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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郝先中:日本废除汉医与中国近代医学(第1－第7楼)
(2)张慧瑜:鲁迅的“幻灯片事件”与亚洲想象困境(第8－第14楼)
(3)夏晓虹: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第14－第19楼)
(4)葛兆光：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第20－第24楼)
(5)杨际开:读福泽渝吉《文明论之概略》

日本废除汉医与中国近代医学

作者：郝先中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欧化思潮及反传统主义的产生，是导致废止中医思想泛滥的社会和文化根由。而在外部条件中，日本明治维新中取消汉医的成功，使部分中国人产生效仿日本的动机，直接促成了大批留日医学生的涌现，既为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又在客观上造就了一批废止中医思想的代表人物。

一、日本废除汉医与近代留日医学生

西方现代医学在世界范围推广之前，各国都有与其自身文化密切相关的传统医学。近代以降，总体趋势是逐渐为西方医学所取代。日本的医学在近代的变迁就是一个典型，也对中国近代医学的发微产生了示范效应。

公元414年，日本允恭天皇患病，急召韩国医生治病，从此日本有了韩医方。513年，中医被引进日本，“以后关于医药的教养，悉依唐制，汉方医遂以成立，即其后所谓皇汉医道”。[1]中医日益成为日本医疗体系的主流。16世纪开始，同样是欧洲传教士把西洋医学带到日本，但对日本的影响远不及汉医深远。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翻译介绍荷兰医书提倡西医，西方医学逐渐在日本立足，当时把从荷兰传入的医学称为兰方医。此后，兰方医在日本不断壮大，到19世纪中叶西医在日本势力大盛，与汉方医屡屡发生冲突。日本人开始对西方文明产生强烈的兴趣，“（日本）近世以来，结交欧美，公使之馆，衡宇相望，亦上自天时地理、官制兵备、暨乎典章制度、语言文字，之于饮食居处之细，玩好游戏之微，无一不取法于泰西。”[2]

这种对西方文明的崇尚必然冲淡了对汉文化的兴趣，体现在医学领域，就是实施一系列的废止汉医措施。 明治维新（1868年）伊始，日本先后颁布了《王政复古诏书》、《五条誓文》、《政体书》，实行废藩置县，发展工商，引进西洋科学文化的方针。大政官宣布，日本今后医学学修之路，当以西洋医学为依据。为此明治政府开始实行废止汉医全盘欧化的措施。其特点是：通过议会与政令一举废止官设的汉方医校；擢西医取代汉方医掌握国家医政大权；实行医师西洋七科考试制，扼制汉方医的产生来源；用自然淘汰的方法逐步消除特许执业的汉方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西医事业，举办医校、医院，聘请西医学者任教讲学，派员留学海外，培养西医人才。至1906年，历经30余年，基本达到废止汉方医的目的。[3] 日本的医学考试制度的建立，实际上剥夺了汉医的授徒传业权，也就断绝了汉医的繁衍生存权。虽然，汉医们也曾组织过集会、请愿、结社等斗争，要求修改医师法，另定汉医考试条例，允许汉医办学培植人才，但均无济于事，颓势难挽。汉医人数急剧下降，日本的汉医与西医的结构发生了变化，西医所占比例日益扩大并占据主导地位。“据明治初年之调查，医师百人科学医仅21人，在明治7年顷仍有汉方医8人对科学医2人之比……。明治20年5月1日之调查，原由政府免试而许可者尚有32800人。然在明治30年，原来免试许可者已减至23900人。”而“经开业实验及格者”则从4072人增至8467人。[4]可以看出，西医势力日益壮大并逐渐占得上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彻底铲除了封建幕藩体制，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取得了西方列强近两百年才建立的成就，迅速进入世界强国之列。

日本的成功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启示。他们认为，日本现今的文明正是西方文明孕育的结果，日本现有的文明成果与西方文明犹如母子之关系：“磅礴弥纶于现今之世者，无分泰东西，皆唯一无二之欧化主义也。泰西文明之为母，而孕育泰东文明为之子。……观于东邦革新，输进欧化，举国风靡。哲学也，耶教也，文物也，风俗也，盖去不尽弃其旧而倾向焉。卒归日本国家之主义。是可见欧化之实效也。”[5]而中日两国命运的迥异，正是在欧化问题上所采取不同态度所致，是否具有欧化意识是问题的关键。“欧化东渐一语，日本妇孺皆习为口头禅。而叩诸中国人，虽大夫亦多懵然。……地小地大、兵弱兵强、财困财裕，固无关两国之兴败。两国之兴败欧化故。……虽今日之比例，日本优于中国，焉知他日之比例，中国不优于日本？无他，欧化之速率每成一比例，国势之速率即遂以日增。于是而中国立矣。”[6]因此，中国如果要迎头赶上，就必须加快欧化的步伐。

[ 本帖最后由 NZWJ 于 2009-9-4 08:44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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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盘吸收近代西方文化，在许多方面领先于中国，而在其后的军事对话中，中国被打得鼻青脸肿，“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中日近代化历程的巨大差距，令国人如梦方醒。在痛心疾首之中，开明的君王和知识分子们不得不对日本这个突然崛起跻身强国之林的岛国刮目相看，不得不正视这个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的新对手。维新人士康有为、梁启超纷纷上书光绪帝，主张仿效日本的明治维新，实现变法，以挽救清政府大厦将倾的危局，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他们向光绪上书道：“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而已，……日本为俄美所迫，步武泰西，改弦而雄视东方，此而为国者，其始遭消弱与我同；其后底盛强与我异。”[7]对一落千丈的国势，光绪帝决定效法明治维新以图自强。其措施之一就是效仿日本，在北京同文馆设立东文馆，学习日文，同时派遣大批青年东渡日本留学。[8]而日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

