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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三种前景：右派得胜，全面实行资本主义

　　右派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们。由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挫折失败，特别是“wenghuagemin”使旧的社会主义体制下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政治声望降到冰点，社会道德沦丧，他们对社会主义彻底失去信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国门大开，他们发现过去“左”的舆论宣传的欺骗性，看到一个“世界多奇妙”的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立即向往地五体投地。他们赞成改革开放，但是一直企图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引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

　　右派的特点是：

　　（1）崇拜和向往资本主义。实际上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不甚了解，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也没有进行认真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无不经历过漫长的对外侵略（殖民）、对内盘剥的历程。迄至今日，仍利用其科技、经济和军事的既得优势，攫取或榨取发展中国家资源（美国占用世界42%能源！）和进行不平等贸易来获利。放眼全球，除极少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处在贫穷和愚昧之中。他们更不了解在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特别北欧各国，先进生产力的经济基础要求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中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许多先进的社会主义因素。中国改革开放学习借鉴的正是这些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已走到自己生命尾声的资本主义。

　　（2）没有任何什么值得注意的创意，只有简单的照搬。中国如何搞资本主义，他们并没有作出真正的回答。只是照搬西方，突出地要求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的议会民主。他们天真地以为照搬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就会立即享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完全无视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现代化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3）屈服于国际资本主义压力，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因此，他们往往是海外资本主义软实力的应声虫，传播或响应国际反华势力不断“创新”的观点。甚至有的与外国一些反华组织有这种或那样的联系，制造事端，靠海外舆论来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

　　那么，右派能够取得成功吗？

　　“崇洋迷外”是小生产意识的另一面表现。因此，小农经济和小生产者也是右派的社会基础。由于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先进，人生观不成熟、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不可避免地容易接受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成为右派观点自由泛滥的市场。这就是现实存在的“和平演变”。对于这类“和平演变”，加强有说服力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必要的，而根本途径和最终解决必然是依靠中国彻底消灭封建主义，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一个真正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现实，必将反过来对资本主义产生不可阻挡的“和平演变”的威力！

　　同样可以设想，在今后30年中，右派若要成功可能会有两个机遇：

　　（1）在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和小生产意识影响下，不锐意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受阻，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顿。中国发展速度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可以用历史来说明；中国发展速度低于崛起的新兴小国，可以用“烧一杯水比烧一锅水容易”来解释。但是，如果发展速度低于资本主义复辟了的俄罗斯，或“最大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印度，中国的政局就绝不可能稳定了。右派必然受到人民拥戴，成功地实行了“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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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左”派折腾的结果，必将导致右派胜利。“左”派在善良的人们面前可以耀武扬威，但斗不过右派。最后，前述“叶利钦式”的“英雄”将在人们埋葬共产主义的欢呼中登上执政的舞台。右派上台的结果是全面实行资本主义，但中国绝不可能达到现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富强的国家。经济上在动乱中无法发展，社会真的两极分化、动荡不安，政治上只能是国际霸权主义的附庸。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只能等待人民新的觉醒和革命，等待新的邓小平。

　　结  论

　　上述三种前景在未来都是可能的，但可以预见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形象地说，第一种情况的概率是90%，后两种概率各为5%。

　　为什么第一种情况有90%这样巨大的可能性呢？

　　（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全民族历史性的心愿。人民的历史要求是不可阻挡的。

　　（2）邓小平开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30年，证明了这条道路的真理性。既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又充分反映了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实践雄辩地证明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3）30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崛起和社会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可靠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4）中国人力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又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国持续发展的空间巨大。中国改革尚未完成，每一项重大改革，都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巨大动力和广阔天地。

　　（5）30年改革开放重建了中国wdGCD不可替代的威望。党也有足够的执政能力和丰富经验完成新30年各项历史使命。

　　（6）随着教育和科技的发展，中华民族的素质将不断提高。全民族知识化，首先是党和国家干部知识化，将对中国前途做出理性的最佳选择。

　　（7）今后30年全球化和平发展，霸权主义成为人类公敌，中国有可能运筹应对，保持较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从而有利于中国建设发展。

