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大学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人才尖子？

　　
　　第二条新闻也让我吃了一惊。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因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和我们北大是有关系的，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正像鲁迅所说，可能有天才，但是没有泥土就没有天才；而且，“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但是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这个问题是更加重大，也许是更加严峻的。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当然不是全体——但是相当一部分尖子学生，也包括北大的尖子，让我感到忧虑。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也是上次我在北大中文系演讲时所提出的，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是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典型来加以概括的。下面就是我的文学概括，并不具体指某一个人。比如说吧，一天我去上课，看到一个学生坐在第一排，他对我点头微笑很有礼貌，然后我开始讲课。在一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对教学效果是有一些期待的，讲到哪里学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等等。因此，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学生总能够及时地作出反应，点头，微笑，等等，就是说他听懂我的课了，我很高兴，我就注意到这个学生了。下课后他就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面前来，说“钱老师，今天的课讲得真好啊！”对这样的话，我是有警惕的，我也遇到很多人对我的课大加赞扬，但我总是有些怀疑，他是否真懂了，不过是吹捧而已。但是，这个学生不同，他把我讲得好在哪里，说得头头是道，讲得全在点子上，说明他都听懂了，自然也就放心，不再警惕了。而且老实说，老师讲的东西被学生听懂了，这是多大的快乐！于是我对这个学生有了一个好感。如此一次，两次，三次，我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到第四次他来了：“钱先生，我要到美国去留学，请你给我写推荐书。”你说我怎么办？欣然同意！但是，写完之后，这个学生不见了，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我就明白了，他以前那些点头微笑等等等等，全是投资！这就是鲁迅说的“精神的资本家”，投资收获了我的推荐信，然后就“拜拜”了，因为你对他已经没用了。这是一个绝对的利己主义者，他的一切行为，都从利益出发，而且是精心设计，但是他是高智商，高水平，他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我能批评他吗？我能发脾气吗？我发脾气显得我小气，一个学生请你帮忙有什么不可以？这个学生有这个水平啊。

    但是，我确实有上当受骗之感，我有苦难言。这就是今天的北大培养出来的一部分尖子学生。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我今天讲这番话是希望在座的同学，你们应引以为戒，并且认真思考，自己究竟要追求什么，要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人才？不要只注意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而忽略了人格的塑造。这样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的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没有信仰。没有超越一己私利的大关怀，大悲悯，责任感和承担意识，就必然将个人的私欲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这些人自以为很聪明，却恰恰“聪明反被聪明误”，从个人来说，其实是将自己套在“名缰利索”之中，是自我的庸俗化，而这样的人，一旦掌握了权力，其对国家、民族的损害，是大大超过那些昏官的。而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北大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尖子人才”，就不仅是失职，那是会对未来国家、民族的发展带来不可预计的危害，从根本上说，是犯罪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在我看来，这构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特别是北大这样的重点大学至今未引起注意的重大危机。我个人，退休以后，在一旁冷眼观察中国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北大的教育，最感忧虑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机会提出来。因此，我要感谢今天的座谈会能让我说出自己郁结已久的焦虑。

　　好像我说得实在太长了，这一番又是梦话，又是忧患之词，就此打住吧。谢谢大家！

资料来源:「豆瓣网」(2008年5月28日)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1:5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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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辩：2000年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现代性之争

作者：鲁明军

兴起于1990年代中后期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无疑将整一的中国思想界导向了分化。以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之自由市场和民主宪政理论为主张的自由主义认为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权力能否退出市场，腐败能否解决。因此，其强调的是「消极自由」、「间接民主」和「程式正义」。与之对应，以西方马克思（Karl Marx）主义、激进民主理论、依附理论、后现代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等为思想资源的新左派通过揭示市场经济转型以来中国所遭遇的不公正的国有资产掠夺、极端的社会贫富分化等问题，主张「国家干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争论的结果是自由主义指责新左派太左，新左派批判自由主义太右。当然，争论过程中也不乏超越左右两极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其以罗尔斯（John Rawls）、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等为思想资源，在承认民主宪政的前提下，试图以公民共和主义和商议性民主作为补充，在选举民主之外，重视公民文化、公民参与和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1。

　　时至今日，争论早已平息，但左右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却始终主导着思想界的进深和新变。相对1980年代的集体启蒙，这一争论本身便意味着思想界已更加切近中国现实。且关键并不在于「消解分歧」，而是在于「如何提高争论的水准」2。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2000年以来的思想之争已没有了90年代的「诛心之论」，也少了激烈对峙。不过，这并不说明分歧被消解或弱化了。事实证明，在思想界整体格局日益复杂的前提下，争议非但没有消解或弱化，反而具有更多趋强的可能。

一、古今之争：反现代性与后现代政治的转向

　　2000年以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学说的兴起使得中国思想界的格局发生了另一重新变。其对于自由、民主的现代性价值之批判和弃绝，使得其「古今之争」这一政治哲学已然成为一股对立于自由主义的新思潮。与之相应，主张「政治儒学」的蒋庆则以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思想为依凭，同样展开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反思与质询。且中西交叠形成了新保守主义这一新势力3。与新左派一道，共同赋予现代政治及现代人以彻底的指责和背离。

（一）从古今到中西：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施特劳斯学说在国内思想界的始作俑者刘小枫、甘阳显然并非仅仅抽象地诉诸于一种政治主张，其更多致力于按施特劳斯的路径，深度解读古典原典，基于对「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的质疑，揭示文本的原意或施特劳斯所谓的「隐匿意义」，强调已然被现代政治所抹平和消解的政治传统和伦理秩序。