这样，在中日统治者的双重推动下，自清末以来，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留日热潮。自1896年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学生总数不下于5万人。[9]在这5万留学生中，有不少是学习西方医学的。因为当时的日本，西洋医学已经占据统治地位，日本国富民强，对心怀救亡图存、振兴国运的有志青年们来说，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1896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13人奔赴日本，其中尚未有学习西医者。1902年的调查显示在日本的272名留学生中，已有3名习医者。[10]1902年，鲁迅就是有感于“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11]东渡日本，1904年从弘文学院毕业后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西医，后来弃医从文。据李喜所统计，1904年留日医学生在校人数为23人。1905年起，逐渐增加，1907年达到高峰，其中千叶医专由于与学部签订招收中国学生办法，人数最多。据1907年底中国留日医学生创立的医药学团体“中国医药学会”的调查，在日本药科的留学生有95人。另据日本外务省档案，1907年同仁堂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为35人。

1907年以后，留日高潮逐渐减退，但习医者仍然不少。据牛亚华统计，1911年以前，有名可考的留日医学生有163人，实际人数更多。[12]但坚持到毕业的人数并不多，实藤惠秀调查了日本23所医学专门学校，截至1911年共有51位中国留学生毕业。[13] 留日医学生在日本求学期间，成立多种医药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不断进行学术交流。1906年，千叶医专的留日学生组成“中国医药学会”，编辑出版《医药学报》，鼓吹新学，改良旧习，刊物介绍西医学、医药理论、医疗技术、医药政策、医学史、医药新闻及卫生常识。1907年春，金泽医专的留日学生成立“中国国民卫生会”，出版《卫生世界》。神户的留学生组织“中国精神研究会”，1917年出版《精神杂志》。1907年成立的“中华药学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专门协会，1909年在东京召开第一届年会，通过章程，王焕文被推为会长。协会仿照《日本药学杂志》的体例，创办药学杂志。“中华药学会”由日本到中国，规模日盛，对近代中国药学事业的发展贡献良多。

诚然，在20世纪之初，日本医学模式对中国的影响还没有欧美医学体系那么深远，但它对中国西医学发展的趋势仍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群体的形成。大批留日归国学生是构成这一群体的最基本部分，因为从留学史角度来看，中国近代留日学生远远超出欧美留学生。中国近代医学知识群体的形成表明中国新医学事业的正式确立，也“标志着中国西医学家、医学教育家登上新医学舞台，……自此西医科学无可争辩地成为中国医药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中医学并峙于中国医坛。这表明中国作为被传播者的地位开始结束，这一知识群体既是西医学的传播者，更是专门科学的实践者和研究者。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1 10:0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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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学生和留欧美学生形成了德日派和英美派，在西医界呈现出流派纷争的局面。”[14]其次，丁福保先生所开创的翻译日文医学书籍揭开了汉译西医文献在华普及推广的新篇章，这些医学典籍对中国医学事业的影响甚至“远远超出欧美传教医师半个世纪的努力。”[15] 二、留日学生与近代医学事业——以汤尔和为例 清末的留日医学生在完全西化的氛围里接受现代医学的熏陶，不论在医学观念上还是在实际行为中，已经打上了西方医学的烙印。中国早期的西医医生中，除国内教会医学校毕业者，几乎全部是留学海外的归国学生，其中留学日本的又占绝大多数。

这一留学生群体回国以后，在20世纪初承担起传播西医学的职责，成为中西医学跨文化传通的中介。他们活跃于教育界、医院、研究所；并在医药卫生知识的普及传播、医学教育、医药卫生政策、公共卫生事业及医学学术研究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推动中国医学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官办的医疗机构施展影响，与欧美体系的西医派分庭抗礼，各领风骚。汤尔和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汤尔和（1878-1940），原名调鼎，浙江省杭县（今杭州市）人。1905年留学日本，原习陆军，后改学医。1910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又游德，获柏林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两次出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1915年，他创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任会长。1917年，在中华医学会第二次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1922年后，历任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汤尔和是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拓荒者之一，然而，由于汤尔和晚节不保，后投向日伪，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长期以来被诟为历史罪人，“遗讥于医林”。[16]多少淹没了他在中国近代医学事业上的杰出贡献。

二、以下略述汤尔和作为一个留日医学生，在回国以后对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1、领衔创建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

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医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前身，创建于1912年10月26日。1903年，清政府在京师大学堂设立了医学实业馆，虽然四年后停办，但在客观上为创立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奠定了前提。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开始对西医在中国的发展予以重视。1912年9月，教育部部长范源濂电邀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汤尔和到京，筹划创立医学校事宜。此前汤尔和等人在浙江筹建浙江省立医学专门学校，并担任病院副院长。汤赴京以后，教育部以价银10，000两购买了宣武门外八角琉璃井医学馆旧址，划拨给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使用。比汤尔和晚一年毕业于日本金泽医学专门学校的周颂声也应邀参与了创建工作。10月16日，中华民国教育部任命汤尔和教授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首任校长，周颂声出任教务长。1912年10月26日，民国政府颁发校章，正式成立我国第一所国立医学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至此，中国第一所国立西医学校正式诞生。汤尔和在第一届开学典礼上致辞：“医校目的，自主观言，在促进社会文化，减少人民痛苦。自客观言，西来宗教，都籍医学为前驱，各国的医学集会以及印刷物中，没有我们中国人的地位，实在是一件最惭愧不过的事。所以这所学校，不仅给诸位同学一种谋取职业的本领，使你们能挣钱，实在是希望诸位负起促进文明，用学术来和列强竞争的责任……”。[17]他的讲话开宗明义，指明在我国建立现代医学教育的宗旨。

学校草创之初，教职工仅9人，首批学生72人。有旧屋数十间，旧显微镜一台，中国旧医书数十本，开办费800元，每月经费千余元。然而，汤尔和等人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惨淡经营十几年。该校从小到大，规模日盛，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到北平大学医学院、国立西北医学院，直至北京大学医学院，解放前共为国家培养出1166名毕业生，构成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中坚力量。[18]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1 10:01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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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倡导人体解剖、制定《解剖条例》