　　那么，对于低概率的后两种情况，是否是不必要的多虑？是危言耸听的空谈？完全可以等闲视之呢？答案是否定的。纵观人类历史，如果人们掉以轻心，概率很小的事件也会看似偶然却出人意料地发生了！胡锦涛同志及时提出“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告诫全党全民还是有动摇、有懈怠、有折腾的情况存在，中国人要有忧患意识，时刻警惕、防患于未然。特别是“左”右折腾不得。邓小平的政治遗言，“警惕右，主要是防‘左’”，我们要时刻牢记在心，至少还要记住30年！

　　只要全国人民在wdGCD的领导下，抓住今后30年可贵的历史机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本文得以在本刊发表，感谢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支持)。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13 09:3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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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波

作者:肖滨(中山大学教授)

从1949到2009，新中国已经走过60年的历程。在共和国60年的历程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观察点：一是1949年，二是1979年，三是2009年。三个时间点蕴含着三个问题：以1949年作为观察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历程中，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何在？以1979年作为观察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30年之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谱写了什么样的新篇章？以2009年作为起始点，我们关注的问题是，在新中国成立60年之后，在改革开放30年之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将走向何方？

　　第一波：从皇权帝国到主权国家

　　从皇权帝国到主权国家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第一波。这一波始于晚清皇权帝国的危机与崩溃。在经历鸦片战争、洋务运动、甲午海战、变法维新等诸多历史事变之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终结了满清王朝的皇权统治，但中国并没有真正成为现代意义的主权国家。相反，在袁世凯于1916年去世之后，掌控国家军事暴力资源的北洋军阀迅速分裂，形成直、皖、奉三大派系，各大军阀派系之间互相厮杀。军阀之间的相互混战表明国家的暴力资源已经彻底分散，这不仅宣告了传统国家的解体，同时也是在呼唤结束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重建国家权威、走向现代国家。在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的方案落空之后，以俄为师的国共两党联手作业打击军阀，取得了军事北伐的基本成功。不过，在1927年国共两党分手之后，两大政治军事集团之间开始了长期的军事政治斗争；虽然，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他们也一度协同抗战，但最终经过四年的国共内战之后，一方才将另一方赶出大陆，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而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意义究竟何在？从根本上说，其意义在于主权国家的建立。正是由于主权国家的建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存风险得以基本化解，并且为下一步的国家成长奠定了基础。不过，以苏俄暴力革命的方式确立主权国家也给未来的国家成长留下了一个后手，这就是革命逻辑与阶级立国。所谓革命逻辑其实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逻辑，这种革命的逻辑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它不仅要进行政治革命，而且要进行经济革命、文化革命，因此，革命逻辑隐含着后来1949年之后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革命运动，包括已经被彻底否定了的文化大革命。另外一个后手就是阶级立国，阶级立国意味着立国的根基不是公民权利，而是阶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16 09: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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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从全能国家到市场国家

　　如果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第一波经历的时间很长，那么从1949年到2009年的第二波则相对较短，刚好60年。第二波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从全能国家到市场国家。这一波可以分为前后30年的两个阶段。

　　前30年：一个逻辑，两个故事

　　前30年是从1949年到1979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用一个逻辑、两个故事来描述这30年。一个逻辑就是革命逻辑———全盘革命的逻辑：革命从政治领域、经济领域一直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两个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就是政党中心主义的故事。所谓政党中心主义的故事就是政党对国家和社会一元化的全面领导，它具体表现为政党对国家统治系统排斥竞争性的垄断、政党对国家统治机关的控制，甚至政党对国家权力系统的替代(“文革”中国家机关已经瘫痪，党、政、军一体的革命委员会取而代之)、政党对社会的全面统领(政党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角落)。第二个故事是国家全能主义的故事。如果说政党中心主义主要涉及政党与国家统治组织和社会的关系，那么，国家全能主义主要涉及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其实质是国家权力无边界扩展，国家对企业、事业单位以及个人生活领域的全面渗透、吞噬，它具体表现为政企不分、政社不分以及私人领域被侵犯等。