　　施特劳斯的反现代性主张正是源自其对于柏拉图（Plato）、色诺芬（Xenophon）、迈蒙尼德（Maimonides）、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an）、斯宾诺莎（Spinoza）、霍布斯（Thomas Hobbe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柏克（Edmund Burke）、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等西方思想家原典的精微解读。在这一解读背后，蕴含着其对于现代性的检省和质疑。在他看来，现代性前后有三次浪潮，第一次为马基雅维里、霍布斯，第二次为卢梭、马克思，第三次为尼采、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如果说马基雅维里是现代性起源的话，那么卢梭、马克思、尼采及海德格尔──包括之后的后现代──则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但是，这一批判非但没有对现代性形成制约，反而有效地推进了现代性及其虚无主义4。面对这一窘境，施特劳斯选择回到古典政制这一政治哲学。他认为，只有这一政治哲学才能越过其「显白」教导进入「隐匿」教导，才能真正走出柏拉图所谓的「洞穴」而洞识一切。

　　以施特劳斯学说为思想支撑的新保守主义的兴起有效地针对着当代中国经济转型以来，社会所面临的大众化、平面化、去道德、反秩序等困境。只是这一针对并非体现在对现实事实的简单指责，而是体现在对于古典传统的重新解读与意义揭示，以期形成「古今之争」这一新的价值选择与进路，从而试图探得走出这一现代性困境的可能。

　　蒋庆主张的「政治儒学」及其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恰切地回应了施特劳斯的学说。在他看来，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实现自由民主政治，而是如何在中国本土资源中探得政治正当性。而儒教政治则无疑是中国政治之传统根基所在。为此，蒋庆提出政治儒学即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基础，即：「天下归往的为民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民意基础；法天而王的天人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超越基础；大一统的尊王思想──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础」5。这显然亦同样有效地对应着西方现代政制在当代中国可能遭遇的困境和陷阱。在他看来，「政治儒学的历史使命是创造中国式的政治制度」6，走出这一现代性困境。因此，他真正意在追诉如何回到古典传统政治模式及其伦理秩序。或许以中国古典传统政制回应西方现代政制是否正当尚值得质疑，但肯定的是，其同样意在回到「古今之争」这一价值维度。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1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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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诸多学者质疑政治儒学是否受「二施」──施特劳斯、施密特（Carl Schmitt）──的影响时，蒋庆坦言，在他思考撰写时，并没有触及「二施」理论，反因这一质疑，才诱使其阅读「二施」，结果发现的确不乏相近之处。但要说影响，其承认不少受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和柏克的影响。值此，蒋庆不无感慨地说：「前几年小枫对我言：『我理解你，你不理解我。』但现在我理解小枫了。『二施』学说与『政治儒学』之所以有相近之处，是因为『政治儒学』站在『孔子的政治』（公羊学理解的政治）批判当今世界的『政治现代性』，而『二施』学说也站在西方传统的立场（传统神学立场和古希腊哲学立场）批判当今世界的『政治现代性』，故中西面临的问题相同，而人类之心有同焉。」7由是可见，从古今到中西，尽管是不同的理论资源和价值之争，但在针对现代性及古今之争这一价值意义上则是一致的，其共同构成了中国新保守主义。

（二）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反思与批判

　　自90年代至今，汪晖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及其新左派立场是一以贯之的。以波兰尼（Karl Polanyi）的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依附理论、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理论及萨伊德（Edward W. Said）的后殖民理论等为资源和支撑，汪晖界定了中国90年代以来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政治范式，揭示了其已然及可能导致的种种社会积弊。事实上，不管是波兰尼，还是布罗代尔，抑或弗兰克等，与其说是政治学家或经济学家，毋宁说是历史学家，其关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的立场是基于对于历史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正是在历史演变及其经验的揭示中，洞察到为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之抽象主张所无法涵盖的真相。而同样信奉波兰尼理论的王绍光更是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的市场经济，市场本质上是一种双向运动。」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不能回避对于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预和反向运动」8。

　　按照帕慈（Octavio Paz）和韦伯（Max Weberr）的逻辑，现代性是「自我反对自我的传统」这样一个「理性化及其限制」的悖论。汪晖对于中国现代性的界定──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同样置于这一悖谬的逻辑框架中9。这意味着，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已然是一个历史和现实事实，问题在于我们如何面对这一现代性范式所带来的困境。正是因此，新左派在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探得历史合法性的同时，尤其强调了反现代性这一批判立场本身。而这一反现代性之历史合法性的探求本身无形中被赋予了「古今之争」这一政治哲学意涵，即我们该如何回到历史已然存在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这一价值逻辑中。

　　当学界习惯将甘阳划归新左派阵营时，他自己则认为自己更倾向于保守主义10。事实上，我们从他主张的施特劳斯之「古今之争」及积极付诸实践的以古希腊自由教育为价值范式的通识教育也不难得到印证。不论是「通三统」，还是「儒家社会主义」，其中皆不乏对于中国传统儒家政治思想的认同和肯定，这自觉地赋予他保守主义的色彩。他认为，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应归结于三个传统──古代儒家文明传统，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宪政传统──的融合。其中，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解释，则对应于「共和国」的正是宪政之统，「人民」对应于「社会主义」，「中华」对应于「儒家」11。按照丁耘的说法，这恰恰回应了蒋庆之王道政治之三重合法性：「天人思想」对应「中华」、「尊王思想」对应「共和国」、「为民思想」对应「人民」12。巧合的是，这似乎或明或暗地对应了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先进文化」对应「中华」或「儒家文明」，「先进生产力」对应「共和国」或「宪政之统」，「最广大人民利益」对应「社会主义」或「人民」。而这无疑被赋予诸如色诺芬之「居鲁士（Cyrus the great）的教育」、马基雅维利之「君主论」、伊拉斯谟（Erasmus,D.）之「基督君主的教育」此类的「君王策」（或译为「君王术」，princely virtuosity）色彩13。