众所周知，解剖学被称为现代医学基础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医学教育普遍开设解剖学课程。然而，在封建传统十分悠久的中国，人们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长期形成保全尸体的陈腐观念。不独普通百姓，就连中医界也对解剖尸体持抵触态度，医校的解剖课程只是形同虚设。汤尔和认为，学习解剖学不能纸上谈兵，仅凭挂图和书本知识是不够的。因此，他敢为天下先，亲自起草解剖条例，向政府力陈解剖在医学教育中的重要性。1912年11月24日，汤尔和上书教育部请求公布《解剖条例》。由于封建势力的禁锢，解剖在当时尚无先例，初次呈请并未获准。汤尔和又反复请求，中华民国政府终于1913年11月22日以内务部51号令的形式公布了《解剖条例》，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为医学研究之目的的解剖法令。这是中国近代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医学工作者无不欢呼雀跃，拍手称快。著名西医伍连德博士称“殊为我国医界前途喜也。”[19]由于汤尔和等人的努力，中国医校才得以打破旧俗，开设人体解剖学课程。 解剖条例十分简单，共有五条，规定了可供解剖的四种尸体。

1914年4月22日，内务部又颁布了《解剖规则施行细则》。[20]充实完善了解剖条例。然而，虽然有了解剖条例，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困难重重，阻力很大，“虽有政府明令准许医校及医院解剖尸体，而地方官及当事者，每以避世俗攻击，迄未能实力奉行。”[21]医学校和医院只有少量的尸体解剖，有时还不能顺利实施，受到非法干涉。汤尔和虽“长北平医校，以解剖说当道，垂有成议。”也遇到了“乃事闻于步军统领之夫人，坚决不许”[22]的尴尬情状。尽管医学解剖在中国的发展不能一帆风顺，但汤尔和等倡导人体解剖，但开风气敢为先的精神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3、组织学术团体、推动医政改革

1915年8月，汤尔和、周颂声、侯希民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医药学会,该会主要成员为归国留日医学生,也吸收国内医药学专家参与。总会设在北京，各大城市均设有分会，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相互交流经验。1916年8月，该会召开第一次常会，推举汤尔和为会长，1917年编辑出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该会的章程为：研究日新之医药学，力求进步，以期学术之独立；联合海内外同志交换智识，以期同轨之进行；扶植我国医药教育；建议卫生行政法案，请愿政府，以促卫生行政之进行。该学会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调查寄生虫病，研究中医中药。1916年受教育部的委托，汤尔和联合中华民国医药学会、博医会、江苏教育会共同审定医学名词，为统一中国医学名词做出了贡献。有人认为“在北洋政府时代，该会对政府卫生行政方针的影响大于中华医学会。”[23]

汤尔和重视医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他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期间，每年派出优秀毕业生赴德国留学，学习医学基础学科的知识，不仅壮大了师资队伍，培养了大批知名专家，也为学校几十年重视基础医学教学和研究的传统奠定了基础。1922年后曾担任过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并编著或编译了一系列我国自己的医学教材。他本人不仅担任领导工作，也不断从事医学研究。1921年，他被派往欧洲考察医学教育，曾在柏林大学解剖学及生物学院做访问研究，在德国著名学术刊物Anat.Anz.Bd.（1922，55）和Arch.f.mikr.Bd.（1922，96）发表两篇论文，很快即被组织学名家所引用。[24] 汤尔和十分注重医药管理和医师培训工作。辛亥革命以后，一些中医呼吁国家应实行统一的医药管理。1915年，固安县中医张治河及前清太医院医生赵存仁先后呈文教育部要求立即组织医生考试。北洋政府并未采纳他们的建议，而是去征询中华民国医药学会的意见。该会创始人汤尔和不久呈文教育部建议照朝鲜的办法实施。他认为，应“博采东西成法制定规程，限以科目，公布海内，俾众周知，凡非学校出身必须此种试验。”[25]汤氏的建议比明治早期日本的汉医政策还要严厉。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洋政府开始进行第一次全国卫生调查。主要是调查医生。虽然这次调查因为阻力重重而失败，但无疑是北洋政府力图医政改革的一次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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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翻译、介绍西方医学著作 汤尔和在翻译和传输西方尤其日本医学专著上卓有建树。他倾其所学，翻译了大量日本医学名著。1915年他翻译的石川喜直著《局部解剖学》二册，由日本吐凤堂出版。其后，他又翻译了下平用彩著《诊断学》（1919年，商务印书馆）、志贺浩的《近世病原微生物学及免疫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木下正中、清水由隆的《近世妇人科学》（1928年，商务印书馆）、西成甫的《精撰解剖学》（1938年，同仁会）、宫原虎的《牙齿的病理及疗法》（1934年，同仁会）、永井潜的《医学与哲学》（1926年，商务印书馆）、《生物学与哲学之境界》（1926年，商务印书馆）、冈村周谛的《生物学精义》（1926年，商务印书馆）长谷部言人的《自然人类学概论》（1930年，商务印书馆）等，及德国学者L.Michaelis的《胎生学》（1919年，京华印书馆）、Gegenbauer等的《解剖学提纲》、F.Claty的《青年心理学》。其中《解剖学提纲》和汤尔和自著的《组织学》（1914年，东京吐凤堂）是北洋政府时期医学院校主要的教材和参考书，《近世妇人科学》和《生物学精义》被收入在当时影响很大的《大学丛书》。[26]

毫无疑问,汤尔和对中国现代医学事业的发展不遗余力，贡献良多。他的生平及经历反映了大部分留日医学生相同的人生履历。

三、由日本模式侈言废止中医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思想转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日本废除汉医同样给中国医界带来不小的冲击，并由此引发一场关于阴阳五行存废的论争和海归派废止中医倾向的确立，这场论争是民国时期大规模中西医论战的前奏和预演，而废止中医思想的出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医学演变的主题和走向。

早在1900年左右，否定阴阳五行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和医界已成为时髦之语。严复、梁启超虽然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但对日本明治维新中废除汉医的做法极为认同，他们都曾有否定阴阳五行的论说。严复在《原富》中言及五行干支，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象、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27]严复曾写信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28]

