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弗里德曼的发言及答问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本杰明-弗里德曼在3月22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9年会上表示，美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犯了两个错误，其一废除银行和资本市场防火墙法律，其二不监管金融衍生产品。三十年代大危机后，美国吸取教训建立银行和资本市场防火墙，但到八十年代的时候，议会废除了这项法律。弗里德曼坦言，在八十年代废除这部法律是个错误，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并将重新审议这件事。

　　谈到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时，弗里德曼表示，美国有一些监管制度是针对金融机构，另有一些监管制度针对市场。两个领域都不尽如人意。九十年代曾决定不监管金融衍生产品，把它们看成证券类的产品或者是商品，“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需要重新考虑。我认为衍生产品的合同和证券以及商品、存款一样，都是需要监管的。” 与此同时，应更关注对机构层面的监管。因为只是对市场进行监管不能够监管那些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比如互助基金、对冲基金、银行以及个人。

加强金融机构监管需国际合作

　　弗里德曼认为，很多经济体已经陷入了风险的陷阱，比如贷款机构资产负债表出现严重问题，还有重要资金缺乏流动性。这些问题要求监管者必须迅速采取行动。监管和立法机构，特别是跟银行监管有关的机构，应该跟上市场发展的脚步。比如美国缺乏对控股性银行收归国有的法律性规定。弗里德曼说：“在所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如果政府想要出手干预的话，就必须加强信息的披露以及有关的监管立法和机构机制的建设。不管是被监管者还是监管者，都需要有相应的法律依据。”

　　弗里德曼强调，我们现在采取的果断迅速的措施必须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多年前美国曾经出台了一些立法，允许监管者可以在重大问题出现之前关闭银行。但在现在的金融危机当中，这个手段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除上述行动之外，弗里德曼认为金融机构的会计，包括资本充足率有关的部分都应该进行改革，或者是一度被人们看好的银行或者是非银行借贷机构出现了重大的问题，但有一些机构却没有能够承担连带的责任。“这种改革几乎很难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下进行，很难在一个国家层面得以落实。要进行这种改革，就必须加强国际的合作和协调。”

　　此外，弗里德曼认为，为引导金融监管改革，我们须考虑两种损失之间的区别：有一些损失是一个经济体财富的真实下降或者下滑，在此情况下，我们看是不是所有的个方、借贷方、纳税方、投资方等等都需要共同承担这一损失，而且还应该了解这些损失应该承担的比例是什么样的；有一些损失对一个整体国家而言并没有区别，比如某一个金融机构的损失是别人取得盈利的相等值。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一个金融机构来讲，虽然出现损失，但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这个区别在目前的政策讨论当中往往是被忽略的。

    弗里德曼说，美国愿意要求对冲基金也向监管机构提交信息披露，以及遵守其它的一些规则。但一旦美国这么做了，很多对冲基金的活动就会挪到海外去。所以，全球应该有协调一致的行动来确保对冲基金的监管。不过弗里德曼对此并不看好，他表示从现实角度讲，不可能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参与到这样的监管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地方允许对冲基金继续不受监管。

　　此外，弗里德曼认为如果向政府寻求资金，公司就应该受到监管。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23 10:13 编辑 ]

杰亮

巴塞尔协议并不能有效解决金融危机

    第一，哪些金融机构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力，或者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其中一些问题就是银行应该做什么事情，非银行应该做什么事情，当然其中还有一部分的对话是哪些是属于值得做的经济活动。如果有些活动只有通过政府补贴才能够进行的话，就不值得做。

　　第二，什么是资产负债表内什么资产负债是表外，什么是银行表内和银行表外？在画这条线的时候，我们应该比过去更为严格，特别是有关条件的问题。

　　第三，资本要求的水平和形势。巴塞尔协议的参与者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到现在都没有解决。但有关巴塞尔的要求，并不是解决现在金融危机的有效办法，可能不考虑巴塞尔都能很好地解决现在的问题。

　　最后，监督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强度，特别是对于那些银行机构来说应该有什么样的监管强度，使得政府在危机的时候能够有所作为。我们不仅应该更积极，而且应该用更具有前瞻式的方式，包括更广泛的、更积极的使用我们手头可以使用的一系列的工具和措施。