　　比「通三统」更进一步，2007年6月，甘阳在《中国道路：三十年和六十年》一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的诸多经济社会制度事实上依赖于对于文革时期毛泽东传统的延续和继承，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不能简单地以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来划分，而应该以共和国六十年整体地来看。他将其界定为「儒家社会主义」14。某种意义上，甘阳更为强调的实是儒家文明传统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传统──反现代性的传统。而这无形中弱化了邓小平之宪政之统及市场经济（包括「一国两制」）在中国的有效实践。这背后隐含着的无疑是他反现代性这一主张和立场。毋宁说，他与汪晖、王绍光等──尽管理论资源各异──并无二致，还是属于新左派阵营。正如他所说的，「中国人对民主法制误解很大，民主法制只不过是个相当低的、维持一个社会外在运转的最基本方式」。在一个民主社会，如何「成为一个人」这一根本的问题，「民主法制却并没有解决」。因此，它「只不过是达到一个外在的条件，一个使你不受欺压的理想一点的条件」15。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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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左右尼采主义：后现代政治的转向

　　尼采作为现代性转捩和后现代的起源已是知识界的共识了16。加拿大政治学者德鲁里（Shadia B. Drury）认为，以科耶夫（Kojéve，A）为代表的特别是西方后现代思想家和左翼知识份子可以归为左翼尼采主义，而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学派则被归为右翼尼采主义。在她看来，左右尼采主义及其共同的反现代性立场和主张构成了后现代政治17。而新保守主义在国内的兴起及其与新左派的价值重叠，也证明了当代中国思想界之后现代政治转向这一事实。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甘阳的身上。尽管前述将他归为新左派阵营，但实则我们已然很难区分或界定他到底属于新保守主义还是新左派，到底属于左翼尼采主义还是右翼尼采主义。毋庸置疑的是，其作为一个尼采主义者及其反现代性这一立场和对于「古今之争」这一价值诉求的实践本身。同样，也让蒋庆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被自由主义者批评为极右的『政治儒学』居然与新左派相近」18。

　　当然，左右尼采主义之间也不乏分歧，尤其体现在二者对于民主的立场和态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新保守主义者反对民主，而新左派强调民主。不过，二者对此却心照不宣地予以了回避19。即便如此，亦诚如德鲁里所言，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总归都属于「尼采主义家族」，特别是针对共同的敌人──现代性时，自觉地殊途同归：一方面批判和指摘现实，另一方面又认同和拥抱着现实虚无主义。这也是当代中国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共同身处的境地20。
　

二、古今会通：现代性及其正当性的重构

　　 随着新保守主义的兴起及其与新左派重叠的趋势，自由主义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果说，90年代的争论中，普遍仅只以哈耶克为思想支撑的自由主义还处于教条主义层面的话，2000年以来的自由主义已然不是单维的自发秩序的市场经济如此单薄，更多诉诸于法律、经济、政治、文化等之间的综合与平衡，亦更具理性与建设性价值。他们认为，新保守主义及新左派所谓的「现代性之政治叙事」「从实质上说是消解性的，是充满毒素的罂粟花。它们没有建设只有消解，没有改良只有否定，其历史的虚无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只能使本来就步履艰难的中国现代政治走向更加危险的境地。因此，对于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来说，关键的不是鹦鹉学舌地把西方的现代性思想理论搬运到中国，而是回到人家发育现代政治的优良传统之中，学习英美建设现代政治的真智慧，而不是法德反现代政治的伪问题」21。正是基于对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后现代政治──之「古今之争」的这一价值断裂指向的质疑，其选择了「古今会通」这一生成性的价值诉求22。

（一）自由宪政与现代政治底色

　　不同于90年代，2000年后的自由主义明确指出英美体系的自由主义源于三个传统──英格兰传统（霍布斯、洛克）、苏格兰传统（斯密[Adam Smith]、休谟[David Hume]）及普通法传统（柯克[Edward Coke]、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之间的张力和平衡。尽管三个传统之间不乏分歧，比如斯密和休谟就对于霍布斯、洛克和普通法传统的去道德化予以了批判，而霍布斯与柯克之争更是法律与政治之争的历史典范，但正是这种分歧和张力，赋予现代政治更多建设、反思和平衡意义。

　　事实上，三种不乏分歧的传统所面对的问题──如道德、权利、法制等──恰恰对应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窘境。中国自由主义内部也同样面对着种种紧张与责难。高全喜强调国家主权，而秦晖则更倾向于有限政府；姚中秋强调自由宪政的基础是对于普通法的积极吸纳，而在高全喜看来「仅有普通法是不够的」，还需辅以形而上学作为道德支撑。无形中这已导致了道德、权利、法制及主权之间的张力关系，但本质上，这一张力更富有互相吸纳的积极色彩。因此，他们坚持「对于当今中国来说，面临的首要任务不是破除现代政治，不是指称现代性之病屙，不是像西方左右两派的现代政治之现代性叙事的观点那样用滔滔不绝的言辞来质疑现代政治，而是老老实实地从头开始，学习英美的现代政治之建设性道路」23。

　　历史业已证明，西方的左右两翼，其都有一个基本的前提性共识，即以现代政治或自由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底色。抑或说，左右之争总是属于体制内的争论24。因此，二者的分歧再大，总归万变不离其宗，对于自由主义或现代政治的基本认同是不变的。在这一前提下，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批判（甚至包括「古今之争」）反而被赋予了积极的建设性意义。而这也是其区别于中国新左派与新保守主义的根本所在。

　　正是因为这一价值底色的阙如，自由主义者提出中国现代政治的建构应追溯到西方现代政制之根源。在此基础上，还要「认真总结中国自身的新老两个传统。老传统属于王朝政治的传统，它看上去虽然断绝了多年，但历史的余绪不绝如缕。新传统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国民党的政党政治传统，另一个是共产党的政党政治传统，它们都以不同于王朝政治的现代政治形式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中扮演了积极性的角色，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政治底色」25。可见，关于中国传统的重新认识及对其价值的重新认同，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新左派不乏共识。确如上述所言，在此中国自身传统反而具有成为争论之价值底色和前提性共识的可能。问题是，这样一个共识的建构对于中国现代政治之意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呢？如果说，仅只缺乏现代政治之价值底色还有可能建构的话，那么，以中国政治传统作为价值底色是否意味着去现代政治更加遥远了呢？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2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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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共和主义」与现代政治建构