梁启超更进一步，把阴阳五行同时否定。他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一文中率先发难，认为“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29]，对汉代以后的阴阳五行说，梁启超尤为痛绝，指出医家经典深受其害，“吾辈生死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30]他估算《内经》中沾染阴阳五行气息的内容占全书四分之一，因此责难“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31]梁启超向来否定中医、推崇西医在思想界是出名的，他甚至不惜回避自己的遭遇，强忍委屈，为西医作辩护。[32]

20世纪初，废中医的言论更加高涨,也出现极端主义者，他们甚至毫不吝啬地将攻击谩骂之辞统统塞给了中医。1903年虞和钦在《理学与汉医》一文中，视中医为亡国灭种的“怪物”，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否定。指出：“汉医之足以亡种，蔽其罪曰不明理学而已。有理学以发达之，则一切解剖、针灸、冰冻、医治之术无不及其精妙，行见吾黄种之强将横绝于欧亚间。譬之理学之于中国，一啮髓噬肉之野兽，驯养之可为家乘。吾汉医之于吾种，一蔽精丧神之鸦片，必补益之，始除蛊疾，是知欲禁吾汉医之怪术，不可不发明理学以消长之。”[33] 朱笏云在《中国急宜改良医学说》中更是对中医深恶痛绝：“今世最可痛、最可恶、不能生人适能杀人者，非吾中国之医乎？吾中国之医，不知解剖，不辨物性，不谙生理及病理……。”[34] 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吴汝纶。吴汝纶早年考察过日本，对西洋医学有所认识。他虽没有梁启超等人那样组织医学善会以倡西医的实际行动，但对中医的鄙薄和对西医的崇尚是十分坚决的。他对中西医的言论主要通过书信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在给何豹臣的信中称“医学西人精绝，读过西书，乃知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中医之不如西医，若贲育之于童子。故河间、舟溪、冬垣、景、岳诸书，尽可付之一炬。”[35]肖敬甫、吴季白等人的信中认为中医是“含混谬误之旧说，早已一钱不值”、“于中医之一笔抹杀”。[36]吴汝纶对中医的态度十分偏执，以至于临终死身患重病也拒绝中医。[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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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界和医界，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废除汉医影响最深的人物要数汪大燮、汪精卫、褚民谊、余云岫和汪企张。这些人物都是海归派出身，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担任中央和地方卫生部门的要职，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卫生行政。[38] 汪大燮1903年（光绪29年）曾任留日学生监督，1907年回国。民元前曾出使英国、日本，后担任教育总长，他有强烈的废弃中医倾向，其对中医的消灭政策与日本明治政府实出一辙。1912年民国肇建，医学教育制度首先被列入议事日程，在7月举行的临时教育会议上，订立多种学校令，陆续颁布以后，唯独没有中医教育的内容，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这次制订学制就是以日本体制为蓝本完全照抄的，其不列中医的意图十分明显的。1914年北京开业医代表向北洋政府教育部申请北京中医学会注册，教育总长汪大燮以“吾国医学毫无科学根据”为由，决定禁止中医开业，废止中药，并仿效日本《壬子癸丑学制》将中医学排除在医学教育之外，引发了全国性的救亡运动。

汪精卫1903年官费赴日本留学。国民伊始，汪精卫更是春风得意，每以革新派领袖自居，“到处游说日本明治维新，第一件事是废止汉医”。[39]意欲仿效日本，一举消灭汉医。汪精卫是民国时期主张废止中医派人士的总后台，不但自己有大量贬斥中医、废止中医的言论，而且把持行政院百般阻挠“中医条例”的颁布。汪氏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其对中医的敌视态度，不能不说受到了日本对汉医政策及西方科学的影响。 褚民谊虽然没有留学日本，但同样具有西学背景，早年留学法国，后入史太堡医科大学。归国后先后但任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行政院秘书长等职。他极力主张废止中医，论点与汪精卫相同，也是汪精卫最亲密的同僚，其人是国民政府卫生政策的重要决策人。

余云岫被认为是民国时期废止中医派的领袖，他1905留日攻读物理，1908年改医学，1916年毕业于大阪医学院回国，曾任中央卫生委员，是最坚决的中医消灭论者。早在1914年留日期间，余云岫就作《灵素商兑》，并于1916年发表，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其后，又陆续发表《六气论》、《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等文章，极力主张医学革命，把中医视为我国近代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障碍。他钦羡明治维新废止汉医全盘西化，主张“倡科学之新医，而弃不根之旧医”。[40]高喊医学教育必须仿效日本，而后来所提《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中所列中医考试复训、禁止办校、禁止宣传中医等六条措施全系抄自日本。[41] 汪企张是余云岫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更是主张废止中医的急先锋。任上海公立医院院长，1925年发起上海医师公会并任书记。著有《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刍议》，鼓噪“用政治手段，仿照日本当时取缔汉方医办法”，将中医“拼绝消灭”。[42]1928年，国民政府召开全国教育会议，他即提出废止中医案，虽遭否决，但实际上成为次年全国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的先兆。

不难看出，日本废止汉医模式对中国留学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这些学生回国后，或成为政府高官显要，或成为西医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废止中医的主张一脉相承，具有同样的西化渊源。无疑，这是蕴育民国时期大规模中西医论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

