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老一代理想主义有三个问题，第一总是希望彻底解决问题。比如说要把国民党的政权推翻了再建立新中国怎么怎么，可后来证明了推翻后并没有解决问题。我现在主张渐进的、改革的理想主义。第二个我们那个时候有一种想法，总把理想的实现放在遥远的未来，因此就形成一个很可怕的理念——为了未来的理想实现，我们需要牺牲现在的一切，因此上了很多当，上了很多打着理想主义的旗号行骗的当。目前我认为，理想主义应从现在做起，从自己的存在做起，从改变与自己的存在做起。第三我们这一代理想主义有一个弱点，他老强调牺牲个人，把自己个人的利益和理想的东西是对立起来的，而我觉得今天的理想主义者，首先是为自己，是自我生命的一个健全发展的需要，当然我也要考虑为别人，但是首先是把为我和为别人两者统一起来，不要盲目地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这是我们过去的老理想主义的教训。

我年轻的时候提倡的是什么呢？是一种渐进的，改革的，从现在做起的，从自我生命出发的，自愿的这样一种理想主义。因此呢，我非常支持志愿者运动，说老实话，这一点我可以说点大话，我很自豪的，中国年轻一代志愿者运动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他们，一开始我就参加了，那个时候力量还很小。所以我觉得志愿者的组织，当然我强调志愿者组织是志愿的，不是有组织的，我们现在有两种志愿者，我更注意的是志愿的，自发的。我建议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朋友做起，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联合起来，做自己理想的事情，这是理想主义的开始。这是我对你的建议。

提问5：请问钱老师一个专业性的问题，您是否能出一本关于鲁迅饮食的书？另外，我想知道您怎么看待我们这个民族与饮食的关系？鲁迅的饮食对他的个性是否有影响？

钱理群：你这个问题才专业化了，我没有专门研究过鲁迅和饮食的问题，但是我也注意到一本书，就是邓云湘先生写的北京风土，还有鲁迅的日记。鲁迅他们这一代人有一个特点，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宴请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你看鲁迅日记里有大量关于他吃饭的记录，而鲁迅非常有意思，他把到什么饭店，吃什么东西全部记下来。这些东西在今天看来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因为邓云湘先生说要研究民国时期北京的饮食店，有哪些饮食，最权威的记录就是鲁迅的日记。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像他们那一代人，比如办一个杂志，比如办语丝杂志，他们定期要吃饭，很多问题都是在饭桌上解决的。但下面说的更深入的问题我就答不上来了，到底饮食对鲁迅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我就说不上来了。

我突然想起一个小故事，有一天鲁迅在家里吃饭，有一个菜，大人都说很好吃，但是小孩说不好吃。他们就吵起来。鲁迅说，孩子说这个菜不好吃一定有问题，他一吃发现这个菜是馊的。

提问6：钱老师，您讲过中国文化的断裂是从反右开始，我想问下反右的种子，是不是在五四埋下的？当时发动反右这场运动的时候，那帮人应该也是在五四成长起来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现在所处的是消费时代，请问您认为现代这个社会，中国社会有没有可能再经历一次五四这样的启蒙运动，或者还会出现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吗？谢谢。

钱理群：你的第一个提问有一点问题，你从逻辑上讲就有问题。反右的发动者，我第一个想到毛泽东。反右的发起者毛泽东当然是受五四影响的，你不能因为他受过五四影响，他又发动了反右，反右就是五四引起的，这个逻辑上是不是有一点简单化？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绝不是根据五四的理念，但毛泽东所发动的反右的逻辑恰好是和五四的这种民主、科学精神是违背的，在我自己的知识范围内是这么看的。比如他显然违背了民主精神。而事实上，当时被镇压下去的右派，很多人都自觉的要维护五四传统。去年我出了本书叫《拒绝遗忘》，其中讨论了1957年北京大学有一个民主运动，这个民主运动的核心就是希望要发动一个社会主义的五四运动，就是要在50年代发动新的文化运动，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他们右派的根子。从发动者的理念来看很难说是跟五四是直接相联系的。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 12:22 编辑 ]

杰亮

至于今天，是不是需要新的五四运动呢？我觉得因为今天中国所面对的问题更加复杂，远远比五四时期复杂得多，可能不是简单的再发动一个五四运动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启蒙主义还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也没有必要再发动一个运动，要发动也发动不起来，现在也不具备这个条件来发动。

人们经常要问，今天还有没有鲁迅？能不能产生鲁迅？说得更多一点就是被大家所热衷的话题：有没有大师？我觉得今天中国是无大师的时代，所以有人很沉重地说今天大学已无蔡元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其中有一个客观背景，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是一个弱势政府，北大蔡元培之所以能留在北大，执行这种兼容并包的政策、教育方针，其中很大的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是一个弱政府，当时北大能够因为和教育部发生冲突，宣布脱离教育部，你说今天的北京大学，今天的首都师范大学能脱离教育部吗？所以我认为今天恐怕很难出现鲁迅这样的大师，但是鲁迅这样的批判者是应该出现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虽然我们不可能出现思想家，但是我们每个人可以做思想者。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可能出现大师，出现鲁迅这种人物，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批判者或者做思想者，每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人多了，像鲁迅说的，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这样人多了，我觉得可能两三代之后会出现大师。

提问7：我注意到您刚才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就是鲁迅和胡适的演讲风格问题，您说胡适的风格是明确的，明晰的，让听众比较振奋。鲁迅呢，您说我们听完之后，他自己也在探索，也没有明确答案。我想问的是，您觉得您的演讲风格更接近哪一个呢？