本杰明-弗里德曼回答听众提问

    提问：我要问本杰明·弗里德曼教授一个问题。刚才刘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演讲，就是美国对它的监管业来看，他们应该从中国银行业监管角度学到什么东西？  

　　本杰明·弗里德曼：回到刚才您有关美国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就金融机构的监管、银行的监管如何进一步发展进行讨论。我们可以讨论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哪些金融机构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利，或者谁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其中一部分问题就是银行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非银行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当然，其中还有一部分的对话，就是说哪些是属于值得做的经济活动，因为我想如果一直顺着这个顺序考虑下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些活动如果不是由银行来做的话，就只能由别的机构来做。而这些机构只能向政府寻求弥补他们的亏损。如果纳税人不能向他们提供支持的话，他们的活动就不具有经济价值意义，根本就不应该做。所以，我们应该避免市场进行这种活动，就是不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只做那些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具有经济效益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些活动只有通过政府的补贴才能够进行的话，那就不是值得做的事情。

　　本杰明·弗里德曼：回到刚才您有关美国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就金融机构的监管、银行的监管如何进一步发展进行讨论。我们可以讨论以下四个问题。第一，哪些金融机构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权利，或者谁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其中一部分问题就是银行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非银行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当然，其中还有一部分的对话，就是说哪些是属于值得做的经济活动，因为我想如果一直顺着这个顺序考虑下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些活动如果不是由银行来做的话，就只能由别的机构来做。而这些机构只能向政府寻求弥补他们的亏损。如果纳税人不能向他们提供支持的话，他们的活动就不具有经济价值意义，根本就不应该做。所以，我们应该避免市场进行这种活动，就是不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只做那些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具有经济效益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这些活动只有通过政府的补贴才能够进行的话，那就不是值得做的事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23 10:27 编辑 ]

杰亮

　第二，我早先提到了，就是说什么是银行表内的，什么是银行表外的，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就是画这条线的时候，我们应该比过去更为严格，特别是有关条件的问题。第三，资本要求的水平和形式。巴塞尔的这些参与者十几年前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断地出现，在今天和昨天的讨论中也反复出现。人们都知道，现在有关巴塞尔的一些要求并不是我们解决现在金融危机的一个有效的办法。我们可能不考虑巴塞尔都能够很好地解决现在的很多问题。第四，我们应该再一次问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监督应该有什么样的强度，特别是对于银行机构来说，应该有什么样的监管强度，使得政府能够在危机的时候有所作为。我们不仅仅应该是更积极，而且应该更具有前瞻性的方式，包括更广泛、更积极地使用我们手头可以使用的一系列工具和措施。  

　　提问：谢谢主席。我对弗里德曼教授提一个问题。您刚才的发言里提到对冲基金。我想问对冲基金准备怎么监管？对冲基金今后有没有可能对银行的安全构成威胁？谢谢。  

　　本杰明·弗里德曼：在我们的系统下，对冲基金只是一个投资的工具，它是不受监管的。所以，无论监管包括哪些内容，不包括哪些内容，也就意味着对冲基金也应该照做。我们只是一个国家，我们愿意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也就是要求对冲基金也向它的监管机构提交信息披露，以及遵守其它的一些规则。一旦我们这样做了，它们就不再是对冲基金了。问题就是有很多的类似工具是流动性很强的，所以，如果我们准备走这条路的话，很明显，很多的对冲基金的活动就会挪到海外去。  

　　本杰明·弗里德曼：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有协调一致的行动，来确保我们希望在美国不希望它是不受监管的活动仅仅挪到另外一个国家就可以不受监管。从现在的角度来讲，不可能让所有世界上的国家都参与到这样的监管中来。所以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地方允许对冲基金继续不受监管的存在。这时候问题就是政府是不是愿意采取措施，来监管实体，既包括个人，也包括金融公司的对冲基金活动的参与。也就是说，如果对冲基金挪到其他地方的话，这个地方的政府要监管当地的个人和公司参与对冲基金的活动。我觉得全球的政府如果进行协调的话，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  

　　本杰明·弗里德曼：这个问题并不是把所有的对冲基金都搞破产，这个问题其实是在监管的领域内，如果出现紧急情况，可以让一些机构受到纳税人的资助。比如1998年就出现了长期资本公司的事件，到最后，它并没有要求美国公司资助。但是，很明显，我们国家的政府和联邦储蓄在为这个银行安排救援方案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觉得，这种情况就是监管的权利应该提前发挥作用。如果这样规模的行动发生的话，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这些公司会向政府寻求资金。如果是这种情况，他们就应该受到监管。  