[1] 周作人：《日本新旧医学的兴废》，《周作人人文类编》第四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8～553页。
[2] 黄遵宪：《日本国志》卷四，汇文书局光绪戊戌（1898）年刊刻，第2页。
[3] 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决定版，日新书院1947年版，第60～66页。
[4] 罗嵩翰：《日本近世医学教育之沿革》，《医育》1936年第1期。
[5] 董寿慈：《论欧化主义》，《寰球中国学生报》1907年3月第4期。
[6] 《论中国与日本欧化速率之比例》，《东方杂志》社说，1904年10月第10期。
[7] 康有为：《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22～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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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清廷大量派遣留学生东渡日本的其它原因，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游学》中说得清清楚楚：“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观察。一东文近于中国，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康有为在上《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中亦称：“日本道近而费省，广励东游，速成尤易。”光绪帝其后在谕军机大臣等人时也认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诚以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何患不事半功倍。……著即拟定章程，妥速具奏，一面咨催各该省迅即选定学生，开具衔名，陆续咨送；并咨询各部院，如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出具切实考语，一并咨送，均毋延缓。”以上均参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222～225页。
[9]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译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
[10] 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74页。
[11]鲁迅：《呐喊》自序，《鲁迅作品集·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页。
[12] 牛亚华《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中国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牛亚华认为，实际人数远不止163人，例如，据吕顺长统计，仅浙江省1897－1911年在日本学习西医的就在68人以上，而牛亚华统计的浙江籍为42人。参见吕顺长：《清末浙江与日本》，《中日文化研究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124页。
[13]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13页。有些学生尽管半途而废，但是在接受西医学的浸润以后，不免产生了欧化思想，回国以后也会通过自己的言论表达出来。鲁迅就是典型的例子。
[14] 马伯英等著：《中外医学交流文化史》，第457页。
[15] 同上，第457页。
[16] 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114页。
[17] 鲍鉴清：《悼念恩师汤尔和先生》，《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论文集》，1940年，第2卷。 [18] 同上。
[19] 伍连德：《上政府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之条陈》，《中西医学报》1914年第12期。
[20]《解剖规则施行细则》，《中西医学报》1915年第8期。
[21] 史志元：《中国解剖学状况及尸体解剖方法》，《医学评论》1931年第13卷。
[22] 朱内光：《余子维先生遗嘱解剖敬书数语》，《医事汇刊》1935年第7卷4期。
[23] 牛亚华：《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24] 同上。
[25] 汤尔和：《呈教育部请整顿医师予备开业实验由》，《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会报》1917年第1期。
[26] 牛亚华：《清末留日医学生及其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27] 严复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0页。
[28] 严复：《严复家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29]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十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47页。
[30] 同上，第49页。
[31] 同上，第50页。
[32] 1926年3月，因患血尿久治不愈，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做手术切除坏肾，结果被错误地割掉了好肾。此事引起了社会舆论对西医的攻击，北京好几家报纸都参与其中。面对这样的医疗事故，梁启超本人还是很宽容地为协和医院辩解，他在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对协和“带半辩解的性质”，要求舆论界常常对协和取奖进的态度，不可取摧毁的态度。他说：“科学呢，本来是无涯的。……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的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断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1929年6月2日北京《晨报》副刊）。另一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面对舆论界对西医的攻击也表现出不满，撰文加以讥讽：“自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芪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却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告诉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参见鲁迅：《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编》。
[33] 转引自邹振环《西医译著与近代中医界的反省》，《华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
[34] 转引自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第538页。
[35] 《吴汝纶全书尺牍一》，“答何豹臣”。
[36] 徐一士编著：《一士类稿》，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37] 吴汝纶（1840～1903）桐城派文学后期代表。同治进士，官至冀州知州。先后入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晚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临终前身患重病仍拒斥中医。参见徐一士：《吴汝纶论医》，《一士类稿》。
[38] 这些人物本来就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用西方科学评判中医，本身已形成了偏执的中医观，加之又亲眼目睹了日本消灭汉医的结局，进而形成了在中国废止中医发展西医的思想，这种对日本的刻意模仿，陷入了某种程度的盲从。的确，他们的思想在当时社会上也有一定的市场，甚至在许多人中形成了共识，即中国也可以尝试照搬日本全盘西化的模式，以摆脱积贫积弱的国势。在医学方面，只有效仿日本对待汉医的政策，消灭中医，才能在中国全面发展现代医学。 [39] 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40] 余云岫：《医学革命论》二集，上海社会医报馆1932年版，第282页。
[41] 余云岫作为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将在本章第三节作为个案重点阐发，这里不再赘述。 [42] 汪企张：《唤起习旧医的青年子弟听此午夜警钟第一声》，《二十年来中国医事刍议》，诊疗医报社1935年1月出版，第200页。

文章出处:「皖西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5-31 10: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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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遵宪与日本明治文化

作者:夏晓虹

1877年（明治十年）11月，黄遵宪以参赞身份，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到1882年（明治十五年）3 月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其间在日本居留四年余。就黄氏的个人经历而言，此前他虽得洋务派诸大员李鸿章、丁日昌等人赏识，却尚无一展怀抱的机会。第一次步入官场，即刻放洋，得以观摩域外，开拓心胸，在黄氏诚为幸事。且又当中国首次在日本设立外交机构，万事草创，筚路蓝缕，受何如璋举荐与信任的黄遵宪，自可在“参赞帷幄”（注：王韬：《日本杂事诗序》，《日本杂事诗》，（香港）天南遁窟活字版，1880年。）之时，尽显其政治才干。与日后辗转多国的经验相比，日本之旅无疑对黄氏一生影响最大。其生前刊行的唯一两部著作《日本杂事诗》与《日本国志》均锁定日本，而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又拟再派其赴日任大使（因变法失败未成行，黄氏也自此放废），黄氏正是以熟谙东瀛国情的外交家知名于世。因此，黄遵宪的政治生涯可谓与日本相始终；或者可以说，三十岁时的出使日本，奠定了黄氏平生事业与思想的基础。本文拟从诗文应酬、文化接受、外交公务三方面。展现在日期间黄遵宪的种种作为与体验，进而揭示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对这位维新派政治家的深刻启迪。

提倡风雅

明治十年代的日本社会虽已由规仿中国转向步趋西洋，但此时中日之间尚未直接发生重大战争，一千多年来形成的对中国文化的仰慕记忆犹新，因而，一般社会对中国官员与文人仍相当尊重。即如初抵日本神户的何如璋、黄遵宪等一行，便受到了包括华侨在内的日本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何如璋所述，“日人间有从西京、大阪百十里来观者”，“连夕沿岸张灯以千万计，东人每户皆悬画日旗，儿童奔走亦多手执小旗”（注：何如璋：《使东述略》，《早期日本游记五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日人对首次代表中国来到此方的使节具有好感。而研究汉学、写作汉文汉诗，更被日本文士视为高深的文化修养，即使在“新体诗”已然流行之际，仍有众多文人学者乐此不疲。黄遵宪等人的到来，更为其提供了亲炙教诲的机会，由此所得到的敬重也更加一等。

