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如果从张之洞1896年创立两湖高等师范学堂{今武汉大学}算作我国近代高教的起点[5]，一百一十五年来如无反复折腾，我国的大学应该进入了成熟期，可以有些传统和特色了。可惜至今人们还只能从官方划定的等级来判断大学的差别。众望所归的大学少之又少，否则，那所仅在抗战烽烟中存在了8年，已经散伙63年的临时大学-----西南联大何以成为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公共话题？这本身就流露出社会的悲剧意识。君不见，现实中中存在的大学们纷纷张扬多少年校庆，时效和影响那么短暂而有限。纪念碑建在器物上和建在人心里就有差别。学人追忆西南联大是怀旧抑或暗叹今不如昔？遥想当年京津名校的师资在国难中一分为三。钱玄同、周作人等留在北平，林语堂等流落西安等地，流离在昆明的不足北大清华南开师资的一半。谈领导力量，当时北大校长为抗战大计游说于欧美，南开校长张公伯苓先生在四川开办南开中学。只有那位出身南开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一人主持校政，跟今日各校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与雄厚的师资比较是无过之而只有不及。梅先生后半生流寓异国，其本人的能耐也就能在美国的私宅中管理清华的海外校友基金。不同时期的国立大学奈何如此不同？差别就在办学理念与管理体制。在当年的特殊环境里，西南联大有较多的办学自主权，国府机关的照管或干预较少才有了西南联大、燕京大学的一度辉煌。

　　俱往矣，当今我国大学众多，政府的投资与过去相比更不可同日而语。可党国的钱款被用来建造大楼，制造“大师”；加官进爵，高薪养爷。官方管钱、管任命干部、管思想、管学术。人事部门以全国共用的标准认定导师和教授头衔；最高主管机关用同全国通用的表格来评估众多的院校。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一脉相承。这大学想不千校一面都不行！校长们只能“江郎才尽”。办无特色的大学无异于简单的重复投资。各校的外在规模求大求新，为此不怕债台高筑。据说现今很多高校平均欠国家银行贷款近三亿元。有人担心我国大学是否会像当年的国企大量倒闭，但愿是杞人忧天。

　　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大量的世界一流大学。据我所知，美国大学要获得社会名望与公认的特点有个要素，教学课程的特点，科研资源和条件、所培养的人才的档次与成就。专业人士和校际间互相认定不且竞争。很重要的是“挑战性课程”chellenge[6]，我有你无，形成自己教学特色和独特的研究领域。我们也建重点学科，但受主持者的内因和外部生态的影响大都没能达到“挑战同行”的高度。常见的“X级名师”、“精品课程”是课程建设等常规工作的必备环节。既然这程序大伙儿都得有，蜀中无大将，廖化得充充。与建立“独有、超群”的初衷渐行渐远。而认定的要害又是万能的长官意志和那大于王法的人情。这种评定只对学校的名声和专家们个人的进身之阶具有标签意义。真正让学生感叹“此课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次听”的名师少之又少。“著名”之类的廉价头衔多，有真知灼见，传道，能影响学生终生者、授业让门人名满学界，扬名天下者更是凤毛麟角。故曾有人解嘲：何谓博导，一驳就倒。学生选教师选课程的学分制、导师制不敢亮相就知庸师众矣。教育的投入与产出，学界的名望与实绩间巨大的反差证明当代高校病得不轻。

    今人谈及大学校长，百谈不厌的首推蔡元培先生。其实蔡在此任上不足三年。与西尔维纳斯.塞耶将军担任美国西点军校校长17年相比：二者均系国办大学，都是政府任命的校长。后者不过是该校1808级学员，在欧洲考察学习军事之后于1817年，32岁时便主持校政，制定严格的入学与毕业标准，增设专业课程，建立军校的“荣誉、责任、国家”等道义[7]和价值取向。此一标准和原则成为美国军校的传统并延续近两个世纪。以蔡先生晚清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光复会的发起人、辛亥举事后南北和谈的代表、民国元老的资历，其新学旧学的功底，中西方的社会声望，治理北大尚且举步维艰，难以为继，建树也是旧时楼台，昨日黄花。中国历史没给蔡先生这位近极少能被人记起的大学校长以时间和空间。五四运动后仅数月，学生就因考试卷制卷费些许小事与校方争执，蔡愤而离职。人走茶凉，他所厘定的治校新法也随着革新者的离职而“流水落花春去也“。为后世所重者主要是老先生“兼收并蓄”的办学理念和用人之道。他为聘陈独秀掌文学院，不惜屈尊到大栅栏旅馆坐等三次、近似三古茅庐的佳话；能诚邀有荷兰血统，精通西文但心性甚高，偏执清规的辜鸿铭先生和林纾先生等执教；敢请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主讲印度哲学，在中国此举可谓大家风范，但今天不可能再有这种校长，诸多的政策和条律的限制非国立大学校长所能突破。前几年北大和上海高校试想废止职称评定，终未能成。即使成了碰上工资调整也会夭折。蔡非不如维纳斯.塞耶校长，乃是我国官学体制所困也。今日校长非不愿有为而苦于体制不能为之。耶鲁大学著名的“校董会不能住校内，校长不治校”，校长在最矮旧的小楼办公的传统不光使其居于名校之列，还为美国诸多大学仿效。官学与私学的得在此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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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高校颇为时行套用流水线方式批量生产博士硕士。学位制度起源于西欧17世纪，最先是法国，但把学位学衔系列化、泛化的始作俑者是美国。那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为吸引世界人才，也确实得到了好的效益，国人对此尝以实用主义相讥。美国大学类别分明、各有特点和传统，至少没有官方的一刀切、齐步走。招生的决定权多在导师而不在部处等行政机构，更没统考和国家线。只以美国人重视个人声誉的行事准则作底线。这都得利于美国宪法规定教育乃地方事务而没有国立大学。官方对独立办学干预较少，更多的是平等竞争。西方尽管也没少出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但其主流的声誉基本被世界认可。笔者曾于1977年报考我国首次招收的研究生并于1978年5月5日参加笔试与复试。记得当年计划招6000人，年龄放宽至40岁。1937年后出生的考生相聚一堂。我前后座的两位"同年”均出身于北大1966届，叶攻化学，周学生物。那时“往届”的时限之宽可与历代科场相比。而今增至每年46万。招生人数32年长了近80倍，但章法套路依旧。