　　侯云春：现在提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我想请教本杰明·弗里德曼教授两个问题。第一，美国吸取30年代大危机的教训，建立了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防火墙”，到80年代的时候，议会又把这个法律给废除了，产生了以后的许多事情。80年代，我们把美国“防火墙”的法律作为经验来学习。而日本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之间没有“防火墙”，我们是作为教训来学习的。请问本杰明·弗里德曼教授对美国废除银行和资本市场“防火墙”这样一个做法是怎么看的？第二，对金融衍生产品要不要监管？我知道美国的政府曾经多次提过这样一个建议，但每当提出要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的时候，在议会里总是得不到通过，请问本杰明·弗里德曼先生，美国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谢谢。  

　　本杰明·弗里德曼：谢谢您提的问题。对您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80年代废除这个法律是一个错误。美国政府先是通过了一个法律，后来取消了这个法律，我认为取消这个法律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措施。我脑子里想你第二个问题的答案的时候，就是我们应该再次看一看每个机构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换句话说谁应该做什么。讲到金融市场，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被废除的法律。不是光想最后为什么把它废除了，而是要考虑一下当初建立它的时候所做出的积极的努力、采取的步伐。当这个法律被废除的时候，当时那个法律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即使当时这个法律已经不剩什么内容了，把它废除也是一个错误。我们现在已经了解到这是一个错误。要重新审议这件事情，改正这个错误。  

　　第二个问题更难一些，因为谈到了金融监管的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至少在美国来讲都不尽如人意。我们有一些监管的制度是针对金融机构的。而另有一些监管制度是针对市场的。所以，机制所受到的监管和它们所运作的市场受到的监管是两套。90年代，美国决定不监管金融衍生产品，不把它们看成证券或者商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错误，需要重新考虑。我认为，衍生产品的合同和证券以及商品，以及存款，一样都是需要监管的。但与此同时，我早先也提到过，我会更关注对机构这个层面的监管，而不仅仅是对市场的监管。因为只是对市场进行监管，不能够监管那些参与市场活动的人。比如互助基金、对冲基金、银行以及个人，他们都是参与衍生产品交易的。对一个机构来讲，正确的监管措施对于其它的角色来讲可能就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新回头，纠正已经发生的错误，而不是再把衍生产品看作证券或者商品。

　　同时我们也应该仔细考虑，对机构的监管可能会被证明这些规则反倒会阻碍一些机构参与衍生产品的交易。而如果是对市场进行监管的话，其它的各种机构都还是可以参与衍生产品的市场交易的。

本文根据「中国经济网,记者郭彩萍」(2009年3月22日)以及「新浪财经」(2009年3月22日)报道编贴。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23 10:49 编辑 ]

杰亮

[欧文斯]:经合组织在10到20年还能维持3%到4%的增长。在众多东南亚的国家还有中东的国家，包括俄罗斯等，增长2到3倍。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还是会有较好的经济增长的前景。我认为还会有大量的对于能源生产的需求，对于矿产的需求等等。要支撑这样的增长，还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到位，我们的产品是可以满足以上各种需求的。  [09:51]

[欧文斯]:从长期来看，我觉得我们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只要我们能够遏制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09:51]

[欧文斯]:在论坛中，人们谈到了很多威胁，我认为最大的威胁就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只会加剧这个恶性循环的过程。我一直在积极地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告诉我们的交易商还有我们自己的雇员。最近CNN来到我们的工厂采访有关的情况，我们自己的员工也跟他们说，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我们不仅仅是在美国进行交易活动，如果其他国家，比如说中国、巴西也采取这种购买本地货的政策，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09:52]

[欧文斯]:我现在也加盟了奥巴马总统新成立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我们也积极地推动美国能够积极参与20国集团的有关活动。我们出台了有关报告，过几周我们会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发布有关的信息。我们希望鼓励美国重新参与到多哈一轮谈判当中，我们需要世贸组织的这个机构帮助世界经济恢复到正常发展的轨道。谢谢。  [09:52]