　　90年代，新左派崔之元在《「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一文中，提出了属于亚里斯多德和马基雅维里之共和政体的「混合宪法」理论及其混含着的对于整体的「三层分析法」是西方政治思想的主流，并分析了欧美现代政制包括中国地方政治实践对它的自觉与非自觉的吸纳和改造26。当然，就其本身而言，后虽经现代民主政治改造，但本质上还是属于古典政制的范畴。

　　2000年前后，基于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以「公共性」为中心的讨论将问题引至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即以哈贝马斯、罗尔斯为代表的「软共和主义」。而这不同于崔之元之「混合宪法」的「共和政体」的根本就在于，「软共和主义」是建立在现代政制前提下的反思与平衡，而崔之元的主张根本上意在回到古典共和政制。换句话说，「软共和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如何通过政治平衡回到启蒙。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还远未结束」27。而之所以诉诸「沟通理性」和「公共交往」，是为了「调停理性和意志之纷争」，以期在「自由主义进路与共和主义进路」之间寻找一种「审议政治」，「重新赋予宪政民主国家的政治原则和决策以正当性根据，最终重建正当性和真理（规范或者客观性）之间的关系」28。因此，即便其对自由主义不乏质询，即便与之相应的罗尔斯也曾遭遇诺齐克（Robert Nozick）的指责，但本质上还都是自由主义者。

　　事实上，90年代的讨论中也已经出现了「谁的公共性？何种现代性？」等诸如此类的诘难。而当时新左派汪晖便提出公共性的丧失与文化差异的抹煞是同一件事，它们都发生在现代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内部29。这一问题在2000年后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公共性」的前提就是自由宪政。哈贝马斯明确指出，「17、18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有了市场才有了经济性的市民社会，对于公共事务才有了要求，才催生出一个政治性的公共领域。」30不同之处是新左派的公共性本质上是基于反现代性的考量，而自由主义的公共性则是意在重新回到现代性。按照罗岗的说法，这具有双重意涵：「一是对于传统专制体制的批判，二是中国必须走的现代化道路的设计」31。

　　同属于「康得主义家族」的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这一「重叠共识」回应并补充了哈贝马斯的公共性及公共领域论述32。但是，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尽管哈贝马斯、罗尔斯皆试图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但是前提皆是自由主义及权利平等的优先性和自由主义本身作为目的。因此，对于新左派的「公共性」解释，自由主义者尖锐地指出：没有「平等原则」，何来「差异原则」呢？33所以，其认为「软共和主义」真正意在为重新回到现代政治创造一个实践的可能性。

　　可见，新左派的共和政制真正属于「古今之争」这一价值维度上的「硬共和主义」，即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主张的回到古典共和主义。而自由主义的共和政制本质上则属于已经现代政治改造的「软共和主义」。这显然有别于「古今之争」，毋宁说，其属于「古今会通」这一政治哲学的范畴。

（三）古今会通：现代性及其正当性的重构

　　2000年以后的自由主义者显然并非简单地诉诸于市场或权利，而更多致力于古今政制思想的会通。无论是从英格兰、苏格兰及普通法三种传统之间的平衡，还是从「软共和主义」所主张的古典共和政制与现代政治之间的互相吸纳，无不证明了自由主义在建设性层面上于中国现代性及其正当性重构的努力。

　　在对潜在的「论敌」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同样关涉的两个问题上，自由主义者明确了自己不同的意见。一是关于「二施」学说的认识上，自由主义更为认同不同于新保守主义和新左派之既有的反现代性认识的另一种解释。即，「施特劳斯并没有反对自由政制，反而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同盟者，他所伐挞的乃是虚无主义的现代政制，至于经验主义的英国自由政制倒成为他钦佩的现代政制之典范」34。同样，在他们看来，施密特也并非是一个纳粹极权政制的辩护者，其真正意在如何区分他所谓的政治之「例外」与「非例外」。显然，纳粹极权属于政治之「例外」。而本质上，他是魏玛共和宪政的辩护者。因此，他真正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35。另是关于公共性的解释。自由主义者认为，公共性问题的真正目的意在重新回到启蒙，回到现代政治，而并非是新左派所谓的反现代政治、反启蒙。

　　这样一种解读已然不是施特劳斯所谓的「古今之争」这一价值指向，而是在「古今会通」的意义上重构现代性及其正当性。

结　语

　　2000年以来的新保守主义（包括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古典保守主义）尽管不乏分歧，但是在古今之辩──「古今之争vs.古今会通」──这一层面上却已涵有基本共识，并赋予现代性之争以积极的建设性意涵；而且在这一基本的共识前提下，生成了种种重叠性共识。不论是新保守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古典保守主义者），二者都具有保守主义这一价值底色，普遍体现在民族国家及国家主权认同、道德伦理秩序诉求等价值层面。而且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也实已潜在地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崔之元的「小资产阶级宣言」、王绍光的「社会市场」、甘阳的「通三统」等并不否定和排斥改革开放传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与之对应，自由主义者高全喜也吸纳了中国王朝传统和共产党政党政治传统，秦晖源自密尔之「群己权界」这一思想更是意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寻得一种有效的平衡。

　　当然，这些共识和重叠性共识的形成并未使其回到集体启蒙或集体信仰的时代，而是意在促使分歧与争论本身更具有建设性。因此，归根还在于二者的双重分歧中。第一重分歧，新保守主义（包括新左派）诉诸于中西古典政制，即回到弗兰克当所谓的古代自由（即政治参与的自由）或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自由主义诉诸于西方现代政治（包括中国既有的现代政治经验）与中西古典政制的会通，即试图实现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即私人生活的自由）或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之间的综合与平衡。第二重分歧，「古今之争」强调去现代性和反现代性；「古今会通」则强调了其中现代政治相对古典政制之优先性，即现代自由或消极自由对于古代自由或积极自由之优先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20 07:22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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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也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对于古典政制资源的共同认同作为二者争论的前提性共识能否成为一个真问题呢？对于新保守主义（包括新左派）而言，自由主义吸收古典政制因素是一种互相接纳的潜在体现，但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对方则选择了对于──自己归根强调的──现代政治之批判和弃绝，证明了与对方根本性共识的阙如。这一不可弥合的分歧、隔阂决定了当下现代性之争的延续性和未知性。不过换一个角度看，设若现代政治作为基本共识时，又当如何呢？或许，此时已经没有了争论的必要，甚或又回到了集体主义的时代。因而可以肯定的是，「古今之争vs.古今会通」之古今之辩实已暗地重构了中国现代性之争的新的价值谱系。