就中，与黄遵宪等使馆人员交往频繁的源辉声所言最为传神。源氏明治以前乃高崎藩主，明治后移居东京。他先后与西方人、中国人来往，不免心存比较之见：

庆应年间，余结交于西洋人，讲习其艺术，窥其所为，无事不穷其精妙者，大喜其学之穷物理，以能开人智。明治初，余解组挂冠占栖墨江，自是后，以无用于世，乃改辙，结交清人，相识日深，情谊月厚，而其交游之妙，胜于西洋人远矣。盖西洋人，神气颖敏，行事活泼，孜孜汲汲，覃思于百工器用制造也。至清国人，则不然，百官有司，庙谟之暇，皆以诗赋文章，行乐雅会，善养精神，故性不甚急也。（注：《芝山一笑后序》，《芝山一笑》，（东京）文升堂，1878年。）

因此，清使馆于1878年1月23 日在东京芝山月界僧院（今增上寺境内）设馆后，立刻有众多喜好汉文汉诗的日本文士前来拜访。如时任修史馆书记官的宫岛诚一郎第一次来馆时间为2月15日， 源辉声与黄遵宪会面虽在3月3日，但根据当日的笔谈内容，源已先和其他使馆人员相熟，并曾题匾相赠（注：前据佐藤保《黄遵宪と宫岛诚一郎》文所引松浦伶《胜海舟と南洲祭》（《世界》448号，1983年3月），后见郑子瑜、实藤惠秀编校：《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东京：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1968年，第1页。）。汉文家石川英更在当年8月便出版了一册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一众使馆官员的赠答集，内收诗79首、书1封，题名《芝山一笑》。即使清使馆在《朝野新闻》上刊登了公告，以星期五为会客日，仍有源辉声这样的熟朋友表示，不愿在“敝邦迂生争来，门无容车”之日造访，而请“俟别日而来也”（注：《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28页，谈话日期为1878年10月28日。）。

因德川时代实行锁国政策，海外交通基本断绝，极少有中国人士到达日本。崇仰汉学的日本文人，只好向偶然在长崎登岸被捕获的清朝人请教诗文：不可得时，来自朝鲜的使节也成为诸儒往复赠答请益的对象（注：参见木下周南：《明治诗话》，东京：文中堂，1943年，第 278页；清泽秀《芝山一笑序》（《芝山一笑》）。）。更有人利用商船航行中国之便，“曲托贾竖，邮呈诗文于中国士大夫，得其一语褒奖，乃夸示同人，荣于华衮”（注：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三十二《学术志一》，（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8年。）。在此情势下，传来清朝决定在日本设立使馆的消息，自然令人兴奋，“凡汉学家，皆企踵相望”（注：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日本杂事诗》）。这也使得黄遵宪等人的到来，被日本汉诗文研习者称为“前古所未有”的盛事，并以“躬逢其盛，为幸多矣”（注：前揭清泽秀文及义应《芝山一笑跋》。）而自豪。宫岛诚一郎说得更明白：

今邻交益亲，使节互相来往，乃能亲承诗教于清国诸儒。吾才固不逮古人，然窃自幸也。（注：《养浩堂诗集·例言六则》，《养浩堂诗集》，（东京）万世文库，1882年。）

络绎不绝前往清使馆的日人，于是尽多此辈，所谓“入境以来，执经者、问字者、乞诗者，户外屦满，肩趾相接，果人人得其意而去”（注：石川英：《日本杂事诗跋》。）。说此语的石川英便为个中人，其与知恩院僧彻定、天德寺僧义应初来使馆，正是“各袖诗往谒”（注：义应：《芝山一笑跋》。），而以得和诗为荣。这也使得黄遵宪在日本汉诗文作者交往时，往往以文化导师自居，颇具优越感。

明治十年代，东京汉学界中，诗社文会活动还相当频繁，黄遵宪等人因此常被邀出席。即使宴饮赏花，也是聚必有诗。黄氏虽因公务繁忙，与使馆其他人相比更多节制，但仍少不了应酬。现存黄遵宪《宫本鸭北以樱花盛开招饮长华园即席赋诗》，便是1878年4月4日，元老院议官宫本小一在其巢鸭别墅长华园设宴，招待清朝正、副二使及参赞黄遵宪时所作，日方作陪者则有著名学者重野安绎、中村正直及汉诗名家小野长愿等，各人均有诗作，使此席成为名副其实的诗筵（注：参见《明治诗话》第282 页及中村正直《敬宇诗集》卷三（东京：敬宇诗集刊行发行所，1926年）、小野长愿《湖山近稿续集》卷下（东京：游焉吟社刊本，1879年）。中村诗题为《宫本雅契邀宴何、张二大人，而余亦与焉，诗以纪喜》，小野诗题为《宫本君长华园集，邂逅清国钦差何、张两星使及黄参赞，座间赋呈》，并附录张斯桂副使次韵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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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日本汉诗文作者中又流行相互评点的风气，黄遵宪也经常受到此类邀约，其部分评语散见于各类汉文刊物及个人专集中。对来自中国人士的意见，日本汉学者极为重视。宫岛诚一郎刊印《养浩堂诗集》时，甚至将老师、同学、诸名家的“前后批评”一概抹去，“皆不录”，以其“格律不精，音节不谐”，而与中国文人学者的评点间有抵牾，保留集中的于是只有何如璋、黄遵宪、王韬等人的评鉴。而黄氏自视甚高，虽也出赞语，却比他人矜持。其评宫岛诗时，“不少假颜色，痛加校阅”，他人“或以为过刻”，宫岛反而心悦诚服，视黄为不可多得的“益友”（注：《养浩堂诗集·例言六则》、《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第284页及杨守敬与宫岛诚一郎笔谈稿， 后者见陈后捷《杨守敬と宫岛诚一郎の笔谈录》（《中国哲学研究》第12号，1998年3 月）。因杨言及黄遵宪“诗文多粗而无法”，宫岛答以：“黄君仆之益友。于两国交际之始，得此人，仆颇获大益，于其小疵不论也。”）。