　　就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而言，政党-国家/全能国家如此集中资源，其成就是什么？最大的成就就是巩固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当然，为此也支付了巨大的代价。如果说，第一波的最主要代价是无数仁人志士、无数同胞的鲜血和生命，那么，第二波前30年的代价是什么呢？最简单地说是两点：一是经济短缺、物质匮乏，说得白一点，那个时候很多人吃不饱肚子，饥饿。二是自由的丧失，个人自由、经济自由、社会自主的丧失。这样，一个扼死了自由的体制当然是僵化的。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前30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留下的后手，也是需要改革的对象。这种僵化的体制给中国带来了新的风险：如果说第一波中国面临的风险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么，第二波前30年带来的风险则是中国的“球籍”就要被开除掉了。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再不改革开放、再不搞现代化，那么，中国就面临在地球上无法立足的风险。正是这个后手为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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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30年：改革的故事

　　如果说第二波前30年的故事是革命逻辑下政党中心主义和国家全能主义的故事，是革命的故事，那么，第二波后30年(从1979年到2009年)的故事则是依托政党中心主义改革国家全能主义的故事，是改革的故事。换言之，虽然政党国家和全能国家是一体两面的，但30年改革开放恰好是依托一面———政党中心主义来解构另一面———国家全能主义。

　　国家全能主义的解构主要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放权于地方。国家全能主义的表现之一是中央集权，中央控制得很死，30年改革开放的内容之一就是向地方放权。二是还权于生产者。之所以说是“还权”而不是放权，是因为这里的权力是指生产者的自主权，它本身就属于生产者自己。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把生产自主权还给了农民，改革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生产经营权归还给了企业。三是限权于政府。比如说，国家通过制定行政许可法，圈定政府许可的范围，确立政府权力的边界，以限定政府的权力。四是分权于社会。例如，国家通过对行业协会的改革，实行政社分开，将原来由政府管理的一些社会事务交给社会组织。

　　对国家全能主义上述四个层面的改革释放了经济自由的空间、激发了社会活力和个人的创造力，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且推动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

　　一是走向市场国家。随着政企逐步分开，一方面，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企业成为独立生产经营的主体；另一方面，政府逐步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划定政府权力运行的边界，这样，在国家领域和市场领域之间形成边界划分，国家成为与市场在结构上互相分离的领域，从而成为一个市场国家。

　　二是确立税收国家。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全能主义国家在财政收入上是“自产国家”(owner-state)，它以国有企业为核心自己生产财政收入，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国家自有财产带来的收入。在全能主义的自产国家，不是国家依赖于国家之外的纳税主体以获取财政资源，反而是个人和各种组织高度依赖国家，从国家那里获取所需资源。随着改革对全能主义国家的解构，国家全面垄断经济社会资源的格局被打破，国家与市场领域、社会领域的结构性分离，私营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迅速崛起，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这样，国家之外的个人、经济组织从国家那里获取资源的机会在减少，相反，国家在财政上反过来依赖国家之外的纳税主体，由此，国家不得不通过税收从国家之外的纳税主体那里汲取财政资源，以支撑庞大的国家机器的运转。这样，从自产国家走向税收国家是中国国家构建中不可避免的选择。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利改税和90年代实行分税制、引入增值税等税制改革，中国开始建立起现代税制的基本框架，走向税收国家。

