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关于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

　　9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自由主义跟新左派的争论是中国思想界最主要的问题，但从最近的事态来看，有关传统文化与民族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的争论，这是个更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传统文化跟民族主义影响面会更大一些，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能看出来，从我们现在的情况也能看出来。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最近法国不是要拍卖中国圆明园的宝物吗，那两个兽首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看它？其中就夹杂了大量民族主义的东西在里边，最近几年国学的兴起和提倡读经的说法，从于丹、易中天的红火来看，我倒觉得现在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势头比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个非常有趣的事，其实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在意识形态里边是没有民族主义的地位的。被西方列强侵略以后，中国民族主义有过一轮高潮，后来八国联军入侵之后，也出现过民族主义的高潮，但那时候民族主义也有些很糟糕的东西，比如义和团运动。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又一次高涨，这是非常正常、正面的东西，但是49年之后，民族主义变得非常暧昧和尴尬，当时中国的思潮是很清楚的，正面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负面的是封资修。那么民族主义呢？民族主义没有任何的地位，从来没有人说民族主义好还是不好，是提倡还是不提倡？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用民族主义还是不用民族主义？可以看出来，民族主义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

　　但是自从89年之后，民族主义就被人主动提出来了，最早提出来的应该是何新吧，当初他的思路很明确，在《人民日报》写的文章很清楚。他说：89年中国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事件，紧接着又出现了苏联东欧的剧变，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现在的年轻人中间有一个信仰的真空，这个信仰的真空证明了我们以前政治课所教的干巴巴的马列主义教条是行不通的。那种东西，你不能打动人，不能让人真信，所以一有风吹草动，一遇到问题，那套说教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他就给中央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在维系这种信仰、在维系人们意识形态的时候，应该把民族主义利用起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中提出：要弘扬中国民族主义精神和弘扬中国文化传统，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我们教育和宣传的核心内容，要着重向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灌输这种以民族利益为崇高本体的意识形态。这样才能弥补当时出现的信仰真空和意识形态真空。这就说得非常清楚了，就是说以前那套灌输给老百姓的说法不那么让人信服了，所以你看中国就会出问题！但中国又需要个大一统的东西，如果那套东西不够的话就用民族主义来补充。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更好，那个人叫萧功秦，他写的文章的题目就是《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萧功秦是个著名的人物，在80年代就很著名，提倡新权威主义，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南萧北吴”，吴就是吴稼祥。这篇文章说的是，中国处在转型时期，我们的意识形态一定要有民族主义。他是这么论证的，他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权的合法性有两大要素，第一大要素是马列主义，这是不能动摇的，因为我们代表马列主义，所以我们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所以我们的政权是合法的；第二点合法性就是我们有政绩，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带领人民建设，GDP增加了，取得成就了，因此我们是合法的。基于这两点，你们不能反对这个政权，也不能反对这个制度。但是这还不够，因为马列主义毕竟是一些干巴巴的东西，GDP数字也不能打动人心，现在要维系人心，让人们思想上信一个东西，应该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这一重要的资源，利用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样当然就会增加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萧功秦的说法，我觉得比何新的说法更清楚。

　　90年代，民族主义急剧膨胀，我觉得负面的影响居多。我只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1996年出了本书叫《中国可以说不》，那是一本特别狂热的、非理性的鼓吹民族主义的东西。我觉得这本书偷换了一个概念，它把民族主义等同于与爱国，把爱国就简单地等同于反美。提出我们绝不参加世贸组织，绝不要美国的最惠国待遇等等这些言论。书中的论点是美国人不但是邪恶的，而且是愚蠢的。这本书里提到，美国人为什么是愚蠢的？因为美国的大学生对美国自己本身的历史文化的了解还不如中国的中学生对美国的历史文化的了解。它说美国未来的执政队伍，也就是现在的美国的大、中学生，从他们在吸毒问题、性爱问题、玩电子游戏机问题上的态度，就能看出美国未来执政队伍怎么样，他们这一代年轻人是堕落的一代。因此说他们既是愚蠢的，也是堕落的。然后紧接着又出了一本书叫《现代化阴影之下的中国》，写这本书的人的观点跟写《中国可以说不》一模一样，他从另一个角度来谈问题，他批评的已经不是一部分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甚至间接批评了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它说中国现在的整个政策是：忘记了在国际上是讲究实力的。我们中国人只是想在国际上做一个负责任的、守规矩的国家，但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只讲实力，越守规矩，它越看不起你。因此中国要在国际上争取平等的地位，就不能当守规矩的好孩子，我们就是要敢于做坏事，越做坏事，别人越怕你，而现在中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失去了在国际社会上调皮捣蛋的阳刚之气，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唤回和恢复这种阳刚之气。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7 12:19 编辑 ]

杰亮

在谈到民族主义的时候，著名学者孙立平也发表了一些很持平的言论，对9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特别是比较狂热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为什么会这么厉害，为什么90年代的情况与80年代不一样？对这些问题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说因为80年代西方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当时想到西方的时候，只想到它比较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或者是经济建设的成就。他认为90年代以后，中国由于在建设现代化方面做得越来越具体，跟西方接触越来越多，而且90年代中国真正卷入到全球化，西方已经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化的目标。西方与中国之间大量地发生贸易关系，所以经济利益摩擦就会出现，实际上这种摩擦在西方国家之间也会有，相关国家都会拼命捍卫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不会把它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那时候90年代一旦与西方发生什么问题，全国人民脑袋里想的，包括报纸上说的，就是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他说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以前我们把西方想的那么好，现在西方天天跟中国做生意了，当然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孙立平提出：我们进入全球化以后，与西方打交道时应该有一个平和的心态，既不应该美化它，也不应该丑化它，西方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我觉得这个看法比较好。

　　另外还有个叫王中江，他说：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在中国遭遇到民族危机的时候，外敌要侵略我们的时候，它能起到提高凝聚力的作用，抗击外敌的入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特别容易发生像义和团那种排外主义的东西。而且民族主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绪，但民族主义又非常容易把爱国主义情绪引向另外一个方向，把爱国等同于爱执政党。他说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把传统文化政治化的问题。因为要爱国，因此要爱传统文化，甚而把传统文化里的那些糟粕、落后的东西也说成是国宝了！其实爱国是个政治概念。所以现在有一批自由主义的学者，认为固然应该提倡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但我们应该提倡的是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倡的宪政爱国主义。就是说我们爱国，我们会有民族主义情绪，我们爱这个民族，但我们是爱宪法和法律的意义上的国家和民族。如果这个国家不是法治国家，我们要使它变成一个法治国家，我们推进这个社会制度改革，我们是爱国的，你不能把改革说成是捣乱。但我觉得自由主义所提倡的在中国很难做得到，我是非常悲观的。