应邀为日人的汉文著作题字、撰序跋，更是出使者所应有事。黄遵宪也不例外，国内难得一见的黄氏手迹，在日本倒往往影印行世。在日期间，他曾为宫岛诚一郎作《养浩堂诗集序》，为生田精作《巡回日记序》，为青山延寿作《皇朝金鉴序》，为藤井忠猷作《春秋大义序》，为长荧作《中学习字本序》、为石川英作《日本文章轨范序》，为城井国纲作《明治名家诗选序》，为浅田惟常作《牛渚漫录序》《仙桃集序》与《先哲医话跋》，并曾应松本丰多之请，为已经谢世的安井衡（息轩）遗稿作《读书余适序》。将在日本发表的初稿与家藏稿比较（注：见钱仲联辑：《人境庐诗草》，《文献》，第7辑，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不难发现，黄遵宪对撰写序文颇用心，字句每有更改，以其可发抒政见、表现史识、关涉评价，故出言谨慎。

相比而言，黄遵宪的吟诗便不乏逢场作戏的成分。即如《芝山一笑》所录的两首黄诗，其一为从未入集的《过答拜石川先生》，因系佚作，不妨抄出一读：

望衡对宇比邻居，相见常亲迹转疏。

今日芒鞵初过语，半帘花影一床书。

诗语也足证二人相交，是石川多来而黄氏少往。此诗乃随手写成，并非用心之作，故不存诗稿。另一诗《石川先生以张星使之误为僧也，来告予曰：近者友人皆呼我为假佛印，愿作一诗以解嘲。因戏成此篇，想阅之者，更当拍掌大笑也》，虽经斟酌修改后，收入《人境庐诗草》，日后梁启超批点该诗，仍以为“笔太滑”，“此等诗只合与东人游戏应酬”（注：《梁启超手书〈人境庐诗草〉批语》，《黄遵宪研究》，广东语文学会近代文学研究会、黄遵宪故居人境庐管理委员会编。），视为不必留存的游戏笔墨。日本文人中也未尝无知者，龟谷行作《芝山一笑引》，即以为此中“大率一时仓猝之作，未暇求其工致”。也正因此，《日本杂事诗》以外的黄遵宪在日诗稿起码经过两次删汰，1902年编定《人境庐诗草》十一卷时，钞本中的6题22首诗又被摈除。 若除去晚年家居时补作的9题35首诗篇， 黄氏本人以为值得流传世间的在日诗作（《日本杂事诗》除外，其并非私人化写作），不过只有12题19首（注：《人境庐集外诗辑》（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所录钞本未入定本各诗为：《宫本鸭北以樱花盛开招饮长华园即席赋诗》一首，《鹤田嫩姹先生今年八十，夫人亦七十，其子元缟官司法省，来乞诗上寿，赋此以祝》一首，《关义臣囗招饮座中作次沈梅士韵》一首，《浪华内田九成以所著〈名人书画款识〉，因其友税关副长原苇清风索题，杂为评论，作绝句十一首》，《大雪独游墨江酒楼，归得城井锦原游江岛诗，即步其韵》七首，《留别宫本鸭北》一首。剔除补作者，《人境庐诗草》中剩余的旅日诗作为：《石川鸿斋（英）偕僧来谒，张副使误谓为僧，鸿斋诗自辩，余赋此以解嘲》一首，《宫本鸭北以旧题长华园诗索和》一首，《陆军〈士〉官学校开校礼成赋呈有栖川炽仁亲王》一首，《庚辰四月，重野成斋（安绎）、岩谷六一（修）、日下部东作（鸣鹤）、蒲生絧斋（重章）、冈鹿门（千仞）诸君子约游后乐园，园即源光国旧藩邸，感而赋此》一首，《送神＠1户（玑）公使之燕京》一首，《大阪》一首，《游箱根》四首，《宫本鸭北索题晃山图即用卷中小野湖山诗韵》一首，《送秋月古香（种树）归隐日向故封即用其留别诗韵》一首，《徐晋斋观察（寿朋）、吴翰涛贰尹（广霈）随使美洲，道出日本，余饮之金寿楼，翰涛即席有诗，和韵以赠》一首，《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五首，《为佐野雪津（常民）题觚亭》一首。），这与他居日四年的生命旅程显然不相称。

之所以出现此等情况，固然与黄遵宪其时正致力于《日本国志》及《日本杂事诗》的写作有关，但同样不必讳言的是，黄氏在汉学领域的导师心态，也妨碍他平等地与日本友人切磋诗艺。从与黄遵宪1879年在东京订交的王韬略带夸张的描述中，可以想见黄氏身处的文化氛围：

既副皇华之选，日本人士耳其名，仰之如泰山北斗，执贽求见者户外屦满。而君为之提唱风雅，于所呈诗文，率悉心指其疵谬所在，每一篇出，群奉为金科玉律，此日本开国以来所未有也。日本文教之开已千有余年，而文章学问之盛，于今为烈。又得公度以振兴之，此千载一时也。（注：《日本杂事诗序》。）

文中连续使用“开国以来所未有”、“千载一时”这样形容度极高的词语，虽为旁观者言，却也透露了黄遵宪本人确实拥有的极大的满足感。抱此心理，黄氏与日人交换诗作，便只成为一种礼节，而很少精心结撰。这与他指点日本文士作品的持论颇高截然不同。一旦自觉权威地位已定，严责他人可显示自家才识，敷衍塞责的“游戏应酬”之作，也会得日友宝爱，黄遵宪的用心处因而多半在彼不在此。

参考新政

黄遵宪在日本的文化活动并非单向输出，实际上，从双方的交流中，黄氏获益更多。《日本国志》与《日本杂事诗》的成书，即为明证。二书在其心目中的重要性，于黄离日时所作与日本友人告别诗已吐露无遗。所谓“草完明治维新史，吟到中华以外天”（注：《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其三，钱仲联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四，第3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二语足以概括黄遵宪居日时期的著述成就。

[ 本帖最后由 杰亮 于 2009-6-5 00:29 编辑 ]