　　我国大学的收费偏高而且没差别。1998年并轨之前，基本执行基础教育收费，高等教育不收或象征性收取的旧制。随着产业化的观念出台收费一路走高。不觉中又偏离国际轨道，露出了自身的马脚。不妨参考两个数据：美国大学收费差别甚大。1990年代以私立哈佛大学最高，每人每年学费约16000美元，最低的地方性大学每年仅收40美元，高低相差400倍。当时各州的贫困保障线为16000-32000美元[7]。一般人不致因无学费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被视为受教育机会的平等。另有资料表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京沪等地的私立大学每年每生收费约为一个普通工人三个月工薪, 教会大学稍低，国立大学更低，仅为两月薪水。现今公立大学收费一哄而起，都高于民办高职院校，学费约在5000-10000元，三类本科更高。几乎是一个中等工人大半年的工资，比最低月工资高出8-12倍。超过了美国和民国时期国内大学的标准，尤其超出了中下层社会家庭的承受力。幼儿园有时比大学还贵，中学的择校费由于各方的利益链动辄两万三万，更加离谱且屡禁不止。虽然一对夫妇多数只有一个孩子，但择校和上大学都很感困难，得靠祖辈数人资助。国人重视子女教育，但这种消费心理能持续多久？大学能否可持续发展？社会公正何在？社会能否和谐？政府对此极为关注，采取了指令限价和银行无息贷款，号召社会捐助等理论上可行的诸多办法，可尴尬局面却每每出现。教育投资大幅上升但高校学费居高不下，而提供的服务未必比先前优质。

    今日大学聚财造了大楼造大师, 大批有文凭少文化的产品被造出。我国已变成“文凭社会”.而不是智力社会，显示出少有的文化浅薄与浮躁。高校的人文关怀与精神熏陶甚少, 学术氛围稀薄。拥有博士、教授头衔者抢占行政岗位，在自构的食物链中占尽先机, 独享政府高官与专业人士双重权利 。在封闭运行的化外之域, 其权力罕受钳制。闻已有十余名此类权势者因腐败下狱，但高校权大于学的官本位体制未变。去年报载深圳40名教授竞争1个处长名额。沿海大城市尚且如此岂不令人扼腕。社会上为竞争公务员的几个职位，考场是“硕士满礼堂，博士一走廊。待遇杠杆指向何方不言而喻。教授薪金名义上高于处长半级，这班人所以舍高求低，深层原因不是愚蠢无知，而是受权力崇拜传统驱使，被现实官员的特权所诱惑。可见社会价值体系不变，再高学位、高职称的个人依然是旧式人物，于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甚或还是阻力。

　　当前高等教育的人才评价系统存在5个缺陷。教师中令人愁煞的秋风秋雨一类的前代虎狼之士已春光不再, 但吃狼奶长成者仍执牛耳，冷战思维根生蒂固，此一患也。名实不符的职称制度，大学人才仅分4等， 淡化了教师的师德，学养，能力和实绩, 导致了职称的异化。旦有一纸文凭、两三篇职称文章、一次职称外语考试成绩便立马获得教授顶戴、博导的花羚甚或院士的爵位且终身受用。职称给此类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每年仅以多获利三万元计，一生就价抵九十万金。由杂志社把关的一篇垃圾论文的含金量可能远胜国宝级文物和诺贝尔奖金，是为二患。上峰评估看资料, 考查师资数文凭，看科研成果翻统计表和杂志所载论文名目，唯独不看所出门人弟子是何等次, 社会作何评价。名实不符为第三患。钦定的掌门人为官一任已足, 哪管身前身后名。错借产业化管理的报表制度，硬性制定专业人员三两年内必须发论文的铁律, 因此有中科院高能物理所那位王姓的博士后因三年没发论文受不了降职称降薪、搬出原住房的虐待愤而自尽。

　　马克思写出巨著耗时19年，更遑论居里夫人和霍金等人数十年潜心探究方抵峰顶。马克思如生在今日中国要被解聘低聘6次，霍金如在中国大学任教，瘫痪近半个世纪该扫地出门久矣。古语“十年磨一剑”已成旧事，数精英人物，还看今朝。我国高校容不下持之以恒的志者以致与诺贝尔奖无缘。这种浮躁是第四患。数年前某名校的 x良山，力不能标注文言却大讲《老子》，写的满篇皆错的歪书竟由某院士包装在某省获奖, 直至被香港学者戳穿。京沪名校教授剽窃的跛行屡见报端, 斯文扫地。近乎淫词的一孔之见借助主流媒体泛滥。60年前黎东方先生在重庆以民间评话讲史，受众很少，而今话语者占国家资源为我所为一己私利随意打扮历史这个小姑娘{9}。既缺乏学术功底也无新论。大好平台不是用来刷新民智而是传布宫闱秘史来个人敛财，委实可惜。大学无虑肩负传承民族文化之责而随经济浪潮颠波。大言市场需求什么办专业。无视教育规律导致培养目标失误是第五患。”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民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游击战略与文化积累和传承怎能兼容？大学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与市场需要同步。这是高等职业院校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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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旧观念使高教陷入迷涂的还有“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儒家信条。它使家庭的教育投资进入误区。时下录用公务员的学历门坎为“全日制四年制本科”, 这一狠招胜过政府千百次督办高职院校的官文。这门槛的实质是文化歧视和社会不公，直接效应是使本科大学高歌猛进，高职院校顾影自怜，终有今日的技工荒。报载长安集团前数年招聘技师年薪六万, 与教授工资相平；广东更达15万年薪, 令十分看重货币的博导们汗颜。二十多年前本科生俏不可得, 今日轮回到了高级技工青荒不接。这全国一盘棋的大学怎么老是力不从心？ 在官方人为地对本科与高职两种学历划分楚河汉界的今天, 深谙“劳力者治于人”的中国父母谁愿舍弃儿女“早为田舍郎, 暮登状元堂”的进士之途而求其次.？一元化的观念和政令给社会的导向是进本科，贴标签。但实业界却不能全用只会电脑绘图的人员和长於公关的管理者打天下,还要众多的能工巧匠。现在职校教师多是出身普通大学的赵括不能实战, 很难使学生术有专攻。职业院校的学生家长看不到子女的前景，依旧不送人来，使我国高职教育处于恶性循环。