　　还有个问题是最近几年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浮现，这可能是个在某些时候超过自由主义跟新左派之争，而且是长期连绵不断的问题。国学热的出现一般人觉得是2004年或2005年出现的，因为2004年被叫做文化保守主义年，那一年中国出现了很多大事。其实在这之前，在2003年就有媒体报道，中国已经有五百万个家庭在提倡少儿读经，有五十个大城市在进行少儿读经的经验交流。2004年之所以会被叫做文化保守主义年，因为那年有个叫蒋庆的年轻学者提倡少儿读经，并且编了12本一套的少儿诵经的读本，然后紧接着2005年人民大学又建立国学院。建立国学院本来是个教学事件，中国本来天经地义就应该有国学院，对这一点没什么争论，但是人民大学的纪宝成校长，他趁着人大建立国学院，就在媒体上高调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那种文章就像我刚才介绍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色彩很浓。他说中国的事情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搞坏的，打倒孔家店把传统文化也全部摧毁了。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人民大学应该建立国学院，但是像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他是坚持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他说：建立国学院我不反对，但是把建立国学院与否定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相联系，说中国搞坏事情的人，都是过分提倡科学民主的人；把传统搞坏的这帮人，成了把中国搞坏的人，这说法是错误的。纪宝成说的这一点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2005年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件，比如有人要纪念孔子的诞辰之类的，他们不是把这叫做儒学，他们把这叫做儒教，他们觉得儒学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干脆就是一个宗教，还有人就提出应该把儒教设立成中国的国教。我就出来反对这种提法。我觉得政教分离是人类好不容易才有的历史的进步，要把儒教设作中国的国教恐怕也有问题。这个争论一直争论到2008年，2008年还有个事情，以前封建专制王朝都把孔夫子的直系后代封成“大成至圣先师”，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官，现在海内外也有人提倡这个。去年孔子76代传人在台湾死掉了，大陆就有人说，我们还要去找，把孔夫子的第77代孙找出来封他当“大成至圣先师”。这些事情都说明传统文化在中国还有很重要的影响力。大概一个多月前安徽电视台到北京来做节目，它把人分成了两个阵容，一派是支持把孔夫子传人立为世袭的官职，或者支持儒教的，另外一派是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包括我也是。两边几个学者辩论，结果从观众的反应来看，绝对赞成国学与提倡传统文化。我们这一派人，不说被臭骂吧，至少是没有多少人赞成的。

　　其实最大的一次国学热的浪潮是1994年，那时候《人民日报》就开始发表文章，题目叫做《国学在燕园悄然升起》，燕园就是北大。那时候有一大批最德高望重的，研究传统文化的老教授，最著名的是张岱年，包括温总理经常去看望的季羡林，他们当初有一个想法跟前面介绍的一样，觉得你光是干巴巴的马列主义教条做意识形态是不行的，应该充分利用国学，国学可以帮官方很大忙。所以1994年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浪潮，开始提倡国学。但是那时候有一个人，是我们社科院的，他自己也是搞国学的一个教授，他就指责这些搞国学的老教授，说你们提倡国学有个不可告人的政治上的动机，就是妄图利用国学来取代马克思主义。所以他这么一扣帽子，那些老先生真是吓坏了，胆都吓破了。因为我看到他们后来给中央写的信，表明自己根本没这意思，我也相信他们没这意思，他们其实特别想帮官方的忙。但官方的人又太教条太左了，他觉得我不需要帮忙，我已经掌握了真理。提倡国学的是一帮中青年，比方像蒋庆，他不怕这套，你说我反马列主义，我甚至连辩白都不辩白，你能拿我怎么样呢?所以现在提倡国学是越提倡，越热闹，不像那些老先生被一个帽子一扣，马上吓得狼狈逃窜。

杰亮

　我觉得现在国学热里面实际上有两种明显的倾向，一种倾向我把它叫做文化儒学。这种观点我是非常赞成的，就像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一样。因为我认为：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被叫做封建主义的毒素与糟粕，遭到极大的破坏，其结果是中国人，我敢大胆的说，包括在座的人，传统文化的修养是非常欠缺的。在与台湾打交道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传统文化太少了。最极端的例子是，前几年台湾的几大政党领袖到大陆来访问，比如宋楚瑜到清华大学访问，清华大学送一个字画给他，然后清华大学校长照惯例要念一遍，结果他念不下去了，因为他不认识那字体。这种事情发生了好多起，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那么多年的摧残和破坏，我们现在恢复、增加我们传统文化的修养是非常合理的。传统文化里有很多非常好的东西，它讲究亲情讲究邻里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讲究诚信。当前，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提倡这些是作为文化上的补课，把以前严重的损失捞回来。这种文化儒学，我是非常赞成的，而且我觉得现在做得还不够。照我的标准，最起码从小学开始就应该学《论语》。但一般人只看到这一面：觉得我只是捍卫五四运动，是专门跟那些新儒家打仗的人。其实在这方面，我自己觉得我完全不是。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提倡新儒学、国学的这批中年代表人物，他们提倡的不止是文化儒学，还提倡政治儒学。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蒋庆和康晓光。蒋庆最明显，他就明确提出：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不行的，应该推行中国古代那种贵族制度。那种制度的基本核心就是要区分贵族与平民，区分君子与小人，用孔夫子的话说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现代政治讲什么？讲一人一票，在政治、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他说这怎么可以呢？一个六十岁的教授跟一个十八岁的待业青年，他们在人格上、在知识上、在见识上是根本不平等的，所以讲平等的现代政治是不对的。他还说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讲的是天地人三重合法性，天就是君权神授，地就是历史血缘的合法性，人是讲民心的拥护。而现代政治，只有一重合法性，就是人的合法性，这是不行的。有人问他，大家在读经书的时候发现有问题，可不可以提出疑问和批评。蒋庆的回答是绝对不可以。他说圣人有天生的教化的权力，老百姓只有天生的盲从和接受的权力。于丹总的来说，我觉得她普及国学还是好的。我不想像一些学者那样用很清高的态度去挑她的毛病。但是她把孔夫子的学问总结成安贫乐道，就是说社会再不公平，再不公正，你受再多的苦，你退后一步自然宽，不去想这些就好了。我觉得这对于中国大量弱势群体和需要维权的群体绝对是一个精神上的鸦片，再不公正，你退后一步不就行了嘛？其实在孔孟思想里面，孟子那套反抗强权、反抗不公正的思想，甚至都到了舍生取义的地步，我觉得是非常强烈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政治儒学中有很多问题，这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我就讲到这里，讲得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提出批评、指正，讲得不清楚的地方，或者大家有什么心得，我们可以交流和磋商。