杰亮

照黄遵宪本人的说法，其开始写作《日本国志》是在来日两年后：“既居东二年，稍稍习其文，读其书，与其士大夫交游，遂发凡起例，创为《日本国志》一书。”虽“朝夕编辑”，到赴美就任时，仍是“甫创稿本”。在美公务繁忙，“无暇卒业”。直到1885年自美归国后，方能“闭门发箧，重事编纂”；又费时近两年，至1887年，才最终成书（注：《日本国志叙》，《日本国志》。）。1890年，《日本国志》在广州开始刊刻，正式见书却已是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注：《日本国志》广州富文斋刊本卷首有薛福成序，乃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三月撰于巴黎使馆，以此知刻成当在本年或稍后。）。此书虽以“国志”命名，却意在“药今病”，因而“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偏重于叙述“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情形，“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注：黄遵宪：《日本国志·凡例》，《日本国志》。）。而其迟迟面世，未能于甲午战前发生效应，又使得梁启超等维新志士深为惋惜，而“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悚，至今日也”（注：梁启超：《日本国志后序》，《日本国志》。）。《日本国志》也因此成为维新派进行戊戌变法以求强国的最重要的教科书。

相对而言，《日本杂事诗》的出版则是占据先机，流布甚广。此书本为《日本国志》的副产品，黄遵宪自言，其“拟草《日本国志》一书，网罗旧闻，参考新政，辄取其杂事，衍为小注，＠2之以诗，即今所行《杂事诗》是也”（注：《日本杂事诗自序》，《日本杂事诗广注》，（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该编1879的春完稿，当年孟冬，即由京师同文馆付刊。第二年，王韬据其自日本携回的稿本排印的活字版本也在香港发行，二者于南北两地相差不足二三月先后问世。此后，国内及日本屡有翻刻。1890年，黄遵宪在伦敦使馆对此作大加修改，诗篇数从154首增至200首。这个被称为“定稿”的本子，直到1898年春才在长沙刊印，而此本已为《日本杂事诗》的第九个版本（注：参见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后记》，《日本杂事诗广注》。）。

《日本杂事诗》初次成稿时，黄遵宪来日不过一年有半。无怪乎石川英会惊叹：“公度来日本未及二年，而三千年之史、八大洲之事详确如此，自非读书十行俱下，能如此乎？”（注：《日本杂事诗跋》。）此书写成时，《日本国志》的著作体例已大体确定，并有部分草稿，因此，诗注中屡见“别详《××志》”一类的说法。不过，也正因黄氏居留东京时日方浅，其对日本社会的体验远没有8 年后成书的《日本国志》成熟。这也是此书在初版本行世11年后，又作重大修订的根本原因。而探究其间的影响关系，则不能不涉及日本汉学家的态度。

应该承认，明治以后，日本的汉学受到洋学的极大冲击，汉学家也被视为守旧力量，不再享有昔日的崇高声望。与黄遵宪一同为《明治名家诗选》作序的川田刚，曾经这样说明汉诗作者与维新后的社会之间的反差：

废封建，罢世官，改正朔，易服色，自礼乐兵刑，以迄饮食居处日用什器之微，耳目所触，无物不新。盖神祖创业以还，二千五百余载，至明治别开一天地矣。而独所谓诗人者，犹祖三唐，宗两宋，其体则古风律绝，其句则五言七言，其声则平上去入，依然守旧，莫之或革。

汉诗精致的体裁、格律所拥有的独特魅力，足以使作者沉湎其中不能自拔，这也是对汉学家多偏于守旧的一个合理解释。《明治名家诗选》的编者城井国纲的老师村上刚，更明确表示了对以旧体诗写新事物的不满：“然近日作者投时好，如气球、电机、轮船铁路，争入题咏，奇巧日加，忠厚日亡。”（注：川田刚：《明治名家诗选序》，《明治名家诗选》，（东京）清樾书屋，1880年。）此种心态在汉学界中并不少见，因而，对变革日新的社会持保守甚至抵触的态度，也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

此外，与黄遵宪等人交往密切的日本汉学者，多半已退出官场，或所居为清闲之职。如源辉声、石川英均自称是在“解组”、“致仕”后与清人结交。前者并作出如下总结：“京畿之商贾，天下之人士，其求名趋利辈，宜交西洋人；高卧幽栖、诗酒自娱之人，宜交清国人也。”（注：《芝山一笑后序》。）而远离权力中心的边缘地位，也使其容易对当局热中推行的新政冷眼旁观或时加讥讽。

黄遵宪初到日本，即处于这批汉学家的包围中，对明治新政的看法，遂不自觉地受其影响。日后在伦敦追述“所作《日本国志》序论，往往与诗意相乖背”的缘故时，黄氏也自承：

余所交多旧学家，微言刺讥，咨嗟太息，充溢于吾耳。虽自守居国不非大夫之义，而新旧同异之见，时露于诗中。

难能可贵的是，黄遵宪不仅知过能改，对《日本杂事诗》“点窜增损，时有改正”，而且痛加忏悔，以警醒世人：

嗟夫！中国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今既闻之矣，既见之矣，犹复缘饰古义，足己自封，且疑且信；逮穷年累月，深稽博考，然后乃晓然于是非得失之宜，长短取舍之要，余滋愧矣！

正因为在日本“阅历日深，闻见日拓”，加以“游美洲，见欧人”，寻本探源，此时“颇悉穷变通久之理”的黄遵宪，对明治社会的认识自有不同：“乃信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卓然能自树立。”并进而肯定其“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

更重要的是，正是在日本期间，黄遵宪得出了中国必须学习日本、实行变法的结论。其晚年所作《己亥杂诗》有句云：“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自注特意揭出：

在日本时，与子峨（按：即何如璋）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注：《己亥杂诗》其四十七，《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九，第826页。）

黄本人的希望与所作的努力，自然指向“如日本之自强”。1894年底出使各国归来后，黄遵宪即致力于将其变法理念付诸实践。而《日本杂事诗》修改，集中反映了这一思想演进的轨迹，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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