[陈清泰]:谢谢欧文斯先生的演讲。欧文斯先生讲到尽管在美国的业务有比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从全球的角度来看，他仍然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也就是说从中长期的角度，从战略的角度还是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他还提出最大的威胁是贸易保护主义，要摆脱危机，就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我想这些观点对于我们讨论都非常有意义。  [09:53]

[陈清泰]:下面还有20分钟的时间可以开展讨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在讲台上的三位嘉宾正好是官、产、学的结合。有政府官员，有产业高管，另外还有经济学家。所以大家有问题可以和他们一起讨论。  [09:53]

会场讨论

[威廉·科恩]:我想问欧文斯一个问题，您刚才说到您的员工跟您一样也是反对“买美国货”的政策，你们在过去几年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现在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您也说到了您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司，您是反对“买美国货”的，但你们是支持“卖美国货”的。在国内，您是如何进行你的发展？因为您在中国开一些新的公司，而在国内不停地裁员，您如何解释这种情况？  [09:55]

[欧文斯]:的确我们有很多产品在中国卖、在中国造，过去两年我们在中国的产值达到25亿美元，同时美国也有很多向中国进行的出口，也有从全世界各地向中国进行的出口。尽管我们近几年中国开了一些公司或者生产基地，但是我们大部分的生产基地和销售网络都是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我们正在促使我们的这些工人能够理解这一点，就是我们希望经济上达到一种平衡，如果我们希望在美国国内获得成功的话，我们必须达到全球经济的平衡。  [09:56]

[欧文斯]:除了说服我们的工人之外，我们也要说服我们的供应商，因为我们很多供应商对我们有很多意见，尤其是美国的钢铁业，他们对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意见。  [09:56]

[威廉·科恩]:另外还有一个信息，如果你要劝说美国的总统，不要听他的政党方面的意见，因为美国的政党可能会有一些保护主义的想法。所以，这方面你是不是可以动员美国的商界说服美国的总统在未来进一步的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09:57]

[欧文斯]:我们会继续这么做。  [09:57]

[提问]:我请教李部长，最近我们经常听到广东珠三角的工业希望提高产值，用“腾笼换鸟”的计划。现在国际形势，我们的出口很严峻，现在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09:58]

[李毅中]:当前首国际需求急剧下降的影响，中国的出口也在下降，1、2月份进出口总额下降了27%，其中出口下降了21%，进口下降了34%。当务之急还是国内要拉动消费，对国外来说要稳定出口，这里面就有一个怎么样应对当前金融危机和长远调整产业结构，转变方式的问题，这两个要密切结合起来。  [09:59]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24 09:34 编辑 ]

杰亮

[李毅中]:从珠三角来说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它也到了调整结构，进行产业转换的关键时候。所以从长远来说，我是赞成它可以把一些低端的制造业转移到内地或者转移到本省的西部地区，比较贫困的地区，这样可以获得新的发展。而它自己要发展高端的，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发展高端制造业，这是我赞成的。  [09:59]

[李毅中]:但是这两个关系要处理好。目前更加紧迫的是尽快扭转经济下滑的趋势，这是当务之急，这是最着急的、最紧迫的任务。只有把企业救活了，使它不要破产，使它继续能够生产、经营，这样才有产值，才有增加值，才有就业，才有社会的稳定，所以怎么样把短期和长远结合起来，更好的处理。  [09:59]

[提问]:我对李部长提一个问题。您刚才在讲话当中提到中国有很多产能很落后，造成这个的原因很多。其中我想请教一下李部长，是不是和中国投资体制改革有关？比如过去很多都要批准，后来我们实行市场经济，现在很多工业项目，尤其是国内的项目，实行备案制，而外资项目还实行核准制。这个备案制是不是就造成了很多工业项目的上马没有一个门槛，也没有一种监管？我们今天谈国际金融动荡中的发展和改革，金融领域缺乏监管，我们的工业项目的监管是不是相对过去少了，造成一些产能过剩？工信部今后在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抑制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  [10:01]

[提问]:另外还有一个小问题，现在工信部成立以后，有一些工业项目在今后的审批，到底是发改委管，还是工信部管？谢谢。  [10:01]