　　主持人：

　　谢谢徐老师为我们做的思想流派的分析和梳理。可是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说，听起来就像在听历史课。徐老师在讲座当中多次提到由于年龄的关系，很多地方可能你们听不懂，这也就能看出：封锁、禁锢和洗脑的威力，以致人们不能思考，从而更容易被驱使。从文革至今，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究竟有多大的反思、批评与改变？我们必须进行严肃的追问，必须从思想文化和体制方面思考。下面我们进入交流时间。(摘录)

杰亮

提问：目前来讲，中国学术界好像有一股热潮。像刘晓峰先生等人就介绍列奥·施特劳斯的学说。但是好像从学术界来看斯特劳斯对自由主义是持一个批评的态度。施特劳斯学派目前在中国不正常的热，您是怎么看这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作为高中生，对大家都在讲新左派和自由主义，按我自己理解自由主义是搞一个自由开放的世界观，而新左派说要搞大民主。我身边很多同学对毛泽东搞的这个大民主一点认识都没有。请您讲讲这是不是说当年文革诱惑人的时候，不是以现在这些被妖魔化的东西来诱惑人呢？就是现在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是不是太片面了？就只反思多么多么的不好，而没有一个更深入的批评。

　　徐友渔：我非常吃惊你说你是高中生！这两个问题的深刻性跟重要性，我觉得是非常高了，但我只能简要回答。你说施特劳斯学派的问题，实际上是学术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般人也未见得能知道。刘晓峰提倡对施特劳斯的研究，我觉得在纯粹学术上做的贡献是很大，他们毕竟还是值得研究的人。但坦率地说我是非常忧虑，我觉得它负面作用很大。因为他们虽然有些独特的观点，作为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值得研究。但是他们提倡我们看待整个西方哲学、文化跟文明都要通过施特劳斯的眼睛去看。这比较片面，最近已经出现了一些批评他们的东西。姑且不谈它对中国的自由、民主有什么作用，我觉得在学术上它也有一种误导的作用。它最大的问题是现在中国名牌大学最有思想最有发展前途的一批年轻人都跟着这么走，觉得我对西方的理解必须通过施特劳斯的眼睛去看。而且他们又主张一些神神怪怪的东西，他们觉得研究西方的经典看字面的意思还不行，还要看字里行间没有说出来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做法。从这种意义上，我觉得它对中国实际起的负面作用要大一些。虽然仅从学者来说，他们大量翻译、推广这种研究，如果他们有一个正常的心态我觉得应该提倡，但负面作用是太大了。我非常痛心中国名牌大学的最有才能的学生确实是在跟着他们跑。中国人以为：我要了解西方文明，钥匙就在施特劳斯手上，拿了这把钥匙什么都能打开，我觉得事情并不是这样。我觉得整个思想文化是个百花园，你进去以后可以对个别的东西感兴趣，最后成为那方面的专家，但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做一个整体的了解。我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就吊死在施特劳斯这棵树上注定是没前途的。如果在座的对西方的哲学跟思想感兴趣，千万别走这条路。你可以看施特劳斯的书，比较重要，但他绝不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如果你有精力跟兴趣看了也有好处，但是千万别以为这把钥匙就在施特劳斯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太糟糕了。

　　我以前在这里讲过，我自己有个专业就是研究文革。我们一般说它是一场噩梦一场浩劫，法治荡然无存，无数的冤假错案，给中国造成那么大的破坏。但是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全国的人几乎没有例外的，亿万人都卷进去了呢？而且当时是狂热的全心全意的，毫无保留的支持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不说别人，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当时作为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真的就是“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就是要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这里面除了林彪搞的对毛泽东的的个人崇拜，盲目的、迷信的这些东西以外，毛泽东很高超的地方，就是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民主的渴望。文化大革命历来有一个做法就是派工作组到学校去，到工厂去，那种做法是个标准的漠视程序化的做法。把人分成四等，左派，右派，可以团结的对象等，然后团结一部分，打击一部分，抓右派，打反革命分子，都是这么做的。结果那次毛泽东玩了一个花样，他把那个事情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去做，邓小平和刘少奇就按传统的做法这么做。做了以后，毛泽东马上回到北京说，你怎么把群众搞得那么惨？你怎么把群众打成反革命？我是要保护群众的。而且当初提的口号给人的印象是整个建国以来1949年到1966年干部跟群众的矛盾极其尖锐，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欺负人民的这么一个阶层。毛泽东自己的原话是“形成了一个吸劳动人民鲜血的官僚特权阶层”。就是用人民对公平、民主、自由的渴望，给我们许诺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经历跟亿万人是一样的，除了那种无知、盲目和迷信以外，煽动文化革命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群众当家作主，我们要建立一个理想的公平的社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个非常复杂的东西。现在经历了文化革命的这一代人中间，我认为我是彻底反思过来了。我对那种大民主持批判的态度。现在大部分人还没有反思过来，他们现在仍然持怀念文化大革命的态度。这个态度在现在越发有吸引力。为什么呢？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要把他一部分政治上的对手清洗掉，就把他们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个非常可笑的说法。刘少奇干了几十年革命，他凭什么要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啊？他已经当到国家主席了，为什么会去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在中国搞了市场经济以后，中国现在的政府官员大搞以权谋私。按照现在对文革没有反思的那一批人的看法，在现在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贪污腐败，再看毛泽东提出的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觉得特别合他们心意。所以不光是一般群众，还包括一些经历文革的人，比如我们所一些人都有这想法：“毛主席老人家就是英明，早就看透了邓小平是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所有的贪污腐化份子就是走资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反对贪污腐化的成效又相当小，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用那种大民主的方式，就是想抓谁就抓谁，想斗谁就斗谁的方式反腐。他们的初衷是可以理解的，是为了反对这种贪污腐败和特权。但由于中国社会长期封闭，很多人就不知道文明的做法、法制的做法该是怎么样的？所以对于现在这种情况我非常忧虑，比如每年春节的时候，像郑州这些文革闹得最厉害的地方，下岗工人加上文化大革命时那些造反派的领袖，他们会出来游行示威，他们打的标语、提出的口号都跟文革时所提的一模一样。这样一来问题就很复杂。中国官方只是简单地说文化革命大民主是个欺骗人的东西，但是他们其中包含更多的东西是对民主本身的恐惧，这点老百姓是不认可的。作为我个人，一个学者来研究，我也是彻底否定大民主的。我也是坚决不主张用文化革命的方式来解决现在的问题。但复杂的问题就在这里，由于文革在中国是个禁区不让研究，像我这种对文革大民主有彻底批判和认识的人，我的说法不可能得到传播。所以现在中国经历了文革的那代人身上，他们对文革的怀念，特别向往再来一次文革来清除他们认为的不公正。我觉得在中国社会里面正在酝酿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向当局恳求一下，说清楚研究文化革命不一定是跟官方对着干。实际上我觉得把历史的真相告诉大家，这是最重要的，至少我觉得像我对文革造反和大民主的研究是有利于中国走上一个法治轨道的。但是现在非常遗憾，现在仍然不让研究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出问题则罢，万一出什么动乱的话，因为中国很多老百姓没有接触到那些更文明的东西，他脑袋里的东西就是他唯一亲身经历的文革，就是文革斗走资派跟大民主这些东西。他们唯一能够使用的，也就这些东西。万一有一个什么风吹草动，出点什么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可怕的。我觉得作为中学生能感受到这个问题也已经是很不错了。