　　社会分工的不同中外皆有。英国的作法是16岁高中毕业后分流，但大学和职院毕业后在社会工作中殊途同归。后者的职技证书分5级, 持证者升至3级时可相当于学士学位, 至4级时就可与硕士学位同等看待[10]。他们很多学科至今也没设博士学位，硕士便是顶级人才。美国的小学就开设木工等工艺课, 大学招生不限年龄, 不同层级的大学校际间互认学分。让不同教育背景者均有成功的机会。个人成功的路径呈多元化，竞争机会平等。平等观念的内核就在这里。西方社会没有儒家理论和等级观念，看重的是人的实绩和能力而非功名文凭.。因此卡特、梅杰、卢武铉等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士在高学历的国度里也能当选总统或首相，成为权力精英；比尔.盖茨为创业从哈佛二年级退学，这第一学历不高的人获得了非凡成功。稍加考察，我们发现他们为体现“机会平等”的原则而开通大学与高职之间的互通渠道是明智之举，不用投资就解决了普遍的难题。我国的传统文化极具行政隶属等级观念位特征，官方潜意识里认为职院毕业是劳力者应治于人。人为地设置政策障碍，以古人意念祸害今人，让传统阻碍社会的公平。儒家的等级观念肇成的社会文化岐视、大众的官本位意识、求取功名等”中体”，北魏以来的科举制正在支配着我们今天“西用”的社会。官方的观念和人为的沟堑不除，没准会使中华民族几代人的佳期又误。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科设置、命名称和课程结构都不科学。过去用苏联模式培养I型人才，即在4年内把高中生培养成专才，理工类为分627个专业，而美国仅29个。英国大学不分专业而用学分制。牛津大学每期同时开出近5千门课程，学生自选课程和导师。两个学分相同的学生的知识结构各不相同。这方面倒是应该与国际接轨。美国的医学专业开始的1-2年学习在高中的基础上深化的人文课程，培养良好的人品和人文情愫，第3、4年学习专业基础课。专业技能在研究生院或病房实习时深造。数年后才能成为住院医生。这样培养的医生治病做手术能把病友当人看，能理解病友的精神情感而不是简单地当作尸体解剖，很少出现右肾患病而误切左肾，一个病人一天输上万余元的血，人都死了两天还有医疗费入账的荒唐事故。

　　大学的学科命名与知识结构紧密相关。以外语专业为例，我国自1835年英人马礼逊在香港创英文学校招收容闳等13名中国学童开始，中国便有了外语专业教学[10]。63年后，京师大学堂成立并开设国文科，1902年开设了以桐城派古文的掌门人吴汝伦为总教习的外语专业，仿照国文科取名为“外文科”。此后我国大学的国文科变成了“中国语言文学系”，几乎所有的大学都以同样的思维定势，简单照套，将外语专业误称为“外国语言文学系”。于是课程结构以教习语言技能和文学为主。结果学生仅能使用外语作一般交流，正如英国的文盲，能听懂日常英语，看懂简单的文字材料，却不懂外国的社会文化和思想。中文系的学生因有母语的环境，自幼接故国文化熏陶，进大学前以学过10多年的史地、政治、修身等人文知识，有着10多年的文化积累。而对外语院系的学生，这一切不曾有。4年中即使学了点外国文学，对外国的社会文化的了解还支离破碎，即使语言娴熟，仍难进行深层交流和研究。对一个国家的国情如自然条件、地理资源、人们的价值取向，精神世界、文化心理乃至观念、典章制度全无了解，就很难观察、体会这种文化的内涵和色彩，就如培养了一个外国文盲。形同一辆性能较好但没有装货也无法荷载的“空车”[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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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院系要改变培养外国文盲和制造空车的状况，必然要语言文化并重。除加强人文社科等文化知识的系统学习之外别无他途。这就得改变课程结构，依据实际需要该称为“外国语言文化系”。一字之差，课程和知识能力结构完全不同。但目前我国仅有北京中国语言文化大学的校名与此义相符，数百十所外语院校名称照旧，课程结构单一，教学的重点依然故我。数年前笔者曾在南京大学的学术会议上痛陈外国语专业培养制造“文盲，空车”之失，与会同仁多有共鸣，但专家学者人微言轻，于本专业的知识改构无足轻重。外语院系也仍沿旧法培养硕士博士。要求人文知识先天不足的人在数年内成为外国某方面的专家谈何容易。近年来虽然有大学提出“厚基础，宽口径”的方略，但全国一盘棋的管理模式和统编的教学大纲、教材都使新思维难有作为。我少时便耳闻的所谓“教育改革”，半个多世纪以来进境不大。近三十年的改革浪潮也较少冲刷到教育体制，它仍然是风貌依旧的长寿贵族。

　　教界的病态和失误还有数十年来教育目标偏移与手段的工具化。沿用儒家“以文教化”的传统，用培养一个阶级的先进分子的政治教育取代了社会大众的人格品行教育，削弱了社会人文知识的根基，助长了文化的短视和天下为私的心态，使大量东方和西方的非主流文化、非普世价值如暴力渲染，否定良知善行，批判人道、人性等不文明、反科学的斯大林式教条充斥教本和课堂，荒芜了学生的精神境界、毁灭青年的崇高理想、扭曲价值取向、误导行为规范；淡化了社会的公民意识的培养与熏陶，导致了今天大学师生普遍缺乏人类的同情，感恩，敬畏之心等文明社会最基本的人文情愫。恶果之一便是校园暴力。大中学生手刃老师、击杀同窗的惨剧时有所闻。此种病态对中华文化和社会的长远利益造成了极大戕害。斯大林时代在苏联都早已过去，其经济理论和体制在中国的改革中只是苟延残喘，但在观念文化的层面尚未认真清理。诸如充满斯大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之类的教条，鼓吹个人崇拜的极左的遗毒尚存并影响主流思想界的潜意识。近年拜金论又半途杀出，学校管理的格式化如教师的工作量制、4级职称薪金制、新建校园远离教师宿舍区等诸多因素从时间空间切割了师生间的联系。校园里师生来去匆匆，形同路人。往昔小园幽径踱俳徊，师友促膝两无猜的校园风景早已是昨日黄花。新校区的校园里课余时间出现的全是稚嫩的脸孔，街市上有研究生为其“老板”值守店铺的身形。国家花重金聘导师，导师雇用学生，经济效益为上，政工部门也视其为自然的校园生态。

　　课堂是传道授业的主渠道，过去三十年里受“农业学大寨”、“学工学农”的驱使，1978年后强调专业知识和各种考试是对政治冲击教学的回归。现在转为高科技、程序化管理，看似科学。电脑排课让师生在两节课之间的10分钟得跑两栋楼再上下若干层楼梯；专人管理楼房，一个人来不及在课前打开教室数十间，师生按校方要求提早10分钟抵达得吃闭门羹；下课后关灯锁门，师生交谈只能在楼道。教师不要工作量，多授一节课还得层层申请教室，否则，哪怕在空教室也有人干预。而这些都是在“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教学为本”的高调声里；听课评课时多媒体形式是基本要求。教师用电子教案，为移动鼠标在讲台和控制台之间猴样上窜下跳；多媒体（英语缩写为ppt,学生戏称为“骗骗他”）的长处是突出直观效果、减少教师的重复劳动、适合大班授课。但对大学的非识记性课程未必万能。它剥夺了师生学与问的过程。而学习的本质就是学与问加练习。如果学生每天接连看上几个课时的屏幕，怎能不酣然入睡？教师入神的娓娓道来少了，普通高校似乎变了电大。刻板的教学形式损害了内容。高科技于教学本来有益，但以一元论的思维不论课型，不分科目推行则顾此失彼。教师的电子课件得了奖，学生却没听好讲。因材施教的原则与程式化的原理是否本身就有冲突，还待专家研究。

