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者王元化(20)
许纪霖：如今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流行，认为幸福就是享受，物质占有就是幸福。王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此特别忧虑，他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不是科技发展、物质进步，GDP增长多少，而是要看人是否可以在进步中继续保持人文的关怀和精神的尊严。在物质主义狂潮面前，人的精神却在日益萎缩，人类 迷失了方向。古老的文明与宗教都强调人要有节制、要有精神追求，对大自然要有敬畏之心，这是各个文明的共通之处，但这些在全球化物质主义大潮中统统消解。
我想，王元化先生可能就像陈寅恪先生，他们都是中国文化的托命者、传承者，但到他们晚年，他们却看到，传承到今天，新的物质文明崛起，古老文明 有解体之势，人在市场、物质面前产生了新的异化，看起来人好像变得很自由，但真正的内心的自由没有了，精英文化所代表的理性、自由精神，在庞大的、无所不 在的市场大潮里被解体。先生晚年最关心这些，虽然那时他已不可能写长文，但只要有机会，他不断地像一位古老先知一样，谈文化保存的重要性，提醒社会。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王元化先生晚年最感忧虑的是什么？
许纪霖：先生晚年最忧虑的莫过于三者：思想与学术的分离、知识界的党派林立与人类古老文明的衰落。在这其中，先生最大的忧虑是第三个，后来他每一次见到我，都要谈这个话题。
狂狷不减，尊严尤重
《新民周刊》：王元化先生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是怎样的？
许纪霖：王先生是有非常强烈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觉得，知识分子要走出书斋，要有社会关怀；他也非常反感那些只在媒体里活动的“知道分子”，他觉得知识分子要以学问为本，所谓关怀不能只是空谈。
《新民周刊》：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当遇及公德与私德相冲突时，个人应该如何自处？王先生有没有与你探讨过此类话题。
许纪霖：他没有直接讲这些，我从他的言传身教中感受得到。王元化先生晚年有段话：知识分子要能够抵御各种危险和诱惑。这个时代对知识分子而言， 有很多危险，但诱惑更多，更多的人经不起诱惑。王元化先生从来不愿以前官员的身份在外活动，他更愿意自己是一个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待名利，他非 常警惕。
在我看来，这个时代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有所不为比有所为更重要。90年代以后，王先生非常低调，很多事情他是有所不为，我觉得他身上有“狂狷 之气”中的“狷”，狂者，有所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这种品质非常难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一直没有作过违心之言，实际上，在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 团”之中，他是比较边缘的，当时他认个错就完了，但他是个死脑筋，没想通的事他不肯认错，最后因为“态度不好”而成为了“胡风骨干分子”。王先生不一定说 了该说的，但他做到了不该说的坚决不说，这种有所不为，在当代知识分子当中，也非常难得。
《新民周刊》：王元化先生在“胡风事件”中遭受两年多的隔离审查，“文革”期间家庭也遭受变故。对于个人的尊严与权利，先生有哪些深刻认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2 08:40 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