资料来源:「三味书屋」(2009年4月5日)

杰亮

钱理群，男，1939年1月30日生于四川重庆，祖籍浙江杭州，汉族。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至1978年先后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卫生学校、地区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原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主要代表作：《心灵的探寻》、《周作人传》、《周作人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的东移》、《现代文学三十年》、《闲话鲁迅》、 《人间鲁迅》、 《谈周氏兄弟改造国民性思想——“食人”、“做梦”、“演戏”》、《金庸现象引起的文学史思考》等，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启蒙主义思潮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

走近北大

作者:钱理群

“走近北大”，这是一个相当诱人的命题。问题是，如何才能“走近”？

刚刚闭幕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中，看到了无数的文章，当时也留下了这样、那样的印象，但时过境迁，已记忆模糊了；唯有一篇发表在边城小报上的短文，却使我如揣烈火，至今仍然感到那烧灼于心的疼痛。我要把它抄录在这里，也算是“为了忘却的记念”——

“北大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寄托。

“远在边远之地的我们，在百年北大的喜庆中也感受到了一种北大精神的存在，凡俗的我们好像也跟着感染到了一种神秘的崇高与激动。随着辉煌的展示一天天地过去，一种淡淡的失望却悄悄地来到了心头。

“开风气之先的北大，您为什么没有今天的《新青年》呢？边远小城的书摊上人们见到的是《读书》、《南方周末》、《杂文报》……来自北大的声音是什么呢？听说你们有《北京大学学报》，可惜它只高居圣坛，民间没有它的身影。

“尊重科学与理性的北大，当你推出了《北大旧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先声》、《青春的北大》等等几十种书刊时，为什么就没有《文革中的北大》、《红卫兵与北大》呢？难道精神的反思与自审不在百年北大的关注范围吗？但我辈真是不明白，北大的传统与理性为什么就不能阻拦红卫兵运动在燕园的疯狂？人称带有“兽性”的红卫兵队伍里，为什么就有‘北大方阵’？

“敢于‘兼容并包’的北大，历史上你有这么多可堪称道的包容，为什么到后来，你所包容的声音就越来越少了呢？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面前，你‘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风范何在呢？直到今天，也还有北大人不明白，为什么‘思想者’竟成了‘有问题者’，并因此成了‘严加防范’的对象。

“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集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北大，你们有一流的图书馆、现代化的教学楼、财源滚滚的北大方正，但为什么就没有《顾准文集》呢？作为‘精神圣地’的北大，有一个顾准比有一个北大方正更重要啊！因为在顾准身上，从《顾准文集》的字里行间，越看你就越能看到‘北大魂’。对旧思想的那种神圣权威的无情批判、鲁迅般的那种让人久久不能忘却的尖锐与深刻、大胆求索中的那种舍身忘我、勇往直前的自由精神、在反抗恶势力中的那种充满历史感的爱国情怀……这些都不是任何企业的 巨额利润能够换来的。 “北大！你应该永远是我们精神世界的神。我们愿跟着你，参加那必然到来的、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北大！你准备好了吗？“（景风：《圣坛上的北大》，原载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贵州广播电视报安顺版》副刊《小世界》第23期）
人们（特别是北大人）可以不同意文章中的某些具体观点，却不能不正视它所揭示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我们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耻辱”；我们一厢情愿地描绘了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我们用鲜花（其中有的竟是假制的纸花）与甜腻的歌唱掩盖了历史的血腥与污秽！而更为无情的事实，还在于我们在片面描述，以至曲解、阉割历史时，实际上正是在掩盖现实北大的种种矛盾、诸多黑暗与丑恶！当某些人用夸大北大的光明面（本来北大的光明面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根本用不着夸大其辞）来壮胆，声嘶力竭地高喊“北大不败”时，却正是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缺乏自信与空虚。鲁迅早在五四运动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地满足着，即一天一天地堕落着，但却又日见其光荣。”（《论睁了眼看》）自称五四传统的继承者的北大在纪念自己的百周年时，竟然“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这是怎样的耻辱与悲哀啊！