　　与17世纪出现的生产工厂化、规模化同步产生，至今盛行的班级化教学的长处在扩大教育规模且能保证中等水平，短处在不能顾及两头。从学理看教学就应该顾及两头。所以至今培养高端和精英人才绝少用此法。班级化+多媒体+证照等级考试=流水线。加上前文所述的10余种偏差和失误，我国教育耗用社会大量的物力人力，为不致彷徨于制造大量有文凭而无文化、无理性、无情操的工具人的迷途，高等学校的许多环节先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与国际接轨后再形成中国特色不失为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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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国学和当代学术研究的失语

　　学术界是民族理性的营垒，学者是理性的代表。十数年来我国坊间出版物繁多，比起那革文化的命，8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看八年的专制时代有天壤之别。对此不少人感觉良好并且以今人能纵深学理研究为荣。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综观当代的学术研究大势有两点堪忧。 一是学者群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太少，二是当代学术研究没给社会文化增添新的思想资源，尤其在要弘扬中华文化的时候。此间最眩目的是国学热。不少人甚至以为国学热了中华文化就将振兴，走向世界。在极为难得的国际国内的环境下，当代学术界并没对庞大的文化体系进行清理，剔选出有益的文化资源。学术群体的失语和无作为，说明理性和文化坐标的缺失。今人研究中国学问即国学，不需重复前人已作的考注以表示我国古文化的丰富而应该理性分析哪些是我们文化的主体价值，哪部分能适用于当代的中国，可能成为当今世界认同的一般价值或曰普世价值。

　　何谓国学，学坛对此概念与范畴鲜有界定，当先考其源。在中国典籍《周礼》及其疏证中最早有“国学”二字，但意指由乐师主授礼乐课程的贵族小学即序，校等传艺之所。其功能和形式在此后两千余年中皆由太学 ，国子监等官办教育机构，宋以后加入民间书院来承担。系指我国古代的教育机构而非古文化的全称，故《周礼》之“国学”并非今日所说国学的源头。

　　对我国古文化的统称，秦汉时期为“经学”，明代与前清谓之为汉学，约指五经，六经，十三经加正史25部和其他古籍。汇集诸子之言的经学铸就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灵魂即精神文明。各朝代的正史承载了我国社会变迁，属制度文明，但其《食货志》等部分涉及生产与消费的器物文化。将中国之学统称“国学”仅百余年！最初是近人梁启超为宣传新学，在1903年致黄遵宪函中，言及欲办《国学报》，始有近代意义上的“国学”之说。4年后章太炎在京师开办《国学讲习班》的告示中又列有“经,、史,、子、集及典章”等项。章将讲习班名为国学，内容如上列五项，可视为章先生个人对国学范畴的界定。梁章二位先师是否交换过意见尚不得而知，但名师所见略同，将中国学问统称“国学”而不再称经学或汉学。当时西学东渐已兴半个世纪，纯粹经学被目为旧学，已丧失权威和活力。梁章一代文化精英融会中西文化形成的流派当时被称为“新学”。回忆并记住这个时代背景对今天的国学人士十分重要。须知近代的所谓国学原本是在文化变局中来看中国之学，与清儒信而好古的注疏考据大有不同，甚或离经叛道。新学和国学的称谓自此方广为其师众及近人所用。由此可知近代意义的国学之称始于梁章二位先生而非古已有之。

　　使国学名实相符并社会化则功推1920年上海南洋公学的校长唐文治先生所创的“无锡国学专修馆（12）即后来的无锡国专和稍后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附设的“国学研究院”。经胡适先生等推荐，清华聘梁, 王, 陈, 赵[13]四大导师，为留美学在子传授故国文化以厚根基。此后再未见何人另行界定国学的内涵或厘定其范畴。国学即中国学问Chinese Learning泛指我国古文化或国粹经典的概念被学界基本认同。

　　在国学研究中致力于搜炼古籍，如校刊整理，训诂疏证、考据索引等在材料方法层面下大力也能出新，但说国学的研究仍可发掘新的学理和新鲜资源则不免自视甚高。君知否，两多千年来中国人就只读9本书即四书五经。古今多少人白头皓首，疏注考校，用注经方式增述一己之言。古代先贤所处朝代虽有别，但同为农耕文明的大背景，其意念与前人很是贴近，理解与表达也较合原义。明清几百年的文字狱令学界失语，学者个人如戴震、钱大昕、段玉裁、俞樾等只好穷毕生之力不厌其烦的在故纸堆里打天下、谋稻粮。国故的要籍早被清儒诠注多次，钩深擷微，索引勘误的成效都胜于前人，但鲜有新意。

　　今人研究国学的三大劣势是浮躁、先天不足和与古人的文化心理差异。能超越前儒的是凭占有的线装典籍的数量优势，可能从前人手记中淘出未曾公诸于世的文字材料，再可能就是借助钟馗，像某梁山和美女教授们那般肆意挥洒，信马由缰；未入堂奥者品评漫谈，对不识者误导，对有识者搞笑。“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学产生的时代到现今天时已变，农耕文明步入了后工业文明，道也应当变。如以今人意念和思路来理解注释古人之作，必然与古人的原意相去甚远。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0 12:2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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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国学研究的群体也有局限。说普遍先天不足恐太过绝对，但主体的结构确实如此。许纪霖教授曾自嘲说，1957 年生人，9岁遇上了文革。10余年虚度，1977年入了大学。我辈比起梁启超，王国维先生一辈16岁中秀才的国学基础只能望其项背。就算后半生倾注全力，差别也存在。要不怎说浩劫之年耽误了民族，耽误了个人？现在研究国学的老年梯队，功力大约有20来年，中年的不过10年左右。我国几十年格式化的教育体制决定了当代学人在硕士课程之前不可能专攻国故。因为不遵此格式，学校的课程肯定过不了中考高考大关，进不了大学何谈高学位？故一般人不可能有前人那样的童子功。凭在研究生院耕耘5、6年的观景，为专家或可，作学者则不足。难怪现在有人在《庄子》中读出了信息论，从《老子》中学到了电脑原理甚至源代码。在《孟子》中看到现代文明的思绪。这是古人之谬还是今人之误？实有羊头狗肉之嫌。 倘若先秦诸子的理念如此精深超前，奈何使我中华文化落得在500年前积弱衰微，终至近代落后挨打？