[李毅中]:你提这个问题很深刻。中国工业够大了，我刚才举了很多是世界第一，大而不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量落后的产能亟待淘汰，而淘汰落后产能是非常艰苦的工作，所谓建大压小，建大容易，压小难得多。造成这样的情况，首先要历史的看问题。中国的工业尽管50多年、6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基础很薄弱。过去走过的路子存在一些缺陷。所以历史形成了大量的落后产能。  [10:01]

[李毅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盲目性。和我们整个的管理体制、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经营者素质，坦率地讲和我们官员的认识水平都有密切的关系。常常是上项目的时候考虑市场少，考虑资源少，考虑可行性少，而是存在很多的盲目性。所以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行业，不是个别行业，产能过剩。  [10:02]

[李毅中]:在经济偏快的时候，大家都能生存，都能赚钱，一旦来了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市场萧条的时候，有不少企业停产、歇业，甚至破产。我们缺乏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很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因此经不起市场的考验。造成这样的状况，我可以坦率地讲，中国许多行业，有世界最先进的工厂、企业，也有全世界最落后的企业，甚至是原始那样的生产方式。  [10:03]

[李毅中]:煤矿就是最典型的。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煤矿，无论机械化水平、自动化水平、百万吨煤的死亡率，和美国的企业不相上下。但是也有全世界最落后的小煤矿，甚至是奴役性的劳动。  [10:04]

[李毅中]:因此我们讲调整结构，不能只讲要上大企业、上先进装置，更要谈到淘汰落后的产能，只有把落后的产能淘汰掉，中国的工业整个素质水平才能提高。而淘汰落后，我坦率地讲，比建先进的企业更加困难。这里有很多实际问题，也有很多认识问题，有很多体制问题。  [10:04]

[李毅中]:刚才你说的和投资体制改革有没有关系，总的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就是要市场化。要让市场来检验，让它有一个过程，在过程中，作为政府，作为工业行业管理部门，作为投资管理部门，就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设定必要的门槛，这个门槛包括资源、节能降耗、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用工制度。除了进入这个市场要有门槛，还要设定落后生产能力退出市场的机制。这当然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10:05]

[李毅中]:工信部成立整整一周年了，我们工信部的三定方案，我认为基本上符合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精神。我们现在也正在积极的到位。当然，这个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  [10:05]

[李毅中]:其中一个很大的缺憾，就是工信部在投资上的职责并不是很明晰，但是我们通过实践的磨合，首先把技术改造，拉动效果最好这样一个手段用好。大家知道，国务院确定了200亿技术改造专项基金，主要用贴息的办法支持符合产业政策，属于鼓励类的项目。  [10:07]

[李毅中]:除了大企业、龙头企业以外，还有专、精、特、新的小企业，还有有困难，但是有订单、有市场的小企业。这样四两拨千斤，通过200亿的中央财政的贴息，加上地方政府的支持，我们希望一年能有4000多亿的好的技改项目。首先以这个作为切入点，把我们在投资上应该履行的职责履行好。  [10:07]

[李毅中]:至于你提的第三个问题，也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我想我们会和发改委密切配合，我们知道工信部的位置，虽然是一个大部，但是我们是处在执行层，发改委处在综合部门，处在决策层。  [10:07]

[李毅中]:我们将配合发改委，把工业行业的新建项目、技改项目更好地用市场机制的办法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特别是避免在应对金融危机，加大政府投入，加大投资力度的时候，“两高一资”的项目顺风搭车。这也是社会上所关心的。  [10:08]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24 09:33 编辑 ]

杰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想问彼得和李部长一个问题。彼得讲到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使公司能够重新调整他们的技术创新方向，你谈了几种方向，包括对环保的关注，你能够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吗？怎么才能调整这个方向呢？特别是美国我们说给二氧化碳定价，这样使得公司能够减排，让大家了解排放是要有代价的。这个代价是要长期支付的。这样才能够鼓励创新，才能够走一个更环保的路。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讨论，怎么做？什么时候做？  [10:1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二个问题，彼得在谈的时候，讲到了一些力量，比如说工业的集中，很多人都担心中国发展中小企业，在美国，中小企业一直是创新的推动者，我们不需要寻找别的推动者。谈一谈软件这个行业，有一种担心，就是专利制度反倒妨碍了中小企业的创新，特别是在软件行业，这方面在进行改革，我们在努力改变我们的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来防止大量的诉讼，这些诉讼对于大公司来说不算什么事，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是很困难的。你是不是能够谈一谈有哪些工具可以利用，来防止工业的过度集中，来确保这种创新是范围更广的？因为工业的集中也产生了很多不利的后果。  [10:11]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再有就是改革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更好地鼓励创新。这也有利于经济的多元化。  [10:12]