这确实是一个关口：你要真正“走近”北大的真实的历史吗？那么，你必须如鲁迅所说：“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有勇气正视；蔡元培等先驱者是在承受着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开创北大精神的；北大人始终神往的“自由、民主、宽容”的精神天地，在北大的现实实现也是相对、短暂的，或许只有蔡先生实际主校的那七年间（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因此，它更是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努力、奋斗的目标，而存在于每一个北大人的心灵深处，但它确实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去与形形色色的反科学、反民主、反自由的势力，作坚决的抗争。正是在这样的抗争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体现了北大精神的“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真正走出了“官的（商的，大众的）帮忙、帮闲”的历史怪圈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真的知识阶级”（鲁迅语），从而构成了北大传统的正面。但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的屈从于强权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的奴隶与奴才、帮忙与帮闲，这样的“假的知识阶级（分子）”的负面传统，在北大也是代代相传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尖锐性还在于，我们以上对真、假知识分子的明确划分，是就北大发展历史的总体趋向而言的，具体到每一个北大师生的个体，就呈现出某种模糊的状态：不仅会有昔日的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后来变成奴隶、以至奴才，或曾经是奴隶、奴才，以后觉醒了的；而且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时期（时刻），在重大的问题上，北大每一个师生都会面临着“作驯服的奴隶、奴才，还是作独立、自由的人”的选择的考验，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兽性（动物化的奴性）与神性（对精神的独立、尊严的追求）之间的搏斗。这样，北大传统的正面与负面，就转化为每一个北大人的内在心灵与精神的矛盾。当对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选择居于支配性、主导性的地位，就形成了北大历史上的光明点（在下文会有具体的分析）；而当邪恶的力量以及奴隶与奴才方式的选择成为主导性倾向，北大历史就进入了自己的黑暗时期。正是光明的北大与黑暗的北大，两者的相互搏斗、影响与渗透，构成了北大历史的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忽略或掩饰任何一面，都得不到北大历史的真实。如上所说，由于北大的光明与黑暗是与每一个北大人的人性选择、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对北大历史，特别是它的黑暗面的正视与反省，就不能不成为每一个北大人对自我人性的弱点、知识分子自身劣根性的一次痛苦的逼视与反思。—这种自我逼视与反思当然不能代替与取消对制造黑暗的反动势力、制度、思想观念的弊端的批判，但仍然是不能含糊的。为展现北大百年的真实面貌，本书同时收录了有关北大光明与黑暗、光荣与耻辱的历史记载，但愿能引起北大人以及关心北大命运的人们深长的思索，并在这样的思索中真正进入北大历史以及自我心灵的深处。

文章来源:「中国文化书院」
http://www.bou.com.cn/htdocs/bou/scy/2/10.htm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1:22 编辑 ]

杰亮

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

　　

——北大110周年民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08年4月27日）

钱理群

又一次民间纪念

　　
　　今天我们是几代的北大人在这儿聚会，我是30年后的一代，今天到会的老校友蔡恒平他们是60后的一代，还有70年后的一代，在座的大都是80年后的一代，这么几代人这样聚在这里，来纪念北大的110周年。这是一个民间的纪念。所以我很自然地想起十年前北大的百周年校庆，那是非常热闹、非常轰动的。当时实际上也有两种纪念，一种就是官方的纪念，可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另外还有一种民间的纪念，我们当时专门演出了一出话剧叫作《蔡元培》，并围绕演出，开展了很多活动，其中心就是要寻找老校长，寻找失落的北大精神，大学精神，民族的精神。刚才主持人讲到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说的是在北大二十四周年校庆的时候的纪念，胡适是当时的北大的教务长，他在纪念会上提出，我们应该反省，其实我们北大是徒有其名。我看了很震撼：老一辈人把校庆日当成一个反省的日子，北大的百周年校庆却是一片颂扬之声，而且压制不同的声音。因此，我写这篇《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就发出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提出要反省北大，寻找北大的真声音。本来这是一个很平常的命题，但是没有想到掀起了轩然大波。但是我想十年前的这个民间的纪念，它是会留存在北大的校史上的。今天我们又在这里进行十年后的110周年的一个民间的纪念。听说今年上面有规定，奥运会之前不能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所以今年北大110周年的校庆，校方准备低调处理，我也同意这样的做法，不一定每一次都搞得那么热闹。那么，我们今天在这里在一个小范围内举行民间纪念，就有一种特殊意义。为准备这次纪念，如主持人所说，我们编辑出版了一本《寻找被大——温习一些故事和一种精神》，大家推我作主编，其实我什么事都没有做，就写了一篇序言。

　　刚才老汉说这本书是遗老遗少的书，那么我就是属于遗老，所以对于北大历史大概是有一点发言权的，但是北大的现实我确实没有发言权，因为我在2002年8月从北大退休以后，基本上就和北大隔绝了。我记得在一篇文章里，就有这样一段话：“在我的感觉中，北大已经变得十分的遥远，更准确地说，现实的北大对于我是越来越陌生了。因此我需要将心中的北大推到远处，成为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永远给我带来温馨的梦。尽管明知其虚妄，却如鲁迅之于他的故乡的记忆，愿意被它哄骗一生，并时时反顾”。大概就因为有了这点“时时反顾”，就欣然同意担任《寻找北大》的主编，并且今天在这里讲北大。
　　
　　

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

　　
　　讲到北大，我想还是从老汉刚才演唱的这首歌说起。以前我看了歌词就很激动，今天听了他自己演唱之后，就更受震撼，我真的想建议，把这首歌作为我们的校歌。这首歌，最能表现北大精神，最让我们感动的，自然是那句反复的吟唱：“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我的梦，就在这里”。我在序言里说，北大是每一个北大人，所有的中国人精神的梦乡。顺便在这里做一个广告，我马上要出一本书，把我所有关于北大的文章都汇集起来，我拟的题目就是《精神的梦乡》，副题是《我之北大观》，这本书出来以后，我会送给一些同学的。我就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不能没有梦，一个无梦的人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特别是民族的年轻人，如果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做梦的那样一个精神的净土，精神的圣地，那可能是更加可悲的。前几年，我几乎每年都要收到大量的外地的中学生给我写信，他们都表现对北大的无限的向往之情，我每次看到这些信，心里的感情都很复杂，因为我在北大，我知道，这些青年梦中的那个北大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我每次写信都给他们去泼冷水，我说我欢迎你们来北大，但是你们先别做梦，你们做好准备，来了北大以后你们会大大地失望的。但我老这么回信，就转而一想，这不对，你老向别人泼冷水也不行，年轻人总要做梦，总要找一个地方，作精神的寄托，一个精神的圣地，让他做梦。如果这个地方都没有了，那这个国家就成问题了，这个民族就成问题了，所以哪怕这个梦多少带有点虚幻性，可能也得让它保留着，必须有一个精神的梦乡，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我想，这就是所有的北大人感到骄傲的地方：我们生活在一个精神的梦乡里。