　　胡适之先生早在《学问的材料与方法》中早透出了谜底：五百年来西人注重研究自然世界，分析实证，国人专注于故纸堆的考注。可谓一语中的。500年前西方的社会坐标就已刷新。我们至今仍以中国的古今为主线，以传统文化评中华文化而不借助外来文化系统作参照的纯国学研究中想辨古今之变，从国学中发掘新的思想资源作用于今日社会文化恐是海客谈瀛。即使中国穿时光隧道重回宋明时期，汉学与国学那时作为我国文化主流，和边缘文化、流氓文化一起作用于治国安邦，已经孕育滋生出了光辉灿烂的中国古文明，领先于人类达千年之久，其功能和效绩之大毋庸置疑。在近现代社会沿用原来的道统已不合时宜也已被历史证明。正是有了百余年来西学东渐历尽周折才有今日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意想回归先秦前的农耕文明时代确有过的奇光异彩，返朴归真的意向既无可能也不可取。按主客观条件，今人做实在的材料整理和方法研究对保持国故颇有意义，但指望从中探求新意恐是竹篮打水。

　　国学研究方面，媒体近十年来炒热了王国维、钱钟书二先生，尊其为国学大师, 敬其为当代大儒 。对此我不敢恭维。我辈生也晚矣，不曾有缘直接受业于前辈大师。幸逢早年的业师和难友中有邵明礼先生等七位出身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或西南联大，曾是王钱等大师门下。40余年前本是扫荡国故年代，我在学校虽受教数年但学术上少有师承。然而正是在这特殊年代的非常环境，我师生数人在武汉因反动学术权威、美蒋特务和反对林彪副统帅等不同罪名而同受政治迫害，两年在囹圄中同度铁窗生涯，后在牛棚中并肩躬耕陇亩，共有六年的患难岁月。作为带罪之身，早入“另册”者，我等反倒可以置身世外。彼时先师们已垂锤老矣，铁窗的日夜和牛棚的工余，追忆清华与联大是老者间第一谈资。耳濡目染，我因祸得福，对梁启超、赵元任、罗文干、刘文典、金岳霖、钱穆、张奚若、林徽茵、吴宓等巨匠其人其事、逸闻轶文耳熟能详并拜读过其师生间若干书信文扎，虽无今日的学位但使我受益终生。“此情可待成追忆，一寸相思一寸灰”，少时的困顿与屈辱的本不忍言起，所以不避“钓誉”之讥，意在缅怀泉下的恩师，也为表明冥冥中隔代师承的情感。

    论班辈我等当尊王钱二位为师爷。数年前逢当今一名流直呼大师名讳而未尊其号,我曾当众斥其不遵学统，未执弟子礼而有背师道人伦。此举可表我辈对先师爷们断无轻慢之意。但他们二位与蔡孑民先生和康梁不同。 静安先生16岁中秀才，后数次在杭州考举人不第，遂无意科举而赴西学甚昌的上海；两次承罗振玉先生资助提携，两度游学东洋，访大学凡十余所但不求学位。当年被胡适之先生向清华推荐时就因既无进士功名又非留洋博士为学界庸者所讥。幸得梁任公执言，镇住学界微词。王先生学力之强后世已知：《人间词话》等于词章考据疏证索引多有建树, 近人无出其右者；凭“历史演进论”视野，借助出土文物悉心考究，诸多高论如《商代诸先王先公考》等，将被原视为仅是古代传说的我国殷商一代实证为确存的古代文明，上溯我国古史源头近千年，至今尤为学界倚重；但王先生同时对西人尼采、叔本华等亦研究有年，所译西学使人耳目一新。后因见民国世事黑暗，闻南军克京后欲加其害愤而投湖，决不苟且。如此大智大勇之学者古今鲜有。

钱先生伉俪出身牛津且具博士学位, 二十七岁为西南联大教授,《围城>一书名重一时, “家笼”一说早成经典, 已为汉语增一语汇，为中国文学添一典故；钱先生前半生潜心治学，不屑与激进的同辈为伍；后于劫难中独守其志。晚年所著<管锥集>更显非凡功力与良知。王钱二先生都学贯中西, 均为前代才有的合成式的学问大家，堪称宗师泰斗。仅尊其为国学大师是以偏概全，张冠李戴。将二位与清儒齐观则是轻看。两位宗师于西学毫不逊色，对康德、叔本华、雪莱、拜伦等的研究同样专深。但综观二位大师的成就，我以为他们在各自学术领域的成就远胜其在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以二位先生之禀赋和造诣，尚且未能发掘引证出国学之于社会文化有创新指导意义的学理和资源，今日国学传播者即使可续清儒前缘, 于国故整理自成一派，于当今中华文化发展也恐裨益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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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五大板块中经、子、集三部当属经学，是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思想观念意识层面的论述与奉献。史部则重在典章制度文化层面，《小学》应是古文化的大众传播方式和载体。考诸我国近代学术史，自清末民初，章太炎先生上承名儒俞樾治经，下启刘师培、周氏（鲁迅）兄弟、黄侃和章门“五王”、刘文典及其传人张式微、汤一介和程千帆诸先生，成为我国近代国学研究最早的一脉，学术地位至关重要。从时序和地域来看，近代国学的主体还有无锡国专和清华国学院两支。无锡学派一脉从唐文治、钱基博、吕思勉、至广西师大宿儒冯振（振心）先生，秉持浙东学派或前清遗风，以治经为主，厚根基，重考注；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派以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发轫至复旦蒋天枢教授收山，大都有外洋留学经历，于西学造诣甚深因而理性较强且不拘国学畛域，堪称新学集大成者。就学源来看，三派均源于江南尤其江浙一带，与浙东学派渊源甚深。半个世纪中三个支派常有兼容，汇为一流。章太炎、陈寅恪先生等均曾在无锡传道。其门人如朱东润、郭绍虞、唐兰、夏承焘诸先生包括英语界名师许国璋教授等1949年后分散于全国各大高校，执文史学坛之牛耳。他们在我国古今大变的近代保存了国学薪火，居功甚伟。尤其于劫难时中宠辱不惊，以不变应万变，谨守门户，不浮躁，不折腾，不与一般文人策士为伍，不为标新立异而添乱，其节操与守望之志委实可敬。但就传承百年前发轫的民主科学的思想资源而论，都未能作为民族理性的代表，践行读书人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振兴探索新坐标的史命这一历史缺陷也不容讳言。半个多世纪风雨之后，近年按儒家“继绝世，举逸民”的传统，还诸位先贤先师以尊严和价值，体现了人间正道和学术良知。但爱屋及乌，对国学人物在我国新思想文化方面的建树言过其实也不合科学态度，亦恐非先贤所愿。

