞典东印度公司历史上的“道德高尚”。当广州和上海的媒体为哥德堡号的到访宣传造势时，当我们的民众都为“友谊之旅”和“文化之旅”欢欣鼓舞时，历史的真实，究竟能容身何处呢？不过还是感谢某篇公开发表的新闻评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察现象的视角和不一样的新闻信息。至少在我看来，这样的新闻评论的价值，要比那些喧嚣的新闻报道，含金量高出不止一点半点。

　　展示与众不同的观点

　　除了信息，“言之有物”的“物”，还应包括观点。这里的观点还是指与众不同的观点，超越一般见解的独立思考。如果你提供不了新知识、新信息，那么你可以提供新观点、新思想。

　　有些人总是说，哪有那么多新思想？这种说法本身就有问题。许多情况下，不是没有新思想，而是我们根本就没去想。当然也有一些情况，囿于我们的立场、知识结构、价值观或利益取向，我们根本就没有“生产”新思想的能力。

　　还是举几个例子来说说吧。2005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所有的评论都浓墨重彩。但是在众多的好评声之外，我们听到有一个老农民通过网络媒体发出的另一种声音。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国家取消农业税，农民负担表面上轻了，但农药、化肥、种子等农用物资开始涨价，农民负担实际上有所加重。以前乡干部们经常到下面来催款，现在税没了，他们也不来了，服务也没了。希望国家政策要配套完善，不要让好政策达不到好效果。

　　这位农民朋友的感言来自于生活体验，很质朴、很真实。其实从学理上可以得出同样的观点——减税不等于减负。这种观点咋听起来，似乎难以让人接受。但生活的逻辑并不会和人开玩笑。生活远远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取消农业税，取消的是农民的税收负担，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客观上又增加了农民“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在供给不变的前提下，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必然上扬。在免税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免了多少钱”这个层面，还要看到“免税怎样改变人的行为”这个更高的层面。

　　2006年的时候，我曾经用“机会成本”的概念来解读“银行排队”的公共议题，当时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现在两年多过去了，股市的表现越来越差，越来越多的人又开始在银行排起队来存钱了。而最近又有消息，各大银行开始对银行卡收取年费了。即便如此，如今我们似乎很少听见两年多前对银行的山呼海啸般的抱怨声了。是银行的服务更好了吗？不见得。是百姓的素质更高了吗？也未必。

　　当股市赚钱的神话越吹越大时，人们拼命地把存款从银行里搬出来进入股市，晚一步就意味着少赚多少钱！银行排起了长队，巨大时间成本背后是巨大的利益损失，所以大家合起来痛斥银行，打的旗号是 “银行服务太差”。然而，当股票、证券市场表现越来越差时，大家拼命地把资金从股票账户向银行账户转移，图的是资金安全，求的是“落袋为安”。为什么这个时候，人们不再抱怨银行排队了（至少没有演变成激烈的公共话题）？现在的银证转帐制度确实方便多了，但更重要的是，此时此刻即便排队，即便耗费大量的时间成本（漫长的等待），也可以保证资金的安全转移，说到底，保住了自己的既得利益。

　　同样，当利率上涨，股市低迷，当国库券等政府债权形式替代股票成为紧俏的投资首选产品时，再回想1994年经济软着陆时，银行门前同样长队如龙，为什么也没有听到诸多怨言呢？至少没有形成汹涌的公共议题，没有形成对银行服务剧烈抨击的一边倒式的“意识形态”呢？

　　许多不同的思考会给人不同的感受。新闻评论的观点并不一定能说服人。当然，如果能服人，那就再好不过了。关于说服人的问题，我们放在以后探讨。我觉得，新闻评论重要的是呈现不同的、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让思考有对撞，让思想有交锋。让人们看到不同的态度、思索、立场以及观点背后的动机，从而影响人们的思想，改变人们的看法，调整人们的行为。当然，有价值的观点，并不一定受欢迎。受欢迎的新闻评论，也不一定有价值。这个辩证关系需要深切体会。如何拥有第三只眼

　　能不能提供新信息，能不能生产新观点，这对搞评论的人的能力提出很高的要求。言之无物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前面讲的认识上的不足，或者说对“物”的认识不到位；另一方面，还是我们言之有物的能力不足。

　　搞新闻评论，思辨认识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很重要。这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第三只眼”。关键是如何才能拥有这第三只眼呢？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修炼。

　　第一，丰富的社会实践能力。一线的新闻记者社会实践经验都很强。不过，我这里所说的社会实践能力，不是简单的社会阅历，或者社会交往能力，而是指深刻而细致的人生体验。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自己的时评文章其实并不适合年轻人看，30岁以后的人也许才能稍稍读懂他的文字。鲁迅有一篇著名的雄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对于许多没做过父亲的人来说，要理解文章要义是相当困难的。而实际上，对于即便已经做父亲的人来说，如果对父亲角色体验不深的话，也同样无法理解鲁迅的很多观点。这充分说明了建立在社会阅历基础上的人生体验的重要性。

　　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对取消农业税提出质疑的老农民，他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亲身的社会实践。同样，如果你是兰州牛肉拉面的生产者，那么你就会对2007年初兰州市政府对牛肉拉面的限价令十分反感。这不只是个立场问题，只有做拉面的人，才能深切感受到限价令对市场的严重破坏。

　　在媒体上写评论痛斥月光族、啃老族的人，很可能就是正在被月光族、啃老族吸干啃光的上一代人。这不是个立场问题，而是个经验问题。从福利分房到按揭购房，上一代人与这一代人经历着截然不同的“为房子而奋斗”的人生道路。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本来就是收入上的弱势群体，同时还要面对结婚、生子、家庭建设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只有感同身受，我们才能对上述现象，做出超越于单纯的情感价值判断，更合乎生活逻辑的理性观点。

　　第二，深厚的学识积淀。地雷战中的知识分子英雄，哥德堡号的“贩毒”经历，这些需要多读一些书，多一些知识的积累。真正有学问的人，学识渊博、学养浓厚的人对问题的看法一般不会流于俗见。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政策被认为是解决贫困人群住房问题的一剂良药，但稍有学识的人都知道，这些政策同样面临着公平与效率之间的权衡取舍。而且地方政府如果不开辟额外的土地供给来源，经适房政策的结果很可能是大幅度提高房价。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收税，财政收入必然增长。但熟悉经济学中拉伐曲线的人都知道，那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某些时候，恰恰是税收得越多，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越弱。没有深厚的学识，是无法理解宏观经济调控的要义的。去年出台的物权法，有一个对阳光权的保护规定。有点学识的人应该知道，阳光权表面上看是个法律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经济问题。重要的不是对阳光权的保护，而是对阳光权的补贴。在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中，认清楚这一点尤为重要。

　　第三，深入的思辨认识能力。即便读万卷书，即便行万里路，如果头脑没有深入思考的能力，辩证分析问题的能力，那也不过还是两只眼睛看世界而已。我觉得对我们从事新闻评论工作的人来说，同样如此。至于对“取消农业税”的不同认识，对“银行排队”的另类见解，这些取决于知识积累基础之上的思维功力。当然这些均非一时一日功，需要历久的磨练。总之，要想做到听起来简单、说起来容易的“言之有物”，还是要多学习、多体验、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