　　我今天要说的是，尤其在当下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这个话好像说得有点不大对，有点太脱离现实，不合时宜，因为今天的中国实在是一个无梦的国家。但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今天的中国尤其需要做梦。什么意思呢？所谓梦就是对现实的超越，梦本质上就是超越于物质之上的一种精神的追求。这种追求为什么对今天的中国特别重要呢？这就需要对中国的这三十年的历史作一个回顾。今年正好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回顾这三十年，我们可以说，我们国家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这大概就是最基本的主要的收获，是来之不易的，中国终于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上进入了一个小康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当然，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的贫困的地区，还有很多的贫困的人群，还有很多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就大多数人来说，或者就大多数地区来说，我们已经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基本上解决温饱问题以后，这个社会应该向哪里走，这个国家应该往哪方向去发展，就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或者说今天的中国正走在一个十字的路口。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提出一个我的想法，当然可能是梦，又是一个新的梦，我这人就是不断地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四大重建。一个是制度重建，一个是文化重建，而文化重建的核心是价值重建，还有一个是生活重建，就是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让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比较合理的，比较健全的社会制度，文化，价值和生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35 编辑 ]

杰亮

这样四大重建，无论是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还是生活重建，其实都是一个精神问题，都提出一种超越于物质的精神的追求，而这样的追求它是需要用理想之光（也就是梦之光）来照耀的。我常常想，一个人最合理的生存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用两句话来形容，就是应该“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我们现在就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作为人来说，或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或者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要使我们获得健全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一个是如何脚踏大地，如何和我们生存的这块土地，土地上的人民，土地上的文化保持密切联系，另一个就是如何仰望星空，有一种超越于物质现实生活的精神的追求，我想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特别需要这样梦的精神的我的理由。

今天大学的精神危机

　　
　　那么，在这样一个制度重建、文化重建、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中，中国的大学，或者说中国的北京大学，它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有什么使命，应该发扬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层面的问题。

　　按我的理解，或者我的大学的理想，我认为大学之为大学，就是它有两大功能，一个是保守性的功能，就是思想文化学术精神传统的传递和坚守。因此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一所大学，它应该成为民族精神的一个堡垒，一个圣地。另外，大学还有革命性的功能，应该有一种批判和创造的精神，应该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及人类自身，作不断地反省，质疑和批判，并且进行新的创造，这样，它就能够成为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的发源地。简单说就是两句话，一个是坚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传统；一个是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我们现在一直在说要创办一流大学，什么叫一流大学，我觉得一流大学就是要有两个标准，一是应该成为民族的精神堡垒，二应该是民族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这就要说到北大的历史。我们通常说，北大的历史上有两次辉煌，第一次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蔡元培先生所领导的那个北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五四新文化、现代新文化的发源地，第二次是西南联大时期，把北大、清华、南开的传统发扬光大，在一个民族危难的时刻，成为民族精神的堡垒，同时它也成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发源地，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非常出色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都是西南联大所培育出来的。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即使北大，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辉煌。但是，其中的某些基本精神，却是具有普遍性的。

　　要作到“坚守”和“批判、创造”，大学就必须关怀现实，同时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今天我在这里主要谈距离。在我看来，大学应该保持两个距离，一是要和时尚，和世风流俗保持距离，我是不主张不赞成大学要与时俱进的，大学有时候需要保守，不能那么“时髦”、“摩登”。大学还必须和现状保持距离，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学术的现状，既成形态，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势。

　　而要保持这两个距离，就应该有一些相应的精神。在我看来，大学特别需要三种精神：沉静，清洁，定力，也就是沉，清，定三个字。当整个社会陷入喧闹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沉静；当整个社会的风气被腐败所污染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清洁；当整个社会陷入浮躁的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应该有定力。也就是应该“洁身自守”，保持自我精神的清洁和纯正，同时要守住一些基本的规范，学术的规范，做人的规范，它是不受外界影响的，不受任何压力和诱惑左右的，也是决不放弃绝不让步决不妥协的，要守住一些基本的东西。

　　当然今天说这些话是有些近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现实的大学，也包括现实的北大完全反其道而行之：社会喧闹，大学更喧闹；社会腐败，大学更腐败；社会浮躁，大学更没有定力。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因此必然是虚无主义，就是除了时尚和利益之外一切都不可信，一切都不足靠，一切都可以在与时俱进的口号下放弃抛弃。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就导致了大学的两个结果，一个是知识的实用化，一切与实用无关的知识都被大学所拒绝，既被大学里的老师所拒绝，也被大学里的学生所拒绝。还有精神的无操守，拒绝一切精神的追求和坚守。我觉得这样的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两大思潮所导致的知识的实用化和精神的无操守，是现在大学里的两个基本的弊病。同学们身在其中，必须有所警惕，这样才能真正作到“洁身自守”。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36 编辑 ]

杰亮

另一方面是大学的批判功能，创造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在我看来，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大学里的学生也应该努力培养自己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所坚守的是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普世性的价值和理想，以及生命个体的思想与学术追求，大学绝不能代表国家意志，绝不能代表某一个利益集团的意志，更要防止自己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大学才能真正保持自己精神的独立和思想学术行为特立独行。我觉得大学里的老师和学生一个基本的品格，基本的风格就是独立，精神独立和学术、思想、行为的特立独行，这样才可能有出于公心的批判和创造，才可能真正创造出能够成为社会公器的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