　　三是构建行政国家或者说管理国家。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其一，行政架构重组。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多次政府机构改革直接推动了中国行政国家组织体系的建设：从早期单纯的精简机构到中期的转变政府职能再到近年来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由浅入深、层层推进的政府机构改革不仅将政府职能逐步转向、定位于公共服务，而且初步组建了一个面向市场经济、着眼于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行政架构。其二，行政队伍建设。从1993年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到200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逐步走入法制化轨道的国家公务员制度为行政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框架；依照考试、考核、培训、轮岗、辞退等程序管理的公务员队伍已经成长壮大，颇具规模，它们为行政国家的有效运转奠定了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其三，行政法规制定。《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一系列重要行政法律的出台将中国政府的行政运作逐步引向现代法治政府之路。其四，行政能力提升。一方面，国家的行政资源急速膨胀，举例来说，依托3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获得的巨大财政收入为行政资源膨胀奠定了坚实财力的基础；另一方面，国家的行政能力有着极大的提高，其中政府提取税收的汲取能力和确保社会稳定的监控能力得到最为显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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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即使从国家成长的角度来看，30年改革的故事也是成功的故事：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国家成长进入市场国家、税收国家和管理国家的阶段。这里令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苏联改革的结果是国家解体，而中国改革的结果是中国的国家在成长、在发展？也许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改革针对国家全能主义，但是依靠政党中心主义，换句话说，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解构、改革国家全能主义。如上所述，前30年形成的格局是政党国家和全能国家同构于一体的结构：一边是政党中心主义的结构，一边是国家全能主义的结构；后30年的改革恰恰是以政党中心主义为依托，改革、解构国家全能主义，解构全能国家。印证这一分析的经验事实是，30年来，一方面，改革确实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没有哪一项改革政策的制定、改革措施的落实不是在执政党的领导和操作下进行；另一方面，从农村到城市，从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到国有企业，改革扩展到许许多多的领域，但是政党中心主义的基本结构没有变化。这也许是中国30年改革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不过，依靠政党中心主义来解构国家全能主义也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正是这种后手为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进入第三波埋下了伏笔。

　　第三波：走向公民国家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家全能主义的逐步解体，执政党的执政能力遇到新的历史任务，面临新的挑战。目前，这种挑战尤其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精英集团的结盟。在一些局部领域或某些地区，这种结盟甚至演变为精英集团之间的勾结。近期披露出来的黄光裕、陈绍基、王华元案正是这种勾结的典型个案。从目前来看，黄光裕案涉及多个公权力比较集中的要害部门，比如政法部门，且官员的职位很高，涉及金额较大，人数众多，既涉地方一些部门，也涉一些中央部委，甚至海外也有牵连，比如“公海赌王”连超。而将好几个高官卷进去的，又是一个典型的资本集团。故这不是一个平面的简单的官商勾结，它表明政商勾结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达到新的水平。这种现象的出现预示了中国国家成长面临一种新的风险：蜕变为勾结型国家的风险。

　　另一方面是底层民众的维权与抗争。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急剧拉大，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群体已经出现。面对艰难的生活状况和权益时常受到损害的处境，他们正在以各种方式维权与抗争，以致触发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统计数据表明，从1994年以来，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在急剧增长、规模在逐步扩大。从2008年贵州的瓮安事件到2009年的湖北石首事件、东北的通钢事件，所有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群体性事件都显露了底层民众情绪的炙烈。

　　一方面是精英集团的结盟甚或勾结，另一方面是底层民众的抗争。在此双向夹击之下，政党国家可能面临两种风险：要么寡头化，国家最后完全被少数精英操纵，成为一个权贵国家；要么民粹化，国家完全被底层民众的声音所左右。这两种风险的社会基础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两极化，亦即这是一个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社会分层凝固化的金字塔结构。从社会层面看，化解这两种风险在于社会结构的调整，从政治层面看则在于向公民国家转型。而向公民国家转型正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第三波。如果以2009年作为这一波的起点，那么，也许再经过30年或60年，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历程就会进入崭新的阶段。这也是中国现代国家成长最后的一步。