　　弘扬中华文化是不言自明的，但中国古文化不可能更不应该全部弘扬。如何扬弃，选择哪些文化元素加以弘扬才是当代国学和学术研究最为困苦，最为重要的主题。

　　说困难是因为古今天道不同，古训难合今时之用，说痛苦是文化一脉的感情难舍。所以数十年来从未厘清，以致今日钟磬不响、瓦缶雷鸣、泥沙俱下，文化的发展方向模糊。所弘扬的文化因素可能不好也可能不力。中国特色的主体和内涵含混不清。社会和民众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照理被正确地选为弘扬的那部分文化元素应符合两个标准：对内合乎现代社会的需要，又能与外部世界互溶，成为现代人类文明的主体价值或规则的一部分。

　　我国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官学文化经数百年衰微社会的检验，已无太多有益资源可资用于今日。诸如国人引以为自豪的的典籍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不是无史可据的杂烩便是经过了历代皇帝严格筛选，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决不能读的那类书。因为最高专制者依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进行的这种筛选，对我国古文化的戕害远甚于秦皇一次性的焚书坑儒。它使得这类古文经典都带有强烈的王权指向，是专制文化的集大成者，让全民都作专制思维，与君主的话语相同，想王者所想，急王者所急。虽然王权文化也属人权文化，在人类文明早期的农耕时代是适用的，甚至是先进的。但它与民权文化相对立，因而断绝了我国文化的民主的基因。如我国未来选定民主法制为发展方向，传统文化将以负面影响为主。它羁绊中华民族进入现代文明，阻碍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也难于被国际社会容纳。必须克制民族感情，将其束之高阁，用作少数专家研究而不能大力弘扬。

　　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并非只有儒家文化一种。墨家学说的兼爱、非攻、重农善工的观念与当代西方文化的博爱、人道、和平反战、重视经济等主流价值就很相同，容易互溶。即使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人伦和人格体系与世界文明重信仰，守规则、讲礼仪的等现代国际社会的一般准则也极为相近，可以兼容。只是前者被荒没两千多年，重建价值颇不容易。后者在古代社会的传承主要以非官方的《小学》和评话、演义等形式在民间广泛传播，形成了传统。只是在近代被误伤而中断了三代人之久。虽然也与专制大一统和等级观念的核心价值相同，但比出自官学的王权观念稍淡，更多体现在人伦道德领域。合适的道德人伦和行为规范对建立社会秩序是必要的。所以倒是不为古今国学家们所重的《小学》这块还有些积极成分。

　　在重建中国文化体系时从这两点出发。复兴墨家文化的同时改造儒家文化，摒弃后儒增添王权因素，去掉其维护专制和独裁的说教。弘扬儒学的伦理观念和日常行为规范，推广《小学》类的儒家典籍如《三字经》、《弟子规》（前清康熙时秀才李毓秀所编）等。前者既普及了我国的文史常识又使国人知书达理，讲礼仪，明人伦。普及儒家文化作为朴学的有用部分如立志、勤学、尊师、谦顺、重人品、讲孝道。后者具体强调日常行为规范：“首孝弟，次谨信，父母教，须敬听，兄弟睦，言语忍，对尊长，勿呼名，衣贵洁。不贵华，用人物，须明求，凡是人，皆需爱，将加人，须问己”，提倡君子淑女德行。用孔孟之道来补筑当今社会道德长堤之溃决，扫除目下充斥于全社会的流氓意识，扭转不男不女，阴阳失序的大裂变形态。将儒家文化的人格主义如修身之道、敬畏之心、感激之情、仁善之德培植成一种类似宗教的情感而且社会认同的日常行为规范，如此可望救赎后代的灵魂，匡正当代中国不中不西的社会风尚。以重礼仪为中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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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今日国学研究中想穷理者多重复前儒的集注，讲致用者将八卦易经与五行揉合起来预测风水，双双处于误途。前者大谈《道德经》寓大智大勇，捧为智识之源，奢谈隐忍不争，小国寡民，与禽兽同栖之高论。其学理不过是汉魏玄学和谶讳的怪诞；所谓致用意在推销怒而不争, 遇强而退的出世之学，淡化民众的独立、民主和参与意识。古时有为之仕尚且弃此消极的人生哲学，今日头顶教授光环，月领数千元薪水, 居广厦，吹空调，食有鱼，行有车又有话语权的学者们故弄虚玄，自造迷蒙消极气氛就有帮闲之虞。倘若持此类高论者真能效法其先祖, 自身隐迹山野、结草为庐、风餐露宿、辟谷数年，亲身体悟后再出“山无蹊隧，泽无舟桥，同与禽兽居”，（12）“生与死、美与丑同”等清谈偈语，还多少显示其挚着的追求。如在尽享现代文明之福，受用科技之便的同时却偏倡此道则是自欺欺人。这类所谓成果用作评职称提工资可，陈列于古玩架亦可，唯独于中华文化振兴断无裨益。三十年前的策士们以政治教条来改编史籍为祸惨烈, 今日之穷经术士的文字游戏可以休矣。

　　古代文化阻滞当代社会文化的发展的另一领域是古代兵家理论的泛用。“兵不厌诈”成了社会普遍的文化心态。工于心计、过于精明的国民性必然摧毁社会诚信。报载曾有对外国人问卷调查对中国人的印象，多数人的回答就两点：精明，会武功。我国早期儒家极重诚信，对人的品德提出的“四端”被后儒概括为礼，义，仁，智，信。只是由于专制的逼迫和诱导使人们变得虚伪而未能成为古代文化的主流，被兵家理论乘虚而入。国人重祖的情结以为凡是古文化就可发扬，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兵家文化被持续渲染，当代社会又多一负面因素。

　　兵家学说也是我国的文化遗产。考古发掘的竹简证明确有孙膑，孙武其人，兵法著作是早期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他把从动物到人类的搏斗与征伐的经验和方法总结归纳，是不可多得的瑰宝，是一家之言，当属国学范畴。但兵家只是“术”而非“道”。战术家、带兵者用此有助于攻城掠地，以求事半功倍。战略家就不定用此。因为战略上比拼比的是人心和实力，靠较真而不凭谋略和虚诈。冷兵器时代的智者也明此理，故此汉儒不将此类小技置于独尊来教化天下。