注释

1 许纪霖：〈总论〉，载许纪霖编：《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页39。
2 赫希曼（Albert Hischman）：《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页125。
3、 12　这一新保守主义更接近美国式的新保守主义，而非传统英国式的古典保守主义。丁耘：〈共和国的君主教育──试论「心性儒学」的政治性〉，思与文网刊，http://www.chinese-thought.org/shll/005083.htm。
4 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卷二》（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页43。
5、 6　蒋庆：《政治儒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页203-207；125。
7、 18　蒋庆：〈回应对「政治儒学」的批评：政治的孔子与孔子的政治〉，载陈来编：《孔子与当代中国──第三届中国文化论坛论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8 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文化论坛网，http://www.forum1.cn/show.aspx?id=871&cid=160。
9 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页368-371。
10 甘阳：〈前后左右之争〉，《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20期，页73。
11 与之相对，强世功也区分了三种传统：礼法传统（对应儒家文明传统）、政法传统（对应毛泽东传统）、宪政传统（对应邓小平传统）。参见强世功：〈中国法学思想100年──以北大法学院为例〉，载苏力、陈春生主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第四届文化论坛论文集》（待出版）；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页3。
13 「君王策」意在宣示作者的政治智慧和能力，以期在一位强有力的君主的宫中，为自己谋得一份谘议或秘书之类的职务。伊拉斯谟：《论基督君主的教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页18。
14 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和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页1-6。
15 甘阳，〈通识教育是人的自我超越〉，中国文化论坛网，http://www.forum1.cn/show.aspx?id=851&cid=226。
16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页96。 　
17 不仅德鲁里，连其弟子罗森（Stanley Rosen）也将其归为后现代主义者。参见德鲁里：《亚历山大·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根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页339-343；罗森：〈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载刘小枫主编：《施特劳斯与古典政治哲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页378。
19 倒是新左派自始至终将这一矛头指向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真正反民主的是自由主义。对此，自由主义也予以了回应：自由主义与民主从来就不是绝然背离的，而是一个不乏张力的平衡性整体，即如何在英国宪政与法国民主之间探得一种平衡。
20 与德鲁里不同，齐泽克（Slavoj Zizek）将传统主义的社群主义（泰勒[Charles Taylor]等）、现代主义的普遍主义（罗尔斯等）、后现代的分散主义（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皆归结为对于尼采的不同解释。在此，笔者更为认同德鲁里和施特劳斯对于尼采的解读。参见齐泽克：《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论的缺席中心》（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页196。
21、 23、25　高全喜：《何种政治？谁之现代性？──现代性政治叙事的左右版本及中国语境》（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页121；118；120。
22、 34　高全喜：〈法政思想与制度的历史生成〉，载高全喜主编：《从古典思想到现代政制──关于哲学、政治与法律的讲演》（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页8。
24 钱满素：《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页264-265。
26 崔之元：〈「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载李世涛主编：《知识份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页528-529。
27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页120。
28 周濂：《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页193。
29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载李世涛主编：《知识份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页83-123。
30、 31　许纪霖等：〈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载李世涛主编：《知识份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页313。
32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页142-183。
33 高全喜：〈我为什么开设这门课程〉，载高全喜主编：《西方法政哲学演讲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页8-9。
35 何包钢：《民主理论：困境与出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页29-30；卡尔·施密特：《宪法的守护者》（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页1-7。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8年、总第80期、作者鲁明军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文章来源:「思與文」(2009年5月13日)

杰亮

中国近二十年社会文化寻踪

作者：宋君健

对我国改革开放29年中出现的种种偏差和失误从经济、教育、学术研究、文学，法学、民俗、宗教、社会消费文化的6个主要方面陈述并找出众生相的文化根源，指出经济失序、教育迷途、国学研究、文坛的阴霾、法制失度和社会风气的颓废的根源在我国旧的文化传统和旧体制新机制的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并非改革开放本身有错，也不是外来文化的影响所致。对传统文化未经清理和更新而成为社会转型的反作用力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逐个的分析和归纳，呼吁更新古旧的文化观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确立新的社会文化坐标，使改革伟业有序的发展。

Seeking the Trace of the Chinese Social Culture in Recently 20 Years

Sung Chun-chien

This is the 3rd piece of the macro study on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and point out 29 flaws in the reformation.
With the point of tangency in economy ,education, academic research ,literature, science of law, folklore, religious, social consume ,analyze the economical disorders ,wrong path of education, poverty of ,stud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Learning ,haze in literature, inappropriate of making law, extravagant life way .they can not impute to reformation nor the western culture but ourselves traditional culture.Appeal for setting up the new coordinate of social culture for development of the refomation

    Key words：Disorder in economic  Official education  Limitations of Chinese learning  Inappropriate of making law  Deficient spirit of science


