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我第一次到南通，在几位朋友的帮助下，走马观花，一天之内看了张謇在南通留下的主要遗迹，在他离世80多年后，经过无数的变迁，南通处处都还有他的影子。毫不无夸张地说，张謇仍是今日南通的灵魂。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竟然可以如此深刻地影响一个城市，造福一个地方。我到了他创办第一家大生纱厂的唐闸镇，我在运河边上看着夕阳西下，码头依旧，钟楼依旧，只是失去了往日的繁华，这是张謇建设南通的起点。

　　在上海，我曾两次去寻访商务印书馆的遗踪，河南路上商务发行所的旧址已面目全非，宝山路上商务编译所、印刷所最老的建筑早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毁于日军之手，此后在天通庵路上易地重建，今天已衰败不堪，老厂房加了一层，不再是当年的样子，只有钟楼上商务的标志，让我依稀想见老商务的黄金时代。1897年，当排字工出身的夏瑞芳、鲍咸恩等集股创业之初，这不过是一家小小的印刷厂，之后却发展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巨无霸，它编印、发行的教科书长期占据主要的市场份额，它出版的书籍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知识系统，保存了大量文化典籍，在一个动荡的年代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这几乎是一个文化企业所能达到的极限。

　　无锡荣家兄弟号称“面粉大王”、“纺织大王”，他们在无锡的第一家面粉厂旧址，昔日荣家事业的发祥地，如今成了“无锡民族工商业博物馆”。在上海江西路上，荣家鼎盛时期建立的三新大厦，如今看来已算不得气派。沿着苏州河、黄浦江星罗棋布的荣家企业已全部无处寻觅，荣氏后人新建的中美合资上海申南纺织公司，与过去的申新公司并无传承关系。上海滩上，只有荣家两兄弟往日的别墅仍在，一在繁华的路口，一在僻静的弄堂，如同兄弟俩不同的性格。

　　上海宁波路上，陈光甫一手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还巍然挺立着，现在是浦东发展银行在用，80年了，一点也不显得落伍，从宽大的营业大厅就可以看出。在四川中路上我找到了“火柴大王”、“水泥大王”、“企业大王”刘鸿生的企业大楼，这幢8层的大楼外观基本保持着原貌，只是被改名为“创业大楼”，继续当作写字楼在用。企业大楼见证了刘氏企业的兴衰。上海延安西路上，当年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的那幢大楼，上海自然博物馆仍在使用，坚固而漂亮的西式建筑，可以想见当年中国纺织业的盛况。

　　我到西南寻找卢作孚的遗迹，从他的故乡合川到他建设的北碚，从万县到宜昌。民生公司的第一个办公处是个庙宇，摇摇欲坠，里面还住着人，进门有狗吠，花开，只有断壁残垣见证着民生初创时的艰辛。从一条小船起家，民生的船队进入了整个长江，通向了世界。我在宜昌长江边一个叫做九码头的地方，感受那场中国实业史上惊心动魄的“敦克尔克大撤退”，那些紧张有序、激情满怀的日日夜夜。正是卢作孚指挥民生的船队，精密计算，分段航行，不畏艰险，日夜不停，调动所有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民生公司的运输能力，奇迹般地完成了宜昌大撤退。在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这大概是一个民营企业能做到的极限了。

三

　　一幅近代企业家的群像在我心里变得越来越清晰，由他们各具个性特色的努力所构成的本土企业传统也渐渐在我眼前浮动。这个独特传统的内核就是实业救国，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刘鸿生、卢作孚，他们都是近代以来实业救国的代表人物。

　　不仅他们，“五四”时代就读于浙江高等工业学校电机专业的胡西园，最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让中国人能够用上自己制造的电灯泡！”1921年，他在上海开办了灯泡厂，1923年正式注册“中国亚浦耳灯泡厂”，赢得了“灯泡大王”的称誉。简氏兄弟创办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也是抱着“实业救国”、“挽回利权”的愿望，中国的卷烟市场大部分为英美烟草公司垄断，他们提出“中国人吸中国烟”的口号，创“大爱国”、“大长城”、“大喜”等品牌，以国货为号召。这和刘鸿生办火柴工业的动机几乎如出一辙。宋—’卿在天津办东亚毛呢纺织有限公司，提出“国人资本，国人制造”的口号，将毛线品牌命名为“抵羊”，商标图案是两头抵着角的羊，其实包含着“抵制洋货”的意思，国人一看就明白。东亚的“抵羊”牌迅速击败日本的“麻雀”牌和英国的“蜜蜂”牌，占有了全国87%的毛线市场。

　实业救国，可以说那是一个时代的风气，不是个别人的选择。所以，法国学者白吉尔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中有个著名的论断，与西方17世纪的新教徒企业家不同，20世纪中国的企业家把自己的成功看作是拯救国家命运的希望之举。