　　在热兵器时代，随着交通、信息的发展，兵家谋略在战术上的作用已经大减，但从事战术研究的专业人员深入研究中国兵法仍有必要。但将用兵之术超出征战范围推向全社会就有害无益。这是因为兵家的动机、手段和权力决定它是“特殊的政治形式”而不能滥用。用兵的目的在求得自我胜利，将对手击溃征服甚至取而代之。正常的社会行为不能这样。人们在常态下的生存发展的竞争更多的是求得双方共存互生。人际间应多有诚信、善愿而不应是欺诈和敌意。对于个体的人来说，即使面对怀有敌意者如果用兵家的行为方式将人打败致死也有悖于法制和理性而必被惩处。而用兵者一般都已享有生杀大权，在秩序之外用特殊规则行事，为取胜不择手段也不受社会伦理和法律约束。崇拜兵家的人无视这个大前提，不知道欺诈和心计会扼杀社会诚信这个人类最为宝贵的价值之一。可见当代社会的理性水平之低。

　　还可从实际体念考察，如一个团体36人都精通兵法，善以兵家理念行事，相互间瞒天过海、前面的人用美人计，后面的使离间计，左边的暗渡陈仓，右边的李代桃僵。每人使一计，即使不准用连环计就有36计。在这种冲满敌意和欺诈的环境里，包括用计者自己谁能安宁？秩序会混乱，人心涣散，团队就会解体。所以兵法是社会常态的大忌。诚信才是普世价值。国人经常因小失大。父母教子女别说谎，社会却在渲染阴谋。让人处于良知与生计的矛盾之中，千年来都在经受这灵与肉的冲撞。在这种社会生态中除了内斗还是内斗，你计我计，谁又能成功？所以那些鼓吹商场如战场，兵家理论有益于商道的理论有害无益。你以兵家的计谋击垮了同行和对手，当了唯一大佬，成了垄断者，对消费者并无好处。在法治的社会，成功的个人和单位也不能称王称霸。公正平等的普世价值生出了反垄断法，反暴利法保护正当竞争。以权谋欺诈手段获得成功和霸权，只在成则为王的野蛮时代对独裁者有用。在王者也不可自定规则的特权法制社会，更多的只是破坏个人和社会诚信和公共游戏规则。我国社会崇尚机谋和心计的文化心理的形成错不在兵家本身而在于学人的理性缺失。我们为泛化一种古代策术以表示文化悠远而付出国际形象的代价，可谓得不偿失。令人为这种无知与非理性而扼腕叹息。哪些国学能弘扬，理性与感性的不同选择，差别竟是如此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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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坛的喧闹和美感的失落

　　二十年来我国的文学艺术应该说环境宽松，姹紫嫣红，但颓丧与狂乱降低了真善美的感染力。文坛作家中美女派, 神童派, 清宫派, 武侠派你唱罢了我登场。不少新面孔的出现并不是作品本身，全仗小报娱记们造星炒作，制造了诸多的异端令人眩目。文学的美感成了过眼烟云，只剩下金钱、美女和喧闹。

　　当今文坛第一怪是美女写手们不写体液和和肌肤触感似不成其作。伊以身体器官为本钱，炒家以其貌美为由头，读者因炒作而猎奇。我国文学史上的女性班大姑、蔡文姬、李清照皆以诗文，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以奇美, 李师师赛金花以其媚, 鉴湖女侠以其勇而传名，然均不若如今女写手集美女才女淫女于一身。 英人勃朗特.夏绿蒂三姐妹因无芳照存留，今人不知其貌美丑，但她们名扬世界乃因其作品《简爱》，《呼啸山庄》而不必有美女作家之名。第.二怪是十余岁孩童长篇累牍，媒体与粉丝为之鼓噪喧嚣。唐人王勃以年少能文见于经传但仅存少许诗文，成名时也年在二十开外；俄国诗人普希金十六岁时仅有《皇村回忆》一诗存卷, 名作都在成年之后。针对文坛少年，两年前汤大民对神童现象曾引元人舒岳祥之语：“少锐者真识未定, 新涉笔墨行间, 雏鸟习飞, 自谓以冥鸿举矣, 肆口谈论, 固先生长者所羞也”，于今天的情势甚合。文学固可虚构，但但虚构者必须折射或反映尘世生活, 即使科幻也只能在已知世界内突发奇想。建安七子才华再茂写不出蜘蛛侠；苏东坡笔下有神，其诗文中并无超人；王实甫罗贯中写不出恐龙世界。古今中外凡传世佳作多以血泪写成而非文字笔墨。年方十多岁的作家，在英文中正被称为teen age，行走于家门与中小学校门之间，传奇的经历想是没有。最多是辍学潜沉网吧有年。读书不多，知识积累甚少, 阅历体悟全无。即便借助因特网，亦非亲历。此类文字即是率真也非厚积薄发，当习作推介以示鼓励并无不可，过此界限则是捧杀才俊，显示出文坛的浅薄。

　　第三种丑态是.数年前清宫戏受宠，辨子军马蹄袖一发不可收，把我国几乎所有王朝的昏君、馋臣、悍将、酷吏、大盗的阴谋诡计、淫威暴行以戏说之术全部搬上银屏。这类戏说的影视作品差不多组成了一整部充满凶暴荒淫的中国古代史史。在一个国家的银屏上如此直观地系统地显现古代社会的凶杀,权谋, 贼技,骗术的做法唯我国当代文艺界所独有。每部影视剧中人物名号、言语服饰、字幕解说出现的各种常识性错误少不了数十处，制作人员使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且不说，其社会效应实在堪虞。

　　我国二千余年大一统的专制史其实是流氓与帝王的家谱，本来乏善可陈。鲁迅蔽之曰“只有吃人二字”。今日因乘社会新的文化目标缺位之机，贴上民族文化的商标，诸如杀君弑父，三宫六院，骄奢淫欲，阉人奸党，尔虞我诈等专制谬种都堂皇登台。即使一些被人誉为明君贤臣忠良名士者，因必须置于古代的背景之中，其君临天下, 唯命是从, 人格依附的道德模式和言行举止也与今日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腐朽的专制幽灵借尸还魂，这是对百余年来我国几代志士仁人反专制、反极权的嘲弄，社会的倒退。根源在于当代社会文化免疫系统的缺失，社会一面呼唤法治，一面任由充满土匪强盗意识的“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的主题歌唱彻大江南北； 朝野都呼吁社会主义民主，耳濡目染者却是山呼万岁、称孤道寡、为民作主、替天行道等独裁专制的恶行秽语。建设现代文明社会需要公民意识, 眼底却尽是聚啸山林，强人剪径的好汉身形。我国提倡了近百年的男女平等, 影视里看到的尽是男尊女卑, 七出休书, 三妻四妾。旧.的传统与当代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法如何相容？公堂上动辄“大刑侍候”的官衙审案如何用作文明执法的砧木?这类作家和文坛主宰、视频巨星们有半点社会责任感或稍通哲理，何致有如许贩卖旧道统反法制反民主的恶作剧。文坛阴霾的出现难道也能归罪于对外开放，而不是精英和大众都未分清国粹与国丑而错把糟粕当精华？