钱理群：实际上我已经讲过，我对我自己演讲是有反省的，我就说说我的第一个研究生(孔庆东)，他对我的讲课的反应，我觉得能反映这个问题。他当年做我的研究生，当然是我的崇拜者，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他都坐第一排，而且竭力想引起我对他的注意。但是听着听着他就躲到一边去了，后来他有一个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非常好。他觉得听钱老师演讲，有一种震撼力，有很强的震撼力，有很强的被裹进去的感觉。开始我非常欣赏、着迷，后来发现这样不行，这样我自己就没有了。他就想躲，想逃避。但是他又舍不得不听，于是坐在一个角落里。既听，又不至于被裹胁。我是自觉做启蒙的任务的，你既然启蒙当然需要对读者、对听众有一种影响，但是影响太大以后你反而用你的思想笼罩住他，这样就可能阻碍他。我反复强调一点，讲鲁迅的例子其实也在暗示大家，听我讲课千万保持独立性，我决不试图收编大家。也是对我自己可能产生问题的警惕。

提问8：您还有一个学生写过一篇，好像是把你比喻作灯塔式的人物。他们说的跟实际有没有不一样？

钱理群：我跟我所有研究生说过一句话，研究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有三部曲，第一部曲开始需要模仿，就像写大字要描红一样，开始要模仿，要把老师的最大优点吸取过来。模仿之后把老师的优点吸收过来以后他就有任务，就是要走出老师的阴影，这个老师越强大，他走出的任务越艰巨，也就是他在一定程度上要背叛自己的老师，这个时候师生之间有时候甚至会发生很尖锐的冲突。在第三阶段，在更高的层面上他又和老师相比，我觉得是经过这样的三部曲。其实我的学生都期待着我的一个评语，什么评语呢？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离开我飞了，我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对这个学生有一个判断。我不随便跟学生说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有的学生到现在还不能离开我，虽然已经毕业了。离开后我和学生的关系就发生一个变化，从师生变成师友之间，因为师生关系不可能改变，永远是学生，这个没什么话可说，但同时还会逐渐成为朋友。我现在和我很多学生基本上保持师友这样的关系。这种改变还有一个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既然是师友之间大家就可以有分歧，大家就会有不同意见，而这个不同意见完全正常。这个大概就是我对师生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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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9：可能鲁迅对您来说也算一个老师辈的人，我想问问您跟鲁迅的关系。我看过一篇文章，《钱理群在鲁迅的背影里》，它说钱理群这一代是幸运的，他们找到了鲁迅，所以他们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就会受到鲁迅的影响。您觉得这个评价，您认可吗？您觉得这是对您的夸奖，还是？

钱理群：这个我几乎是在所有的演讲中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和鲁迅的关系。实际上，因为在座的有研究生，我想扩大来讲，我指的对象应该是指一些大家，不是所有的对象，顺便说一下我是主张每个研究生要研究一些大家的，就是你的学术研究有一个底，就是对于大家的掌握。比如学术上我就掌握两个大家，鲁迅、周作人，这个对我的学术发展至关重要。当你研究大家的时候，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什么关系？我想讲两个方面的关系。

一个方面的关系，其实我曾经用一个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季羡林先生在邓广铭先生去世之后的概念，我跟鲁迅先生的概念也是，我是后死者，鲁迅是先驱者，我研究鲁迅，我就有一种责任感，我就有一种使命感，我感觉到鲁迅对我有托付，甚至说是托孤。因此我给我自己的鲁迅研究定了三个目标，坦白说这个目标过去不敢讲，现在退休老了可以倚老卖老来讲。第一个，是讲鲁迅，第二个接着鲁迅往下讲，第三个接着鲁迅往下做。我认为这是后死者对先驱者的责任。讲鲁迅大家好理解，那什么叫接着鲁迅往下讲？因为鲁迅的许多命题，像刚才说的，鲁迅不可能面对以后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所要面对的问题。先研究鲁迅，然后得到启发继续讲鲁迅没有讲的东西。去年我发表了一个“孔夫子在当下时代”的命名文章。鲁迅写过一篇文章，“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我是完全自觉的接着鲁迅往下讲，当然我知道我的往下讲和鲁迅不能比，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是我用鲁迅的眼光看当下的中国的孔夫子，又做出我自己的发挥，我认为这是研究者的责任。第三个层面不仅要接着往下讲，而且要接着往下做。我为什么关注中小学语文教育？因为那是五四时代关注的传统。这叫接着往下讲，接着往下做。

第二个关系，就是刚才说的，对一个大家，其实应该有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你能不能走进去，能不能进入他的世界？这其实非常非常难的。因为越是博大精深的大家进去就越困难，进去要出来更困难，要进去要出来。不仅要出来，而且要成为他的批判者，看出他的毛病。研究者最高境界，是成为你的研究对象的批判者。其实这也是鲁迅的托付，鲁迅在很多场合都说，我现在等不到一个真正击中我要害的人，我自己很想使自己成为击中鲁迅要害的人，但是这不是你想不想走出来，而是说你需要更大的思想文化的力量，文学力量，你有没有这种力量。所以对我来说，我在很多场合都讲过，我跟鲁迅的关系是什么？我大体可以这样讲，我大概进去了或者基本上进去了，我自己很自豪这一点，基本进去了。我也努力地想出来，但是基本上没有走出来。这就是他们说的钱理群走在鲁迅阴影下，这是我内心很悲哀的事，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不想，我太想我走出来了。我想我走出来再批判鲁迅我多伟大，但是我做不到，我没有一个某种程度上比鲁迅更强大的思想，我只能努力地走出来，大概是我现在的目标。我曾经多次说过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大师的，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根本性的局限，包括我自己的鲁迅的研究。

主持人：今天的演讲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钱老师。

演讲来源:「大洋网」(2009年0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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