　　不断求新、求大，追求新工艺、新技术、新机器，把企业一个变二个、变三个，从荣家兄弟、刘鸿生、卢作孚等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特点。“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荣宗敬的这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一个经典性的范例。刘鸿生晚年回顾平生：“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二个、三个，越多越好。”卢作孚对于轮船不嫌其多，民生公司船上的设备包括无线电台等在当时都是领先的。而且民生的投资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这是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的内在动力，只有把办企业本身看作是终极追求，而不是跳板、敲门砖，把办企业看作是一种独立的行为，自身即拥有最高价值，才有可能会有不竭的动力，推动着自己往前走，而不是在已有的成就上停下来享受。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4-20 08:49 编辑 ]

杰亮

制度建设，这是任何一家成功的近代企业能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它真正发扬光大是从张元济进入开始的，他的抱负是扶助教育，同时他又有一个愿望，就是要“为中国实业造一模范”。他戏称自己是制定规章制度的“专家”，亲手为商务制定了大量的制度，从企业运作、财务管理、人事进退、奖惩到职工福利甚至包括困难职工子弟的教育补助等，都有一系列完善的规定。比起这些有形规定更重要的还是他身体力行提供的示范，比如他请客公私从来分开，比如他主张高层管理者子弟不准进公司，他儿子张树年留美归来想进商务，就被他拒绝了。1918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前来取经，索要商务印书馆的有关章程，当时南洋公司刚把总厂迁到上海，准备进行改组，希望参考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和人事等制度。

　　1922年进入商务的王云五，从主持编译所到主持整个商务，他引入的科学管理，对于1932年商务遭遇浩劫之后的复兴，产生了重要作用。在他手里，商务不仅继续保持出版业的领军地位，而且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穆藕初在他创办的纱厂最早引入了科学管理法，卢作孚对民生公司也强调科学管理，而且落实到每个细节上面。张謇在办大生纱厂前夕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手定大量章程制度，大生最后的失败固然有种种原因，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

　　陈光甫在1915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初就设定了“服务社会”的宗旨，他认为，服务是银行的生命线，普通的商店是卖货物的，银行能卖的只有服务，他说：“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我是来服务的’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它的服务意识，为此他确立了六条原则：不辞烦碎、不避劳苦、不图厚利、为人所不屑为、从小处做起、时时想新办法。不仅陈光甫如此，其他企业家也多如此。荣德生曾经对钱穆说起了兄弟俩办厂的最初动机，就是救助社会失业，也就是为百姓解决就业问题。

　　保持独立性，这是近代企业家阶层留下的一个不能忽略的传统之一。从晚清商会的诞生，到民国时的勃兴，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商会在中国社会一直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晚清立宪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曹锟贿选、“九一八”事变后呼吁宪政、“一二八事变”、抗日战争……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他们活跃的身影，听到他们的声音。多数时候商会都是站在时代前面的。最重要的是商会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其领导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当选者基本上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使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商会、工业会之类的社会组织也没有完全失去这种独立性。1948年11月22日，全国工业总会在上海开会，刘鸿生当选为理事长，凭的是实力和资望，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属意的人选是陈蔼士。在当选的15位常务理事中，包括了“永久黄”团体的李烛尘，荣氏企业的李国伟、荣尔仁，以及胡西园等人。

　　承担社会责任，从造桥修路到捐资助学，或兴办学校，近代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热忱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肯定和历届政府的鼓励。张謇自述办实业的动机是为了教育，他从办第一家大生纱厂到二厂、三厂，到铁厂、油厂、面粉厂、印刷厂、轮船公司、垦牧公司，把实业作为支点，以实业为母，教育为父，办师范、办普通中小学、办幼稚园甚至办大学，然后建博物苑、图书馆、气象台、剧场、公共体育场，以及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医院、公园大量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几乎是以企业办社会，南通成为他建设“新新世界”的试验田，也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模范城。“张南通”真的是名副其实，他不仅奠定了南通一隅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这个“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卢作孚主持的重庆北碚建设几乎就是对“南通模式”的一个翻版，他在建设北碚之初，一方面修公园，整顿匪患，训练人，一方面办工厂、开矿，然后办学校、办图书馆、办电影院，甚至建起了中国西部科学院。

　　在寻访近代企业家遗迹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地方都是“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干脆地名都叫“三厂”。这些都是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活着的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也成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我们想到这一切都是依靠一个企业家、一家民营企业完成的，我们感叹的又岂止是工业化的力量，或者那些企业家的个人魅力，在这些因素的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值得我们去追问、去寻思。

　　他们的作为早已超越一般做善事、关心公益的层面，而是体现了近代企业家群体在推动工业化的同时推动城市化和整个国家现代化的用意。张謇以30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宪政和地方自治，被人称为中国的现代化之父。卢作孚曾直截了当地提出现代化的目标，荣德生到晚年仍耿耿在念：“中国要富强，非急速变成一个工业化国家不可”。追寻他们所开创的本土企业传统，我们不仅能找到中国企业家真正的财富精神源头，而且可以看到一个古老民族在近代曾经达到过的高度，这应该是一个起点，而决不是终点。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