文坛第四丑态当数武侠派高人善用社会机缘，巧结权贵后滥造并倾销武侠文字，籍此名利双收。他们幽居名胜之地，登学府大雅之堂,版税收入富可敌国。所获尊荣财富远胜于70年前其开山祖还珠楼主何止千倍。纵使有人在学界己身与名俱裂，南邪北毒东丐西盗, 舵主帮主掌冂仍在诲淫诲盗于华人圈。文化是多元的，某些人偏好杜撰反法制、反道德、反科学、自定正邪标准草菅人命、采花谋财的流氓人物，文如其人，可文责自负。但社会受众的狂热，文学批评失语和社会理性的沦丧可悲可惧。从理性出发扫视这些泛滥于海内外，渲染武侠暴力的文字垃圾有四点流弊：首先是毁坏华人的形象于国际社会。其言必称的所谓江湖武林在我国无论古今都属乌有。匪盗帮会邪门历来为中华文化和主流社会所不容，必欲清剿而后快。中国自古乃礼仪之邦，是以王道霸道兼治天下的法制社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自春秋以来，侠客盗匪就被打入另册。渲染暴力淫秽的文字均列犯禁。儒家文化的人格标准是谦谦君子而绝非狂傲不羁，嗜杀好斗。虽然五四新文化时期的青年新锐为反专制而矫枉过正，从典籍礼教切入，将中华文化的人伦传统悉数打翻，在那有些幼稚的声浪中把推崇权谋和暴力的三国水浒红楼等历代禁书误为名著。但上列文著中毕竟是正邪两道较量而邪不敌正，归于道统，瑕玉并见。不比时下洋洋数十万字的小说，长达数十集的影视剧，整个儿就是一派胡言，一色的凶杀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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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说渲染侠盗横行有损中国人在国际间的形象？因为从实际交往中了解华人者毕竟不多，国际人士主要通过文字材料来了解别国。上述垃圾作品文必有大侠帮主，丐帮盗匪充斥其中，必然引起国际间对中华文化的误解与厌弃。因为西方社会历来对匪盗乞丐目为赘物。法国大革命中都排斥“无裤衩汉”，英美主流文学中即使力主现实批评的德狄更斯等也少有对反社会反人伦，为民作主的草莽大王给于肯定就是证明。近二十年来这类扭曲中华社会的文字在海外如污水横流，使西人误以为国人尊丐敬盗，造成对华人人格形象和中华传统的重大误解是其一过；这类垃圾中的九公十爷，须眉俱白但功力最深,疯疯癫癫、半人半鬼的精神病患者战无不胜等颠倒黑白的诳语违反了科学规律。实际生活中凡是力竞技中能夺冠折桂者全是少年英豪, 体力角斗规律就是如此，奥运会不少项目20多岁称老将，30多为宿将，年过四十者极为少见，七老八十者谁敢争锋。武侠派的主题反自然, 反科学的描述误导读者尤其青年是为二过。书中人物凶杀骗盗后逍遥法外，不被追究，还以侠义自许，与社会法制与公民意识等现代文明直接对立是其三过。如此粗俗荒唐的文字所以泛滥的表层原因是功利驱动。编者、制作、演播、广告商四方组成了完整的食物链，各取所需，大家分肥是其四过。社会受众对此喜闻乐见，津津有味的深层原因是久存于我国边缘社会的游民文化在上世纪被美化后，社会性的流氓意识在此得到宣泄和满足；其次是.传统文化中论资排辈与排斥科学两个弊端野合而成的怪胎在文坛的畸形发育。

六、当代中国法制，从政治表态到考量失度

　　追求社会主义法治在我国已成共识并作为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至少理念上如此。二十余年来过去的无法可依渐行渐远。社会从自乱章法，无法无天的暗室中逐步走向了法制，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人们的法律意识已大大加强。虽然离法治社会还相距甚远，但却是我国社会五千年来最为昌明的时代。人权记录较前代大有改观，对此务必珍视。

　　因为我国传统的专制文化和几十年间移植原苏联的社会法西斯教条这两种文化传统的惯性，我国主流社会至今笃信“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一信条偏离了法律是对全社会都有制约和保护双重功能的契约和规则的本义。如果法律只为统治阶级服务必然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专制形态，不平则鸣，庶人不服，这样的社会不可能长治久安。所以中国人认为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规律，总有内战的消耗和折腾。这是源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对自由，公正，平等理念的敌视或曲解而形成的偏见和研究禁区。在这种理念下我国长期以来的立法形同政治宣誓，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烙印。这个信条虽未突破，但当代许多法律的制定事实上已经绕过或逐步超出了阶级的局限而着眼于全社会和全民族的意志和利益，是法制在我国的艰难的进步。但由于当代中国立法原则和程序仍处在前代制定的旧框架内，尚未转轨而致使法治文明滞后于社会发展。另外，立法者中行政官员居多而社会实体参与较少，立法过程中充分论证的过程不够，即使少数有话语权的学者专家出自善意也力不从心。这使得实体法存在条款每每考量失度、缺乏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而不得不频繁修订，实体法之间吻合不够，司法实际中缺少独立性，法官个人素质普遍不高但自由度太大等五方面的明显不足，客观上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世界各国在其社会转型时期都曾存在类似偏差和失误的历史过程。想尽快完善社会主义法制，首要的是解放是想，摒弃阶级和政治偏见，与时俱进，从长治久安和国际社会一般价值出发考订社会契约和行为规范，建立科学的合理的法律体系。

　　二十年多年前厉以宁教授主张的产业股份制在世界近代经济学理论中并不复杂，在外部世界已经历了几百年社会捡验，在我国也已被高层认可并试行了十余年，但要见诸法律仍殊为不易。邓先生“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国策已奉行一代人之久，今天我国多数人或多或少已有些私产，要在宪法中要写进保护个人合法财产的条款时，历时十余年欲说还休。理论上讲，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部分、更是他对中国现代中国的最大贡献；尽管坚持邓理论是二十余年来主流社会宣称的矢志不渝的方针，但只要和前代教条和极左的残余碰撞时，人们潜意识中尤觉”二律背反”，底气不足。可以让自己的住房等财物没有法律保证，明知旧时教条的危害，但仍难醒悟的卫道心理还十分强固。哈耶克说得明白：“自由与财产权密切相关, 让人们靠自己的私有财产生活就是终极的善”（13），中国也久有“人无恒产则无恒志”的古训和藏富于民的德政伦理，但中西文化的合力也难解除前三十年的思想束缚。可见僵化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说其严重阻碍我国法治化进程绝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当代中国最特殊、最重要、最复杂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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