一、当代社会隐含着中苏两种文化的旧传统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成就是扭转了此前对西方文化的否定和敌视，改变了自我封闭的文化心态，社会返回了近代开始的西学东渐正常的历史进程，文化开始主动与世界文明对话。此间前十年的文化讨论和与之并行的改革开放破冰期的回顾已在上文追述，本文只探寻最近二十年（1989-2009）的改革的成果和在实务所显现的种种失误与不足在观念和体制上的原因，用人所共知的材料追索其与旧传统的因果关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那场政治风波初平, 大局甫定.。苏联和东欧剧变使稳定社会成为第一要务。因此邓小平要求两年内不搞争论（1）。虽然中国的经济改革自八十年代破冰以来并未停止，但1980年代出现的我国第二次社会文化启蒙已经断裂且至今尚未复兴。在文化断层的最初几年, 社会还曾出现过短暂的复归前代的思潮。作为文革前奏的社教和动乱中的军训这两大法宝又被祭起；还有人着力策划革命歌曲大联唱，以卡拉ok形式与当时大众乐坛的西北风派. 野兽派, 劲歌摇滚派一争高下并欲“收复失地”，颇有“前度刘郎又重来”之势。.邓先生深恐其务实的改革大业中道崩阻, 在一九九二年南巡时发出警示：”不改革是死路一条。”（2） 江先生自出山伊始便强调科教兴国, 邓老先生的权威与江先生的神会相得益彰, 理论上终于迈过了“姓社姓资”的门槛。那种复归前代的欲望顿成回光返照。但社会并未因此确立新的人文坐标, 改革开放就在文化方向不明的状态下匆匆上路前行。十余年来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也是改革开放大业继续发展的基础。传统文化的惯性和苏式体制的限制仍然交互作用于我国主流社会的意识与潜意识；前三十年的体制与构架还没改变。以僵化的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构架和行政方式来管理实际上的市场经济出现了不少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中国当代的改革的对象既不是前清，也不是民国时期的社会而是我国在前30年照搬前苏联模式和由此形成的教条与僵化的传统。开放的范畴也不再只对苏联而是恢复与世界各国尤其英美等发达国家交流。前代确立的社会--人文坐标已经部分动摇，发生了改变。难耐的是旧体制作为被改革对象却仍在运转并驾驭着改革，除了经济方面局部更新之外，体制和观念基本未变。面对这种文化系统内部构性的矛盾，人们只好在模糊地带摸着石头过河。主流社会希望在稳定的前提下用良好的经济效益来证实改革国策的可行，开放的必要，等水到渠成后再立航标。这种体制内的改革使社会驱动力削弱。在新旧两种体制和观念交错的行程中，上层建筑领域如教育学术, 文学艺术, 法律行政, 生产消费，民风民俗诸多领域包括经济本身出现失序、失度和失语也就势所必至。社会实践在此验证了马克关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子系统相互关系的论断。也许这是改革大业应付的代价和必然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成功的改革多半是在新旧并存，互相牵制的状态下艰难前行的。模糊总比禁绝好，前进总比停滞好。

二、拜金潮中经济失序

　　1992年全民经商潮起, 炒地下海真忙。我国自秦汉以来建本抑末，重农桑，轻工商的传统文化所缺乏的平等竞争、等价交换的思维定式支配着当代文化走向。新旧体制并存导致官商兼容和权钱交易；加上兵家的虚诈理论助阵，人们在精神和财力都极端贫困的起点上急于变富的心态使拜金论日炽；传统人伦屡经浩劫,早已不存。近世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又因超前而难以在全社会普遍力行。伦理文化空缺，道德长堤溃决。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如重世俗、讲实惠使得社会缺乏超越世俗的宗教类信仰和情感，民众少有自我约束的道德底线；虽然对外开放，但社会心理仍处自我封闭的状态，不愿也不能照搬外来文化模式而务求具备中国特色。但如何科学地界定中国特色只有官方的表述，没有明晰的文化目标也没有具体的行为准则。现代社会工业生产和商业行为所必须的理念和行为方式还没有固化，称不上文化积淀。在摸着石头前行的艰苦探索中干前无古人的事业，出现种种失误与曲折无可厚非。但如果以为凡工商社会初始，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必然要经此种过失序则难以自我解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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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亮

几百年前，西方在市场经济初始时已经历了中世纪一千年基督教说教，社会的普遍信仰已经铸成。后有文艺复兴、文化启蒙对人文情愫的续补，即使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其社会心理中如原罪，忏悔，守规则，重团队，乐施舍等已能被社会普遍认同，成为个人的自我约束。而我国数十年来将儒家隐忍自省，诚信待人等修身之道早已被打翻在地，对马列主义之外的西方文明讳莫如深。数千年集权专制的压榨产生的社会反叛心理滋生出我国文化中无视社会规则，我行我素，为求成功不讲程序、不择手段等不好的传统成为了社会的潜规则。作奸犯科之徒受金钱诱惑与游民意识双重驱动铤而走险。法制滞后使社会失去了道德和法律的双重约束，剩下的只是求富的欲望和无视规则的冲动。笃信“胀死的大胆，饿死的小胆”。非理性的胆大只能带来经济失序，治安形势严峻, 生活质量的降低。

　　西方文化没有我国的官本位传统，他们古有神本位的精神恐惧，今有个人本位的公正平等，重契约，守成信的意识。我国人治的体制在市场经济中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和市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使双方受益最快成本最低，既不要物流，也无须市场和仓储，只要有关系和少许感情投资。我国的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法社会长达三千多年，人脉网络和“人情大于王法”容易是非正当竞争、行业垄断、专卖、三角债成为连环套。权力的诱惑和强权的存在产生的权力崇拜、商而优则官的价值取向。工商界的成功者大都跑官卖官，以进入官场取得个人安全和荣耀。经济地位高了，社会参予意识仍然淡漠，基层换届选举中贿赂并非罕见, 一些黑道人物也混迹其中。西方的成功人士办学校、研究所等公益慈善业，我们奔的是一官半职哪怕挂名儿也愿破财取利。商道即人道，没有人的道德底线又不惧神灵惩罚，没有良知良能总想游走于规则之外的人，就如活脱脱饿虎下山。在利益链中工厂制假商铺贩假，被官方一打一枯荣。 工业酒精酿酒、米粉中的碉白块、食用色素中的苏丹红、奶粉中加三聚氰胺，火锅料中放罂粟壳，不是个别而已成行规。在饮食中让国人完成了对化学材料的学而时习之；粮食、钢材和铝合金材料市场公开以小充大，短斤少两，公然明说就是靠少两赚钱。由于此类恶行普遍，工商物价部门奈何不得，逐渐成为不少行业的潜规则。市场经济的灵魂等价与质量反被漠视；寄身于消遣娱乐业的性服务工作者们登堂入室, 较之古时怡红院, 御香楼并不逊色；一夜暴富、挥霍豪赌一掷万金者宜乎众矣.；风水迷信被冠预测之名滥觞于市井，开讲授徒于学府。凡此种种，主流社会习惯归咎于国门打开后外部涌入的祸水病毒。这种不负责任的误诊显露出我国的文化浮躁和心理障碍。如摒除历史偏见与无知，对中西文化稍作梳理, 就发现这种种弊端并不来自异邦而源于本土。迷局出在工商界，病灶却是我国的传统观念和仿苏式社会机制的裂变。