　　走向公民国家的推手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执政党和政府。它们在国家层面采取行动，推动公民权利的落实。今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已经清晰地勾画出近今明两年执政党和政府保障公民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行动路线图。其实，国家的人权行动并不始于2009年，在此之前已经在推进了：30年来，执政党、各级政府在落实公民权利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一个方面的推手是公民以及成长中的公民社会。公民依法维权、合法抗争也是走向公民国家重要的推动力。举例来说，当年孙志刚在广州被打死之后，正是通过公民、媒体一系列的活动，国务院最终废除了收容遣送条例，从而在落实公民人身自由权利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实际上明智的政府官员也寄希望于民众依法维权，因为庞大的官僚系统没有民众的积极行动，光靠中央的英明举措是不够的，需要民众的推动，上下夹击才会有作用。

出处:「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0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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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教授肖滨：黄光裕案代表官商勾结的新水平

作者：秦鸿雁

昨天，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肖滨说：“黄光裕、陈绍基、王华元一案，按照我们的观察，代表了官商勾结的发展新水平，这个个案不是孤立的。它的警示意义在于，必须通过法治民主的制度建设化解利益集团和国家公职人员勾结的风险。”据介绍，腐败问题现在正成为肖滨教授等人的研究课题。

    要警惕利益集团和公职人员勾结

    据《财经》报道，去年11月黄光裕以操纵股价罪被调查。一个月后“公海赌王”连超卷入案中，又一月，原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被双规。今年4月间，受黄光裕、郑少东系列案件的牵连，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亦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目前仍在接受调查之中。

    “黄光裕案”是肖滨讲到官商勾结时谈到的。“黄光裕、陈绍基、王华元案，按照我们的观察，这代表了官商勾结的发展新水平”。且这个个案不是孤立的，前段时间曝出的中石化陈同海案，单笔受贿达1.6亿元，他是一个国家正部级的干部，从这些个案来看，利益集团和国家公职人员勾结在一起的风险是存在的。

    肖滨说要警惕这样的现象发生。虽然在过去，也存有官商勾结的现象，比如矿难之后，当地官员和煤矿老板的勾结，但那些案件涉及的人数相对不会太多，影响力也不及黄光裕案件大。而黄光裕案件，从目前来看，涉及多个公权力比较集中的要害部门，比如政法部门，且官员的职位很高，涉及金额较大，人数众多。既涉地方也涉一些中央部委，甚至海外也有牵连，比如“公海赌王”连超。而将好几个高官卷进去的，又是一个典型的资本集团。故这不是一个平面的简单的官商勾结。这种现象尤其需要警惕。要防止出现利益集团和国家公职人员勾结在一起的格局，它势必会严重影响执政党的整体代表性。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8-16 10:1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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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性民主不适合当下中国

    肖滨昨天演讲的主题是《新中国六十年与现代化之路》。

    他说：法治民主是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走向一个公民国家，法治、民主、福利的制度建设都很重要，但是焦点是民主，尤其是竞争性民主”。但在国家制度建设与竞争性民主二者之间有一个优先顺序。

    “如果国家法治等制度还没有健全起来，突然将竞争性民主引入进来，这就是很糟糕的，我希望大家对竞争性民主保持几分冷静，无论你们多么富有热情，但现在不是推竞争性民主最恰当的时机，如果目前推的话，可能面临两种局面，要么选举民主被精英所操控、被财富集团所操控，因为他们有钱；要么就被底层民众、民粹主义的情绪所绑架，被少数政客所利用”。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法治建设、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可能更具有优先性。

    “实际上，民主有很多种，比如说监督型民主、协商型民主、问责型民主，这些都是民主可以施展的空间。不要一说民主，就是选举型的民主，我们可以选择监督型民主、协商型民主作为民主发展的突破口，在这些方面迅速推进”。