　　而我这样的理想同样是远离现实的，因为今天的社会正要求大学里的老师、学者、学生，成为现状的维护者和辩护士。我曾经用鲁迅的话来形容今天对教授，特别是文科教授，可能也包括大学生的要求，也是八个字：赞成（拥护），解释（用你的学术解释这个理论何等伟大正确，赋予合理性合法性），宣传，演戏。这就是今天对于大学教师与学生的要求，而这是得到制度的支持的。今天大学这种评职称，博士点种种制度，在我看来是新的科举制度，请君入瓮，你只要服从，同意，解释，宣传，做戏，那你一切都有，有房子，有职称，有地位，就成为重点学科，就能评奖，如果你拒绝同意，解释，宣传，做戏，一切都没有。就是这样一个制度的诱惑下，应该说相当多的教授学者都被收编，开始有点扭扭捏捏，后来越来越舒服，慢慢地就习惯了，最后就舒舒服服地被收编。当然坦白地，我今天来敢说这个话原因在于我已经退休了，如果我现在还在当教授，可能我还没有勇气说这番话。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制度造成，不单是个人的品德的问题。是教育体制使大学失去应有的独立自由创造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正在上演的，还会继续上演的大学失精神、失灵魂的悲剧，而且很多的悲剧今天都很难说是悲剧了，因为悲剧还能给你悲壮感，现在都成了滑稽戏了，现在大学里上演的滑稽戏太多了。同学们身在其中，自然有比我更多的体会。我在同学们面前常有羞愧之感，因为大学老师不能为人师表，不能坚守住最基本的东西，是会影响学生的。这些年我们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虚无主义的思潮，在大学生中很有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家目睹学校里校长、老师中的这些腐败现象，是很容易产生看透一切，调侃一切，进而自己也“玩世不恭”，放弃一切的情绪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大学失精神，提出要寻找失去了的大学精神，北大精神，并不是和大学生无关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着在座的每一个同学的精神成长的。我们必须明辨是非，追求大学所应该有的独立坚守的精神，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这样才能有效地抵制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把自己培养成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现代公民。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北大110周年校庆，寻找北大精神，大学精神的意义所在。
　　
　　

大学的自由言说空间和校园民主

　　
　　以上所说，是从我的大学理想出发的；下面，我想从更现实的层面，谈谈我的一些忧虑。
　　2007年，关于大学教育我心中有三大疼痛。尽管这些年我的注意力已经不在大学，我更关注中小学教育，更关注农村教育、边远地区的教育，因为我对大学已经失望了，也许在农村，在边远地区还有说话的某种余地，但我还是很关心大学教育，有三件事让我非常痛心，我称为“我的2007年之痛”。

　第一痛是关于我们北大的，北大三角地被取消，这件事引起我很大的震动，我想不只是我，应该说引起了所有的老北大人的心中之痛，因为三角地凝聚了我们最神圣最美好的记忆。我说北大历史上有两个标志性的地方，一个是老北大，解放前的北大，今天沙滩那里的北大民主广场，第二个地方就是今天的北大三角地，这两个地方可以说是北大的圣地，北大最光辉的历史瞬间都发生在这里。我在前面说曾经说过，北大历史有两次辉煌，我现在要补充，北大历史有五次辉煌，但是在座的同学可能只知道1917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有前面说的和清华、南开共有的西南联大的辉煌，其实还有三次辉煌，一次就是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这是一个北大学生发动的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这个运动就发生在当年的大礼堂，即今天的百年讲堂和三角地。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43 编辑 ]

杰亮

第二次辉煌，大家更不知道了，1980年北大有一个选举运动，当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要改革什么，怎样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这都关系着“中国向何处去”，就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北大学生站出来说话了，提出对中国改革的种种设想。今天改革开放三十年了，再回过头来看，就发现当年提出的许多预警，都不幸而言中，当年提出的许多任务今天还没有完成。我写了一篇《被遗忘的思想——1980年中国校园民主运动述评》，在网上发表了，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看。再一次就是八十年代末，那也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刻。这些都是北大历史上应该记住的日子，都是和三角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三角地就成为了北大的精神象征。现在这个象征在整顿校园的合理合法的名义下被撤销了。要整顿校园秩序，好像你也没有什么话可讲，但背后却隐含了巨大的问题。问题不在于三角地撤不撤，由此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北大还要不要建立一个师生们自由表达思想，交换思想的精神空间，如何重新建立一个自由的精神空间。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实行校园民主，我们怎样实行校园民主。这就已经不仅北大的问题，而是关系着中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大问题。

　　我们已经很多年不提校园民主了，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民主已经是当下流行的词语，已经进入十七大报告，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但是为什么校园民主就很少提呢？我在退休之后写的唯一的一篇关于北大的长文，没有人注意，那篇文章中谈到了这个问题，题目叫做《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我说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教师在学校中的地位和权利的问题，实际上现在高校里的普通教师是既无地位也无权利的，更没有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组织，工会的职责被缩小为每年组织一两次联谊活动，所谓职工代表大会最多是一种咨询作用，特别是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效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教职员工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研究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这里有两个问题我百思而不得其解，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也很怪，中国的大学也挺怪，中国的知识分子老想为别人争取权利（当然公共知识分子是有义务为公众争取权利的），却很少想为自己争取权利，不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这是我不理解的。第二个，好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中国的教育部门老是例外，现在全国都在谈政府部门的转变职能，要分权，要放权，然而教育部越来越扩大自己的权力，几乎扩大到难以想象的地步，比如前不久竟然宣布，要规定中小学音乐课都要唱京戏，这种事该教育部来管吗？还提倡在中学跳华尔兹舞，权力扩张到可怕的地步。还有所谓的“教育评估”，更是有计划、有领导的，大规模，长时间的权力扩张，管了许多教育部不应该管的事情，弄得怨声载道，连大学生、研究生都受到牵累，但仍然坚持到底，舆论监督也没有用。全国政府改革的方向是要放权，这都是写在《政府工作报告》里的，作为中央政府职能部门的教育部，却反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这背后有没有既得利益问题？

　　现在全国进行政治体制，社会改革，要搞基层民主选举，我想大学能不能进行民主选举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研究生会、学生会是怎么选的，研究生会、学生会是不是可以直选，是不是可以搞竞选（前面说过，北大本来是有竞选传统的），在农村可以搞，为什么大学不能搞呢？你说农民没有文化，那大学生总有文化吧。还有校长、系主任能不能民主选举，我刚刚说十七大报告已经提出来了，要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那大学能不能成为民主实验区呢？北京大学是不是可以做实验，民主需要素质，北京大学师生素质最高了，而且成本也不高，都在一个校园里。所以我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许我又在做梦，我早就提出建议，认为北大应该成为民主改革的特区，可以做些试验，可以先走一步。