[彼得·诺兰]:讲到工业集中，工业的结构中有不同的领域都促进了技术进步，当然中小企业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所强调的是有一点大家认识还不够，特别是那些研究工业和商业的人对此认识不够。就是技术进步在过去30年的核心主要是由大公司来推动的。  [10:13]

[彼得·诺兰]:当然，工业集中和工业竞争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大公司和大公司的竞争之中产生了科技创新。也就是全球500强投资了600亿美元进行研发，这是世界技术进步的推动力，如果我们破坏了这个进程，我们就会破坏技术进步，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不要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一起倒出去。  [10:13]

[彼得·诺兰]:迄今为止，工业的集中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如果它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在今后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能够为人类带来更大的利益。在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一直强调了这一点。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有刚才李部长讲话的时候都强调了这一点，那就是不能打击市场，而是应该很巧妙地、很有效地利用市场。  [10:14]

[彼得·诺兰]:今后二三十年的工业发展，才能够可持续。为了能够确保可持续的发展，必须要找到很聪明的机制。我们的大学有一个研究机构，它研究了过去30年大的能源企业对技术的研发。它们产生了18本新技术的书。当然也产生了很多的泡沫。但是我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做对人类有好处的事情。  [10:14]

[彼得·诺兰]:我觉得税收是很关键的。你当然对税收更了解了。讲到怎么才能够利用鼓励机制。我当然不是特别懂行了。我想如果对碳直接收税的话，我还不敢这么说。这对于创新发出的信号是什么样呢？对二氧化碳收税这个判断，我还是很谨慎的。我们应该让我们聪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共同调动他们的智慧，确保今后二三十年这个关键时期能够可持续的发展。  [10:15]

[李毅中]:中国的工业集中度不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发展工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就是对中小企业通过产业集聚，发展工业园区，使它们从二十年、三十年以前的乡镇企业的水平发展成为县域经济。通过搬迁、改造、集中，使得资源和信息得到整合，上一个台阶。现在看来，这样的认识已经形成共识了。  [10:15]

[李毅中]:同时，在每个行业要有龙头企业和骨干企业带领这个行业、引导这个行业向国际水平靠拢。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10:16]

[李毅中]:但是我们在发展大集团、大公司的同时，十分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中国的中小企业从数量来讲占99%，从它的经济量来说占到60%，从就业人数占了接近80%。所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现在面对金融危机，中小企业也是受创伤、最损失最严重的一块。  [10:17]

[李毅中]:所谓停产、歇业、破产主要还是发生在中小企业。现在解决的手段，第一位的就是解决资金融资难的问题，这个已经解决了将近一年了，现在已经见到了成效。最主要的手段就是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因为它的资产、信誉、实力确实比较差，作为银行来讲要考虑风险，怎么样给他们贷到款，就是加强融资的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  [10:18]

[李毅中]:我举一个数字，最近中央财政10个亿的担保基金已经到位了，分到330多个担保机构中，可以为4万个中小企业提供2500亿的贷款。我们和银监会、人民银行共同合作，银行也采取了很多得力的措施，预测今年可以为中小企业贷到6000多亿的担保贷款。中小企业有了资金以后，资金流没有断，就有了订单，有了市场，就会发展起来。所以我们提高工业集中度的时候和重视发展中小企业这是不矛盾的，形成了一个大、中、小企业合理配置的产业链。  [10:18]

[李毅中]:至于中国的软件业，坦率地讲比较落后，而且比较分散。现在全国有软件企业两万多家，太分散了。单个规模都很小。但是金融危机也给软件业带来了创伤，更多带来的是机遇。因为许多中小企业感到，它必须在提高管理水平方面下工夫，而大量的中小企业自己不可能有单独的软件业，也不可能有更多的软件人才，这样对于社会上软件业的发展就提出了需求。  [10:19]

[李毅中]:总的看下来，在1、2月份软件业还在发展、在增长，因为它有市场需求。要求我们的软件业能够为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切合实际、有效的软件。  [10:19]