    肖滨认为，虽然目前，我国的做法主要是在村民自治中搞选举，但是经验表明，乡村选举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他建议“可以将人大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选举型民主的试点平台，比如说局部地区强化人大代表的竞选，扩大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竞争性，然后在一些地区试点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让执政党的候选人来竞选”。

    大部制要防止机构的拼凑

    一周前，深圳已率先在广东省试水大部制。据悉，同样作为广东省大部制试点城市的广州，大部制组建方案也已完成。而珠海市的机构改革亦“箭在弦上”。

    在昨天的论坛上，肖滨对时下的热词“大部制”提出了建议。他认为，需要关注“大部制”只是几个“盘子”拼在一起，运作还是跟从前一样，还是其权力的边界受到限制，厘清了部门之间的关系，服务水准有了提高？目前还有待观察。“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到处叫着‘大部制’，最后大部制只是一个机构的拼凑游戏，而非职能的转变”。本报记者　秦鸿雁

【作者简介】肖滨，男，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中心教授、政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在中山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1998年在中山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现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副院长。

出处:「南方都市报」(200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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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可平：中国民主化的最小成本和最佳途径

陈叶军

中国要不要民主?如果民主将会导致混乱，甚至国家的解体，中国领导人和民众就没有理由去追求它，在中国推进民主政治改革的共识就不复存在。俞可平认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中国要不要民主’。

　　民主是必然的

　　俞可平说：“如果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人们都会以为这是个伪问题。但有一篇文章在网上很热，叫《你看，没有民主的中国多好啊》，这种论调还有不少人支持，而事实是我们有民主，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除了这种极端的论调，更多的是对民主‘抽象上肯定而具体上否定’。我希望澄清的是，民主不是你想不想要的问题，而是必然的。”

　　他强调说：“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我们之所以要把人民民主当作国家发展的根本目标，是因为民主不是空洞的说教，它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机制保障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简而言之，发展民主是为了造福于我们伟大的人民，造福于我们伟大的国家。

　　俞可平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之所以发生，基本原因就在于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文革”十年更是对国家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的彻底破坏。“文革”结束后，发展民主便成为全社会的最大政治共识。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中国式民主的根本目标、理想状态、主要形式、重点内容和现实道路。中国民主政治的根本目标是高度发达的人民民主，中国民主政治的理想状态是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内容是基层民主，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现实道路是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9-10 09:26 编辑 ]

杰亮

民主具有普遍价值

　　俞可平明确而坚定地倡导着民主的普遍价值。曾经，民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改革开放前甚至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专利。而俞可平则认为，民主不是西方的专利，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是对全人类而言，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俞可平看来，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在人类迄今发明和推行的所有政治制度中，相对而言，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俞可平认为，“全球化不仅使人类日益认识到共同的命运，而且对人类的共性，特别是对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尊严等基本价值，也有更加深切的体验和认同。”中国政治的新发展，体现着人类社会普遍的政治价值，从根本上说，支撑这些政治变革的普遍价值，就是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权。

　　俞可平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不是“西方的”，而是“普世的”。能在主流媒体上，用一种干部和群众能看、能理解的语言发表，这是在“开启官智”，也是在“开启民智”，让官方和民间都有一个民主的声音可以接受。

　　“有些人觉得写的都是常识，但它首先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已经接受了普世价值;二是因为这些普世价值还没有被各个层次的中国官员普遍接受，这篇文章起了扫盲的作用。”深圳大学教授黄卫平说。

　　以往论述“民主”时，多指一种操作层面、制度层面的东西，而俞可平则用简明晓畅的语言，用富有哲理性的思维，简明扼要而有较为系统地为我们阐述了民主是一个好东西，具有普遍价值这样一个道理，这可看做是对传统意识形态表述的重大突破。

　　倒不是说俞可平的论述代表官方在这方面的突破性论述，而是一种新思潮兴起的体现。因为“从原来说这个东西不好，到现在说是好东西，这是个很大的飞跃”(杜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史天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