　　这些事，并非和大学生无关，因为你们也是大学的主人，你们也有自己的民主权利。实际上，今天大学里最缺的，就是“主人”意识，大学教师没有，大学生也没有。没有这样的意识，不仅是观念上不提“谁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主体”这样的问题，更是因为没有制度的保证。我们现在都在讲“依法治国”，大学也应该“依法治校”。那么，我们究竟有没有“大学法”，如果有，是否应该根据今天大学教育的新问题，进行修订？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心与追问的。同学们是未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主体，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要依靠你们，你们在学校期间，至少应该关心自己的民主权利，关心校园民主的发展，这也是你们的一个自我教育，自我成长的过程。我们不能空喊民主，民主是需要学习的，这里不仅有民主理念的问题，而且有履行民主的能力和习惯问题。所以大学民主，是更具有教育意义的：在实行校园民主的过程中培养具有民主意识，民主能力和习惯的未来的民主治国的人才，这关系到每一个同学的长远发展，更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杰亮

大学教育与就业
　　
　　去年有两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先说第一条。这是暑假以后新学年开始的一个报导，说是大学新生一报到，有些学校领导就约见学生家长，提出现在开始就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要对学生进行职业的训练和指导，好像我们北大还有专门的组织，指导学生根据求职的需要来设计自己四年的大学生活，还要让这些学生提前和招工单位的人事部门见面，以便公关。这真的让我大吃一惊，我曾经感慨应试教育之外的教育都进不了中学教育，现在我又看到了新的危机：要求大学生按照就业的需要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与就业无关的教育是不是也进入不了大学教育呢？

　　这就使我想起了暑期我在一个全国高校通识教育培训班讲我在大学讲鲁迅的情况。讲完了一位大学老师举手提问题，要我介绍一下在大学里讲鲁迅课，怎样有利于学生求职就业。我当时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心里却凉透了。我无意责怪这位青年教师，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别人也这么问他：你这个课和就业有没有关系，有关系我来听，没关系我不来了。这就非常可怕。当年蔡元培先生提出警告，说大学不能成为职业培训班。我想北大还不至于，然而北大也有这个趋势，今天的整个的教育是围绕着应试和就业来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实。

　　这里涉及一个严重的，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就业和大学教育的关系问题。我曾经多次对80后的大学生讲，我非常同情你们这一代，你们中学碰到应试教育，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又面临着毕业以后可能没有工作。这在过去没有过，都集中到你们这里了。我1956年中学毕业考大学，当年大学招生人数比中学毕业人数要多，我们那一代人不存在应试问题。再早几年，我想蔡恒平他们那个时候，可能也不存在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你们恰好碰到了，两个东西都给你们遇上了，这是这一代大学生所必须面临的现实的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就业问题给我们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挑战。正是这一严峻的现实，出现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论调，需要在理论上进行澄清。这里我想谈谈对大学教育和就业关系的四点看法。

　　首先，我认为大学就业难，确实暴露了大学专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比较陈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新要求，造成了大学生知识结构的缺陷和不足。因此大学应该进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上的更新调整。这是大学教育改革必须有的一个内容。第二，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大学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在我看来，一个重要方面是精神素质的问题。很多就业单位，对大学生的素质有许多批评，我觉得我们大学生应该听一听这样的批评。他们主要认为现在的大学生，一个是独立自主能力比较差，一个是缺少团队精神，不善于和他人合作，还有知识面太狭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不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精神素质问题。而这种精神素质问题，就是独生子女家庭教育和中小学应试教育的后果。正是因为这样，大学教育就应该补这个课。中学的应试教育造成了你们这些毛病，这些弱点应该在大学里弥补，大学不仅仅使你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技术有技能的人，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健全发展的现代公民。如果不着眼于这一点，只是按职业知识、技能的要求来设计自己的大学生活，那么，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很有可能在中学成了应试机器，到大学又成了就业机器，这样来度过自己的青春时代，且不说会影响自己一生的长远发展，单就个人生命而言，也太委屈自己了。

　　第三个问题，我们对就业问题的看法，应该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常说未来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信息社会，这个社会有什么特点呢？就是职业转换很快，很少有固定一个职业的人，因为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不断有一些新的专业、新的课题、新的职业出现。这使得每个人必须不断变换自己的职业、自己的社会角色，这是现代知识、信息社会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和我们那时候不一样，我们那个时代分配到哪里，就永远不动了，一辈子做这个事儿。现在不行，它是不断变换的。你们可以问问蔡恒平这些师兄，他们从北大毕业以后换了多少职业。他们现在的职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都不是在北大学的，但北大训练了他的基本观念，能力，他们就能不断地变换自己，适应社会发展和自我发展的变化着的需要。这就是说，未来的知识社会、信息社会对人才是有自己的要求的，简单地说，它要求两种能力，一方面，应变能力要强，一方面创新能力要强，这是新的人才观。如果你过早的只顾及某一个职业，某一方面的训练、过分狭窄的训练，就不能适应未来的竞争。未来社会的竞争，是一个素质的竞争，一个学养的竞争，一个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的竞争。因此仅仅从就业的角度来考虑，也应该为自己设计一个全面的发展的规划。

    在我看来，大学里，除了我刚才说到的一些精神层面的问题、要成为现代公民之外，至少应该具备三大能力。一个是终身学习的能力，这里包括中外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还有利用文献、工具书等能力。第二，研究能力，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计算的基本方法和能力。第三是思维能力，具有开阔性、广泛性、创造性、批判性和想象力的思维能力。具备了这三大能力，你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就强了，可以不断变化自己的工作和社会角色，这才是未来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如果大家放弃这一点，只一味追求眼下的市场需求，把自己的视野、知识面、能力训练弄得非常狭窄，那么即使取得了一时之效，可能找到了一个工作，但是底气不足，在持久竞争中迟早要被淘汰。所以我要提醒在座的诸位，你们已经吃够了应试教育的苦了，在应试教育之下，你们的学养、素质已经非常的狭窄了，如果在大学里再浪费大好时光，再只关注一些眼前的利益，而忽略对自己长远发展的培养，那你是目光短浅，你要抱恨终生。第四个方面，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具体技能培养的问题，但我觉得只要在工作之前进行训练就行了，大家必须建立终身学习，终身进行职业技能培训的理念。具体的培训是可以通过训练班来解决的，不是在大学里来解决的。大学适当开一点这种课我也不反对，但大学主要的，我想还是我刚才所提到的两方面的发展，一个是作为人的现代公民的全面发展，一个是基本能力的培养。否则的话，眼光狭窄地把我们的大学办成一个职业培训班，那可能再度耽误大家，而且可能整个地耽误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这是我去年感到沉痛的第一条新闻。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8 10:58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