　　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在负重与艰难中发展成了世界第3大经济体，举世瞩目。但贫富悬殊，经济失序，资源环境，三农问题，可持续发展等隐忧和危机也同时凸现。至此经济问题变成了社会和文化问题。

　　有资料表明，有几个行业的国企从业人员只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8%却占了工资总额的52%。国企老总们的年薪80万元至450万元已非个别；电力、烟草行业的普通员工月薪达6千元是过时新闻。凡被整肃的高级官员，涉案金额少则数百万，一般几千万多则上亿。首都机场党委书记被判死缓，作案金额1.2亿元。人们要问，为什么制度可让他们屡屡得手而不受阻。当年被称为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在美国的财产约500万美元，其子孙必须外出工作。今天这种高官该是多大家族？有人认为我国的官僚资本集团正在形成。如果资料可靠则此言不虚。仅十多年我们就创造了房价超过东京, 伦敦, 巴黎, 纽约的奇观；华人购买国外豪宅的底气，一次性付款数百万英镑的阔绰令人乍舌；据报载，国内1.4亿元一套的别墅也不愁买家。大中城市的超高房价使多数人按揭买套房而变成了终身房奴。 房屋有形，其价格与成本和利润一目了然。天文数字的房价是如何组成的？时下国内建房的成本大约为每平方米6-16个工日，加上材料,即是高档别墅造价应在每每平米一至三千元之间。每平米高达两万，三万元的房价无疑存在巨大的地价成本、高额管理费用和暴利。我国土地国有，缴收土地出让税是政府行为。如由于地价或税收太高使房价虚高是与民争利。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是德政仁政的表现和国人千年等一回的愿望。不该再有涉于利益和权力时，社会就游离于文化常识之外。

杰亮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为新增居民提供住房时，决策者们怎么就只采用了商品房一途，而廉租房、实用房成了视野盲区和佐料。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富，难以承受。新居民首先需要的是安居，必须将他们与那些改善居住条件或者购房作为投资手段的业主加以区分。据此制定不同的建房规划，预算新增人口，按最低地价足量提供廉租房的土地并限定建房规格。离开公权机构科学有效的管理，企业家们追求的是自身的最大利润而不可能是社会公正。政府不能作为利益链的一环。住房这种特殊商品关乎国计民生，各方的利润应合理限制，如高额利润归开发商所得就有违反暴利的原则。事与公共权力机关如政府，银行，国企房产的利益相关时，物价、审计机关双双失语，显示了政府行政功能的缺失。此时此事“不作为”，何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高房价的谜团之二是取得开发资格,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暗箱运作。利益链的主环节如是国企无异饮鸩解渴；如系八旗子弟则是天下为私。如是政府就是与民争利。他们从高价获得国有土地，以国家银行资金周转，该高层楼房降低地价成本去获取暴利中饱私囊。国际房地产业利润通常在3-5%。我国同业者的胃口数倍于此。否则行业统计为何不敢公诸社会。住房类大宗商品允许期房销售明显使消费者处于不利，业主因期房与现房在规格、环境等不符而受到伤害的纠纷屡见不鲜。舆论界呼吁取消期房预售，主管部门却坚称不行。明显地站在商家一边。

　　在解决民众住房用地时现在还有两个反科学的概念。首先借助舆论过份夸大土地紧张的情形。城市化的集中居住照理比村落散居状态更能节约生活用地。城市发展战略应当按规划提供足够的土地而不被那些持一孔之箭的所谓专家的意见所左右，不造成人为的土地紧张气氛而让商家抬高地价。按科学发展观，还有必要限制开发商随意建高楼，降低地皮成本而抬高房价。有研究表明超过7层的楼房对于节约用地已毫无意义，但是高楼的建造和配套设施的成本大增，房价成倍提高。商家一次性赚足了钱走了人。据预算，美国一栋22层的高楼，64年的使用费比原造价高出4倍，住户等于被强迫为不需要的建筑成本和使用费埋单；据研究，高层楼房对人体健康有害。人居的房间离地高度超过50米，地球引力和地磁的变化会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同时高层楼房所浪费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太大，对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十分有害。这种既反科学又不公正，借节约土地为名建高楼是害国害民的误区，只对商家有利。香港日本等少数国家地区采用这种模式或是迫不得已，我国岂可东施效颦。

　　关于人们出“行”的路，.网上有资料说全世界收费公路有78%在中国，每年所收过路款仅用8%还贷, 余者用作了行业的消费。秦汉开始我国就驰道通天下，今日车辆交了养路费却只能在本埠城区行车。近又传实施燃油税。贸然实行了10余年的海南省对非车用油的价格等许多社会问题并未提供解决办法。国际原油涨价我们闻讯而动，垄断行业照赚不误，大叫亏损却报不出亏损数额，形同掩耳盗铃。近数月国际油价从147美元降至30多美元，下挫了三分之二以上，国内油商是王者顾左右而言其他。如果再出现油品的双重价格，大量官倒将死灰复燃，社会徒添一新病灶，那将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