[李毅中]:从中国的人才资源来说也是很丰富的。大量的软件业专业毕业生、博士生、硕士生，还有最近从海外归来的人才是济济的。我们已经重视到这个问题。工信部在这次改革中专门成立了软件师，专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10:20]

[李毅中]:至于你提到是不是专利法，知识产权会抑制、阻碍中小软件业的创新，我觉得这不是矛盾，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保护知识产权，专利法，这是法律，这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任何行业都应该遵守。同时，只有更加激发中小软件企业的创新能力，有更多新的发明、新的创造，才能为工业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10:20]

(未完待续)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3-24 09:40 编辑 ]

杰亮

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作者:周小川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使我们再次面对一个古老而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才能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的银本位、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解决该问题的不同制度安排，这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的宗旨之一。但此次金融危机表明，这一问题不仅远未解决，由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反而愈演愈烈。

　　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首先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次，其供给总量还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第三，这种调节必须是超脱于任何一国的经济状况和利益。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向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

　　

一、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

　　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国内货币政策目标与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经常产生矛盾。货币当局既不能忽视本国货币的国际职能而单纯考虑国内目标，又无法同时兼顾国内外的不同目标。既可能因抑制本国通胀的需要而无法充分满足全球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也可能因过分刺激国内需求而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理论上特里芬难题仍然存在，即储备货币发行国无法在为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同时确保币值的稳定。

　　当一国货币成为全世界初级产品定价货币、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后，该国对经济失衡的汇率调整是无效的，因为多数国家货币都以该国货币为参照。经济全球化既受益于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储备货币，又为发行这种货币的制度缺陷所害。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不仅储备货币的使用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行国也在付出日益增大的代价。危机未必是储备货币发行当局的故意，但却是制度性缺陷的必然。

二、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从而避免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缺陷，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1、超主权储备货币的主张虽然由来以久，但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上世纪四十年代凯恩斯就曾提出采用30种有代表性的商品作为定值基础建立国际货币单位“Bancor”的设想，遗憾的是未能实施，而其后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显示凯恩斯的方案可能更有远见。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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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亮

2、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一个全球性机构管理的国际储备货币将使全球流动性的创造和调控成为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做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

三、改革应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循序渐进，寻求共赢

　　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备货币可能是个长期内才能实现的目标。建立凯恩斯设想的国际货币单位更是人类的大胆设想，并需要各国政治家拿出超凡的远见和勇气。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基金组织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对其不断监测、评估并及时预警。

　　同时还应特别考虑充分发挥SDR的作用。SDR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同时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因此，应当着力推动SDR的分配。这需要各成员国政治上的积极配合，特别是应尽快通过1997年第四次章程修订及相应的SDR分配决议，以使1981年后加入的成员国也能享受到SDR的好处。在此基础上考虑进一步扩大SDR的发行。

SDR的使用范围需要拓宽，从而能真正满足各国对储备货币的要求。

　　●建立起SDR与其他货币之间的清算关系。改变当前SDR只能用于政府或国际组织之间国际结算的现状，使其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公认的支付手段。

　　●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和企业记账中使用SDR计价。不仅有利于加强SDR的作用，也能有效减少因使用主权储备货币计价而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和相关风险。

　　●积极推动创立SDR计值的资产，增强其吸引力。基金组织正在研究SDR计值的有价证券，如果推行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进一步完善SDR的定值和发行方式。SDR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国，也可将GDP作为权重考虑因素之一。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也可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可以考虑吸收各国现有的储备货币以作为其发行准备。

四、由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的部分储备，不仅有利于增强国际社会应对危机、维护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能力，更是加强SDR作用的有力手段

　　1、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吸引各国参与，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战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对于参与各国而言，也有利于减少所需的储备，节省资金用于发展和增长。基金组织成员众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以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为职责，并能对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监督的国际机构，具备相应的专业特长，由其管理成员国储备具有天然的优势。

　　2、基金组织集中管理成员国储备，也将是推动SDR作为储备货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有力手段。基金组织可考虑按市场化模式形成开放式基金，将成员国以现有储备货币积累的储备集中管理，设定以SDR计值的基金单位，允许各投资者使用现有储备货币自由认购，需要时再赎回所需的储备货币，既推动了SDR 计值资产的发展，也部分实现了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甚至可以作为增加SDR发行、逐步替换现有储备货币的基础。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200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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