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亮

   林毅夫，1952年10月出生于台湾宜兰。1971年台湾大学农业工程系肄业，1978年台湾政治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硕士，1982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198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1987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博士后。1987-90年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1990-93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1994年至今，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08年2月4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正式任命林毅夫为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曾是第7、8、9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转贴自哈佛商业评论繁体中文版5月号。


    我个人喜欢历史，因为现在和过去是高度相关的。要了解中国的未来，首先要了解中国的过去。尤其是过去的二多年的中国经验。

    1999年以后，国外一些经济学界和媒体对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数字出现了质疑声浪，怀疑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是虚假的。这个观点最早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汤玛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提出的，很快在报界得到渲染，后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梭罗（Lester Thurow）也写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经济1998年以后的增长速度不是7.8％，顶多只有2％，甚至有人认为是负增。他们提出质疑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在1998年以后，出现两个新的经济现象，而这两个经济现象是发达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从未遇到过的。    这两个新的经济现象是什么？一个是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伴随通货紧缩；一个是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能耗反而下降。
     
   现有理论模式无法解读
     
    通货紧缩在其他国家发生的时候，它的经济增长是零增长或者负增，在政府很强大的财政支持下，增长率才比零高一点。可是中国从1998年到两年前，每年的物价基本上不断下降，但经济增长速度是7.8％，而且是全世界同时期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此外，中国在1997到1999年，能源的使用是负增的。别国在通货紧缩的时候经济负增，在经济增长的时候能源的使用也是高增长，而中国则不是这样。所以国外对中国的统计数字产生很大的怀疑，认为1998年以后中国官方所讲的每年7％、8％的增长是虚假的

    这些数据是真是假，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经济很不容易解读，而国外的怀疑，实际上是用国外现有的理论模式应用在中国所造成的。当前中国是一个在转型中的经济，正处于由计画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因此国外很多现有的经济模型并不适用中国。

    过去中国是短缺经济，很多东西买不到，只要生产出来就有人买，因而在1980年代，中国经济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叫做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农民投资的，投入不高，技术水准低，产品品质也不高，但产品都卖得出去，在当时是农村致富的最主要手段。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经过投资的高速增长，新建加许多生产力，造成生产能力过剩。其中相当的部分是外资企业和老民，通常他们技术水准都比较高，产品品质也高。在过剩的状况下，有些品质差、技术低的企业必须退出生产，由此形成经济增长内在结构的变化，能源的使用相应减少。

    我大哥在扬州投资一个中型的水泥厂，每年大概生产40万吨。在我大哥的水泥厂未投资之前，当地有三个小水泥厂，是立窑式的，很旧的传统技术，这三个水泥厂的总产量是18万吨。年产40万吨的水泥厂使用的能源只有原来那三个小水泥厂的70％。可想而知，我大哥的水泥厂建成以后，其他的三家就关门了。一个新厂的产量比旧厂增加了两倍多，可是能源使用只有过去的70％。这个情形在1996、1997年以后在中国发生得非常多；产量增加很多，经济还在增长，而在结构转变的过程中，能源的使用是负增。

    国外在了解中国经济的时候，这些细微但却是深刻的变化不太容易把握，所以他们不理解别国在通货紧缩时经济是负增，而中国却高增长；别人高增长时能源使用高增长，中国能源使用还下降。这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中国过去这廿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千真万确的；而要真正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必须要能够去把握这些细微却深刻的变化。

    正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本身以及中国经济现象在全球经济中地位愈来愈重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难以用现有理论解释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学界有很好的发展机会。

杰亮

保持8％～10％的成长率
     
    人们更关心的是，在未来10年2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将会是什么样？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完全有可能大体上保持过去25年的成长速度，即每年约8％左右的速度。当然会有所起伏，但是总体上来讲，保持8％～10％的速度是完全可能的。

    研究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看的是三个方面：第一是这个国家要素增加的速度的可能性是多少。要素当中，土地是不会增加的，劳动力增加受人口制约，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速度可能会怎样；第二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同样的要素用来生产从附加值比较低的产品转移到附加值比较高的产品的时候，即使各种要素不增加，经济也增长；第三是技术。同样的产业，技术水准提高了，经济也能发展。

    在上述三个方面中，技术最重要。技术变迁有两种源，一是自己发明，一是引进。跟发达国家收入水准的差距，其实就是技术水准上的差距。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到底应该用哪种方式来获取技术的变迁比较好呢？关键要看工本。引进技术，相对来说，投入是低的，风险也是小的。实际上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否真正地利用技术差距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点，就在于能不能很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引进外国的技术，推进快速的技术创新。

    我做过很多研究，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为什么二次大战之后能够成为唯一的一群真正赶上发达国家、或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朝阳工业经济呢？关键在于，这些国家都在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比较好地利用了比较优势，比较好地利用了引进新技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实际上在1980年代之前，有多少新技术是日本发明的？不能说没有，但是比重不大。

    中国实际上也是如此。中国在1978年以前是一个封闭经济，很多技术不能够从国外引进，只能自己发明了。固然卫星可以发射了，原子弹可以试爆了，但是技术更新的工本非常高，所以中国在1978年以前经济发展的速度非常慢，品质也不好。从1978年以后，中国开放经济，开端从国外引进新技术，所以中国获取了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
     
    经济规模将是美国2.5倍
     
    由此引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走技术变迁的经济发展道路尽管是对的，但这条道路还能走多远呢？

    一般来说，理论只能告诉我们这条道路的影响是正的还是负的，至于这个影响的量有多大，这个影响能有多远，我们只能从经验来看。倘若从经验来看，我个人觉得日本的经验是很可以作为比较的。中国现在的经济跟日本1960年前后的那段时间相接近。从几个指针来看，比如预期寿命、卫生条件、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数字愈低，代表愈富裕）等等。1960年，日本男人的平均寿命68岁，女人73岁，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男68岁，女72岁。还有另外一个指针，婴儿死亡率，其实也包含卫生条件。日本在1960年婴儿死亡率是3.1％，中国在2000年的时候也是3.1％，在同一个水准。再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1960年，日本农业占GDP的16.7％，中国在2000年是15.9％。另外一个指针是恩格尔系数。日本在1960年，城市里每个人每赚一百元消费38.8元在食品上面，中国在2000年是39.2元。从这么多社会指针来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大体相当于日本在1960年的时候。日本从1960年开端同样的高速增长，而且维持了将近30年的增长，到1988年的时候，日本人均收入赶上美国。

    由日本的经验来看，加上人民币长期的币值变化，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一半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到时达到一半，中国人口是美国的五倍，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2.5倍！这个市场当然会是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这个市场也是所有投资者所希望参与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