　　邮电部就凭20多年前一纸红头文件，手机巨额入网费和高于国际价格10倍的双向收费持了至今。任你舆论质疑千百次, 他自岿然不动。国外初兴此类新设施, 较高收费时通常给用户记发债卷, 以后可分红利，我们是为国奉献。一大二公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数月亏损45亿元，末见问责那位年薪450万的掌门人；长江大堤维护的专款屡被挪用；对垄断行业的国企虽有拆分, 但他们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为自己的共同利益很容易结盟联手对付消费者。十余年来，教育乱收费因有涉千家万户成为众矢之的，其实只是小巫，将国家资源变为行业特权, 使社会产生大不和谐才是大巫。我们的对策是由上层派大员下来监管国企国资，但他们担此大任后是否真能充当国家资产的看护人，忠于职守，洁身自重，因无制度保障不可乐观其成。人性的阴暗面中外古今均有，既然部分封疆大吏都不尽职守节，连京沪要地和一些省部委主帅如成克杰、陈希同、陈良宇等数十人罪行昭然，怎敢奢望执掌监军巡按之职者能一夫当关，出淤泥而不染。也许人治的旧制改弦更张才是治本之法。

杰亮

名士侈谈经济大势并影响中枢是我国古代门客幕僚制度和独尊一家之言的传统做法。现今经济学界少数专业人士效法其踪，确实也偶有真知灼见者。但香港学人丁学良愤而指出大陆仅有五位经济学家。当年西方的凯恩斯与近年的格林思潘的理论和操作的确曾作用于西方经济和美国金融。但他们的个人高见都得经过国会论证表决，按定制和程序才变为法令，避免了个人清谈误国的负效果。对我国的幕僚参议也必须规定程序和制度，否则只能是形似而神非。

　　由于前数十年的社会折腾起伏，我国实业界求速胜而不思长远，缺少品牌意识、忽视公共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作法盛行。大量制造价廉质不高的低端产品使我国废气排放已居世界二位，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四倍，环境污染惨不忍睹。不仅无锡人不敢再唱《太湖美》，国内凡有工商旅游项目之处多是竭泽而渔，山河含悲，难觅芳草，人与自然极不和谐。此情此景之下，人们更多关注的还是实业发展，项目做大，注重的仍是GDP、科技,、资金、人才、 策划、信息等， 仍然漠视自然和社会经济这两大环境的生态和等价与诚信等基本原则。思悠悠，恨悠悠，这本末倒置何时方能休。

三、官学教育的失衡与失误

　　教育是人类文明最早的标志和传承的载体，其功能在现代文明中已不再限于实用范畴。个人固然可籍此学习知识专长来改变自身的社会位置，它还有增进综合国力、根治社会痼疾、决定民族未来三个重大作用。我国以吏为师、政教合一的传统将教育纳入实务时政而使得教育后三个功能几近偏废。一旦调整方略, 社会转型，教育产出总是力不从心。近二十年来教育在数量和实用人才培养两方面的发展有口皆碑，但当代教育的方向不明，特色不显、功能不全、有失公平、行政化管理、缺少人文精神，知识结构逼仄，师资格式化、流水线式的批量培养，规模集约化等10余种疾患也令人发怵。如果说1902年清廷下诏兴西学时的社会背景是上新下旧，民智和师资跟不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苏式政治框架和行政命令使教条进入误区，今天却是上下自觉地践行旧日模式，途迷而不知返。教改不知喊多少，但觉新人懒下楼。

　　我国基础教育板块有四个严重的失衡。一是“民间办学，国家考试验收“的官学传统使得基础教育被高考调遣全局，形成了变本加利的应试教育。二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城乡二元，重点与一般学校二元的状态。教育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被行政机构作了违背社会公正的支配。公立名校办民校，天价择校费加重了国民的经济负担也使私立学校处于不平等的竞争位置而难以发展；三是功能偏废，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把“教育要使人社会化“socialized(3)的目标简化为政治化，把对学生人格品行风度的培养异化为单一的政治范畴，做人的教育被苏式思想理论的教条取代。我国文化中修身、齐家、立志、注重行为规范的优秀传承没登大雅。这种文化坐标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社会变得任性粗俗，恭谦变为鲁莽，知书而不达理，腐蚀了公民社会的根基，使“五讲四美”变得空洞泛化而难以凑效。四是知识结构失衡，在中学是考什么教什么, 不考则不教。高就一分文理科势必形成学理科者半文盲，学文科者半科盲。最后使文理科均受到重创。官方和社会都只用升学率这单一指标作为评价指数。古代官学与科举让人们为利益而搏功名，为功名而考试，为考试而读书的遗风在当代愈演愈烈。

　　前数年湖南汨罗的黄泽南先生等曾鼓动所谓素质教育。官方将此作为应试教育的对立物加以提倡。其矫正之法似未得要领。何谓素质？如何强调素质等内涵均未成共识，终因各执一端未成气候。从“教书育人”一语流行就可知社会理性的淡薄。我国官方素喜将其意念口号化。极左时代的策士们长于弄墨而短于思考，盲于学理，惯于以势压人。自以为是，常说违背常理，本末倒置、误党误国之言。当年为抬高群体价值，高喊“大河无水小河干”。殊不知大河的水无法倒灌进小河，客观规律是“不积小流无以至江海”。他们无视“水往低处流”的常识而臆造规律。无独有偶，今日的内行主管竟然像门外汉，不知道不育人就教不好书，提出这因果倒置的反科学的口号，大伙儿以讹传讹。“少年新则中国新”，若人是废品，知识专长即使优秀，整体也是个次品。即使那次“素质教育”的内涵明晰，条规完整，与陈旧的社会价值观念和管理体制抗衡也苍白无力。注定为社会堕性所吞噬。

　　中国高等教育的误区和病态的表征是官衙门管理体制。环顾今日域中，几乎没所大学都没有传统和特点，缺乏起码的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科学精神和守望情操。师生普遍被功利驱动而日显浮躁，不能宁静致远、俭以养德[4]，缺乏怀疑和批判精神因而创新能力是无源之水；校园既不象精神家园也不像文化传承的火炬和学术摇篮。没传统，没远虑，没思想，没特点，整个儿倒酷似高级职业培训中心。我国办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是集约化，先拉起队伍扯出大旗。在高校产业化, 大众化进程中果然连创了在校学生人数最多与收费奇高两项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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